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危机变革的典范
辉格
2009年2月9日

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上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等。

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一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韩国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对韧性和活力，令人刮目相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所经历的深刻改革。那次危机给了韩国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从97年8.9%暴跌到98年的-6.9%，货币体系几乎崩溃，不得不接受IMF苛刻条件下的援助。但正是IMF所规定的严格条件，加上危机中上台的恰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金大中政府，为韩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通过对30家大财阀中的16家进行清理和重组，韩国打破了财阀体系；和日本一样，这一体系曾利用政治关系、钱权交易和政府所谓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长期从金融体系吸血来支撑自身的无限扩张，加上与工会势力的结盟，即便效率低下、巨额亏损、坏账膨胀，国有或背靠政府的银行为避免出现崩溃和社会动荡，被迫不断向其注入资金，最终将整个金融和产业体系拖入僵化停滞的死胡同，这一局面，我们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十几年停滞期中已经见过；幸好，韩国没有步日本后尘，他们斩断了向财阀输血的金融管道，关闭了11家银行和600多家“第二金融圈”公司，把不良贷款率从12.9%降到2.4%。

同时，用金融监督委员会统一和简化了金融监管体系，新的外汇交易法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全面开放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引入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评级和私人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法向外资放开了97%的投资领域。在短短几年中，韩国社会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外资大量涌入，终身雇佣制被打破，风险、竞争和创业的气味充满空气，活力焕发的CEO们引人注目，文化产业迅速繁荣并向向外输出韩流。

改革不仅让韩国克服了危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在四小龙中，韩国遭受危机打击最大，但复苏也最快，1999、2000年实现了10.9%和8.8%的增长率，并且当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是四小龙中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地区，仍保持了3%的增长，同样，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它又以2.5%的年度增长率在四小龙中排名第一，尽管此前四年其它三小龙的增长都快于它。相信，只要李明博的改革能坚持下去，危机过后，韩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获得巨大提升，他们从上一次的危机改革中已经尝到了甜头，这次大概也不会错过。

如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对策，然而多半着眼于企业拯救和短期刺激，而忽略了改进经济长期健康和活力的制度改革，刺激或能取宠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将来，而危机恰好让平时蒙混于普遍景气之中的弊端暴露无遗，果断割除，虽有一时之痛，却可换得长期繁荣。

资源储备须明确政策目标
辉格
2009年2月6日

日前，据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透露，国家煤炭储备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浙江和山东两个用煤大省则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由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能源公司作为运作的、以保障供给稳定为目标的煤炭储备。去年底，有色金属出产大省云南发布了《云南省有色金属储备试行办法》，并与多家金属企业签订了收储合同。伴随着去年能源和初级品市场剧烈的价格动荡，国内各省纷纷针对一些影响本地经济的重要资源，酝酿和推出政府储备计划，似乎已成为一股潮流。

评估这些地方政府的储备计划是否妥当，首先需要明确政策的目标，而推出的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其次要看这些计划可能产生哪些负面作用，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达到同样的目标是否存在其他代价更低的方案。

政府建立资源储备系统的最初法理依据是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为了履行这一职能，政府需要预先储备一些物资，以便在非常情况下支持其公共安全行动——战备、防疫、救灾、赈济等等。为此目的而计划储备物资时，需要考虑这样几点：某些物资的需求在非常时期急剧上升；战争、封锁、禁运和运输阻断导致外部供应断绝；国内交通阻断导致物资无法及时到达需求地；所有这些因素，将决定储备物资的组成、数量和地理分布。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公共安全职能，需要明确界定，而不能做无限制的延伸。物资短缺本身并不危及公共安全，而只是市场供需的一种常见状态，只有当短缺可能引发某些异常行为——比如挤兑、哄抢、恐慌性囤积、大规模毁约等等——，并加速蔓延进而导致社会混乱时，才构成公共安全事件。

以煤炭为例，我国是头号产煤大国，储量和产量都很大，酝酿中的煤炭储备体系，应该不是作为长期储备，否则把煤留在地下就是最好的储备了。浙江和山东的煤炭储备，据称是为了应付短期匮乏，但迄今从未有事例证明煤炭短缺曾构成公共安全威胁，没有人因为缺煤而冻死，也没有因缺煤而大规模停电，的确有工厂因为缺煤缺电而停产，但那是企业经营问题，或者是民事合同的履行问题。一旦把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扩大到保障企业稳定运行，便给政府和纳税人加上了不必要的负担，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发电和用电企业，因为没有安排适当的储备，或者没有订立应有的长期供货合约，而在市场波动时导致停产和亏损，便应该让它承担其经营失误所造成的代价，如果它因此而无法履约，便应让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政府建立储备来为企业包揽这些风险，短期内或许会解决一些企业的困境，但在长期反而助长了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们会更加盲目的扩张产能而不考虑能源供应问题和价格风险，会继续忽略借助长期合约和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的潜力，会降低其坚持要求供货商履约和确保自己履约的激励，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企业走向成熟，也不利于市场发展出处理风险的交易机制。

尽管煤炭储备在我看来是政府职能不必要的延伸，但作为一种需方储备，与储备系统初衷至少在方向上还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有色金属储备就完全缺乏存在的依据，这是一种奇特的供方储备，其建立的理由当然不是为了照顾国际买家，而只能解释为帮助生产企业摆脱困境。这些企业在价格高涨期盲目扩大产能，如今价格暴跌和大量存货积压让其陷入绝境，而把政府收储当作救命稻草。这样的收储无疑是在用财政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为企业的经营失误买单，这么做将会鼓励这些企业在今后的决策中更加冒险和不负责任，短期内或许能救活一些企业，但对于企业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则绝无好处。

俄乌斗气，筹码几何？ 辉格 2009年1月13日 新年伊始，因为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谈判破裂，俄罗斯关闭了通向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阀门，这一行动，切断了乌克兰75%、欧盟20%、德国46%、法国32%、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近100%的天然气供应，同时也中断了俄罗斯56%的天然气出口。这一严重局面，恰逢欧洲多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立即引起了受影响国家的强烈反应，欧盟迅速组织代表团前往两国寻求解决方案，而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已被迫重新启用不久前应欧盟要求而关闭的老式核电站。 俄乌天然气僵局的根源，在于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乌关系恶化，使得双方在外交事务和价格谈判中丧失信任和诚意，而依赖于管道系统的天然气交易的独特性，恰恰特别需要这种信任和诚意。同时，乌克兰内部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两派之间的府院之争，导致乌政府丧失一致的行动能力和作为谈判对手的可信度，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谈判局面。 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的乌克兰，急于融入欧洲并加入北约，这一努力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乌克兰的地位十分重要，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将乌克兰列为第一优先序列的战略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美国远东战略布局中的韩国。因而可以预料，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入北约，将被美国列为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甚至不排除在遭到老欧洲阻挠的情况下，美国会用类似澳新美条约的小联盟来达成同等结果。 然而乌克兰的离弃却是俄罗斯所难以接受的，尤其对于志在复兴帝国、梦想成为彼得第二的普京来说，更是如此。失去乌克兰的仆从，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失去对一千万俄罗斯族人口的间接统治，失去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在历史情感上，意味着失去东斯拉夫人的国家起源地，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帝国梦想怀抱者，这些都是十分痛苦的结果。可以预期，在阻挠乌克兰加入北约或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问题上，普京政府会全力以赴，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正是战略上的水火不容，使得天然气交易这种需要充分信任的价格谈判难以进行。与石油不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管道输送几乎是天然气交易唯一成本可行的方式；然而，管道一旦建成便无法改变路线，巨额建设费用已变为沉没成本，所以，在决定投资一条管线的那一时刻，实际上供需双方都为未来多年的交易对象和条件——供方的市场范围和需方的供应来源——作出了重大决定，而一旦管道建成，交易对象便被锁定在很窄的范围内，形成一种很大程度的双边垄断格局，类似于古代交战双方交换王子人质形成的相互绑架关系。 双边垄断格局下的价格谈判历来是个大难题（用数学家的话说，不存在均衡解），无论是完全垄断还是寡头垄断，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的困局，和国内刚刚破裂的煤企与电业的煤炭价格谈判中，不难看出。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交易各方凭借各自稳定的市场地位，长期合作关系中形成的信任关系，以及历年反复谈判中获得的对对方策略、底线、风格、甚至谈判用语的熟悉和领悟能力；最后，谈判要成功，还需要双方都确信这不是最后一次交易，否则，各方便有足够动机在最后的晚餐里勒索一把。 本次俄乌谈判，俄方起初开价210美元/千立方，还算优惠，但乌方咬住201美元不松，结果普京一怒之下抬价到450，即欧洲市场价，摆明了要撕票；显然，双方都缺乏诚意，信任已完全丧失，否则，9美元的差价不至于导致谈判迅速破裂，即便是要求欧盟为总额不过5亿美元的差价买单，也未必做不到，但双方压根就没做类似尝试。 俄方的强硬，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要惩罚尤先科的亲美反俄；二是知道欧盟一着急必定会干预，届时如果乌克兰不妥协，就破坏了它与欧盟的关系；三是绕过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达德国的北溪线管道开工在望，三四年后将可投入使用，而直达东南欧的南线也在筹划中，未来乌克兰的中转地位将被架空，所以，普京似乎不太担心与乌方撕破脸皮。而在乌方看来，既然我的中转垄断地位几年后就要丧失，何不趁这最后机会好好敲上一笔？况且对手是我原本就要竭力摆脱的俄国？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争斗，称之为双方撕票并不为过。对于乌方，或许它能暂时勒索到一笔（买单者大概会是欧盟），但这场风波无疑将加速北溪南溪两线的审批和建设进度，未来将失去大半中转收益和价格优惠；对于俄方，断气造成的恐慌和冻死数百人的惨痛经历，无疑将更加激起欧盟对能源依赖的警惕，其结果将是加速筹划中从中亚引气的纳布科线的建设，扩大从北非经地中海管道的输气量，甚至逆转德国的反核电政策，并重启其他欧洲国家的核电建设，所有这些，都将降低俄罗斯能源的市场份额和议价能力。油价暴跌之后，天然气因其交易对象受限而免于在短期内同步暴跌，而对于俄国，西欧市场又是利润最丰厚的一块，每年700多亿的天然气收入是其在当前危机中最可依靠的收入来源，如果因欧洲供气更多元化而被迫降价，那将是雪上加霜。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标题被改为〈ARM公司为何如此成功〉，阿......嚏！）

ARM-Android vs Wintel
辉格
2009年1月7日

近日，一批售价千元以下的上网本惊现市场，据说威盛充当了这些山寨本的幕后推手，而它们的成本之所以能被压到如此之低，是因为采用了ARM芯片代替x86芯片作为CPU；无独有偶，飞思卡尔于本周初发布了针对上网本的基于ARM Cortex核心的iMX515；在本周开幕的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上，数家厂商展示了采用ARM芯片和Android操作系统的上网本；之前，有人也成功的在华硕的Eee PC上安装了Android；而就在上月，ARM公司刚刚宣布加入谷歌牵头的开放手机联盟。

这是ARM和x86这两大处理器门派的一次历史性遭遇，之前，ARM系以其低功耗和可定制特性专注于嵌入式应用，占据了手机市场90%的份额，而x86系则凭借Wintel模式瓜分了笔记本和桌面电脑的市场，可谓井水不犯河水；现在，ARM以Cortex向上扩展，而Intel以Atom向下扩展，双方终于在上网本市场撞到了一起。近年来，除了上网本，超便携电脑（UMPC）、手持移动设备（MID）、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各种类型移动终端的大量涌现，手机和移动电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今天这两大产业领头羊的相遇，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与此同时，Wintel联盟的另一端也正面临挑战。在PC市场，尽管苹果的复兴分走了一小块份额，但并不构成战略性威胁，而桌面Linux虽经多番努力，仍无起色；显然，在桌面上与Wintel正面交锋难有胜算，谷歌聪明的避开了桌面战场而选择了手机市场来推出他的Android；而ARM的加入对Android的成功至关重要，ARM-Android组合可望产生类似Wintel的能量，这将极大的改变移动终端市场的产业生态，其向上扩展的趋势也将对Wintel构成战略挑战。

Wintel联盟得以统治PC产业二十年，起因于它成功占据了IBM兼容体系的核心位置，经过微软与英特尔密切配合下的一次次升级换代，引领了该体系的发展，并最终接管了它。Wintel对产业的控制力，建立于其为产业所提供的双向平台：对于硬件制造商，确保了他们生产的部件和整机能相互兼容，对于软件开发商，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开发起点和连贯一致的运行环境。这一生态中的众多厂商，对Wintel既爱又恨：一致的平台让他们很容易面对数量极大的用户推出产品，但微软和英特尔凭借强势地位不仅拿走大块利润，还不断进入应用领域，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所以，过去十几年不断有人尝试突破Wintel模式，但屡遭失败。这次ARM-Android从低端发动的进攻，会有何不同，值得细究。

尽管从技术上看，智能移动终端已经具备了电脑的全部特征，但从商业角度看，它们仍然是截然不同的商品。移动终端更像日用消费品而不像一种设备或大件耐用品，消费者在选购这两类商品时，关注的重点十分不同，对于后者他们更关注技术性参数，而对前者更关注款式、风格和功能性参数，这从对比商家宣传手机和PC时所罗列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移动终端厂商（无论是制造商还是运营商）都倾向于把用户的品牌认知引向产品的功能、风格和品质，都力求凭借这些方面差异化来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PC厂商也不乏通过功能差异化来突出自己品牌的尝试，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冲动远不如手机厂商，而且，Wintel模式下这么做的空间极小，微软一贯压制PC厂商对桌面进行定制，而英特尔的CPU加芯片组套件留给厂商个性化的空间也很小。

矛盾的是，移动终端的定制需求很高，但它的体积和容量留给它的定制空间却很小，PC厂商可以通过增加专门部件来制造差异化：比如选择GPU来提供特定的图形处理能力，添加协处理器来提高浮点运算能力，预装应用软件来提供个性化应用等等。但手机厂商却无法这么做，为了将大量功能塞进小小的手机，他们只能把各种功能模块做进单个芯片（所谓SoC），而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也必须经过仔细剪裁搭配，把体积减到最小。

正是高度定制化和小体积低功耗的矛盾，要求定制化必须深入到CPU和操作系统内部，这就说明了Wintel为何难以进入移动终端领域，也说明了ARM为何如此成功。与英特尔不同，ARM不生产芯片，而只卖芯片设计方案，各芯片厂商买了ARM的授权之后，结合自己设计的功能模块，制造出针对各种特定需求的SoC，这样就实现了平台一致和定制化的完美结合。类似的，Android是高度模块化的开源系统，终端制造商和运营商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剪裁、定制和修改，并加入自己的模块。

ARM-Android组合的开放性和可定制性，使其在移动终端领域具备了远胜于Wintel的先天优势，如果战略贯彻得当，有望在移动领域站稳脚跟，继而在整个电脑产业胜出。当初，对IBM主机的正面进攻纷纷落败，但PC开辟了另一个领域，并由下向上拓展，最终把主机边缘化了；这个故事或许正在重复，移动终端的市场规模比PC高出一两个数量级，能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的技术组合和商业模式，将改变整个信息产业的生态格局。

衰退期的裁员策略
辉格
2009年1月6日

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比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的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它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度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

（按：新年伊始用这么一篇来吓唬报业同仁，似乎不太吉利，也不太厚道，呵呵）

报业失去了什么？
辉格
2008年12月29日

上周五，纽约时报集团宣布挂牌出售波士顿红袜棒球队17.5%股份，就在之前两天，它刚刚宣布了近年来最糟糕的业绩，不仅传统的印刷广告收入继续加速下滑，连此前一直在增长的网络广告也开始下降。为了应付收入下滑和现金流枯竭的局面，纽约时报安排了一系列资产出售；早在去年初，它已出售了包括九家电视台在内的广电业务；上月中旬，它抵押了去年刚刚建成启用的总部大楼来换取贷款；在出售红袜队股份之后，它很可能继续出售《波士顿环球报》和About.com。很明显，如果在未来几个季度中无法遏制收入下滑趋势，纽约时报集团将面临与芝加哥论坛报集团同样的破产命运。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冲击下，美国传统报业早已陷入困境，金融危机或将成为打垮它的最后一击。那么，究竟什么因素使得报业在网络冲击下如此不堪？要知道，并非所有传统媒体都是如此，通讯社和电视网在网络时代就活得很好，甚至还在增长。从这一对比中，我得出的判断是：在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迁中，必定有一种报业原本拥有的核心资源丧失了。它是什么？

我们每天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我们即时的需要而主动求索的，一种是别人认为我们可能会需要而主动向我们推送的，传统媒体做的便是后一种。一个人每天愿意接受他人推送来的信息的量，十分有限，少于这个量的信息，他会视为享受，而多于这个量，就是负担了。一份报纸要做的，就是在你能接受的那个容量限制下，装进那些最能引起你兴趣的信息；这些信息，它可以从通讯社采购，也可以自己去采编。

如果这份报纸只给你一个人看，那报社就是你的情报顾问；但是多数人雇不起情报顾问，所以报纸必须达到最小发行量来支撑它的采编团队；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它能否从成本可行的发行半径内的识字人口中，找出足够大的共同兴趣集合。在报业发展早期，每个城市和地区都会有一批办报人来尝试，在经历过一番淘汰之后，当竞争格局稳定下来，那些成功找到足够大的共同兴趣集，从而突破了最小发行量的报纸，便生存了下来。

一份报纸一旦有了稳定发行量，便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它成了读者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们在茶余饭后或坐车等电梯时，翻阅一下报纸，便通过这个窗口获知这世界又发生了些什么；此外，有些人还会订阅一两份杂志，来满足自己的独特信息需求，由于杂志的成本结构对最小发行量的要求更低，因而可以针对更狭窄的共同兴趣。由于受到最小发行量门槛的保护，窗口地位一旦获得便很难撼动，于是窗口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源，报社可以将其中一部分租给广告商，这构成了其运营收入的大部分。

但是，窗口资源并非恒定不变，每当新技术改变采编、印刷、投送和信息展示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结构时，报业总是会受到冲击。实际上，上世纪互联网发展之前，已经有了两次大冲击。第一次是电视，它开辟了全新的窗口，但报纸凭借信息密度高、可选择性随机阅读和可利用零星时间阅读这三大优势，虽然被电视夺走大块份额，但仍争得了生存空间；第二次是数字化出版和图文传输技术，扩大了报纸的有效投送半径，使得大批地区性报纸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萎缩为地方小报，要么依附于全国性报业集团。

这次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无疑更加猛烈，新闻门户、内容网站、订阅邮件和RSS阅读器，都在努力成为新的窗口，实时网络新闻在时效性上压过了日报，报纸赖以抵御电视的三大优势中，前两个已经丧失：多媒体和互动技术在表达能力和信息密度上都远胜报纸，选择性和随机阅读也更加灵活，而第三个优势，随着高分辨率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持阅读器的发展，以及未来电子纸的出现，也正在或即将丧失。

旧窗口已经瓦解，新窗口有待建立，报业的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必须在新的技术基础、业务模式和成本结构上彻底重建，立志于未来者，应将新媒体视为机会，而非洪水猛兽。

（按：写作当时我还没听说这个消息：石家庄市政府抵押市府大楼从银行借来9亿并由三鹿工作组借给三鹿集团，后者交给全国奶协，留作赔偿基金。）

破产对三鹿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辉格
2008年12月25日

上周，三鹿集团及其大股东恒天然都已证实，法院已正式受理三鹿债权人的破产申请，三鹿案自此进入破产程序。这一消息，对于三鹿奶粉的至少29万受害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追索赔偿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他们的权利在清偿顺序中将处于什么位置？哪些因素将影响他们获得赔偿的机会？这些问题，相信是所有三鹿受害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正在密切关注和追问的。

根据我对现行破产法的理解，三鹿受害者将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破产程序得到补偿，取决于下列因素：他们能否在法院破产受理公告后的债权人登记期内提出诉讼并获得立案；他们是否被认定为某个及时立案的集体诉讼的共同原告；三鹿在上述诉讼中所涉及的义务是否被认定为共益债务；通过上述诉讼他们能否在破产宣告日之前获得实际赔偿。

按破产法第14条，法院应在受理破产申请后25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发出公告，按第45条，申报债权的期限是公告日起30日至三个月，按第47条，诉讼和仲裁未决的债权可以申报。这样，留给受害者提起诉讼的时间是30到115天，考虑到拟定诉状的难度和法院立案程序的迟缓，这一时间十分紧迫。

一旦及时立案，受害者便可以诉讼未决债权人的身份加入破产程序，但这只是第一步，要想获得有意义的补偿，还须争取依第42条第6款获得共益债务的认定，即法院将三鹿的赔偿义务认定为“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首先，在破产程序启动到法院宣告破产清算之前这段时间，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一样，可按第43条免受财产冻结的限制而获得“随时清偿”的优先权；其次，即使在破产宣告之后，按第113条，共益债务仍优先于工资、养老与医疗保险、税款和普通债权。

即使在跨过及时立案和共益债务认定这关键两步之后，受害者仍须面临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次赛跑的终点是破产宣告日。按第107条，这一天将完成一个明确的状态转换：债务人变成破产人，其财产变成破产财产。破产财产分两类：有担保和无担保，按第109条，前者直接由债权人受偿，后者拍卖变现后按法定顺序清偿。这里，法律并未澄清，共益债务的优先权此时是否适用于有担保财产，但从章节结构和条文顺序来看，似乎并不适用，因为规定共益债务相对于雇员权利和普通债务之优先权的第113条，放在第10章第2节，而第109条则在该章第1节。

如果届时法官作出对受害人不利的解释，即把他们的权利放在有担保债权之后，而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通常都会为贷款要求资产担保，那么他们获得的补偿很可能少掉一大半；相反，如果他们的优先权被确认，那么排在后面的雇员和债权人大概就不用指望拿到半分钱了。对于三鹿受害者，有利的一点是，破产法并未规定从债权人登记截止日到破产宣告之间的时间长度，他们可以通过舆论的影响力，尽可能延长这段时间，也尽可能将登记截至期限延长至其上限（115天），同时加快提起诉讼、争取立案和获得赔偿判决的速度。

另外，除了从破产程序中求得补偿——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受害者也可以要求石家庄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为赔偿基金注入资金。作为三鹿集团的间接出资人之一，石家庄市政府对三鹿经营行为的社会后果至少负有道义责任，而代表中央政府履行质量监管责任的质检机构，更负有不可推卸的担保责任。许多消费者对三鹿的信任，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两个事实之上：它是市政府作为主要出资人之一建立的，它接受并通过了国家质检机构据称十分严格的监管。前者只是隐含担保，而后者就是有书面文件可查的明确担保了。

石油减产，但不是因为欧佩克
辉格
2008年12月24日

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七、八十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老牌低成本产油国，主要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藏头露尾的破产保护
辉格
2008年12月22日

上周末，尽管此前财政部长再三拒绝，布什总统最终还是决定动用TARP资金救助绝境中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和我的预料相反，救助方案没有将破产保护设为前提，这与鲍尔森在方案宣布当天接受采访时所透露的设想不同，也与布什团队的施政理念不符，显然，这是布什的个人决定，或许他认为，无论公众还是通用和它的客户、投资者、债权人，此刻都难以接受“破产”这个字眼，或许他认为，既然奥巴马上任后一定会救助，不如在风险和成本还相对较低的时候就动手。

尽管没有破产这个字眼，但这一救助案，和之前被参院否决的那个一样，实际上具备了破产保护的所有实质性特征，差别仅在于程序。破产保护的概念，在大陆民法体系中并不存在，它是美国破产法发展的特殊产物，它旨在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在清算之前，获得一次通过重组得以生存和解困的机会，以求最大程度的减少债权人损失和破产所造成的外部后果。

它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盾：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冗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破产法第11章所创制的，正是这种可以加塞的所谓DIP融资，它被插到清偿队伍的最前面，当然前提是现有债权人的同意。

这次，无论国会还是总统的救助案，其贷款都是以加塞为前提的，所以实质上都是破产保护下的重组。但既然加塞只有在破产保护下才能成立，那么没有破产字眼的救助案岂不跟法律冲突了？的确有评论者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国会作为立法者，针对个案用特别立法创制特殊权利，还说的通，但总统用行政权力擅自改变民事权利，似乎站不住脚。试想，如果到时候部分债权人不同意政府债权加塞，打起官司来，怎么办？这是救助案最大疑点所在。

很可能，这是布什故意留给奥巴马的一个破绽，实际上，除了这个法律疑点之外，救助案为通用立下了几乎不可能满足的条件：首先，在销量以40%的年率下降的情况下，它要求通用明年第1季度末就显示出“净现时价值”；其次，在UAW多次明确拒绝之后，它要求UAW接受在明年底之前将薪酬水平降至与外资同行相当，并将一半退休金拖欠转为股权；第三，现有债券的三分之二要转为股票；这些连同其他重组安排，必须在2月17日之前敲定并征得债权人同意。

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意味着真正的决定将由奥巴马在明年三月底作出。这样，布什方案的意图就清楚了：他既要为奥巴马保留救助的机会，免除错过时机的责任，又不愿意背负轻易向工会让步和乱掷公帑的骂名，也不愿违背自己向来奉行的原则。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工会不会让步，因而奥巴马在三月必将面临重新选择，如果届时他选择让步，并因此而最终导致救助失败，那责任也不在他布什；同时，这三个月也给了奥巴马足够时间去寻求国会对救助案的确认，以便弥补加塞造成的法律漏洞。

总之，汽车业救助案只是保持了生机，并未定局，今后的走向要看工会和债券持有人的态度，如果在二月份工会和债权人还不肯让步，或者“净现时价值”杳无踪影，奥巴马仍将面临艰难抉择，而根据他以往所表达的态度，很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向一个不彻底的重组方案里不断填钱。

开放社区蔚然成风 辉格 2008年12月19日 日前，微型博客社区Twitter宣布支持谷歌的社区互通方案FriendConnect，这是FriendConnect于今年5月推出，并于本月初全面开放之后，所赢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以去年正式推出OpenSocial为标志，谷歌不遗余力地推动开放社区的发展；去年12月，它所倡导并作出主要贡献的分散式身份认证方案OAuth发布了第一份规范；今年10月，它又宣布Gmail账户支持OpenID；10月28日，Yahoo!和LinkedIn宣布支持OpenSocial；这样，到11月OpenSocial一周年之际，它已赢得了除Facebook和微软之外全部重量级社区的支持，覆盖6.75亿用户，开放社区已蔚然成风。 FriendConnect与Facebook Connect和MySpace Data Availability一样，旨在让用户用已有的社区账户，去访问其他社区网站而无需另行注册；反过来说，也就是让其他网站，通过简单的接纳用户在别处已有的账户和身份信息，而立即获得基本的社交特性和畅通的用户入口。不同的是，Facebook Connect仅仅是让Facebook用户带着Facebook身份到处跑，而FriendConnect则让用户可以带着任意一个遵循OAuth或OpenID规范的账户到处跑。这是两个级别的开放度，对于各大社区，FriendConnect处于中立的位置，实际上，谷歌自己的Orkut很小，远非其社区战略的重心。 对于社区开放的大势，已无须怀疑，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新的开放环境下，会出现哪些变化和机遇？首先，对于用户，关键的变化是人格的单一化。尽管许多人还会保留多个身份用于不同的社交圈子，但单一化将是大趋势，今后每个人拥有身份大概不会超过三个。人格单一化的效果有点类似于实名制，人们会更加严肃的维护其形象，因而其在社区中的行为和言论将更趋谨慎；这一点，对于提升社区凝聚力、交往质量和活动深度，都大有裨益。 今天，虽然网络社区中功能已十分丰富，但现实世界中大部分事情，人们却很少会在网络上做，除了技术上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对网络身份缺乏信任。尽管你可以通过对某个社区的长期投入来建立良好声誉和密切关系，比如在淘宝上达到了很高的信誉级别，在天涯上成了知名ID，在驴友会表现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但你却很难将这些声誉和信任带到别处，一旦你进入一个新的社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历史，也没有朋友，而单一化人格将改变这一局面。 其次，对于网站来说，正如小银行欢迎跨行取款，小运营商欢迎带号转网，开放社区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小网站。小网站经常受困于这样的矛盾：要获得互动性和社交特性，就需要身份识别，但即便最简单的注册也会吓跑那些偶尔来访的不耐烦的用户。让用户记住一大堆多半不常用的帐号密码，确实勉为其难。同时，对于小网站，开发一套好的互动与社交功能，是不小的负担。FriendConnect让小网站只需粘贴一小段脚本便可立刻升级为具备标准社交功能的社区；更妙的是，用户可能在这个社区里发现他在别处结实的朋友，比如他的MSN或ICQ好友，或者反过来，他可能在MSN上发现他的好友们常去哪些社区。 社区开放不仅是对身份和关系的开放，也是对功能的开放，通过OpenSocial规范，社区之间可以相互利用对方的功能。比如你在一个小型BBS里谈论某个话题，而另一个大社区正就该话题进行投票或评选，利用开放功能，你可以让读者直接在你的帖子里直接参与投票，而无须转入另一个页面。这一特性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各社区相互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无须担心因此而造成用户流失，而此前，许多社区都竭力避免引入第三方功能，结果是封闭、自恋和信息孤岛。 前景十分美妙，但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开放社区所预示出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如何成为现实，还要看众多社区网站的表现，下一批成功者，或许会在他们之中诞生？

（按：写完后又看到些新细节，与我原有印象略有偏差，请参阅我的其他帖子）

马多夫案的输家
辉格
2008年12月17日

随着马多夫案的细节陆续披露，这一庞氏骗局的损害范围和规模逐渐清楚，一夜之间，许多富裕家庭变成无产者，许多慈善基金就此关门，许多基金的基金面临赎回潮和清盘的命运。那么，除了这些直接受害的投资者之外，这一惊天巨案中，还有哪些输家呢？

当我最初听说这一事件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连这样的公司——具有几十年历史、华尔街重要做市商、纳斯达克奠基人之一——都靠不住，那还有谁可以信赖？他的对冲基金同行们，如何再向其投资人说明：“我们不会这样”？于是合乎逻辑的预期是：会不会有一场可怕的大规模基金赎回风潮？

但是看了案件的更多细节之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不论其他环节如何复杂蹊跷，马多夫骗局得以成立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缺乏对投资者的透明度，即，投资者无法核实马多夫所声称的那些证券交易是否真的发生了。事实上，据第三方的分析，这些交易大部分没有发生，这些分析还指出，马多夫根本不可能遵循了他所声称的投资策略，即在collar期权的风险限制下，投资标普100中的30多个股票，并定期清仓转为国债；有分析者模拟了这一策略，发现它不可能获得马多夫所宣称并按此向投资者支付的每月1-1.2%的高额收益，并且，这一策略所要求的期权头寸远远高出实际交易记录所显示的数字。

作为一个封闭式的私募基金，它没有义务对公众披露其交易记录，它也可以采用对投资者保密的政策，不汇报其交易细节和投资组合，在我看来，这些都没问题；但它必须用某种方式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钱的确还在账户上，无论是以股票、债券或现金的形式。对于基金管理者，这一点不难做到，聘用外部资产托管人，或者在其他券商那里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马多夫既是基金管理人，又是券商，这恐怕是骗局关键中的关键），或者聘用大会计行定期出具报表，都很容易做到。

像马多夫这样完全黑暗的暗箱操作，并非对冲基金的常见做法，这样看来，他的同行们倒是比较容易撇清，他们可以向他们的投资人解释：马多夫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到的，除非我们与第三方托管人或会计行串谋。同时，他们可以立即向投资人出具第三方的凭据或报表，来消除他们的担忧。这一点，我相信他们能做到。

相反，难以撇清责任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马多夫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和那些向其客户或明示或暗示的推荐了该基金的资产管理者、私人银行和理财顾问。这些机构，不仅遭受了直接的投资损失，承担了其推荐所带来的法律责任，更致命的，是丧失了其在审慎、洞察和远见方面的声誉，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从上述第三方分析可以看出，马多夫的骗局并非复杂难辨，其疑点突出而明显，有关分析和质疑并非案发后才出现，十几年来一直不断有人提出；特别是所宣称的稳健策略和几乎恒定的高收益之间的矛盾，以及定期清仓的诡异做法，是一望便知的马脚。

个人投资者或许甘愿冒风险而接受纯暗箱操作，或者听信马多夫有内幕消息的传闻，或者指望骗局崩盘之前自己已赚够了分红，这还可以理解；但对于服务于投资者的机构，抱此类幻想便是极其荒谬而不可原谅的，至少对于涉入此事的交易员和理财顾问们，他们的职业生涯已经终结，他们应被列入黑名单，而他们所在机构也应被打上一个重重的耻辱标记。

（按：我不赞成政府对粮食做任何事，这里说的，是假设人们都同意，政府粮食政策所宣称的目标是可取的，那么在市场化条件下，达成这些目标的合理方式是什么）

粮改的政策目标分析
辉格
2008年12月15日

近日，关于产粮大省吉林加速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制的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粮食体制改革的关注。正如吉林有关政府人员所承认的，加速改制，是国有粮企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下，无奈的选择。实际上，2004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基层国有粮企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盈利模式和生存基础，改制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延续。同样的变化已经或即将在其他省份发生，只是各省所面临的困境和政策推进速度与深度有所不同。通过深化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来化解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正确的做法，值得赞赏。

粮食体制改革，始于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经过1988年取消粮票，1993年取消购粮本，实现了零售环节的市场化，然后在1998年启动了以国企主导和高度管制（所谓“四不一保”）为特征的半市场化改革，最终在2004年启动了全面市场化改革。应该说，目前尚处于2004年改革的推进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轮改革涉及到大量地方国企的改制、功能转变和人员安置，遭遇困难和阻力是难免的。

与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同时推动的，也是作为该项改革的重要目标的，是政府的粮食安全政策。过去，政府通过国有化和统购统销来控制粮食，现在既然全面市场化的方向已定，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确定和实施粮食安全政策。所谓粮食安全，是指即使在灾难、贸易封锁和战争等极端条件下，仍可确保国内市场粮食供给基本充足。从历来的政策宣示中不难看出，政府已将这一大目标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任何时候，境内都有足够多（比如半年）粮食存量；在短期，种植者不会受过低粮食价格之伤害，消费者不会因过高粮食价格而造成生活困难；在长期，种植者有足够激励维持现有种植总面积，以便维持现有的粮食自给率。

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当前使用了三个政策工具：供方补贴，国家储备和土地用途管制，具体是，以补贴价限量收购种植者的粮食产出，建立以政策性国企为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由国土局管制耕地转为其他用途。这一政策组合中，政府主要扮演了业主、经营者和管制者的角色，相比计划体制下，政府直接扮演生产者和销售商的角色，有了很大进步；但这仍然不是一个真正面向市场化的政策组合。经验表明，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同时，若要保持市场按其自身的逻辑运行，发挥其供需调剂和资源配置功能，最佳的选择是，政府以市场平等参与者的身份从事买卖，而不是用干预和管制去制造扭曲和价格信号传导障碍。

分析上述经过分解的目标可以发现，关键的变量是价格和存量，政策目标实际上是让这个变量始终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内。在充分发育的市场里，要做到这一点，有比现在更简便清晰、更市场化的工具。要维持粮食价格区间，政府可以在公开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上进行买卖，大宗市场上的标准合约交易，在效果验证、信息透明度和实施费用上，都比直接补贴种植者好得多，大宗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即期和远期价格信号，可以为种植者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和指导；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鼓励和培育基于标准合约的大宗市场。

要维持粮食存量区间，政府可以建立储备体系，但不必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和库存粮。一方面，政府可以保有一个覆盖未来若干年并滚动更新的期货合约序列，来确保其未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境内粮食库存监测系统，并结合合约交易来确保境内库存量维持在目标区间内；政府可以按库存量向粮食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换取其接受库存监测和定期抽查，这样做比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效率更高；这样的储备体系是自动滚动更新的，避免了国有储备粮的损耗。作为头号粮食生产国的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联邦粮食储备体系，但联邦政府并不拥有任何粮库。实际上，只要境内有足够的粮食存量，谁拥有它并不重要，因为政府并未放弃在紧急情况下征用粮食用于救灾和战争的权力。

存款保险的责任之辨 辉格 2008年11月28日 酝酿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终于走出了漫长的研究和方案设计阶段，即将提交审批。与美国FDIC的建立过程相反，我国存款保险的施行，并非为原本裸露的储户风险引入新的担保机制，而是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隐含国家担保加以显性化，并逐渐把无限的主权责任变成一种内容与边界明确的、由独立机构承担的有限民事责任。这一改变，与金融市场化的改革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实行方式和推出时机上，还存在不少争议。 国家对储户的担保责任，源自三个方面：银行的国有性质、国家的监管政策和货币的国家化。自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银行都已国有化，即使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已推行多年之后，国家仍然控制着主要银行的70%以上股份，而且这一控股地位是由法律所规定的。今天储户对于银行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对国家担保的信任，这一责任是不可轻易放弃的。因而在法理上，将存款担保责任从国家移向独立保险机构的过程，应与银行股权多元化的过程并行推进，以体现权责对称的原则。传闻中的方案是先在央行内部设立保险基金，而不是立即建立独立保险机构，这是正确的做法。 国家的任何监管制度，一方面确立了监管机构对被监管者的权力，监管者据此可强行要求被监管者达到某种质量或安全标准；但同时，它也意味着对消费者承担了相应的质量和安全担保责任，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告诉消费者：为你们提供服务的企业处于我的监管之下，因而他们获得我的许可得以继续营业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他们是符合了我所要求的质量和安全标准。这同样是一种权责对称，虽然常常被忽视。国家已经建立了严格的银行监管制度，来确保银行在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和风险配置等方面是足够安全的，因而国家对于储户存款的担保责任便难以免除，这一责任对于在国内开业并接受银监会监管的外资和民营银行，同样成立。 问题是，既然监管已经暗含了担保责任，另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何意义？如果建立了，谁的责任在先？比例如何分割？这的确是个困难的问题，一种办法是把目前打算在央行内部设立的保险基金移交给银监会，以体现权责对称，但也偏离了将保险责任独立化的改革意图。另一种做法是：应区分微观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分别由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分别监控，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担保责任。这意味着，在推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银监会应从目前的全面监管职能中收缩，将微观风险交给保险机构处理。 微观和系统性风险的差别在于：个别银行或基金的产品设计和风险配置所包含的风险，当造成损失或破产时，是否会引发广泛的连锁反应。相应的，当损失局限在个别银行时，担保责任应由保险机构承担，当蔓延为系统性危机，那些状况良好的银行因恐慌造成全面流动性紧缩而造成损失时，担保责任便由监管者（国家）承担。但事实上，这种差异很难辨别，对于新产品更难预知，次贷危机最终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的过程便是很好的说明。因此，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如何调整和分配监管责任，还需仔细斟酌。 自从现代主权货币代替基于金银本位的自由货币之后，根本上说，无论银行是否国有，监管制度是松是紧，国家都已对货币的币值和充足性承担了无可推卸的责任。中央银行通过执行货币政策，确保币值稳定和货币供应充足，来履行这一责任。显然，这种担保针对的是系统性风险，当危机来临，流动性风险普遍提高、货币乘数下降而导致信用冻结时，央行便有责任增加流动性，以避免银行被大面积挤兑破产而给储户造成损失。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机构的存款保险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全面危机一旦暴发，只能由央行这一主权货币的创造者来兜底。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推行，不必以系统性危机为着眼点，而因专注于微观风险。

（按：本文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时标题被改为<土地确权坚实前行>，我可没那么乐观，呵呵） 土地确权蹒跚前行 辉格 2008年11月26日 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是对1995年旧规定的修订，从那时以来，规定所依据的法律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去年颁布的物权法，98年和04年两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和98年修订的土地法实施条例。新《规定》的出台，一方面要适应这些新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配合已经全面展开的林权改革和正在启动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同时新《规定》也澄清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措施，通过推进土地登记和发证工作，将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众人所期待的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创造条件。 新《规定》虽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仍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删除了旧《规定》第三条，即“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这一点不必作过分解读，按我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和政策意图上的任何变化，而仅仅是技术性修订，目的是为了把这一总括性表述剔除出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中，以便消除相关的歧义和纠纷。这一剔除，意味着行政当局已将此条款认定为对既有事实的总括描述，而非对潜在争议和未来变动的指导性规则。也就是说，这一表述所涵盖的具体规则已经体现在各具体的可操作条款中，因而在未来的纠纷处理中，争议各方和仲裁者都不得直接援引该表述，而应遵循具体的操作性条款。这样的澄清虽不算突破，但对于那些早先通过合规途径并入城市的城中村们，是一颗定心丸：可以不必担心其所依据的操作性条款因与上位法冲突而失效。 新《规定》强化或明确了村集体在土地权益上的自主地位，在诸如闲置宅基地的回收、村际土地互换、村建设用地入股和租赁等问题上，明确了由村集体自主决定。这些调整虽然幅度不大，但也很有意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今后类似闲置宅基地的问题会益发突出。新《规定》看来也澄清了国有和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被入股、租赁和抵押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承认了当相关企业被收购或清算时，土地权益转向受让人或债权人之后，将继续得到保护，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为今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新《规定》最值得赞赏的是，它在明确各种权利的时候，遵循了尊重历史和既成事实这一总的原则，这对于稳定权利主体和潜在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十分有益。 清晰的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所谓清晰，是指权利的内容是事先可知的，并且与拥有者的属性无关，这意味着这些权利无须凭借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声望和人际关系来确保，也无须拥有者凭借自身力量在现场加以捍卫，这样，拥有者和潜在交易方只凭一纸契约或一份证书即可知道这些权利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权利在经过任意多次交换之后仍可保持原样。只有这样，权利才能突破地理、文化、地方习俗和人际关系网的界限和所有这些隔阂所带来的高额交易费用，实现顺畅的交易和流通，最终发展出产权流通市场。 清晰的权利也意味着标准化。关于土地的权利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从权利层次上，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分，从所有人主体上，有国有和集体之分，从用途上，有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防洪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区分，使得每一项土地权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都千差万别。权利的差异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标准化，要实现充分的市场流通，有关土地的各种权益和责任应在清晰化的基础上分类打包，形成数量有限的标准化类别。这样，交易者看到某个类别便可知道其中包含哪些权利和责任，避免踩上地雷：比如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有一项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1亿元，某债权人在清算时分到了这项权益，但直到他去办理过户时才发现这项权利不许转让给民营企业。只有通过标准化消除此类地雷之后，大规模市场流通才能展开，基于土地权益的金融产品才可能出现，用德·索托的话说：资产才能变成资本。 土地权利历来是诸多财产权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一项，改革的难度也最大，就我国的30年改革历程而言，土地也是最滞后的一项，但它终将难以绕过。新《规定》连同近期围绕土地权利的各项改革，既顺应了市场化日益深入的趋势，也将为这一进程建立更好的制度保障。土地确权将促进市场交易并推动权利资本化和金融化，而权利也将随交易和资本化的展开而变得更加清晰，这是一个市场和制度相互推动的演进过程。

林权改革应落实到户 辉格 2008年11月27日 日前，《南方农村报》报道了粤北始兴县井下村因林改“分股不分山”而导致大规模盗伐的事件。因为分山到户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村民开始自发上山砍树，而这种行为一旦开始，便会引发连锁反应，不难想象，在“末日心态”的驱动下，其他村民和承包者唯恐自己的利益落空，定会迅速跟进。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如果我们的林权改革不偏离权利落实到户的原则，农民本会是最爱惜山林的人，而不会是盗伐者，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本。这场悲剧给我们的教训是：有和没有权利时，人们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会何等悬殊。 那些拒绝将林权落实到户，而主张“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意见，所依据的理由看来并不能成立。首先，井下村有2万多亩林地，若分到334户家庭，每户60亩，而不是村委会主任所称“分到每个人手里还不到十亩，有什么用啊？”，农户不必把分到的地在家庭成员之间分割经营；其次，如果担心过细分割不利于林地经营，村民之间自然会通过合营、租赁或股份合作等方式来寻找最优规模，事实上，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如今山区农村的很大比例壮劳力都在外打工或经营，即使留在家里的也有很多有其他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会有兴趣和能力亲自经营山林；再次，即使村委会希望通过股份合作来实现集约化经营，也完全可以先把林权落实到户，然后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股份合作社，如果合作社被证明是更有效率的组织和经营方式，村民自然会乐意参加，不必强求。 所谓“分股不分山”的做法，在法理上也是缺乏基础的。既然叫“分股”，便意味着存在一个股份制实体，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公司，作为一个民法实体，必须由一组财产集合而成，因此，村民必须先有一份财产权，才能将之作价入股而取得股份，如果缺了先把土地权益落实到户这一前提，村民最初拿什么来入股呢？其次，股份合作的基础是自愿加入和股东全权，如果村民没有决定是否参加的选择权，也没有按股份行使决策和管理权力，那就不是合作社，而是人民公社了。30年前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如今面向承包制长期稳定化和土地流转的改革，宗旨便在于告别公社大锅饭，将权利落实到个体，让家庭和个人自我决策、自主经营、自负其责，林权改革不应与这一大方向背道而驰，在不真实的股份合作的帷幕下，退回集体化的老路。 出现井下村这样的尴尬局面甚至酿成悲剧，其实源于改革实施者对政策的误解。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广东省政府关于林权改革的《意见》，“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采取均股、均利等形式落实到农户。可继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以及农民比较满意的集体林场、联办林场……维持其经营主体不变。”很明显，从“可”和“满意”这些用词可以看出，统一经营只是一个非强制性的建议，而非硬性规定，实际上各村完全可以在听取村民意见后，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合作方式。 无论从提高山林经营效率，还是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将林权落实到个体都是最佳的选择。农民或许不善言辞，或缺乏适当的方式和途径表达他们的诉求，但他们清楚的知道利益所在和权利的意义，他们已经用行动表达了对权利的渴望，以及当失去权利时，他们会如何捍卫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