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所。 支持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是，这些贫民窟的人口组成始终在有规律的变化更替，比如曼哈顿东南的“五角地”（[[Five Points, Manhattan|Five Points]]），19世纪中期因爱尔兰移民大批涌入而成为贫民窟，后来爱尔兰人在立稳脚跟、处境改善之后，陆续迁出，从房客变成房东，新来的东欧犹太人成了房客，这种模式反复持续，接着是意大利人接替犹太人，然后是来自南方的黑人，再后来是加勒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既已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太需要这样一块跳板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语言、生活习惯、待人处事的方式，到价值观、遵循的伦理规范、评价个人品质和能力的标准，传统乡村社会都与都市截然不同，新来者若得不到熟人的支持和帮助，既难找到工作，也难与当地人融洽相处。 所以如我们所见，移民在新到达的城市都喜欢投亲靠友、聚族而居，无论在租房子、找工作还是处理人际纠纷时，都依靠先来者的支持，这样，他们实际上把原先所习惯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部分的搬到了城市，在这块传统社会的飞地上，他们能使用熟悉的语言，买到熟悉的商品，借到钱，结识朋友，找到配偶，还有属于自己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工作，由于最初很难适应城市职业的技能、作息和管理要求，也缺乏信息，更难以获得雇主与客户的信任，因而贫民窟常有老移民为他们充当包工头和中介人，或代替雇主管理这些工人，或把活儿揽过来分给他们，或开办兜揽外包业务的小作坊，这些包工头和作坊主常被不明就里的扒粪记者丑化为血汗压榨者，殊不知，他们是引导提携新移民进入都市社会的向导。 在许多方面，国内大城市的城中村都与索维尔介绍的美国贫民窟很像，尽管进城者不是海外移民，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文化差异之大，城乡隔阂之深，城市移民所面临的融入障碍并不亚于美国移民，初来乍到之际，他们同样依靠老乡亲友同学而获得落脚点，结伴而居以相互支持。 不过，还有一种城中村有所不同，比如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建立的浙江村，是由家族和同乡纽带结成的商人群体聚居地，以家族等传统社会关系为纽带来建立人脉、筹集资本、扩展商业网络，也是温州商人的传统特色，这很像过去的犹太商人集团，与贫民窟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借助传统社会关系资源来克服进入现代市场时所面临的障碍。 现代市场是高度流动性的，因而无论做生意还是找工作，所凭借的资源都需要满足非人格化的要求，而不能依赖于特定的人际关系，比如大学毕业证、注册会计师、医生开业执照、房产证明、银行信用记录、业内知名度、品牌信誉，拿到哪里都会被认可，但这些资源往往是新进城者所缺少的。 相反在传统社会，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往往只在特定关系中才被认可，比如家族声誉、师徒关系、邻里口碑、江湖义气等等，这些资源在流动性社会中不受认可，这就恶化了新来者的处境；解决办法，是将他们在其中建立这些资源的那个传统社会扩展延伸到城市而建立飞地，直到在那里站稳脚跟，才逐渐摆脱对这些传统资源的依赖。 通常这个过程会持续两代人，而良好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将是推动和加速融入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过程也可能被制度障碍所打断，假如适合于流动性社会的市场制度始终不能建立或千疮百孔，或者城市总是为新移民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或者政府用福利主义政策将暂时处于困境的移民包养起来，从而令其困境长期化，那么，贫民窟倒真可能从跳板和桥梁，变成一个丧失活力和没有希望的死水坑。 五角地的黑人社区似乎已经历过这样的悲剧，黑人在贫民窟滞留的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而这一情形恰与罗斯福新政、民权法案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同步，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在国内重演。  

作为文化现象的过敏症 辉格 2013年1月10日 过敏（[[allergy]]），是免疫系统对入侵身体的外物作出过度反应时所表现出的症状，它是生理系统与所处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并且这一互动关系超越了个体生命而延续于漫长的进化史，其表现也随个体成长发育和生活史而不同，过敏症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了我们观察文化与生活方式变迁，和理解这一变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很好窗口。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敏症患者的比例在现代有显著增长，近几十年更为翔实的统计数字不仅确认了这一趋势，而且发现速度比原先认为的更快；有意思的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过敏症越普遍，看上去，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迁居和人员流动性可能是个关键因素，因为迁移到陌生环境的人会接触到更多陌生的过敏原（[[allergen]]）。 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同时满足了经济发达、高城市化率、高移民比例、高国内迁移率等几个条件，而过敏症也最为普遍；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大规模国内移民，以及各大区域之间巨大的生态差异，可以预见，未来一些年，过敏症在健康问题中的排名将迅速提升。 陌生过敏原之所以带来麻烦，是因为免疫系统在个体生活史（特别是幼年期）中能够对特定过敏原作出调适，据进化医学（[[evolutionary medicine]]）名著《我们为什么生病》介绍，该调适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免疫系统能对特定过敏原产生针对性抗体，由于免疫防御机制分多个层次，假如这些抗体能帮助前沿防线成功实施防御，就不需要激活处于纵深防线的[[IgE]]，而正是后者导致了表现为过敏症状的剧烈反应。 二是IgE被激活的阈值是可调的，特别是在幼年期，因而对过敏原的早期接触会提高阈值，而成年后才接触陌生过敏原就可能有麻烦；反应阈值的可调性，从许多儿童过敏症在成年后自动消失的现象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一调适机制可视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按所处环境条件而设定参数的过程，是在防御失败的风险和过敏代价之间做出一次权衡的机会。 从进化史角度看，另一种调适会经由自然选择而在基因层面上发生，调适的遗传后果将随种群所处的地域环境而产生差异，这意味着，当人们从其祖先世代生活的地方迁往别处时，可能会先天的对某些过敏原不适应，而且这种不适未必能通过幼年接触史得到充分调适，比如美国非裔的过敏性哮喘（[[asthma]]）发病率比欧裔高出39%，或许就是因为非裔的免疫系统更难适应北半球的植被与花粉。 这几个方面都预示着，更富裕、更具流动性的现代生活，将带来更多的过敏，首先，人们将更可能生活在远离其祖先世代所在、也远离自己幼年所在的地方，其次，现代人生活工作地点变换更频繁，旅行范围更大、频率更高，因而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过敏原，最后，现代医疗条件让过敏症儿童更有机会存活下来，从而降低选择压力，弱化免疫系统对过敏原的遗传适应，不过，这一效果需要许多代人才会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却削弱了幼年期对各种过敏原作出调适的机会，并倾向于让免疫系统将反应阈值设的过低，因为城市生活更加远离野生环境，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深加工食物也经过了更彻底的消毒灭菌。 更重要的是，养育孩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人生育更少，但给予每个孩子的关爱与呵护则大大超出传统社会，同时城市居住模式和学校教育也让孩子的活动范围得到更严格的控制，这些都减少了他们接触和适应过敏原的机会，这样，一旦他们成年，离家上大学或工作，活动范围突然扩大，过敏便容易发生。 尴尬在于，人们应对过敏的方式实际上加剧了上述趋势，发生过敏时，通常首先用抗过敏药抑制症状，接着会想到从食谱和生活环境中尽可能的清除各种过敏原，这一努力并得到了现代食品工业的帮助，大型厂商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消费者，其中难免有各种过敏症患者，而法律通常向他们施加了严格责任，同时还面临着日益严厉的行政管制，因而有着足够的激励排除常见过敏原，至少会作出容易辨别的标识。 然而，真正能够根治过敏症的手段却只有脱敏治疗（[[hyposensitization]]），即让患者从微小剂量开始，逐步适应过敏原，而清除过敏原的努力只能降低每个过敏症患者的发病几率，同时却增加了过敏症患者的数量，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在清除自然脱敏的机会，两相抵消，最终过敏发病率未必下降，而从统计数字看，很可能还增加了。 可是，以当前对待儿童和生命的伦理标准，在既已了解过敏原理，也掌握了控制过敏原的手段之后，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和自己去经历传统社会那种程度的自然脱敏过程，遭受那样的痛苦、危险和高死亡率，只有在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其中大半会在成年前夭折的时代，这样的痛苦才可能被伦理标准所接受。 所以，未来人们恐怕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循环：越来越多的过敏者－过敏原控制的不断强化－更少的自然脱敏机会－更多的过敏者，他们将越来越被限制于严格筛选的食谱和严格控制的环境之中，生活与消费方式也将为此而加以改造，当出门旅行或野外活动而离开精心构筑的防过敏温室时，就只好靠药物来抑制过敏反应。  

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甚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的“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得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或者就算听到也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的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的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已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诸如自残和嗜粪，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甚至变态的，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的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Ｘ，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的功利性考虑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以及旁人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是对立的选择，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心的人将大量增加，但他们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并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的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将更多的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因而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渐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乏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除出去，这恐怕是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2012-11-19】 @高利明 ［“西方尊重女人、东方尊重老人”，为什么？］东西方人均寿命的长短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历史上，西人平均寿命较促，其中男丁的寿命更促，而寡妇对财产的支配力度较大－－对女人的尊重根子上是对财产的崇拜。东方人平均寿命较长，养老压力巨大－－尊老是养老的辅助支架。 @tertio: 美德背后的真相 @whigzhou: 没说通吧？逻辑链没串起来，长寿与尊重怎么发生关系的？假如老人是负资产，越长寿就越讨厌，俗称老不死，所以问题是老人是如何成为正资产的 @whigzhou: 继承制可能是关键，在确定的单子继承制（长子或幼子）下，谁继承是由制度规定的，父亲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理查跟亨利二世闹成这样，结果王位还是他的，若太子可随王意而废立，老人就要尊重了，家产同理 @whigzhou: 分产制和宗族体系下的族产共享制，不仅给了长辈在财产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和偏爱的机会，其本身也是家族合作的需要，而尊长对于家族合作在组织功能上是必须的，因而尊长总是与家族合作并存 @whigzhou: 家族合作的需要，也解释了中国宗族社会为何采用分产制（辅以族产共享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 @whigzhou: 宗族制度既是一种家族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是一种私人社区规范，因而它是对官方法律规范的一种替代，官方法律发育程度越低，对私人规范的需求越强烈 @whigzhou: 总结：尊长既是家族合作的组织功能需要，也是宗族制作为社会规范的执行保障，即：老人既是家族的组织核心，也是宗族内的规范阐释者和执行者 @tertio: 那传统社会的运作方式是否说明了公共管理水平的低下?后者是因,前者是果,而不是倒过来. @whigzhou: 不是“公共管理水平的低下”，是缺乏可替代血缘团体内私人规范的其他一般性规范，比如欧洲的封建规范，后者也不是什么“公共管理”，只是一种契约规范，但它脱离了传统家族关系的限制 @whigzhou: 在没有法律的丛林社会，要生存下去必须投靠某个组织，而家族/宗族这样的血缘团体是最现成的选择，后来有了教会和帮派，武士集团是另一种，封建制便是诞生于武士集团之中的一种规范，它是武士职业化的结果 @高利明:回复@whigzhou: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是单子继承制呢？上辈多养子嗣，核心功能不是为了养老防老吗？ @whigzhou: 多养子嗣，核心功能是传宗接代，不是养老防老，不是单子继承是为了加强诸子合作，维持家族地位，在封建制下，维持地产和封建义务完整性需要长子继承制 @高利明:回复@whigzhou:家族合作，已经是二阶变量了吧：） @whigzhou: 尊老才是高阶价值，在丧失生育和生产能力的老人成为正资产，才需要特殊的文化条件 【补记：当时好像没有准确理解高利明的意思，恰当的回答是：养老防老需求才是高阶价值，若不能帮助子孙，老人没必要活下去，至少继续活下去不是一阶价值】 @whigzhou: 封建制下，地位维持依靠封建契约义务的稳定，没有封建制条件下，靠家族成员团结，至于为何会有封建制，是更远的问题，简单说是特定条件下的组织创新 【补记】 当时没说清楚的一点是：封建制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制度创新，在此之前，血缘群体是社会组织常态，所以，恰当的问题是封建制和（适用于王族之外的）长子继承制为何出现，而不是家族合作为何出现。  

【2012-11-14】 @布尔费墨 处女情结看上去是最好解释的：男人为了确保女人生的是自己的孩子。但这种说法有明显的问题：首先，不是每个女人都能生育，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原始社会，所以生过孩子的女人应该更受男人欢迎。第二是，即使女人有过性行为，在她下一次月经之后就能确认孩子是自己的了。所以只能以审美而不是实用来解释。 @wenkino:@whigzhou 老师怎么看？ @whigzhou: 1）处女情结≠未怀过孕情结，否则的话，失贞的羞辱感和他人对她的负面道德评价，应该在确认其未因此而怀孕之后即可消除，而事实并非如此， @whigzhou: 2）有些文化中育龄前青少年的性行为非常开放，这至少提示了处女情结未必是普遍现象，我猜很可能是农业文明的新事物， @whigzhou: 3）验证生育能力的好处，未必能补偿错误怀孕的高昂代价，特别是当生育死亡率很高，而预期生育次数很少时，在人均寿命不到40岁、高度依赖母乳喂养的年代，有效生育次数只有4-6次 @whigzhou: 4）我相信，处女情结的出现，是因为贞操被男性择偶者用作判断女性婚后守贞倾向的信号 @tertio: 想了一个可能性:有一些偶发的策略会因为军备竞赛搞到最后很夸张的程度,比如裹脚 @whigzhou: 嗯，一项特征一旦成为择偶偏好，就会被过度夸大，无儿女的守寡烈妇就是此类（有儿女的寡妇守寡还算正常） @陈乃章: 这个很难说，古时多通过面相姿态来判断是否会守贞，是否处女可能只有在新婚夜才清楚。 @whigzhou: 贞操主要是通过社会声誉而不是处女膜来识别的  

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某些传统社会观念，你发达了，就背负上了帮助亲友改善处境的责任，而后者也会觉得可以心安理得的来沾一点光；而且这种帮助对施助者也颇有好处，当你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阶层，需要寻找一些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在需要时获得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无论是情感的、道义的还是财力人力和信息上的支持。 一个中国女孩嫁到美国并在哪里站稳脚跟，虽算不上有多发达，但毕竟拥有了一个让其也想出国的亲友可以投靠的落脚点，假如她只是因为结婚才到了美国，那她就很可能在那里还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也非常迫切需要为自己构建这样一个关系网，而帮助亲友移居并立足是最自然的选择。 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显得古怪而难以容忍，并让他们发出对文化隔阂的感慨，这里确实有文化差异，但不是民族间或地区间的横向差异，而是一种纵向的时代差异，只要你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娶来妻子，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肯尼亚，大概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从欧洲移居北美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都有投亲靠友的习惯，老移民也乐意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安排落脚点，从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迁移路线也可看出端倪，第一代移民通常先在波士顿纽约等沿海港口大城市落脚，等适应了当地文化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之后，从第二代开始便逐渐往内陆扩散。 那时的欧洲还是个传统社会，血缘、姻亲和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仍很优先，是安家立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靠，当然，欧洲也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化，教会组织和教友关系起着更大的作用，不过在那个年代，教派分化和血缘与地域分支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因而前者并不会对后者构成离心作用。 所以在对待家族同乡关系的态度上，并不存在多少横向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从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亲属同乡关系构成个人适应新处境的负资产时，人们常表现出嫌弃乡下亲戚的倾向，比如那些通过自我包装和精心钻营勉强挤入上层社会、对其新近取得的身份和地位尚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常常面临这样一个利益格局，而像“中国人更看重家族同乡关系”之类的简单说法，会让我们错误理解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类似的，假如你即将去帮助的人，除了偶尔的聚会和问候之外，今后很少可能再跟你发生重要关系，不再构成你立足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部分——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城市社会，这很可能是事实——那你就很难提得起精神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最初，或许处于文化惯性和社会压力，你可能仍会这么做，但随着这种做法日益稀少，它越来越不再是一种责任，而对方也越来越没有理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便这样发生了。 这样的变迁，连同其它变化一起，将使得婚姻关系日益变得单纯，原本，一桩婚姻的缔结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即便在家族纽带比较松散的传统社会，至少也是包括双方父母兄弟在内的两个扩展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亲家、婆媳、姑嫂、妯娌、连襟等等关系都将被重头建立，双方都将对方的关系网融入自己的网络，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情形下，离婚将是一次撕裂无数关系的大地震，因而很少发生。 今后的婚姻将不会再伴随着这样的关系网大融合了，这一变化是三个因素相互强化的反馈过程：预期依赖度的降低，让人们逐渐疏于发展姻亲关系，而由于这些关系发展程度较弱，离婚带来的震荡和损失降低了，从而提高了离婚率，而离婚率的提高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关系的兴趣，因为他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依赖以及离婚的代价。 传统婚姻关系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将日益从未来的婚姻中消失，婚姻将越来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父母震惊和亲属愕然，他们将更平静淡然的接受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姻亲之间的情感将荡然无存，但它将变成一种更加轻松、不包含相互间责任义务的普通友情关系，是个人随其喜好和性情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规范压合而成的连结。  

【2012-10-20】 @春夏秋冬er @whigzhou 辉总对不同学科之间有时会互相鄙视的现象怎么看？你有瞧不太上的学科，或者说是对某学科有偏见吗？ @whigzhou: 我用“专业价值观”来解释这种现象，专业价值观是工具价值终极化的一种，它既让从业者降低对其专业工作的货币报酬的要求，也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了价值隔阂，表现为相互鄙视 @whigzhou: 这方面我自己好像也未能免俗，不过我对学科一般没什么歧视，只对某些学科的从业者有所歧视。 @whigzhou: 比如历史专业者通常对阅读量、记忆力、语言文字能力、材料把握的全面精准等等赋予特殊价值地位，因而对戴蒙德之类跨界进入其领域的异类分子会特别鄙视，而实际上跨界者往往带来一些史学界几辈子也摸不着的洞见。  

【2012-10-10】 @史学理论陈新 此文可收藏，谢@姜鹏_复旦 兄推荐：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t.cn/zl9CeyT @洪浩_kaoputive: 转发微博 @whigzhou: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史盲 @whigzhou: 莎士比亚的剧社开始叫Lord Chamberlain's Men，女王驾崩后改叫King's Men @whigzhou: 起初没叫Queen's Men只是因为听起来不好听，呵呵 @whigzhou: 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另一大标志Great Bible就更不用说了，王权手造  

阻挡语言自发演化是徒劳的 辉格 2012年8月29日 商务印书馆6月份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中收录了239多个“NBA”之类的常见英文缩略词，近日，一百多位学者就此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指控其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版词典的发行，也让央视恢复了NBA的叫法，此前，为遵守广电总局的规定，央视在两年时间里只能用“美职联”代替NBA。 许多英文缩略词早已为大众耳熟能详，广电总局的突兀规定，曾给播音员和观众都带来困扰和不便，新版词典的发行总算让忍受了两年别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如今却又横生枝节；百位学者联名举报的行动，据说是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可是他们却从未论证，为何“汉语纯洁性”是一项值得捍卫的价值，就算你们认为它是很重要，又如何证明它构成了一项公共利益，以至于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和司法系统来加以捍卫。 如同时尚风潮、市场分工交换体系、蜂窝状的传统集市与道路格局，和许多其他文化结构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就是说，不需要有人有意识的去设计，它便能从人际互动过程中自己涌现出来；研究表明，人的语言本能十分强大，只要把让一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只需一两代人的时间，便能自动协调出一门新的语言来，足以应付交流所需。 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际互动和协调的产物，它天然的具有针对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一种新现象的出现，起初人们可能找不出恰当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可一旦有人找到一种贴切生动的表达方式，便会在交流环境中迅速扩散，广为模仿和采纳，新语义、新词汇、新句式，便如此诞生了。 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或者名人、作家、主持人等占据了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人，有着特殊的机会来进行这种创作和传播，不过，更多见的情况是，无从考究一个新词或新用法是如何被创造、扩散、衍生，最终确立其语言地位的，通常是许多不知名的小人物参与了这个创造过程，他们最初也没预见最后所达到的效果。 当然，运用国家权力，通过义务教育、推行统一教科书、编纂经典与词典、让国有媒体控制关键传播节点，等等措施，是能够对语言的自发演化进程施加干预的，正如政府也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这些干预甚至还取得了一些算得上正面的效果，比如通用语的建立和普及，在国家范围内确实便利了交流。 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效果，干预措施必须顺应语言自发演化的趋势，通过提供参考方案推动本已存在的协调和交流过程，而不是与之抗拒；但实际上，由于主权民族国家固有的封闭性，它往往在境内促进协调的同时，却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起新的藩篱，而且比起地理和族群屏障来，这种国家藩篱要坚固的多。 而且，国家屏障的建立，往往是以强行消灭地方文化、消除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而自发协调则是一个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因为每个社会和族群中总有一些偏僻角落，也总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因而往往会在融汇的同时保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元素。 所以，尽管在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对语言的干预曾经起到了加速突破地区隔阂、便利交流的作用，但近代化以来，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干预作用变得越来越负面了，而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网络传播的影响扩大，将日益暴露出它的迂腐顽劣和不合时宜，像之前广电总局所实施的和这次联名举报者所呼唤的干预，无不清楚的显示着它阻碍交流的意图和效果。

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本不足为奇，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更是预料中事。 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条件更为不利，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 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也不大，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所以在作出择偶决定前，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而且，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 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更多的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身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样，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 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 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是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中古以来，在遭受多次灭佛打击之后，中国的佛教也变得越来越出世，很少再起到联络教友情感、为教众提供社会生活空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类似的，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学会，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这些组织的数量少得可怜。 结果，原本由这些中间组织满足的需求和履行的社会功能，多半被抑制了，剩下少数也是由政治性机构和盈利性企业所代替，可是与主动参与的自发性组织相比，这些替代组织都远远不适合成为个人间社会交往的空间，比如同样是参加体育运动，通过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你可能获得一群关系长期稳定的朋友，但是在健身馆，你出完了一身汗之后啥也没留下。 上述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乃至东方的年轻人在进入大城市后普遍变得比较宅，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网络社区；网络交往虽然也能建立某些有价值的关系，但了解深度毕竟不如现实交往，更难以带来足以导向婚姻的熟识和亲密，相反，它可能让年轻人更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去年9月和昨天的两段言论，主题相近，就放一起了。 【2011-09-02】 @评论员李铁：刚刚去做嘉宾录制了南方电视台的《全民议事听》节目，辩论关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问题。我认为，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如果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无疑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变，在变革的时候更是要慎之又慎。如果我们允许同性婚姻，我们将很难拒绝一夫多妻、近亲婚姻等婚姻形式，如果他们也号称自愿结合。 @Ent_evo: 如果拒绝同性婚姻合法化，结果只能是私下结合，一旦出现家庭矛盾，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两人的权利，这说到底还是歧视。近亲结婚会伤害后代，同性结婚伤害谁了呢？ @whigzhou: 有合同法啊，可以签民事契约嘛，同性婚姻支持者中不缺律师，可以帮助设计若干标准契约备选 @whigzhou: 在那些认为同性“父母”是一种病态抚养环境的人看来，同性婚姻将比近亲婚姻更直接的伤害后代，假如他们收养子女的话 @whigzhou: 而我认为，要求人们放弃这种看法，放弃基于该看法而构成的习俗，是不正当的 @sanqia: 这种第三人眼中的看法或者习俗是不是真正成立是不是需要学术上的证明？即使确实成立，也不见得足以构成同性婚姻关系获得法律承认的障碍吧？比如可以修改领养法，对同性婚姻领养作特殊规定。 @whigzhou: 对儿童结婚的障碍不也是“第三人眼中的看法或者习俗”吗？至于论证，微博上肯定是看不到了 @tertio: 我以为他人眼中的看法不足够，条件还应该更强一些，比如构成对大多数人合理预期的挑战并因此造成损害。按此条件有些习俗似乎不应得到法律保护 @whigzhou: 我曾经提出一个更强的标准，就是看这些第三方是否愿意为之付出实际代价，比如，为留在该习俗内或离开缺乏该习俗的社区而承担更高的房租 详见：http://t.cn/a3HALa @唐唐37: 回复@whigzhou:不愿意去同性恋酒吧享受低价，是否符合你这个所谓的标准 @whigzhou: 当然不符合，“不愿意去”和“厌恶看到别人去”毫不相干 【补记：整理时发现我当时没看清@唐唐37 那句话，没注意到“享受低价”这四个字，原来他想说的是：放弃同性恋酒吧低价消费机会也是反感同性恋的一种“代价”，理论上确实可是算，但这证据太弱了，不具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很难将你不去该酒吧的各种可能理由分离开来，更重要的是：“近距离目睹同性恋行为对你构成代价”并不能证明“与同性恋者同处一个社区也对你构成代价”，而主张所在社区禁止同性恋行为，需要的是后一种证据】 【2012-08-10】 @洪浩_kaoputive：昨晚去一对邻居老夫妇家吃饭。他们是很好的人，虔诚的基督教徒。老爷爷说，chick fil a总裁发表反gay婚姻言论后，PSU也有学生想抵制这家快餐店，把它赶出校园。他于是写了信给校长支持Chick fil a. 他问我什么看法。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原来我敢和中国朋友聊政治，却不敢和美国基督教朋友聊宗教。 @whigzhou：为啥你不觉得他是想跟聊言论自由呢？ @洪浩_kaoputive：对，他说了他认为Chick fil a总裁有言论自由，但是从前后语境来看，他显然更想聊哪种婚姻才是对的。我觉得虽然反同性恋是反个人自由，但如果这类言论没有很强的攻击性，法律也不能禁止；而禁止纳粹言论是应该的。辉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whigzhou: 1）反同性婚姻只是反对同性关系获得婚姻这种法律地位，未必是反同性恋，比如我反对五言绝句获得著作权，但并不表明我不喜欢五言绝句 @whigzhou：2）反同性恋可能只是拒斥宽容同性恋的文化，未必主张禁止、惩罚或干预同性恋行为，因而未必侵犯个人自由，比如我可能拒斥儒家或伊斯兰文化，但我并不主张任何强制 @whigzhou：3）攻击性言论仅当指向具体个人（或其他民事主体）时才构成侵权，才需要法律干预，泛泛的攻击都是合法的，比如有人说“你们人类比蟑螂更肮脏下贱”——我认为这在言论自由边界之内 @whigzhou：因为当攻击并非指向具体个人时，你不知道理论上的“被攻击者”是否真的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比如对我前面这句话，有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有人觉得很有趣，有人或许还觉得很受用，够刺激，等等，只有被攻击者自己提出诉讼时，才表明他可能真的受到伤害了 @清风不识字偏爱乱翻书 辉总，法律该不该保护同性婚姻 @whigzhou：这个问法好像本身就不成立，婚姻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如果你已经认可同性间结成的那种关系是“婚姻”，那当然应该受保护，所以恰当的问题是，这种关系是否有理由获得婚姻这种法律地位？依我看，这问题应由最低层级的共同体决定 @whigzhou：将此类本属地方传统、本应由地方司法机构解决的问题，提升到联邦层面，是个错误  

职业化潮流下的大众体育 辉格 2012年8月8日 8月8日是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第四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该局就每年指定这样一个健身日，以此敦促各地政府组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可是，将全民健身日安排大部分成年人和学生都难以脱身的工作日，其全民性本身就很可疑，至于推动大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实际效果，则更是无从知晓。 就在短短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体育项目还都是非职业性的，因为当时缺乏可行的商业模式，让运动员能够获得比他们本来能从其他职业中获得的更高收入，在电视和卫星通信出现之前，竞技体育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所以只有足球这样能同时让成千上万人现场观赏的项目，才可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让球员过上体面生活，况且，擅长和热爱运动的人，通常在其他职业中收入也不低。 门票之外，就只有赌博和私人陪练和教练收入了，赌博收入虽然丰厚，却常常为法律所不容，而且对竞技形式颇有要求，所以只供养了个人搏击和棋牌等传统上赌博色彩便很浓厚的项目，另外，陪练和教练也确实在游泳、网球、马术、滑冰、棋牌等个人项目上养活了些职业高手，但数量十分有限，与如今的商业项目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往往限于那些与富裕阶层高雅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项目。 所以在大规模商业化出现之前，职业运动员多半是政府供养的，而且只有那些预算约束相当松弛、同时又将竞赛奖牌视为重要政治目标的政府，才会花大价钱训练、选拔和供养大批职业运动员，而促使这些政府这么做的激励，直接来自奥运会等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大型国际赛会，因此可以说，在90年代奥运会商业化之前，国际和各国奥委会实际上已经推动了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只不过那是国有和计划体制下的职业化。 电视和卫星直播的出现是关键转折点，它将单场比赛的观众数量提高了三四个数量级，从而为体育创造了另一个收入源——广告；同时，航空旅行的普及和平民化将原本分散的地区性市场合并成了大陆级甚至全球性的大市场，也提升了各地比赛的水平和门票收入，因为它能将最优秀的运动员随时送往各地赛场，也能让球迷在各赛场间巡回看球，联赛和巡回系列赛因而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 体育商业化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大幅提升了竞技水平，为观众提供了空前精彩的视听盛宴，也给优秀运动员带来了丰厚收入，最终创造了一个繁荣发达的产业；然而，对于希望推进大众体育的人们，仍有个问题有待回答：职业化浪潮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大众体育？没错，关注和热爱体育的人是多了，体育在整个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提高了，问题是，亲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和他们的活动频率，因此而增加了吗？ 似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相反，有许多理由可以怀疑职业化有着相反的效果；职业化将一批最具运动天赋的人抽离了大众体育，降低了后者的竞技水准，同时，它更吸走了业余比赛的大部分观众，这样，这些比赛的参与者就失去一个重要的成就感来源，一场球要是既没什么人看、也得不到地方媒体的报道，让你在地方上获得粉丝和声誉、甚至拥有地位，获胜的激励效果就会小得多。 更糟糕的是，观众流失也很可能意味着失去运动场地和政治支持等资源，因为这些观众原本可能通过门票、捐赠和慈善组织资助地方赛事，也可以通过选票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可以帮助业余运动员及其组织获得运动所需资源。 另外，日益精彩激烈的职业比赛，和越来越好的观赏体验，或许会削弱人们亲身参与体育运动的动机，对体育的热爱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或许是可以被单独满足的，比如分辨敌我和对抗求胜的需求，分享胜利喜悦和荣耀的需求，可以通过将自己标榜为某队的狂热支持者而得到满足。 穿上官方队服、抹上油彩，跟踪球队和比赛的每个细节，想象自己是主教练，紧张兴奋的意淫如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或许可以满足许多原本会推动他走进运动场的心理需要，于是，体育热情就这样被短路了，球迷们让职业球员代理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消费，自己转而以观赏的方式消费着比赛，还有啤酒；当然，这只是猜测，不过直觉上看，现实似乎就是如此。

（按：命题作文，让我这不看奥运的人扯奥运，那就只好胡扯了） 奥林匹克再次回家 辉格 2012年7月25日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八年前那届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集体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的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参赛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他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他们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牺牲献祭的血淋淋场面，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是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的理性复兴这颗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会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在出现集权政府和文官系统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农业帝国建立，才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但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国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他们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些道理，比如除了定期比武大赛之外，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在各大文明中，季节性的围猎活动都是象征君主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在集权农业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尚武对于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的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有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要义，不仅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对行为规范的遵循，而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涵了这一标准。 十四十五世纪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有了尚武习俗，又有了骑士精神中所蕴涵的公平竞赛原则，还不足以产生竞技体育，要完成从比武到体育的转变，需要一次移植，以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伤亡殆尽，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所以，虽然长枪比武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是16世纪的事情，英王亨利八世因此而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 最后，要让竞技体育从贵族消遣变成大众运动，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贵族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全民对贵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国，从封建依附关系瓦解、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社会流动性提高、权利趋于平等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贵族阶层始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并且该阶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不断吸纳成功者、新贵和精英，正是因为这样，传统价值观才得以延续下来。 相反，假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贵族的失败和被推翻来实现的，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传统元素，都将在革命过程中遭到唾弃，那样的话，现代竞技体育至少不会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竞技体育是后人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和移植重建，这一点，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顾拜旦本人的经历中，或许也可窥见一斑，顾拜旦是世袭贵族，也是保皇党人，从小热爱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普法战争的败绩给他童年留下阴影，成年后致力于国民教育，大力倡导为学校引入体育训练。 不过顾拜旦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他在访问英格兰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托马斯·阿诺德的努力下，那里的贵族学校半个世纪前就已推行了体育教育，如获至宝的顾拜旦将阿诺德赞誉为“体育骑士精神奠基人”。 现代奥运所需的另一个理念：将体育从贵族活动变成大众运动，并为此而组织定期集中式赛会，同样来自顾拜旦所拜访的另一位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斯，他于1850年为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创办了一个名为奥林匹克班的体育科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劳动阶级参与户外运动，以提升其道德、体魄和智力”，并为此而举行年度赛会。 布鲁克斯此后又组建了独立的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来推动此事，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响应，从温洛克镇地方运动会，到1861年的什洛普郡奥运会，又到1866年的伦敦全国奥运会，奥林匹克迅速成为一项全英活动，正是温洛克的成就，直接启发了顾拜旦去创建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奥运会。 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巨变，都可以理解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次和平竞赛：每个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贵族一样体面和尊严（前提当然是他们认为贵族的确是体面和有尊严的），因而努力让自己和孩子们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表现得健康积极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谨守规范、愿赌服输，能成为合格的绅士而跻身上流社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面对平民和新贵的竞相涌入，贵族们更要拼命证明自己当得起祖先的荣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样的和平竞赛，而不是革命与颠覆，使得社会逐渐变得开放和流动，上下阶层趋于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传统逐渐下沉而成为高雅文化，古代骑士精神以公平竞争、企业家冒险精神、自我克制、妇孺优先、乐心慈善等的新型价值观体现在现代伦理之中，竞技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赛场。

【2012-07-21】 @非言语 五四以来的极端主义和文化虚无以及民族自卑，导致了以毁灭自身经典文化为特征的“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英伦”的奴隶心态。假如要某些人相信，他们的祖先中曾有过聪明人士，对自然社会有着智慧思考和深入洞察，他们必斥之为谎言 @whigzhou: 言必称希腊/英伦怎么就奴隶了？亚里斯多德和休谟从坟墓里奴役我？ @whigzhou: 拒斥一种文化不叫文化虚无，我承认有华夏文化和汉民族这么一个东西，但这并不影响我鄙视它，并拒绝这个民族身份认同 @whigzhou: 因为我拒绝民族身份认同，所以我一点也不会因这个民族的不堪而自卑，谈不上“民族自卑” @FreeManchuria 辉总，汉人不是一个民族。内部差异过大，有瑞典人和希腊人那么大 @whigzhou: 若以拥有共同母语为标准的话，那当然不是，但把标准放松到：拥有共同通用/书面语，共同经典/传说/起源神话/英雄/社会规范的话，就可以算，在古代，这两种标准的覆盖范围差别很大，前者对应大众，后者对应精英 @whigzhou: 古代汉民族的情况类似于中古欧洲拉丁世界，在精英层是共同文化，在大众是分异的地区文化，现代民族国家崛起后，母语和书面语的范围一致化了，在此之前，民族这个概念很难界定。 @whigzhou: 宋以后识字人口和出版物大增，官话区扩展，汉越来越像一个现代民族，等普通话成为绝大部分汉人母语之后，汉民族就算捏造成功了 @whigzhou: 总之，民族是由国家权力捏造的东西，但捏造成功之后它就是真实存在了，参见 http://t.cn/hbzdKy @whigzhou: 另外，义务制国民教育在捏造现代民族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 http://t.cn/zOWwEWd @FreeManchuria: 那我想问问，英国人和美国人算不算一个民族？ @whigzhou: 这个例子处于模糊地带，两者拥有许多认定民族的共同文化元素，比如共同母语、文学经典，但又缺失很多，比如共同历史记忆/英雄/民族身份认同/国家忠诚，只要我们不是本质主义者，不必为此困扰 @HuRunFund: 言尽于此 @狱萝莉: 这东西不是你想拒绝就能拒绝的。长相不满意还能整容，血型不满意你还能换? @whigzhou: 因为人不是一般动物，可以具有并运用价值自觉和理性反思能力嘛，当然，我没必要抛弃母语、抹掉身上的文化痕迹，但可以单单拒斥民族身份认同啊 @whigzhou: 毕竟，在国家运用权力将这些文化元素捏合到一起之前，这些元素原本就是分离的，它们不是什么“不可分割的整体” @FreeManchuria: 那反之，由权利捏造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被权力所瓦解呢？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中世纪旧秩序、也就是拉丁欧洲的瓦解 @whigzhou: 是的，可以，从奥斯曼/奥匈/苏俄帝国强权下独立起来的国家，也是这样，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进行 @狱萝莉 这个方向上最终必然走到虚无，你会发现找不到“值得”认同的，只能不断拒绝下去。当然我不是说虚无不好，虚无本来是对世界最高层次最终极的认识，不论你从哪一路而来，最后都会抵达这里，殊途同归 @whigzhou: 不会啊，有太多值得我去认同的东西，太多我在努力追寻和尝试去理解的传统 @whigzhou: 现代市场社会的妙处在于，个人可以认同的东西不再局限于你的出生地，因而你不必在被动接受和虚无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你有了运用理性、自行探索和选择的机会 @不可试探猫: 为什么这么美妙的社会人们都说他们木信仰好痛苦！ @whigzhou 确实，总有些人面对真正的选择机会会感到痛苦，最好别人告诉他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好的、该怎么做，那没关系，无数大师正排着队要为他们提供答案呢 @tertio 对这样的人不能提供直接建议，否则对方就把责任归于你 @whigzhou: 上帝诞生了 @淡淡星晴720667: 现代市场社会的妙处在于，个人可以认同的东西不再局限于你的出生地，因而你不必在被动接受和虚无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你有了运用理性、自行探索和选择的机会 @狱萝莉: 这其实是一种鸡贼，最后多半发现旧的摆脱不了新的也融不进去。就如同你生为人却自我认同为鸟，载怎么探索选择也长不出翅膀 @whigzhou: 你非要那么死乞白咧“融进去”干嘛？独立点不行？ @whigzhou: 关于市场社会对传统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参见 http://t.cn/ap6o8n @whigzhou: 简言之，在传统社会，你只能接受或拒斥一个高度同质化、从头管到脚的社区文化，而在现代城市社会，不仅各种亚文化可在同一地理空间并存，个人在生活不同侧面还可选择不同亚文化 @FreeManchuria ……或者说，民族国家有一个体量的极限。虽然民族可以由权力捏造，但只能捏一定数量的人口和土地面积 @whigzhou: 嗯，肯定存在一个技术性局限，但现代国家机器、义务教育、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一直在拓展这一极限，等普通话成为共同母语，义务教育延长到23岁，你说的情况就更会改观 @whigzhou: 不过好在，存在与之相逆的另一个力量：市场，它在消解国家的边界，促进各种非地理性亚文化的发育，在网络时代，这股力量会更显著，未来趋势，要看那股力量更强大了。 @FreeManchuria 目前世界上主流民族国家都只有数百万人或者数千万人，最多的是日本，一亿多。没有再大的了。俄罗斯曾经推行过“俄罗斯化”但是最后并没有成功。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地域过于广阔，人口过多，必然在内部产生语言、习俗 @whigzhou: 权力可以改变这种局面（限度当然有），上海90后已经很少说吴语了 @FreeManchuria: 而美国本身所实行的制度：私人产权，自由市场，法治，联邦制等等一系列制度，一改过去欧洲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认同来产生凝聚力的老办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凝聚了幅员辽阔的美国。美国这种大联邦在欧洲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是欧元失败的根本原因。 @whigzhou: 嗯 @whigzhou: 作为母语的吴语大概会在两代人之内消失，粤语会撑的久一些，因为有香港，它在书面/影视/歌曲/新闻等文化形式中还存在，而其他语种将被消灭殆尽 @jg71: 很奇怪，至少上海人之间应该用上海话。就像四川，互相都只说川话。没见谁说普通话 @whigzhou: 四川话本来就是官话，没必要改口普通话，官话区普遍如此 @不可试探猫 辉总：我想请问你怎么看流行的“dont judge”，回避似乎变成了政治正确的态度，或者只是基于社交的圆滑？ @whigzhou: 中立病，后现代虚无主义胡话，这么说的人自己很少做得到，真实意思往往是：黑人杀白人时dont judge，白人杀黑人时使劲judge。要真的不judge，他就成Disgrace里Lucy了，你见过吗？ @whigzhou: 后现代昏人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弱势族群的歧视，认为他们不配承担道德责任，因而没有资格成为道德判断的对象，就像宠物一样，是啊，没人会因为一条狗咬死路人而judge它 @whigzhou: 所以他们会把黑人/穷人的犯罪归咎于“社会”，就像人们会指责主人没把他的狗管好一样，还有比这更重的羞辱吗？ @居貲: 还一种情况就是干脆承认自己在很多问题上没个准主意，因此只能keep an open mind,不轻易做判断，其实这倒不失为是很好的态度嘛，比不懂装懂强。 @whigzhou: “dont judge”是个祈使句，祈使自己当然没问题，但经常是在祈使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