（按：一直想写一写我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在没有金钱激励的情况下，总是懒得动笔，现在终于被我逮到了一个机会，呵呵。可以预料，许多读者会感觉我的看法新鲜而离奇，或许有些朋友又会嘲笑我热衷于标新立异和自创体系，其实，这不过是我运用普通法大师霍姆斯的思想所做的一个小练习题而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霍姆斯的书来看看。）

机场拾金案的法理辨析
辉格
2009年5月12日

近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深圳机场拾金案：清洁工梁丽在机场内拾获一箱价值数百万的黄金首饰，拿回家中，当日下午被接到报案的派出所上门索回，现正面临盗窃罪起诉。据报，此案在司法界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议，其案例价值被认为不亚于许霆案。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梁丽的拾金行为，究竟是属于重罪的盗窃，还是属于侵权的财产侵占，两者在诉讼程序和矫正手段上大相径庭，在量刑上更有天壤之别：前者由公诉人起诉，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后者由受害人自行决定是否告诉，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五年。

像如此高度争议的案件，恰恰给了法律界和公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探究和把握庞杂难解的法律规则背后所隐藏的一般原理。从根本上讲，法律的功能，在于为生活于社会的人们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人际环境；在此环境下，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未来所抱有的合理期待，不会被他人的行为所打破；同时，他们也可以相信：如果他们的行为打破了别人的合理期待，其后果会得到矫正，而自己还可能受到惩罚。因而，判定一项行为为非法的标准便是：行为人是否可以在事先合理的预期到，该行为将会打破他人的合理期待。

人的预期，和对此预期是否合理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况且，这样的判断发生在千变万化的现实情境中，这就很难用明确的条文来细致的规定各种情境下的各种预期是否合理；对此困难，普通法的做法是借助普通人的常识理性，由随机选取的当地居民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双方的预期是否合理；特别是当案件涉及一种全新的情境时，陪审团的作用便更加必要，它可以避免法官的个人偏见；而随着常识理性的不断重复运用，一些情境下的判断便逐渐被积累和总结下来，一般化为实体法规则；此时，法官的专业判断力和已有的实体法规则，作用便优于陪审团，在这里，法官实际上是在代表历次陪审团判定中所蕴涵的精神。

对当事双方合理预期的判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从完全合理到荒谬透顶之间，有许多中间状态；具体到财产侵犯，财物存放场所和物主的安全措施，都是构成对财产安全性之预期的决定因素：你把钱包放在大街上并贴上“此物属某某所有”，你的菜园不用篱笆围起来，你的家门从不上锁，这些都不同程度的降低了财产安全预期的合理性；而对于侵犯者，上述原理就意味着：侵犯后果越是显而易见、侵犯手段越是难以预料和防范，他的罪行就越重。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何街头扒窃是轻罪，而入室盗窃是重罪，为何使用作案工具和破坏性措施会加重罪行，为何家门是否上锁是盗窃罪量刑甚至定性的关键因素，为何撬保险柜和盗窃银行罪行格外严重。

梁丽案中，物主在人群混杂的公共场所，脱离对财物的控制长达十分钟，无疑大大降低了其安全预期之合理性，这是减轻梁丽罪责的关键因素；然而，另一些情节却对梁丽十分不利：她声称以为箱内是丢弃物，因而预期其捡拾行为不会构成侵犯，这一辩解不应得到支持，14公斤重的箱子足以合理的引起一探究竟的兴趣，而此后得知箱内为贵重物之后仍决定拿回家，也印证了其侵犯之故意；其次，梁丽身为机场清洁工这一点尤为不利，这使其侵犯行为更难防范：长时间的现场巡查和停留，使其有比过往旅客高得多的机会，来观察和利用旅客在财物保管上的疏忽，而其清洁工身份又使得捡拾行为不容易引起怀疑，这种以捡拾丢弃物为名的财产侵犯，其防范难度大大高过偶发性僭取，而按上面阐述的原理，防范难度越大，罪行越重。

综合下来，梁丽拾金的法律责任，似乎介于入室盗窃和偶发性窃取（俗称顺手牵羊）之间；遗憾的是，我国现有刑法对偷窃行为的罪名分类尚显粗糙，在量刑上又过度偏重案值，而对影响预期合理性的情节和手段考虑不足，也没有像普通法那样对偷窃（larceny）和盗窃（burglary）作明确的划分；这样，一旦梁丽被判定为盗窃，其巨大案值很可能使其面临无期徒刑的惩罚，而如此重刑，恐怕会极大的冲击公众的法律直觉和常识理性，对此，司法当局应慎重考虑和灵活处理。

大学排行须在竞争中进步
辉格
2009年5月8日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中国大学排行榜”制作人武书连两次接受成都理工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并收取咨询费的事件；此前，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负责人也声称，曾多次遭遇大学评级机构上门索取赞助；这些新闻引发了公众对各种民间大学排行可信度的讨论，有人甚至将其比作“又一个牙防组”；此事也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该部发言人近日明确表态：不支持、不赞成搞大学排行榜。

大学排行榜是一种信息商品，如同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酒店业星级评定机构一样，作为第三方质量鉴定者，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交易方提供信息，是市场发育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合并、升级、更名，学生和家长在面对如此众多名号个个响亮宏大、底细却个个陌生难辨的院校时，确实会茫然无措，除了少数几个顶级名校和本地学校之外，他们在选择大学和科系时，缺乏可用的信息。正是这种对信息的饥渴，成就了武书连这个起初少有人看好、评价方法也乏善可陈的排行榜，它声名鹊起的时间，恰好与扩招相吻合。

排行榜这种信息商品，其主要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次要消费者是雇主和大学赞助者，大学不是它的消费者；所以，直觉上，排行榜的制作者应该向学生和家长而不是大学收费；然而，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问题，直觉上最顺当的模式商业上未必可行；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常常能发展出一些超乎个人想象力的商业模式，来实现潜在的交易机会，其中之一便是由卖方付费、买方消费、而同时又能维持足够公信力的质量评级机制；典型案例是酒店业的星级评定，它是一些酒店自发成立的质量自律组织，会员缴纳的年费支撑了评级成本，而产出的信息产品——星级，满足了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这一模式尽管也有不少诟病，但大致上运行良好。

那么大学排行适用哪一种商业模式呢？这取决于该市场交易费用的结构和分布，从发达市场的经验看，可行的模式有两种：把评级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在媒体上搭售，和/或利用评级所积累的数据库向学生家长提供收费咨询服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NWR）的大学评级服务，同时运用了两种盈利手段，而《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则依靠第一种手段。从公开的信息看，武氏排行榜是通过向媒体供稿（包括搜狐教育频道）和面向学生销售大学选报指南来获得收益，看来他走的是类似USNWR的路子，这样的话，向大学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明智的，容易混淆消费者对他的形象认知。

武氏排行榜的水准是令人失望的，尽管武书连清楚的知道他的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但这一认知却完全没有贯彻到其评级指标体系的设计当中，他的评价依据主要来自几大论文索引，和教育部门对专业、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内部评比。然而我们知道，家长花钱和学生苦读的目的，是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和报酬；从这一需求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毕业生受雇主欢迎的程度、薪酬和收入水平、在各行业占据高级职位或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数，等等，然而在武氏评级体系中，我们连这些东西的影子也看不到。

不过，大学评价的低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独立评级机构的出现还只有十几年，连续发布排行榜的时间更不足十年，其质量提升有待更多新机构的参与，和更内行的专业人士的加入；鉴于武氏排行榜也能获得如此影响力，证明了消费者信息需求之旺盛，表明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武氏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2003年，中国校友会网也开始进入大学评级市场，相信今后会出现更多更专业的评级机构，而充分的竞争将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机会，也将推动评级产品的质量提升。

（按：这篇我原本是打算被毙的，能基本完整的被发表，还须感谢编辑）

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辉格
2008年5月28日

1. 灾难的社会心理学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稳定的认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可以相信售货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一切。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现代的科学与教育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中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和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我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领域。

2. 灾后的秩序重建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讯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主要负责人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赖时，他们对于这些依赖对象的信赖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的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很明显，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的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而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见到，本地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和乡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的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3. 自下而上，还是金字塔？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制度，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先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而我们自己，也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进展。

4. 自我组织和地方性权威

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时僵化的土地承租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

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常会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以组织起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以组织起员工，牧师方丈可以组织起教众，医生可以组织起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以组织起自我救援队，另外像足球队、学生会、老年协会等此时都可发挥组织作用。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试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的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就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后发现，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很多变成商人，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者留洋或者进了报馆，民团乡勇投奔了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了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了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乡村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的自发组织连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的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的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府也应就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职能与这些组织展开沟通和协调。

政治家应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这次绵竹县上百遇难学生家长因质疑建筑质量而集体前往德阳市政府要求调查处理，如果当时他们能从身边找出可信赖的权威人物，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就不必采取大规模集体行动了，而集体行动会让事情的处理过程变得更复杂更不理性，也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5. 发展形势和前景展望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野营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起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同时，公民成熟理性的表现也将消除立法当局和政策制订者的疑虑，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所有这些，都会为未来公民自治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一前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迅速发展中的社会将注定面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也更有信心去面对大自然的下一次挑战。

（按：当初的逼捐者，不知今天怎么想？）

逼捐毒化慈善环境
辉格
2008年5月20日

眼下，正当善良民众踊跃捐款出力之际，出现了一个令人寒心的现象，一些身居言论渠道因而对舆论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拿着先行做出捐款的企业家名单和捐款数额，去百般催逼其他企业家，要求他们做出同等比例的捐款，他们计算着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额、高管年薪等等指标，算计着每个企业应该捐多少，然后用这指标去评价每个企业家有没有、有多少良心。这种催逼逐渐升级直至发展为一场充斥了谩骂和攻击的网上群众运动，更荒唐的是，这些被催逼的企业家实际上早已做出了数额不小的捐款，有些还制订并实施了自己的救援计划。

逼捐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对慈善业非常有害，会毒化慈善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文化和舆论环境。逼捐者用以支持其行为的理由是可以逼出更多的捐款，事实上帮助了受助者，但牺牲整个慈善发展环境去换取一时的捐款增加，无异于杀鸡取卵。激励人们行善的最重要动力，来自于善行抚平行善者对他人痛苦的恻隐之心后带来的欣慰感和旁人对其善行的赞誉所带来的荣誉感，而逼捐将从四个方面同时打击这两个慈善的心理基础。

首先，对于被逼者，逼迫之下的捐赠带不来丝毫欣慰，更谈不上荣誉，只有尴尬、委屈和反感。原本，他可能只是选择不参与这次慈善活动，或者选择低调的、私下的、难以为公众所见的方式来参与，甚至他只是还没想好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或者还没准备好可以用来宣布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他没有慈善精神，更不能证明他不会在过去和将来积极参与慈善。然而逼捐却很可能真的让他对慈善活动心灰意冷，未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回避。

其次，对于被逼捐者用作榜样的先行捐赠者，逼捐将把他们置于不义之地。本来，这些善人的巨额捐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荣誉感，或许他们会希望自己的行动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极少会有以此向旁人施压的意图。当巴菲特做出370亿美元巨额捐赠的壮举时，绝没有施压旁人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想捐款，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自己体验，很多人在体验之后会改变想法，对于慈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试想，如果一群记者拿着巴菲特的捐款声明去向拉里·佩奇逼捐，巴菲特会作何感想？如果这种逼捐成了气候并且屡屡得手，巴菲特们还会不会再如此慷慨出手？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慷慨沦为逼捐者的筹码？我想会的。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巴菲特即使不完全停止捐赠也会转入地下，慈善业将失去一批最伟大的榜样。

第三，一旦逼捐的氛围形成，任何人捐出善款时，旁人都无从判别，他究竟是出于慈悲还是仅仅屈服于舆论压力？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直接受逼，捐款人将再也得不到他应得的自豪和荣誉。如此，整个慈善业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便不复存在，其对慈善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最后，逼捐也将把受助者置于不义之地。慈善受助者不是乞丐，他们中多数不愿被当成乞丐对待，如果他们知道大量善款都是逼捐逼来的，他们接受善款时将作何感想？这种感受之下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捐助？接受了之后心理会不会留下阴影？慈善活动一旦沦入这种气氛中，慈悲、怜悯、温情、感恩这些本应充满这一活动的美好情感将被置于何地？我很怀疑它们将荡然无存。

慈善业在我国仅只初具雏形，还时常遭受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够、核查机制不健全等等缺陷的困扰，现在它又要面临逼捐风潮的打击，实在前景堪忧。逼捐者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那些希望慈善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善良人们，理应发出他们的声音，去谴责这种对慈善业釜底抽薪的恶劣行为。

（按：我对地震预测可能性的低评价，并不暗示：1）没有人会正确预测地震；2）这种预测是缺乏事实和论证的胡猜；我仅仅认为：这种预测的可信度尚不足以突破预警和动员所需达到的政治阈值）

地震预警机制有待探索
辉格
2008年5月18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些人抱怨地震局没有作出预警，一些传闻也声称震前曾有多种前兆。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对地震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报。历史上唯一一次得到公认的成功预报是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但那次成功是因为大震前25小时起当地发生了一连串频次渐增的3级小震，从而引起警觉。这只能算是侥幸。实际上，目前的地震监测网只是情报和研究机构，而非预警机构，不应对其过多苛求。

地震之所以难以预测，是因为地震研究所依据的现代地球科学还非常年轻，尽管发展很快，但远未成熟。虽然魏格纳早在1915年就发表了他的大陆漂移说，但由于缺乏动力学基础，遭到普遍冷遇和嘲笑。直到1960年代地磁研究引发地学革命，大陆漂移说在新的地幔运动和板块构造理论基础上被重建，1972年国际科学联合会“上地幔计划”（UMP）的研究报告发表，现代地学才最终得以确立。此后数十年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为人们揭示了许多地球构造和运动原理，但远非完整，还有大量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和气候研究一样，地震研究所需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极为庞大，其所需的高性能计算能力直到最近几年才勉强开始具备。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近年刚启动的大规模研究计划——地震灾害计划（EHP）仍然只能谦逊的将重点放在提高认识、及时反应、准确评估等目标上，提高预测能力还只是次级目标，即便如此，该计划也只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地震多发带。

那么，对于地震预测，我们是不是完全无事可做呢？如果把预警理解为在震与不震之间做出确然的二值判断，并以此为据公告社会和启动应急机制，那么，以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我们的确无事可做。事实上，虽然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地震监测网，但除了海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因为有较长的延迟）之外，各国极少根据地震预测启动应急机制。原因是，虽然有些预测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但在统计上，这些预测的可信度都不高，远没有高到足以说服行政当局愿意承受可能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任何这样的预测都不可能通过多层次行政程序的过滤而转变为决策。

但是，预测不必是确然的二值判断，也可以是对概率分布的盖然判断，即针对各种可能结果分别给出一个发生概率。在经济走势、商品行情、选举等确定性低、预测难度大的领域，盖然性预测越来越流行，几乎已成范例。USGS正是这么做的，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实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

无疑，USGS的预测并不十分可信，但这已经是当前知识水平下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了，何不与民众分享呢？盖然性预测的好处是，因为预测信息是实时连续发布的，民众不会被一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减少了发生恐慌和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其次，如何行动的决策由民众自己做出，降低了预测不准所带来的公众不满和政治风险。

随着地学研究的进展和技术手段的提高，相信未来对地震的理解和预测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地震预测虽然困难，但只要抱持谦逊和审慎的态度，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USGS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值得我国相关机构借鉴，在未来探索出适合我国条件的地震预警机制。

（按：如所料，此文完全无用，当然，我知道，我的所有建议性文字都是对着一个稻草人在说话，所谓稻草人，只是语法上的听众，并非我预期中的听众，这一点，还请读者明察，从许多朋友在这里留下的评论来看，对此都有所误解。）

让权利战胜匮乏
辉格
2008年5月16日

四川震灾的搜救工作渐近尾声，逝者已去，生者还需继续生活，该是考虑灾后救济和重建的时候了。在地处深山、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核心灾区，道路阻滞，电力通讯中断，生产停顿，定居格局被打乱，要对数千万受灾人口实施救济，将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或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和民间的精心组织且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将生活和重建物资收集并运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分发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但是，你是否意识到，这样一项有组织的活动，是多么困难。即使在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军队里，千万人规模的后勤补给也是个巨大难题，何况是针对失去家园、缺乏组织、四处流动的灾民。

我们生活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相比古人如此优裕的生活水平，全赖于分工和市场交换，是价格信号指引着不同人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交换送达每个人手中，满足我们的每日之需，即使在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日常必需品也是通过供销网络和零售商店分发，而不是由配送员每日送到各家各户。一旦失去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市场的交换网络，生活将变得极度匮乏和窘迫，也难以维持如今这庞大的人口。

那么，灾难是否会改变这一切？有组织的救济活动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其在灾后救援中的价值和必要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仅仅依靠救援组织是否能满足所有灾民的需要？恐怕没有可能，组织化救济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已被历史证明了注定无法解决庞大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详细研究了几乎所有现代大饥荒，他发现，在灾难导致饥荒和大量人口病饿而死的地区，实际上很少缺乏生活资料，在1740年代的爱尔兰、1906年的湖南和1974年的孟加拉，看似荒谬但千真万确的是，就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还有大量粮食从灾区出口到外地，而且类似情况在历次饥荒中并不少见。发生如此荒谬情况的原因，用森的话说就是“交换权利失败”，这导致了灾民对物资的渴求没有转变成有效的市场需求。

所谓交换权利失败有两种，一种是交换的权利被法律管制压制了，出于良好的愿望，政府常常会在灾区实行紧急价格管制和流通管制，打击乘机抬高物价的投机商，其结果要么让投机商把本来准备运进灾区的物资留在区外，要么让当地商人把物资囤积起来，两者无疑都会加剧短缺。

第二种是灾民根本没有可用于交换的财产权利，发生饥荒的灾区通常有大量穷人，灾后高涨的物价会迅速耗尽他们的现金，如果他们没有可资抵押的财产，就无法借到现金，他们的饥饿就会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转变为有效需求，此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救济品送到他们手里，就会饿死人，即使在他附近就有不少粮食存在仓库里。当然，近几十年来，和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很少了，但灾后生活和重建所需其他物资的匮乏仍很普遍，医药、清洁饮用水、被服、建筑材料，这些必需品的短缺同样会加重灾难。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灾民会穷到一无所有？现金耗尽后，他们至少还有住房，即使地震毁掉了房屋，农民还有土地，还有耕牛。是的，问题就在这里，在发生饥荒的地方，农民虽然居住着房子，耕种着土地，但他们的这些权利往往是不完整的，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缺少转让和抵押权，用德·索托的话说，这些晦暗不明的权利没有确立为可流通的现代产权，因此就无法体现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农民也因而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最大一项财富和信用支撑，而这种信用资源在灾难时期尤其显得宝贵，是救命之物。

落实土地权利，原本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农民境遇的上选之策，而眼下，理应成为保障灾区救援和重建的当务之急。政府应当机立断，紧急立法将灾区宅基地明确为个人所有，将土地承包权延长至一百年甚至更长，并赋予其转让和抵押等各种处置权利，同时可辅以现金派发，如此，灾民将可立即获得充足的信用资源和购买力，其余一切可交由市场处理。一旦灾民有了购买力，商人会争先恐后向那里送去急需的物资。

（按：所幸，事后看来，此文纯属多余。）

灾区物价切莫管制
辉格
2008年5月15日

当前，汶川震灾的救援正进入高潮，在搜救和治疗的高峰过后，灾区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将是物资短缺。警惕的人们已经开始提醒我们：黑心商人是否又要乘机发国难财，利用短缺抬高物价大捞一票？就在去年冬天的那场冰雪灾难中，被封堵在路上的人们曾负担了10元一个的鸡蛋和50元一碗的方便面。于是在前天，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灾区价格监管，……要坚决打击趁灾害之机，哄抬盒饭、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必需品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

在灾区特殊时期施行价格管制，看上去天经地义，可惜，这是个古老的错误。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之前两百多年，冯梦龙就洞察了其中的道理，他写道：

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冯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智囊·卷八经务·赵抃》）

无论为一份盒饭摘下钻戒者多么不情愿，无论索要这钻戒者看上去多么贪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份盒饭在那一刻救了买家的命，而这位卖家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点，把这份救命的盒饭送到了最需要它的人手里。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高尚的志愿救助者没有差别，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高尚到放弃对此索要金钱报酬。志愿者从自己良心的安宁，从旁人赞誉的目光，或者从他的上帝的注视中，得到了他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报偿，而我们这位不够高尚的卖家，或许是冰封道路侧旁的某个村民，则宁愿选择金钱作为酬报，是否因此就该惩罚他？

价格是指引人们行动的信号，当灾难造成匮乏，如果无偿捐助不足，就该听任高价格信号去指引趋利而动的人们向灾区送去急需的物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价刺激之下，商人们常常以惊人的想象力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此时施行价格管制，无异于向他们宣布：你可以去帮助受困者，但别指望拿到一文钱，或许还会因此受到惩罚。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相信人类的慈善之心，无偿捐助将是足够的，果真如此——我也希望如此——，那些指望赚取暴利的投机商就会赔个血本无归，因为当他们费尽心思把货物运到灾区后，将发现他们竞争者的供货价格是零，灾民自然不会傻到弃免费救助品不取而买他们的高价货。如此，何须劳驾发改委操心去管制物价打击奸商？

相反，如果无偿捐助不足，那么商业供应就是必须的，其缺乏可能是致命的，而商业供应只有在得到足够激励时才会发生，不够高尚的卖家不会因为价格管制的施行就变得高尚起来。无论如何，商业供应不会排挤和减少无偿捐助，因为它在价格上毫无优势，相反，商业供应会被无偿捐助所排挤。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商业供应而担心，它只是在弥补无偿捐助的不足。生命无价，何不多留一条救人之路？仅仅因为这条路上将要铺撒一些臭钱？更何况它与其他道路丝毫不冲突。

实际上，对于投机奸商，旁观者往往比当事人更加义愤填膺，可以理解，在满怀慈悲之心的善良人们眼中，奸商的铜臭玷污了灾难救助这一高尚的事业，在审美上，这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斗胆劝一句，在动手扼杀投机奸商之前，想一想是否会因此而扼杀了大批灾民的生路？当自然正在无情地蹂躏着生灵之际，在人类的慈善足以挽救每一条生命之前，可否暂且放下你的审美偏好，让庸俗和贪利者也参加到这场救人的奔走之中？

多点执业将改善医生激励机制
辉格
2009年5月6日

上月初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到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发言人作出了解释和确认：“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注册两个及以上的执业地点，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而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意见则更加具体：“鼓励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办社区私人诊所”。1999年起施行的《执业医师法》对医生执业地点的限制，有望得以解除。

对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的开放和鼓励，将有助于释放出被束缚在现有卫生行政体系和人事制度中的医生资源，通过市场流动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它将改善医生的激励机制，让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医疗事业；同时，理顺激励机制也有助于消除制度性的医患矛盾，走出长期困扰医生和病人的道德窘境；在宏观上，它也将引导医疗资源向全科化和社区化的基层医疗机构流动，改变目前过度倾向专科化和大医院的资源配置结构。

激励一位医生从事医疗的因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首先，他需要建立消费者（病患和潜在病患）对其医术和服务质量的信任，然后，他需要借助某个平台，让消费者找到他，把信任转变为实际的医疗服务，并获取收益。一位医生建立自己的职业声誉、从而获得消费者信任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知名医学院的学位证书；优秀的学术成果；良好的同行评价；在大医院的任职和职称级别；长期临床经验；治愈疾病的记录；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的报道；同类病人中的口碑；所服务社区内的口碑等等。这些，也正是病患得以评估医生可靠性的直接或间接途径。

对于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来说，建立职业声誉的侧重点和途径十分不同：由于专科医生专注于某一类疾病或治疗环节，他们更容易获得学术成果，有更多机会获得同行好评，更可能凭借这些成果和好评而提升职称，也更可能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媒体报道和好口碑；相比之下，全科医生则更依赖长期执业经验、日常的细微周到服务和社区内熟人之间的口碑。

上述差别是重要的，从中不难看出，一位每天在大医院里面对大量陌生病人的医生，是很难有机会建立起全科医生所需要的那种职业声誉的；全科医生的个人声誉，只能在社区小医院或独立诊所中，在针对小范围人群的长期连续服务中，才有条件建立；所以，当私人诊所和独立开业受到限制时，医生们只能转向另一个方向谋求发展：要么在某个专科方向上混出点名堂，要么在某个知名大医院占个好位置。而对于病人，如果不能从长期接触和熟人口碑中判断医生水准，便只能借助医院规模、知名度和职称高低等表面信息来做判断了。正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医疗资源被不断引导着向少数知名大医院集中，向高端技术、贵重设备和专科化方向倾斜。

由于缺乏大量的社区诊所和可信赖的全科医生，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时，更看重医院而非医生个人的信誉，加上医生缺乏流动性，于是，同一家医院里不同医生之间的医术和服务质量差异，无法充分体现为报酬差异，这就弱化了对医生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激励。这一状况，因医疗服务的价格限制而更为严重：挂号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收取红包又被禁止，医生为差异化服务而获取额外报酬的唯一途径是大处方。然而这一途径对医患双方都是代价高昂的：医生由此获取的每一块收入，都要让病人付出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而医生们则为此而广受诟病，背负道德包袱。

这一道德困境根源，并非中国医生生来贪婪无良，它是不合理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医生有权为他们的专业服务谋取报酬，而病人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医生将有更多获取报酬的机会，而病人也将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将有动机抛弃大处方。医疗事业的核心资源，无疑是医生，因而，让医生获得更多主动性，让报酬更直接顺利的流向医生，将是充分实现该核心资源之价值的不二法门，而现有医生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也将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于医疗事业；只有当医生得到合理报酬，得到尊重，不再身陷道德泥潭，病人才能得到好的服务。

亲子鉴定的经济含义
辉格
2009年4月27日

最近，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基因法，新法加大了对私人基因测试的限制，大范围排除了其在民事关系中的应用，并对违规测试规定了高额罚款；这其中包括了对亲子鉴定的限制，按新规定，亲子鉴定须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并且，性关系历史不明朗不再被接受为做鉴定的正当理由。新法的出台（还需等待参院批准），确认了三年多前德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也与该国司法部近年来所遵循的原则相一致。尽管德国政坛对此事少有分歧，但法案在民间还是引发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损害了父亲们对亲子关系的知情权。

双方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基于基因测试的亲子鉴定的技术可靠性，将打破数万年来维持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的信息模糊态势，将进一步动摇欧洲福利国家本已摇摇欲坠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所赖以苟延残喘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在可靠鉴定技术已经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继续禁止男性利用它，恐怕也难以说服他们继续留在婚姻关系中；欧洲的婚姻家庭，看来将无可避免的土崩瓦解。

物种的婚配模式，取决于子代抚养成本和两性在其中的投资策略，从鱼类的大量产卵，到鸟类少量但巨大的蛋，从有袋类的育儿袋，到有胎盘哺乳类漫长的孕期和哺乳期，雌性对每个子女的投资越来越大；在加大单位投资和强化少生精养策略方面，人类显然走得最远：由于人类把发展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认知和思维能力而不是体能和专用器官上，他们把哺乳期结束到性成熟之间的幼年期延长到了十几年。这种巨额投资加剧了男性对女性有限生育资源的争夺，同时也迫使女性吸引男性来保护投资和共同负担高昂的抚养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女性必须让男性相信他们所保护和投资的对象是自己的后代。

同时，女性在投资安全性和回报最大化方面，还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当配偶被其他男性取代时，要确保新丈夫不会遗弃甚至杀死前夫的孩子——这在稳定配偶模式中是很普遍的；其次，如果出现为后代获取比丈夫更好基因的低风险机会，不要错过。上述因素都意味着，亲子关系的有限信息模糊，将最好的保护女性的投资策略：它一方面让丈夫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在抚养自己的孩子，同时也让丈夫的竞争者们不会轻易遗弃甚至杀害孩子。

雌性在制造信息模糊上有天然的优势，而人类女性通过隐藏排卵期、弱化孕期生理特征、用永久化乳房来混淆哺乳期与非哺乳期等多种手段，大大强化了这种优势。该策略的极端运用，出现在一些资源条件极端恶劣的社会（比如北极爱斯基摩人中）所一度流行的一妻多夫模式中，在那些恶劣条件下，吸引一个丈夫常常不足以成功抚养孩子，而刻意制造的亲子关系不确定性可以让女性说服多位男性共同投资。模糊策略是成功的，自从基因检测技术出现以来，大量遗传学研究发现，非婚生子的比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在各种社会中，其百分比都是两位数。

从上世纪起，特别是在西欧，基于上述抚养策略和两性投资策略的婚姻关系，受到了现代福利制度和义务教育制的冲击；男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安全保护、生活资料和子女教育上，而福利政策让政府越来越多的取代了丈夫和父亲的作用，女性越来越不需要吸引和说服男性来共同承担抚养负担，于是，她们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好基因的那一条便逐渐占据主导；在西欧，今天的单身母亲们无须再为孩子的奶粉钱、学费、医疗而操心，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政府包办一切，甚至毕业之后没有工作也不怕，靠失业补贴足以生存。

同时，对男性来说，由于女性的策略转向，在婚姻市场的诸多择偶条件中，经济实力和家庭投资意愿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优良基因——表现为健康和性吸引力——的地位大大提升，于是追求丰厚稳定收入和事业成功的动力下降了，而把自己扮得更酷的激励加强了（尽管有时候事业成就也可以让你更酷，但这一点不再那么确定）；所有这些，改变了数千年来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最终导致了六十年代横扫整个西方的性解放运动，性革命最初由西欧女权主义者发动，随后战火烧到美国；然而，由于美国福利制度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西欧，传统婚姻家庭的经济基础仍然坚实，所以革命高潮一过，保守主义迅速回归；相反在西欧，性解放已水到渠成，大局早已底定，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女权主义的任何努力了，公众对这一话题也失去了兴趣。

基因技术的发展，让依靠信息模糊而得以残存的欧洲婚姻制度，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允许亲子鉴定，信息模糊便不复存在，家庭要瓦解，如果不允许，不服气的男性就可能进一步逃离婚姻和家庭，无论如何，恐怕都难以挽回婚姻和家庭在欧洲的没落命运。

透视沃尔玛“黑名单”
辉格
2009年4月23日

最近，沃尔玛中国区开始实施大规模结构调整，据报道，每家门店将分流数十位经理和主管级的中高层雇员，总数过千的被分流雇员将面临降职减薪、转入未来新店的不确定岗位、主动离职等几种选择。分流计划引起了雇员们强烈反弹，并引来了政府劳动部门和总工会的关注与介入；据传闻，一些反应过激的被分流雇员，还得到了可能被列入同业黑名单的警告，这一传闻引发了大片质疑之声，许多人对沃尔玛用这种手段对付雇员感到震惊和愤怒。

外界对黑名单传闻作出的反应，似乎过于强烈了；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雇员的所谓“过激行为”具体是什么，也不能确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黑名单，但如果企业借助某些信息工具来评估其中高层员工的雇佣风险，那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情况，不必对此感到惊讶；黑名单只是这些信息工具中简单而粗糙的一种，尽管听上去难听，但黑名单其实在各种工具中是相对温和而开放的——它意味着：除了这几个，其他都可以考虑；相比之下，最极端而保守的工具是白名单：除了这几个，其他都不予考虑；显然，白名单是不会引起公众抗议的，这是社会心理和公共关系的奇妙之处，值得引起企业公关主管们的深思。

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合作互惠的，数学上叫正和博弈；研究表明，在单次博弈中，双方的最佳策略都是背叛，因而无法达成合作互惠，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而在长期重复博弈中，最佳策略是被称作tit-for-tat的策略，即：第一次相遇时合作，此后再相遇时仿照对方的上一次行动；tit-for-tat策略可以帮助有合作诚意的人们通过合作达成互惠，同时免遭恶意者的欺骗。然而，这一策略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参与者能认出对方，并了解和记住对方的博弈历史；在人潮汹涌的大社会中，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大量产品设计、交易安排、合约设计、管理模式和商业制度，都是围绕着如何标识自己和如何识别对方这两个信息问题而展开的。

在雇主-雇员博弈关系中，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通常雇员在信息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首先，雇主的数量比雇员数量小好几个数量级，因而雇员更容易了解雇主的雇佣历史、劳资关系和企业文化，对于知名大企业尤其如此；其次，多数企业的存在时间比雇员的就业历史长，可以让雇员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它；第三，每一次劳资纠纷，企业的形象总是暴露在舆论的聚光灯之下，而雇员（除了少数高管或进入诉讼庭审的案例之外）往往以匿名的方式出现，因而雇员的雇主关系史很难被跟踪。另外，一些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会随时跟踪各大公司的薪资结构、员工福利和对雇员的友好程度，会定期评选最佳雇主，这些为雇员了解雇主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面对不利的信息地位，雇主们发展出了各种手段来规避雇佣风险：他们要求求职者提供详尽的履历，并为履历的各阶段提供证明人，招聘主管会打电话给证明人和前雇主，旁敲侧击的设法弄清楚他的经历和行事风格；这些还只是针对普通职位的常规工具，对于风险敏感的重要职位，雇主会借助猎头提供的信息和风险保障，由于猎头会长期跟踪一些高级人才，他们在提供完整连贯的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职业声誉，他们也会尽量避开那些高风险人物；由此不难想象，同行雇主之间共享雇员信息，是上述努力的自然延伸，尽管他们在生意场上是死对头，在规避雇佣风险上，却又着共同利益。

长期跟踪一个人的交往史，掌握他的全部底细，这是代价十分高昂的工作，而对于某些十分敏感的岗位，这又是必须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许多行业都会把某些重要职位的候选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以便节省信息成本；结果是，在职场上，会发展出一个个高度封闭的小圈子，雇主们心甘情愿的为这些圈内人付出数倍于圈外人的高薪；这种薪资差异的程度，常常难以用行业经验、知识结构、工作能力等生产力因素来解释，你的幸运似乎仅仅是通过某种偶然机遇进入了这个圈子；而获得和维持这一优越条件的代价是：你必须接受小圈子里同僚们时时刻刻的目光注视、交头接耳和评头论足，即使你不喜欢，也必须融入到这个小圈子所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氛围和对职业操守的莫名其妙的、不成文的“陈规陋习”，而一旦你在45岁时被排挤出了这个圈子，你将发现自己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这一切，都是信息成本和风险溢价在搞鬼。

大型超市的主管、经理、店长，虽然不如高管那样重要而敏感，人数也比高管多得多，但对于雇主来说，仍然是高风险岗位：即他们的非善意行为可能带来的损失远远高于其工资，因而，他们的工资中应该也包含了不小的风险溢价；所以，对于已经在沃尔玛工作多年、如今面临降职减薪或换岗的雇员，离职或跳槽并非最优选择，他们的已有履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留在圈内并等待未来的发展机会，是更好的选择。

（按：尽管我使足了劲夸这项改革，但我很怀疑它是否真能实现，折扣将会很大，能折掉七八分、剩下两三分，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网络电子读物在中国的繁荣和巨大影响力，要归功于宣宣对纸质出版物的管制，他们仍在将读者和作者继续推向他们难以控制的空间，其愚蠢是不可救药的。）

出版业有望迎来转机
辉格
2009年4月21日

本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日前，该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具体阐述了此项改革的宗旨和内容，除了推进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出版市场的开放和主体多元化，他还表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解决民营机构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让他们不再依靠买卖书号生存”；据他透露，中央各部门所属的148家出版社将在两年内完成企业化改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出版业即将迎来一轮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市场化改革，它有望为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出版业带来转机。

过去二十年中，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许多行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出版业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曾经释放了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文化和精神饥渴，一度带来出版业爆发式增长，但自那以后，出版业长期徘徊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所退步；从图书印刷量看，在1986年达到66.7亿册的高峰后，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出版业的这种长期停滞，与同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都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性障碍。

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爱读书，是因为商品社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物欲横流、对精神产品失去兴趣的结果；看看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拥有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也常常被贬责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但美国人在买书上的花销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不仅书价很高，阅读率和人均购书量也名列前茅。也有人说，影视业的繁荣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吸引人们从书刊转向了影音产品、网络媒体和电子读物；这种说法同样缺乏证据，首先，中国的影视业并不发达，影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皆与英美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网络和新媒体对报纸杂志等时效较强而篇幅较短的出版物，的确造成很大冲击，但对图书出版则没有负面影响。

相反，网络和新媒体很可能还从正面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博客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激励和锻炼了许多原本不会成为职业作家的写手，而网上免费的电子文本常常会吸引读者去购买纸版书；同时，亚马逊、当当等电子商务网站大大方便了读者选购图书，也为出版商扩大销量和降低营销成本提供了极大帮助。国际大出版商的业绩也证明了网络对图书销售并没有损害，从05年到08年，企鹅集团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盈利增长，而且这还是在纸价高速上涨的条件下做到的。

因此，将图书出版业的停滞归咎于如今的中国人不爱读书或不爱读纸书，是错误的判断，停滞的原因还要从出版业本身去寻找。在我看来，出版业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特别是高质量图书供给太少，这样就很难吸引读者掏钱买书。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产业链发育不成熟，二是管制过紧。图书出版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从作者、经纪人、出版商，到发行商、图书市场、零售书店，每个环节都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商业模式，而这些对于长期处于计划模式下中国出版界从业者们，都是陌生的；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这些职业和商业模式的发育成熟，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在其他行业，得益于开放、吸引外资和全球化，产业链的改造和成熟过程被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商业模式被迅速移植过来；而在出版业，对外开放来的很晚，而开放度又很低，国际大出版商很少进入，即使进入也抱着试探心理；以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企鹅集团为例，它仅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隶属于其澳洲公司，至今没有获得在内地的出版资质。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了出版业的开放，而最近的《指导意见》和柳斌杰署长的阐述也确认了未来的开放政策；因此可以期待，未来国际大出版商的进入，将为整个出版界改造商业模式、提升职业素养和改善产业生态，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然而，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更加根本的障碍，是过度严格的书号管制和低效率的审查机制，正是它们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供给瓶颈。书号买卖是典型的过度管制造就的寻租市场，其结果是出版业的极度激励扭曲和资源错配，在缺乏其他激励的情况下，拥有出版资质的所谓正规出版社，依靠出售书号生存，失去了寻找好书的动力；而大量没有出版资质的民营书商，在高价书号和多层审查环节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短期获利的畅销书上；同时，由于管制租金造成了合法出版渠道的高成本，对盗版商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导致盗版书泛滥成灾，进一步挤压了合法书商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这一状况，使国内出版市场失去了对国际出版商的吸引力。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放松对出版资质的管制，让出版商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获得资质，其次要放松书号管制，应将书号审批改为书号登记，将图书出版的事先审查改为效率更高的事后审查，更多的借助出版商的自律而不是直接干预，这是以开放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的应有之义。借助开放和消除供给瓶颈，出版商将有机会为读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图书，图书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才可能真正繁荣。

（按：这是我就该主题所写的第二篇文章，对质量追溯链条和品牌的关系进行了展开，论证了为什么对于原奶生产者，规模化和品牌是必要的。该主题的前一篇是：〈危机下的奶业改造前景〉） 奶业重生初露端倪 辉格 2009年4月15日 三聚氰胺事件给国内奶制品业造成的冲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消费者质量信心被击溃，需求已经萎缩，各大奶企被迫实行限量收购政策，并大幅降低收购价；该政策很快给众多华北奶农带来毁灭性打击，大量过剩鲜奶被喷成收益低得多的奶粉，奶农纷纷卖掉甚至杀掉奶牛，不愿放弃的奶农在亏损中苦撑。与散户奶农的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规模化牧场迅速涌现，日前，恒天然唐山牧场正式启用，这是该奶业巨头在新西兰以外的首个牧场；好一多在贵州修文的两个大牧场，也在本月开工建设；在危机重灾区河北省，由散户扩大或合并而成的规模化牧场大量涌现，蒙牛也开始尝试用托管方式将散户奶牛集中到大牧场中。 尽管伴随着大量奶牛的不幸，这却是一个有希望的发展，奶业的劫后重生，只能建立在规模化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在这场劫难中，同为生产者的奶农与奶企，命运迥异：对于奶企，错误与惩罚是成比例的，罪行最重的三鹿，企业破产，管理者坐牢，其他被检出三聚氰胺的奶企，遭受程度不等的损失，而许多守住了贞操的地方二线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则乘机扩大了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尽管搀毒的奶农只是一部分，但在规模分散的同质化竞争环境中，全体奶农却不得不因为部分人的错误而遭受集体惩罚。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与规模化的品牌奶企相比，奶农缺乏有效而可信的手段，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通常，一个企业为了免于因同行的错误而遭受牵连，也为了让自己在质量上的额外努力得到奖赏，会建立有效而可验证的质量控制体系，同时，更需要建立一种让消费者很容易将自己和其他企业区分开的识别符号，也就是品牌；如果缺乏识别符号，一切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努力都得不到报酬，于是成本压力会驱使竞争者向最低标准靠拢，此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然而，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和品牌识别系统的代价常常非常昂贵，不是小规模企业所能负担得起，所以，品牌消费品企业总是会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它们凭借大批量生产来摊薄质量控制和品牌维护成本。 并非所有生产者都需要建立品牌，通常越是靠近最终消费者的下游厂商，更需要品牌；比如在服装业，大批小规模且毫无知名度的工厂，在为国际大品牌做代工，那么为什么在奶业，散户奶农就不适合为大型奶企生产原奶呢？原因在于食品生产链的特殊性。对于每一条产业链，在哪一个层次上需要建立品牌，取决于关键的质量辨别最可能发生在哪个环节上；如果关键辨别由消费者自己在实际使用的那一刻进行，那就不需要任何品牌，比如宵夜大排档，如果关键辨别由零售商进行，那么生产者便无需品牌，比如在沃尔玛销售的杂牌和白牌商品，如果关键辨别发生在原料采购环节，需要的就是原料品牌，比如钻石业的De Beers，而在奶业，关键识别不仅发生在最终奶品生产环节，也发生在原奶出产环节。 对于不同产业，关键辨别发生于哪些环节，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质量辨别由谁来做成本更低；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生产链的可追溯性特征，可追溯性是任何质量控制体系的根本，所以，在质量追溯链条的每一个断裂处，都需要建立品牌来维持质量可信度；实际上，品牌是质量监控机制的替代品——当我没有成本合理的手段来检验质量时，我就只能依赖你的信誉了。有了上述分析，再来看奶业就清楚了：在原奶从奶农进入奶企时，不同奶农的原奶被混合在一起，并进入一系列不可逆的生物化学过程，质量追溯链条断裂了；相比之下，在服装业，每件衣服从原料到零售店，被订单、派工单、领料单、装箱单、发票等一连串可追溯单据所跟踪，因而整个服装产业链可以灵活切割和再配置，而继续维持完整有效的质量控制，而这些便利对于奶业显然是不存在的。 散户奶农的一度繁荣，只是奶业高速增长期中规模化牧场来不及发展而造成的过渡性状态，并非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只要奶制品生产的技术手段没有根本变化，对原奶的质量可信度只能建立在品牌之上，规模化和品牌化终将占据主导；近期一些规模化牧场的涌现顺应了这一趋势，而奶农们也应及时调整策略，带牛入股、托管、合并牧场，都是可行的选择，而固守原有模式，只能扩大损失。

（按：我讨厌三位数，但不幸已背上了十进制的历史包袱，只好决定采用“10/36交替混合进位制”这一怪胎了，好在进化史上有很多怪胎，多一个不算多，哈哈！） 美国枪声再起 辉格 2009年4月8日 上周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公共场所重大枪击案，纽约州宾厄姆顿一个移民援助中心的枪案造成14死4伤，是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巨案之后的美国最大枪击案；就在五天之前，北卡罗来纳迦太基镇一所养老院的枪案造成8死3伤；3月21日在加州奥克兰、4月5日在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分别发生蓄意攻击警察案，多名警察被射杀；近几个月来，美国还发生多起男性家长杀死全部家庭成员后自杀的惨案；所有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杀人工具都是枪；这很容易再次引起人们对美国普遍持枪现象的关注，以及对它与谋杀率高企之间关系的思考。 美国人对自由持枪权利的执着是出了名的，这与它的殖民拓荒历史有密切关系，与欧亚旧大陆国家相比，拥有类似殖民历史的拉美和南非对私人持枪都比较宽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过去也是如此，只是近年来有所收紧，这可能是因为澳新的政治风气受英国影响始终很大，而英国的枪支管制是发达国家中最严厉的。对于人身、财产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传统，但在保护的实施上，欧洲人更期待政府的作用，而美国人更相信个人和社区的自卫能力，尤其在远离行政中心的农村和小城镇，这一传统更加浓厚。 每次恶性枪击案都会引起舆论对持枪问题的关注和强化枪支管制的呼声，许多人认为，正是枪支泛滥导致了美国暴力犯罪和谋杀案的发生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2.4亿私人枪支，1/4成年人拥有枪支，半数以上人生活在有枪家庭，每年3万多人死于枪下，同时，美国杀人案发生率为每10万人5.6起，约三倍于英国；这些经常被引用的数字的确比较惊人，然而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实是：每年死于枪下的3万多人中，约57%是自杀，约3%是执行公务或正当防卫时的合法射杀；美国凶杀率的确比欧洲发达国家高许多，但总的暴力犯罪率却大致相同，相比之下，针对财产的暴力犯罪（偷盗、拦路抢劫、入室行窃和抢劫等）发生率，美国比欧洲低得多。 对于自由持枪与凶杀案发生率之间关系的直觉判断，未必靠得住；刑事学家加里·克莱克用统计模型分析了枪支与他杀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拿美国的数字与欧洲相比，忽略了文化、种族和地理差异；实际上，与欧洲限枪国家最恰当的对照国家是瑞士，瑞士是全世界持枪率最高的国家，在瑞士，不仅私人可以合法持枪，作为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政府还规定成年人必须拥有至少一支自动步枪；然而瑞士却以低犯罪率著称，凶杀案发率也很低。另一个类似的国家是以色列，也是全民皆兵，人人有枪，但犯罪和凶杀率都远低于美国。 美国的高犯罪率看来更多的归因于其种族复杂性和移民国家特性，这一点，可以从凶杀案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美国的凶杀案绝大部分发生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巴尔的摩等种族混杂的大城市，和新墨西哥、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拥有大量新移民的边境州；讽刺的是，高犯罪率的大城市恰恰是枪支管制最严格的，而管制宽松的中西部地区的凶杀率却与欧洲持平，甚至更低。相比之下，同为移民和多种族国家的南非、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凶杀率都比美国高一个数量级。 移民社会所特有的融入障碍、文化排斥、和新来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经济状况的强烈反差，都是酝酿犯罪的温床，美国的高犯罪率和高凶杀率看来是这一背景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持枪所导致；相反，不利的安全条件提高了美国人持枪自卫的需要；在一个恶劣的冲突环境下，枪支可以帮助弱者弥补体能劣势，从而威慑潜在的施害者；主张自由持枪者认为，禁枪或者严厉的枪支管制，只能削弱守法公民的自卫能力，却很少能限制罪犯，因为良民会为避免触犯法律而放弃枪支，而歹徒原本连杀人抢劫都无所顾忌，根本不会担心触犯禁枪法，而事实上即使在禁枪最严厉的国家，罪犯们总是能设法获得枪支。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耶鲁法学教授约翰·洛特的研究结果的支持，他通过对大量犯罪数据的分析，发现枪支管制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者使用枪支加害守法公民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实际上，如果我们留意近年来众多枪击案的发生场合，也可以领悟到这一点。最近两桩枪击案发生在移民中心和养老院，而发生枪击案最多的地方是校园，这些场所的共同点是：那里的人都是缺乏防卫能力的弱者，他们面临攻击毫无反抗能力，只能听凭屠戮。校园是美国禁枪最严格的场所，学校对持枪行为普遍实行“零容忍”政策，一旦发现立即开除，所以无论教师、校工和学生，都不敢带枪进学校——除了那些孤注一掷的亡命歹徒。 校园面对暴徒的脆弱地位，已经引起一些学校和教师的担忧，2007年俄勒冈州女教师卡茨不顾校区禁令，坚持带枪上班，虽然她后来输掉了官司，但同样的努力在得克萨斯一个校区却取得了成功，去年8月，休斯敦郊区的哈罗德学区允许教师佩枪上班，该决定并且得到了州长里克·巴里的支持。的确，校园严厉的禁枪规定和它们并不严密的出入检查和安全保卫，是极不协调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最坏的结果：把师生变成了脆弱的羔羊，暴露在亡命歹徒的威胁之下。

硅谷双娇香消玉殒
辉格
2009年4月2日

就在Sun即将被IBM收购的消息传出不久，前天，另一个Unix系统厂商、图形工作站先驱SGI，第二次宣布破产重组，并接受一家默默无名的群集计算厂商路克博2500万美元的收购，这或许标志着，专有Unix系统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已不复存在。Sun和SGI这一对同于1982年创立的硅谷双胞胎，斯坦福的一代双娇，同时以Unix工作站起家，同样曾在该领域创造辉煌成就，同样的工程师背景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同为视微软为恶魔的开放旗手，同样的人才济济、创新叠出、却始终找不到好的生财之道，如今，她们又双双相继陨落。

SGI从90年代的辉煌迅速走向衰弱的故事，可以被商学院用作经典的反面教材，演示一群技术天才如何糟蹋他们手上的珍贵资源，如何一次次错过对于其压倒性优势而言唾手可得的发展良机，如何犯下众多幼稚可笑的自杀性错误，又如何在挫折面前手脚慌乱、举措失当。

SGI的看家本领是图形计算，即需要图形化展示和处理数据的应用，其潜在应用领域极广，一方面，许多应用本身与图形直接有关，比如工程与建筑设计、医学影像、动画、游戏等，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知特性偏爱图形化的直观表达，而难以应付大量抽象枯燥的数字，因而图形化在科学研究、商业分析、数据展示等各种领域都有强烈需求。早期的图形工作站非常昂贵，动辄几十万美元，只有那些石油、航空航天、工程设计、科学研究等财力雄厚或高度依赖图形化的企业愿意负担，因而SGI的目标客户自然就锁定在这些企业上，在这方面很长时间内她都是毋庸置疑的老大。

随着工作站价格下降和性能迅速提升，图形应用的领域也随之大大扩展，按理说SGI凭借其优势至少可以水涨船高，但事实上她错过了太多机会；最初的高端用户锁定不幸成为惯性，让他们忽视了新兴领域的机会；首先错失的机会是动画制作，这原本可以被SGI圈为自留地的领域，他最初也的确凭《侏罗纪公园》和《指环王》大出风头，最后却没赚到多少钱；梦工厂用的是惠普工作站和服务器，而特效大片的油水被IBM拿走大半，甚至小屁孩戴尔也从《黑客帝国》制作中分走一杯羹；95年SGI收购了Alias和Wavefront，原本这可以让她确保在动画界的领导地位，但她在推进该战略上显然心不在焉，后来甚至以5700万的低价把Alias/Wavefront卖给了KKR，后者很快以三倍多价格转手卖给Autodesk。

90年代后期信息产业的两大趋势，一是发展瓶颈向软件转移，二是硬件的规模向下优化，所有企业都对此作出反应——除了SGI，她仍把重点放在把机器做大做强，为此她收购了巨型机厂商Cray（和她的所有收购一样，最终还是转手卖掉），来发展她的非对称并行运算；同时，她却听任CAD领域的迅猛发展，眼看着Autodesk们大口吞噬着原本就在她嘴边的肥肉。PC性能的提升和随之而来的规模向下优化，让图形应用进入了桌面，对此，SGI既没有向软件转型，也没有将产品延伸到Wintel平台，更没有为PC制造他们拿手的图形芯片和板卡，而对PC的忽视也让SGI丢失了整个游戏业；这方面的迟钝和守旧的结果是，大批从SGI出走的工程师造就了ATI和nVidia在PC图形产业的巨大成功，后者如今已俨然成为GPU的领袖。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愚蠢的错误，尽管SGI专注高端应用，坚守Unix平台，忽视PC，却居然经不住Wintel双头之一Intel的勾引，十分鲁莽的宣布放弃MIPS平台和RISC阵营，转向当时还在初始开发阶段的Itanium，后者是Intel和惠普用来在服务器领域对抗RISC的芯片架构；然而谁都知道Intel和惠普是Wintel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的Itanium战略是三心两意的，一旦与Wintel有所冲突就得让路，这一点从惠普自己将PA-RISC一直保留到2008年就不难看出；事实证明果然如此，Itanium一拖再拖，SGI被迫在她早已宣布放弃的MIPS平台上一直挣扎到2006年，她被狠狠地耍了一把，这一愚蠢决定直接导致了她的灭亡。

工程师经常能创造优秀的技术、产品和企业，但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好的商业眼光、市场战略和管理能力，然而工程师背景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经常会排斥商人和管理专家，而看不到提升机会的商界高手不愿进入这些企业，这常常是技术企业在短暂辉煌后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

（按：关于工具价值向终极价值演变的机制，可参考我的<人性：策略的遗骸？>一文。企业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种，通常被归入亚文化一类；组织文化的自主发展，受到财务约束和市场淘汰机制的约束，当这种约束放松时，便可能走得很远，日益根深蒂固；财务约束的放松，或许源自长期稳固的垄断地位，或许源自无条件的政府资助或慈善资助，对于后一种，詹姆斯·威尔逊在《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中作了精彩而详尽的论述。）

瓦格纳：忠诚者的悲剧
辉格
2009年3月31日

里克·瓦格纳终于被奥巴马的汽车沙皇踢下了台，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对企业最直接的一次干预；这是通用咎由自取，谁让你伸手向国会要钱了，拿人钱就手软，天经地义。瓦格纳被迫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在政府为财政援助所规定的期限之前，迟迟未能与工会和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也未能拿出可信的重组和整顿计划，使得奥巴马无法为下一步援助行动找出足以向国会和选民交代的理由；然而如果我们纵观多年来的事态发展，便可发现，更根本的原因是，瓦格纳过于热爱通用汽车，以至于始终下不了手，对这个早已陈旧落伍的企业动大手术。

自从92年临危受命担任CFO、98年就任COO、2000年升任CEO这十几年来，瓦格纳在复兴通用的努力中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在通用的每一个环节上压缩了成本，他接管并整合了长期独立于集团的北美业务，把通用改造成了适应全球化运营的跨国集团，也抓住了新兴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退休金和医保负担问题上，也与工会达成了具有转折性的协议，通过VEBA信托和自愿买断协议，把原先的无限责任有限化，并削减了将近一半负担。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着眼于提升能力和压缩成本上，而从未考虑过裁减它那八大品牌组成的漫长而古老的产品线。分析者屡屡指出，以通用这样庞大而陈旧的产品组合，它所带来的设计和运营复杂度、高昂的库存负担和营销费用，即使它解决了劳动成本问题，也未必能抗得住类似这次的信贷收缩和深度衰退。尽管美国汽车业调整产品组合的努力受到各州特许经销法的束缚，但如果通用真有决心削减品牌，它还是可以通过逐步降低产量来饿死经销商或迫使他们转向其他品牌的办法来做到的，但实际上通用压根没有尝试过。

瓦格纳无疑是优秀的，高中的全优模范生、篮球队员，拿到杜克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商学院MBA后，直接进通用一干32年；不难想象，对于瓦格纳这样的老通用人，让他拿自己的品牌开刀，就像让外科医生给自己的儿子做截肢手术一样，在一个老通用人眼里，每个品牌都包含着他和他的战友们无数心血、汗水和荣耀，而不仅仅是台生钱的机器；同样，尽管瓦格纳上任以来已多次裁员，却很少更换手下高管，即使他们表现不佳，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战友和兄弟；瓦格纳对通用的忠诚和自豪，在他向政府求援的国会听证会上表露无遗，在这个最需要谦逊和恳切的场合，他却难以抑制的诉说着对其品牌的自豪和自信，以及通用对美国人的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顽固的拒绝任何破产重组的可能性。

这是一齣经典的悲剧。建立企业的最初目标是赢利，但是和其他组织一样，企业一旦建立，一种组织和运营模式一旦长期存在，便会发展出其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原本用于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逐渐获得了独立价值，长期参与其中的人们会将这些价值与工资和红利同样视为总报酬的一部分；历史越是悠久，经历的辉煌越多，这种价值的份量就越重。多年来，企业文化已引起了管理界的重视，并被视为企业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的基础，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的当代，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可以吸引来原本需要高得多的薪水才能吸引到的人才。

然而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它在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甚至节省费用的同时，也可能让企业背上价值观包袱；文化和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它常常会偏离赢利目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偏离企业生存所需的财务目标；这就要求经常有外部力量的干预，来抑制价值体系的失控；市场淘汰机制是最后的抑制力量，股东和管理者自然不愿等着市场来淘汰，所以当这种偏离构成严重威胁时，企业便需要主动革新。一个在需要被革新的文化里浸泡了30多年，并从中取得无数成功和荣耀的人，显然不是领导这一革新的恰当人选。

16年前IBM请外行郭士纳来拯救这条垂死的恐龙，结果大获成功；相比之下，雅虎则是企业文化的受害者，杨致远视雅虎为亲生儿子，为保持其独立性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放弃微软的巨额收购要约；可惜，通用没有找到他们的郭士纳，现在只能听任政府工作组和破产法院这些外部力量来完成这场延误已久的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