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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教育有待走出边缘
辉格
2013年9月16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引来了对在家上学现象的许多关注;近年来,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各种替代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实践正在迅速涌现,尽管总体规模还很小,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对主流教育体制感到不满和绝望的众多家长和教育者,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执着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出路。
在许多人看来,体制内教育糟糕得难以容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许多方面到了摧残孩子的程度,这样的认识至少在一些社会阶层和亚文化群体中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尽管不满,家长们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移民似乎成了摆脱这种教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这已成了一条很常见的移民动机)。
换句话说,尽管对新型教育的需求普遍而强烈,尽管对替代教育的种种探索也已持续多年,但这些探索迄今未能找到足以成为普通家长可行选项的替代品,在旺盛的需求与薄弱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目前正在被实践的替代方式,要么难以让足够多家长信服,要么代价过于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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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教育有待走出边缘
辉格
2013年9月16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
报告,引来了对在家上学现象的许多关注;近年来,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各种替代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实践正在迅速涌现,尽管总体规模还很小,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对主流教育体制感到不满和绝望的众多家长和教育者,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执着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出路。
在许多人看来,体制内教育糟糕得难以容忍,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许多方面到了摧残孩子的程度,这样的认识至少在一些社会阶层和亚文化群体中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另一方面,尽管不满,家长们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移民似乎成了摆脱这种教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这已成了一条很常见的移民动机)。
换句话说,尽管对新型教育的需求普遍而强烈,尽管对替代教育的种种探索也已持续多年,但这些探索迄今未能找到足以成为普通家长可行选项的替代品,在旺盛的需求与薄弱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目前正在被实践的替代方式,要么难以让足够多家长信服,要么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行;而与此同时,原本被寄予希望的民办教育,却多半沦为了体制的追随者,在迎合应试教育方面,他们甚至常常比公立学校更加起劲。
替代教育的这一不如人意的局面,根本原因当然是制度限制,但在探索与实践者方面,似乎也不乏可以反思与改进之处;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可以称为“拓荒者效应”,作为第一批吃螃蟹者,过去十多年在体制外寻找教育出路的家长,大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专业供给方帮助的情况下“徒手”探索的。
这么做既需要很大勇气,也要付出很高代价,许多家长为了能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或者找到合适的教育环境,常常放弃工作和事业,甚至举家搬迁,或带着孩子四处游学;所以,尽管希望脱离体制的家长很多,但真正能够鼓起勇气跨出这一步并坚持多年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的个性往往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往往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较为流行的几种替代教育模式,全都具有宗教背景(假如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一词的话):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家上学的基督徒,送孩子上私塾、国学堂和读经班的儒教徒,把大理变成替代教育圣地的佛教徒和各式各样的灵性论者,而迄今最成气候的替代教育模式华德福([[Waldorf education]]),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所谓人智学([[anthroposophy]]),其实也是一种新宗教。
宗教背景本身对教育事业并不是问题,它在很长历史中都是教育的主要载体,在西方,教会也曾是教育的最大赞助者,但新皈依者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和偏激气质,在为他们的探索实践提供勇气和毅力的同时,却也构成了一些障碍,特别是他们对科学方法和商业化的疏离、冷淡甚至抵制。
许多家长和教育者单纯强调天性、爱、自由、接纳等等抽象而笼统的观念,而疏于为他们的理念寻找一套含义具体明确、可操作、其成效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教育方法,有些人甚至对刻意寻求教育方法表示反感,认为那会妨碍孩子天性的自由发展,许多人也反对划分科目和设置课程,以及按特定阶段顺序推进的教学程序,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他们联想起传统主流教育,因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反感。
实际上,即便他们愿意这么做,也会因为缺乏可以依靠的研究资源,或者难以与之形成互动关系,而得不到必要的学术支持;理想情况下,我们本可期望,教育实践的探索会从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理论等相关学科成果中得到启发,他们的实践经验也会被反馈到这些学科中,而诸如教育学之类关系更直接的应用学科,则会借助恰当的概念体系、启发式模型和统计手段,将这些经验转变成具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科学事实,而不仅仅停留在零散的个体经验和小圈子内流传的朴素知识甚至只是逸闻的状态。
未经科学方法加工的个体经验和朴素知识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很难脱离特定情境而被当事者以外的其他人利用,因而也难以有效的积累、传播和组合;所以,一个实践领域若没有相应的学术支持,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由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递归反馈过程所构成的自我积累和自我优化的知识体系,所有新人几乎都要从头摸索,从流传的朴素知识和师徒相授中得到的帮助很少,而他们的探索路径也是随机漫游式的,而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启发式搜索。
当然,假如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体系,其淘汰机制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好的模式和方法,但即便如此,在缺乏科学方法的情况下,市场选择在上千年里取得的进展,可能还比不上引入了科学方法的市场在几十年内的发展程度,况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替代教育的生存空间被体制压制得极为狭小。
然而,即便这个狭小空间,也并未被探索者充分利用,而这很可能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所带来的另一个倾向——远离商业化——有关;很少有人将替代教育作为一门生意去做,去探索一种在财务上可自我维持和自我积累的可行商业模式,更多人将此当作自助和互助,或者慈善和公益事业。
结果是,除了国内学生很难进入的国际学校之外,替代教育实践者所办学校极少有成规模的,学校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实在太小就会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许多需要靠规模来摊薄成本的教育条件就无法利用,比如百人以下的学校就不大可能有足球场,30人以下就很难组织体育竞技,再小的话,就很难给同年龄段孩子单独开课了,需要昂贵设备和教具的教室也不可能配置;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相处的同龄孩子太少,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会缺乏原本应有的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类似于独生子、孤儿或从小就不上学而被家长带在大人世界里的孩子所缺乏的那些东西。
规模太小当然主要是因为制度限制,而且在风险很高且制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也很难说服投资者进入,但无论如何,将一所稍具规模的民办小学办得不那么像体制内学校,至少放弃作为万恶之源的应试目标和原始野蛮的洗脑灌输,改变最具压制性和伤害性的管教方式,总是存在一些空间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向这个方向尝试;或许这种部分改良会被视为妥协,而这与理想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尽管有着种种问题,尽管发展状况还很不如人意,但毕竟这些早期实践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开拓了许多道路,也建立了一些滩头阵地,这些成就,连同他们的故事的传播,会让后来者的抉择不再那么艰难,也不再显得那么另类,因而逐渐会吸引来一些具有不同气质的参与者。
如同所有变革运动一样,在第一代先锋凭借理想和勇气完成拓荒之后,第二代参与者通常会更加温和与务实,更能平静而同情的看待与自己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包括他志在改造的旧体系,这样,他们也将更有意愿和机会去利用主流社会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尤其是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学术资源和主流市场的商业资源,到那时,他们方能从目前的边缘地位走出来,成为普通家长也可轻松做出的选择。
【2012-12-08】
@竹内悟空 顾彬老爷子对中国文学的评语,话不好听,但是说的都在根子上。西方社会从牛顿的世界进入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世界,文学、绘画也都跟着有了发展,毕加索与爱因斯坦脑子想的是同一个事儿,只是表达语言不同而已。而我们文学依然在写故事,绘画依然在画眼睛看到的东西。先生的科普任重道远。@李淼在微博
@abada张宏兵: 直到老爱物理学还比较简单,大物理学家还有闲工夫深入一点爱好文艺等等。从狄拉克开始就没那么简单那么闲了
@tertio:搞纯理论的还好吧,比如李淼
@whigzhou: 嗯,同感,“依然在写故事”倒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对世界/人/社会的理解还停留在蒙昧状态,怎么写得出吸引现代人的好故事
@小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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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8】
@竹内悟空 顾彬老爷子对中国文学的评语,话不好听,但是说的都在根子上。西方社会从牛顿的世界进入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世界,文学、绘画也都跟着有了发展,毕加索与爱因斯坦脑子想的是同一个事儿,只是表达语言不同而已。而我们文学依然在写故事,绘画依然在画眼睛看到的东西。先生的科普任重道远。@李淼在微博
@abada张宏兵: 直到老爱物理学还比较简单,大物理学家还有闲工夫深入一点爱好文艺等等。从狄拉克开始就没那么简单那么闲了
@tertio:搞纯理论的还好吧,比如李淼
@whigzhou: 嗯,同感,“依然在写故事”倒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对世界/人/社会的理解还停留在蒙昧状态,怎么写得出吸引现代人的好故事
@小野猪君: [想一想]右边说的有道理,怪不得长大就不喜欢看中国小说了
@tertio:不同意,'理性上未能理解'不是写作的障碍
@whigzhou: 可以不理解他正在讲述的那个层次,但不能不理解所有的层次
@whigzhou: 不理解并不是毫无想法,而是要么陷在各种陈词滥调里,要么流于疯人呓语,都很难看
@whigzhou: 比如你以土著的眼光将机场塔台调度员的举动看作召唤幸运大鸟的巫术,如此写出来的故事,对于第一次读到的纽约人或许很新奇很有意思,但你永远停留在这状态,代复一代基于这种观念框架讲你们的故事,还会好听吗?
@whigzhou: 比较一下各种文化的所谓民间故事,可以发现它们的雷同程度非常高,用几十种结构可以概括这些故事,为什么?民间故事家很笨吗?不是,因为蒙昧时代的观念结构(所谓朴素科学)都差不多
@居貲:艺术是体验而非认知,所关心的是如何描述某种现象,带给读者何种体验。至于对此现象提供解释,并不是文学或者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任务。
@whigzhou: 嗯,可以不以解释为目的,但对所涉及的元素必定持有某种可带来解释的观念,假如你的观念系统很贫乏,体验也将是混沌和苍白的
@whigzhou: 比如一只青蛙,即便走在曼哈顿闹市,也体验不到什么都市繁华吧,它顶多能“看到”好多大虫子在贴着地面飞
@小野猪君:如果有人模仿这只青蛙,呈现这只青蛙的所见所感给都市人,就算是艺术了? 现在很多艺术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whigzhou: 可以,会很有意思,而能做好必须先理解青蛙的认知系统,但你要是代复一代永远用青蛙眼看世界,就是蒙昧而不是艺术了
@whigzhou: 试想,假如你完全不懂足球赛制规则,你能讲出一个关于两位主教练如何斗智斗勇的有意义故事吗?
@whigzhou: 结构与层次 http://t.cn/zOBpCgh 要看懂一场球赛,必须首先接受球队、进球、犯规、裁判这些概念……而只有接受了球队、比赛、得分这些概念之后,才能进而形成赛制、轮次、主客场、积分、名次等更高层次的概念,才看得懂一份赛程和积分表,也才可能对主教练的赛季战略调度和状态调整有所理解和评论
@whigzhou: 再举个例子,你不妨去读一本E.O.Wilson讲蚂蚁故事的书,然后找一群蚂蚁看看,能看出Wilson所看到的生动精彩吗?我打赌你啥也看不出,除了一群小虫在乱爬,获得这种观察能力需要长期专业训练
@whigzhou: 现代社会的许多领域,复杂程度比蚂蚁社会高多了,不掌握一些基础知识,你只能看到一群人在瞎忙活,还能讲出什么狗屁故事
@whigzhou: 让观察人类社会比观察蚂蚁条件更糟糕的是,你自己是人,生活于社会中,以为自己天然懂,陷于俗套谬见难以自拔
【2012-10-03】
@whigzhou: 回答哲学黑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你敢说自己从不犯或很少犯以往几百年历代哲学家所指出的种种哲学/逻辑/语言谬误吗?如果他说是,那很简单,翻翻他的旧文字就行了,但凡哲学黑没有几个能做到语言上严谨缜密的,如果他说不是,那就很可笑了,好比浑身臭烘烘的叫花子嘲笑澡堂没啥鸟用 @-Lucifier-
@Ent_evo: 貌似有个问题:这些谬误的指出只能由哲学家来完成而不能由其它人完成吗?还是说哲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效率是最高的?
@whigzhou: 谁完成谁就是哲学家,谁完成的效率高谁就是好哲学家嘛
@Ent_evo: 回复@whigzhou:这样不好吧……要是这样岂不就等于把哲学研究定义成了研究此类谬误的学问,但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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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3】
@whigzhou: 回答哲学黑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你敢说自己从不犯或很少犯以往几百年历代哲学家所指出的种种哲学/逻辑/语言谬误吗?如果他说是,那很简单,翻翻他的旧文字就行了,但凡哲学黑没有几个能做到语言上严谨缜密的,如果他说不是,那就很可笑了,好比浑身臭烘烘的叫花子嘲笑澡堂没啥鸟用 @-Lucifier-
@Ent_evo: 貌似有个问题:这些谬误的指出只能由哲学家来完成而不能由其它人完成吗?还是说哲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效率是最高的?
@whigzhou: 谁完成谁就是哲学家,谁完成的效率高谁就是好哲学家嘛
@Ent_evo: 回复@whigzhou:这样不好吧……要是这样岂不就等于把哲学研究定义成了研究此类谬误的学问,但现实中的哲学不完全和这个定义相配啊
@whigzhou: 不不,尽管这构成了哲学的很大部分,但不是全部,但只做其中一部分也足以让人成为哲学家,对吧
@Ent_evo: 还是说,我们就应该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让哲学只做语言逻辑分析,剩下的都踢出哲学的大门?
@whigzhou: 我觉得没必要,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通过思辨,把种种模糊不清的困惑构造成可以继续研究的规范问题,这是前瞻性的,但这不是全部,哲学家也可以做回顾清理工作
@whigzhou: 唯一的区别性标准是:哲学家不像科学家那样做实证研究,但绝非不利用实证研究的成果;当前哲学界其实也已高度专业化,每个大学科都有哲学分支,以研究该学科的方法论为任务,或者对学科做回顾和清理
@Ent_evo: 回复@whigzhou:呃……举个例子?什么样的回顾清理工作呢?
@whigzhou: 比如丹内特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所做的,很大部分都是从哲学层面所做的清理,道金斯的部分工作也是这种性质,前者完全不做实证研究,后者也很少做
@Ent_evo 按我的理解,哲学是个边缘学科,在我们对某个领域一无所知的时候用理性开出第一条路,但当这个领域有了初始规范、开始成熟的时候就会从哲学母体上脱落下来自成一派。用后来的知识嘲笑早期的探索显然是无意义的,但的确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当后来学科已经足以自立的时候,哲学出于惯性还想不恰当地插足。
@whigzhou: 阶段性看是这样,但学科发展到某个阶段会面临困境,此时哲学家又冒出来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了
@Ent_evo: 说起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哪次哲学家的指点对科学研究本身起到了什么重大作用的实例……
@whigzhou: 休谟/斯密对达尔文的影响,道金斯在新达尔文主义中的作用,丹内特对认知科学的影响,威廉.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影响...物理学我不熟悉,但我知道爱因斯坦算得上哲学家
@whigzhou: 关于休谟对达尔文的关键影响,这里有篇文章(需翻墙) //The Rough Guide to Evolution: David Hume's influence on Charles Darwin http://t.cn/zlJmPSJ
@whigzhou: 哲学的第三个任务是思想的跨学科传播,将已在某学科确立的原理和方法论一般化,从而给其他学科带来启示,这方面例子就太多了
@whigzhou: 其实那个鸟类vs鸟类学的例子举的非常好,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鸟当然不能从学习鸟类学中获益,但那是因为它们足够笨,没有自我认知和反思能力,而人类有自我认知和反思能力,所以完全能够从学习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中获益,正如科学家也能从科学哲学中获益。
@Ent_evo: 达尔文倒是可以理解,他是他那个学科的先驱者
@whigzhou: 达尔文并未创立生物学,至少从林奈和布丰开始,生物学便已存在了,到达尔文时代它面临着困境,而达尔文用一场科学革命突破了困境
【后记】
其实社会科学的例子更多,但社科领域的事情一提就容易歪楼混乱,自然科学例子虽少却清晰简单无歧义。
辉格
@ 2012-08-26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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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读书笔记
#第5章#
在本章中,罗氏对社会科学领域中采用自然科学中通行的科学方法论的做法,进行了大肆攻击,颇有点马克思主义者那种“不可能存在没有阶级性的科学”的味道,请看(p.71):
罗氏认为在社会领域像在自然领域那样建立实证科学是不可能的,他特别以政治学为例,宣称建立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政治学是“徒劳的”,理由是:政治学的任务是“构建公共政策”,而这么做必定包含了价值判断,而实证科学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
可是,你凭什么替人家认定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一定是“构建公共政策”?难道它不可以只是描述和解释政治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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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在本章中,罗氏对社会科学领域中采用自然科学中通行的科学方法论的做法,进行了大肆攻击,颇有点马克思主义者那种“不可能存在没有阶级性的科学”的味道,请看(p.71):
罗氏认为在社会领域像在自然领域那样建立实证科学是不可能的,他特别以政治学为例,宣称建立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政治学是“徒劳的”,理由是:政治学的任务是“构建公共政策”,而这么做必定包含了价值判断,而实证科学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
可是,你凭什么替人家认定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一定是“构建公共政策”?难道它不可以只是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科学吗?若如此设定目标,那么,只要存在一个可分辨的政治现象领域,存在该领域独特的经验事实,而这些事实之间存在一些规律性,建立基于实证方法的政治科学便是可能的。
比如你可以研究美国大选,考察各种因素与胜负之间的关系,或者研究影响各国政权的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研究一项政策的实际效果,或者贫富差异与选举权之间的关系,党派分布与选举和投票制度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参入价值判断,要避免参入也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你对各种变量所给出的度量方法足够客观,别人容易重复;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已经很多。
即便政治学家参与“构建公共政策”,也未必需要做价值判断,他可以针对政治家已经提出的政策选项评估其实际效果,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给定的政策目标,哪个方案更可能接近该目标。
当然,因为人都有做价值判断的倾向,所以无论在做政治研究还是做政策评估时,都可能有意无意的被自己的价值判断所影响,对某些学者,这种情况还可能很严重,但这一点并不足以让你断定社会领域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生物学研究也受价值观的强烈影响,特别在涉及进化论的那些关键问题上,经常吵的不可开交,按信仰和价值观形成阵营对立的情况不亚于政治学和社会学,可大概没人能否认,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已经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人类对生物的认识已经有了巨大提高。
偏见、私货夹带、甚至故意造假,这些问题总是难免,社会科学领域天然的更严重,但好在我们拥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论,它有着内在的验证和筛选机制来排除劣质的证据、错误的理论推导,也能够通过范式转换来替换已经陷入困境的理论内核,这些机制赋予了科学不断积累知识和改善认识的能力;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科学领域全面严谨的运用已被自然科学证明有效的科学方法论。
当然,你也可以抛开经验科学和实证方法,只运用你的伦理体系对公共政策做价值判断,同时也丝毫不理睬其他社会学科运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经验事实,但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宣称自己的学问是“政治科学”,反而倒打一耙说那些接受了科学方法论的学问是“伪科学”。
而且,离开了科学方法,你怎么能说自己是“客观”的呢?迄今为止,除了科学方法论所要求的可重复观察、可重复试验之外,还有其他实现“客观”的方法吗?当你说你的理论都是运用理性从你自己的“本质”推导出来,是无须对应任何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很少见到有别人也这么推导出了一套和你相似的东西时,你究竟是依据什么理由来说“客观”这个词的?难道就一点也不脸红?
【2012-07-30】
@古希腊人: 我见不少持右派经济学观点的人士信仰新教。我想相信进化论和信基督教应该不搭配吧
@whigzhou: 先回答后半个问题,做基督徒与信进化论未必冲突,做基督徒可能只是认同某种文化,接受某些传统,实践某种生活方式,未必持有某种特定信仰,当然反思这些认同和实践或许会导致某种信仰,但人可以拒绝反思
@whigzhou: 即便基督徒身份意味着某种信仰,这样的信仰也可以有很多种,未必与进化论冲突;所谓信仰就是一个句号:追问的停止,人可以在追问链条的任何地方停下来,停下的地方很可能与进化论根本还没遭遇上,谈不上冲突;比如:我认定某些意义/价值/规范就是好的。←这个句号可以等价替换为“上帝是这么说的”
@whigzhou: 假如信仰只是针对我们的困惑所给出的一个自圆说法的话,它就与任何科学都不会冲突,只要你不从那个用来自圆的东西去推出比你所困惑内容更多的东西,比如,雷电让你困惑,你(more...)
标签:信仰 | 哲学 | 宗教 | 科学 | 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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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30】
@古希腊人: 我见不少持右派经济学观点的人士信仰新教。我想相信进化论和信基督教应该不搭配吧
@whigzhou: 先回答后半个问题,做基督徒与信进化论未必冲突,做基督徒可能只是认同某种文化,接受某些传统,实践某种生活方式,未必持有某种特定信仰,当然反思这些认同和实践或许会导致某种信仰,但人可以拒绝反思
@whigzhou: 即便基督徒身份意味着某种信仰,这样的信仰也可以有很多种,未必与进化论冲突;所谓信仰就是一个句号:追问的停止,人可以在追问链条的任何地方停下来,停下的地方很可能与进化论根本还没遭遇上,谈不上冲突;比如:我认定某些意义/价值/规范就是好的。←这个句号可以等价替换为“上帝是这么说的”
@whigzhou: 假如信仰只是针对我们的困惑所给出的一个自圆说法的话,它就与任何科学都不会冲突,只要你不从那个用来自圆的东西去推出比你所困惑内容更多的东西,比如,雷电让你困惑,你用“上帝发怒”来自圆,这与科学毫不冲突,只有当你进而推断上帝发怒时还会做些什么、上帝何时会发怒时,才可能与科学冲突
@whigzhou: 可假如你如此推断,就不只是在信仰,而是在提出科学假说(因为这些额外推断是可证伪的)了,那就可能与既已得到公认的科学理论相冲突
@whigzhou: 类似话题以前讨论过 http://t.cn/zWCUZsG
@whigzhou: 举个例子,你接受“偷盗是罪恶的”这条规范,你给出的理由是“上帝如此教导我们”,而科学家发现这规范是协调博弈和文化进化的结果,但这两种说法丝毫不冲突,因为上帝完全可能以科学家所发现的那种方式来“教导”我们。更一般的说,作为最终归因对象的上帝,可能承载任何归因,这是显然的,对吧?
@whigzhou: 再举个例子,你断言“上帝创造了生命”,而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经由进化过程从无生命物质中产生的,这两种说法同样丝毫不冲突,因为上帝完全可能以进化论所描述的方式来创造生命,只有当你试图具体描述上帝是如何创造生命时,才可能与进化论冲突,但那么做时,你已不是仅仅在信仰,而是在提出科学假说了
@艾里克卡特曼: 满足你的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上帝”其实等同于非人格化的自然规律。那是没冲突。
@whigzhou: 就算人格化也未必冲突,只要你不超出经验而对他的“脾性”作额外的揣摩就不会冲突
@whigzhou: 对自然神论者来说,上帝与“自然之母”只是用词不同,但对其他人,信仰也可以是对待未知的态度不同
@whigzhou: 比如对“为何会有生物这么复杂神奇的东西”这种问题,人可以简单满足于“上帝创造了它”的说法,懒得去考究琢磨,甚至懒得去倾听和分辨科学已经提出的种种解释,这里同样没有冲突
@13space: 很明显,创造是一种突变。而进化是按照某标准的分解,直到不能不想分为止
@whigzhou: 我看没这么明显,比如你为一只母鸡安排了各种恰当条件,然后她下了个蛋,这为何不能算是你“创造”这个蛋的方式?
@13space:= =说明显,是说抽象和概括来看。如果只论输入(可无输入)和输出的话,那么在总括层次,这确实可以看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当然这也可以细化,只是这时候的”创造“就不单是输出物了,而包括输出处理要素和过程
@whigzhou: 我说的就是不能具体和细化黑箱里面的东西嘛,否则就是在提出科学假说了
@whigzhou: 人择原理也是一种信仰。在不可观察不可实证的空间内,你可以天花乱坠的妆点自己的信仰,比如Lee Smolin认为每个黑洞的“另一边”都是一个基础常数有所不同的宇宙 http://t.cn/zWC4mnB //信仰也可以是对待未知的态度不同
@whigzhou: 限度是不能越过“可实证”这条边界
@whigzhou: 其实,“可实证”这条边界也始终在随人的认识能力而移动,在不久的过去,“意志”之类的东西还被认为是不可实证的,现在越来越不是了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最近在读普利策历史获奖作"Summer for God“,专门讲20世纪田纳西的Scope Trial。其实那次进化论与基督教的较量背后影藏的是Majoritarian和Individual Liberty的较量,本来就不该狭隘的理解为基督教和进化论的冲突,说到底还是Majority Rule的问题
@whigzhou: 我倒觉得问题在公立教育
@whigzhou: 本来,信旧约还是信进化论是个人的事情,学校可以选择允不允许教,教师要讲进化论可以选择允许讲的学校,家长不想让孩子听进化论就选不许教的学校,但公立教育把个人选择变成了公共选择。
@stevenzyc: 家长就有权对孩子进行洗脑吗?让孩子进入宗教场所这种洗脑方式和少先队这种有区别吗?我觉得孩子就不应该接触任何宗教政治宣传
@whigzhou: 如果“洗脑”是指使之未经理性思考和自觉选择而习得某些文化/传统/规范/价值观的话,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必须的,通常也是难以避免的,除非你把他禁闭起来
@whigzhou: 他习得的文化也必定会影响其日后的政治倾向,你不可能在让他健康成年的同时拥有一张价值观和政治白纸
@whigzhou: 在宗教构成了文化/习俗/价值观传承的重要载体的条件下,反宗教教育本身就是在灌输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
@stevenzyc: 关键是孩子没有判断力,很多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否喜欢,让他们接受宗教仪式成为教徒.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洗脑的影响是很严重,更不用说一些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地区了
@whigzhou: 每一步都是滑坡和臆测,成为教徒多大程度上是家长强制结果?影响什么了?怎么严重法?宗教气氛浓生活就更差了?
@古希腊人: 对大多数人而言,从小接受的教育很难改变。美国反同的人打出的标语“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不是亚当和亚当”;从小被告知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的人现在也很难被说服;而我从小接受无
@whigzhou: 这个判断我完全不同意。好,算它成立,你为啥要他们“改变”?那么多虔诚信徒不是活得很好死的也很好?
@古希腊人: “改变”好不好属于价值判断,我只是说很难改变,没说对错。
@whigzhou: 好,那我们再讨论你那个判断,你怎么看下面这个数据:approximately 100 million citizens consider themselves Russian Orthodox Christians, amounting to 70% of population http://t.cn/zWCtO6Z
【2012-07-10】
@whigzhou: 科学与应用 http://t.cn/zWVIgd2 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个问题,大意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legalwolf: 预测不是经济学的任务
@whigzhou: 预测与解释是一码事,拒绝预测也就拒绝解释,任何解释都包含某种一般原理,而一般性即意味着它适用于符合某种相似性的未知事实,除非你否认该一般原理的时间一致性,未知事实当然包括未来事实
@whigzhou: 许多人反感经济学做预测,其实针对的是某些人草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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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0】
@whigzhou: 科学与应用 http://t.cn/zWVIgd2 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个问题,大意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legalwolf: 预测不是经济学的任务
@whigzhou: 预测与解释是一码事,拒绝预测也就拒绝解释,任何解释都包含某种一般原理,而一般性即意味着它适用于符合某种相似性的未知事实,除非你否认该一般原理的时间一致性,未知事实当然包括未来事实
@whigzhou: 许多人反感经济学做预测,其实针对的是某些人草率的去预测那些涉及复杂性远远其理论能力的事情,好比仅凭中学水平的牛顿力学去预测飓风走向,当然没戏,但你不能因此说:预测不是物理学的任务
@abada张宏兵: 预言其可预言的,不预言其不可预言的,乃科学也。经济学至少可预言计划经济国家必然穷困衰落,不改革就破产。
@abada张宏兵: 所谓科学就是从大量不可预言的事物中挑选出个别可预言的事物。(假设大部分事情不可预言。)
@whigzhou: 对,那天会后我在饭桌上也是这么说的
@居貲: 不过社会科学有个和自然科学很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多预测本身是可以影响被预测的现象的,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比如指数化年金就加强了通胀预期
@whigzhou: 自我实现预言的特别在于构造了一种自反馈回路,而存在类似反馈回路的系统并不少见,自然科学同样会遇到
@whigzhou: 当时有同学质疑经济学家考虑的因素不全面,我说:伽利略更不全面,都没考虑两个铁球之一可能会被飞鸟撞上
@gd的皮皮虾:理论要有解释力和预见力,比如最近大家讨论的希格斯粒子,标准模型预见了他的存在,实验也基本证明了他的存在。反过来说经济学,解释力都不够强,更别说预见力。主要是经济学的约束条件还是没法更客观,比如对人性的假设,又说人是理性的,有说是半理性的。
@whigzhou: 把你这几句中的“希格斯子”换成“通货膨胀”有何不同?
@gd的皮皮虾: 回复@abada张宏兵:你能找到完全没有管制的经济体吗?你能证明无政府的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吗?
@whigzhou: 你见过任何“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吗?你能证明光速是最快的吗?
@居貲: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研究方法就是对具体进行“抽象”,把影响因素一个个抽掉,直到系统变得可理解为止。实践方法是让具体尽量符合抽象,把事情尽量控制在可理解范围内。
@whigzhou: 是的。不仅是抽象,还有简化
@前去报道:预测和解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把这枚硬币翻过来,往往也并不简单.预测,常常伴随着五常所说的对约束条件的抽象,简化和选择, 这也是需要高度洞察力的艺术活. 此外, 好的解释需要从具体到抽象,固然是大师的干活,从一般性理论到具体预测,是个从抽象中感知具体的功夫,绝大部分人对此毫无感觉.
@whigzhou: 两者难度也是一样的,同样需要“约束条件的抽象,简化和选择”,需要洞察力,之所以某些解释看起来似乎容易些,是因为有人预先已经把它提炼成“案例”了
@whigzhou: 不过,假如拿无条件预测与解释相比,前者难度确实大很多,因为解释任务已经给定了大量条件,但预测也可以是条件预测,那就没有难度上区别了
在6月24日的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当时居然毫无停顿的冒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看来人脑的工作方式还真是难以捉摸。
问题大意是(记忆肯定很不准确,多半是被我脑补和歪曲到了自己愿意谈论的要点上):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记得我的回答是这样开头的:或许技术和工程界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以下是今天的整理,现场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估计也没表达清楚)
确实,处理复杂性上的无能,常被人们用来贬低社会科学,说它不如自然科学“硬”,因而也不如后者“有用”。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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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月24日的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当时居然毫无停顿的冒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看来人脑的工作方式还真是难以捉摸。
问题大意是(记忆肯定很不准确,多半是被我脑补和歪曲到了自己愿意谈论的要点上):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记得我的回答是这样开头的:或许技术和工程界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以下是今天的整理,现场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估计也没表达清楚)
确实,处理复杂性上的无能,常被人们用来贬低社会科学,说它不如自然科学“硬”,因而也不如后者“有用”。
可是,自然科学在面临复杂问题时,表现不是同样无能吗?对气候变动或台风走向的预测不是同样(甚至更)不靠谱吗?那么自然科学是怎么“硬”起来的?技术与工程界又是如何从中获益的?
其实,自然科学家在面临复杂性时,并非迎难而上,尝试分析清楚各种因素、因果关系,建立全面完备模型后,才对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相反,他们采用的是回避与排除策略:控制或排除那些尚未探明的因素,人为构造极度简化的实验条件,使得自己的理论能够在其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类似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运用科学原理时(假如果真用到了科学原理,其实很多工程技术未必运用了什么科学原理),也会人为构造高度简化的工程条件,排除那些尚未被探明的、“不可控”因素的“干扰”。
比如,在物理学尚未发展出能够处理摩擦力的表面力学之前,物理学家拒绝考虑摩擦力因素,而是用润滑油、滑轮、滚珠轴承等方法尽可能消除摩擦力,在发展出空气动力学之前,物理学家也拒绝考虑空气阻力,而是通过抽真空来消除空气阻力。
试想,假如科学家一开始便直面复杂性,非要等到把摩擦力和空气阻力都研究清楚了才开始建立力学,科学从一开始就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
同样,在化学家尚没有能力处理复杂混合物的化学性质和反应机制时,他们的做法是“提纯”,获得尽可能纯净的单纯物质,无论是化学实验还是化学工程,都以提纯为前提,然后随着研究进展,逐渐加入第二种第三种……物质,现代药品工业也是这么做的。
那么,这对社会科学和试图获益于它的人们有何启示?有人或许会问,人或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怎么分割和“提纯”?其实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尽管可能不是有意识的。
契约就是一种分割和提纯手段,它把个人无比复杂的意愿、责任、能力系统的某个侧面和局部分离了出来,与其他部分相隔离,变得易于处理。
实际上,形形色色的契约安排、交易形式、金融产品、商业组织,都是分离、简化、提纯,以及提纯基础上重新搭配组装的结果。
信托便是将个人的单项意志(从高度复杂多变的个人偏好/需求体系中)分离出来所建立的民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将众多个人的单项意志及相应的责任/权益先分离出来再线性组合的结果,股票则是对这些责任/权益的进一步提纯——标准化,期货/期权交易的标准合约,也是一种分离和提纯。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学虽然在解释预测个体行为方面表现不佳,有时甚至十分糟糕,但在解释预测债券表现和公司行为等方面则要好得多;债券期权等现代金融产品、集中式的期货/股票交易所,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社会科学的“实验条件”或“工程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连锁零售/服务业,通过制定严格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尽可能排除各种复杂因素,把事情高度简化。
企业管理创新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针对现有企业的优化,比如请一批咨询顾问,从头到脚调查分析一遍,提出改进方案,然后实施,该思路的典型问题是:面临如此这般的问题和困难,怎么解决?
这种思路常常是死路一条,因为它面临一个基本困境:凭什么问题一定有答案?困难一定有解决方案?这也是直面复杂性时所注定的无能。
另一种思路是完全避开问题和困难,只做你已经弄清楚的事情,只使用你充分了解其效果的手段和资源,开始动手之前,先澄清商业模式,然后组织资源,假如此时发现某种资源(或某个流程环节)带来的复杂性是未知的,又无法排除出去,就修改商业模式,重来,直到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自己弄得清楚。
再举个例子或许能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当初许多传统企业纷纷进行信息化改造时,面临的困难非常严重,据说MIS/ERP类项目的成功率只有30%,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可能高估了,现在假设换一种做法:先确定商业模式,设计信息系统,然后按系统需要搭建企业,信息系统设计师们会不会高兴的合不拢嘴?(至少我会)
其实我觉得,现在许多新兴企业就是这么干的。
【2012-07-07】
@IvanZhai 推特:@Vela1680 问题就严重在,现在生育率就达到2,也需要20多年才能形成生产力,晚了!哈哈 这会不光是TG,全体支那人都把自己玩进去了。@whigzhou @学经济家 怎么看?
@whigzhou: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见 http://t.cn/hbPeNK http://t.cn/aBt4ML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为啥很多人楞不明白
@jwyxr 如果抛去对自由的信仰不谈,在人力资源减少的时候,是不是正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好时候呢?
@whigzho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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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7】
@IvanZhai 推特:@Vela1680 问题就严重在,现在生育率就达到2,也需要20多年才能形成生产力,晚了!哈哈 这会不光是TG,全体支那人都把自己玩进去了。@whigzhou @学经济家 怎么看?
@whigzhou: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见 http://t.cn/hbPeNK http://t.cn/aBt4ML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为啥很多人楞不明白
@jwyxr 如果抛去对自由的信仰不谈,在人力资源减少的时候,是不是正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好时候呢?
@whigzhou: 人口压力对创新和繁荣的抑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劳动边际产出递减导致去专业化和去分工(即内卷化),2)压垮私人产权制度,假如人口逆转是从接近于这种局面的状态(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中)开始的,就会有利于创新,但中国计划生育开始前,我看并非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IvanZhai @whigzhou 随便联想:10-15年后,长江以南会出现不少菲律宾和印尼的工人或家佣,长江以北可能会是朝鲜人
@whigzhou: 我觉得生育不放开的话,移民更不大可能放开,假如生育放开了,境内还是会有几个地区恢复高生育率并有能力输出人口的,至于移民,越南/缅甸人可能比菲律宾人更有优势
@IvanZhai 前天刚跟朋友说,基本不相信任何超过6个月的预测——虽然当时特指的是投资市场,但还是要自我纠正(或者说强调)一下:看人口数据,可以预测一些10年、20年的事情
@whigzhou: 可预测性跟因果关系复杂度有关,跟时间长度未必有关,许多事情长时段上的可理解性和可预见性反而好
@whigzhou: 比如天气,以月为单位的季节波动很好预测,但以天或小时为单位的天气预报则很不可靠
@trustno1v2: 我个人认为,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时间段上的预测,实际上是在谈论不同的问题
@whigzhou: 嗯,有些是这样,比如天气,但有些不是,比如:你很难预测某甲三天后在哪里,但很容易预见他70年后躺在坟墓里
@whigzhou: 不好说,可以肯定的只是人力资源会增值,非人力资产会贬值,生态压力会减轻,至于是否有利创新和效率提升,不好判断,历史上,过高的人口压力确实会抑制创新,但当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皆不同
方舟子式打假意义何在?
辉格
2012年2月1日
从海外中文网络社区的元老,到科普作家,又到职业打假斗士,方舟子的社会角色已历经几番嬗变,没有改变的是他高昂的劲头和不依不饶的性情;不过,自从他妻子学位论文的抄袭丑闻被揭露之后,他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举止失态,打假对象也已从学术界和权力层转向了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名人。
特别是之前针对罗永浩的行动,纯粹起于私人恩怨,而且在毫无事实线索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结果也没抓到对方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本来这件事情已将他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幸好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目标,而韩寒又恰好是罗永浩的朋友,符合他近来选择目标的口味,于是焦点很快就被转移了。
像方舟子这样的打假行动,对于公众究竟有没有价值,历来争议不休,一方面,他确实揭露了许多抄袭、剽窃、虚构夸大学术经历或研究成果的造假丑闻,对净化学术界起了正面作用,也为关心某些领域真相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
而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指出,他在进行质疑时,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采信常常是片面的,推理过程经常是草率的,甚至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判断经常是基于预设立场的,并且常把不可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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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式打假意义何在?
辉格
2012年2月1日
从海外中文网络社区的元老,到科普作家,又到职业打假斗士,方舟子的社会角色已历经几番嬗变,没有改变的是他高昂的劲头和不依不饶的性情;不过,自从他妻子学位论文的抄袭丑闻被揭露之后,他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举止失态,打假对象也已从学术界和权力层转向了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名人。
特别是之前针对罗永浩的行动,纯粹起于私人恩怨,而且在毫无事实线索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结果也没抓到对方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本来这件事情已将他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幸好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目标,而韩寒又恰好是罗永浩的朋友,符合他近来选择目标的口味,于是焦点很快就被转移了。
像方舟子这样的打假行动,对于公众究竟有没有价值,历来争议不休,一方面,他确实揭露了许多抄袭、剽窃、虚构夸大学术经历或研究成果的造假丑闻,对净化学术界起了正面作用,也为关心某些领域真相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
而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指出,他在进行质疑时,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采信常常是片面的,推理过程经常是草率的,甚至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判断经常是基于预设立场的,并且常把不可靠的判断当作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信条而加以无限制演绎,而同时很少顾及相反证据,也不愿听取基于相同证据而做出的替代分析,反而将一切反对意见斥为伪科学或帮凶之类。
其实,这两方面的观感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因为两者并不矛盾,这也是另一个例子,表明推进了某项公共事业、为公众带来某些好处的人,未必是一个在智慧、品质和能力等方面符合他们所期望水平的人,甚至不必是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他可能很偏狭,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也没有造福公众的理想,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某些可欲事态的出现,果若如此,我们何必要求更多呢?
诚然,由于缺乏听取反面证据的开放心态,缺少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分析能力,以及对既有信念保持审慎怀疑和进行自我反思的习惯,等等这些常被概括于所谓科学精神之中的品质,方舟子的打假行动很难说是遵循科学界标准的,如同他的科普写作一样,对于示范和传播科学精神恐怕不会有多大益处。
但是,传播科学精神只是诸多公共事业之一,他做不到做不好,别人不妨来做,揭露造假作弊同样有其公共价值,他在证据选择、因果分析和逻辑上的缺陷,尽管会妨碍其打假的质量、效果和命中率,但这不是什么值得紧张的事情,他的行动价值主要在于花力气收集早期线索,并且有勇气将问题推上台面,而最终结果,要么在法庭上解决,要么更多的由听众自己做出判断。
只要讨论空间是开放的,在他发动案例之后,自然会引来许多质量更高的分析,也会刺激相反的证据浮出水面,当事人也有机会做出辩解,这些都是听众据以判断的信息,当然有些人会因为偏听他这一方而被误导,但容易偏听偏信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会被误导,有没有方舟子都一样。
实际上,像打假这种充满对抗性、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吃官司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要冒点生命危险的事情,反倒需要方舟子这样认死理、有些偏执和狂热、并且精力旺盛的人,才能长期坚持下来,而那些拥有良好科学精神的人,通常不会具有这些品质,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公开质疑其学术同行;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
当然,指出其价值所在,并不意味着他是免受批评和指责的,假如他的打假行动因其拙劣草率而误伤无辜,无论是无意的误伤还是故意的错伤,旁人都有理由做出批驳并加以谴责;不过这里仍需指出一条界线,{*SNL/[S:[NP:[AP:可以被谴责的][N:行为]][VP:[Adv:未必][VP:[V:是][AP:[AP(1):[A:有罪的][Con:或者][AP:[VP:[V:构成][NP:(T2)]][Sfx:了][#2:[A:对既有权利的][N:侵犯]]]][Con:,][AP:[VP:[PP:[AP:(T1)][P:因而]][VP:[V:需要][NP:[N:加以司法矫正][Con:或][N:施以惩罚]]]][Sfx:的]]]]]]/*}。
对他人品行的错误陈述确实可能减损后者的利益,但未必构成侵权,因为利益未必是权利,也可能只是一个不受保护的随机事态,比如我家附近有一家我特别喜欢的餐馆,它的消失将减损我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阻止老板关门,类似的,方舟子的言论只要没有逾越其自身权利的边界而构成辱骂、诽谤或侵犯隐私等言语侵权,即便损及他人利益,也只是可以被谴责而无须接受司法系统的矫正或惩罚。
(按:我觉得有必要把微博上一些有保留价值的言论整理到博客上,以防丢失,为此我增加了“微言大义”这个分类)
@魏无知:一种物质导致一种病。无论有多少病例都只是相关。而如果发现了这种物质在体内参与的生物化学反应,代谢过程和发病机理,那么就可以断定因果了。
@whigzhou:没道理,当你认为你在观察“这种物质在体内参与的生物化学反应,代谢过程和发病机理”时,你假定了体外因素的无关性或至少统计可控性,这个“断定”仍是武断的“断”
@whi(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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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觉得有必要把微博上一些有保留价值的言论整理到博客上,以防丢失,为此我增加了“微言大义”这个分类)
@魏无知:一种物质导致一种病。无论有多少病例都只是相关。而如果发现了这种物质在体内参与的生物化学反应,代谢过程和发病机理,那么就可以断定因果了。
@whigzhou:没道理,当你认为你在观察“这种物质在体内参与的生物化学反应,代谢过程和发病机理”时,你假定了体外因素的无关性或至少统计可控性,这个“断定”仍是武断的“断”
@whigzhou:可是既然你能假定体外因素的无关性或统计可控性,不打开身体这个黑箱,同样可以“断定”因果关系,信心度是一样的
@whigzhou:这一前提下,打开黑箱仅仅满足了对机械过程“眼见为实”的心理需要
(因作品需要,这两天在清理回顾自己的哲学立场,这是其中一部分,先陈列出来供各位批判,既然谈哲学,难免主义横飞,请多包涵,但愿这次横飞完,以后就不用再提主义了)
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1],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2]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3];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比如[4],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5],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6];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比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比如走进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接着,科学家会为这些概念确定度量方法,即,在抽象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建立连结,由此概念便成了变量,而命题的结论和推断也就有了验证标准,至此,该理论便完成了范式确立,而这套概念、度量方法和命题结构,构成了库恩所称的“范式”(paradigm);然后,科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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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品需要,这两天在清理回顾自己的哲学立场,这是其中一部分,先陈列出来供各位批判,既然谈哲学,难免主义横飞,请多包涵,但愿这次横飞完,以后就不用再提主义了)
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1],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2]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3];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比如[4],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5],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6];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比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比如走进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接着,科学家会为这些概念确定度量方法,即,在抽象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建立连结,由此概念便成了变量,而命题的结论和推断也就有了验证标准,至此,该理论便完成了范式确立,而这套概念、度量方法和命题结构,构成了库恩所称的“范式”([[paradigm]]);然后,科学研究才进入常规阶段,即解难题的过程,而每个困难必须先用范式所规定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进行描述,才被接受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否则不予理睬[7]。
科学家会一直坚持范式,直至对解题过程难以再推进感到绝望,或被另一个与之竞争的范式的光明前景所吸引,假如大批科学家倒向新范式,科学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方式就是范式转换;由于范式之间的基本概念和度量方法不同,因而采用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之间无法有效对话,如同鸡同鸭讲,范式的取舍无法基于逻辑推导或某种客观标准而得出,往往新范式所面临的难题比旧范式还多,只能凭个人直觉和信念而选择。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库恩严重挑战了波普的科学认定标准,但库恩理论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或指责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首先,解难题的过程无论如何迂回反复,都不能引入万能膏药,其次,范式中的每个概念必须给出度量方法,因而不会成为万能膏药,这两点正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关键所在。
拉卡托斯为证伪主义提出了一个修补方案,试图以此保留判别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大意是,可证伪的不是具体的命题,而是整套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一个纲领包括由若干基本命题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而为了解释具体的经验事实,采用该纲领的科学家需要基于硬核提出各种辅助假说,后者构成了围绕硬核的保护带,质疑和修正只能针对保护带而不能指向硬核;证伪一个纲领的标准是看它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进步是指它启发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经验事实,而退化的纲领则停顿于在旧事实所造成的困难面前不断自我辩护的窘境。
假如从库恩的视角看[8],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这样理解:在范式所给定的框架下为解决难题而提出的假说,不是被同等对待的,而是被组织在多层次的结构之中,上层(或外围)假说在逻辑上依赖于下层假说,当面临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难时,首先被质疑的是最外围的假说,越是下层的假说,承载着越多的上层结构,因而得到更优先的保护,这样,庞大的理论体系才能维持足够的稳定性。
从理论挑战者的角度看,当你质疑一个假说,并试图以替代假说取而代之时,该假说越是处于理论大厦的下层,你就负有越大的责任为你的质疑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展示替代假说的解释能力,而为了吸引追随者认同或加入你的挑战和替代事业,你就必须用更多更重要的以往成果来显示你的洞察力和研究能力,假如你的挑战已指向了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那恐怕只能另立山头、另起炉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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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1934)中提出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标准。
[2]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史兼科学哲学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3]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家,代表作《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
[4]我在这里延续了第96篇中的例子。
[5]朴素物理学([[naïve physics]])也叫民间物理学([[folk physics]]),又译常识物理学,和民间生物学([[folk biology]])、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一样,皆属民间科学([[folk science]]),是对于世界运行法则的一些假设,无须正规教育即可先天拥有或从文化中习得,且在各种文化之间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6]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也叫简约法则(law of parsimony)或节省法则(law of economy),奥卡姆的原话是“若非必要,勿增实体”。
[7]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将无法在规范的概念和句法结构下恰当提出的含混不清的问题,称为“奥秘”(mysteries)而不是真正的“问题”(problem),这与库恩的思想不谋而合,见《对语言的思考》(1975)。
[8]这也正是我所乐意采用的视角,所以我将自己的科学哲学观擅自称为“经拉卡托斯修正的库恩主义”,虽然实际上拉卡托斯本人并无意采纳或修正库恩主义。
最近科学方法论的话题又被提了起来,尽管我时不时会谈论一下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但假如让我做一个全面阐述,或为全面深入学习列举一份适当书单,还是感觉力有不逮,毕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在有所心得时拿出来推荐和讨论一下,我是很乐意的。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和清理过程十分困难曲折,花了好多年(中间得到大诗指点,虽三言两语,却受益终生,在此聊记感激),不是典型,大概也不值得模仿。
多数朋友大概不会有兴趣从休谟甚或柏拉图开始到6、70年代的哲学家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离开某些背景的话我又想不出该如何说明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科学方法论上的长足进展所结出的一些果实,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体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价值所在。
以前称赞过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用一专章(第一卷第一章)交代自己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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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学方法论的话题
又被提了起来,尽管我时不时会谈论一下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但假如让我做一个全面阐述,或为全面深入学习列举一份适当书单,还是感觉力有不逮,毕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在有所心得时拿出来推荐和讨论一下,我是很乐意的。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和清理过程十分困难曲折,花了好多年(中间得到大诗指点,虽三言两语,却受益终生,在此聊记感激),不是典型,大概也不值得模仿。
多数朋友大概不会有兴趣从休谟甚或柏拉图开始到6、70年代的哲学家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离开某些背景的话我又想不出该如何说明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科学方法论上的长足进展所结出的一些果实,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体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价值所在。
以前称赞过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用一专章(第一卷第一章)交代自己的方法论,他的方法论功底确实不错,在汉语作家里不多见,不过这里推荐的他,这是因为他在此章里的方法论交待是“点状”的,他罗列了一些常见的方法论陷阱和自己的处理方式,但没有提供一个可以结构性的框架,可以直接模仿着做。
下面是个人阅读经历中留下印象较深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David Buss的《
进化心理学》第二章,他用了36页篇幅来说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结构非常清晰,此书后面谈到的每个理论和假说,都可以在他的四层次框架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参照该框架,假如你要提出质疑,就很清楚要从哪个层次的哪个方向质疑,推翻某个理论/假说将动摇哪些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同样,某个替代方案的提出者将面临何种重建义务,即,假如你不想让位于被替代者上面的结构全部垮下来,你的替代方案需要具备些什么?
第二个是Philip Chase的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第二章,Buss那本是为整个一门学科写的教科书,而Chase这本书关于一个特定研究课题(文化起源时间的推测)的考古学专著,所以不会像前者那样弄一个完整的多层次大框架,但他的方法论交待同样很有学习价值,他用了40页篇幅(全书正文才182页),从“文化”概念的回顾厘清、文化的若干识别性元素的界定、这些元素的形式化,到这些元素所预示的考古学实证含义的逻辑演绎,最后得出计算起源时间的具体方法,层层推进,逻辑井然,堪称典范,我打赌,你在现有任何汉语作家的专著里都见不到近似水平的方法论交待。
hulkbill那个对进化心理学在自杀问题上的表现的感慨,在Buzz上就不幸被如此歪楼了,呵呵。
楼是从zhangiii开始歪的:
开始我老以为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同义反复,适者生存。后来想到其实不是,还有一个前提是“有代代相传的稳定的遗传物质”,如果没有第二条,根本不可能产生进化。这种遗传物质后来知道是基因,基因所控制的那些性状是可以进化的。还有一种是meme,这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可以说独为人类所具备,也可以通过口述,文字和基于此形成的传统代代相传。
歪楼我最喜欢了:
嗯,这类似于经济学里的偏好稳定假设,离开这个假设,经济学也是同义反复了。
zhangiii继续煽风点火: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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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kbill那个对进化心理学在自杀问题上的表现的
感慨,在Buzz上就不幸被如此歪楼了,呵呵。
楼是从zhangiii开始歪的:
开始我老以为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同义反复,适者生存。后来想到其实不是,还有一个前提是“有代代相传的稳定的遗传物质”,如果没有第二条,根本不可能产生进化。这种遗传物质后来知道是基因,基因所控制的那些性状是可以进化的。还有一种是meme,这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可以说独为人类所具备,也可以通过口述,文字和基于此形成的传统代代相传。
歪楼我最喜欢了:
嗯,这类似于经济学里的偏好稳定假设,离开这个假设,经济学也是同义反复了。
zhangiii继续煽风点火:
好像是一个道理。我本来是想为同义反复也可以产生科学理论找个例子的,结果发现进化论不是这么一回事。有这个误会的人恐怕不少吧。
结果我就像被打了鸡血:
嗯,我隐约感觉,如果你挖的足够深的话,其实仍可发现科学果然还是同义反复系统,只是链条们被拉的足够长,而可操作定义又在链条的各处与“现实”打上了些铆钉,从而将最终需要的那块万能膏药推到足够远的地方而已,万能膏药仍是存在的,且永远会存在下去……
这有点像我们给被子套被套那样,从一个起点开始,逐个打结固定,同时把剩余的凌乱部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往外推,如此反复继续,但世界这个被套永远没有最后一个结,它是波普说的开放世界……
比如牛顿力学,你当然观察不到“无外力作用下的匀速直线运动”,所以必须引入摩擦力/空气阻力之类的万能膏药,于是:滑块为何停下来?因为摩擦力;摩擦系数如何度量?测标准滑块能滑多远——同义反复诞生了;很久以后,当表面力学流体力学已足够进步,摩擦力/空气阻力之类膏药被展开,开始打出新的结,膏药被推向远方……
所谓科学革命就是,某些人(革命家)在某些阶段发现,向外推被套打铆钉的工作越来越难以继续了,他们意识到不如拔除一大片区域已经打下的铆钉,(至少在某个很大的局部)重头来过……
别指望用科学全面指导生活
辉格
2010年9月6日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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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用科学全面指导生活
辉格
2010年9月6日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乘机浑水摸鱼。
就个人而言,我更青睐来自科学的意见,和来自生活、交流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其他种种意见供方从未打动过我;但是,在同样推崇科学的人群之中,我却感觉到一种令我不安的倾向正在变得日益强烈,在一些人眼里,科学似乎已成为有价值的经验知识的唯一来源,而那些未在科学规范下经受检查,未被纳入科学体系的传统经验和个人知识,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不是该被清除,也不应在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中为它们保留地位。
进而,更有人认为,那些为人们提供意见和指导的供方,若无法为他们的说辞提供科学依据,就都是骗子,都应被取缔;这种看法不仅荒谬,而且有害;现代标准的科学最多只有几百年历史,而人类已生活了几十万年,而有了科学之后,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世界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否定前科学的经验知识的价值,等于是说,在缺乏科学指导的那几十万年中,人类生活得很失败。
当你下楼买瓶饮料时,是否计算过乘电梯的时间节省和爬楼梯的健康效果?当你跨过马路走向便利店时,是否依据车流车速统计数据计算过被撞倒的几率和期望损失?当你面对五个饮料品牌时,是否计算了卡路里和维生素摄入量并和你的需要作比较?
当然,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生活环节中,科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远远无法为生活提供一个全面完整的指导框架,它充其量只能在零散个别的环节上提供意见;而即便科学有了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和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计算能力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全面运用这些知识到每个生活细节,成为一部完全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机。
所以,即便我将科学视为最佳知识来源,即便我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我的理性,但我完全清楚,我日常的种种行为和选择,远远说不上是理性的,在指导每日生活的各种知识来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进化所加于我的认知局限,我成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我那充满了偶然性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以及我沉浸于其中的传播环境,在我看来,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是非理性的。
可以相信,日益进步的科学将进入更多的生活领域,但迄今为止,多数传统经验的作用机理尚未被分析过,事实上,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原本被进步人士视为荒诞无稽的传统习俗,确有其实用价值;因此,轻易摧毁和抛弃那些未经科学理解、也没有科学替代物的传统,非但不会增进理性和进步,反而会让那些失去依凭的人们倒向更具煽惑性也更机会主义的新潮大师。
一旦与之争夺意见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从传统和习俗,转向新潮大师,科学是绝无胜算的,科学的怀疑精神、试错态度和对竞争观点的开放性、逻辑上的审慎、对支持证据的质量要求,都大大降低了科学家获得传播力和成为意见领袖乃至心灵大师的可能性,大师们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断然、当头棒喝的气势和简洁明了的信条,将注定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中所向披靡。
碘盐争议中的科学与权利
辉格
2010年8月2日
日前,卫生部修订了食用盐标准,将加碘量的上限降低了一半;在国家碘盐政策批评者眼里,这是他们近年来持续质疑和呼吁活动的一大成果,而在标准制订者看来,这只是一次针对情况变化的技术性调整,并不是碘盐政策的重大转向,更不意味着承认该政策的失误,或对支持该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否定;看来,由于此次修订并未触及争议的核心问题,围绕碘盐的争议大概也不会因此而平息。
近年来,从保健品、奶制品、地沟油,到中医养生、碘盐,种种冲击公众生活安全感的事件和争议接连不断的形成舆论热点;一方面,它们促使人们就这些事关日常切身利(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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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盐争议中的科学与权利
辉格
2010年8月2日
日前,卫生部修订了食用盐标准,将加碘量的上限降低了一半;在国家碘盐政策批评者眼里,这是他们近年来持续质疑和呼吁活动的一大成果,而在标准制订者看来,这只是一次针对情况变化的技术性调整,并不是碘盐政策的重大转向,更不意味着承认该政策的失误,或对支持该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否定;看来,由于此次修订并未触及争议的核心问题,围绕碘盐的争议大概也不会因此而平息。
近年来,从保健品、奶制品、地沟油,到中医养生、碘盐,种种冲击公众生活安全感的事件和争议接连不断的形成舆论热点;一方面,它们促使人们就这些事关日常切身利益的问题,去获取信息、学习知识和寻求指导,而同时,各种混杂而相互矛盾的理论和意见,又常常令他们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更糟糕的是,学术界应如何发展其理论和知识体系,个人该如何组织和更新其信念和经验、如何寻求指导和帮助,法律应如何界定权利和责任,公共政策应扮演何种角色,这四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这些争议中常常被搅在一起,对其中之一的回答,常被不假思索的移置于其它问题之上,从而使得争议过程变得混乱不堪,而作为沉默的多数的听众,更不知道该听谁的好了。
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与他们传统社会的祖辈相比,面临一个突出的困难,即,如何将来自直接经验的个人知识,和来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知识,恰当的组织在一起,为他每日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和抉择提供认知能力和行动指导。
在传统社会,生活知识多半来自个人直接经验,而超出个人经验的部分,即蕴含在习俗、禁忌、谚语和宗教之中的公共知识,在青春期之前,便经由言传身教、共同游戏和公共仪式而习得;那时候,公共知识的极限等同于个人知识的极限,个人的能力和生活质量,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接近这个极限。
而在现代社会,精细分工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改变了上述条件,如今,个人的行动能力和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其对持续发展中的公共知识体系的领会和运用能力;这并不是说你拥有多少知识,而是说你在面临具体的困惑和抉择时,是否懂得该向谁寻求、通过何种途径访问、如何甄别形形色色且时常相互冲突的知识来源,鉴别它们的质量和针对性,并与个人经验一起帮助你作出判断和选择。
无疑,最值得我们信赖的公共知识体系,就是科学了;过去几百年来无可比拟的成就,让科学从诸多旧有的知识积累体系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公众信任;基础教育使科学取得了常识和非个人经验塑造者的地位,面向大众的科学作品和科普文章,就公众关注问题发表的专家意见,专业机构为生活和消费品所制订的规范、标准和指南,都是科学团体向大众奉献的厚礼,学会利用这个窗口,将是现代生活的一项重要能力。
然而,在认识到科学对于生活的指导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警惕一种倾向,许多科学家在对公众发表科学意见时,常常在不经意中,将一个事实判断不假思索的转换为一个道德和法律判断,或者一项政策建议,他们常常忘记了,从认识到行为,从事实到合法性,从科学判断到公共政策,其间横亘着个人选择、价值观和权利,这一鸿沟,绝不可能由任何实证研究所跨越,任何实证命题,都无法取代道德和法律判断。
比如这次的碘盐争议,许多批评者将焦点指向了消费者选择权,他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政府是否可以推行强制性标准来限制个人选择消费品的权利?即便它出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动机,并以科学界共识为基础?无论你的回答肯定还是否定,这是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和政府权力的界线,它不是没有意义的。
科学家建议在食盐中添加碘,和政府强行规定食盐加碘并禁止销售非碘盐,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一点被遗忘的案例比比皆是:医学界未认可某种药的疗效,所以不该允许该药上市,中医理论不符合科学标准,所以应该废除中医,没有科学证据显示已量产转基因作物有害,所以不用理睬明确标注转基因成分的要求。
这么做时,科学家实际上逾越了他们的专业,而无意中跨入了道德哲学和法学家的领域,当然,科学家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权利主张,但不应将其与科学意见混淆在一起,更不应视之为理所当然而加之于公众,即便是出于完全的善意。
科学在今天所拥有的信誉和地位,来自其成就和说服力,而不是来自权力,真正的信誉只能建立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当被用来指导生活时,它只是诸多可供选择的信念和知识体系之一,个人有权另择他途,他有权固守肮脏的传统习俗,有权按宗教的指导生活,有权在生病时到庙里求签抓药,有权继续用狗血和舞蹈祛病辟邪,有权相信上帝赋予的精神力量会让他康复,即便在旁人看来这是极其愚蠢的选择,即便连他自己都可能在事后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