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改变规模优势 辉格 2012年12月04日 据阿里巴巴宣布，今年前11个月淘宝和天猫的销售额已达一万亿，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超过了Amazon和eBay的总和，约当于美国电子商务零售总额的80%，这还只是国内电子商务总规模的1/7，而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一半，电子商务对中国零售业的渗透率已接近40%，至少十倍于美国，三倍于欧洲电商最发达的英国。 整个经济活动中，还没有另一个部门能以如此巨大的优势超越发达国家；这首先是因为国内的线下零售业还远不如美国发达，许多购物需求尚未被开发和满足，因而给电商留出了更多短期发展空间，这一点在农村和三四线城市表现尤为显著，那里的购物条件远不如城市，因而消费习惯也迥然不同，在城市化和向都市的聚集完成之前，这一差异将始终构成零售业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 在美国，借助发达的铁路网和邮购业，19世纪中期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已可享受与城市居民相仿的购物便利，这也是因为大部分美国城镇最初就是沿铁路线建立的，如今，得益于汽车的普及和无处不在的沃尔玛，城乡消费差距更加缩短了。 推动国内电商热潮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由此导致的高昂营商成本，由于电商可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避开大量中间环节，因而避免了在这些环节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和经营成本，这对那些无法借助规模来摊薄这些成本的小企业尤为重要，对于小本经营者，开办企业的初始投入和维持企业合法存在的最低经营费用，往往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让他们苦苦挣扎、难以为继，或者一开始就打消了创业的念头。 现在，正是淘宝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淘宝上，创业几乎是零门槛的，经营费用曲线上升也很缓慢，且滞后于业务规模增长，这样，当经营成本上升到难以忽略时，商家也已经有了可观的业务量和起码的信誉度，因而愿意也有信心来承担这一费用了；上述门槛的解除，让大批原本不可能创业的人得以轻松进入生产者行列，也让无数原本不可能被出现的产品被生产了出来，极大扩展了市场空间。 更一般的看，通过改变规模优势，电子商务正在推动一次产业革命，而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反，是规模向下的；前两次革命的核心是能源和交通，导致了动力的大规模集中运用和廉价快捷的长距离运输，两者结合的产物是规模化集中生产，通过将大量材料、人员和工序集中到一地，并确保产出流的连续性，消除了大量中间成本，为大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 但大企业的组织复杂性和层级结构也在另一面带来了规模不经济，包括控制协调困难、激励不一致、委托代理难题和企业文化失控等等，所以只有当这些成本被规模优势所补偿时才能维持，而信息技术正在改变规模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在许多环节和领域，规模优势已不足以补偿组织、协调和代理成本。 早期变化来自设计和制造环节，CAD、更低的模具成本、数控设备和加工中心等技术和工艺进步，降低了开发新产品和为新产品而调整生产线的成本，因而降低了规模优势；然后是供应链革命，随着信息系统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深度运用，如今为了消除或降低业务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成本，已不再需要将这些环节集中到同一家企业中了，这导致了企业业务组合的高度灵活性，也解除了上下游之间的规模相关性。 几个事例可让我们理解这一改变的意义：淘宝买家可随时查询所购商品在快递路线上所处位置，沃尔玛的供应商可以实时掌握其商品在超市货架和仓库里的数量，并据此决定下一批供货的数量和时间，优衣库生产经理可以每天收到其订单在外包工厂的生产进度报表。 现在，只要愿意，一家初创企业可以将其会计、现金收支、人事管理、法律事务等等非核心业务统统外包给专业服务商，而专注于其核心业务，这无疑降低了创业者的进入门槛，让小企业可以利用其规模原本无力负担的专业化职能，而同时保持小型组织的管理和激励优势。 所以，信息革命并非单方面的降低规模优势，而是通过解除规模相关性而推动其向两极化发展，那些基础性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环节，规模将变得更大，成为一种构成产业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而那些需要个性化的、适合小众的、或以差异化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环节，将趋于小型化。  

【2012-12-02】 @内含子-intron 中文把Evolution译成“进化”真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这个词总给人一种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先进的感觉。Nature曾有一篇文章讨论进化论在中国的问题，还引用了孔夫子的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 @-Lucifier-:之前我也认为Evolution翻译成「演化」更佳；现在我已有另外的看法：在对进化论与进化心理学的诸多误解中，翻译问题是最简单而低级的一种 @whigzhou: 这根本不算翻译问题，该词在英文中本来就有变得更高级更复杂的意思，见Wiki词典evolution第1义项 http://t.cn/zjVLtou @whigzhou: 而且生命形态的复杂度最高值在进化史上随时间而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它被称为“进化”的原因所在 @whigzhou: 如果evolution仅仅是“随时间而改变”，那些遗址古迹的风化过程怎么没被叫做evolution？ @abada张宏兵:人类基因数量不占优势，甚至少于某些植物，而复杂性有多种定义方式。古迹非遗传变异 @whigzhou: 1）基因占不占多数有啥关系？太阳系绝大部分物质仍以无机形态存在，并不能证明太阳系的生命系统未发生伟大的进化；2）“古迹非遗传变异”，进化一次并非生物学专用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其实害怕越来越复杂，高纽的心理，我以为还是源于#智设论#的搅局，有着愈来愈的倾向？那就是按照某种意图的设计喽，设计者是谁？回家问父母吧。这叫秀才遇到兵，科学家的尴尬在于需要说明没有反例，这是不可能的显然，你和小孩说什么混沌，无序中出现有序，整体熵增，局部熵减，拜托，书 @whigzhou: 是的，恐惧之余矫枉过正了 @abada张宏兵:举例。如果定义基因数量大或复杂度高就是进化高级，那人类是否高级就需要比较这些。这与按出现时间定义后代即进化判断结果不同。总之高级取决于定义方式 @whigzhou: 复杂度当然需要定义，也完全可以定义，比如单一个体的总信息量，任何度量都取决于定义方式，不会因此而丧失意义，So what? @荒唐-逻辑引擎：回复@whigzhou:且不说这个复杂度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复杂度增加从来不是必然的，仅当复杂度增加带来生存繁衍上的优势时才会阶段性发生。但无论复杂度增加还是降低，都是演化，进化确实误导。 @whigzhou: 确实“不是必然的”，但这是被称为进化史的这段历史的一个事实，它幸运的发生了，而离开这事实，该过程就不会被叫做进化 @whigzhou: 当然复杂度增加是发生在整个生物界的峰值上，而不是指任何单独分支，因而与适应性没有直接关系 @abada张宏兵:定义以后若用作事实判断，判断结果不包含价值意义；若用于价值判断，即说明那定义中蕴涵价值观，既然不受事实验证即可任意甚至反向定义 @whigzhou: 这就不必要的把问题引到哲学层面上来了，“高级”可以不包含价值意味，即便包含，在给定度量方法后，就与事实判断等同了  

【2012-12-01】 @吴昊-_-_-_ 辉总怎么看基础科学研究的外部性：有没有外部性？在市场当中可能充分表达么？如果不能，政府投资科研是否就有其正当性？ @whigzhou: 1）有，几乎所有交易都有外部性，包括正的和负的，2）视“充分”的意思而定；3）没有，否则因为（1），政府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就都有了正当性，比如经营Google之类 @whigzhou: 充分可能有两种意思：a）让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多到让人满意，b）增加这种活动直至它不再有正外部性，c）增加这种活动直至为此而从别处转移走资源而减少的收益不再小于其带来的正外部性。a的问题是每个人的满意点不同，如何取得一致？b的问题是其总收益可能是负的（因为转移了资源）， @whigzhou: 只有C是可确信能带来正收益的，但这一点只能在市场机制下才能判断（因为存在资源转移） @米立马拉轰:但单独依靠市场，C能否实现呢？ 虽然各种行为都有外部性，一些行为的外部性是否显著大于另一些行为？比如基础科研成果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公共品吧。 @whigzhou: 1）不能，只有上帝能，2）可以看作公共品，但不是适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三一显露了私企的尴尬处境 辉格 2012年11月30日 最新一期《环球企业家》发表了三一重工决定迁离湖南的重磅新闻，这篇长篇报道中，三一领导层大吐苦水，揭出了大量令人乍舌的内幕，也让我们局外人终于理解了梁稳根之前“甘愿将企业献给国家”的宣示的真正含义；尽管报道因未能采访到另一方当事人而囿于一面之词，不可尽信，但它已足以让我们窥见三一身处其中的那个险恶境地的大致面貌。 这也是国内私人企业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为了能够在这个市场制度远未完善，多数关键资源还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生死存亡仍严重依赖于其与权力的关系的制度背景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私人企业不得不与政府和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寻求其庇护和支持，但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巨大的风险，像一个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定时地雷，可以让你一夜之间陷入绝境。 特别是重型机械行业，由于很大一块市场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上，而这些项目多半由政府包揽，即便由私人公司承建和运营，政府作为甲方也对招标、分包和选型等环节拥有干预权，因而这些行业的私企无时无刻不处于权力的阴影之下；三一高层在接受采访时，对其早先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从中所获得的照顾和扶持也是如数家珍，多年来，梁稳根在参与政治活动、与党靠拢方面也表现的非常积极。 所以，尽管三一今天的困境值得同情，但实际上他也是造就这个困境的制度环境的巨大受益者，而那些更独立、更相信市场法则、更不屑与权力周旋的私企，连进入这个舞台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正是因为像三一这样的企业对权力法则的领会、迎合、适应、利用和开发，才让这一法则更为牢固不破，让制度环境更难以向市场法则主导的方向发展，他们参与建造了一个体系，并最终成为受害者。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打破一个长期以来广泛流传的幻想，以为私人企业是天然的亲市场的，企业家怎么会不支持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舞台的制度基础呢？可实际上，市场制度只是企业成就的大背景和远因，具体的成功还依赖于许多近因，很少有企业家会在制度层面上理解其获得的机会和成就，而要将这种认识转变为对市场制度的真正支持，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历史学家发现，在上世纪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中，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美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与美国商人构成竞争关系的本国商人和企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满以为赶走美国佬再树起关税壁垒，市场就是他们的了，殊不料把民粹政府捧上台，意味着整个市场基础会被摧毁，当然也有少数钻营成功者傍上了权力大款而发达了，但这种发达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在过去十几年的高增长期中，由于市场容量在不断扩大，权力依附关系中所潜伏的危险多半没有爆发出来，给各方造成了一种暂时的和谐欣快感，但如今宏观局势正在逆转，而产能则在经历多年持续扩张之后已呈饱和，特别是数十万亿财政刺激所造就的基础建设泡沫消退之后，围绕权力关系网而展开的切分蛋糕之争将日益惨烈，争宠失败者将横尸疆场，如此前景自然会让原先同门兄弟间的嫡庶之争变得白热化，比起铁本、日照钢铁、顾雏军和众多小煤矿主来，三一已经算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