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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7】
@北京吃货小分队 【星巴克，你让内地屌丝们等的好苦啊】山西首家星巴克店开业 消费者排长队！让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的钱好赚！转
@黄章晋ster:山西人民真的好淡定。又让我想起湖南加盟共和国娄底斯坦第一家麦当劳开张时，市委书记宣布娄底斯坦从此进入国际化都市序列之后，数百人践踏死伤的故事。
@whigzhou: 另一种朝圣
@只配抬杠:中国人能想象茶馆外面有这么长的队伍排队喝茶吗？
@whigzhou: 阵势比这大，但不是排队，小时候镇上茶馆早晨高峰期不仅里面挤满，门外街道屋檐下的茶客阵列可以向两边延伸五六十米，大部分是附近农民，顺便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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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7】
@北京吃货小分队 【星巴克，你让内地屌丝们等的好苦啊】山西首家星巴克店开业 消费者排长队！让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的钱好赚！转
@黄章晋ster:山西人民真的好淡定。又让我想起湖南加盟共和国娄底斯坦第一家麦当劳开张时，市委书记宣布娄底斯坦从此进入国际化都市序列之后，数百人践踏死伤的故事。
@whigzhou: 另一种朝圣
@只配抬杠:中国人能想象茶馆外面有这么长的队伍排队喝茶吗？
@whigzhou: 阵势比这大，但不是排队，小时候镇上茶馆早晨高峰期不仅里面挤满，门外街道屋檐下的茶客阵列可以向两边延伸五六十米，大部分是附近农民，顺便从家拿点菜出来边喝边卖
@whigzhou: 对许多中年以上农民，每天去镇上喝早茶是生活重要部分，家远的两点多起床，步行两个多小时到，卖菜有时只是象征性的
@whigzhou: 见过一老头，那天家里实在没啥菜可拿出来卖的，就拿了两头蒜和一把小葱，我看见时已卖掉半头蒜
@只配抬杠:回复@whigzhou:阵列不是一团团的吧，应该是面朝一个方向方便卖菜的
@whigzhou: 嗯，贴着屋檐下坐石阶上，面朝街道，店内是长条桌和八仙桌
@小野猪君:想起来了，小时候在乡下我爷爷伯伯他们都是早上四点半去饮茶的，我跟着如果一次，茶楼里人山人海的都是男人，还几乎全都认识
@whigzhou: 嗯，四点半出发那应该是住在镇边上咯
@whigzhou: 这种茶馆的商业模式还挺有意思，早晨完全面向农民，下午有时会有评书或花鼓戏，如果没有就变成了棋牌室，主要观众也是农民，下午三点以后开始面向镇民，晚饭前卖开水，晚饭后上演评弹，资源利用率相当高
@whigzhou: 核心设备叫老虎灶 http://t.cn/zYny9eU 燃料是砻糠，砻糠火力猛但能量密度低，消耗量大，茶馆隔几日即须补给一次，所以都备有专用小码头
@trinity31:为什么不自家喝呢~
@whigzhou: 喝早茶主要是一项社交活动
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more...)
标签：城市 | 文化 | 社会 | 移民 | 读书笔记 | 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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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
美国种族简史》（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所。
支持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是，这些贫民窟的人口组成始终在有规律的变化更替，比如曼哈顿东南的“五角地”（[[Five Points, Manhattan|Five Points]]），19世纪中期因爱尔兰移民大批涌入而成为贫民窟，后来爱尔兰人在立稳脚跟、处境改善之后，陆续迁出，从房客变成房东，新来的东欧犹太人成了房客，这种模式反复持续，接着是意大利人接替犹太人，然后是来自南方的黑人，再后来是加勒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既已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太需要这样一块跳板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语言、生活习惯、待人处事的方式，到价值观、遵循的伦理规范、评价个人品质和能力的标准，传统乡村社会都与都市截然不同，新来者若得不到熟人的支持和帮助，既难找到工作，也难与当地人融洽相处。
所以如我们所见，移民在新到达的城市都喜欢投亲靠友、聚族而居，无论在租房子、找工作还是处理人际纠纷时，都依靠先来者的支持，这样，他们实际上把原先所习惯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部分的搬到了城市，在这块传统社会的飞地上，他们能使用熟悉的语言，买到熟悉的商品，借到钱，结识朋友，找到配偶，还有属于自己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工作，由于最初很难适应城市职业的技能、作息和管理要求，也缺乏信息，更难以获得雇主与客户的信任，因而贫民窟常有老移民为他们充当包工头和中介人，或代替雇主管理这些工人，或把活儿揽过来分给他们，或开办兜揽外包业务的小作坊，这些包工头和作坊主常被不明就里的扒粪记者丑化为血汗压榨者，殊不知，他们是引导提携新移民进入都市社会的向导。
在许多方面，国内大城市的城中村都与索维尔介绍的美国贫民窟很像，尽管进城者不是海外移民，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文化差异之大，城乡隔阂之深，城市移民所面临的融入障碍并不亚于美国移民，初来乍到之际，他们同样依靠老乡亲友同学而获得落脚点，结伴而居以相互支持。
不过，还有一种城中村有所不同，比如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建立的浙江村，是由家族和同乡纽带结成的商人群体聚居地，以家族等传统社会关系为纽带来建立人脉、筹集资本、扩展商业网络，也是温州商人的传统特色，这很像过去的犹太商人集团，与贫民窟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借助传统社会关系资源来克服进入现代市场时所面临的障碍。
现代市场是高度流动性的，因而无论做生意还是找工作，所凭借的资源都需要满足非人格化的要求，而不能依赖于特定的人际关系，比如大学毕业证、注册会计师、医生开业执照、房产证明、银行信用记录、业内知名度、品牌信誉，拿到哪里都会被认可，但这些资源往往是新进城者所缺少的。
相反在传统社会，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往往只在特定关系中才被认可，比如家族声誉、师徒关系、邻里口碑、江湖义气等等，这些资源在流动性社会中不受认可，这就恶化了新来者的处境；解决办法，是将他们在其中建立这些资源的那个传统社会扩展延伸到城市而建立飞地，直到在那里站稳脚跟，才逐渐摆脱对这些传统资源的依赖。
通常这个过程会持续两代人，而良好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将是推动和加速融入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过程也可能被制度障碍所打断，假如适合于流动性社会的市场制度始终不能建立或千疮百孔，或者城市总是为新移民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或者政府用福利主义政策将暂时处于困境的移民包养起来，从而令其困境长期化，那么，贫民窟倒真可能从跳板和桥梁，变成一个丧失活力和没有希望的死水坑。
五角地的黑人社区似乎已经历过这样的悲剧，黑人在贫民窟滞留的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而这一情形恰与罗斯福新政、民权法案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同步，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在国内重演。
【2013-01-13】
@高利明 国家：合作的背书——巴泽尔《国家理论》读书笔记 “不同于诺斯,巴泽尔给出了资本主义兴盛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第三方实施’的规模效应。 巴泽尔是有着惊人续航能力的思想家。在找到‘第三方执行’的金钥匙之后,巴泽…
@局外人c的空间:高老师的力作！隆重推荐。我以为，高老师算是中国巴泽尔研究的至少是最高水准之一，
@学经济家:先收藏
@whigzhou: 若高总对巴泽尔的介绍是准确的，那看上去他是剑走偏锋了，强调国家普遍保护在市场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是对的，但以为它取代了自下而上的规范/价值体系，因而后者不再重要，就错了
@whigzhou: 有机会我会写篇文章，先简单说几点：1）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即高总的“长期关系”与“第三方实施”）的二分法过于简化，远不足以澄清市场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实际上这首先是一个策略与关系的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过程，从两两长期关系，到圈内(more...)
标签：制度 | 司法 | 市场 | 社会 |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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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3】
@高利明 国家：合作的背书——巴泽尔《国家理论》读书笔记 “不同于诺斯,巴泽尔给出了资本主义兴盛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第三方实施’的规模效应。 巴泽尔是有着惊人续航能力的思想家。在找到‘第三方执行’的金钥匙之后,巴泽...
@局外人c的空间:高老师的力作！隆重推荐。我以为，高老师算是中国巴泽尔研究的至少是最高水准之一，
@学经济家:先收藏
@whigzhou: 若高总对巴泽尔的介绍是准确的，那看上去他是剑走偏锋了，强调国家普遍保护在市场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是对的，但以为它取代了自下而上的规范/价值体系，因而后者不再重要，就错了
@whigzhou: 有机会我会写篇文章，先简单说几点：1）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即高总的“长期关系”与“第三方实施”）的二分法过于简化，远不足以澄清市场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实际上这首先是一个策略与关系的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过程，从两两长期关系，到圈内长期关系，到身份/阶层分化，到亚文化的价值/伦理规范……再到社会主流价值/规范体系的形成，人格化程度逐级降低，
@whigzhou: 2）其次，缺乏普遍保障的传统社会，也有市场，因为熟人圈可以相互重叠，所以只要形成专业圈子，经过几层中介，即可覆盖一个相当规模的市场，百来个相互熟识犹太人社团，可以经营很大规模的商业和金融业，并且都是基于个人声誉的；
@whigzhou: 3）行会/协会等组织，可以大大扩展上述基于相互交叠的熟人圈的多层结构的覆盖范围，因为组织提供了一层抽象，用组织声誉代替个人声誉，一位墙上挂着某医学院毕业证的医生，有机会到一个陌生小镇开业，
@whigzhou: 4）所以，从传统社会向市场演化的过程，那些从长期关系中发展出来的价值/规范不是消失了或被取代了，而是a)去人格化了，b)多面化了，
@whigzhou: 5）国家的普遍保护（如果幸而存在的话）确实降低了市场制度对传统规范的依赖，但前者不可能离开后者而单独存在，因为需要有个东西来拉住它，以免其滑向专痔……
@whigzhou: 因为依其本性，国家总是走向集权化和大政府，永远需要有个东西拉住它，而市场制度至今得以苟延残喘，端赖一个自下而上的规范生成体系，巴泽尔（若如高总所介绍）的错误在于，以为这套价值/规范体系不再重要，其作用已被国家司法所取代，果若如此，我们看到的就是法国，而不是美国
@whigzhou: 5）这套自下而上的规范生成系统，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熟识和个人声誉，只是现代社会的熟识往往是单方面的，名人/大众构成了一个非对称的熟识关系，
@whigzhou: 6）实际上，这种非对称熟识关系也存在于大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它用公司人格取代自然人格，得以在邓巴数限制之下，在大规模市场上实现声誉机制，
@whigzhou: 7）即便有了司法普遍保障，现代市场的运行仍高度依赖信誉机制和私人规范，司法只是最终保障，只有极小部分纠纷求助于它，
@whigzhou: 8）作为个人，若从每个侧面看，很大程度仍生活于熟人社会（至少单方面熟识），与传统的主要区别是，这些侧面分离了，关系的内聚度降低了，即：你的熟人的熟人很可能不是你的熟人
@whigzhou: 相反在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内聚度很高，你的同学通常也认识你的邻居/亲戚/客户，高内聚度的结果是，规范生活不同侧面的诸价值与规则，通常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无所不包、从头管到脚的伦理系统，这种规范体系过于僵硬，让社区趋于保守封闭，让社会失去了流动性，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逗号，然后？辉总你这半天没下文了啊，哈哈……
@whigzhou: 想了想，要点好像说完了，更多细节以后再说
@高利明:答辉总http://t.cn/zjrnOke
@whigzhou: 嗯，高总列了很多具体例子来展开和澄清原文的意思，这些例子很好，其实许多我也赞同，但我要强调的是，从熟人社会到由第三方执行的抽象规范的演变，是经过了许多中间状态的，并且这些中间结构在市场制度中仍起着基础性作用，并未“沦丧”
@whigzhou: 也就是说，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社会，不是由一个中央司法机构和一群无结构的个人组成的两层结构，而是由许多中间结构支撑起来的自下而上的多层结构
@whigzhou: 这些中间结构包括：社区/地方自治，行业组织，利益集团，专业阶层，大学/媒体/标准化组织等功能性机构/社团，亚文化群体，等等，所有这些中间结构，都有着与之相应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在某个侧面起着社会规范的作用，假如这些都“沦丧”了，市场也没有了
@whigzhou: 其实，看待这些中间结构的态度，也构成了保守主义和Libertarian的一大区别
@whigzhou: 教会/教派组织也是重要的中间结构
@高利明:我更关心的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若要开展贸易，其合约背后的执行方未必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市场究竟是怎样协调的、并进而如何影响这些执行者的行为和力量的。
@whigzhou: 嗯，你强调的方面是重要的，我只是提醒一下也要重视另一方面
@whigzhou: 饭文：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http://t.cn/ap6o8n ……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中，现代人倾向于只袒露自己与该场景有关的那个侧面，而把其他方面包裹掩盖起来，同时，他们也懂得小心的不去触碰和揭露别人的那些场景无关部位，这是现代……
@whigzhou: 这篇旧文介绍了我的多面化理论，多面化是理解传统与现代之区别的关键，现代社会，你在工作、亲戚往来、娱乐活动、参与社区管理、社会活动等等方面，会分别有个熟人圈，互不重叠，你在每个圈子里遵循的是不同的规范，而且除血缘圈之外，每个都可以退出、另选，而在传统社会，所有这些都被绑在一起
@whigzhou: 这种多面性，最生动的表现在婚宴的桌席安排上，一个圈子一两桌，假设每圈熟识15人，邓巴数限制下，个人可同时进入十个圈子，可覆盖生活各个侧面
@whigzhou: 多面化转变是根本性的，它同时带来了文化宽容、个人自由和社会流动性，因为若这些圈子全都被捆绑重叠在一起，个人就很难重新选择，退出的成本极高（那将意味着短时间一次性重建所有关系），退出（更多是被逐出）意味着身败名裂，从此无依无靠
@whigzhou: 多面化的结果改变了社会关系网的拓扑结构，传统社区基于血缘和地域，高度封闭，多数关系限于内部，仅通过少数关键人物（政治领袖、小店主、铁匠、货郎等）与外部发生关系，而那些专门从事社区间流通/交易的人，又往往游离于本地社区之外，组成自己的特殊社区，比如犹太人
@whigzhou: 起社区连结作用的那些群体，由于多数社会关系游离在本社区之外，因而本社区的规范无法约束他们，因而被视为异类，甚至归入贱籍，这是古代社会存在本末良贱之分的根源所在
@whigzhou: 关于本末良贱，我在这篇微言的后记里也有讨论 http://t.cn/zjrr6dh
@whigzhou: 邓巴数（或类似的认知局限），也为各行业可容纳的品牌数量和每个品牌覆盖产品种类设置了上限，为何牙膏和洗头膏被置于同一品牌下？因为分太细品牌太多消费者记不住，能合并就合并，但抹脸的不能跟刷马桶的合并，手机也不能跟鞋合并，认知距离太大，总的限制是：单个消费者能够辨识的品牌也就一百多个
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辉格
2012年12月11日
半年多来在微博上主张异地考试和入学权利的占海特，因为全家与观点相异者约辩而突遭横祸，先是父亲被警方拘捕，接着房东又在警方和居委会压力下要求收房，不仅学没上成，眼看着全家要被逐出上海；警方对此事的处理颇不明智，硬把一场民间和平争议变成了官民冲突，而且惩罚约辩双方中的一方，是对另一方的鼓励，是在助长后者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和极具攻击性的排外情绪。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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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辉格
2012年12月11日
半年多来在微博上主张异地考试和入学权利的占海特，因为全家与观点相异者约辩而突遭横祸，先是父亲被警方拘捕，接着房东又在警方和居委会压力下要求收房，不仅学没上成，眼看着全家要被逐出上海；警方对此事的处理颇不明智，硬把一场民间和平争议变成了官民冲突，而且惩罚约辩双方中的一方，是对另一方的鼓励，是在助长后者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和极具攻击性的排外情绪。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地区间市场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就不会有这些大都市今天的繁荣，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繁荣的受益者。
上述繁荣大幅提升了各种地方性资源的市场价值，包括土地、就业机会、人脉资源、信息资源和语言优势，当然，确实可能有一些人，恰好不拥有或未能恰当利用上述任何一种资源，而同时却承受了更高的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但那是极个别的，而且多半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挥霍或错失了曾经拥有的机会。
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失败者，但即便是失败者，大都市失败者的处境也要比乡村和城镇失败者的好得多，这也是为何最贫困者大都宁愿挤在大城市贫民窟而不是流落到乡镇和小城市的缘故；不过，可以相信，那些鼓吹排外的人，多半倒并非失败者，他们只是习惯性的作出了错误归因，把改善都归因于自己的禀赋、努力、明智和好运气，而把承受的代价都归因于他所不喜欢的变化和新事物。
一种为排外主张辩护的理由是，一个地区的居民有权阻止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正如国家可以建立边境管制而阻止外国人进入；假如城市是由居民基于业主权利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自治社区组织，它这么做确实有其正当性，但国内城市的制度背景与之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既没有业主自治组织，也没有排他性的业主契约，实际上那里的居民根本没有完整的业主资格，这些城市只是些政府所划分的行政区域而已。
至于引起纷争的外来移居者对当地公共资源的挤占，同样不能成为排外的理由，这些资源是由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而不是由业主按其产权份额缴纳的物业费所建立和维持的，而外来居民同样是当地的纳税人，而且税负是依收入和经营规模而分摊，并非依户口本按人头征收，因而外来者有着完全正当的理由，要求获得使用这些资源的同等机会。
当然，假如国内城市曾拥有另一种制度背景，或者未来获得另一种制度发展的机会，那或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排外倾向的文化保守型城市，比如在业主契约里规定业主不得向不符合某些条件的外人出售或出租房屋，学校不得接受社区外学生，企业不得雇佣社区外雇员，等等，此类规定虽限制了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种限制是他们在订立契约时自愿接受的，因而不失其正当性。
但很明显，选择此种制度的城市注定是小型的，不可能发展为拥有数百上千万人口的繁荣都市，而一旦城市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它再也没有机会退回到封闭排外状态了，因为众多受益于其繁荣开放的居民不会答应；封闭保守社区有其价值，也是多元开放社会的一部分，它可以为那些因宗教或价值观的理由而对居住环境有着特殊偏好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避难所。
实际上，尽管我们听到许多对外地人挤占教育资源的抱怨，却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外人挤占餐馆座位，这是因为办学机会的不开放，教育资源的供给因制度障碍而未能对需求的迅猛增长做出反应，也是因为教育资源由政府所垄断和支配，因而无端制造了不必要的排外情绪，假如教育资源像餐馆座位一样由市场机制创造和分配，人们也就同样找不到抱怨的理由。
（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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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甚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的“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得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或者就算听到也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的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的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已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诸如自残和嗜粪，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甚至变态的，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的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Ｘ，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的功利性考虑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以及旁人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是对立的选择，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心的人将大量增加，但他们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并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的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将更多的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因而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渐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乏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除出去，这恐怕是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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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某些传统社会观念，你发达了，就背负上了帮助亲友改善处境的责任，而后者也会觉得可以心安理得的来沾一点光；而且这种帮助对施助者也颇有好处，当你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阶层，需要寻找一些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在需要时获得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无论是情感的、道义的还是财力人力和信息上的支持。
一个中国女孩嫁到美国并在哪里站稳脚跟，虽算不上有多发达，但毕竟拥有了一个让其也想出国的亲友可以投靠的落脚点，假如她只是因为结婚才到了美国，那她就很可能在那里还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也非常迫切需要为自己构建这样一个关系网，而帮助亲友移居并立足是最自然的选择。
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显得古怪而难以容忍，并让他们发出对文化隔阂的感慨，这里确实有文化差异，但不是民族间或地区间的横向差异，而是一种纵向的时代差异，只要你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娶来妻子，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肯尼亚，大概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从欧洲移居北美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都有投亲靠友的习惯，老移民也乐意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安排落脚点，从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迁移路线也可看出端倪，第一代移民通常先在波士顿纽约等沿海港口大城市落脚，等适应了当地文化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之后，从第二代开始便逐渐往内陆扩散。
那时的欧洲还是个传统社会，血缘、姻亲和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仍很优先，是安家立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靠，当然，欧洲也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化，教会组织和教友关系起着更大的作用，不过在那个年代，教派分化和血缘与地域分支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因而前者并不会对后者构成离心作用。
所以在对待家族同乡关系的态度上，并不存在多少横向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从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亲属同乡关系构成个人适应新处境的负资产时，人们常表现出嫌弃乡下亲戚的倾向，比如那些通过自我包装和精心钻营勉强挤入上层社会、对其新近取得的身份和地位尚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常常面临这样一个利益格局，而像“中国人更看重家族同乡关系”之类的简单说法，会让我们错误理解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类似的，假如你即将去帮助的人，除了偶尔的聚会和问候之外，今后很少可能再跟你发生重要关系，不再构成你立足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部分——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城市社会，这很可能是事实——那你就很难提得起精神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最初，或许处于文化惯性和社会压力，你可能仍会这么做，但随着这种做法日益稀少，它越来越不再是一种责任，而对方也越来越没有理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便这样发生了。
这样的变迁，连同其它变化一起，将使得婚姻关系日益变得单纯，原本，一桩婚姻的缔结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即便在家族纽带比较松散的传统社会，至少也是包括双方父母兄弟在内的两个扩展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亲家、婆媳、姑嫂、妯娌、连襟等等关系都将被重头建立，双方都将对方的关系网融入自己的网络，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情形下，离婚将是一次撕裂无数关系的大地震，因而很少发生。
今后的婚姻将不会再伴随着这样的关系网大融合了，这一变化是三个因素相互强化的反馈过程：预期依赖度的降低，让人们逐渐疏于发展姻亲关系，而由于这些关系发展程度较弱，离婚带来的震荡和损失降低了，从而提高了离婚率，而离婚率的提高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关系的兴趣，因为他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依赖以及离婚的代价。
传统婚姻关系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将日益从未来的婚姻中消失，婚姻将越来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父母震惊和亲属愕然，他们将更平静淡然的接受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姻亲之间的情感将荡然无存，但它将变成一种更加轻松、不包含相互间责任义务的普通友情关系，是个人随其喜好和性情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规范压合而成的连结。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面目
辉格
2012年9月2日
一个多月前，蒋方舟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达尔文改变中国》的文章，认为对现代中国影响的外国人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而这个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精英无论门派，普遍放弃了道德伦理和正义良知，接受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念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由此主导了此后一个世纪的社会思潮。
文章很快引来了热烈回应，其中以批评声音居多，尤以科学界人士反应强烈，认为蒋误解歪曲了进化论，并且将达尔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混淆，因而错误的将弱肉强食之类的恶名强加在它头上；有评论者也指出，进化论只是解释生物特性、起源和变化的科学理论，从中推不出伦理结论，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是两码事。
科学界的激烈反应是不难理解的，鉴于进化论在科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但凡有些科学常识的人都不会轻易否定其价值，更不会如此劈头盖脸的攻击了；不过，如同往常一样，科学家在驳斥对进化论的攻击的同时，都毫不迟疑的将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了界线，不仅默认它就是弱肉强食的同义词，甚至呼应对方同声谴责。
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果真配得上这个罪名吗？假如你读过该理论创立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就会了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斯宾塞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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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面目
辉格
2012年9月2日
一个多月前，蒋方舟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
达尔文改变中国》的文章，认为对现代中国影响的外国人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而这个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精英无论门派，普遍放弃了道德伦理和正义良知，接受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观念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由此主导了此后一个世纪的社会思潮。
文章很快引来了热烈回应，其中以批评声音居多，尤以科学界人士反应强烈，认为蒋误解歪曲了进化论，并且将达尔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混淆，因而错误的将弱肉强食之类的恶名强加在它头上；有评论者也指出，进化论只是解释生物特性、起源和变化的科学理论，从中推不出伦理结论，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是两码事。
科学界的激烈反应是不难理解的，鉴于进化论在科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但凡有些科学常识的人都不会轻易否定其价值，更不会如此劈头盖脸的攻击了；不过，如同往常一样，科学家在驳斥对进化论的攻击的同时，都毫不迟疑的将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了界线，不仅默认它就是弱肉强食的同义词，甚至呼应对方同声谴责。
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果真配得上这个罪名吗？假如你读过该理论创立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就会了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斯宾塞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得到保护，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贸易和殖民活动，谴责对原住民的杀戮和虐待，当然，也反对奴隶制，这些主张，都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并无特别之处。
斯宾塞的独创之处是提出了一套社会进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习俗、科学、制度、道德和法律规范、市场机制等等，和生物的特性与功能一样，其目前的形态都是从早先更原始更低级的形态发展而来，而这一发展是经由适应和淘汰过程而实现的，而在此过程中，个体特性也会做出相应的调适；显然，这与达尔文进化论十分相似，差别仅在于，他把进化论运用到了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上。
当然，斯宾塞理论还非常粗糙，没有具体的说明适应和淘汰是如何发生的，也没解释社会各组成元素和结构如何进化而来，只有一些零散的猜测性说明，至于社会进化过程，他也只简单描绘了两个阶段：野蛮的丛林社会和道德与法律规范保障下的自由文明社会，而且他的进化思想还带有浓重的历史决定论色彩，认为社会和个人都正在朝向某个完美状态发展，一旦达到那个状态之后，个人道德品行足以确保人类和平相处，法律和政府都可以免掉。
无论如何，斯宾塞与后人加在他头上的那些恶名毫无关系，实际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是在二战以后才流行开来，而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国极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把形形色色对进化论在社会问题上的歪曲滥用装进了这个万能垃圾桶里。
这个词汇的流行，以及学术界和大众对斯宾塞的普遍误解，其实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抵制进化论思想入侵的长期传统，这一抵制至少对第一轮入侵是非常成功的；不过，从70年代开始，进化论在重建了其理论基础之后，已向社会科学展开了第二轮入侵，遭遇的抵制同样强烈，当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提出社会生物学纲领（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1975）时，一度在大学校园里成为过街老鼠。
然而，90年代以来局势逐渐扭转，进化心理学、进化人类学、进化医学、进化语言学，都已获得长足发展，新达尔文主义正将全新的视角、范式和分析工具带进一个个社会科学领域，所到之处带来的突破都让人耳目一新，甚至堪称社会科学方法论王冠的经济学，也早已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冲击，这当然也得益于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对社会、文化和制度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
今天，在社会话题上谈论进化论，谈论适应和选择，已不再有人大惊小怪了，这是思想的伟大进步，而这一进步的渊源，理应被公正的追溯到斯宾塞和马尔萨斯，当我们享受着他们的思想果实，却让他们继续背负强加于头上的恶名，总该有些歉疚吧？
【相关著作】赫伯特·斯宾塞：《
社会静力学》
注：本系列发表在《长江日报》的读书栏目，都是我阅读某本书的笔记，故于篇末附上该书信息。
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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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本不足为奇，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更是预料中事。
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条件更为不利，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
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也不大，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所以在作出择偶决定前，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而且，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
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更多的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身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样，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
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
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是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中古以来，在遭受多次灭佛打击之后，中国的佛教也变得越来越出世，很少再起到联络教友情感、为教众提供社会生活空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类似的，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学会，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这些组织的数量少得可怜。
结果，原本由这些中间组织满足的需求和履行的社会功能，多半被抑制了，剩下少数也是由政治性机构和盈利性企业所代替，可是与主动参与的自发性组织相比，这些替代组织都远远不适合成为个人间社会交往的空间，比如同样是参加体育运动，通过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你可能获得一群关系长期稳定的朋友，但是在健身馆，你出完了一身汗之后啥也没留下。
上述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乃至东方的年轻人在进入大城市后普遍变得比较宅，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网络社区；网络交往虽然也能建立某些有价值的关系，但了解深度毕竟不如现实交往，更难以带来足以导向婚姻的熟识和亲密，相反，它可能让年轻人更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防范骚扰的成本不能完全转嫁给别人
辉格
2012年6月26日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用一个透明装实例提醒乘客谨慎着装，以防骚扰，结果惹来大批抗议声，几位女性还亲临地铁现场，举牌宣示她们的态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不过依我看，上海地铁的提醒基本上还是善意的，错就错在不该在最后拖了句“姑娘，请自重啊”，这就对衣着开发者构成了指责，暗示在骚扰事件中她们是有过错的。
许多批评和抗议者将地铁方的言论视为对骚扰行为的开脱，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更可能的是，他们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地铁运营商，对发(more...)
标签：习俗 | 伦理 | 文化 | 法律 | 社会 |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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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骚扰的成本不能完全转嫁给别人
辉格
2012年6月26日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用一个透明装实例提醒乘客谨慎着装，以防骚扰，结果惹来大批抗议声，几位女性还亲临地铁现场，举牌宣示她们的态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不过依我看，上海地铁的提醒基本上还是善意的，错就错在不该在最后拖了句“姑娘，请自重啊”，这就对衣着开发者构成了指责，暗示在骚扰事件中她们是有过错的。
许多批评和抗议者将地铁方的言论视为对骚扰行为的开脱，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更可能的是，他们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地铁运营商，对发生在其经营场所内的骚扰事件通常负有一些责任，即便没有法律上的，也有道义或声誉上的责任，但是该责任的大小应视其对事态的控制能力而定，假如骚扰的潜在受害者自己完全放弃审慎，不采取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使得运营商无论怎样加强防范（比如增加保安和摄像头），都无法控制骚扰频发的情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再为这一事态而指责运营商了。
这就好比停车场也对客户车内物品失窃负有某种责任，但假如许多停车者都不锁车门不关车窗，那就很难将失窃归咎于运营商了；法律在划定责任边界时，需要考虑（无论是法官的理性思考还是形成习惯法的自发机制）执行这条边界的可能性和成本，假如成本不合理，那就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因而不会是一条稳定的边界。
所以，无论是财产权还是骚扰所涉及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权利的主人首先要承担主要的保护成本，而不能把负担都转嫁给司法系统（也就是间接的转嫁给别人）；这一原则基于这样的假定：权利的主人有最强烈的动机去防范侵权，也拥有最佳的信息条件，知道该如何防范，假如你既不想被骚扰，却又不愿采取最简单易行的防范措施，那就没有理由要求所在场所的主人或司法系统为你提供保护，这并不是说侵权行为是对的，而是说保护是有成本的，寻求保护首先要证明有关权益值得保护，而最起码的证明是你自己的确珍惜它。
除此之外，衣着与骚扰还有另一种关系，上述谈论都假定“什么是骚扰”是清晰而容易界定的，对于身体骚扰，这问题不大，但言语骚扰就没那么清楚了，其界定标准高度依赖于特定社会的习俗和各种圈子的亚文化，同一句话，在不同文化或亚文化中，可能是恭维，可能是骚扰，或者只是中性的搭讪；在某些较为边缘的亚文化中，含有性意味的搭讪或挑逗性言辞是人际交往的常规行为，并不被视为侵犯，甚至可能是受欢迎的，即便对方是陌生人。
在传统小社会，与主流文化相牴牾的亚文化是难以存在的，但现代都市大社会对多元文化具有更大的宽容性，只要遵循自愿和非强制原则，相互间格格不入的亚文化可以相安并行于同一社会，在地理空间上可以交错重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场合，可以在不同亚文化中切换，以不同的人格面貌与不同圈子交往，这种多样性正是现代社会繁荣与自由的体现。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人们会借助各种文化符号来标识各自所属的亚文化，这些符号传递着大量的信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希望被如何对待，原意与哪些人交往……而服饰发型是其中最常用也最重要的一种；所以，假如你明知某种穿着方式容易被与某种文化联系起来，而那种文化中的交往方式是你不能接受的，却又不在选择衣着时加以留意，那么，当别人果真把你当成“那种”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和你说话时，你就没有理由斥之为骚扰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七八十年代美国许多地方的妓女以紧身豹纹装和短皮裤等特定服饰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国内刚刚开放时，许多时髦女性不明就里的加以模仿，试想，假如这些模仿者旅行到美国，而四处遭遇召妓客搭讪，她们是否有理由诉其骚扰呢？同样，假如我们要求法律无视各种非主流亚文化的内部习俗，而无条件的以主流文化标准来界定人际行为的正当与否，那无异于主张消灭文化和价值多样性。
【2012-06-26】
@王丰-SCMP 原以为血统论，出身论只是某党的杰作，没想到来香港后发现一些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同样持此论调。因为你是大陆人/因为你曾经在大陆官方媒体工作 — 所以你必然是亲某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透着可疑。我等还是见过点世面的，不至于被此聒噪分了心，只觉得好玩。Narrowmindedness，是跨越政治和国界的
@沪港小生: #记者那点事# 想當年，我也曾在解放日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工作過 So what
@徐瑾微博: 诶，铁幕后的人往往要自证没被洗脑。。
@whigzho(more...)
标签：交易费用 | 信息 | 社交 | 社会 |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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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6】
@王丰-SCMP 原以为血统论，出身论只是某党的杰作，没想到来香港后发现一些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同样持此论调。因为你是大陆人/因为你曾经在大陆官方媒体工作 --- 所以你必然是亲某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透着可疑。我等还是见过点世面的，不至于被此聒噪分了心，只觉得好玩。Narrowmindedness，是跨越政治和国界的
@沪港小生: #记者那点事# 想當年，我也曾在解放日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工作過 So what
@徐瑾微博: 诶，铁幕后的人往往要自证没被洗脑。。
@whigzhou: 刻板印象是节省交往成本的方法，对于没有机会或不打算深交的人，贴标签的方法简单易行，在统计意义上也常常是有效的，你能够深交的人毕竟很有限
@whigzhou: 当你需要对人做某种判断，但又不可能或不值得逐一细察时，按标签批量过滤是唯一可行方法，简单粗暴要么是因为面临的人太多，要么是因这个判断无关紧要
@whigzhou: 比如你要招聘10位员工，手里有1万份简历，不可能逐一面试，必须先粗筛，所谓粗筛就是简单粗暴的基于标签的算法。
@whigzhou: 或者你在火车上面临一个选择：在未来5小时内与哪些人坐在同一包厢里，你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都是些标签化的信息，这时你是避免简单粗暴呢？还是想有所选择？
@whigzhou: 当然，一个有用的策略也常常被误用，比如：1）一个以前有统计价值的标签，现在已经没价值了，因为你经验陈旧，又疏于更新自己的知识，还在继续瞎用
@whigzhou: 2）你明明已经与某人有了个人交往和直接经验，却仍让偏见影响你的判断和作为，那就很傻很迂腐了
@whigzhou: 3）在某件事情上你明明是打酱油的，没必要下结论做判断，却仍要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还要大声咋唬，而可资利用的却只有标签信息，那也挺傻的
@whigzhou: 人头票选制最擅长诱惑人们做第三类傻事，选民们明明不关心某人到底如何如何，也懒得去获取非标签化信息，却又总是被要求对此人下判断
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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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的狭窄、机会的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的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从农村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所在社区中隔好几年才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假如从小与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才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
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特别是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人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的越响。
理解这种身份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的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了？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
辉格
@ 2012-06-12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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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微言大义
【2012-06-11】
@whigzhou: 哥伦布1493年回到葡萄牙，1494年梅毒出现在那不勒斯，然后被查理八世的军队带回法国，1498年来到印度，1505年到达广州，这传播速度当时很少有东西能超过，可见性关系是联系人类各大文明的坚强纽带，性关系网大概也是个六度或更小度空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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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1】
@whigzhou: 哥伦布1493年回到葡萄牙，1494年梅毒出现在那不勒斯，然后被查理八世的军队带回法国，1498年来到印度，1505年到达广州，这传播速度当时很少有东西能超过，可见性关系是联系人类各大文明的坚强纽带，性关系网大概也是个六度或更小度空间，呵呵
【2012-05-09】
@傅蔚冈: 一个国家是由领土和人民构成，为何领土纠纷远比人权问题更能牵动公众神经？@高利明
@高利明：1、从“自然可评估性”的角度看，与“人权”相比，“领土”的自然可评估性高，也就是说，领土的数量质量变化比人权的数量质量变化更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评估，或者说感知和评估领土数量变化的成本，比感知和评估人权质量变化的成本要低、低的多。“牵动公众神经”是“感知成本低”的等价表述。
@高利明：2、从博弈角度看，牵动公众神经的事物，通常都是所谓的“博弈聚点”。“聚点”，有放大器的效用。两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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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9】
@傅蔚冈: 一个国家是由领土和人民构成，为何领土纠纷远比人权问题更能牵动公众神经？@高利明
@高利明：1、从“自然可评估性”的角度看，与“人权”相比，“领土”的自然可评估性高，也就是说，领土的数量质量变化比人权的数量质量变化更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评估，或者说感知和评估领土数量变化的成本，比感知和评估人权质量变化的成本要低、低的多。“牵动公众神经”是“感知成本低”的等价表述。
@高利明：2、从博弈角度看，牵动公众神经的事物，通常都是所谓的“博弈聚点”。“聚点”，有放大器的效用。两个逻辑上同等地位的抽象概念，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公众感知度和行为影响力，有些概念的影响力能够强大到成为“聚点”的程度，从而高度影响公众的行为－－“聚点”的别名有时就叫“民心”
@whigzhou: 我看区别还是在于一个信号构造敌我关系的能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有些同样具有这种构造能力，比如老板打员工，上海人骂河南人
@游侠若兰: 念由心生
@whigzhou: 未必，更多时候念由记者笔头生，记者善于挖掘此类具有动员力的符号，来煽动敌我对立
@whigzhou: 所以，识别粪青的简单办法就是统计他们嘴里“我们”的出现频率，更精确的方法是测量一下“我们”“他们”交替出现时的血压高低
@狼-勿开心 辉先生，上海人对河南人可没什么歧视啊，这么比喻打错了
@whigzhou: 我说的是这种词汇具有唤起集体感和“共同体想象”的效果，与实际上是否存在歧视没关系，比如在我说了这两个词之后，你也忍不住代表全体“上海人”说话了，不是吗？
花和尚犯了什么法？
辉格
2012年4月10日
最近，一对“和尚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抱美女、出入豪华酒店、存取巨款的照片在网上风传，引来纷纷嘲笑、不齿、反感、乃至义愤；后来，当两位花和尚又来到法源寺拍照时，被寺内僧众认出并报警，随后被警方拘捕。
事后，中国佛教协会发言人普正法师在记者会上谴责这“两位青年的所作所为是对佛教形象的诋毁，伤害了广大佛教徒的感情”，并“呼吁社会各界对此类事件进行深刻揭露和澄清，使其没有容身之地，还佛门一个清净”。
对于花和尚或假和尚的招摇之举，佛教界人士和信众的反感和义愤是(more...)
标签：伦理 | 佛教 | 宗教 | 法律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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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尚犯了什么法？
辉格
2012年4月10日
最近，一对“和尚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抱美女、出入豪华酒店、存取巨款的照片在网上风传，引来纷纷嘲笑、不齿、反感、乃至义愤；后来，当两位花和尚又来到法源寺拍照时，被寺内僧众认出并报警，随后被警方拘捕。
事后，中国佛教协会发言人普正法师在记者会上谴责这“两位青年的所作所为是对佛教形象的诋毁，伤害了广大佛教徒的感情”，并“呼吁社会各界对此类事件进行深刻揭露和澄清，使其没有容身之地，还佛门一个清净”。
对于花和尚或假和尚的招摇之举，佛教界人士和信众的反感和义愤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他们的报警和警方的拘捕行动却将此问题推入了司法程序，这就难免让人疑惑：这两位“假和尚”究竟是以什么罪名或嫌疑而被指控的？是“擅自穿着僧衣”？穿僧衣出入需要事先取得谁的授权吗？还是“不守僧道”？僧侣果真有法律义务遵守戒律或超出常人的行为规范吗？
假如能对花和尚行径提出某种指控，我能想到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佛教僧侣作为一个集体的声誉可能因此而遭受损害，或者说，“和尚”这个称谓或形象符号被污损了，因而间接损害了仍在使用这一符号的僧侣们的声誉。
可是，损害未必构成侵权，侵权的前提是存在可被侵犯的权利，这意味着，和尚称谓具有某种排他性，并且僧侣集体在过去确实保有着使用该称谓的排他性，也保有着与该称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行为约束和公共声誉；然而，事实恐怕并不支持这些主张。
历史上，佛教僧侣组织始终是很松散的，不像罗马教会，并没有统一的戒律和规范，更不存在监督和执行这些规范的类教会组织，各寺院基本上是独立和自治的，因而不存在某种准入门槛来限制个人自行出家或建立自己的新僧团或新寺院，只要他能赢得自己的信徒和施主，当某人宣称自己是和尚时，其他僧侣并不拥有什么有效手段来阻止他。
其次，和尚称谓与特定品行和声誉之间，果真存在普遍而牢固的联系吗？这种联系是否达到了法律值得视为一种权利而加以保护的程度？这是大为可疑的，自古以来不守戒律的花和尚就不少见，史上多次灭佛运动也都与僧侣的穷奢极欲有关，近古江南繁华地区的一些尼姑庵甚至以风月著称，而当今，许多寺院都已不再要求其僧侣恪守戒律，甚至结婚生子都没问题，既然可以结婚，就不能不让他们谈恋爱和搂抱女友吧？
第二个理由是，僧侣不仅是一种身份，也常常是一种职业，他们为信众提供各种宗教服务，而许多施主接受其服务是以相信他们是遵守戒律的“真正”僧侣为前提的，因而他们不守僧道的行为便对其施主构成了一种欺诈。
这条理由未必与本案有关，不知那两位青年是否曾以僧侣名义为信众提供服务，并试图让对方相信他们是守戒律的；不过它在其他类似案例中或许是有意义的，不难相信，有些施主确实会相信为其提供服务的僧侣是守戒律的，而一旦发现事实相反后会有受骗的感觉，他们甚至会认为那些宗教服务会因此而丧失“法力”而变得无效果。
可问题是，僧侣在提供服务时是否承诺了他们的守戒？假如没有承诺，那么施主的此等信念和预期是否合理？假如不够合理，是否有理由得到法律保护？这同样是大有疑问的，上述信念在古代或许还有些合理，但在近现代已很不合理且越来越不合理了，许多寺院在其招聘广告中早已公开承认不要求僧侣守戒了，施主们怎么还有理由如此天真的一厢情愿呢？
（按：第五节之后的一些难听词汇请从“这种情况几率较大”这种意义上理解，并非全称判断）
为何他们选择离去？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近年来中国富人日益强烈的移民倾向已是显明的事实，去年招行与贝恩的报告，最近中行与胡润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对于富人们为何出走，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因为税负过高，或投资环境太糟糕，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个人发展机会，或者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清洁优雅的环境、更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或者只是更有吸引力的文化，等等。
自然，每个选择出走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由，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从种种(more...)
标签：人格 | 价值观 | 社会 | 空心化 |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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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五节之后的一些难听词汇请从“这种情况几率较大”这种意义上理解，并非全称判断）
为何他们选择离去？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近年来中国富人日益强烈的移民倾向已是显明的事实，去年招行与贝恩的报告，最近中行与胡润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对于富人们为何出走，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因为税负过高，或投资环境太糟糕，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个人发展机会，或者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清洁优雅的环境、更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或者只是更有吸引力的文化，等等。
自然，每个选择出走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由，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从种种理由背后隐约体味出一些共同倾向，他们或多或少的，或自觉或无意识的，都在向往着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知道，在温饱线之下，每个人的需求都差不多，而在此之上，个人的价值追求便开始急剧多样化，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或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更多元的价值，人们便会向外寻找发展空间。
在观察这一点时，我们不必过于严格的区分生意、工作和生活，对于早已远离温饱线、拥有了所谓财务自由、无须再为钱而劳碌的富裕人群，投资、生意和职业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消费了，它本身带来的乐趣或许比它带来的金钱更重要（当然对某些人来说，金钱积累本身就是乐趣所在）；因而，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和选择时，这种种方面的倾向，皆可视为其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一堆价值的随机杂凑，相反，它是以非常精巧的结构有机组织在一起的，而其中的核心是人格，即，我认为或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旁人眼里又是什么样的人？其次，要为自己选择或构造将一个生活于其中文化小环境、交往圈子，以及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日常的种种消费（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那些之外），多半不过是附着在这一结构上的功能组件或装饰物。
然而我们的企业家却发现，要在这个社会获得成功，甚至仅仅是让企业生存下去，让养活着一帮兄弟的生意维持下去，让家人和孩子的境况不至于一落千丈，常常不得不让自己拥有一个十分卑污的人格，或至少一个高度分裂的人格，而其中一个是十分卑污的。
对于那些前途高度依赖于权力、因而经常需要取悦于权贵的企业家，这是容易体会的，但情况比这更糟，由于权力垄断了大部分核心资源，国企占了大半份额，权力渗入市场每个角落，这样一个产业环境所筛选出来的成功企业，多半继承了权术游戏中的种种污浊不堪的游戏规则和交往规范，因而即便那些为洁身自好而刻意远离权力的企业家，最终也将发现自己不得不滚打在这样一个污泥坑中。
当然，可以相信，不乏有人喜欢这样的污泥坑，不觉得打滚于其中会显得很卑污，乃至乐在其中而留连忘返，但无疑也有很多且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新生一代，在见识过另一种社会，见识过那里的男女们独立、自信、阳光、有尊严的人格，见识过让这种令人艳羡的人格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之后，会顾影自怜，会心有不甘，更会不忍眼看自己的孩子被迫继续滚打在这样的泥坑之中。
如果你不能改变这局面，何不离它而去？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是退缩和出世，你可以把自我缩的很小，将欲望和希冀降至最低，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可以在三寸之地上保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但很明显，只有一小撮人会甘心于此，那些仍怀抱梦想，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将何以自处？
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当渴望尊严、怀抱梦想、且有能力追逐梦想的人纷纷加速离去，这个社会的未来将会如何？这是不是另一种空心化？在民国的第一波城市化中，农村已经历过一次空心化，乡村精英的离去导致了传统社区和地方秩序的瓦解，并直接助长了此后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最终让拳头逻辑主导了政治进程。
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社会中，我们正在沦为另一个空心化的农村吗？一个钢筋混凝土版本的破落农村？它所吸引过来的老外和海归们，是那些更偏爱或适应这个烂泥坑的人吗？比如唐骏们？这里将变成厚黑成功学施展拳脚的舞台吗？或者已经是了？只剩一小撮隐士在角落里冷眼旁观？公知们对韩寒的无耻集体吹捧是厚黑术的最新式表演吗？200多位“海内外学者”联手围殴一个弱女子呢？
我不知道。这些谜题的答案，只能等待未来一二十年里由社会自己慢慢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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