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辉格
@ 2011-11-05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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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提高透明度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
辉格
2011年9月23日
同仁医院一桩看似普通的医疗纠纷，却以患者将医生砍成重伤这样的悲剧性结果收场，实在令人扼腕无语；乍看起来，这只是件个别的、没有代表性的疯狂举动，不仅患者的最后行动残忍无理，其最初的诉求看来也没什么道理，至少从报道内容看，他对医方的指控仅仅出于自己的非专业怀疑，并未得到任何实际证据或专业意见的支持。
然而，该事件却不会因其非理性特点而失去典型意义，我们知道，一个无效或不公正的纠纷处理机制，会制造许多冤屈，但我们不应忘记，并非所有自认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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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透明度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
辉格
2011年9月23日
同仁医院一桩看似普通的医疗纠纷，却以患者将医生砍成重伤这样的悲剧性结果收场，实在令人扼腕无语；乍看起来，这只是件个别的、没有代表性的疯狂举动，不仅患者的最后行动残忍无理，其最初的诉求看来也没什么道理，至少从报道内容看，他对医方的指控仅仅出于自己的非专业怀疑，并未得到任何实际证据或专业意见的支持。
然而，该事件却不会因其非理性特点而失去典型意义，我们知道，一个无效或不公正的纠纷处理机制，会制造许多冤屈，但我们不应忘记，并非所有自认为含冤并据此进行抗争的人，都有着合理正当的诉求，都对事实和因果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相反，一个不公正的司法机制，在制造实质性冤屈的同时，也以同等甚至更大的可能性制造着程序性的冤屈，这些自认含冤的当事人，并没有真实的冤情，只因没有获得一个公正程序的处理，怒火和冲突难以平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是个罗生门，每个人看到的事实都可能不同，尤其在医疗这样高度专业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所有当事人都对事实和因果关系有着正确的理解，一个好的纠纷处理机制，应能够以其程序公正性，让即便有着非理性诉求的当事人也能心服口服，王宝洺并没有一开始就动刀砍人，他的诉讼已持续三年之久，假如他能顺利走完整个诉讼过程，即便最终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结果，或许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惜的是，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卡住了，由于法院对医疗纠纷案的审理通常以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为依据，而医疗鉴定又以病历资料为主要证据，但因为双方对病历真实性未能达成一致，鉴定机构拒绝做出结论；类似的僵局在近年来的医疗纠纷中颇为常见，其中以2001年余战胜诉邵武铁路医院案最为典型，70页病历被涂改了68处，导致鉴定申请连遭三家鉴定机构拒绝受理，结果案件同样拖了三年多。
然而，按现有法律条文的规定，事情原本不该卡在这样的环节上；首先，病历的瑕疵未必严重到让事故鉴定无法进行的程度，其次，假如由于证据缺乏，双方都无法获得鉴定结论，未必会让案件审理难以继续，因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将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赋予了医方，所以理论上，患者根本不需要主动去申请鉴定，直接提出损害事实和赔偿诉求即可，此时医方有责任证明他的处置合理或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假如他举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法官本可以依其它证据推定其侵权责任，即便这一推定是错误的，也是医方咎由自取，这正是举证责任的要义所在。
该原则是合理的，因为医方在医疗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信息有利地位，控制着全部信息资料，理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显然没有得到遵循，否则我们将看到大部分医疗事故鉴定都是由医方申请的；正是因为医方举证责任没有得到落实，才会出现许多类似的死锁案件，而案件的长期拖延难免会让某些当事人心生绝望和情绪失控乃至诉诸暴力。
同时，也是因为举证责任的不落实，才放任了医方在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局面下，仍怠于改进病历记录的质量和可靠性，结果，病历资料的可信度已成为加剧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近年来的医疗纠纷案中，隐匿和窜改病历的情况十分普遍，病历真实性遭受质疑的案例高达60%，这一数字也得到了广东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的认可。
实际上，只要司法系统通过严格举证责任向医方施加压力，一些简单的措施即可改进病历记录的可信度，比如早就有人提议用两联复写单来记录病历，而在日益普及的电子病历系统中，只要按规定使用，所有修改记录都会留下改动痕迹、个人电子签名和时间戳；随着医疗过程变得日益复杂，医方的法律风险将有增无减，唯有提高信息透明度，才能让医院既取信于患者，也恰当的控制自己的风险。
出版业的未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0月27日
在与亚马逊联手消灭实体书店之后，出版商们恍然发现，接下去将要被消灭的，就是自己了；在网络书店蒸蒸日上的那段日子里，出版商的日子过的也很滋润，尽管纸价在快速上涨，但2005年到08年间，企鹅集团仍取得了连续四年的盈利两位数增长；所以两年前企鹅老板接受采访时，还信心满满，认为网络和电子化虽已打垮了报纸，但不会对图书出版业带来伤害，相反只会让书籍变得更易获得从而推动阅读市场扩大。
这一乐观是有理由的，不过理由仅仅来自需求面，对于读者来说，买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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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的未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0月27日
在与亚马逊联手消灭实体书店之后，出版商们恍然发现，接下去将要被消灭的，就是自己了；在网络书店蒸蒸日上的那段日子里，出版商的日子过的也很滋润，尽管纸价在快速上涨，但2005年到08年间，企鹅集团仍取得了连续四年的盈利两位数增长；所以两年前企鹅老板接受采访时，还信心满满，认为网络和电子化虽已打垮了报纸，但不会对图书出版业带来伤害，相反只会让书籍变得更易获得从而推动阅读市场扩大。
这一乐观是有理由的，不过理由仅仅来自需求面，对于读者来说，买书的总成本确实大幅下降了；3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十几年前没有网络书店时，要买一本已知书名的书是很不容易的，除非是正在热销中的新书；逛一次书店要跑很远，累死累活半天也未必能买到几本合意的书，买回家读完后感觉物有所值的就更少，当时，搜寻的代价实际上构成了阅读的主要障碍，比书价本身更重要。
所以那时候，按自己的计划书单读书的人，所能依靠的主要是大型图书馆而不是书店，而光顾书店的则是那些乐意接受图书渠道“推送”的读者，而不是宁愿自己“拉取”的读者；这样，图书业实际上把阅读热情最高的那些人屏蔽在外了，毕竟图书馆阅读带不来多少销售量；现在网络书店把这部分阅读需求充分释放了出来，因为上图书馆找书看书的门槛和成本都不低，远不如在家阅读方便；然后，电子化再次大幅拉低了图书价格并改善了阅读便利性，这两大因素造就了过去十几年阅读量的高速增长。
然而，上述改变同时也为出版业埋下了祸根；推和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流通模式，在实体书店的书架前面，读者处于被推的地位，而在网络书店，他们是拉取者，凡是由推送模式主导的流通系统，渠道便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商品只有先挤进这条通道才能到达消费者，而商品在通道中所处的位置将极大的影响其最终销量，而对于传统出版商来说，与流通渠道之间的稳固关系是它的一项核心资源，是个体作家所不具备的，而现在，将流通模式从推变成拉、并消灭了实体书店之后，这项资源也就消失了。
随之而消失的，是作家通过传统出版商而不是自出版方式出书的主要理由，因为在拉取模式下，作家与读者之间桥梁，不再是流通渠道，而是知识声誉、流派渊源、口碑、书评等等与作家和作品本身有关的东西；至于寻求传统出版的其它理由，如编辑印刷流程的复杂度和分工合作需要、固定投入门槛，也早已随内容电子化、印刷自动化和桌面编辑软件的普及而一一瓦解了；这样，在享受过需求端扩张所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传统出版业最终将因供给端的离弃而溃败。
假如出版业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新的生态条件下重建其商业模式；我们知道，企业存在的理由是，过于复杂精细的分工合作所导致的高昂交易费用，使得将部分分工合作链纳入企业计划体系内具有效率优势，所以，出版业的出路也在于如何将此前已被大幅缩短的分工链重新拉长，而希望在于，此前被精简掉的，主要是图书的后期制作和流通环节，而作为图书核心部分的内容，却多半还都是由作家独自努力的结果。
即便是由许多作家合著的大型作品，也往往只是基于线性任务分割的简单合作，而不是像电影拍摄那种工种庞杂、需要细致规划和精心管理的非线性合作，而只有足够复杂因而需要大额资本投入和团队管理的非线性合作，才能支撑大型企业，否则只能容纳个体户，在这一点上，电影业倒是值得参考的对象，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尽管对电影业的发行和播放环节带来了冲击，但核心制造环节却始终稳固。
机会是有的，比如传统图书的互动化，有多少读者能在读《红楼梦》的同时在大脑中重建出大观园的空间格局？或者在读《机械原理》时想象出各种机械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或在读历史时一幅幅地图如在眼前？无疑，在通过深度编辑大幅提升传统图书阅读体验方面，出版业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况且，通过让部分互动性依赖于云服务，出版商还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盗版问题。
按：本来还想说说由官办教育、媒体垄断和推广普通话所共同推动的语言灭绝运动给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篇幅有限，以后再说吧。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辉格
2011年10月28日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就时常有人惊呼外来文化之冲击，或哀叹本土文化产业之衰微和不争气，而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增长之后，与其它部门的蓬勃兴旺相比，文化产业的萎靡不振，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难免有人要问，该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是不是该下点力气扶持一下？还有更富底气的：什么时候咱们也对外输出点价值观？
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压制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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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来还想说说由官办教育、媒体垄断和推广普通话所共同推动的语言灭绝运动给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篇幅有限，以后再说吧。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辉格
2011年10月28日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就时常有人惊呼外来文化之冲击，或哀叹本土文化产业之衰微和不争气，而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增长之后，与其它部门的蓬勃兴旺相比，文化产业的萎靡不振，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难免有人要问，该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是不是该下点力气扶持一下？还有更富底气的：什么时候咱们也对外输出点价值观？
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压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压制到现在这种萎靡水平？要知道，如同饮食和服饰产业一样，文化是个你最不需要担心如何让它繁荣起来的产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普遍、强烈且根深蒂固，它深植于我们的人性之中，只要给它一点土壤和空间，便无处不在蓬勃生长。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那些人口稀少、语言孤立的社会，而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庞大人口和大型都市，拥有官话（8.7亿人口）这一头号大语种，还有吴语（0.8亿）、粤语（0.7亿）、闽南语（0.5亿）等大语种，以及普通话（12亿）这个头号通用语的社会，是天然的文化沃土，除非你刻意花大力气压制，并且干得极其成功，是断然不会有文化枯萎之虞的。
纵观全球，凡拥有五千万人口以上大语种的语言文化群体，都拥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颇具影响力的地区文化中心，以电影为例，印度拥有世界产销量第一的电影产业，其以印地语为主的宝莱坞举世闻名，但印地语人口其实还不到3亿，所以12亿人口的印度还有两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电影中心：孟加拉语的陶莱坞和泰米尔语的考莱坞，而这两个语种的规模分别为1.7亿和0.7亿。
另外，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葡萄牙语的巴西，斯拉夫语的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突厥语的土耳其，阿拉伯语的埃及，都拥有各自兴旺的影视业；埃及电影一度成为其第二大出口商品，开罗方言甚至因此而取得了阿拉伯世界标准口音的地位；人口1.5亿的尼日利亚没有压倒性的大语种，但它的4、5个一两千万规模的中等语种，也支撑着一个被称为瑙莱坞的生气勃勃的电影产业。
文化产业之所以如此容易发育和繁荣，是因为消费者的筛选底线非常低，正因为需求太迫切，所以在没有更好替代品的时候，再粗制滥造的劣质品也卖得掉，这一点，只要看过几部千篇一律的印度歌舞剧、冗长拖沓的墨西哥电视剧和弱智粗糙的香港警匪片，大概都会有所体会。
正因此，相对于机械、化工、生物、信息等现代工业，文化产业几乎没有门槛，也不需要培育需求，永远存在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供企业家尝试各种作品类型和商业模式；甚至它对法律制度、基础设施、营商环境、行政效率、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等其他产业常常很敏感的生态条件，都没有太高的要求，比如前面所罗列的各大语种电影业中心，所在社会除香港之外在产业生态条件上都算不得好，有些甚至是极端恶劣，唯一的必备条件是大语种和人口密集居住，当然还有：免于强力压制。
除了种种出于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宣传的考虑之外，对文化产业构成压制的力量和舆论基础，也常常来自权力和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之庸俗的担忧、反感和抵触；对庸俗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担忧则大可不必，大众文化从来都是庸俗的，毕竟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俗人，雅士从来都是极少数，后者大可以坐享其优越感，却没有道德上的理由将其审美偏好强加给广大俗人。
因而文化若要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构成其主要部分并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的产品，必定是庸俗的；更重要的是，对于精英和雅士们，假如他们希望看到更多高雅作品从文化市场上涌现，那么试图遏制庸俗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明智的，相反，他们应该乐见庸俗文化的繁荣，因为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庸俗文化市场，将为高雅产品的孕育和成长创造更好的土壤。
为理解这一点，不妨把高雅和庸俗文化视为两个平行产业，这两条产业链的重合部分主要在中间，而它们的两头：原始创作和最终需求，都不具有很高的替代和排挤关系；一个整天给墨西哥连续剧写剧本的作家，大概一辈子也写不出狄更斯那样的传世佳作，而那些对黑泽明心有独钟的观众，大概更不会因为大量印度歌舞片的存在，而放弃他们对严肃作品的兴趣。
所以，大量生产的庸俗产品，既不会吸走高雅作品的创作者，也不会作为替代品满足对高雅作品的需求，相反，它们只会因推动文化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发展，而为高雅作品提供一套成熟而廉价的基础设施和分工合作体系，而假如没有庸俗产业巨大规模的推动，仅凭高雅作品那小的可怜的规模，是不足以支撑这些分工精细的中间环节发展的，实际上，高雅产品正是搭了庸俗产业的便车，才能获得它今天在各大文化中所取得的成就，假如没有广大歌舞片和肥皂剧观众的无心支持，或许狄更斯的小说今天仍会躺在旧书架上，而没有机会被搬上银幕而遇见它的观众。
辉格
@ 2011-10-30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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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债务危机推动欧盟财政集权
辉格
2011年9月16日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more...)
2087
债务危机推动欧盟财政集权
辉格
2011年9月16日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有点像转型期的东欧，财政紧缩将产生休克效应，短期内会加剧经济衰退和税源萎缩，而在制度前景明朗之前，即便下决心出售国企，也卖不了多少钱，甚至倒贴都没人要。
相比之下，许多人所预测或建议的债务违约并脱离欧元区的破罐破摔做法，反倒干脆利落且有望在短期内见效，一旦脱离欧元，希腊便可使用本币贬值这一对付债务危机的惯用手法，通过大幅拉低国内商品和资产的国际价格而改善国际收支，同时也直接掌握了印钞机，可以用发行本币来回笼还债所需的外币，2002年阿根廷脱离美元的过程便是很好的样板，而离开了汇率浮动这一自动调节机制，危机的出路之内只能寄望于财政改革这一更艰巨而充满了障碍的任务。
然而，本币贬值实际上是一种隐性违约，它血洗了此前用外币投资于本国资产的投资者，正如债务违约血洗了债权投资者，对国家信用同样造成伤害，尽管低价格的诱惑一时会吸引来不少投资，但违约记录和币值动荡的历史，会告诫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于高流动性资产，以便一有风吹草动就拔脚逃跑，这对于建立长期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尽管德法承诺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澄清，希腊政府推行财政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也有待证实，但他们的上述选择还是值得赞赏，真正的改革从来都是困难的，为求短期纾解而将病根保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本次危机中许多人所表现出的惊恐无助，其实体现了他们当初对欧盟共同市场和欧元区的制度含义缺乏洞察，没有领悟到迫使那些缺乏实力和活力的脆弱经济体接受一种坚挺的货币意味着什么，也没有领悟到让渡货币主权的财政含义，而如今的现实应该已经让他们看清，加入共同市场和欧元区实际上已让这些国家沦入与美国各州类似的地位。
当然，程度会有所不同，而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的，但日后回首，或许将发现本次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将从制度的可操作意义上界定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和财政上的主权边界，也将赋予欧洲“联邦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明确职能；欧元国与美国各州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仍将有权发行国债，但这些债券之成为国债而非“州债”，需要满足更严格的标准，此前规定的笼统标准已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而本次为实施救援而拟议发行的六国联合债券，将为未来欧洲联邦债券树立一个范例。
由于本次危机的救援先例已让欧元大国负上了救援责任，为实施国债发行所需的财政标准，欧盟将不会再满足于利用评级机构的信息，而会建立某种最起码的事先干预机制，至少那些财政状况接近红线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接受其干预；第一个，也是较温和的步骤，大概会是用扩大了的欧盟经济统计机构，部分取代成员国的统计机构，同时，一个类似美国国会预算局（CBO）的机构也可能会被用来动态监控各项政策的财政后果，这些机构获取的信息可被用来改变各国的发债额度及其债券在央行资产组合中的地位。
对于各欧元国，施加于其财政体系的这些外部制度约束，将帮助他们克服党派政治的短期行为，和寄生于财政的利益集团的绑架，避免一边减税一边大派果子这种两头讨好而不负责任的政策伎俩，对稳固财政、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大有裨益；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欧盟的集权化也可能强化其对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并弱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制度竞争，但只要联邦财政权力限于标准执行和总量约束，而不介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微观结构，那便是无害的。
自出版将为读者展现新天地
辉格
2011年10月25日
上周，亚马逊宣布与一批作家直接签约并将在年内出版首批122部图书，正在迅速崛起中的自出版（self-publishing）模式，终于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支持者，其势头再也无法阻挡了；亚马逊的决定可谓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他拥有最佳的资源组合来做这件事，而假如他迟迟不动手，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将抢得先机，正如苹果在音乐市场已经做到的那样。
对于作家和读者，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此前电子化已将图书价格降低了60%多（从均价25美元降至10美元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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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版将为读者展现新天地
辉格
2011年10月25日
上周，亚马逊宣布与一批作家直接签约并将在年内出版首批122部图书，正在迅速崛起中的自出版（[[self-publishing]]）模式，终于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支持者，其势头再也无法阻挡了；亚马逊的决定可谓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他拥有最佳的资源组合来做这件事，而假如他迟迟不动手，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将抢得先机，正如苹果在音乐市场已经做到的那样。
对于作家和读者，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此前电子化已将图书价格降低了60%多（从均价25美元降至10美元以下，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比例可能更高），通过大量消除中间环节，缩短产业链，自出版将以更大幅度拉低价格，最终图书价格将比以前低至少一个数量级，而与此同时，作家从每个拷贝中获得的收入却很可能不降反增。
除了降低单位价格，自出版带来的另一项变化意义更大，它将图书出版门槛降到了所有作家都能轻易负担的水平，和维持一个个人网站的花费差不多；美国小说家约翰·洛克零售价0.99美元的自出版小说，每部固定开支约1000美元，这还是因为他雇佣了专业编辑，而对于节俭勤恳且擅长使用文字编辑软件的作家，这些费用都可以省去。
而在传统模式下，每部书的固定投入要高出两个数量级，至少要确信能卖出几千本，才能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假如由作家自己负担这笔开支，就会让许多作家望而却步，打消出书的念头，很可能因此而埋没了许多天才和杰作；初始门槛的消除，有望吸引大批原本被挡在门槛外面的作家来写书出书，同时，由于网络销售免除了零售货架空间的成本，即便这些作品的初始销量很低，他们也有机会通过长尾效应而获得满意的报酬。
不同特点的作品有着十分不同的销售曲线，有些取宠一时，过后即无人问津，比如大部分畅销书，有些一炮打响并确立为经典，此后屡屡再版，另一些起初默默无闻，只在小圈子里流传，但随着时间流逝，经过一些有影响人物的推荐、转述和引用，人们逐渐认识和理解了其中的价值，销量也随之缓缓上升且经久不息，还有些书，尽管因其小众特征销量总是有限，但这股涓涓细流却能在很多年中绵延不绝。
显然，后两种类型的作品只能依靠长尾效应而获得成功，在高门槛时代它们常常没有机会露面，而既能一炮打响又能传世的作品从来就不多见，所以，被传统出版模式所筛选出来的作品，比例最高的将是那些昙花一现型的畅销书，诸如流行小说、名人传记、商务理财、看相算命、励志厚黑之类，其次是那些不以销售收入为动机的作品，比如思想宣传和学术性著作，传播效果、学术声誉和相关利益组织与学术机构所支付的报酬，已为作家提供了足够的写作激励和出版开支。
所以，当门槛撤除时，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那些慢热型、小众型和细水长流型作家，特别是其中缺少利益组织和学术机构支持的独立作家，此前，许多有潜力成为此类作家的人，很可能选择了其它行当，今后他们将被大量吸引到作家群体中，这不仅会根本上改变这一行当的成员结构和文化面貌，更将为读者带来一些闻所未闻的全新作品类型和写作风格，那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没人知道。
当然，在此前BBS和博客拆除了作品发布和传播的门槛之后，许多全新的作品类型已经涌现了，但那时写作的激励结构与现在十分不同，由于缺乏可行的盈利模式，网络作家要么不求回报，要么只是通过网络建立声誉，再绕回到传统模式中获取收益，现在，亚马逊和苹果/安卓应用商店提供了已被证明可行的盈利模式，并且作家从作品销售中分得的比例远高于传统模式，这就使得纯粹的职业网络写作成为可能，可以相信，一片新天地将由此展开在我们眼前。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more...)
2079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
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普遍降至替代水平附近，有些地区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而各新兴地区的经历似乎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生育文化和人口趋势的变迁。
所以，一些持朴素历史决定论的人纷纷断言，人口压力已不是问题，亚洲非洲所残留的人口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些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而那是终究会随历史潮流而完成的，因而今后的焦点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负担，甚至未来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能否说服人们继续生孩子；确实，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
然而，仅仅由某些阶层或地区已经脱离资源极限而享有富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人口压力的结论，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资源极限边缘的赤贫状态，私人产权和继承制度，总是让一部分人得以通过相对于其供养能力的低生育策略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当财产地位和优裕生活所带来的更多性机会有望补偿早先的低生育率时，该策略是可持续的，而那些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寻求补偿的策略，将终究被淘汰。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脱离资源极限的事实，或许只是原先单一社会中富裕阶层脱离资源极限的一种新形式，换句话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原本在每个社会分别形成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被全球化了；而这两种结构分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富裕阶层很少寻求将其地位财富优势转变为遗传收益，这样一来，除了朴素历史决定论，我们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这种低生育文化能够长期维系，尽管眼下它还占据着上流和主导地位。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其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辩护者或许会说，即便一个社群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但其价值吸引力可以将群体外的人口持续卷入其中，从而维持其存在甚至繁荣，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不应忘记的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伴随着其人口的飞速增长。
历史上，间或会出现各种禁欲主义的教派或文化潮流，将一批批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从繁衍竞争的战场上拉走，但这些群体及其文化从未对大众的生育倾向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势产生任何值得考虑的影响，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例外和异类而处于隔绝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状态，尽管同时可能享有某种神圣地位；目前的主流低生育文化，若果真能够长期维持，其前途恐怕也只能是被边缘化为某种新型僧侣文化，或许继续受尊崇，却不再对社会总的人口形势有所影响。
重要的是，对于人口这样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更替为变化节奏的系统，恰当的观察尺度是百年而不是十年，因而对于刚刚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转型的新兴社会，从过去二十年的趋势转变中，切不可轻易得出三十年以上的长期结论。
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过去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大跌眼镜，并匆忙修正自己的预测，这次70亿人口日原本定在10月1日，临时被改到了月末，这表明专家们并未掌握可靠的预测模型，虽然近年的数据支持了中展望方案，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仍然只能相信：未来百年世界人口仍将随技术进步而持续增长，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这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而他们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将日益扩散而占据主流，底层人口仍将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人口规模也仍将对生态构成持续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上述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对人口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涉及到个人固有的生育权利，同时，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从未像人们误解的那样主张生育控制），我并非人口悲观主义者，相反，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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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式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按：这篇是911十周年纪念文，之前忘贴了）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辉格
2011年9月9日
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more...)
2071
（按：这篇是911十周年纪念文，之前忘贴了）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辉格
2011年9月9日
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满了阴谋、狡诈、冲突和陷阱的是非之地，美国人应安于呵护和经营自己幸而发现的新世界，远离旧世界的纷争，后来当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时，许多精英对此角色是十分冷淡而不情愿的；这种孤立主义只有当美国面临一个明确而直接的敌人——比如珍珠港后的日本，冷战中的苏联——时，才会被对抗的需要所压倒，而且往往是暂时的。
所以冷战刚结束时，许多人担忧美国会退回孤立主义，幸好此后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推动，各国政治经济转型颇为顺利，而全球化和市场化又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没那么糟糕和讨厌，美国也乐享其领袖地位；911终结了这一状态，但它却没有指明下一个方向，尽管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是直接的，但它却不是一个足够清晰和明确的敌人，更缺乏常规的组织形态和区分边界，所以，恰当的反应是出击与之对抗，还是关起大门洁身自保，对此美国政界显然并未达成共识。
新保守派的答案是前者，希望通过制度输出和强势主导国际秩序，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制度、社会和经济背景，在911打击的最初年月，该路线得到了充分支持，但随着战争的拖延、伤亡扩大、老欧洲的不合作和军费开支的失控，风向逐渐转变；最后，金融危机又施以致命一击，它极大的动摇了政治精英对美国能否维持和负担世界领导地位的信心，奥巴马政府从国际事务中全面退缩，将领导责任推向其盟国、北约，甚至联合国，这一点在利比亚危机中展露无遗。
假如这后一条路线得以确立并长期化，那将是世界人民之大不幸，过去30年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各国制度转型所建立的全球新市场体系的基础将被动摇，离开美国这部引擎，该体系将难以顺利运转，离开美国对全球市场所需最低制度和秩序要求的保障，各国的产权保护和市场化政策取向将难以维持，而离开美国这座价值灯塔，迄今支持全球市场发展的文化和价值风向也将改变。
作为全球市场的引擎，美国的作用向来被低估或误解，人们只看到美国的庞大内需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或美元对国际贸易和储备体系的作用，这些只是皮毛，真正重要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创造和运营着构成全球市场核心动力系统的创新机制和商业模式，组织着构成该系统骨架的产业链，配置着全球资源，而这一资源配置体系的顶端，便是其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类似的，美国的大学也在组织着全球的学术活动，而美国的律师和法官在为全球市场创造着产权和商业规则。
这部引擎的价值，不能以其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来衡量，正如心脏的价值不能以其本身的肌肉重量和营养消耗来衡量；回顾战后60年，不仅大部分创新和学术成就诞生于美国，生于他处的创新，也鲜有不借助美国的产业生态和资本市场而得以光大的，产于他处的资源，也鲜有不借助美国金融系统而获得流动性、从而实现资本化和价值倍增的，生于他处的学者，也鲜有不以进入美国大学、获得美国学术同行认可，而取得世界影响力的，推动全球商业规范演进的新规则，也鲜有不是美国律师和法官所创造的。
使得美国能够成为这样一部引擎的，是它的制度基础，而将它延伸扩张到全球的，是它的实力和政治意愿，其他国家或许可以具有类似的实力和意愿，但迄今没有一个同时也具备其制度基础，所以，美国在扩张和加强该体系上的政策退缩，将是世界性的悲剧。
可以想象的最坏情况下，美国滑向欧洲式社会主义，不再信奉自由贸易，老欧洲价值观成为主流，日益严厉的管制削弱金融业服务全球经济的功能，美国不再成为各国改进法治和保护产权的外部压力，跨国公司在面临日益恶劣的当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后纷纷收缩国际业务，贸易保护让外向型新兴国家经济崩溃，得不到美国支持的市场派政府纷纷被查韦斯们取代，失去保护的东欧重新屈膝于俄国，刚刚有点起色的东非共同体被游击队占领……
当然，极端的情况不大会出现，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而曲折的，但没人能预知，在风向扭转之前究竟会走出多远，而朝此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将对现有的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伤害，所幸的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刚刚迈出的几小步。
投行溃败所预示的灰暗前景
辉格
2011年10月19日
近日，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相继公布了季度财报，高盛报告了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摩根大通虽免于亏损，但其投行业务与高盛一样以同比30%-40%的速度大幅萎缩，而美银的勉强盈利仅仅是因为前期被过度减记的资产价值有所恢复，而此前过度计提的风险准备也开始下降。
假如我们撇开这些因会计方法而造成的账面波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核心业务状况的话，那么在过去几个季度投行业所呈现的趋势是清晰的：核心业务大幅萎缩，常规盈利基础被动摇，许多部门和团队正在失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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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溃败所预示的灰暗前景
辉格
2011年10月19日
近日，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相继公布了季度财报，高盛报告了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摩根大通虽免于亏损，但其投行业务与高盛一样以同比30%-40%的速度大幅萎缩，而美银的勉强盈利仅仅是因为前期被过度减记的资产价值有所恢复，而此前过度计提的风险准备也开始下降。
假如我们撇开这些因会计方法而造成的账面波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核心业务状况的话，那么在过去几个季度投行业所呈现的趋势是清晰的：核心业务大幅萎缩，常规盈利基础被动摇，许多部门和团队正在失去其存在基础；这一局面也显示在各大银行投资部门的大规模减薪和裁员行动上，正在展开的这一轮瘦身运动结束后，投行业的规模看来将缩减15%到30%。
投行所遭遇的这场雪崩式的溃败，只在十分次要的意义上才是该行业本身的悲剧，它与管理不善、投资不当或商业模式失效无关，而对于富裕的投行经理和交易员们来说，丧失业务和岗位或许只是享受一两年无薪假期的难得机会。
这次溃败一方面显示了银行业在政府日益收紧的监管政策下困惑彷徨的处境，表现为投行的大规模裁员和业务收缩，也显示了美国企业面对金融系统晦暗不明的前景而不断提高的流动性偏好，就在投行陷入困境之时，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直接导致了金融交易量的大幅萎缩。
金融业这一经济体系的顶端引擎，其动力正在缓缓熄灭，极为讽刺的是，旨在推动经济恢复增长的政策和管制当局，正在以各种手段竭力阻止其正常运行，而不明就里的聚往华尔街的围观群众，正在用他们愤怒的口水，试图浇灭引擎之中幸存的尚在燃烧却已日益微弱的一息火焰。
几个季度之前，我们还在仔细寻觅复苏的各种可能迹象，揣测复苏何时到来，现在终于可以省下这份心思了，未来两年内大概不会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足以驱散弥漫于企业家之间的悲观和保守氛围；从华尔街抗议引发的反应中所显示的公众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认知偏差，让人很难振奋起信心，相信美国选民在明年会选出一个真正市场友好和金融友好的总统和国会，而即便选出了这样的政府，需要他们清理的、套在企业家脖子上的绳索，也实在太多太错综混乱，很难指望在短期内让局面有所改观。
不幸在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各种制度和政策主张很难在政治市场上得到有效的检验和汰选，人类花了半个多世纪才获得对集权式计划经济无效性的共识，而对大萧条的形成和恢复，至今意见纷纭，无数人仍坚信是放任主义而不是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带来了大萧条，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而不是战争带领美国走向复苏，挽救了资本主义，是OPEC而不是福利主义导致了里根之前的长期滞涨。
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糟糕的经济表现或许会拉倒一届政府，但局面一旦有所改善，围绕经济议题的政治压力便迅速消退，这种压力持续时间之短暂，很难赋予任期同样短暂的总统和议员们足够的动力，去完成任何错综复杂的制度改革，这种改革的效果需要很多年才能显露出来，而指望那时候的选民将此归功于当初的改革者，甚而铭记和称颂他们，是几乎不可能的。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交易工具，已将金融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形态，而正是这一模式所创造的流动性规模支撑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繁荣，然而，公众、精英和政治家对于该金融体系之经济功能迄今尚未形成恰当的认知，而从计划经济和大萧条所提供的经验看，获得这一认知并形成足够的政治压力来为其提供恰当的制度环境，或许同样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而在此之前，制度和政策上的盲目、彷徨和反复将难以避免，其间由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创新和增长浪潮将一次次被不相协调的货币系统所打破，正如我们在金本位时代所看到的那样，创新和增长仍将继续，但那将会在一轮轮痛苦的动荡中推进，让人联想起外骨骼动物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次蜕壳。
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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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烈；所以，尽管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大量现代元素的涌现，让人真切体会到一个充满了活力和机会的开放社会，但在制度层面，现代政治文明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保障，却始终未能出现。
这样，我们就很难将辛亥革命视为一次成功变革的起点了，因为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从洋务运动便已开始，而民间和私人领域的变化则从开放通商和传教那时起便持续不息，并且这一进程在晚清始终在加速，没有停顿和逆转的趋势；而在制度层面，庚子后十年中，清政府启动了多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中科举废除、司法西化、警察和市政现代化、地方自治模式的建立意义尤为深远；今天看来，辛亥革命更像是打断而非推动了上述新制度建设的进程。
从积极的一面看，辛亥实现了法统更替，消除了满汉民族矛盾的隐患，也抛弃了满清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依赖，后者在言论和思想领域造成了空前开放宽松的氛围，导致了北洋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繁荣；但法统更替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民国政府摆脱了满清的外族特性和腐朽帝制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推动实质性制度变革的动力远弱于庚子后的清政府，除了那些表面符号之外，北洋的制度建设只是清末新政的惯性延续。
而辛亥后的另一个变化，则完全是消极的，那就是军队的私人化和地方分权向军阀割据的蜕变；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和对地方事务干预能力的弱化，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新军的崛起，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庚子东南互保中得以公开化；地方分权本来是好事，假如分权能在一个联邦的宪政框架下进行，其间能维持军队中立，便可能导向一个现代法治之下的地方自治。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很多机缘巧合，但辛亥之前这一格局至少还是可以指望的，那时督抚虽日益坐大，但中央权威还能加以节制，各省军队还不至于毫无顾忌的掠夺地方或赤裸裸的开打内战，但辛亥之后，军队完全走向私人化，清末新政中一度颇有气象的绅商自治模式迅速被军阀强力所压倒，在枪杆子面前，一切制度建设的争议和尝试都日益靠边站了，在民国后三分之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谁的拳头更硬。
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形形色色传统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司法系统为个人权利所提供的普遍保护，正是这一保护将个人从各种传统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和他们所拥有资源获得充分的流动性，从而得以进入市场交易体系；而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条件下，个人只能借助这些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他们通过经营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编织一张安全网，才能在面临威胁时寻求到必要的庇护和帮助。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张安全网要么经由科举和血统直接通向帝国集权官僚体系，要么先织入家族体系，再通过族内缙绅间接的依附于官僚权力体系；一个稳定社会，要么能提供现代法治下的普遍保护，要么能让其大部分成员至少有望进入某张安全网（哪怕在网络中地位卑下），否则必定有大量人口是反秩序的；在晚清，随着科举衰败并最终废除，乡绅大批迁居城市，传统庇护网络开始瓦解，而同时，无论法治还是新的庇护网络，都未能有效的建立起来。
留洋、上新学校、从军、获得某种现代技能、加入商会、进入西方教会，这些都能让个人获取某种有利的社会地位，但有能力这么做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多半都在城市，难以荫及家族；而在乡村，人们发现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商人和土地主也组织起武装民团以求自报，然而到三四十年代，面对由现代兵器和通信工具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民团根本不堪一击，最终，围绕地方军阀的依附网络日益浮现。
由此，比拼暴力的拳头逻辑得以确立，然而，以军事组织为骨架的庇护网络，其直接荫庇的人口比例很低，只有在各级军官相信能世世代代长期占有某块地盘时，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像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封建体系那样，否则他们便缺乏激励庇护去辖区内的平民百姓，相反会采用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策略，显然，民国的军阀格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很少会像西欧领主那样小心保护自己的采邑居民。
这样，民国社会尽管引入了大量现代元素，获得了城市和文化的繁荣，也为社会精英提供了无数发展机会，却既未能提供普遍的权利保护，也未能建立能将人口之大部分纳入其中新庇护网络，最终难免于被颠覆的命运，在下一场革命中，既已发育的现代元素将连同城市精英一起被彻底清除，而那些一度丧失传统庇护的底层民众，将被置于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全新庇护网络之中。
辉格
@ 2011-09-0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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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邮政是个过时的词汇
辉格
2011年9月7日
美国邮政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扒掉底裤的裸泳者，假如短期内没有国会援助或达成某种债务安排，本月底到期的55亿美元账单将难以支付，其全年的预算赤字更将高达92亿美元，而从它历年来的收支状况看，大概没有负责任的债权人会再借钱给它：从1971年改制重组迄今的40年里，只有13年是盈利的，近五年更是连续亏损，每年净亏五六十亿，与此同时，其核心业务的规模，仍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急剧萎缩，以联邦政府目前的财政状况，恐怕已没有余力来搭救它了。
(more...)
2062
邮政是个过时的词汇
辉格
2011年9月7日
美国邮政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扒掉底裤的裸泳者，假如短期内没有国会援助或达成某种债务安排，本月底到期的55亿美元账单将难以支付，其全年的预算赤字更将高达92亿美元，而从它历年来的收支状况看，大概没有负责任的债权人会再借钱给它：从1971年改制重组迄今的40年里，只有13年是盈利的，近五年更是连续亏损，每年净亏五六十亿，与此同时，其核心业务的规模，仍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急剧萎缩，以联邦政府目前的财政状况，恐怕已没有余力来搭救它了。
除了市场变化之外，和通用汽车一样，美国邮政也是工会的牺牲品，原本它可能通过缩减规模和业务转型而在新条件下生存下来；但强大的工会阻止了这一转变，雇佣合同中的不解雇条款使其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裁员，而自然减员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业务萎缩，迄今它仍是仅次于沃尔玛的全美第二大雇主，同时，它的员工享受着远高于竞争行业水平的医疗和养老福利，以致其劳动成本高达总成本的80%。
近代以来各国都非常重视邮政，将其视为头号公共基础设施，连十分注意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美国国父们，也在宪法中明文授权国会建立邮政系统；在70年代的改革之前，英美的邮政局长都贵为内阁成员；支持国家建立邮政系统的意见认为，私人邮递无法提供普遍覆盖的服务，偏僻、贫困或人口稀疏的地区，其需求量不足以维持一个经常性的邮递网络，因而私人不愿意经营。
但反对者认为，那些选择居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们，理应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不便，没有理由一边享受乡村的宽敞宁静，而同时让纳税人掏钱为自己提供城市才有的便利；这一反对意见固然成立，但依我看，各国不遗余力建立和维护国家邮政系统，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此，一个普遍覆盖的邮递系统，可以引导和限定信息和商品流动的方向与范围，从而在国家疆域之内创造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成为贯彻和强化主权的有力工具，不仅在其实用功能上，也在其符号和象征意义上。
实际上，皇家邮政的覆盖范围便随大英帝国的扩张而延伸，所及之处几乎成为帝国权力存在的标志；对于早期美国这样疆域辽阔且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发的国家，上述功能尤其突出，一个普遍贯通的邮递和道路系统，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可以鼓励移民去占领和开发那些蛮荒之地；从实用角度看，这可以提高联邦土地储备的价值，而即便这项利益不足以补偿建立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将有助于强化对这些地区的占有和控制，从而巩固联邦的版图和疆界。
邮政之于主权的价值，推动了现代邮政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促使各国政府将邮递业长期置于垄断权保护之下；假如任由私人发展，邮递网络所呈现的格局将大为不同，它将由地理屏障、人口分布、商业格局，以及与信息和交通技术所对应的规模经济所决定，而这不会恰好与主权疆界和行政区划相一致，两者间的背离将使信息和商品流对主权和行政构成一种离心力，而这无疑是各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尽管历史上邮政曾起过这样的作用，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它却早已过时了；亚洲和非洲的发展都证明了，私人经营的移动电话网能够实现很好的覆盖率，即便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最偏僻最贫穷的部落村庄，人们都能借助小商店里的出租手机与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通信；邮政系统已完全丧失了吸引力，不仅对民生不再必要，即便强化主权这一传统功能，也不再有价值了，今天起类似作用的，是海关、护照、顶级域名和国际路由器；在仍然存在的地方，它早已沦为怀旧人士的安慰品、邮递工会的养老院、新兴快递业务的绊脚石、和政府财政的大包袱了。
从微博的成就中可以学到些什么？
辉格
2011年9月2日
最近两年，国内互联网产业最显著的变化，大概就是微博的崛起了，从年初开始，局面逐渐明朗，各大门户纷纷将主战场移向微博，而新浪也因其在微博上的成功而一反多年来的颓势；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五年前twitter刚推出时，很少被人看好，现在，当初看走眼的人们（包括我自己），该想想从中能学到些什么了。
乍看起来，微博确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说话的工具，而不是长篇大论的地方，可从我们对“说话”这一行为的一般理解，它又缺乏一些关键元素：它既没有为说话者(more...)
2057
从微博的成就中可以学到些什么？
辉格
2011年9月2日
最近两年，国内互联网产业最显著的变化，大概就是微博的崛起了，从年初开始，局面逐渐明朗，各大门户纷纷将主战场移向微博，而新浪也因其在微博上的成功而一反多年来的颓势；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五年前twitter刚推出时，很少被人看好，现在，当初看走眼的人们（包括我自己），该想想从中能学到些什么了。
乍看起来，微博确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说话的工具，而不是长篇大论的地方，可从我们对“说话”这一行为的一般理解，它又缺乏一些关键元素：它既没有为说话者创造场景感，也难以让他们明确的感知到自己究竟在跟谁说话，它提供的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谁愿意听就能听到的自言自语，就像喃喃自语者在嘴边装了个麦克风并连接到广场上的大喇叭一样。
难怪它刚出现时，许多人嘲笑只有极度自恋者才会喜欢这种东西；相比之下，IM、BBS和博客则显得更“自然”，当你在QQ/MSN上跟人聊天时，是很清楚在和一个具体的人说话的，你说的每句话都期望着获得回应，所以假如发现对方其实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或者是个马甲，甚至是个机器人，都会让你恼火，或至少会失望。
BBS也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感，每个成功的论坛都聚集了一群稳定的参与者，相互间的理解随着对话持续的得到积累，所有言论也被组织在各种话题之中，这样的交流和积累会形成集体的记忆、持续的兴趣和话题、乃至某种共同的历史和亚文化；博客虽然比BBS更显孤立化，但通常也有稳定的读者群，它有时候就像私人客厅里的沙龙，只不过每次聚会的话题都由主人来发起。
相反，微博是个去中心化的结构，由于关注与被关注之间缺乏相关性，它缺乏聚集点来吸引言论、兴趣和参与者收敛到某些场景中，因而其信息传播是弥散而飘荡的，尽管少数明星拥有大量关注者，但这种关系是单向的，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互动；然而，这种看似不自然的模式却非常成功，而曾被寄予厚望的BBS和博客却日益失去大型运营商的支持，地位逐渐边缘化了。
从这一反差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或许并不是那么需要某个确切的诉说对象，确信他或他们在倾听，并且会作出响应，他们需要的只是“大概总会有人会听到”这样的感觉就够了，也就是说，倾诉和表达的需求，可以独立于对话和交流的需求而单独得到满足；尽管语言显然是被进化设计来实现交流的，但自从它出现以后，看来已经发展出了另一些围绕它而起作用的本能了。
当然，有些微博用户仍放不下交流互动需求所带来的焦虑，仍关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得到了关注和回应，仍习惯于仔细阅读和回复别人的评论，据说有人还会经常检查自己的粉丝名单，但他们显然不是微博的主力用户，在微博上，这些习惯都是不合时宜的，那里绝非交流对话的地方，保留这些期待和习惯的人，会发现自己玩的很吃力，很不舒服。
一旦人们不再介意自己说的话是否得到倾听和响应，而乐意对着不知被接向了何处的麦克风喃喃自语，一个奇妙的结果便出现了：由这无数个麦克风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效传播环境；正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非收敛的、飘忽而弥散的，一条信息一旦符合某些特征、抓住某个共同敏感点、挠到一个常有的痒处，或者打动某位拥有无数粉丝的明星，便可能在几分钟内铺天盖地。
微博的成就便是建立在这一传播效力上，而在其它方面，它并无可取之处；除了新闻快讯之外，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内容的好地方，实际上，它在内容上高度依赖于其他来源，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强大而高效的转发器，将源自他处的信息迅速而大面积的传播到各个角落，这也是微博的核心价值所在；由此看来，微博与传统的门户新闻、BBS和博客等内容生产平台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一个与它有效连接的内容生产源，将不会被它所淘汰，反而可能因它而壮大。
北非动乱背后的制度局面
辉格
2011年8月26日
反对派攻克的黎波里，各国开始解冻资产，卡扎菲看来大势已去，不过这一波席卷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动乱浪潮，还远未结束，叙利亚冲突正酣，也门仿佛正在走向长期内战，埃及的政治新格局尚未明朗，至于利比亚，未来政府将如何形成还毫无眉目，甚至连赖以评估和揣测的线索都难以寻觅。
在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民主版历史决定论者看来，今年初开始的一连串变动，是难以阻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又一轮推进，是到达“历史终点”之前的倒数第三或第四轮浪潮，恰如七八十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波”，当时，从葡萄牙开始，南欧(more...)
2047
北非动乱背后的制度局面
辉格
2011年8月26日
反对派攻克的黎波里，各国开始解冻资产，卡扎菲看来大势已去，不过这一波席卷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动乱浪潮，还远未结束，叙利亚冲突正酣，也门仿佛正在走向长期内战，埃及的政治新格局尚未明朗，至于利比亚，未来政府将如何形成还毫无眉目，甚至连赖以评估和揣测的线索都难以寻觅。
在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民主版历史决定论者看来，今年初开始的一连串变动，是难以阻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又一轮推进，是到达“历史终点”之前的倒数第三或第四轮浪潮，恰如七八十年代席卷全球的
“第三波”，当时，从葡萄牙开始，南欧、拉美和东亚的右翼威权政府相继倒台，并为民主政府所取代，短时间内让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大为改观。
第三波中各国制度变动方向的一致性，很容易让人们相信，在当前和今后的浪潮中，独裁政府的倒台将顺理成章的带来民主，然而，轻易相信这一点是危险的，尽管现在判断此轮变故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三波还为时尚早，不过撇开短期政治前景，比较一下这两轮中各国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关系背景有何异同，或许是有益的。
第三波发生于冷战后期，冷战是两大制度路线的全面对抗，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边是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波完全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市场阵营中，而诸如南斯拉夫等摆脱了苏联控制的国家，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第三波其实可以视为市场阵营中的边缘异类向该阵营主流制度顺应和靠拢的过程。
这些国家尽管有一个威权政府，却已长时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具备了支撑市场运行所需的起码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障，国内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其经济和产业也早已融入市场阵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这种背景下，政治变革只是替换了制度大厦顶端一个十分浅薄的层面，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变革过程也没有带来多少动荡和暴力。
从国际关系上看，第三波也是各右翼威权政府与美国之间关系随冷战局势而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冷战高峰期，南欧东亚拉美的右翼政权躲藏于美国羽翼之下，随时面临着被左翼政党或游击队推翻的危险，而美国也需要这些政权来抵御苏联势力的蚕食，但这一合作关系是不对称的，关系破裂对这些政权意味着灭亡，而对美国只是丢失一两个军事基地，所以，这些独裁者摄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遵守其所施加的制度和行为标准。
然后，当苏联阵营开始退缩时，美国对右翼政权的支持也相应减弱了，而此时两大制度体系在社会和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反差，让取代各独裁政权的民主势力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市场制度；问题是，当前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这轮变革，是否具备类似的内外条件，将这些社会导向某个确切的方向？要知道，除了第三波之外，历史上独裁者的倒台既可以导致民主和法治，也可以导致长期内战、退回部落化、新的独裁，等等。
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有着类似冷战时的关系，美国帮助他们维持权力，先是换取其放弃与以色列的战争，继而换取其压制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恐怖组织；不同的是，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比独裁者们更需要对方，因为在这些社会原本就是独裁制度的良好土壤，离开美国支持甚至在其制裁之下也可能生存，而美国则承担不起一个又一个阿富汗和也门。
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长期支持和巨额援助，并未给这些社会带来社会面貌和制度上的变化，反而令其长期僵化在一种不利于市场和现代化的状态之中，因而，当动荡和变革终于来临之际，这些社会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第三波国家变革前的状况，市场、公民社会和基础法治都缺乏发育，政治层面的组织、利益表达和议价妥协机制都未经磨练，一旦有事，其方向很难预见。
这场动荡，与其看作全球民主浪潮的延续，不如说是这些国家特定社会与经济状况下的内生骚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伊斯兰国家有着十分相似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特征，典型的情况是：2.7到3.5之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2%的人口增长率，4-6%的GDP增长率，10%以上的失业率和高得多的青年失业率，比较它们的人口金字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15到29岁那段显著的向外凸出。
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异常庞大，高企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安定因素，假如出现在农业社会，容易带来的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式的底层械斗；而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了两个因素：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它们让青年们开阔了眼界，方便了交流，活跃了思想，抬高了期望，而同时，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缺乏机会的经济，又处处给他们带来失望和挫败，这样的社会状况，想必是容易被点着的。
以耕地面积保粮食安全不足取
辉格
2011年8月24日
近日，国土资源部再次收紧了土地供给政策，在84个城市之外，又将22个沿海城市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内，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须报国务院批准，据称，该政策旨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并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考虑到限购和保障房政策扑朔迷离的前景，该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难以预料，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对囤地行为的一次褒奖。
遗憾的是，作为一项影响着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政策，耕地红线只是被反复宣示，却从未得到严谨的(more...)
2045
以耕地面积保粮食安全不足取
辉格
2011年8月24日
近日，国土资源部再次收紧了土地供给政策，在84个城市之外，又将22个沿海城市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内，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须报国务院批准，据称，该政策旨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并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考虑到限购和保障房政策扑朔迷离的前景，该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难以预料，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对囤地行为的一次褒奖。
遗憾的是，作为一项影响着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政策，耕地红线只是被反复宣示，却从未得到严谨的论证，看上去，它的逻辑似乎简单而清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保障国民安全就须确保粮食供给，为此需要提高粮食自给能力，而这只有在保有起码数量的耕地时才能做到；不幸的是，这一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设想你是一位空调设计师，为了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任务：需要设计一个机制来确保环境温度超过90度时，仍可维持室内凉爽；然后你在此目标指导下做出了一系列精妙设计；你的设计或许会很出色，问题是，你从一开始就错了，环境温度超过90度意味着发生了火灾，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灭火或者赶紧逃命，为这样一个前提考虑如何改进空调设计纯属多余。
类似的，耕地红线也是一个因未能充分理解自己设定的前提而做出的多余设计，主张耕地红线者，其前提是国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遭遇包括粮食禁运在内的国际封锁，否则在当今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安全根本无须通过自给率来保障；可是，这样的国际封锁若真的出现并成功实施，其所导致的局面将无异于一场大火灾，此等大灾之下任何国民安全都无从谈起，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突破封锁，其它考虑纯属多余。
对封锁前提的错误理解和对自给自足的迷恋，乃是基于对当今经济体系如何依赖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无知，现有的食物生产、流通和分配系统能够养活这13亿人，高度依赖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存在，农业生产和运输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和燃料，无不直接或间接的依赖于国际贸易，假如国际封锁者有道德胆量和能力实施粮食禁运，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禁运所有这些重要物质，而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生产和流通体系无论如何都会崩溃，耕地数量无济于事。
但实际上，假如我们抛开这些空洞虚幻的假设，现实的评估国际形势的话，最不可能遭遇禁运的，恰恰就是粮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伦理之下，这么做的道德代价过于巨大，恐怕没有任何政治家愿意承担，更难以通过由许多人许多层次组成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即便在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剧烈的国际冲突中，那些有能力实施国际封锁的大国或联盟，不仅不敢悍然禁运粮食，恐怕还要花大力气保障粮食供给以避免出现大规模饥荒。
数十年来的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已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世界的新世界，在这里，所有已融入该体系的社会都已被断绝了后路，不再有余地思考脱离假如该体系该怎么办的问题，那是注定无解的，除非接受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大幅缩减，所以，恰当的态度是，弃绝这一念头，将其视为绝对不可接受，转而思考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也是贸易和分工让人类相互依赖从而带来和平的道理所在。
辉格
@ 2011-08-23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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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按：我对专利制度的更多评论，见“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摩托收购案凸显专利制度的窘迫
辉格
2011年8月19日
本周初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行动，在业界引发了千奇百怪的反应，有人为谷歌推动Android的决心而欢呼，有人为谷歌以实际行动捍卫Android厂商免遭专利讹诈而感到欣慰，也有人说谷歌疯了，居然以如此高价购买一根正在融化中的冰棍，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始揣测谷歌将如何转向软硬整合的新战略，并对其他Android厂商表示担忧和同情，而大型机构中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标普，把谷歌目标价从700美元(more...)
2034
（按：我对专利制度的更多评论，见“
软件专利权已成创新绊脚索”）
摩托收购案凸显专利制度的窘迫
辉格
2011年8月19日
本周初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行动，在业界引发了千奇百怪的反应，有人为谷歌推动Android的决心而欢呼，有人为谷歌以实际行动捍卫Android厂商免遭专利讹诈而感到欣慰，也有人说谷歌疯了，居然以如此高价购买一根正在融化中的冰棍，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始揣测谷歌将如何转向软硬整合的新战略，并对其他Android厂商表示担忧和同情，而大型机构中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标普，把谷歌目标价从700美元直接拉到500美元，他显然认为这125亿美元买到的纯粹是个包袱。
依我看，软硬整合方面的猜测纯属多余，谷歌收购摩托显然是冲着专利去的，不插手硬件制造，这是谷歌的一贯而鲜明的战略，这一点从他处理Nexus的方式中其实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终端硬件，谷歌的策略就是引导制造商遵循某些最低规范，并在硬件规格和配置上满足他的期望，具体的做法是，为每个Android新版本定制一个Nexus样板机，作为制造商参考的标杆，至于Nexus的销量和盈利，谷歌压根不在意。
这一策略不会因收购摩托而改变，因为它在过去两年的实施非常成功，Android在此期间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在制造商中的号召力更是如日中天，谷歌没有必要在这时候自毁长城，把制造商吓退，重新倒向微软阵营，而后者正因诺基亚的加入而重新获得生机；谷歌高层的表态也证实了这一判断，甚至还承诺在选择Nexus制造商时也不会偏袒摩托；对此，HTC和三星等Android巨头也心知肚明，谷歌的行动实际上让他们吃了颗定心丸。
谷歌的收购尽管很突然，但并非没有预兆，不久前施密特在回答记者询问对HTC和三星所面临的专利诉讼有何态度时，便对手机制造商所遭遇的专利讹诈表达了义愤，并作出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承诺：我们会确保那不会发生；当时人们就在猜测他手里握有什么底牌，但这些猜测还限于政策和立法游说方面，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同时，谷歌在北电专利包拍卖会上的搞笑表演，也有了很好的解释。
有一点大概许多人都会同意，125亿是个很高的价格，假如不考虑专利大战，确实有点离谱，摩托过去几年虽做出了几个出色的产品，也经营上也稳住了阵脚，但作为一个单纯的手机制造商，实在没多少盈利增长前景；可是，与北电专利包的45亿天价相比，这显然又是笔十分划算的买卖，北电专利包就像个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宝贝，而它之所以突然被视为宝贝，完全是因为手机行业专利大战的剑拔弩张局面迅速浮现。
这一价值反差恰好暴露了专利制度的荒谬与窘迫之处，假如北电的那些专利权果真保护了有价值的创新，其市场价值不会等到今天才被突然发现，那么它也不至于沦落到破产清算的境地，从它变废为宝的转折之间，人们应该能体会出，它的唯一价值就是可以用作专利讹诈和反讹诈的工具；谷歌为摩托这一他原本不会有兴趣的收购对象所支付的高昂溢价，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这两桩收购案，清楚的显示了专利制度正在阻碍通信产业的创新，而那些优秀企业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而收购金额是对这些代价之规模的一次很好度量；所以，从乐观的一面来看，它们或许会成为改变公众、业界和法律界对专利制度的认知和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今后，在具体的专利纠纷案中，在国会听证中，在立法辩论中，在政治游说中，在经济学家的论文中，反对现行专利制度的律师、法官、专家证人、议员、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在论证其观点时，将有两个影响巨大的著名案例可供援引，这或许会对修正和改良现行制度有所助益。
土地、通行、取水、采光等自发形成的产权，因其获得传统和习俗的支持而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而专利制度则不同，它是人为拟制的，且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而维持，因而其合理性必须由社会的共同现实利益来论证和支持，假如现实条件已经改变，而使一度有益的制度成为障碍和累赘，那就没有理由继续维持，要么改良，要么废除，专利讹诈的盛行让我们相信，该制度至少在某些领域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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