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09】 @whigzhou: 近些年涌向欧美的偷渡狂潮，和众多穷国的生育率迅猛下滑，这两个现象背后其实是同一个力量在推动，那就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 富裕国家的消费内容、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如此真切生动鲜活实时的呈现在眼前，原本尚可将就的生活，突然变得无法忍受了， 近几年穷国生育率的下滑速度，远比发达社会当初的人口转型迅猛的多，启动条件也完全不同，传统人口模型中的解释因子差不多已完全失效，依我看，只有传播条件这个向来被忽视的因素才能解释这些新趋势，

【2023-06-11】 @whigzhou: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类数据 ​​​ @whigzhou: 京沪的分布形态明显是刮奶油的结果，而且上海比北京刮的更多 @刘建宁: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和兵团有占比在13-27%左右的智力超常（130）儿童。兵团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生物多样性的原因吗？ @whigzhou: 兵团显然是纯奶油，所以分布反而又是正态的，至于这把奶油刮子的工作原理，我不清楚，是个很好的课题 @whigzhou: 常有朋友问*刮奶油*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英语够好的话就自然懂了，cream一词用作动词时，有十几种意思，其中两种是（据wiktionary）： 7. (transitive) To skim, or take off by skimming, as cream. 8. (transitive, figuratively) To take off the best or choicest part of. 《牛津高阶双解》给了两个例句： The most able pupils are creamed off and put into special classes. 最有才华的学生被挑选出来编入特别班. Our best scientists are being creamed off by other countries. 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被其他国家吸引而外流

【2023-05-25】 @暖夕酱 这些年出国留学的女生比男生要多很多，回国探亲的却要少，最愚蠢的就是家庭并不富裕，却把媚外女儿送出国留学，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断绝关系 ​​​ @UK-Liu: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女生较少需要为买房买车这些养家糊口的长期事务操心吧，花60万去英国镀个金增加待嫁时的筹码，未见得不是明智的选择 @whigzhou: 族群间的通婚（以及与通婚相关的人口流动）向来都是性别不对称的——弱势群体女性向优势群体流动，男性则相反 @whigzhou: 比如殖民时代美洲的族间通婚，95%以上是欧洲男配美洲女 @whigzhou: 类似的，历史上伴随征服与拓殖的基因取代过程中，男系基因的取代率远远高于女系基因 @whigzhou: 回复@日日用功有常:很多并没有坚持住，殖民者在新世界养小妾的比比皆是，比如两大美洲征服者，皮萨罗收了末代印加的妹妹和老婆之一作妾，科尔特斯的土著小妾更多，其中留下孩子的就至少有5个，包括两位阿兹特克公主

【2023-03-05】 @whigzhou: 当你学习（特别是使用）一门新语言时，最难的部分恐怕是：客套，隐晦，婉转，幽默（某些类型的），与地位/等级差距和社会距离（比如亲密程度）有关的表达差异，这些难点的难处在于需要习得整套文化习俗，而不仅是语言本身， 最近我在想，或许正是这些困难，解释了为何移民社会的语言和老旧社会的许多显著差异，客套较少，隐晦和婉转表达较少，幽默感比较直接（不像英式幽默），表达方式对地位差距和社会距离不那么敏感……，——因为新移民往往弄不懂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元素在文化再习得过程中就丢失了，他们需要被重新建立起来，而那需要时间和代际更替， 当然，这可能只是部分原因，与地位差距有关的元素丢失更与移民社会的高流动性有关

【2022-09-25】 @whigzhou: 最近认识了几个马来西亚华人，发现他们的多语化程度真高，比如闽南裔华人，在家里说闽南语，小学很可能会在某所中文学校上，因而会学官话，即便不上中文学校，和非闽南裔华人交往时也需要讲官话，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几乎都会讲官话，同时，因为流行影视大量是粤语的，所以一般至少会粗通粤语，接着，如果上了大学或找白领工作，就需要讲英语，然后，跟马来土著（特别是蓝领土著）交往时，还需要讲马来语， 如此算下来，一位上过大学的闽南裔马来西亚华人，至少会五种语言，粤裔也至少会四种，而且横跨汉藏、印欧、南岛三大语系，

【2022-06-18】 @whigzhou: 出生在1980年前后移民家庭，且父母收入水平处于第25个百分位的男孩，成年后的收入平均百分位， 来源：www.aei.org/economics/why-do-the-kids-of-immigrants-move-up-the-economic-ladder/ 评论： 1）显著高于45的部分显然无法以均值回归解释； 2）对于近水楼台，移民屏障好像对禀赋没有多少筛选效果？ ​​​

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辉格 2018年12月24日 设想你正在一块上亿像素分辨率的大屏幕前观看这样一部动画：背景是整个地球表面，其上散布着一些小点，每个点代表一个数十上百人的小群体，点与点的不同颜色显示了其文化差异，每一秒的画面代表了现实中的一年，时长72小时的动画将演示人类最近26万年的历史（这相当于或略长于现代智人的全部历史）。 前68个小时会无聊到让你发疯，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你必须凑的很近才能看出多数小点在小幅抖动，你也必须长时间紧盯着特定小点，才能察觉到，间或有些点消失了，有些移动了一段距离，另一些则分作两个，在来回凝视不同区域后，你或许发现其中某些区域似乎较为活跃，点的增殖较快，并且随着新生点的向外移动，逐渐而缓慢的，形成了一些纤细而断续的线条和树状分支，不同颜色的线条之间偶尔会有些交叉，但大致上它们是各自生长，自生自灭的，不过，所有这些洞见都是长时间耐心细致观察得到的事后之明，要真正获得直观的运动/生长感，你必须将播放速度调高至32倍或64倍。 直到第69小时，也就是气温正在回暖，冰川正在消退之际，画面才变得稍稍有趣起来，你发现，点的分布越来越密，以往的大块空白如今也都被点缀的五彩斑斓，在许多区域，密集分布的点不再抖动，而是开始相互挤撞；接着，在第70小时，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小红点已变得如此密集，成了一块缓慢扩张的色斑，然后，逐渐的，这块鲜红色斑如同火山口涌出的灼热岩浆，开始向四处流动，向南流入尼罗河谷，向东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沿岸低地并顺河谷向内渗透，它甚至漂过海洋，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跳跃前进；十几分钟后，两种不同颜色的灼热岩浆也开始在黄河河谷和长江河谷流动。 第71小时之初，你从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些古文明区域，都已被成片的大块岩浆覆盖，呈现出你已熟知的格局，然而半小时后，景象再次改观，黑海北岸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的一团蓝色岩浆似乎被突然加热，开始猛烈的向外泼溅，此前70个半小时里那一慢吞吞的进程就像被一阵激扬的鼓点猛然惊醒，突然喧闹起来。 最后90分钟的场面大致可如此描绘：世界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主要空间都被大块大块挤在一起的单色浓厚粘稠油状物所占据，因为足够粘稠，各团块之间虽有推挤渗透，却不会交融混合，又因为加热极不均匀，每隔几分钟其中一块就会沸腾爆炸，喷涌泼溅成一大片单色块，淹没、打乱或融化周边众多团块，当然，单色性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团块的各局部会形成色差，但同源性依然清晰可辨，一次次的喷涌逐渐将一些古老团块的残余碎片推挤到高山丛林等边缘夹缝地带，形成若干像高加索、比利牛斯、喜马拉雅、赞米亚这样文化极为混杂的马赛克区，而多数地区则被近乎单色的大板块所占据。 对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几小时的世界与此前历史最大不同在于：四周都已住满了人，任何迁移扩张都须穿越他人的地盘，而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粘稠，人类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生态，而是其他人类，流动仍将继续，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发生，一些群体凭借武力优势侵入其他群体的地盘，成了文化屏障被打破的最常见形式，不过，这些同被“征服”一词所涵盖的活动，其实性质迥异，其社会与文化后果也截然不同。

拓殖

定居农业大幅提升了单位土地可能供养的人口，据测算，最初转向农业的那些群体，对农作物的依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即可扩大一半，[1] 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完成向农耕的转变之后，其人口密度可提高两个数量级，这还只是早期粗放农业的效果，此后，当灌溉，重犁，施肥，轮作，复种，育种等农业技术陆续发展后，人口密度还可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2] 而且定居者更有能力建立大型组织，从而将人口规模转变成战斗力，因为：1）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有效联络范围内（比如一天步行距离内）有更多人可供组织动员，2）定居者有着更长期稳定的相邻关系，因而更容易维持联盟，3）定居者更有可能通过财富积累而拉开权势差距，而后者是形成支配-从属结构的重要条件，4）在定居社会，从属者更不可能逃离支配者，因而支配结构一旦建立，会更牢固，更有效组织起集体行动。 基于这些优势，当定居农耕者因人口增长而侵入狩猎采集者的地盘时，后者是很难抵挡的，他们要么退向非宜耕地带，但那会加剧与当地原有采猎者的冲突，而且随着土地开垦的加深，可供退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要么效仿入侵者，向定居农耕转变，并像他们一样努力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以增强其抵抗入侵的能力。 可是通过模仿完成转变并不容易，农耕涉及大量显性和默会知识，不是通过口耳相传或外部观察就能学会的，农耕生产还需要一些初始资本，耕牛，犁具，容器，驼畜，脱粒和研磨设备，以及熬过第一个生产周期和初垦低产期所需食物储备，越是成熟的农业，知识和资本门槛越高，因而越难模仿。 不过，这些障碍多少还可通过劫掠和抓捕俘虏等办法加以克服，更难跨越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农耕是一种延迟回报型生产，当农民在田地里辛苦耕耘时，其劳动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享受到，其间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不像狩猎采集，成果当天即可享用，对于初垦土地，劳动投入的回报周期会更长，为遥远而不确定的回报而愿意在当下投入资源和付出汗水，是一种人类并非向来就有的独特心理素质，在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像农业这样的长周期生产。[3] 然后是文化障碍，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质，需要生产者在两个收获季之间保存粮食储备，并仔细控制其消耗速度以免在下次收获之前挨饿，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对采猎者却是个大挑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数数，更不会加减乘除，实际上多数采猎者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比三更大的数字，[4] 其次，在一个有着强烈食物分享传统的社会，保存任何食物储备都近乎不可能，甚至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种子、种牛和奶牛都难以保存。[5] 为这些困难雪上添霜的是，留给采猎者完成转变的时间不多，当早期农民从其近东发源地向外扩张时，在平原地带的推进速度约为每年2-3公里，褶皱地带为每年0.4公里，[6] 这意味着，采猎者从感受到威胁，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农耕生活，到其地盘被侵入之间，只有少则一两代多则三四代人的时间。 基于这些因素，那些未被农耕入侵者驱逐或消灭，而确实采纳了定居农业的采猎者，往往是在与入侵者建立的某种非对等关系中完成这一转型的，例如受雇替他们干活，建立依附性交换关系，或整个群体臣服于入侵者，甚至沦为奴隶，非洲班图农民向狩猎采集地区的扩张发生的较晚（若非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中断，会延续至今），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观察机会（见第3章）。 此类征服活动是小规模分散自发进行的，当一个农业社区土地日益紧缺时，某位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便会出面招募一群开拓者，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无望分得土地的年轻人，他们带上必需物资，去建立新据点，拓殖群体起初多半由男性组成，有了起色之后才从来源社区中娶来妻子，但也会从拓殖点周边获得女性。[7] 农业的初次扩张只是历史上许多次拓殖浪潮中的一波，此后每一轮重大技术或组织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拓殖运动，并将波及之处的人口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五六千年前以食奶畜牧替代食肉畜牧为代表的次生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8] 铁器时代掌握重犁深耕技术的农民对欧洲黑土带的拓垦，[9] 掌握梯田灌溉技术的集约水稻种植者向山地游耕区或园艺农业区的推进，拥有湿地疏浚和地貌改造所需社会组织基础的农民对三角洲的开发，[10] 还有哥伦布大交换后玉米土豆种植者向此前非宜耕区的推进，[11] 等等。 越后面的波浪，进入地区的既有人口密度越大，所以要么推进更缓慢，要么过程更为暴烈；有些拓殖是由国家权力支持或国家直接组织的，例如金雀花朝对爱尔兰的殖民，[12] 汉代在河西走廊的屯垦，[13] 明代对西南部的开发；[14] 但更多的是自发开拓者，他们多以家族、同乡、战友、主客关系等纽带结成紧密组织，以武力为自己取得立足之地，不过，他们若来自一个有国家社会，这个国家的统治机器往往会尾随其拓殖脚步接踵而至。 一轮轮的扩张浪潮给人类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次成功的开拓就像一个迷你版的新大陆发现，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奖赏，作为新社区的奠基者，他们不仅拥有充裕的未开发资源，也有机会留下比密集腹地居民多很多倍的后代，虽不至于像最初跨越白令地峡的几小撮美洲殖民者那样留下数千万后代，但也都是遗传上的暴发户，当今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位或远或近的暴发户的后代。 此起彼伏的人口扩张与替代，也正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战后许多人类学家一厢情愿的认为文化扩张主要是以传播与模仿而非人口替代的方式发生的，但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多数大扩张都伴随着高比例的人口替代，男性的替代尤为彻底，所以，这些扩张不仅传播了文化元素，也散布了拓殖者所携带的遗传特性，而且，如我即将说明的，拓殖群体并非其来源社会的随机子集，因而上述散布过程同时也是个选择过程。 开拓者通常来自人口已足够密集的成熟社区，但又不是远离拓殖前线的腹地，因为腹地已变得过于粘稠而难以穿越，这一点使得农耕区扩展前沿地带的文化变得与腹地十分不同，例如，拓殖社区组织更紧密，更有内聚力，因为他们身处陌生危险世界，更需要抱团以求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少会因人口压力资源紧张而产生内斗，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拓来应对人口压力，不像被困在腹地的社区，人口压力只能导致竞争升级。[15] 新石器时代拓殖欧洲的第一批农民中，流行着一种公共长屋（long­house），几座长屋组成一个易于防守的形状，[16] 显示了社区的内聚力，或许并非巧合，18-19世纪在婆罗洲活跃拓殖的水稻种植者伊班人（Iban）也以公共长屋组织社区，[17] 汉族农民在华南的拓殖前锋客家人，也有着著名的大型围屋。[18] 前沿地带的文化也更为积极进取，成功开拓带来的巨大奖赏不仅直接激励了更多开拓冒险行动，也提升了与冒险进取个性有关的基因频率，相比之下，在密集腹地，具有此类禀赋的个体更可能被严酷命运所惩罚，因而，在统计上，一个群体与冒险进取有关的文化气质与遗传组成，将和它距离上一次扩张浪潮的时间长度相关。 前沿与腹地之间在社会结构上也会形成差异，边疆地带的宗族组织更发达，解决冲突纠纷时更多依靠私人复仇等自我执行机制，而较少求助司法系统和政府权威，那里的等级结构也不如腹地森严牢固，因为个人通过开拓而发达的机会更多，但种族或民族身份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鲜明，这些特点，在华南边地和英格兰北方边境地带都有着清晰的表现。

劫掠与扫荡

拓殖运动不仅替换了其波及地区的人口，也散播了自身所携带的，包括生产模式、语言、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整个文化套装，但并非所有征服活动都是如此，游牧者对定居农耕社会的征服，效果就十分不同，他们并不会把农耕区改造成牧场（虽然据说蒙古征服者一度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毕竟没有实行，而且该说法的严肃性也十分可疑）。 这不仅是技术或生产效率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更是因为那会让征服者丧失征服带来的最大好处——从农耕社会汲取财富，以后者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和财富积累潜力，只须汲取一小份便远超出将其用作牧场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也是为何农耕社会总是不断从游牧者中招引来劫掠、入侵乃至征服者。 游牧入侵者不会推行其生计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改变所侵入的社会，相反，游牧者的威胁是影响相邻农耕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力量，而这一影响的性质，可以随具体的互动情境而迥然不同。 它可能导致定居社会的秩序崩溃，这并不是入侵者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那会让大量可供汲取的财富消失，那些以大笔勒索贡奉为主要汲取手段的掠夺者损失尤其惨重，因为秩序崩溃之后，可供勒索的大金主要么消失了，要么强化了自我武装才得以幸存，甚至可能也加入了劫掠者行列。 然而，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仍可能出现，因为假如没有任何劫掠/勒索者有能力对劫掠机会建立排他性控制，那么所有人都会倾向于不顾后果的竭泽而渔，最终（如果定居者缺乏自卫能力的话）演变成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青铜时代末期各支所谓“海上民族”（Sea Peoples）对地中海文明的打击，[19] 西晋后期的五胡乱华，罗马晚期游牧者匈人和阿兰人侵入东欧，造成日耳曼世界大乱，迫使各日耳曼部落横扫罗马疆域的过程，[20] 皆可归为此类。 但有些游牧首领成功避免了公地悲剧，他们在各部落中树立了足够权威，或多或少能对他们的劫掠行动有所羁勒，以免过度破坏财源或引起定居社会的过度反应，他们寻求更稳定的贡奉，尽量将劫掠留作威慑和谈判工具，有时还充当定居国家的雇佣军，和亲时期的匈奴人，唐代的部分突厥部落（例如沙陀部），六世纪东罗马边境上的阿拉伯部落，是几个较显著的例子。[21] 不过这种关系往往脆弱而不稳定，多数时期，游牧者对于定居社会都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他们的冲击与扫荡带来了两方面后果，首先是游牧成分持续渗透进定居文明，包括文化元素和遗传成分，其次（可能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定居文明的社会结构反复被打碎，原本已形成丰富梯级的高大等级阶梯破碎成众多小阶梯，有时这一破裂状态长期持续，有时则很快又被重组成新阶梯（游牧征服者还时常扮演重组者的角色），有关这一点对于社会进化的更多含义，后文将会更深入讨论。

精英替换

还有一类征服既不伴随着生产模式的替代，也未大幅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征服者只是将目标社会的最高阶层从等级阶梯上踢走，自己取而代之，虽然难免会引入一些新的文化与制度成分，但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人类学家将此过程称为精英替换（elite transfer），以此方式发生的征服，是各类征服活动中破坏性较小的一种。 精英替换型征服的最经典案例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大约7000-10000名战士跟随威廉跨越海峡，其中包括两三千位骑士，最终，威廉的5000多名追随者瓜分了英格兰95%的土地，由大约9500个庄园组成，绝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被剥夺地产和教会职位，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替换，与此同时，构成英格兰经济体系之基础的庄园结构基本原封未动，只是换了主人。[22] 不过，正如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所指出，像诺曼征服这么纯粹的精英替换可能只是特例，大规模征服通常伴随着相当比例的大众人口替代，因而会给社会结构施加更大强度的冲击。 诺曼征服有诸多特别之处，首先，海峡两岸有着相似的封建系统，因而诺曼武士接管英格兰庄园毫无障碍，而庄园结构下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度很高，被替换的精英层规模很小，其次，诺曼征服是典型的封建贵族战争，尽管以贵族战争标准，威廉已倾尽全公国之力，但相比倚重步兵的集权帝国，其军队规模很小，因而征服后需要安置的人口也很少，第三，征服过程极为迅捷，黑斯廷斯一役而竟全功，若战事延宕多年，入侵者可能会从本土招募移民以巩固据点，征服就会变得更像传统的武力拓殖，就像9世纪维京人在丹麦法区（Danelaw）的征服活动那样。 精英取代常会留下一个容易辨别的特征——征服者最终采纳了当地语言，因为除非他们在武力优势之外同时也拥有巨大文化优势，否则一小撮精英是很难将其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社会的；[23] 诺曼法语在英格兰的官方地位维持了近三个世纪，终究还是让位于英语。 罗马崩溃后法兰克人对西欧的征服则展示了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两种模式的梯度分布：越是远离莱茵河旧前线，征服就越接近于精英替换，反之则越像武力拓殖，两种模式大致以卢瓦尔河为界，这条界线也粗略对应着法语的奥依语（langue d'oïl）和奥克语（langue d'oc）两大方言区的分野。[24] 卢瓦尔河两岸的差异也源自征服者自身的社会变化，征服初期的法兰克社会更像个酋邦，而到墨洛温王朝盛期，封建系统已趋成熟，战争与征服事业已为武士贵族所垄断，王权也已足够强大，征服不再是分散自发的武力拓殖，而是高层对高层的权力竞赛，在卢瓦尔以南，征服者满足于上层领主地位，而保留了多数小地产主的土地权。 满清对中国的征服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比诺曼征服更小，等级阶梯确实断裂又重组了，但那是由于明王朝自身的崩溃解体，并非征服的结果，而重组之后，除了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截之外，甚至连精英替换都很难说得上。 精英替换未能在明清改朝中大规模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近古中国的土地产权极为分散，大约一半农民是自耕农，70%土地是自耕地，非自耕地中也有许多佃户拥有永佃权，多数农户只有几亩十几亩地，而且往往还是不连片的，地产交易记录中的注册地块平均只有一亩多；很明显，如此分散局面下，征服者不可能像诺曼人接管英格兰庄园那样顺利接管土地，易于接管的，只有数百个官庄，三四万顷地，事实上，满清征服者放弃了这些官庄（送给了原佃户），而在京师附近和关外另外圈占了一批“旗地”用于奖赏。[25]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特殊性，该结构完全围绕官僚系统而构造，个人地位取决于他（或其父祖）在官僚层级中的位置，而（唐以后）爬升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自宋代起，该系统又通过缙绅阶层向下延伸至乡村和宗族，所谓缙绅就是退休或因养病或守孝而停职在家的官员，和取得科举功名但未能出仕者，他们既是所在宗族的领袖，又是地方事务主导者和地方秩序维护者，同时，因其地位完全来自与朝廷的关系（担任官员或参加科举），因而有足够动机效忠朝廷。 这一机制正是明清两代能以极小规模的政府统治庞大人口的奥秘所在，也让宋明两朝在政权已经全面崩溃之后，其流亡小朝廷仍能吸引一批忠实追随者，其稳固帝国统治的作用在晚清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组织团练，稳定地方，对抗太平天国的，都是缙绅，叛乱过后，中央政府在兵权已经旁落的情况下，仍支撑了半个世纪，唯一的依靠便是缙绅的效忠。[26] 或许正是认识到上述机制的重要性，满清非常明智的及时（在明朝遗儒死绝之前）恢复了科举体制，但这样也就限制了征服者对原有社会精英的替换。 除了上述较易识别的模式之外，更多的征服活动混杂着劫掠扫荡、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例如罗马末期日耳曼各部对帝国疆域的大举进犯，这些入侵者并非小股武装团伙，而是一个个拖家带口的完整社会，每一支都有着数千武士和上万人口，有时在某位强力首领之下更可聚起十几万人，一路赶着牲口，牛车里装着全部家当。[27] 起初他们更像因匈人打击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实际上最初越过多瑙河的几支哥特人也是被帝国当作难民安置的（同时也有意将其用作雇佣军），但为了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在巴尔干四处流窜劫掠，同时逐渐发觉帝国防备的虚弱，其首领们的野心也随之而膨胀，从最初只想获取一块立足之地，到以武力换取优厚报酬（或战利品），到取其雇主而代之，最终创建新王国。[28] 在此过程中，这些部落的结构并非原封不动，逃难和迁移本身就会剧烈冲击社会结构，安全需要将大幅提升武装首领的地位和强制力，而劫掠和充当雇佣军带来的财富，以及从迁移向军事征服的转变，将逐渐改变社会组织，令其向军事逻辑靠拢，部分过于累赘的成员可能被抛下，领袖间的战略分歧可能造成群体分裂，共同战略利益将导致联合，规模太小的群体会并入更强大者，有些部落甚至可能是在此类重组中从无到有创建的。 所以，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辗转万里分别到达阿基坦（Aquitaine）、西班牙和北非时，其社会已和最初跨越莱茵河前线时十分不同，其征服也变得更像精英替换，也正因此，这些征服在当今语言分布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秩序扩展

满清的例子已展示了，征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被征服社会原有的人口成分、社会结构和精英组成，而无损于自身的征服收益，在另一些案例中，征服者甚至宁愿保留原有的最高统治者，而满足于以宗主身份实行间接统治，因为统治是有成本的，而宗主权可为征服者带来多数好处：政治上的顺从，战争中的配合，汲取资源的机会，将秩序推行至更大范围……，与直接统治相比，主要代价是放弃了用该国土地与职位奖励追随者的机会，征服者的选择将取决于他更在乎哪些好处，而距离远近，交通与通信条件，丰饶程度，战略重要性，文化差异带来的额外统治成本，笼络支持者的迫切性，都是影响其得失权衡的因素。 奥斯曼在欧洲的扩张明显分成了性质不同的几个阶段，征服初期（14世纪中叶）在色雷斯（特别是东色雷斯，即现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执行的是武装拓殖政策，当地人大部分遭驱逐，突厥族移民取而代之，这一政策选择有两个背景：首先，该地区控制着连接欧亚和出入黑海的双重交通要道，需要最忠实的居民以便实施最牢固的控制，其次，当时大批突厥人在蒙古人的压力之下涌入安纳托利亚，他们为奥斯曼提供了充足兵源，但也亟需得到安置，以免制造麻烦。[29] 奥斯曼对南斯拉夫地区的征服更像罗马对高卢的征服，控制重要城镇，建立军事基地，任命地方长官，为士兵分配一些土地，但未大规模替代原住民；再后来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征服，则更倾向于控制附庸国而非建立新的行省，这和罗马在色雷斯、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征服早期的不列颠所执行的政策类似。[30] 上述转变既和距离有关，也是因为帝国内部的变化：突厥难民潮已经消退，苏丹的专制权力在加强，贵族地位被削弱，奥斯曼正从一个封建贵族社会转变成中央集权帝国，例如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任命了一批自己的奴隶取代突厥贵族担任行政长官甚至行省总督，如此一来，以新封地来奖励支持者的需求显然不再迫切。[31] 无论征服者的动机是什么，像罗马、秦汉、波斯、奥斯曼这样的大型帝国，都在广大地域内建立了一种秩序，在最弱意义上，它提供了一个让长距离贸易和人口流动更容易发生的和平环境，但只要它存在的足够长久，就会带来更多社会与文化后果，首先，它创造了一部结构更庞大，层次更丰富的社会阶梯，因而提供了更多向上爬升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很自然的会更青睐那些靠近权力中心的人，而那往往意味着在文化、族源和社会关系更接近最初发动帝国创建进程的那个核心集团，例如罗马城邦的贵族，刘邦的家族和同乡集团，奥斯曼酋邦的权贵。 对于这些群体，帝国仿佛突然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催生一股向上流动的热潮；大英帝国鼎盛期，大批牛津剑桥毕业的精英子弟涌往各海外殖民地，担任公务员，军官，传教士，医生和公司职员，也带动更多阶层的子弟去海外寻找机会，闯荡世界，力争在帝国提供的广阔舞台上成就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一时蔚然成风。[32] 这些人将为所到之处带去他们在母国习得的整套文化元素，语言，价值观，行为准则，习俗风尚，法律观念，组织模式，重要的是，这些会得到当地精英的热情效仿，因为他们向当地那些有志于向上爬升的青年亲身示范了，若要取得地位与成就，须将自己变成何种模样，由此，这部通达帝国顶层的社会阶梯，成为文化传播与同化的强力引擎。 当这部引擎有效运转时，它同时也将为起初由武力征服所扩展的帝国秩序浇筑更扎实的基础，因为多数富有进取心，能力出众，成功向上爬的人，都接纳了构成该秩序之基础的规范与价值，并成为秩序的受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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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Peter Bellwood (2013) First Migrants, pp.129-133. [2] David Christian (2005) Maps of Time, ch.9. [3] 有关农业生产对延迟满足能力的要求，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有更多讨论。 [4] Caleb Everett (2017)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5] 有关食物分享传统对采纳农业构成的障碍，见Nancy Howell (2010) ch.8；我在本书第1章和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也有讨论。 [6] Peter Bellwood (2004) First Farmers, Table 12.1. [7] 有关拓殖者的性别构成，见Peter Bellwood (2013) ch.1. [8] Wikipeid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David Christian (2005) ch.9. [9] Peter Heather (2009) ch.1. [10] 有关江南水田系统开发过程，见斯波义信(1988)序章第1章，前篇第2章，后篇第3章；有关宗族组织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中的作用，见David Faure (2007)《皇帝和祖宗》第11,16,18,20章。 [11] 赵冈 (1996)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4章；Robert Marks (1998) 《虎、米、丝、泥》，第9章。 [12] Brendan Smith (1999) Colonisation and Conquest in Medieval Ireland. [13]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2卷》第5章。 [14]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7章。 [15] 当然不乏例外，在文明中心的秩序崩溃时，许多逃难者成为逃往地区的开拓者，其来源更为混杂，所以腹地的秩序越稳定，这里说的效应会越显著。 [16] Wikipeida: Neolithic long house; Jane McIntosh (2006) 第4章。 [17] Peter Bellwood (2013) ch.1. [18] 维基百科：围龙屋。 [19] Eric H. Cline (2014)《文明的崩塌》，序，第4章；海上民族的族源背景至今未明，他们可能不是游牧者，但显然也是高度分散的游动性袭击者，因而与游牧者的侵袭原理类似。 [20] Peter Heather (2007). [21]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1992）中对此类较稳定关系的形成机制和存在条件有很好的分析。 [22] Peter Heather (2009) ch.6; Wikipeida: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23] 讽刺的是，elite transfer这一术语最初正是语言学家用来指称因一小撮精英的采用而改变整个群体之语言的现象，但其实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例如法语在俄罗斯精英中流行了很久也未对大众语言产生什么影响，更多分析可见Nicholas Ostler (2005)，特别是第1,2,7,11,12章。希望这一说明可让我摆脱该术语的历史包袱。 [24] Peter Heather (2009) ch.6. [25] 赵冈 & 陈仲毅 (2006) 《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4，7章。 [26] 有关缙绅在晚清平叛中的作用，见Philip A. Kuhn (197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7] Peter Heather (2007) ch.5. [28] Peter Heather (2007) ch.4. [29] Peter F. Sugar (2014)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ch.1,3,6. [30] 罗马在这些地区保留的附庸国，见Wikipeida: List of Roman client rulers, Roman client kingdoms in Britain. [31] Norman Itzkowitz (1973)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ch.1; Peter F. Sugar (2014) ch.1. [32] Niall Ferguson (2004) Colossus, ch.6.

【2022-03-21】 @whigzhou: Belfast 这部电影本来可能根本不会引起我注意，即使看了也未必打高分，注意到它，纯粹是因为几个月前恰好听到了与这片子特别接近的一段个人经历， 一位牌友，70多岁的老太太，1970年代中前期从离开北爱尔兰，来到澳洲（片中主角一家本来是打算来悉尼的，不过最后选择去了伦敦）， 老太太当年离开北爱的理由和片中主角几乎一模一样——烦透了当地的教派冲突，她自己是 protestant，但她丈夫是 catholic ，她自己没有很强的教派立场，但他丈夫家有不少积极分子，所以就难免就有很多冲突卷到她身边来， 在她跟我倒这些苦水时，我就问她，你丈夫家有没有IRA，果然，不仅有，还不少，最后她受不了了，夫妻俩就跑到了澳洲， 有趣的是，她跟我聊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俱乐部自己的场地去年遭水灾，被淹了，于是临时借用本地 Freemasonry 的地方，可是她一提到 freemasonry 就老大不高兴，说他们都有教派歧视，不接受catholic，这让她想起当年在北爱的痛苦经历，而她是个挺情绪化的人，一提到当年就愤愤然滔滔不绝，别人好像都没多大兴趣听，我就成了她最忠实的听众， 不过，freemasonry 不接受 catholic 的说法，其实是个误会，而且是个流传很广的误会，catholic 不许加入 freemasonry，这是教廷的规定，违者要逐出教门，这条禁令最晚在1980年代还重申过，虽然实际上没听说过被执行， 实际上，加入 freemasonry 的 catholic 并不少，有几个还当上了 Grand Master，我还专门找人打听了一下，本地的 freemasonry 虽然早先事实上确实较少收 catholic，但这是因为引介人倾向于引介本教派的，（依我理解）这是一种社交圈自发内聚，也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并没有任何禁止规定，而且 freemasonry 实际上禁止在内部活动中提及教派话题， 还有个有意思的点，自从听了她的故事之后，我就特别留意她的口音，看 Belfast 时也回忆着对照，结果发现，如果一个个单词听，她好像已经完全没有北爱口音，可是如果你仔细品味整个句子的音调轮廓，特别是尾部走向，还是能发现挺明显的痕迹，  

【2022-02-09】 @whigzhou: 看了点脱北资料，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点：1）逃亡路线原来还有条南线，以前只知道乌兰巴托这条线，而且走南线的比例更高，2）2002年之前，逃亡者中男性居多，此后女性比例不断上升，升至3-5倍于男性， 对第二点，有个解释是，在北高丽，女性职业的体制内程度更低，这一差别类似于计划时代国企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这意味着： 1）女性的活动与行踪受体制内纪律约束更少，比如，体制内编制员工若几天没出现在单位，就会引起怀疑，进而触发搜索行动，而女性免于这种强约束的机会更多， 2）因为职业的体制化程度更低（比如，北高丽的灰色经济更多由女性从事），所以她们的技能和经验也更有机会在一个非计划经济中具有市场价值，这会帮助她们在逃亡路上谋生，

【2021-12-27】 2018年各国25-64岁人口的博士比例，斯洛文尼亚有点出格， Figure B7.1. Share of 25-64 year-olds with a doctorate (2018) doi.org/10.1787/f8d7880d-en ​​​​ @乔伊斯想谈恋爱:为什么斯洛文尼亚会一枝独秀啊 @whigzhou: 我的猜测是因为90年代从南斯拉夫各邦刮了很多奶油过来，因为它是各邦中唯一没乱且状况一直最好的一个，2002年斯洛文尼亚人口的13%是前南移民 @whigzhou: 再次说明了刮奶油的重要性

【2021-09-19】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发展弄清楚了很多以前不太可能弄清楚的事情，现代日本的种群遗传结构，大约由更新世的狩猎采集土著和此后的两波移民所塑造， 绳文时代（Jomon）只有土著，1000BC左右第一波移民，来自东北亚，开始了弥生时代（Yayoi），300AD左右第二波，来自中国，遗传成分大致和汉族相当，开始了古坟时代（Kofun），此后除了中原汉人成分比例有所上升之外，没有大变化， 参见：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tripartite origins of Japanese populations  

【2021-05-11】 @whigzhou: 客家人就是中国的边民，在许多方面都跟英国的 Scotch-Irish 很像：占据的是贫瘠的边缘生态位，民间秩序发达，反官方，好斗，出战士，一有仗打出头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和国共之争就不说了，在东南亚的表现就很鲜明，南洋华人经商挣钱都没问题，可是一起风波就全是砧上鱼肉，唯有客家人是例外，楞打出了个兰芳共和国， @whigzhou: 客家人的崛起其实源自于玉米土豆的引入，他们凭借这些旱地作物向山区大规模扩张，挤占了原本由畲瑶占据的生态位，将后者消灭或同化，同时在新生态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实现规模扩张 @wwwwww_wwwwwww:好奇这么能打为什么没有占领平原地区的田地，还是很多待在山区呢？ @whigzhou: 这恰好说明，个体或小团伙的战斗力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抗国家机器，若要冒头，他们要么为机器效力，要么机器本身崩坏，要么冒出一位组织天才 @whigzhou: 游牧者同理 @季路一言围脖:哥萨克也同理吗？ @whigzhou: 是 @鲁大郎:国共之争？求解释 @whigzhou: 孙文的兴中会几乎清一色客家人，同盟会也是客家为主力，黄花岗72士一半客家，民国境内曾有过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中华共和国，两者皆以客家区为基本盘 【2021-05-16】 @渔父_:李辉的《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说：“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大伯觉得这种猜想靠谱吗？ @whigzhou: 同意第一句 @whigzhou: 其实不只是客家，整个南方汉族都有相当高的旧土著成分，南方的旧土著大致分侗傣和苗瑶两系，侗傣倾向于占据平原河谷低地生态位，苗瑶（包括畲族）倾向于高地，所以客家吸纳苗瑶成分更多，当在情理之中， 不过『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1）区分哪个是核心好像没什么意义，2）把这些旧土著称为荆蛮族是过强的判断，是对古代含糊概念的不恰当复活，3）加入的汉族成分不仅是中原移民，久已定居当地的汉人也会因人口压力而持续向高地渗透， 『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我看没什么根据，苗瑶在整个南方都有分布， 『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客家话的主干恐怕还是汉语，依我看，其苗瑶成分是汉语主干吸纳进去的，而不是苗瑶语内核裹上了汉语成分，当然，我不打算为这种区分赋予某种本质主义意味， @whigzhou: 强势群体扩张吸纳当地土著群体的过程中，普遍规律是，吸纳的女系成分会远远高于男系成分，这一点在南方汉族中应该不会例外，虽然我还没看过数据， @辣目海伦:北方汉人南下时都是落魄的，不是战争被赶过来避难就是被罚来南边，哪来优越感？ @whigzhou: 且不论是否都是『被赶过来避难』的，就算是，也照样可以优越，扫荡罗马的匈人，称雄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都是被其他游牧者从东边赶过来避难的 @whigzhou: 永嘉南渡的士族，唐末南迁的汉人，都是颇具规模的武装组织，虽然大秩序瓦解，但这些局部组织对付南方的土著群体还是绰绰有余 @离群索居bj:从东边赶过去的都挺勇猛啊，是不是说明赶他们过去的东方人比西方人要厉害呢？至少在武力上 @whigzhou: 不可作此推论，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不可，游牧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兴衰勃忽无常，一旦组织起来了，就很厉害，平时散沙状态，也就小打小闹，或给人当雇佣兵，所以，被赶走的，未必是弱者 @whigzhou: 青铜时代伊朗语族游牧者从西往东是大趋势，秦汉之后阿尔泰语系游牧者从东往西是大趋势，理由在组织层面而非个体/团伙战斗力差异 @日日用功有常:《世界简史》认为游牧者从东向西的潮流的根源是南俄草原，或者说亚欧大草原西端水草丰美。 @whigzhou: 这解释完全站不住，果若如此，1）匈人到了南俄就该歇了，怎么还继续往西，2）阿兰人本来就在南俄，为啥往外跑，3）若西迁动力是吸而非推，那么匈人应该比突厥先动，事实相反 @whigzhou: 这种说法和诸如*温州徽州人擅经商是被山区人多地少给逼的*之类是同样的无稽之谈，既没有经验证据，也经不起理论推敲 @kingsmill:哈哈哈按同类逻辑甘肃人也应该善于经商[允悲] @whigzhou: 说这种话的人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均衡的概念（或者用经济学黑话叫无差异原则），山地土地贫瘠，承载能力低，人口自然稀疏，平原谷底承载能力高，人口密度就上去了，若其他条件相同，边际上无差别 @whigzhou: 以华南的经验，肥沃河谷三角洲的人均耕地低至1-2亩，山地则十几甚至几十亩，资本/技能相当时，边际上无差异，也就是往外寻出路的动力是一样的，表现特异者必定有其他缘故 @公馆森田忍1_O::我们家就是粤东的客家人，家族里有本流传下的族谱，里面记载的先祖是商王朝时期人，祖地在今河南南阳 @whigzhou: 除非有其他史料佐证，家谱上提到的任何早于南宋的东西都默认视为美丽传说  

【2019-10-21】 好吧，我就随便说几句，1）很多人一听到群体间禀赋差异话题，就反射式的跳到美国种族问题的框架中，把它变成黑人/白人话题，其实美国的种族划分对于了解这个主题是个很糟糕的起点，来源混杂，极度多样的混血，概念边界宽泛而模糊，筛选机制的多样化，都会让你迅速陷入浑水泥沼， 2）把『黑人』当作一个群体来谈论就很危险，下撒哈拉非洲的遗传多样性远高于除它之外整个人类的多样性总和，俾格米人、哈扎人、桑人之间的遗传距离，比其他任何两个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都大得多， 3）不同移民途径的筛选机制差异当然会造成很大不同，但来源地同样重要，在后一点上，美国黑奴的来源群体在智力上是非洲偏高的，因为他们主要来自西非的班图语农耕区，特别是其中占很大比重的约鲁巴人（Yoruba）和伊博人（Igbo），约鲁巴人有相当长的定居文明历史，众多繁荣而持久的城邦，伊博人则更胜一筹，是西非鹤立鸡群的商业民族，两千多年前就有了青铜文明，被称为西非的犹太人，在英国大学中，伊博学生的表现甚至超过印度和中国学生， 4）奴隶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伊博人经营的，奴隶来源也很多是其本族人，还有约鲁巴人，以及豪萨人，所以，虽然奴隶贸易这一移民途径看似对智力没有正面筛选效果，但美国黑奴的智力在下撒哈拉非洲人中是偏高的， 5）考虑移民筛选机制，大致区分出如下几种情况：A）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自由移民，B）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奴隶/契约劳工/流放犯人，C）轮船铁路时代的自由移民，D）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契约劳工，E）边境管制时代的投资/商业/技术移民，F）边境管制时代的非法移民/团聚移民/难民，这些途径的筛选倾向皆十分不同，  

【2016-07-16】 @whigzhou: 昨天跟熊也聊天时我说，川普只要不支持贸易保护和15美元最低工资，还是可以赢得我支持的，福利主义是慢性病，可以慢慢治，贸易保护和高额最低工资则是速效自杀丸，后者尤烈，而且川普粉一直没想明白一件事：贸易保护是吸引低技能移民的大功率吸尘器，你把劳动密集型工厂都弄回来，拉美移民必定暴增。 @whigzhou: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后果就是大幅降低了墨西哥移民，近两年甚至已转为净流出，一旦实施贸易保护，这一趋势立刻逆转。  

The New York Times’ Nail Salons Series Was Filled with Misquotes and Factual Errors. Here’s Why That Matters. （Part 1） 《纽约时报》美甲沙龙系列文章充满征引错误和事实错误。我们来看看这事为什么要紧。（第一弹） 作者：Jim Epstein @ 2015-10-27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Tankman 来源：Reason ，https://reason.com/blog/2015/10/27/new-york-times-nail-salon-unvarnished Reporter Sarah Maslin Nir's investigative series violated the standards of responsible journalism. 记者Sarah Maslin Nir的系列调查报道违反了负责任新闻报道的规范。 A two-part seri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nail salons has brought sweeping changes to an industry dominated by Korean and Chinese immigrants. Written by reporter Sarah Maslin Nir, the series, which ran in print on May 10 and 11, focused on the plight of nail salon manicurists in New York City and Long Island. It depicted a community of immigrant workers paid shockingly low wages to beautify the fingers and toes of affluent New Yorkers while inhaling toxic fumes that cause miscarriages and cancer. 《纽约时报》关于美甲沙龙的前后两篇报道给这个由韩国移民和中国移民主导的产业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一系列报道由记者Sarah Maslin Nir撰写，发表于5月10日和11日，集中讲述了纽约市和长岛美甲沙龙里美甲师的窘困境况。在它所描绘的画面里，一群移民工人为了点极度微薄的工资，呼吸着能够导致流产和癌症的有毒气体，为纽约的富人们修饰手指和脚趾。 Nir, who spent 13 months on the project,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she initially pitched the story as an "expose," adding that the "great lesson" readers should come away with is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cheap luxury." The only way "you can have something decadent for a cheap price is by someone being exploited." (My Reason colleague, Elizabeth Nolan Brown, wrote a critique of Nir's series shortly after it was published.) Nir在这篇报道上耗费了13个月时间。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最初设计这个故事就是为了“曝光”。她还补充说，读者应从该报道中得到一个“重大教训”：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廉价奢华”。“廉价的放纵奢靡”只能用一个办法得到，那就是“某人遭到剥削”。（我在Reason的同事Elizabeth Nolan Brown在Nir的系列见报不久就写了一篇批评文章。） The "great lesson" here is actually something different. I've spent the last several weeks re-reporting aspects of Nir's story and interviewing her sources. Not only did Nir's coverage broadly mischaracterize the nail salon industry, several of the men and women she spoke with say she misquoted or misrepresented them. In some cases, she interviewed sources without translators despite their poor English skills. When her sources' testimonies ran counter to her narrative, she omitted them altogether. 但事实上，这里应被视为“重大教训”的，是另外一件事。过去几周，我都在重新报道Nir的故事的方方面面，并重新采访其信源。Nir的报道不仅明显扭曲了美甲沙龙产业，而且，曾与之交谈的几位男女还说她错误引用了他们的话或对他们描绘有误。有时候，尽管信源的英语水平很低，她在采访时也没有带翻译。如果信源的说法与她的故事有所抵触，她就会彻底无视这类说法。 The second article lent the Times' imprimatur to unproven theories, while committing science journalism's cardinal sin of highlighting alarmist anecdotes that aren't representative of systematic research. 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则让《时报》为未经验证的理论提供了官方认可，该文犯下了科学新闻的核心重罪：突出强调危言耸听者所提供的那些不能代表系统研究的小道消息。 If it hadn't had real-world consequences, the series—and subsequent attempt by Nir and her editors to parry criticism—wouldn't be worth such intense scrutiny. But the day after the first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Times, Gov. Andrew Cuomo (D-NY) announced a new multi-agency task force to inspect nail salons. In August, Cuomo issued an emergency order mandating that salons purchase a new form of insurance called a "wage bond" so that if owners are discovered paying their employees less than the legally required wage, the workers have recourse to collect. 两篇文章及随后Nir及其编辑为了回避批评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本不值得用心细细考察，但是它们对真实世界的影响实在太大了。首篇文章在《时报》印刷版登出来的第二天，Andrew Guomo州长（民主党-纽约州）就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多部门联合特别小组，负责调查美甲沙龙。8月，Guomo签发了一条紧急命令，责令各沙龙购买一种叫做“工资保证金”的保险，一旦店主支付雇员的工资低于法定要求，工人们就有办法收账。 The rush to legislate based solely on the Times' shoddy reporting has hurt the industry. New nail salons, "which used to open every week in New York," have stopped appearing, according to Aiming Feng, an accountant and leading business advisor to nail shops. 这种仅仅基于《时报》劣质报道就做出的匆忙立法已经对这一行业造成伤害。据身为会计师和顶尖的美甲业商业顾问Aiming Feng所说，新的美甲沙龙已经停止开业，“此前纽约可是每周都会有新店开张”。 Salons once provided a steady source of jobs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now many owners say they'll hire only legal workers who've completed an occupational licensing program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getting in trouble. 美甲沙龙曾为非法移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源。但是，许多店主说，他们以后只会雇佣完成了执业执照课程的合法工人，因为他们担心惹麻烦。 In September, two industry groups filed a discrimination lawsuit over the wage-bond mandate in 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state has unfairly singled out an Asian-dominated industry. 9月，有两个行业团体就工资保险令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起歧视诉讼，理由是州政府此举单独针对由亚裔主导的行业，很不公平。 Another group has organized multiple protests, including a demonstration on October 6 in front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s offices in midtown Manhattan. "Apology Now, Fire Nir!" was printed on one sign at the protest; "Shame On You New York Times, Your Lies Kill Our Shops," read another. Another protest is scheduled at 11a.m. today in front of the Times building. 另有一个团体则已经组织了多次抗议，包括10月6日在纽约时报公司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外面所举行的示威。抗议活动中打出的一个标语上写着“立刻道歉、开除Nir”；另有一个标语则是“纽约时报你不知羞耻、你们的谎言害死我们的店”。按照计划，今天11点在时报大厦前面将举行另外一场抗议活动。 I'm not the first reporter to scrutinize Nir's reporting. In July, Richard Bernstein, a 24-year veteran of the Times who left the paper in 2006, published "What the Times Got Wrong About Nail Salons" in the online edition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is knowledge of the industry comes through his wife, Zhongmei Li, who owns and manages two nail salons in Manhattan. 我并是不第一个仔细检讨Nir报道的记者。曾为《时报》工作24年并于2006年离职的老前辈Richard Bernstein已在《纽约书评》在线版上发表文章“时报在美甲沙龙问题上犯了什么错”。他对这一行业的了解来自他的妻子Zhongmei Li，Li在曼哈顿拥有并管理着两家美甲沙龙。 Bernstein charged that Nir's story focused on a small segment of the industry while ignor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nail salons, which pay above the minimum wage and hire only licensed manicurists. His piece specifically challenged the Times' claim that the Asian-language newspapers are "rife" with manicurist ads offering shockingly low wages. After Bernstein's story appeared, the Times' editors penned a public letter offering new evidence to support Nir's claim. Bernstein指责Nir在报道中只注意了该行业的一隅，忽视了大多数美甲沙龙，它们的薪酬高于最低工资，并且只录用拥持证美甲师。针对《时报》关于亚州语言报纸“充斥”着工资极低的美甲师招聘广告的说法，Bernstein在文章中还专门提出质疑。此文问世之后，《时报》编辑又撰写了一封公开信，提供新的证据支持Nir的说法。 As I'll explain, the Times editors mistranslated and misconstrued that new evidence, which actually validates Bernstein's argument. 下文我将解释，《时报》的编辑们对这一新证据的翻译和解释都有误，该证据实际上证实了Bernstein的论点。 Nir and her editors declined my interview requests. Instead, a Times spokesperson provided a prepared statement, asserting that the paper is "extremely proud" of the series and pointing to the high number of labor violations discovered by Cuomo's inspection task force since the series appeared. Nir及其编辑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反倒是《时报》有个发言人提供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坚持说该报为这两篇报道感到“非常骄傲”，并且援引了报道问世后由Cuomo的特别调查小组所发现的大量违法用工案例。 Those labor violations don't reveal what the Times claims they do. In its zeal to cite the government's ex post vindication of its own reporting, the paper further obfuscated 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 the industry. 这些违法用工并不能展现《时报》认为它们所能展现的情况。通过热情征引政府在其报道之后所提供的事后证词，时报进一步模糊了这一行业中正在发生的实情。 My look at Nir's reporting and its shortcomings will appear in three installments. First, I'll revisit the Times' back-and-forth with Bernstein and explain why the paper's claim that manicurists are paid shockingly low wages is based on shoddy research and misconstrued evidence. 我对Nir报道及其缺陷的检查将分为三个部分呈现。首先，我要再次分析《时报》与Bernstein之间的交锋，并解释为什么说该报关于美甲师工资极低的断言只是基于劣质的调研和曲解的证据。 Next, I'll look at Cuomo's inspection task force, the fines and violations being handed out to salon owners, and how the governor's actions have ha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making it harder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to get jobs in nail salons. (That article is now online here.) 然后，我会考察Cuomo的特别调查小组、沙龙店主接到的罚款和违章，以及州长的行动如何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使得非法移民比之前更难在美甲沙龙找到工作。（第二弹在线阅读地址在这里。 ） The third installment will look at the Times' claim that chemicals present in nail salons are causing cancer and miscarriages, which is based on nonexistent evidence. (Click here to read part three.) 第三部分要考察的则是《时报》的一个说法：美甲沙龙中的化学物质正在导致癌症和流产。这一说法全无依据。（可通过以下链接阅读第三弹。） Job Ads "Paying So Little" They "Appear To Be a Typo" 招聘广告“工资极低”“还以为是印刷错误”。 In an early paragraph in the Times' first story in the nail salon series, we read: 在《时报》关于美甲沙龙的系列文章第一篇中，我们在前面几段中可以读到以下说法：

Asian-language newspapers are rife with classified ads listing manicurist jobs paying so little the daily wage can at first glance appear to be a typo. Ads in Chinese in both Sing Tao Daily and World Journal for NYC Nail Spa, a second-story salon on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advertised a starting wage of $10 a day. The rate was confirmed by several workers. “亚洲语言报纸充满了列有美甲师招聘的分类广告，日薪极低，初看起来还以为是印刷错误。“NYC美甲Spa”是曼哈顿上西区一家位于二楼的沙龙，在《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上的中文广告中给出的起薪是10美元一天。好几位工人证实确为这一价格。”

Richard Bernstein, who rightly called this paragraph a "linchpin" of Nir's first article, was incredulous that anyone would advertise a day wage of $10 given that his wife must guarantee wages of about ten times that to attract qualified applicants. So he went looking through the classifieds in back issues of the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 The World Journal, and couldn't find a single ad that mentioned wages under $70 per day. He found one ad offering to pay between $110 and $130 per day. Richard Bernstein极为正确地把这一段叫做Nir首篇文章的“要害之处”。他不相信有任何人会在广告中登出日薪10美元的工资，因为他的妻子必须保证提供大约10倍左右的工资才能吸引到合格的应聘者。所以他就去翻阅《世界日报》这份中文报纸过刊中的分类广告，结果没能找到任何一个广告所提工资低于70美元一天。其中一份广告甚至愿意支付110到130美元的日薪。 Other than the $10 ad that Nir references—which I'll return to in a moment—Nir doesn't cite any other specific ads paying wages so low they "appear to be a typo." But after Bernstein highlighted this passag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Times editors Dean Baquet, Wendell Jamieson, and Michael Luo co-signed a letter defending Nir's reporting. Nir除了提到这一10美元广告之外（下文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引用过任何其他工资极低以至于让人“以为是印刷错误”的特定广告。但在Bernstein在《纽约书评》上突出强调了这一段之后，《时报》的编辑Dean Baquet, Wendell Jamieson和Michael Luo一起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捍卫Nir的报道。 Their letter cites three more ads to support Nir's claim: 这封信又提到另外三份广告，以支撑Nir的说法：

One [ad] from June 19, 2014, in the World Journal, for example, showed a starting wage of $40 a day for "small job"…Another ad from July 17, 2014 in The World Journal also showed a $40 a day wage. And another one from April 17, 2014 showed a pay range of $40 to $90 a day. These examples were taken from a random sampling of days. “比如，在《世界日报》2014年6月19日的一份广告里，一份‘小工作’的起薪是40美元每天……《世界日报》2014年7月17日的另外一份广告，也开出了40美元的日薪。另外一份2014年4月17日的，则提到日薪在40美元至90美元之间。这些例子只是我们从随机选择的日子里看到的。”

The Times editors also posted high-resolution copies of the three ads to the photo-sharing site Flickr, but, somewhat suspiciousl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out of focus and my translator couldn't decipher them. So I went to The World Journal's headquarters in Queens and obtained new copies of the ads, which I've posted here. 《时报》编辑还把这三份广告的高清复印件放到了图片分享网站Flicker上面，但有些可疑的是，上面的中文却没有对好焦，我的翻译都看不清。所以我去了《世界日报》位于皇后区的总部，找到了这些广告的新拷贝，将它们贴在这里。 The ads don't say what the Times editors claim they do. Two of the ads they cite actually say that a mani/pedi costs $40 at the salon, not that a worker would be paid $40. Why include such a detail in a job ad? It implies big tips. 这些广告并没有表达《时报》编辑宣称它们所表达的那层意思。他们所提到的广告中，其中有两份实际说的是在沙龙中做一次指甲/趾甲全套需花费40美元，而不是说工人工资是40美元。为什么广告中要提到这种细节？因为它意味着小费很高。 The first one translates as: "UV gel, big jobs, experienced small jobs, and cosmeticians. Flushing pickup and drop-off. Mani/Pedi $40 with commission, good percentage tips, may file taxes." 第一份广告翻译如下：“UV胶、大工、熟手小工兼美容。法拉盛接送。手脚$40，多提成。好小费。可报税。” The second one reads: "Seeking UV gel experienced big jobs, small jobs, and cosmeticians. Pickup and drop-off at Flushing, Mani/Pedi $40 or more, expensive jobs." 第二份广告说的是：“请UV大工，经验小工，兼美容。开车，法拉盛接送。手脚$40，多大脚。” Both ads were posted by Michael Ling, the owner of a nail salon in Fairfield, Connecticut. (The World Journal is a regional paper). In an interview conducted through a translator, Ling confirmed that what the ad said is correct. He included the price of a mani/pedi to entice potential employees by indicating that the store serves a wealthy, and likely generous, clientele. 登广告的是Michael Ling，他是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一家美甲沙龙的店主（《世界日报》是一家区域性报纸）。在有翻译在场的采访中，Ling确认广告所言没错。他将做指甲/趾甲全套的价格写进去是为了表示店里服务的都是富裕且可能很慷慨的客户，以吸引潜在雇员。 The third ad the Times editors produced in response to Bernstein offers a wage of "$40-90." I interviewed the salon owner who posted that ad, David Lee. His shop went out of business in 2014, in part, he says, because he struggled to attract enough qualified manicurists. Lee says he was offering full-time workers a base salary of $90 per day and part-time workers $40 per day. 《时报》编辑为回应Bernstein而找出的第三份广告提供的工资是“40至90美元”。我采访了刊登这一广告的沙龙店主David Lee。他的沙龙已经于2014年停业，据他所说，部分的是因为他奋力想要吸引足够的合格美甲师。Lee说他给全职员工支付的底薪是每天90美元，而兼职工则是每天40美元。 The $10 Ad 日薪10美元的广告 The only remaining evidence that the Asian-language newspapers are "rife" with ads listing "jobs paying so little the daily wage can at first glance appear to be a typo" is the $10 ad Nir specifically referenced. 亚洲语言报纸“充斥”着“日薪极低，初看起来还以为是印刷错误”的广告，这种说法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证据了，那就是Nir特别提到的日薪10美元的广告。 "[I]t’s not clear whether the reporter saw the ad at all," Richard Bernstein wrot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完全不知道记者有没有看到这份广告。”Richard Bernstein在《纽约书评》上如是说。 It turns out Nir did see the ad, but once again it doesn't say what the Times claimed it does. The day Bernstein's article appeared, Nir posted an image of the ad to Twitter: 结果是，Nir确实看过这份广告，但这里也一样，这份广告并没有表达《时报》宣称它所表达的意思。Bernstein的文章出来的当天，Nir就在Twitter上贴出了这份广告的图像：

The ad that "doesn't exist" according to @R_Bernstein & @nybooks who calls me a liar & didn't bother to interview me — Sarah Nir (@SarahMaslinNir) July 25, 2015 @R_Bernstein和@nybooks 宣称这份广告“并不存在”，说我是骗子，却不愿意费心采访一下我 —— Sarah Nir （@SaraMaslinNir）2015年7月25日

That ad (Nir later tweeted a magnified version) actually offers to pay manicurists $75 per day in base pay; under that, it notes that "apprentices," or "trainees," can earn $10 per da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trainee?" Was Nir wrong to leave that detail out? 这份广告（Nir后来曾在Twitter上贴出其放大版）实际上给美甲师开出的底薪是每天75美元；后面则提到“学徒”或“实习工”每天可以赚到10美元。“实习工”是什么意思？Nir对这一细节的忽略有错吗？ "Lest there be confusion...these are not the equivalent of unpaid summer interns at a magazine," wrote the Times editors in their defense of Nir's reporting. "Interviews by Ms. Nir and her team with employees of the salon confirmed that these were essentially beginning workers, doing the same jobs as others in the salon," they wrote. “不要误解……他们跟没有薪酬的杂志暑期实习生并不一样”，《时报》编辑在他们为Nir报道的辩护中如此写道。他们还说，“Nir小姐及其团队经与沙龙雇员交谈证实，实习工本质上就是新手，在沙龙里做的事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 But the salon owner who posted the ad disputes the Times’ characterization—as does one former apprentice who answered that $10 ad back in 2014. 但是，刊登这一广告的沙龙店主可不同意《时报》的描述。同样，一位在2014年曾答复过这份日薪10美元广告的前学徒工也不同意。 "We would never let them touch customers," said Yun Jun Long, the former owner of NYC Nail Spa, in an interview conducted through a translator. "If the customer is spending money, you can't stick them with an inexperienced worker." (Long's salon went out of business a month after the Times' story appeared, which he attributes to the negative publicity. He's now helping to organize the recent protests.) “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接触顾客”，“NYC美甲Spa”的前店主Yun Jun Long在有翻译在场的一次采访中如是说。“如果顾客花了钱，你不能让一个没有经验的员工去应付他们。”Long的沙龙在《时报》报道出来一个月之后停业了，他认为原因就是负面名声。他现在正帮忙组织近期的抗议活动。 The $10, he says, was meant to cover subway fare and lunch, and those who signed on could come and go as they pleased. During slow periods they could practice on other employees or receive lessons from Long's wife and mother-in-law—partners in the business who also worked in the store. 他还说，广告里提到的10美元只是为了提供地铁票和午餐，并且受雇的人来去自如。如果店里不忙，他们就可以在其他员工身上做练习，或者跟着Long的妻子和岳母（都是Long的生意合伙人，同时也在店里工作）学习。 At my request, Long put me in touch with Jay, a 28-year old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nd former trainee at NYC Nail Spa who asked that I not include his full name. Through a translator, Jay confirmed that he never worked on a customer for the two weeks when he was making just $10 per day. 应我的请求，Long帮我联系上了Jay。Jay是个28岁的无证移民，曾在“NYC美甲Spa”当过实习工。他要求我不提及其全名。通过翻译，Jay向我证实，在每天只赚取10美元的两个星期中，他从没有给任何顾客做过美甲。 Nir has said on Twitter that she visited NYC Nail Spa six times. (Long recalls seeing her come into the store just once.) Even if that's true, it wouldn't be surprising if she misreported what was actually going on in the shop; at several points in her coverage, Nir muddled what apprenticeship programs of this sort are all about. Nir在Twitter上曾说，她到“NYC美甲Spa”访问过6次（而Long记得她只到过店里1次）。即便这是真的，她对店里的真实情况的报道会出错，也并不令人生奇；在报道中的数个地方，她都没有搞清这种学徒计划到底是什么意思。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the series was a 20-year-old Chinese immigrant named Jing Ren, who also went through an apprenticeship program. Without any prior experience doing nails, she got a job working unpaid for her first three months. Ren was also initially asked to pay $100 to the owner of her salon for teaching her basic skills. 在这个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中，主要人物是一个20岁的中国移民，名叫任静。任静也参加过学徒计划。在此前没有任何美甲经验的情况下，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头三个月没有工资。一开始，她还被要求向她所在沙龙的店主支付100美元，因为后者要教她基本技能。 Times readers may find this practice reprehensible, but Nir left out background details that might lessen their outrage. These apprentice programs are an alternative to going through one of the New York State-certified nail training programs, where tuition is about $1,000 and students must complete 250 hours of formal training before getting licensed. 《时报》的读者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应该谴责。但是Nir在此略去了一些背景细节，而这些细节有可能能够缓解读者的愤慨。如果不参加这种学徒计划，你就得全程参加由纽约州批准的美甲培训计划之一，费用大约1000美元，而学员必须在完成250小时的正式培训之后，才能得到执照。 It was technically illegal to work as a manicurist without completing one of these training programs when Nir was doing her reporting. (In July, two months after the Times series appeared, the state passed a bill creating a legal pathway to learn on the job, which I'll discuss in the next installment in this series.) 在Nir进行报道的时候，如果没有完成任何一个此类培训计划就去做美甲师，严格来说是非法的。（7月份，也就是《时报》的系列报道面世两个月之后，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为边做边学提供了合法通道。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弹中加以讨论。） This type of arrangement is by no means an industry norm, but some salon owners flouted the law because they had more customers than employees; generally,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outpaces the number of licensed manicurists the beauty schools can mint. They got away with it because enforcement was lax. 这种办法绝非行业通例，一些沙龙店主对这一法律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的顾客比雇员要多。一般来说，对熟练劳工的需求会超过美容学校能够生产生的持证美甲师的数量。店主们之所以能够铤而走险，是因为执法并不严格。 Like Jay, Jing Ren had the option of spending about a month and a half studying at a state-certified school and paying $1,000 to learn her craft. Instead, she opted to pay $100 and work for no pay for three months. It’s not clear that Nir ever asked Ren why she made that choice. 任静跟Jay一样，本可以选择去一个由州政府批准的学校学习这门技术，所费时间大约是一个半月，而价格则是1000美元。不过，她选择的是花费100美元，不领工资上班3个月。我们不清楚Nir是否追问她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 Jay, who was in debt when he started as a trainee at NYC Nail Spa, couldn't afford beauty school. The apprenticeship program worked out for him: Now he's employed as a manicurist at a salon in New Jersey, where his daily base pay is $90, not including tips. Jay刚开始在“NYC美甲Spa”做实习工时已经负债累累，无法支付美容学校的费用。学徒计划对他很有帮助。他如今在新泽西的一家美甲店里被聘为美甲师，每天的底薪是90美元，此外还有小费。 The apprenticeship program also worked out for Jing Ren, who by the end of the Times story was making $65 a day in base compensation. 学徒计划对任静也很有帮助，在《时报》报道的结尾，她的底薪已经是每天65美元了。 Are Apprenticeship Programs Prevalent in the Nail Industry? 美甲行业中学徒制很流行吗？ Nir declares that "[Jing Ren's] deal was the same as it is for beginning manicurists in almost any salon in the New York area." (Italics mine.) Nir宣称，“在纽约地区几乎所有沙龙中，刚刚入行的美甲师都需要经历类似任静的这种交易。”（斜体为本文所加。） Yet she provides no proof for this statement, and all the availabl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Ren's deal was unusual. There are 30,610 licensed manicurists in New York State, all of whom would have had no need for an apprenticeship program. According to the Korean-American Nail Salon Associa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7,000 shops. 但她没有为这一断言提供任何证据，而所有可以找到的证据都表明，任静所做的交易并不寻常。纽约州有30610位持证美甲师，他们就无需学徒计划。根据“韩裔美国人美甲沙龙协会”的信息，美甲店超过7000家。 Nir supports this claim with anecdotal examples, including a disputed paragraph about a shop called May's Nail Salon, located on 14^th Street: Nir为这一说法提供的支撑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个例，其中有一段涉及位于十四街一家叫做“小梅美甲沙龙”的，就很有争议：

Step into the prim confines of almost any salon and workers paid astonishingly low wages can be readily found. At May's…new employees must pay $100, then work unpaid for several weeks, before they are started at $30 or $40 a day, according to a worker. A man who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owner, but would give his name only as Greg, said the salon did not charge employees for their jobs, but would not say how much they are paid. 走进几乎任何一家沙龙的整洁隔间，很容易就能找到工资低得惊人的员工。在小梅美甲店，一个员工说，新员工要先交100美元，接下来需要免费工作几周，然后才开始日薪30-40美元的工作。一个自称店主的男人只愿意透露自己叫Greg，他说他们不要求员工交钱换工作，但拒绝透露员工工资。

The owner of May's Nail Salon is actually a woman named Bao Mei Fitzgibbons, who goes by "Mei." Greg, who Nir mistook as the owner, is an employee at the shop. Nir could easily have found Fitzgibbons' name by searching New York State's online corporation and business entity database. 小梅美甲店的店主实际上是个女的，叫做Bao Mei Fitzgibbons，大家管她叫“梅”。而被Nir误认为店主的Greg则是店里的一个雇员。如果Nir搜索一下纽约州的“公司与企业单位在线数据库”，她就能轻松找到Fitzgibbons的名字。 Fitzgibbons says she was never interviewed by Nir, and scoffed when I asked if she charges new employees $100. "Think about it," Fitzgibbons says, "you work for me and I charge you $100?" The framed licenses of Fitzgibbons' employees are prominently displayed on the wall of her shop, indicating that they went through the official, state-authorized training program. Fitzgibbons说Nir从来没有采访过她，当我问她是不是向新员工收取100美元时，她连连冷笑。“你想想嘛”，她说：“你为我工作，然后我收你100美元？”Fitzgibbons把雇员们的执照装裱好，显眼地挂在门店的墙上，以表明他们都完整接受过正式的、经州政府认可的培训计划。 Fitzgibbons says she observed Nir come into her store and engage one of her manicurists in conversation without a translator. According to Fitzgibbons, the woman, who barely speaks English, later said that she was misquoted in the Times. The manicurist says she told Nir—again according to Fitzgibbons—that there are salons out there that charge trainees $100; she didn't say that May's is one of them. Fitzgibbons说她注意到Nir进了她的店子，并与她的美甲师之一进行了交谈，当时没有翻译。Fitzgibbons还说，被采访的女性基本不会说英语，后来还表示《时报》错误引用了她的话。这位美甲师说（这里还是根据Fitzgibbons的说法），她告诉Nir的是，有些沙龙会向实习工收取100美元，她没说梅的店也是如此。 (On my behalf, Fitzgibbons reached out to the manicurist interviewed by Nir, who no longer works at the store. Fitzgibbons says the woman declined my interview request on the grounds that "she doesn't want publicity.") （Nir采访过的这位美甲师现已不再在Fitzgibbons的店里工作。应我的请求，Fitzgibbons联系了她。Fitzgibbons说她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原因是“她不想曝光”。） In another case, Nir spent time reporting at a salon that hires only licensed manicurists trained at a beauty school but left it out of her coverage. 另外，Nir还曾花费时间在一家只雇佣受过美容学校培训的持证美甲师的沙龙里采访，但在文章中却没有提及。 ThinkPink is a small chain of nail salons in Manhattan run by Eun Hye Lee (she goes by "Grace"), who says she was interviewed by Nir. Lee, who is careful to maintain her books to the letter of the law, granted my request to inspect her payroll records. They showed that one experienced manicurist at ThinkPink's West Village branch had earned $680 in base pay, plus $216 in overtime, totaling $896 for a 48.5 hour week. A beginning manicurist in the same shop earned $493 for a 39-hour workweek, or $12.64 per hour. ThinkPink是曼哈顿一家小型美甲连锁店，经营者叫做Eun Hye Lee（人们叫她Grace）。她表示曾接受过Nir的采访。Lee恪守法律条文的规定，很仔细地记有账本，并惠允我查阅她的薪酬发放记录。记录表明，一个在ThinkPink西村分店工作的熟练美甲师，某星期工作48.5小时，赚到底薪680美元，另外还有216美元加班费，共896美元。在同一门店，某位刚入行的美甲师某周工作39小时，赚得493美元，每小时合12.64美元。 Lee says Nir first interviewed her at ThinkPink in 2014. Several months later, she returned unannounced and asked for a pedicure. She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with her manicurist, a Chinese immigrant named Xiao Su, who goes by Zoey. Lee说Nir第一次采访她是在2014年，在ThinkPink店里。几个月后，Nir没打招呼就来到店里，请人给她修脚。之后她就和美甲师谈了起来，她的美甲师是位来自中国的移民，叫做小苏，大家都叫她Zoey。 Lee put me in touch with Su, who no longer works at ThinkPink. She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that she told Nir that the pay at ThinkPink was "very good" and that Lee was a good boss who's always "very nice." She declined to tell Nir her salary, deeming it a rude question. Su, who emigrated from China in 1997, is a licensed technician who attended manicurists' school. Lee帮我联系上了小苏，她如今已不在ThinkPink工作。她在电话采访中说，她告诉过Nir，ThinkPink的薪酬“很可观”，而且Lee是个好老板，总是“特别友善”。她拒绝向Nir告知自己的薪水，认为这种追问是失礼。小苏1997年从中国移民到美，上过美甲师学校，是位持证技师。 Neither ThinkPink, nor Nir's interview with Lee, were mentioned in the Times' coverage. 关于ThinkPink以及Nir对Lee的采访，《时报》的报道均没有提及。 More Evidence of Low Wages? 更多低薪证据？ To gauge the average pay for manicurists, Nir might have turned first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The agency reported that in 2014, manicurists in New York's metropolitan area earned an average hourly wage of $9.19 per hour. It also reports an annual mean wage of $19,110. 要估计美甲师的平均薪酬，Nir本该首先求助联邦劳工统计局（BLS）。根据该局2014年报告，纽约大都市区范围内的美甲师赚取的平均时薪是9.19美元。报告里还提到，他们的平均年薪为19110美元。 BLS data, which is routinely cited in the Times, is subject to error and certainly overly precise. But in this case, these figures are the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 And the numbers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manicurist earns above the minimum wage. BLS的数据经常被《时报》引用，当然包含有错漏之处，有时则显得过分精确。但就当前争论而言，这些数据是我们可以拿到的最可靠信息。数据表明，美甲师的工资平均而言高于最低工资。 Instead of citing the BLS' numbers, however, Nir relied on her own survey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100 workers." In fact, other than the classified ads, this is her main piece of evidenc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salon workers earn less than the minimum wage. 但是，Nir却没有引用BLS的数据，而是依靠自己针对“超过100位工人”的调查。事实上，“绝大部分”美甲店员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这一说法的主要证据，除了分类广告之外，就是她的这一调查了。 Nir collected the data on the streets of Queens early in the morning, where salon owners (mostly from Long Island) often pick up manicurists in vans and drive them to work, and in chats that she struck up with manicurists (many of whom aren't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hile having her nails done. Nir是在清晨的皇后区大街上收集到这些数据的，那正是沙龙店主（主要来自长岛）用面包车来接美甲师并把他们送到工作地点的时候，也有一些是在做指甲时通过和她的美甲师（其中大多数人母语非英语）交谈获得的。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Times about her series after it appeared, Nir says she kept "detailed spreadsheets" with this information. I asked for a copy of these spreadsheets. She declined my request. 在系列文章面世之后接受《时报》采访时，Nir说她保存有这些信息的“详细表格”。我曾问她索要一份，遭到了她的拒绝。 Gathering data of this sort is inherently difficult, even for professionals. Pollsters at organizations like Gallup, Pew, and BLS strive to reach population samples that mirror the broader communities they're studying. They carefully frame questions in an unbiased manner, and only impartial interviewers do the asking. Under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figures derived with these methods are imprecise and reporters generally cite them along with a margin of error. 即便对于专家，此类数据收集工作也有着内在的困难。在盖洛普、皮尤和BLS等组织工作的民意测验专家都要辛苦奔忙，以使自己的人口样本能够反映他们所研究的更大群体。他们以一种无偏的方式小心设计问题，而且只找不带偏见的访谈者来提问。在最好的情况下，以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都并不精确，记者在引用它们的时候通常也会附带些许错误。 Economists are skeptical of the wage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BLS because it's based on trust and memory. (How many hours did you work last week?) The gold standard in wage data—reported by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is derived from documentation that companie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related to unemployment insurance. 经济学家并不太相信BLS收集的工资调查数据，因为这项调查基于信任和记忆。（比如，请问你上周工作了多长时间？）工资数据的优质标准是联邦经济分析局的报告，它来自于各公司按要求提供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文件。 The Times might have hired a polling firm to improve on the BLS' finding. Instead, it relied on Nir's survey, which was drawn from a non-representative sample and carried out by a reporter who won't share her methodology, question phrasing, or tabulated results. There’s simply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Nir’s data presents an accurate,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nail industry wages. 《时报》本来可以请一家调查公司来改进BLS的发现。不过，它选择依靠Nir的调查，而该调查的抽样并不具备代表性，而负责实施的记者又不愿意公开其方法、提问措辞或调查结果表格。我们没法相信Nir的数据呈现出了美甲行业工资的准确且有代表性的图景。 Also, Nir’s report doesn’t discuss gratuities. In fact, nowhere does the Times coverage attempt to gauge average daily tips in the industry or what workers actually take home in total compensation. 另外，Nir的报告还没有提及小费。事实上，《时报》的报道没有一处地方试图估计一下美甲行业的日均小费是多少，或者员工们拿到手的总报酬是多少。 This is like writing a 7,000-word piece on what waiters make for a living but focusing only on base compensation. "There should have been several paragraphs on the subject," says Aiming Feng, the accountant and business consultant who counts about 50 nail salons as clients. (Feng also volunteers once a week at once a week at the Lin Sing Association, a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 in Manhattan's Chinatown, where he helps manicurists with legal and tax issues.) 这就像是写篇7000字的文章描述餐厅服务员们以何为生，却只关注他们的底薪。“应该花几个段落讨论下这个问题”，Aiming Feng说，他是一位会计兼商业顾问，大概有50家美甲沙龙是他的客户。（Feng也是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叫做“Lin Sing协会”的社会服务组织的志愿者，他每周服务一次，帮助美甲师们解决法律和税务问题。） Feng says that during "sandal season" at many shops tips equal or exceed base compensation. Feng说，一到“凉鞋季”，许多店里的小费能够追平甚至超过底薪。 Another "Damning" Piece of Evidence? 另一条“确凿” 罪证？ Nir offers more proof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manicurists earn less than the minimum wage: a two-sentence summary quote derived from an interview with Sangho Lee, the president of the Korean-American Nail Salon Association. 关于“绝大多数”美甲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Nir有更多证据：一条两句话的总结，引用来自她对Sangho Lee的采访。Lee是“韩裔美国人美甲沙龙协会”的主席。 Nir writes: Nir写道：

[Lee] declined a request to address issues of underpayment. So many owners do not pay minimum wage, he said, that he believed answering any questions would hurt the industry. “Lee拒绝回应我关于报酬过低问题的提问。他说，许多店主支付不到最低工资，所以他觉得回答此类问题会伤害到整个行业。”

In their letter defending Nir's reporting, the Times editors highlighted Lee's testimony as among "the most damning findings." 在为Nir的报道辩护的公开信中，《时报》的编辑们强调，Lee的证词是“罪证确凿的发现”之一。 These two sentences came from the roughly two-and-a-half hours Nir spent interviewing Lee on two occasions. First, she met with him in person at the Association's office in Flushing, Queens with a Korean translator named Jiha Ham present. She later did a follow-up interview over the phone without a translator. According to Lee, Nir's paraphrase of his statement comes from the second interview. 这两句话来自于Nir对Lee的采访，两次采访总长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第一次，她亲自去皇后区法拉盛该协会的办公室拜访Lee，当时有一位韩国翻译Jiha Ham在场。后来，她又在电话里做了一次跟踪访谈，这次没带翻译。根据Lee的说法，Nir转述的他的言论发生于第二次访谈。 Lee says that he was misquoted. "I told her that like any industry, there are nail salons that pay less and have worse conditions," he said. "Then I told her that even though 80 to 90 percent of the industry pays much more than the minimum wage, it would inappropriate for me to say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the industry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lea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Lee说他遭到了错误引用。“我告诉她的是，跟许多行业一样，也有些美甲沙龙存在薪酬较低、条件恶劣的情况”，他说，“然而，我还告诉她，尽管行业中有80%到90%的薪酬水平远高于最低工资，让我发表关于这一行业的负面看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协会的主席。” Is Lee telling the truth that Nir distorted his comments? Since there were no third-party witnesses to the conversation, there's no way to know. But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Lee would disparage the nail salon industry. Lee有关Nir曲解了他的言论的说法是否真实？由于谈话时并没有第三方见证人在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很难相信Lee会诋毁整个美甲行业。 Founded 28 years ago, the Korean-American Nail Salon Association's mission is to promote best practices in the industry. It has 1,200 dues-paying member stores. A thick glossy magazine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Association includes letters from elected officials lauding nail salon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economy. The group also awards an annual $1,000 scholarship to six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work as manicurists in its members' shops. 成立于28年之前的韩裔美国人美甲沙龙协会致力于在整个行业中推广最好的做法。它拥有1200家缴纳会费的成员店。协会每年出版一份厚厚的有光纸杂志，上面还刊登有经选举上任的官员因美甲沙龙对地方经济作出贡献而撰写的表扬信。该团体每年还给父母为成员门店美甲师的6位大学生提供各1000美元的奖学金。 So why would the president of an industry organization undo decades of hard public relations work by making a "damning" statement to a Times reporter? Maybe Nir misconstrued his remarks: Lee barely speaks English, and yet Nir interviewed him over the phone without a translator on the line. 因此，为什么一位行业组织主席会破坏几十年来的公共关系辛苦成果，向《时报》记者提供这种“罪证确凿”的陈述呢？也许Nir误会了他的说法。Lee的英语非常不好，而Nir却不请翻译就通过电话采访了他。 How the Times Responded to a Salon Owner's Attempt to Correct the Record 当沙龙店主试图更正记载时，《时报》是如何回应的呢 Nir writes that at Iris Nails on Manhattan's Upper East Side "longtime workers described starting out at wages of $30 and $40 a day." Nir写道，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艾丽斯美甲”店，“长期工人说他们的起步工资是每天30或40美元。”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even beginning manicurists at Iris Nails would earn such meager pay. Located in one of New York City's wealthiest neighborhoods, Iris is the type of shop manicurists aspire to work at for the generous tips. 即便是艾丽斯美甲店里的美甲师新手拿到这么低的工资，那也很难令人置信。艾丽斯开在纽约市最富有的街区之一，是所有美甲师都渴望去工作的地方，因为小费很慷慨。 When reporting the story, Nir left a message for Iris Nails' owner, a Korean immigrant named Alex Park. He says he didn't return her message because he didn'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equest. 在报道这一故事的时候，Nir给艾丽斯美甲的店主留了一则消息。这位名叫Alex Park的韩国移民说，他并没有回复，因为他没搞明白Nir的请求是什么意思。 When Park attempted to defend his reputation after the article appeared, the Times thwarted his efforts. The whole episode highlights the power imbalance between the Times and an immigrant community lacking in media savvy. 文章出来以后，Park试图捍卫自己的名声，而《时报》挫败了这一企图。整个剧情凸显了《时报》与缺乏媒体经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权力不平衡。 Park emphatically denies that his workers earn so little in base pay. He estimates that his lowest-level employees earn about $180 a day, including tips, and his most experienced employees can earn as much as $400 per day including tips and commission. (Park declined to allow me to examine his wage statements.) Park断然否认他的员工所赚取的底薪如此之低。据他估计，最底层的雇员每天大约能挣到180美元，其中包含小费，而最熟练的雇员最多时每天能挣到400美元，其中包括小费和提成。（Park拒绝让我查看他的工资详单。） After the article appeared, Park hired attorney Daniel Kim to contact the Times and demand a correction. Kim had a back and forth with the company's assistant general counsel, David McCraw. (Through a spokesperson, McGraw declined my request for an interview.) The paper refused to alter the online version of the article, and it didn't investigate the truthfulness of Park's claim. Instead, Kim says, McCraw agreed that the Times would print a letter to the editor written by Park. 文章见报后，Park就聘请律师Daniel Kim联系纽约时报，要求进行更正。Kim和时报公司的助理法律总顾问David McCraw来来回回接触了多次。（McCraw通过发言人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时报拒绝更改文章的在线版本，也没有调查Park说法的真实性。作为替代，Kim说，McCraw同意在《时报》上刊登Park写给编辑的一封信。 Kim shared with me the letter Park submitted to Sue Mermelstein, an editor in the paper's letters department: Kim向我展示了Park写给时报读者来信部编辑Sue Mermelstein的信件：

To the Editor: 致编辑： Your recent article "The High Price of Pretty Nails" will damage my business, Iris Nails. It seems that you needed a nail salon in a well-heeled neighborhood and targeted my business. 你们最近刊发的“漂亮指尖的高昂代价”一文将会伤害我的企业，即艾丽斯美甲。你们似乎就是想找到这么一家位于富裕街区的美甲沙龙，然后瞄准了我的企业。 I am preparing to retire after having worked for more than 22 years without any incident. Many of the employees in this type of services business have learned, earned and moved on to open their own shops. I have always treated all of my employees fairly and never took advantage of them. 我工作22年了，从未发生任何事故，现在正准备退休。在这类服务性企业工作过的许多雇员都已经学到东西、赚到钱并且更进一步经营起他们自己的门店。在对待自己的员工方面，我从来都很公平，从未占过他们便宜。 There is no employee who receives $30 to $40 a day on a full-time basis. There is no employee who receives below the minimum wages required by the State of New York. In fact, most of our employees make double of minimum wages including tips. 根本就没有全职员工每天只能获得30到40美元的事。也没有任何员工拿到的工资低于纽约州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事实上，把小费包含在内，我的大多数员工能赚到最低工资的两倍。 Korean-American business owners in New York are very hard-working people. We have dedicated our lives to whichever field afforded us an opportunity to prosper and live out the American dream. I write this letter with great sorrow and anger. 生活于纽约的韩裔美国人店主都很吃苦耐劳。只要某个领域能够给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走向成功并实现美国梦，我们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充满悲伤和愤怒。

The Times did print a version of the letter on May 17—but with notable changes. 《时报》5月17日确实刊登了此信件的一个版本，但改动颇大。 First, it cut out Park's assertion that the paper had erred in its reporting. These three sentences were dropped: 首先，它删除了Park认为该报之前报道出错的观点。删去的是以下三句话：

There is no employee who receives $30 to $40 a day on a full-time basis. There is no employee who receives below the minimum wages required by the State of New York. In fact, most of our employees make double of minimum wages including tips. 根本就没有全职员工每天只能获得30到40美元的事。也没有任何员工拿到的工资低于纽约州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事实上，把小费包含在内，我的大多数员工能赚到最低工资的两倍。

In their place, the Times added a new sentence that reads, "I am committed to abiding by the law in paying my employees." In other words, the rewrite makes it sound as if Park was conceding that the Times' reporting on his store was not only correct, but that it inspired him to reform his illegal practices. 在这个地方，《时报》插入了一个新句子，内容是：“在支付员工工资方面，我决心遵从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这一改写让Park听起来像是在承认《时报》关于他的美甲店的报道很正确，不仅如此，他似乎还受此激励，准备改变之前的非法做法。 Times editor Sue Mermelstein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that there was an extensive back-and-forth with attorney McGraw over the wording of the letter. "We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to go out and check the facts," she says, "and we didn't want to let him make a statement that we felt was inaccurate." 《时报》编辑Sue Mermelstein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该信件的措辞方面，曾与律师McGraw进行过大量的意见交换。“我们没有办法去检验事实”，她说，“而且我们也不想让他发表一个我们觉得并不准确的声明。” So they decided to cut out Park's contention that the coverage was inaccurate and replaced it with a line that McGraw "felt comfortable with because it's not a factual statement." 所以他们决定删除Park关于报道不真实的观点，并用McGraw“觉得舒坦”的一句话取而代之，因为“这句话不是在陈述事实。” The Times ran the new wording by Kim and Park, and they signed off on it. Attorney Kim doesn't recall the specific details, but says his client decided not to pursue the matter any further because he's "afraid of The New York Times." 《时报》把新的措辞发回Kim和Park征求意见，他们在上面签字了。律师Kim不再记得具体细节，但是他说，他的客户决定不再继续追究这一事件，因为他“害怕《纽约时报》”。 Did the Times Get the Story Right Anyway? 《时报》的故事究竟是对是错？ Nir's claim that manicurists earn shockingly low wages was based on mistranslated and misconstrued classified ads, anecdotes and interviews contested by her sources, and an anecdotal survey that she used in place of official data published by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ir关于美甲师工资极低的说法，依据只有翻译错误和理解错误的分类广告、道听途说和遭到其信源反驳的采访，另外还有她弃劳工统计局官方数据不用而进行的一次业余调查。 Yet did she still get the story right? In response to Nir's critics, the Times has pointed to the high number of minimum wage violations report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since the article appeared. 但是，她的故事仍然还是对的吗？在回应对Nir的批评时，《时报》又指出该文发表以后由州劳工部提供的违反最低工资法的超高案例数。 In the next piece in this series, I'll scrutinize those violations and explain why, in fact, they don't show what the Times claims. (That article is now online here.) 在本系列的下一篇中，我将仔细考察这些违法案例，并解释为什么它们事实上并没能证明《时报》的说法。（此文已经上线。）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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