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动物权利不是动物的权利
辉格
2012年2月21日
作为一种新兴的价值观潮流，近年来动物保护主义在国内的影响日益增长，从吃狗肉习俗、流浪猫狗的境遇、到最近的熊胆问题，一个个热点被激活，善待动物的理念也随之而得以广泛传播；这一过程中，它难免会与既有的价值观、习俗乃至权益发生冲突，贩运肉犬的车辆遭遇拦截已屡见不鲜，而这次，归真堂又成为众矢之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价值多元化和价值之间的对立冲突本是常态，自然不必为此惊慌，不过，多元价值得以和平共存于一个社会，价值冲突不至于变成相互侵犯和强制，需要有一些规则来划定行为的边界，这些边界就是所谓的权利，因而，当我们需要(more...)
标签：价值观 | 伦理 | 动物 | 权利 | 法律 |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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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权利不是动物的权利
辉格
2012年2月21日
作为一种新兴的价值观潮流，近年来动物保护主义在国内的影响日益增长，从吃狗肉习俗、流浪猫狗的境遇、到最近的熊胆问题，一个个热点被激活，善待动物的理念也随之而得以广泛传播；这一过程中，它难免会与既有的价值观、习俗乃至权益发生冲突，贩运肉犬的车辆遭遇拦截已屡见不鲜，而这次，归真堂又成为众矢之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价值多元化和价值之间的对立冲突本是常态，自然不必为此惊慌，不过，多元价值得以和平共存于一个社会，价值冲突不至于变成相互侵犯和强制，需要有一些规则来划定行为的边界，这些边界就是所谓的权利，因而，当我们需要回答由某种价值主张所引出的具体行为是否合理或合法时，首要的问题便是：对立双方在这件事情上各自拥有何种权利？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围绕动物权利的争议似乎并未得以澄清；在支持归真堂的意见中，有一种认为，基于私人财产权的免受侵犯的原则，外人无权干涉取胆行为；这种意见并不切题，因为并没有人否认那些胆熊是归真堂的财产，遭到反对的只是胆熊主人对待它们的方式。
这就涉及到了财产权的基本含义，财产权是一种排他权，它赋予了你按你的意志排除他人某些行为的能力，你拥有一头熊的意思是，你可以阻止他人对这头熊做任何事，而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对这头熊做任何事，因为其他人也可能在这件事上拥有权利；比如我拥有一支香烟，我就能阻止他人在未经我允许时对它做任何事，但我并不能在任何场合点燃它，后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阻止别人在他附近点燃香烟。
类似的，大概没人会反对，我完完全全拥有自己的肉体，我也拥有我的阳台，但我或许不能在阳台上裸露自己的肉体，后者取决于我的邻居们是否拥有阻止别人在他视野内裸身的权利；所以，笼统的援引财产权保护原则，对论证并没有帮助，真正的问题是反对取胆者是否有权阻止胆熊主人们这么做。
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主张者有义务证明：人们（包括取胆者自己）大都相信这样的行为会被阻止，而实际上它们通常也都被有效阻止了；依我看，这样的权利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尚不存在，实际上，任何新兴价值观所主张的权利是注定得不到经验支持的，熊胆制品需求的广泛存在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大量消费者并不十分介意取胆方式。
但这并不是说持有新兴价值观的人只能放弃他们的主张，通过价值观的宣扬和传播，通过发动拒绝购买与合作等非强制性运动，他们完全可能在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将这种价值观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减少到微小程度，逼迫到边缘化的、自惭形秽的、见不得人的境地，那时候，他们便可骄傲的宣称，这种新型权利已经牢固确立了。
当然，他们也可能求助于拥有压倒性暴力的立法与行政机构，来强制推行其权利主张，或许有些权利经过长期强制可以确立，但这种方式违背了自由、开放和宽容等广受推崇的更基本层次上的伦理原则，况且常常并不成功。
然而，目前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所选择的，是一条根本上错误的道路：他们试图将非人类的动物确立为权利的主体，这就挑战了现有伦理体系的基础：只有人才是权利的合格主体；如此主张者或许并未理解到，该主张意味着我们的伦理体系同时需要承认动物拥有自由意志，从而有能力做出意思表达、订立契约、进行交易、并承担责任。
如上所述，权利意味着主体可以凭其自由意志决定是否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假如“阻止取胆”不是人的而是熊的权利，那便意味着：首先，熊的意志是可以被了解的，其次，假如我理解了熊的意志表达，我就能够在求得他的同意之后取它的胆，正如我在求得旁人同意之后可以在他身边抽烟一样。
尽管主张“动物权利”者未必理解了这层含义，但他们的论证方式却已经滑入了这样的轨道：阻止取胆是因为熊会感到痛苦，而不是因为旁观的人会感到痛苦；这种论证不仅本身很荒谬，也无益于推动其主张，比如取胆者可能会这么回答：熊知道走进这个笼子会被取胆，但他为了吃到我手里这盆食物，还是进来了，这是笔公平交易。
权利主体就是手握“是否阻止他人特定行为”的开关的那个人，这一原则在我们的伦理体系中具有根本重要性；在关于权利的种种说辞中，最蛊惑人心的一种便是：一方面宣称某个对象拥有某种权利，而同时却把上述开关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类似于房产公司告诉你：这套房子是你的，但钥匙必须拿在我手里，谁能进出由我说了算。
动物保护主义者需要认识到，这是一条死胡同，要推动他们的主张，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明确承认所谓“动物权利”实际上是人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权利。
苹果和富士康的成功不是他们的罪证
辉格
2012年2月17日
苹果最近厄运连连，而且都与中国有关，一边是iPad商标案败诉，产品被大面积下架，而同时在美国又遭遇了一轮大规模抗议和抵制浪潮，抗议它无情压榨中国工人血汗；对于后者，苹果很快表现出了屈服姿态，宣布邀请公平劳工协会（FLA）开展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劳动状况的调查。
乍看起来，这场抗议显得有些突兀，因为最近并未发生涉及劳动条件的事件，或揭露出什么人所未知的丑陋现象，也没有报道显示这方面状况正在恶化，《纽约时报》上月25日发表的那篇长篇报道（它是抗议的最初导火索），提到的事实多半算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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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和富士康的成功不是他们的罪证
辉格
2012年2月17日
苹果最近厄运连连，而且都与中国有关，一边是iPad商标案败诉，产品被大面积下架，而同时在美国又遭遇了一轮大规模抗议和抵制浪潮，抗议它无情压榨中国工人血汗；对于后者，苹果很快表现出了屈服姿态，宣布邀请公平劳工协会（FLA）开展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劳动状况的调查。
乍看起来，这场抗议显得有些突兀，因为最近并未发生涉及劳动条件的事件，或揭露出什么人所未知的丑陋现象，也没有报道显示这方面状况正在恶化，《纽约时报》上月25日发表的那篇长篇报道（它是抗议的最初导火索），提到的事实多半算不上新闻，连用作篇首引子的富士康成都工厂爆炸案，也是发生在八个月前的旧闻。
不过，有两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场抗议，第一个解释了为何它发生在现在，奥巴马的任期就快结束了，可是，他曾许下无数诺言，也用尽心思、耍尽手腕试图解决的失业问题，却始终不见起色，眼看大选来临，他需要一个替罪羊，他在汇率和劳工条件上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无非是想告诉选民：是他们抢走了你们的饭碗；在这一点上，他和民主党、制造业工会、以及同属左派阵营的劳工维权组织和进步派媒体形成了共鸣。
第二个背景解释了为何苹果被选为目标，iPhone带给苹果的成功太辉煌了，短短几年内让它从一个刚刚摆脱困境而小有起色的企业，变成了全球最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也就难免让它成为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头号目标；其次，iPhone的高利润率确实太令人羡妒了，它以1/3左右的市场占有率，获取了智能手机市场2/3以上的利润，在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里，它甚至仅以8.7%的市场占有率，获取了整个手机市场3/4的利润，如此丰厚的盈利，相对于微薄的代工收入，让苹果成了描绘“血汗压榨者”形象的理想模特。
然而，指责和抗议苹果的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道理：你不能用代工成本在产品的整个成本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估这个产品的“血汗”程度，否则你会得到荒谬的结果；代工成本比例低，首先是因为苹果的毛利高，手机行业的平均毛利是百分之十几，而iPhone高达60-70%，所以代工成本只占2、3个百分点，低于行业水平，假如苹果将价格降低一半，毛利便与平均水平相当，代工成本比例也就翻了一番，但很明显，这个价格决定与代工厂工人的待遇没有丝毫关系。
假如成本比例是评估血汗的恰当指标，那就意味着，过手材料越昂贵、最终产品越有价值的制造业，就越血汗，而最血汗的劳工大概就是金融交易所的雇员了，交易商从每笔大额交易中获取的佣金常常只有万分之几，而最不血汗的，将是那些手工编织草席的工人，他们的加工费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很难找到比这更荒谬的评估方法了。
实际上，到达代工厂的材料成本已经占了手机成本的一大半，所以尽管代工成本只占4、5个百分点，但绝大多数手机制造商仍只能苦苦挣扎在盈亏点附近，唯独苹果有能力将价格定的这么高，这是因为它拥有一些无可替代的独特资源，包括技术、设计、工艺、口碑和品牌感召力，而这些都是苹果员工数十年心血与汗水换来的，他们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对他们的血汗成果收取租金，你不能仅仅因为他的成功而指责他。
代工成本所占比例低，也是因为代工业的高度发达，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湾代工企业，将大规模制造的效率潜能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产业成就，它不仅改进了产业效率，也大幅提升了中国大陆的劳工条件，这是不能用成本比例来衡量的；试想，同样一条百人流水线，假如每天过手1000部iPhone，比每天过手500部，在成本结构中的比例可能降低了30%，但每位工人的收入却可能提高了60%。
技术创新、设备改良、流水线设计、工艺和管理改进，专业化和规模化，都可能带来这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你不能仅仅因为代工厂商让每位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制造出了更多产品同时也获得更多收入而指责他，但有些人只顾用简单数字和错误逻辑拼凑修辞效果，这么做只能哗众取宠，对于探察真相没有任何好处。
那些在劳工问题上指责苹果乃至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其他跨国公司的人，或者完全不了解中国劳动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很清楚但故意装聋作哑——这里的劳动条件正在以人类史上罕见的速度迅速改善；已经连续几年，中国境内的企业遭遇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招工困难，短短几年之内，劳动市场已全面转变为卖方市场。
这一变化，既不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或国际劳工组织努力的结果，也不是政府制订更严厉劳动法规的结果，它首先是人口形势扭转的结果：劳动力供给正在以每年一两百万的速度萎缩，其次，也是制造业全球转移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了苹果这样的代工大客户，得益于过去20年大转移过程中所建立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如今虽然劳动成本猛涨，中国在制造业全球分工中仍占有相当优势。
近几年随着富士康实施内迁战略，其工厂所到之处，地区工资水平和工人对雇主的待遇要求，都立即会被抬高，如此立竿见影、实实在在的效果，还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任何劳工组织能够做到，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宣称以劳工权益为奋斗目标的组织和抗议者们所乐意看到的结果吗？
方舟子式打假意义何在？
辉格
2012年2月1日
从海外中文网络社区的元老，到科普作家，又到职业打假斗士，方舟子的社会角色已历经几番嬗变，没有改变的是他高昂的劲头和不依不饶的性情；不过，自从他妻子学位论文的抄袭丑闻被揭露之后，他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举止失态，打假对象也已从学术界和权力层转向了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名人。
特别是之前针对罗永浩的行动，纯粹起于私人恩怨，而且在毫无事实线索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结果也没抓到对方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本来这件事情已将他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幸好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目标，而韩寒又恰好是罗永浩的朋友，符合他近来选择目标的口味，于是焦点很快就被转移了。
像方舟子这样的打假行动，对于公众究竟有没有价值，历来争议不休，一方面，他确实揭露了许多抄袭、剽窃、虚构夸大学术经历或研究成果的造假丑闻，对净化学术界起了正面作用，也为关心某些领域真相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
而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指出，他在进行质疑时，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采信常常是片面的，推理过程经常是草率的，甚至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判断经常是基于预设立场的，并且常把不可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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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式打假意义何在？
辉格
2012年2月1日
从海外中文网络社区的元老，到科普作家，又到职业打假斗士，方舟子的社会角色已历经几番嬗变，没有改变的是他高昂的劲头和不依不饶的性情；不过，自从他妻子学位论文的抄袭丑闻被揭露之后，他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举止失态，打假对象也已从学术界和权力层转向了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名人。
特别是之前针对罗永浩的行动，纯粹起于私人恩怨，而且在毫无事实线索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结果也没抓到对方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本来这件事情已将他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幸好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目标，而韩寒又恰好是罗永浩的朋友，符合他近来选择目标的口味，于是焦点很快就被转移了。
像方舟子这样的打假行动，对于公众究竟有没有价值，历来争议不休，一方面，他确实揭露了许多抄袭、剽窃、虚构夸大学术经历或研究成果的造假丑闻，对净化学术界起了正面作用，也为关心某些领域真相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
而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指出，他在进行质疑时，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采信常常是片面的，推理过程经常是草率的，甚至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判断经常是基于预设立场的，并且常把不可靠的判断当作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信条而加以无限制演绎，而同时很少顾及相反证据，也不愿听取基于相同证据而做出的替代分析，反而将一切反对意见斥为伪科学或帮凶之类。
其实，这两方面的观感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因为两者并不矛盾，这也是另一个例子，表明推进了某项公共事业、为公众带来某些好处的人，未必是一个在智慧、品质和能力等方面符合他们所期望水平的人，甚至不必是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他可能很偏狭，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也没有造福公众的理想，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某些可欲事态的出现，果若如此，我们何必要求更多呢？
诚然，由于缺乏听取反面证据的开放心态，缺少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分析能力，以及对既有信念保持审慎怀疑和进行自我反思的习惯，等等这些常被概括于所谓科学精神之中的品质，方舟子的打假行动很难说是遵循科学界标准的，如同他的科普写作一样，对于示范和传播科学精神恐怕不会有多大益处。
但是，传播科学精神只是诸多公共事业之一，他做不到做不好，别人不妨来做，揭露造假作弊同样有其公共价值，他在证据选择、因果分析和逻辑上的缺陷，尽管会妨碍其打假的质量、效果和命中率，但这不是什么值得紧张的事情，他的行动价值主要在于花力气收集早期线索，并且有勇气将问题推上台面，而最终结果，要么在法庭上解决，要么更多的由听众自己做出判断。
只要讨论空间是开放的，在他发动案例之后，自然会引来许多质量更高的分析，也会刺激相反的证据浮出水面，当事人也有机会做出辩解，这些都是听众据以判断的信息，当然有些人会因为偏听他这一方而被误导，但容易偏听偏信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会被误导，有没有方舟子都一样。
实际上，像打假这种充满对抗性、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吃官司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要冒点生命危险的事情，反倒需要方舟子这样认死理、有些偏执和狂热、并且精力旺盛的人，才能长期坚持下来，而那些拥有良好科学精神的人，通常不会具有这些品质，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公开质疑其学术同行；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
当然，指出其价值所在，并不意味着他是免受批评和指责的，假如他的打假行动因其拙劣草率而误伤无辜，无论是无意的误伤还是故意的错伤，旁人都有理由做出批驳并加以谴责；不过这里仍需指出一条界线，{*SNL/[S:[NP:[AP:可以被谴责的][N:行为]][VP:[Adv:未必][VP:[V:是][AP:[AP(1):[A:有罪的][Con:或者][AP:[VP:[V:构成][NP:(T2)]][Sfx:了][#2:[A:对既有权利的][N:侵犯]]]][Con:，][AP:[VP:[PP:[AP:(T1)][P:因而]][VP:[V:需要][NP:[N:加以司法矫正][Con:或][N:施以惩罚]]]][Sfx:的]]]]]]/*}。
对他人品行的错误陈述确实可能减损后者的利益，但未必构成侵权，因为利益未必是权利，也可能只是一个不受保护的随机事态，比如我家附近有一家我特别喜欢的餐馆，它的消失将减损我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阻止老板关门，类似的，方舟子的言论只要没有逾越其自身权利的边界而构成辱骂、诽谤或侵犯隐私等言语侵权，即便损及他人利益，也只是可以被谴责而无须接受司法系统的矫正或惩罚。
韩寒的名誉侵权案难以成立
辉格
2012年1月30日
“打假斗士”方舟子近来真可谓越战越勇，方罗之战硝烟尚未散尽，方韩之战便已鸣锣开炮；在此之前，他的战斗多半像是单方面远距离挑战，对方少有回应，即便回应也是选择自己的时机和节奏，而现在不同了，或许是因为微博的作用，而交战双方又都是拥有海量粉丝的网络名人，微博所创造的即时互动特性已将战斗变成了近身肉搏。
但凡近身肉搏，场面总是会比较难看，情急之下，是很难顾及风度的，而像韩寒这样较为介意或倚重于风度、气质、性情等人格魅力，并且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此的明星作家，肉搏的代价便尤其惨重，他的许多读者和粉丝，恐怕都已经在这短短几天中，或隐约或恍然的发现了一个与此前印象颇为不同的韩寒。
就这场战斗而言，几个特别难看的场面，都与当事人不善于面对质疑有关，而这一弱点在国人中间似乎很普遍；许多针对质疑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包括力挺韩寒的一些名人，都混淆了质疑、判决和基于判决而实施的惩罚，这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如此混淆才会让他们将麦田和方舟子的质疑类比于秦桧的莫须有加罪，甚至文革中的大批斗
；尽管在之前的类似纷争中，早已有头脑清醒人士多次辨析和澄清这三者的区别，但遗憾的是，介入这次争议的许多人并未表现出他们在这方面有多少长进。
司法判决可能会导致人身强制，甚至沉重的刑罚，因而被要求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甚至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但普通人之间的相互质疑却不必遵循同样的原则，并没有什么规范阻止质疑者使用可靠或不可靠的传闻做出自己的推断和猜测，他们依据的事实无须满足证据法的要求，而他们的推理方式也不必遵循司法标准或逻辑教科书的要求，若非如此，除非在(more...)
标签：名誉 | 法律 | 社会 | 言论自由 | 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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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的名誉侵权案难以成立
辉格
2012年1月30日
“打假斗士”方舟子近来真可谓越战越勇，方罗之战硝烟尚未散尽，方韩之战便已鸣锣开炮；在此之前，他的战斗多半像是单方面远距离挑战，对方少有回应，即便回应也是选择自己的时机和节奏，而现在不同了，或许是因为微博的作用，而交战双方又都是拥有海量粉丝的网络名人，微博所创造的即时互动特性已将战斗变成了近身肉搏。
但凡近身肉搏，场面总是会比较难看，情急之下，是很难顾及风度的，而像韩寒这样较为介意或倚重于风度、气质、性情等人格魅力，并且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此的明星作家，肉搏的代价便尤其惨重，他的许多读者和粉丝，恐怕都已经在这短短几天中，或隐约或恍然的发现了一个与此前印象颇为不同的韩寒。
就这场战斗而言，几个特别难看的场面，都与当事人不善于面对质疑有关，而这一弱点在国人中间似乎很普遍；许多针对质疑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包括力挺韩寒的一些名人，都混淆了{*quote(批评与批斗的区别)质疑、判决和基于判决而实施的惩罚，这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如此混淆才会让他们将麦田和方舟子的质疑类比于秦桧的莫须有加罪，甚至文革中的大批斗/quote*}；尽管在之前的类似纷争中，早已有头脑清醒人士多次辨析和澄清这三者的区别，但遗憾的是，介入这次争议的许多人并未表现出他们在这方面有多少长进。
{*quote(批评与批斗的区别)司法判决可能会导致人身强制，甚至沉重的刑罚，因而被要求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甚至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但普通人之间的相互质疑却不必遵循同样的原则，并没有什么规范阻止质疑者使用可靠或不可靠的传闻做出自己的推断和猜测，他们依据的事实无须满足证据法的要求，而他们的推理方式也不必遵循司法标准或逻辑教科书的要求，若非如此，除非在律师和逻辑专家的指导下，普通人就很难发出质疑声音了，这样的限制与一个自由开放社会显然是不相容的。/quote*}
当然，有权利这么做不等于这么做就是无可指责的，假如质疑者草率而片面的使用不可靠的传闻，忽视相反的证据，进行不合逻辑或置信度很低的推断，并据此轻易怀疑他人的诚实，那么别人自然也有权指责他草率鲁莽或信口雌黄，他也会因此而承担名誉损失，而对于方舟子这样的职业打假者，这样的损失也将是沉重的。
实际上，假如韩寒果真认为方舟子的质疑属于这种水平，就大可不必为此而暴跳如雷，除非他觉得自己的读者和粉丝群分辨是非的能力远低于正常水平；奇怪的是，一方面，多位挺韩者指出，代笔质疑是很难证实或推翻的，因而是很无谓很无聊的，但同时，他们却又认为此类质疑是需要严肃对待和做出激烈反应的，在我看来，这两种姿态点实在难以协调起来。
不可否认，在某些传统社会，曾流行过一种对他人诚信的质疑施加了更严格的审慎要求的规范，在那种规范下，假如某人认为遭受了对其诚信或人品不恰当的质疑，可以向质疑者提出决斗来捍卫自己的名誉，而后者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也很难拒绝挑战；然而，随着社会变得更庞杂更具流动性，言论空间变得更开放更宽松，这种规范早已消亡了。
在当前所流行的规范下，质疑者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除非其言论构成诽谤，而{*quote(诽谤.认定条件)对诽谤的认定是有着严格条件的：首先，需要认定被告捏造了事实，其次，听众可能相信这些事实，第三，相信这些事实会导致对原告的负面评价；可是，直到韩寒在宣布提起名誉侵权案诉讼时，他并未曾指出过方舟子捏造了什么事实，而仅仅指出后者所采用的证据是片面的，从证据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是不合逻辑甚至荒谬的。
对于诽谤要件的如此限定是合理的，因为在言论开放的条件下，只要不捏造事实，取证片面性可以被对方的相反证据所平衡，而推导过程的谬误与不合理也容易被听众凭自己的判断力或评论者的分析而加以纠正。/quote*}
事实上，在这次纷争中，方舟子从未宣称自己掌握了听众之前所不了解的隐秘事实，他的所有推测都基于可公开获取的材料，你可以说他的推导逻辑很荒谬，那没关系，在相同的事实面前，你可以做自己的判断，毕竟，一个人无论懂不懂因果分析和逻辑推理，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推断和猜测，并将此过程和结果公开表达。
所以，由于缺少捏造事实这一认定诽谤的核心要件，韩寒的名誉侵权案根本无法成立，连立案的条件都满足不了；和此前远超出其财力的悬赏一样，这一诉讼行动（假如真的发生）是他在这场肉搏战中的又一项不负责任的举动，只会让场面变得更加难看。
过年习俗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月13日
春节最壮观之处，便是那惊世骇俗的人肉大挪移了，但这只是宏观景象，对个人来说，过年不仅仅是往返奔波，它也是每年一度的高密度社会活动，走亲访友、故友重聚和各种圈子的聚会欢宴，所以虽然年夜饭只有一顿，但各种团圆饭却可能会吃上好几顿，人们借此机会重新确认各种人际关系，或建立新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圈子之内的。
对于在外做事的年轻人，过年更多了一层含义：这是他向家乡社区展示其身份、事业成就、人格形象和文化面貌的一次良机，通过穿着、举止、谈吐、消费方式，乃至新车，传递出诸如：我长大了、学会做人了、出息了、有志气了，阔了、老板了，有文化了、有品位了、是城里人了，等等信号，这一过程将帮助他在家族和社区内取得身份、确立位置、赢得尊重。
当然，人们平时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春节是这些活动最密集的场合，短短十来天承担了上述社会功能的极大份额，因而也是注重这些功能的人们对之最为敏感和认真的场合；这已成为一项极为牢固的习俗，用博弈论术语说，它是一个由协调博弈（
标签：习俗 | 传统 | 博弈 | 文化 | 春节 | 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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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习俗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月13日
春节最壮观之处，便是那惊世骇俗的人肉大挪移了，但这只是宏观景象，对个人来说，过年不仅仅是往返奔波，它也是每年一度的高密度社会活动，走亲访友、故友重聚和各种圈子的聚会欢宴，所以虽然年夜饭只有一顿，但各种团圆饭却可能会吃上好几顿，人们借此机会重新确认各种人际关系，或建立新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圈子之内的。
对于在外做事的年轻人，过年更多了一层含义：这是他向家乡社区展示其身份、事业成就、人格形象和文化面貌的一次良机，通过穿着、举止、谈吐、消费方式，乃至新车，传递出诸如：我长大了、学会做人了、出息了、有志气了，阔了、老板了，有文化了、有品位了、是城里人了，等等信号，这一过程将帮助他在家族和社区内取得身份、确立位置、赢得尊重。
当然，人们平时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春节是这些活动最密集的场合，短短十来天承担了上述社会功能的极大份额，因而也是注重这些功能的人们对之最为敏感和认真的场合；这已成为一项极为牢固的习俗，用博弈论术语说，它是一个由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所产生的稳固的聚点（[[focal point]]，也叫[[Schelling point]]），即，众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个时间（春节）和地点（家乡）从事这些活动。
假如没有达致这样的协调，上述社会活动的效率就没那么高：你想去亲戚家做客，人家却没空，你想和一个老圈子重聚，却很难凑齐人，你衣着光鲜、开着新车、谈吐不俗，想招摇一下，却没引起几个人注意，大家都在各忙各的，自然很没趣；正是传统节日这样的聚点，提供了一个高效率调整社会关系的机会。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幸运的是，人类在许多事情上都能达致协调，比如向被分隔在两个房间的两个人分别出示十张卡片，每张卡片由图案区分，让他们各选一张，假如两人选的一样就都有奖励，此时得奖的机会显然很低，但假如十张卡片里只有一张是红色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赢得奖励，即便更微弱的线索也有助于协调成功，比如十张卡片从1到10编号，大概很多人都会选1号。
协调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都相信其他参与者有着和自己差不多的思考方式、知识背景和动机：都想赢得奖励、都会将颜色视为惹人注目的线索，都认为1是比6更特别的数字，等等；帮助达致协调的共同背景中，有些是普世的，比如人们都相信冷了会抖，乐了会笑，馋了会流口水，但很多（或许更多）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传统。
文化为参与者提供了比普遍人性更丰富的信息背景，帮助他们识别那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协调线索，比如问纽约人：假如和人约会又忘了约定具体地点，会去哪里赴约？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中央车站，但要是问一个非纽约人，他恐怕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同样，假如一个外国债主来传统中国讨债，大概也不容易猜到年关是最佳时机，因为一个人假如在春节还流落在外躲债，其声誉损失将是最高的，此时有关他落魄和欠债不还的坏名声将获得最佳传播机会。
文化不仅为协调创造了条件，其本身（部分的）也是协调的结果，那些由长期重复发生的、涉及整个社区的协调博弈所形成的聚点，以习俗的形式积累下来，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而来自过去的传统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将取决于我们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具体而言：子女及其核心家庭与父母和同胞所组成的大家庭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已经定居外地的个人是否仍在意且可能在家乡社区确立其身份和地位？那些源自家乡的社会关系是否仍在个人关系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个方面在可见未来大概不会有多少变化，巨变已经发生过了，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早已瓦解，子女组建的核心家庭多半与父母分住，眼下的春节家庭团聚大致发生在父母家庭与子女核心家庭所构成的扩展家庭之内，而很少发生在更大范围内；而在现有扩展家庭范围内，春节团聚的意愿仍十分强烈，看不到弱化的趋势，只是团聚的地点选择可能会变得更灵活。
后两个方面则正在迅速改变，并将随城市化的深入而继续改变；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更为层次化和多面化，家族的、同学的、邻里的、工作的、各种兴趣圈子的，在这些不同侧面所面临的文化传统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相互之间可以是且往往是高度隔离的，不像传统社会把它们都捆绑在一个体系之中，要么进入，如鱼得水，要么退出，孤家寡人，相反，在现代城市社会，个人可以很灵活的分别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构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
显然，这些不同侧面的关系所对应的社会活动，并不会恰好与某个共同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而在传统社会，它们恰恰被与“家乡”这个地点捆绑在一起；所以，一个35岁才离开家乡的、因而其主要社会关系结构已在那里建构完毕的人，是很难舍弃春节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确认这些关系的，除非他在那里混的很差，想逃避。
相反，一个在青春期尚未结束便离开家乡，随后在大学、职场和繁华多样的都市生活中建立了各方面关系的人，家乡只是个遥远的回忆，可能很美好，但并不是他如鱼得水的地方，或他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地方，或他生活和价值重心所在，随着城市化深入，这样的人显然会越来越多。
同时，随着家庭成员居住分离度的上升，家乡甚至将不再是多数亲戚长辈的居住地；家乡因而不再是过年地点的必然选择，“回家”将越来越多的成为过年的唯一理由，其地点将变得更随机，或许只是扩展家庭中拥有最大房子的那个核心家庭。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more...)
标签：习俗 | 交通 | 产业 | 人口 | 城市化 | 定居 | 家庭 | 文化 | 春节 | 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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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经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
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的往返人潮，将会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的变得更均衡。
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干线上。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而且会变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代际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刚刚开始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
【按：你可能已注意到，文章页面的边栏上多了个“相关作品”栏目，这可不是Google投送过来的广告哦，是我的模板程序按照文章所引用或关联的书号从豆瓣上抓过来的数据，这是本次改版的成果之一，但愿你会喜欢:)】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more...)
标签：增长 | 宏观经济 | 市场 | 投资 | 熊彼特 | 生态 |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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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你可能已注意到，文章页面的边栏上多了个“相关作品”栏目，这可不是Google投送过来的广告哦，是我的模板程序按照文章所引用或关联的书号从豆瓣上抓过来的数据，这是本次改版的成果之一，但愿你会喜欢:)】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它们看来更贴近现实。
过去二十年的新兴市场繁荣，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后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力资源、俄罗斯和巴西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前被深锁在坚固的要素壁垒之内，一旦壁垒拆除，便造成了一股全球性资源再配置洪流，这些资源在进入全新的配置结构后，其产出能力和资产价值皆成倍增长。
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产出增长，更倍增了这些资源拥有者的财富，也为完成再配置过程的企业家、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和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是一种特殊事件带来的特殊繁荣，为更好的认识它，最好把它与常规增长区分开来，来自生物进化史的类比或许能帮助我们做这种区分。
地质史上，间或会有一些重大地理事件给生物界带来一个特殊的进化阶段，比如板块移动造就的巴拿马地峡最终在250万年前把南北美洲连成一体，冰川进退曾反复打开和关闭连接亚洲和北美的白令陆桥，气候干湿变化曾反复开闭连接下撒哈拉非洲和欧亚大陆的撒哈拉屏障，海面升降也曾多次开闭直布罗陀海峡。
这些地理事件所导致的物种流动，都会在短期内造就一个进化飞跃期，大批物种兴衰更替和辐射进化的规模、幅度和速度，都远非其他时期所能比肩；试想，假如有若干天使站上帝身边观赏进化史，并热衷于对各物种的命运下注，那么上述地理事件发生之际，大概也是他们押注兴趣最浓厚的时候。
那些观察敏锐、对进化规律有着良好把握的天使，这也是一展身手的最佳时机，假如上帝允许，他们或许还会从天堂跳下来，给那些在新生态形势下有发展前途的种群指路、提供交通工具，甚至贷款，这时候，他们就不只是投机者，也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了。
战后树立的几道铁幕，如同关闭的直布罗陀海峡，将其身后的地中海变成了几近干涸的盐湖和大片荒漠，而构成过去二十年新兴市场繁荣的主要动力，便是海峡开放后迅猛灌入的海水，而现在，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完成，08年危机或许就是这股洪流所遭遇的一次反弹——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由于后浪看不见海岸在哪里，浪潮常常会扑过头而遭遇反弹；这并不是说进化已经停止，创新和增长仍将持续，但它已进入常规阶段，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已经过去了。
这样，“下一块金砖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哪里还有这种级别的壁垒？答案似乎很明显：已经找不出大陆级规模的单一壁垒；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当然还有很多，但那些都是零星分散而错综复杂的，不是由单一力量所设置并控制的，因而也是难以指望在短期内突然拆除的；如此看来，未来的增长将以常规方式进行。
在常规阶段，增长潜力将再次回归到制度优势和创新体系，这一点正是过去十多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新兴市场令人眩目的表现让他们以为制度基础并非那么重要，这种见解的极端表现是张五常的“五千年最好论”，他们因为看到地中海的鱼类种群增长迅猛，便错误的断言地中海有着鱼类发展的最佳环境条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此前地中海的鱼都死绝了。
投资者和企业家们，需要尽快从开放洪流所带来的喜悦和振奋中清醒过来，重新将目光聚集到制度和创新等传统优势上来，如此才能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一个牢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那些在市场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国家，比如秘鲁和蒙古，那些以危机为契机改善了其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韩国，那些面对危机不乞灵于干预和管制而坚守市场取向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新西兰，在未来更值得看好。
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金砖并不重要，那是给投资者衡量投资机会用的指标，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坚实保障，许多在过去二十年很少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国家，比如斯洛文尼亚，实际上在生活安康和经济繁荣上都取得了极大进步。
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more...)
标签：市场 | 排队 | 火车票 | 管制 | 经济学 | 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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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火车票一级市场之所以未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原因是车票价格是受管制的和僵硬的，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即便没有价格管制，一级供应商所面临的信息条件和交易成本结构，它们独特的定价策略，或曾经做出的长期价格承诺，都可能导致长期或短期的配置无效率，因而仍给二级市场留下机会，比如航空业的价格是充分开放的，但票务公司和旅行社仍大量存在。
票务商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他们在搜寻和排队方面的比较优势之上，即，他们做这两件事的成本低于绝大部分消费者自己去做的成本；自由定价条件下，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搜寻上，而价格管制则把重心转移到了排队上；这一商业模式差别也解释了为何黄牛党与其他票务商的行为看上去如此不同。
简单说，黄牛就是收钱替人节省排队成本的，排队优势分两种，一种是时间机会成本优势，我的时间不如你值钱，所以愿意收点钱替你排队，另一种是加塞成本优势，我和铁路票务官员关系好，他敢拿我红包，所以我能帮你绕过漫长的窗口队伍，或者，我是流氓或黑道，拉得下脸面明目张胆在窗口加塞，而且没多少人敢拦我。
澄清了黄牛的商业基础之后，再来看实名制会如何影响它；实名制的意思是，车票在最初售出时，必须与乘车者身份相关联，且这一关联不可更改，这排除了车票在离开铁路售票系统后的转让可能性，但是，它既没有消除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也没有阻止替别个人排队（因为实名制只要求购票者持有乘车者身份证复印件而无须是乘车者本人），更没有消除帮助别人降低排队成本的机会。
这样，倒票是不会再有了，但黄牛可以在改变商业模式后，继续提供替人排队和加塞的服务，只要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不消除，这种需求便仍然存在；实名制给黄牛带来的真正麻烦是信用问题，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黄牛很难建立起商业信誉，因而只能采用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倒票这种对信誉要求较低的交易方式。
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由于替人排队和加塞的交易存在时间跨度，即，从达成协议到交易完成之间存在时间差和不确定性，无论是预先付钱还是见票付钱，都会给其中一方或双方带来风险，黄牛必须寻求商业创新来克服这一风险障碍，不过历史经验再次提醒我们，类似的困难从来难不倒黄牛，况且，这一困难未必比倒票模式所面临的假票风险更难克服。
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用支付宝之类的第三方延迟支付工具，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合法票务商合作，这些合法票务商本来应该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主力，但管制法令限制了他们不能收取过高的代购佣金，否则会被视为黄牛而遭打击，但无法阻止他们暗中帮黄牛代收定金，而他们的商誉可以让购票者相信钱不会打水漂，同时黄牛自己控制车票的交付，以确保他能拿到超出管制限度的佣金。
当然，这些猜测只是为了指出潜在可能性之广阔，黄牛的集体创造力远胜过我们这些纸上谈兵者，无须我们过多操心，他们自会找出更好的甚至超乎想象的办法，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不辞辛劳的为广大消费者降低排队成本而服务。
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
辉格
2011年12月8日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纳赛尔、老阿萨德和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年、71年和
标签：伊斯兰 | 国际 | 埃及 | 政治 | 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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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
辉格
2011年12月8日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
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Egypt)|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 Revolution|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Hafez al-Assad|老阿萨德]]和[[Saddam Hussein|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 Turkish coup d'état|1960年]]、[[1971 Turkish coup d'état|71年]]和[[1980 Turkish coup d'état|80年]]三次通过政变捍卫了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还在1997年逼迫[[Necmettin Erbakan|一位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总理]]下台退隐，此后，它仍时而发表声明警告伊斯兰倾向。
但是，我们很难指望埃及军方拥有同样的地位，进行类似的干预而不引发强烈的反弹和流血冲突；土耳其军方护宪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从凯末尔（[[Kemal Atatürk]]）那里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耳其社会已默认了这一地位，而根基深厚的世俗主义氛围也与军方有着相同的取向，干预和政变也不再是会引发强烈反弹的爆炸性事件，就像泰国的情况一样。
但埃及军方远远不具备这种权威性，当萨达特（[[Anwar Sadat]]）在戴维营倒向美国怀抱时，埃及统治层已经部分丧失了其作为国家缔造者的合法性资源，而本次革命中，他们再次丢失了一个领袖和偶像，也丢失了作为其动员组织基础的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革命的目标，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所以，除非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是世俗主义的，埃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土耳其；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quote(泰国模式)它能不能变成过去五年的泰国呢？即，尽管多数选民的政治立场已经与军方对立，但军方凭借一个少数派的支持，通过不断的政变和干预，来遏制他们不愿看到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过度发展？
这种模式的前景也是非常可疑的，首先，它在泰国是否已经稳定下来并且制度化了，尚待时间考验；其次，它需要军方和少数派拥有强大的资源，泰国少数派除了选票不足之外，在武力、君主支持、精英支持、城市影响力、媒体等等方面，都拥有优势，还有一个中立的外交环境/quote*}，相比之下，埃及军方除了武力和经济资源外，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它甚至无力组织一个拥护自己的少数派，它唯一有望拉拢的，是老派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但这么做马上会让它丧失美国支持。
埃及军方能否维持其政治地位，并对未来政治走向施加最低限度的约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军方在埃及社会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强大控制力，主要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来自美国的200多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多亿经济援助，如此庞大的援助，加上订单和工程的乘数效应，不仅赋予其力量，更足以让它成为这个中等穷国的头号资源分配者，让大量人口依靠它工作、生活和做生意。
目前，这一援助仍维持在每年15亿美元的规模，这是让军方在失去传统合法性资源、领袖和政党组织基础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影响力的仅存一线希望；然而，在美国现行政策之下，这线希望很快就会破灭，眼下，迟钝无知的西方政客们正在为埃及民主浪潮而欢呼，奥巴马在
白宫声明中已经把这轮浪潮列入他的功劳簿，他仍在不断向军方施压要求它尽快移交权力。
迫于内外压力，军方启动了选举，但把选举分成了三个阶段，这表明他们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第一阶段选举结果中展露无遗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将警醒西方大国，促使他们及时改变政策，但从各方反应看，这一招恐怕也已来不及挽救他们的命运了。
中国人民已经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
辉格
2011年12月5日
继哥本哈根的不欢而散和坎昆的避重就轻之后，德班气候大会看来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进展了；会程已过大半，各大国之间仍继续互踢皮球，原本最积极的欧洲也因债务危机缠身而缺乏冲劲，甚至连环保组织似乎也正在丧失前些年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舆论号召力，所以，尽管议程仍在僵局中挣扎，失望的人们却不再那么激愤了。
对于中国民众，这样的僵局倒未尝不是好事，相对于成功的气候谈判所可能加诸于我们的巨大负担而言，每年花费的那点会务开支就显得不值一提了；毕竟，无论暖化派拿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早已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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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已经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
辉格
2011年12月5日
继哥本哈根的不欢而散和坎昆的避重就轻之后，德班气候大会看来也不会有多少实质性进展了；会程已过大半，各大国之间仍继续互踢皮球，原本最积极的欧洲也因债务危机缠身而缺乏冲劲，甚至连环保组织似乎也正在丧失前些年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舆论号召力，所以，尽管议程仍在僵局中挣扎，失望的人们却不再那么激愤了。
对于中国民众，这样的僵局倒未尝不是好事，相对于成功的气候谈判所可能加诸于我们的巨大负担而言，每年花费的那点会务开支就显得不值一提了；毕竟，无论暖化派拿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早已为减排作出了最大牺牲，在承受了30年强制性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之后，世界因此而少了4、5亿人口，而我们则无可挽回的失去了无数原本可以享受到的天伦之乐和兄弟亲情。
对于气候与环境，更重要的是，由于城市所吸纳的人口规模不会与人口基数成比例，因而这原本会出生的4、5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将以对生态最具破坏性的方式生活于农村；这个数字，加上我们的人均排放量不到美国的1/4，再要将强制性的减排负担加到这不久前刚刚吃上肉、谋得温饱的十几亿人头上，而不给予足额补偿，当然是不公正的。
议程的延宕，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更为从容的审视一下，从暖化理论的浮现、到减排运动的兴起、再到政府间谈判的推动，这整个发展过程的每个环节，是否具备充足的理由；任何严重到需要全球范围的政府间谈判来谋求向全人类施加某种强制性措施的事情，自然应该接受最严格的审视，以让人们确信这不是一场庸人大扰。
在大众舆论中我们常看到的是，从暖化现实的认知直接跳到对强制减排的赞同，似乎这其中的逻辑是当然无疑的，但仔细检查你会发现，这根逻辑链条其实很长，且每个环节都引入了辅助假定，若其中任何一个假定不成立都会让结论垮掉。
完整链条是：存在一个暖化趋势；它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该趋势将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其程度将达到在整体上危及人类文明以现有水平存续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不存在与上述暖化趋势并行的其它气候趋势，比如足以压倒暖化的冷化趋势，或使人为暖化显得无足轻重的更大规模自然暖化趋势；人类在技术和资源上有能力逆转上述暖化；人类具备相应的政治和组织能力来建立并实施逆转暖化所需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安排和措施不会造成比暖化本身更大的危害。
遗憾的是，上述链条中只有第一个环节有过充分考察且达成了广泛共识，第二环节有很多研究但共识只是部分的，而其他环节则缺乏充分的讨论，多半被直接忽略了，但它们能否成立却是十分可疑的，有些甚至存在明确的反证。
重要的是，人类对气候变迁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处于经验积累的初级阶段，科学界迄今没有一个模型能够解释过去200万年的历次冰期/间冰期轮替是如何产生的，更遑论能精确拟合历次波动的周期、波幅和曲线细节，没人能可信的预言：下一次冰期何时来临，当前间冰期的气温上限将是多少，达到上限的速度有多快，等等。
所以，即便人为暖化趋势确实存在，也完全有可能，未来将有一个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暖化趋势，其效果远超过人为暖化，使得减排努力失去意义，如果暖化后果果真是暖化派所预言的文明灭绝，那人类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相反，未来也完全可能有一个自然冷化趋势，那减排就更无必要；总之，现有暖化理论只论证了人类活动对气候有所影响，但并未论证这种影响足以在自然波动面前显得举足轻重，而能够支持强制减排的充分理由，是后一种。
从暖化到减排的链条中，最脆弱一环是暖化对文明的整体影响，因为减排所需的协议谈判、制度创建和强制行动是全球性和跨政府的，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利维坦的创建当然需要一个充足的整体性理由，即，暖化会在整体上危机人类文明的存续，或至少大幅恶化其生存处境，暖化派似乎确是这么暗示的，但他们罗列的明确前景，却都是局部性的，比如海平面上升导致少数岛屿和近岸城市淹没、具备地区干旱化等等。
然而，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数亿年前的极端暖期之外，温暖总是比寒冷更适合生命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特别是在人类存续的两个关键时期——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中，温暖期总是比寒冷期更适合生存，也更繁荣；人类过去45万年中经历了四次间冰期，气温上限都远高于现在，也高于暖化派所担心的未来百年气温上限，而这段时间正是智人物种得以进化和发达的关键期；在定居农业和文明社会出现的近一万多年中，人类同样经历了多次温度高于现在的暖期，而这些暖期中，文明都比相邻的冷期更繁荣。
假如暖化只是会危及部分近岸地区和遇暖干旱地区，而同时却有望将面积数倍于此的沙漠、荒原、冻土和冰川地区变成绿洲的话，那它就不足以成为全球联合强制减排的充分理由；毕竟，海面只会在百年跨度上以极慢的速度上升，那里的居民、社区和城市有充裕的时间和充足的信息对之作出反应，或者移民，或者抬高堤坝，而这些个体和分散的反应不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利维坦来组织实施。
限制广告的下一步将是政府补贴
辉格
2011年11月29日
继2009年对电视广告作出严格限制之后，近日广电总局再次收紧了其电视广告政策，禁止在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在此之前，每集电视剧（片长45分钟）在普通时段允许插播两次90秒广告，热门时段允许插播一次60秒广告；许多评论认为这一禁令将对规模上百亿的电视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有人预言厂商将被迫依靠更多的植入式广告。
上述禁令的直接市场后果是不难预料的，限播广告将打击各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降低电视剧的一级市场需求，拉低电视剧价格，继而削(more...)
标签：媒体 | 广告 | 政策 | 电视 |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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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广告的下一步将是政府补贴
辉格
2011年11月29日
继2009年对电视广告作出严格限制之后，近日广电总局再次收紧了其电视广告政策，禁止在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在此之前，每集电视剧（片长45分钟）在普通时段允许插播两次90秒广告，热门时段允许插播一次60秒广告；许多评论认为这一禁令将对规模上百亿的电视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有人预言厂商将被迫依靠更多的植入式广告。
上述禁令的直接市场后果是不难预料的，限播广告将打击各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降低电视剧的一级市场需求，拉低电视剧价格，继而削弱供方制作电视剧的意愿和投入水平，最终产量将会下降；植入式广告等未受禁令限制的营销方式或许会增加，但其程度恐怕不足以弥补上述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视中插播广告的频率和长度确实惊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单位广告时间给企业带来的价值较低，而这既与电视受众的消费水平较低有关，也是因为市场缺乏足够多的高价值品牌，而大品牌的规模效应可以提升单位广告时间的价值。
其次，中国电视业的商业模式过度依赖于广告收入，而缺乏其他营收渠道，因而也缺乏为提升自身品牌形象而降低广告投放率的意愿；另外，尽管中国有不计其数的电视台，但商业模式却千篇一律，无广告的付费频道极少，消费者因为缺少选择而提高了对广告的容忍度。
公平的说，在挖掘电视剧的收入潜力方面，过去十几年是在慢慢进步的，这也是为何该产业在面临盗版泛滥、迅猛发展的网络媒体和日益严厉的管制等等艰难条件下，仍能获得发展的原因；电视剧生产在2000年代前半段经历了一个高涨期，而从2006年开始，产量开始每年10%左右的速度下降，总收视率每年下降0.8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其销售额却在以每年15%左右速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成绩尽管不算耀眼，但它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正是在这些年里，广告政策不断收紧，而电视剧制作的题材选择空间则被大幅压缩，后者清楚的表现在过去几年军事、谍战和伦理等主旋律题材的产量份额的巨幅增长上。
这一成就，大概离不开单位广告时间的价值提升，这背后反映了受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品牌的壮大，其次也要归功于电视剧制作市场的充分竞争：尽管电视节目的发行和播放渠道的资源配置是完全按行政等级和区划进行的，但制作端却是高度市场化的，看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也已充分挖掘了各种收入潜力；问题是，他们能否经受又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此次禁令出台的背景，是中央政府旨在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因而电视剧产量的大幅萎缩显然不是政策当局乐意看到的结果，但限播广告却必定会打击面向市场的制作商的供给意愿，所以合理的推断便是：未来电视剧制作业将大幅转向依靠政府补贴的模式，而补贴资金的分配机制将成为该行业的主导性资源配置力量。
这样一来，整个电视产业链条上唯一充分市场化的一个环节，也即将对市场关闭，大批接受政府补贴的电视剧将会出现，而为了让这些电视剧得到播放，各地电视台的节目表也将接受更多的计划性安排；从好的一面看，电视业向计划体制的全面回归，或许会推动消费者以更快的速度转向其它渠道和媒体形式，比如付费频道、VOD、碟片、网络视频等等，从而推动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医保案看法律现实主义
辉格
2011年11月16日
在经历了四家联邦巡回法院的审理之后，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违宪诉讼终于到达了最高法院，多年来占据美国公众关注焦点的这一制度议题，将在明年迎来一个关键转折点，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对未来一代的制度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判决是难以预料的，这从对立双方同时表达的欢迎和乐观中也可看出。
或许大法官们会和以往面临重大抉择时常做的那样，达成一个非实质性的判决，以程序性缺陷或次要瑕疵让法案暂时搁置，从而给双方另一次机会在政治竞技场上展开较量，获得另一次公众意向表达；这样，假如选民意愿没有强烈到在下一次大选中再次选出一个支持医改的国会，那就乐得听任其自然流产，相反，假如他们做到了，届时再顺水推舟也不迟。
要看清最高法院在此类重大制度议题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需要理解大法官们是如何看待宪法以及法院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大法官是宪法的忠实阐释者，如果“忠实”是指揣摩和领悟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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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保案看法律现实主义
辉格
2011年11月16日
在经历了四家联邦巡回法院的审理之后，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违宪诉讼终于到达了最高法院，多年来占据美国公众关注焦点的这一制度议题，将在明年迎来一个关键转折点，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对未来一代的制度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判决是难以预料的，这从对立双方同时表达的欢迎和乐观中也可看出。
或许大法官们会和以往面临重大抉择时常做的那样，达成一个非实质性的判决，以程序性缺陷或次要瑕疵让法案暂时搁置，从而给双方另一次机会在政治竞技场上展开较量，获得另一次公众意向表达；这样，假如选民意愿没有强烈到在下一次大选中再次选出一个支持医改的国会，那就乐得听任其自然流产，相反，假如他们做到了，届时再顺水推舟也不迟。
要看清最高法院在此类重大制度议题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需要理解大法官们是如何看待宪法以及法院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大法官是宪法的忠实阐释者，如果“忠实”是指揣摩和领悟制定宪法的国父们的真实意图的话，大法官显然从来都不忠实，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宪法阐释在过去两百年的巨大变迁。
如果“忠实”是指对宪法文本的恪守，那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任何文本的语义都需要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得到阐释，要做到忠实，大法官同样需要进入国父们的语境，而实际上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他们的阐释甚至在不断偏离普通人对宪法文本的常识理解，否则宪法的巨大演变同样不会发生。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法官才是真正的宪法制定者，这说出了某些实情，假如“制定”指的是将既已浮现的规则精确化和一般化，并将其逻辑相容地置入现有规范体系的特定位置，那么大法官的确是宪法制定者，但他们绝不会凭空任意建立新规则，只有相信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大法官总是甘愿处于消极和被动的状态，在重大制度议题上避免过早下结论，而宁愿通过一些非实质性判决来拖延，实际上，他们是在等待社会的意见表达机制和政治进程自己得出结论。
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到“法律究竟是什么”这个基础问题上；用博弈论术语说，法律是一组可用以约束参与者行为空间的信念，这些信念让参与者可以相信，别人不会做哪些事，而自己的哪些做法肯定是不利的，这就大大简化了他们在考虑“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时的计算复杂度，从而让许多原本高度复杂的博弈局面（比如多方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有了容易达致的均衡解。
当然，信念的存在本身还不是法律，只有那些得到司法体系的矫正和惩罚机制强化的信念，才构成法律规范；不过，接受一个司法系统来保护和强化某些信念，这一事态本身也是社会协调博弈的均衡产物。
对法律的上述理论认识，假如能成立的话，便为法官如何决定是否将某一规则纳入法律提供了原则性指导；首先，有资格进入法律的，是那些有助于导致并维持某个均衡的信念，而诸如“把钱包挂在路灯杆上可以随时找回”的信念，显然是不合格的。
类似的，假如一个信念以前对维持均衡起着作用（比如婚姻均衡中对伴侣之性忠诚的信念），现在该均衡本身已不复存在，或已不需要该信念来维持，相应规则便可以抛弃了；同理，当法官用一条新规则来替代旧规则时，必须论证新规则将导致的是一种均衡而不是混乱和动荡。
更困难的情况是，复杂博弈格局的均衡状态不止一个，两组信念和规则可以导致不同的均衡，而究竟哪个均衡是“高水平”的，往往取决于价值观；理论上，法官在做此类取舍时应中立的代表社会共同价值，假如既已识别的共同价值足以判别两种均衡的水平高低（比如大萧条和全面核战争是低水平均衡），那判决就不太困难，但假如这一判断必须依赖非共同的特定价值观来判断，法官的合理做法就是等待。
不难看出，从信念的识别，对均衡前景的判断，到信念与均衡之间关系的识别，和对不同均衡水平的评估，都依赖于法官的知识背景、洞察力和信息条件，还有各方证人在他面前做出的论证，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受他个人价值观和判断力的影响，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出法官的选择中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在我看来，这就是由霍姆斯所倡导，并在美国司法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所谓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要义所在。
税制的结构考量
辉格
2011年11月15日
近年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日益凸显，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仍在以三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速膨胀，在此背景下，对个人和企业税收负担日益沉重的担忧，和对大幅减税的建议都已屡屡被提出讨论；这其中最令人惶恐的是，除了泽竭鱼亡的可怕前景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财政膨胀的继续，而源源不断被吸入财政的钱，究竟给纳税人换来了什么，却又无从知晓。
福布斯将中国排在全球税负榜的第二位，而近日财政部发言人则声称，中国的税负不算高；诚然，如这位发言人所指出，福布斯的算法既简陋也不甚合理，但前者在得出“不算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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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的结构考量
辉格
2011年11月15日
近年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日益凸显，而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仍在以三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速膨胀，在此背景下，对个人和企业税收负担日益沉重的担忧，和对大幅减税的建议都已屡屡被提出讨论；这其中最令人惶恐的是，除了泽竭鱼亡的可怕前景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财政膨胀的继续，而源源不断被吸入财政的钱，究竟给纳税人换来了什么，却又无从知晓。
福布斯将中国排在全球税负榜的第二位，而近日财政部发言人则声称，中国的税负不算高；诚然，如这位发言人所指出，福布斯的算法既简陋也不甚合理，但前者在得出“不算高”的结论时所依据的算法，也同样不合理甚至更加不合理，他所引用的IMF数字中包含了社会保障基金，该项收入在那些税负偏高的发达国家财政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中国，社保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都远远低于这些国家。
所以假如我们剔除社保，以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而论，中国的排名即便不是前几位，也肯定在前20%之内，而同时，我们用高达21.4%的GDP所买到的公共服务，却少得可怜，质量也很差，相比之下，印度的基础设施较差，但他们只花了16.5%，而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远远高过中国的智利，也只花了19.6%；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和消费者还要面临垄断了大部分关键资源的国企。
在改革走过了30多年之后，是时候对当前的税制做一次全面检讨了，目前这套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体系，在以国企为主的计划体制向多元产权的市场体制的过渡中，曾起到了替代集中式计划分配机制的作用，然而在市场化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是否仍然适用，仍是上佳选择，则是大有疑问的。
从各种角度看，增值税都是很差的税种，首先，在激励效果上，它严重倾向于压制高附加值产业，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高附加值的科技、精细加工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都将随经济增长而大幅提高，这样，税负实际上就随增长而自动提高，这就是为何近年来税率不变而税负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加上资本、创新、管理和劳动等资源的租金不能抵扣，结果既打击了技术、商业和金融创新，也压抑了投资规模。
其次，从公平角度看，由于劳动成本不能抵扣，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值税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工资税，而绝大部分劳动出售者同时也是低收入者，将14-17%的高昂税负加之于他们，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况且他们同时还要负担很多其他税费，因为劳动密集产业在中国的比例很高，因而这一对劳动重复征税的效果是巨大的。
再者，增值税的执行成本也很高，虽然可能没有所得税那么高，但围绕涉及增值税的大量违法活动和相应的无数规章制度，都表明它所带来的制度成本相当高；实际上，增值税唯一的好处是，作为旧国企上缴利税的替代品，它实施起来较为方便，因为国企普遍亏损且没有盈利动机，而资产价值也因缺乏市场信号而无从评估，只能按增值额收税。
近年来国内税收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所得税的份量在不断提高，所得税在西方比较流行，尽管其激励效果通常是负面的，较高的边际税率会压制生产活动，但它有个明显的好处：很清晰的展示了究竟谁负担了多少税收，因而很适合在民主政治中作为政治交易和竞选活动中讨价还价的对象。
但是，所得税的制度成本实在太高了，准确掌握净收入就意味着税收机构需要将每个纳税人和每家企业的成本结构置于政府监控之下，我们知道，无论是拥有多样化收入和资产的家庭还是企业，成本结构都极其复杂；正是这一无比复杂的税制，在美国供养了上百万为此服务的会计、审计师、律师、税务官、咨询商和信息服务商；而且，随着税收逃避和反逃避的较量不断升级，双方手段越来越高明，制度成本还会不断上升。
相比之下，一些古老税种反而有着更好的激励效果、更低的制度成本，在道德上也更站得住脚，比如土地税或财产税，由于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私人财产，财产多的人享受了更多的服务，理应承担更多的费用，类似的，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确保契约履行，因而针对契约交易所征的印花税是合理的，因为交易者从司法系统中所获得的好处与交易额是相称的。
特别是那些近代出现的新型产权，比如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还有大规模集中式交易，比如开放式期货和证券交易，其存在高度依赖于行政和司法体系的维护，也给后者带来了不少成本，理应承担相应的税负；古老的人头税其实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不过由于它给广大穷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在现代政治伦理下已显得很不公平。
相对于增值税和所得税，财产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对存量而非增量征税，因而最大限度的避免了负面激励效果，因为存量变化对决定人们生产和投资活动的预期的影响，远小于增量变化，在短期内甚至没有影响；而同时，为了让既有的财产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人们隐匿财产的动机也远弱于隐匿收入，从历史经验看，征收财产税和印花税所需的信息，都是在市场中随交易过程而自动暴露的，因而与所得税相比，其制度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辉格
@ 2011-11-1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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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纯天然概念是否值得被引入法律？
辉格
2011年11月9日
近年来，一股围绕着绿色、自然、有机等等概念而汇聚涌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潮流，正在从西方向全球迅速蔓延，在许多地方它已经在主导着社会风尚，尽管在实践上未必被广泛遵循，但在观念上却已成为主流：大规模制造、复杂深度加工、矿物与合成原料的广泛使用等等与现代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元素，被认为是过时和粗鄙的，尽管出于便利和成本的考虑仍不得不使用，而简约、自然和返璞才是高雅而时尚的，在能够负担的限度内总是值得追求的。
实际上，作为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应，类似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潮流已经有过好几波，它几乎成为孪生兄弟，伴随着每一轮技术和产业革新浪潮；原因不外乎，每当产业革新大幅提升了大众的消费水平，那些高尚阶层就不得不为自己构造新型生活方式来拉开他们与庸众的距离，至于他们所宣称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件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伪装。
如同以往，消费品制造商对这些潮流变动的反应并不迟钝，即便他们造不出严格意义上的天然有机产品，至少可以附和这些概念，利用这些标签，毕竟时尚总是在瀑布式的向下渗透，大众负担不起纯正版有机生活，但不太纯的版本仍是有吸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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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概念是否值得被引入法律？
辉格
2011年11月9日
近年来，一股围绕着绿色、自然、有机等等概念而汇聚涌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潮流，正在从西方向全球迅速蔓延，在许多地方它已经在主导着社会风尚，尽管在实践上未必被广泛遵循，但在观念上却已成为主流：大规模制造、复杂深度加工、矿物与合成原料的广泛使用等等与现代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元素，被认为是过时和粗鄙的，尽管出于便利和成本的考虑仍不得不使用，而简约、自然和返璞才是高雅而时尚的，在能够负担的限度内总是值得追求的。
实际上，作为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应，类似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潮流已经有过好几波，它几乎成为孪生兄弟，伴随着每一轮技术和产业革新浪潮；原因不外乎，每当产业革新大幅提升了大众的消费水平，那些高尚阶层就不得不为自己构造新型生活方式来拉开他们与庸众的距离，至于他们所宣称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不过是件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伪装。
如同以往，消费品制造商对这些潮流变动的反应并不迟钝，即便他们造不出严格意义上的天然有机产品，至少可以附和这些概念，利用这些标签，毕竟时尚总是在瀑布式的向下渗透，大众负担不起纯正版有机生活，但不太纯的版本仍是有吸引力的，可是这样一来，真正的有机人士就该着急了：假如他们精心构建的生活方式如此容易被模仿，刚刚树立的新身份藩篱岂不很快要被冲垮？
近几个月
美国发生了多起涉及“纯天然（[[All Natural]]）”标签的诉讼，一些商家被指控滥用该标签，蓄意欺骗消费者；当然，原则上，商家在包装和广告上使用某个词汇来描绘其产品时，理应预见到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唤起的联想和由此形成的期待，并确保他的产品能够符合这些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需要迁就每个消费者的特定预期，因为每个词汇带给不同人的预期是不同的，而对于那些语义含混的词汇，理解的一致性程度可能很低（这正是“含混”的意思），低到无法用它来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规范，这样的词汇便没有资格进入司法程序。
诚然，法律间或会引入一些新词汇，其中有些原本也是暧昧不明的，而随着一个个案件的抗辩和审理过程，这些概念被越来越精确的阐释和界定（其间或许会求助于某些权威阐释者），最终在法律中得以确立；可是司法系统在这么做时是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将一个语义模糊的概念确立为法律概念的过程，以及执行围绕它而建立的规范，都需要消耗大量司法资源和诉讼当事人的时间与精力，这些成本由纳税人和整个社会负担，假如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利益并不是社会普遍关切的，那就未必值得了。
有些概念，比如有毒、致癌、抗菌，由于涉及到身体健康等基本需求，可以安全的假定是受到普遍关切的，但是像“纯天然”这样仅仅用来标识特定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的符号性概念，动用代价高昂的司法资源去为它界定司法上可用的精确含义，就未免显得过于小题大做了。
况且，意欲捍卫纯天然符号之纯洁性的人们，有着司法之外的途径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品牌就是现成的办法，面向真正纯天然需求的厂商，可以用独特的品牌来区别于那些不纯洁的模仿者；或者，推动纯天然概念的消费者和制造商协会可以另选一个其语义从一开始就足够清晰的新词汇，并为它建立排他性的认证和授权机制。
其实，他们最初将这个符号建立在“天然”这个词汇上就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这是个老词汇，无可避免的背负着纠缠不清的语义包袱，相比之下，“有机（[[organic foods|organic]]）”就好多了，虽然也是老词汇，可正因为它过于不知所谓了，人们绝不会将它与化学里那个“有机”相混淆，所以关于什么算“有机”的规范倒是早已形成了。
原则上，基于私人制度演进的解决方案总是首选的，因为它的成本由其关切者自行负担，司法系统只有在那些已被证明是普遍的关切无法通过私人制度得到响应时，才需要介入。
辉格
@ 2011-11-07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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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资源税的理由
辉格
2011年11月4日
资源税是一种晚近出现的税收类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未能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即，它们的市场均衡价格低于其“真实”稀缺性本该导致的水平；而出现这种低估，或者是因为一些稀缺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产权，或者是因为资源所有人总是给当前收入赋予过高权重，用俗话说就是，过于自私和短视而对子孙后代考虑的太少了。
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资源税的性质便相当于将已经表现出稀缺性但未能形成产权的资源征用为国有产权，区别于其他产权形式之处在于议价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议价，而是由政治进程来决定价格（即税率）；不过从目前资源税所适用的资源类型看，它应该是基于后一种理由，因为像原油、煤炭、金属等埋在地下的矿物，其排他性已经随土地产权而建立，因而对其征收资源税的理由只能是：其“真实”稀缺性在土地或开采权价格中尚未完全表达。
流行的说法是，假如没有资源税，企业一边无偿使用资源，一边却利用其稀缺性赢得暴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其实这整件事情与作为资源买方的企业毫无关系，它们使用这些资源从来不是无偿的，只要土地或开采权招拍是开放的，买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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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的理由
辉格
2011年11月4日
资源税是一种晚近出现的税收类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未能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即，它们的市场均衡价格低于其“真实”稀缺性本该导致的水平；而出现这种低估，或者是因为一些稀缺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产权，或者是因为资源所有人总是给当前收入赋予过高权重，用俗话说就是，过于自私和短视而对子孙后代考虑的太少了。
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资源税的性质便相当于将已经表现出稀缺性但未能形成产权的资源征用为国有产权，区别于其他产权形式之处在于议价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议价，而是由政治进程来决定价格（即税率）；不过从目前资源税所适用的资源类型看，它应该是基于后一种理由，因为像原油、煤炭、金属等埋在地下的矿物，其排他性已经随土地产权而建立，因而对其征收资源税的理由只能是：其“真实”稀缺性在土地或开采权价格中尚未完全表达。
流行的说法是，假如没有资源税，企业一边无偿使用资源，一边却利用其稀缺性赢得暴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其实这整件事情与作为资源买方的企业毫无关系，它们使用这些资源从来不是无偿的，只要土地或开采权招拍是开放的，买方是竞争的，那么资源成本必定已包含在其获取土地的价格之中；假如你认为稀缺性未能充分表达，那也是卖方的问题，因为最初感受到稀缺性并且有机会将其在议价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以及有能力在时间轴上分配资源供给的，是且只能是卖方。
于是问题就变成：为何有人认为资源所有者对稀缺性的感知和表达是不足的？或者他们留给未来和后代的份额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考虑到没有人能预知（即便在最粗略的程度上）未来的人们对这些资源会有多少需求，而满足同样需要的资源供给会有多大，这样的判断就未免显得过于武断和一厢情愿了。
实际上，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类似判断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多么不靠谱，其中较著名的一次来自罗马俱乐部，还有
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希与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之间那场十年之赌；当然，未来社会也会面临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但
从长期看人口压力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避免的，为何当代人就有义务勒紧裤带以帮助后代在一个资源压力更轻松的条件下扩大人口规模呢？
不过，对于环境主义者来说，稀缺性表达不足是个规范性命题，为子孙多考虑一点是个不容置疑的给定任务，所以为了让讨论继续下去，姑且先接受它吧；那么，资源税能否实现“为未来多保留些资源”这一任务呢？答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假如我们不考虑资源勘探而只考虑已探明储量的话，资源税未必会抬高资源价格从而压低其消费量，这取决于税率与资源成本结构的关系；资源价格是由均衡点上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即，对于成本最高的那个边际开采者，其出售资源的价格恰好能补偿其开采成本加上土地机会成本，因而资源本身获得的租金为零，而成本低于他的所有其他开采者，或多或少都取得了资源租金。
这样，对于那些资源租金（即成本低于边际成本的部分）在其成本构成中比例低于税率的开采者，资源税会让他们立即停止开采，但这未必意味着资源税是有效的，因为征收受国境线制约，而资源流通是全球化的，所以一国之内的开采者可能恰好全都远离边际成本，这样的话，资源税的作用就仅仅再分配，即部分没收既已存在的资源租金，而这不会对已探明储量的开采活动构成影响。
所以，资源税的短期激励效果，要看征税对象的成本结构及其在全球总的成本分布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因而就其政策目标而言，对于资源开采成本普遍较低的国家，它至少在短期是无效的；我们知道，
从2000年迄今的这一轮资源价格上涨浪潮中，成本曲线是非常陡峭的，因为持续的旺盛需求和高价格已将开采者吸引到了许多难以开采的边缘矿区和新型矿种，这就使得大部分传统矿区都远远脱离了边际成本而处于资源税的无效区间内。
但资源税还有它的长期效果，通过削弱勘探激励，它可以降低探明储量的增长，从而压低资源的长期供给水平，不过实现这一效果的前提是，勘探者不会从资源税中受益，至少收益程度抵不过因资源租金下降而受损的预期，通常，这一条件都能得到满足；但初级资源恰恰不是通常的产业，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矿产勘探和开采权一级市场的唯一卖家，而同时它将是资源税的受益者，这样一来，资源税的长期激励机制就被短路了。
当然，政府不是只有一个，征税权和开采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会有所分割，因而资源税或许会起到某种收益再分配的作用，并由此而对各条块部门的行为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将遵循另一套全然不同且迄今尚未被探明的动力机制，其最终效果究竟会压制还是鼓励资源消费，殊难料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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