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11】 @whigzhou: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类数据 ​​​ @whigzhou: 京沪的分布形态明显是刮奶油的结果，而且上海比北京刮的更多 @刘建宁: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和兵团有占比在13-27%左右的智力超常（130）儿童。兵团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生物多样性的原因吗？ @whigzhou: 兵团显然是纯奶油，所以分布反而又是正态的，至于这把奶油刮子的工作原理，我不清楚，是个很好的课题 @whigzhou: 常有朋友问*刮奶油*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英语够好的话就自然懂了，cream一词用作动词时，有十几种意思，其中两种是（据wiktionary）： 7. (transitive) To skim, or take off by skimming, as cream. 8. (transitive, figuratively) To take off the best or choicest part of. 《牛津高阶双解》给了两个例句： The most able pupils are creamed off and put into special classes. 最有才华的学生被挑选出来编入特别班. Our best scientists are being creamed off by other countries. 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被其他国家吸引而外流

【2022-02-20】 @yiqin_fu Kathryn Paige Harden 的书《The Genetic Lottery》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关于基因和人类各种特征相关性的研究。不管是比较同异卵双胞胎、兄弟姐妹、所有人，最后算出来的这个遗传系数都比我想象中高很多（基因差异能解释形状差异的百分之几）。作者的其他几个结论是：1）系数解读要小心，因为也有社会因素。这个系数也会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2）因果机制我们不知道；3）承认基因差别之后我们可以设计机制帮助大家（例如给近视的人戴眼镜）。 不过更大的问题仍然存在——绝大多数先天差异无法通过“戴个眼镜”这样的方案完全去掉；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奖励的技能在道德上是完全随机的。 我还特别想请教做道德哲学的朋友，有人在根据实证的这些研究重新思考 Rawls/Nozick/Friedman 的理论吗？任何一派都需要面对“遗传系数这么高”这件事？ 其他我印象深刻的结论是：4）遗传系数在一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最高，因为基因和努力相互作用；5）很多非认知能力甚至比认知能力的系数还要高，例如受到挫折后坚持的意愿、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当然，这些概念都是实验室做游戏测量的，你可以说实验室的游戏和现实生活不一样）。 @whigzhou: 如果你没被PC滤网局限住信息视野的话，这些事情早该知道了，这本书并没什么新东西，只不过因为配上了左派政策主张，才通过了PC滤网，另外，道德哲学家也不需要通过修正罗尔斯才找到立足点，他们是在二战后的修正中丧生了立足点，斯宾塞及其维多利亚同道和进化事实共存的很好 @whigzhou: 与个体成就密切相关的那些特性，大多有着50-70%的遗传率，这一事实圈内早就人所共知了，圈外很多人不知道，对此很惊讶，甚至表现的难以置信，说明PC滤网确实很强大， 不过我发现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听到50-70%这个数字后，庆幸自己至少还有机会改变剩下的那30-50%，其实这也是个大大的误解，而且这个误解更难消除，因为其背后的原理解释/理解起来更困难， 简单说，剩下的那30-50%，其实大部分来自三种随机因素： 1）测量误差：比如同一个被测对象，不同的测试者去测，测得的数字不同，其中定有误差，这种误差在心理学测量中比其他（比如生理）领域更严重， 2）指标设计偏差，也就是一个度量指标的设计，使得它无法完全准确的反映出它本来想要测量的那个东西，任何指标都存在这种问题，心理学指标当然更严重， 3）运气成分：所谓运气就是你无法干预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啥也做不了， 这样你就理解了，为何 Robert Plomin 他们发现，所有他们考察过的个体成长中的共享环境条件（比如是否共享家庭，是否共享父母，是否共享学校，是否共享某种教育模式，是否共享某种财富水平……），都对解释个性差异的毫无贡献，就是说，是否纳入这些因素，丝毫不能改变个性差异中的未解释部分的比例， 通俗的说就是，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改进孩子的个性/智力发育，是徒劳的，（当然，这绝不是说做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它们可能有其他效果，比如让孩子过的更开心，更有见识，更有教养，更有品味……这些都可以很有意义，但改变不了他们的个性和智力）， 当然，也别太绝望，并不是说个性/智力发育问题上你什么也不能做，那些测量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的采样对象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普通正常家庭，所以自动排除了一些极端条件，而某些极端条件确实是会造成显著影响的， 比如某种水平以上的铅污染和营养不良显然会影响智力发育，幼儿期的严重虐待或许也会影响某些个性成分，营养不良和缺钙当然会影响身高…… 所以，父母们在孩子的生理/个性/智力发育上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帮他们避免那些恶性极端条件， @揶哼:如果平均值以下的环境有影响，那么远高于平均值的环境（比如前0.1%的家庭）是否也有提升呢？ @whigzhou: 1）恶性极端条件可远远不只是*均值以下*，2）正向极端条件没啥用，就好比你成吨成吨的喝奶补钙，也养不出姚明来 @windflower188026:那么智商中值回归咋解释 @whigzhou: 均值回归是运气因素的一种特定表现，可以这么理解：对均值的偏离不仅是某些贡献因子的独立作用，也是其特定组合的效果，而幸运组合可能会在有性繁殖过程中被打破，而人类是有性繁殖生物 @whigzhou: 今天闲着，不妨再展开一下均值回归这个问题， 假设智力有五个贡献因子，A-E，贡献率（r）分别为：A=3, B=1.2, C=5, D=0.5, E=1，意思是，其他条件相同时，拥有其中某个将提高智力 r 个基点（这里姑且不用管基点到底是啥意思）， 再假设这些因子都是可加的（additive），意思是每多一个就更好一点，但它们又不是线性可加的（linear additive），意思是，比如，单有A高3个基点，单有B高1.2个基点，但同时有(A+B)并不是高(3+1.2=4.2)个基点，而是比4.2更高或更低，如果更高，就说明A和B具有组合红利， 大大偏离均值的个体，往往具有特别幸运的组合（也就是其拥有的各贡献因子的总贡献中包含了更多组合红利），偏离越远，其组合的幸运度越高，因而在有性繁殖中因特定组合被打破而丧失的组合红利也越多，因而向均值回归的幅度也越大， 在现有方法中，对遗传率的计算是基于遗传关系和个体表现型之间的统计相关性，而不是基于对各贡献因子之微观机制的直接理解的，这就意味着，在统计上，组合红利无法从运气成分中被分离出来， 比如某甲的父亲拥有上述五个因子中的（A，C，E），母亲拥有（A，B，D），重组之后，甲拥有（A，C，D），而（A，C，E）恰好是个特别幸运的组合，可是在繁殖过程中被打破了，于是，即便智力由基因型完全决定，甲的智力值也无法由其父母的智力值充分解释（因为要充分解释需要了解各贡献因子的微观作用机制），而无法解释的那部分看起来好像就只是运气而已， @whigzhou: 补充一句：如果各贡献因子都是线性可加的，那么单一子女的智力也无法由父母智力充分解释，但假如这对夫妻生的足够多，那么子女的平均智力可以由他们两人的智力充分解释，但如果贡献因子不是线性可加的，那么哪怕生再多，子女平均智力也无法由父母智力充分解释

【2021-09-19】 随着军队技术含量提高，美军兵源的经济/技能背景也在向高端偏移，其中家庭收入水平的偏移（图1）非常显著  

【2021-09-13】 @tertio 查了一下智商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结论貌似还比较模糊，跟精神疾病的种类有关。数据给人大致的感觉是，智商明显高于常人和明显低于常人者，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会增加。与智商高相关的是抑郁症和焦虑症，与智商低相关的是精神分裂症。这种统计结论的例外当然也很多了，比如纳什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 @whigzhou: 有些遗传变异提高了高智商的几率，同时也提高了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几率，但这两种结果可能是互斥的，即，那些果然患上神经系统疾病的携带者，智商反而比常人低，而高智商者携带者没这病，那么该病与高智商之间统计上就不会相关，但不能说没关系，而是一种很强的共因关系 @whigzhou: 比如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中的Tay-Sachs病

【2021-07-09】 大学的女生比例越来越高， 这事情我听到过几种尝试性的解释，其中只有一种我感觉还说得过去：女生在学校通常比男生更乖更认真，所以，同等条件下，表现会更好，因而也更愿意继续读下去， 我从自己经历中得到的观察与之相符，以前同学中习惯性逃课逃学不交作业受罚的，绝大多数是男生，课堂上前几排座位基本上全是女生，抄作业和借笔记的对象一般也都是女生， 不过，我感觉这只能解释一小部分，另外几个因素还没听有人提到，但可能也很重要： 1）录取门槛降低会自动提高女生比例，因为男女智力平均水平差不多，但男生方差大，所以如果门槛很高，截取的是钟形曲线非常靠右的那段，而方差更大意味着尾巴更肥，被截到的比例自然就更高，随着门槛线向左移动，合格者中女生比例提高， 2）上大学至少有部分动机是为了提升未来的收入水平，关键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将高等教育作为求得一份体面收入的机会这一点上，男女面临的选项十分不同，女性对高等教育的依赖程度更大，这是因为，在不上大学的情况下，男生获得高收入的机会更多，在当前的产业形态下，留给低教育程度者的高收入职业，要么是重体力的，要么是高风险的，无论何种，都是高度男性化的， @慕容飞宇gg:可能还和专业有关。大学里面的万精油专业（非专业的专业）主要是偏文科的心理学和偏理科的生物学。这些学科比较偏女性。 @whigzhou: 对，这个已经包括在第一点里了，门槛降低对各学科不是均匀的，有些降的多，纯数学和理论物理之类降不了多少，另外很多新专业都是低门槛的 @whigzhou: 有人问男生智商方差大的出处，这个说法我听到过很多次，我感觉这是学界共识，不过手头能翻到的来源只有 Earl Hunt (2011) Human Intelligence 第11章 11.3.3 节： ​​​​  

【2018-05-16】 决定某一时代某社会之学术活动整体面貌的首要因素是，最具天赋的万分之一人口，都被吸引到哪些学科去了，更一般而言，决定某一社会之文化面貌的首要因素是，最具天赋的万分之一人口，都被吸引到哪些领域的智力活动中去了。 【2020-06-14】 隐约感觉，各学科之间的发展可能存在某些联动关系，比如：1）一些对智力要求极高的学科，比如理论物理，若遭遇平台期，看不到取得卓著成就的前景，就会提升其他学科产生巨匠的机会，2）某些产业的一时兴旺，会将大批高人吸引到该产业和相关学科，比如金融证券业，所以当这些产业出现一段较长的萧条期时，可能也会产生类似效果。总之，虽然全球人口已70多亿，可是像冯诺伊曼这样的高人，每代也不会有多少，所以这些人的流向就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

【2020-03-08】 又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节日，大伯照例又要说上几句。 你们知道，这些年女人节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性别角色偏见，比如STEM女生少，必须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让女孩子从小觉得自己不适合STEM，你要是不这么认为，就会被谷歌的男老板开除，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今天就不说STEM了，还是说说最近一年我玩的较多的桥牌吧。 像桥牌象棋围棋这种智力类竞技游戏，顶尖高手（比如世界排名前10或前20）中很少有女性，被认为史上最佳女棋手的Judit Polgár，巅峰排名也只是第8，所以，按规定，我们必须认为社会对女性下棋打牌存在偏见，而且这一偏见确实影响了女性的参与和发挥。 唯一的问题是，这跟大伯看到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俱乐部里女牌友占多数，而且成绩明显比男的更好，Top20里女的占13。 原因之一容易想到：男人寿命短，而在我们乡下，桥牌基本上是中老年游戏，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从种种相关线索看，大伯我认为，桥牌在我们这地方吸引了更多女性，正是因为性别角色差异，因为桥牌算得上是一种文绉绉的略高雅活动，而依我的观察，这边乡下有一种文化倾向：大部分文绉绉的高雅活动都是留给女人的，比如比桥牌更加文绉绉的读书俱乐部，清一色老太太，有次几位老太太跟我介绍她们俱乐部的活动，一位老公好不容易插上一句嘴——『是不错，可以喝掉好多酒』。 我认识一位农民养了几匹马，但从来没见他骑过，后来终于明白了，是给他老婆练盛装舞步的，他只管喂草和铲马粪。 照理说，这种文化下，女牌手应该既多又强了对吧，小地方确实如此，全局看并不是，为欢庆节日，大伯我特意做了点小研究，Top20的女性比例随级别而递减：我们俱乐部13/20，维州6/20，全澳洲4/20，全世界0/20。 道理很简单，论平均智力，两性差不多，或许女性还略高，可是男性的分布方差大啊，所以钟形曲线两头的尾巴都更肥，于是越靠近顶尖，女性比例越低。 那么，这一事实有没有降低女人的打牌热情呢，有没有影响她们的打牌表现呢？好像没有，她们都玩的很开心，看她们玩的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2018-04-01】 男人比女人更爱冒险，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而且男人还会运用他们的智慧去发现和利用各种冒险机会，下面两张图摘自Richard J. Haier: The Neuroscience of Intelligence, p57，图中两条曲线分别是童年智商在top1/4和bottom1/4的个体随年龄增长的存活率，上图是女性，下图是男性， 可以看出，聪明男人倾向于用他们的智慧去追逐风险（注意下图中高智商组存活率低于低智商组的年龄段，30-50岁，恰好是男性的事业巅峰期），而聪明女人的智慧主要用在规避风险上了（废话：当然是统计意义上）。  

【2017-05-04】 伊斯兰世界的平均智商大概在82-85之间，低于欧洲和东亚不止一个标准差，对于一个早已文明化、社会结构也足够复杂的地区，这是件有点蹊跷的事情，其选择机制一定其他文明社会十分不同，不知道多妻制，奴隶的广泛使用，权力继承模式，等级结构的特征，分别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没有。 ​​​​  

【2016-09-04】 该微博因被多人举报，根据《微博社区管理规定》，已被删除。 @whigzhou: 这也太牵强附会了，巴西走进口替代封闭经济，高关税培育国内制造业，最后被外债拖死，贵汁走三来一补外向型，贸易盈余多到撑，这个差别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被原po直接无视 @whigzhou: 拉美和东亚滑向不同模式也事出有因，其中之一是劳动力禀赋差异，拉美平均智商比东亚低不止一个标准差，卖劳力没比较优势 @轻舟知寒:卖劳力为什么需要智商高？ @whigzhou: 1）熟练工也是劳力，白领也是劳力，码农也是劳力，2）再劳动密集，也需要工头、班组长、工段长、技工、会计、业务员……3）就算最偏体力的行当，智商高的也比智商低的挣钱多，4）去开个工厂就知道了 @whigzhou: 5）如果劳动力禀赋足够好，那么一个从最初的低端卖劳力产业逐渐升级/丰满的过程便更可能发生 @mianmumohu:这么一说对党国又多了一份信心。 @whigzhou: 对啊，智商高的民族建设古拉格的能力也强，拉美非洲独裁者根本建不成古拉格～  

【2016-06-26】 @whigzhou: @sw小橘子 问我『制度决定下限，文化决定上限』这句话是不是我说的，我说这么格拉德维尔的话不像是我说的，不过这句话确实道出了一些真相，并且和我的社会进化理论相合，我的理论就是雪球模型，从人性到文化到基础政治结构到制度到可见的繁荣状况，每一外层的可能性皆受制于内层的性质与禀赋， @whigzhou: 所以从短期看，内层结构的性质限制着外层的可能性，而从长期看，特定性质的外层的持续存在，对内层也构成了选择压力，因而也改变着内层的性质，我将这一改变称为（广义的）鲍德温效应。 @whigzhou: 我也曾为这套理论找过一句格拉德维尔式的警句『英国人无论到哪里都能建立起自由社会，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会成为模范公民，犹太人和华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比其他民族会挣钱……』，无奈还是不够短不够朗朗上口。 @whigzhou: 还要加上后半句『在长期经历不同制度之后，香港文化已不同于广州文化，东德人也已不同于西德人，北朝鲜人更不同于南朝鲜人』 @whigzhou: 有关个人认知能力和人格特质的研究很多，但针对族群比较的研究还很少，历时性的研究则更少，所以我们远未弄清那些特质（及相应的遗传基础）在支撑着宪政、法治、宽容、开放等文明的关键元素，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某些重要特质的改变可能会引出何种结果。 @whigzhou: 不妨从一个分歧最小的特质开始，假如英国人的IQ分布拉低两个标准差，顶级科学家就消失了，再拉低一个标准差，整个科学社区就没了，这大概不会有疑问， @whigzhou: 再考虑经验开放性，假如一个民族的经验开放性的统计分布拉低两个标准差，该民族就不会有出色艺术家了，再拉低一个标准差，所有艺术活动都消失了，这一点不太确定，或许经验开放性不是很好的指标，但我很确信必定可以找到某项特质来评估这一点 @whigzhou: 再考虑法治，法治能够存续的前提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场合愿意自觉遵守规则，否则再强大的司法机器也没用，那么一个族群的尽责性分布拉低两个标准差结果会如何？情绪稳定性也拉低两个标准差呢？ @whigzhou: 道德感又如何？普通法的要义便是：凭良心和常识即可自行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正当，在一个普遍缺乏道德感的群体，这样的体系能够存续吗？道德感无关于人格特质吗？ @沉默的马大爷: 智商拉低两个标准差，意味着有一半人是弱智，别说科学社区，整个社会都崩溃了。。大部分族群差异达不到这个量级，组内差异一般要高于组间差异 @whigzhou: 两个标准差是夸张了点，但绝非不现实，请看右表 http://t.cn/hByJ2N 不许随便说人弱智，人家要不高兴的 @whigzhou: 确实，消灭顶级科学家大概一个标准差就够了  

Hive Mind 蜂巢思维 作者：Robin Hanson @ 2015-11-13 译者：Veidt（@Veidt) 校对：龟海海 来源：overcomingbias.com，http://www.overcomingbias.com/2015/11/statestupidity.html Some people like murder mystery novels. I much prefer intellectual mysteries like that in Garett Jones’ new book Hive Mind: How Your Nation’s IQ Matters So Much More Than Your Own: 有些人喜欢看谋杀悬疑小说，而我则更青睐那些智力悬疑类著作，例如Garett Jones的新书《蜂巢思维：为什么你们国家的整体智商水平甚至比你自己的智商还要重要》中所描述的：

Over a decade ago I began my research into how IQ matters for nations. I soon found that the strong link between average IQ and national productivity couldn't be explained with just the conventional finding that IQ predicts higher wages. IQ apparently mattered far more for nations than for individuals. 在十年前我开始研究智商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我很快就发现，国民的平均智商与国家生产率之间的强相关性，并不能以高智商预示着高薪资这一传统发现来解释。智商对国家的作用显然比对个人重要得多。 In my early work, I estimated that IQ mattered about six times more for nations than for individuals: your nation’s IQ mattered so much more than your own. That puzzle, that paradox of IQ, is what set me on my intellectual journey. … 在我早期的研究中，我曾经做过一个估测，智商对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对于个人所发挥的作用高大约6倍，也就是说：你所在国家的平均智商水平比你自己的智商水平要重要的多。这个谜题，或者叫“智商悖论”，让我踏上了这条智力探索的漫漫长路... I’ll lay out five major channels for how IQ can pay off more for nations than for you as an individual: 我将在下面列举五个方面的依据说明智商对国家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对个人的影响： 1. High-scoring people tend to save more, and some of that savings stays in their home country. More savings mean more machines, more computers, more technology to work with, which helps make everyone in the nation more productive. 1. 高智商的人更会储蓄，而其中的部分储蓄将留在他们的母国。更多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机器，更多电脑，更多可运用的技术，而这些都能帮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变得更有效率。 2. High-scoring groups tend to be more cooperative. And cooperation is a key ingredient for building higher-quality governments and more productive businesses. 2. 高智商的群体倾向于更具合作性。而合作则是建设更高质量的政府和更高效企业的一个关键因素。 3. High-scoring groups ar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market-oriented policies, a key to national prosperity. People who do well on standardized tests also tend to be better at remembering information, and informed voters are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for good government. 3. 高智商的人群更倾向于支持亲市场政策，这是国家繁荣的关键。那些在标准智商测试中得分更高的人同样也在记忆信息方面拥有优势，而博闻多识的选民是构建良好政府的重要因素。 4. High-scoring groups will tend to be more successful at using highly productive team-based technology. With these “weakest link” technologies, one misstep can destroy the product’s value, so getting high-quality workers together is crucial. Think about computer chips, summer blockbuster films, cooperative mega-mergers. 4. 高智商的人群在使用那些高效的基于团队协作的技术上要做得更好。在这些“最弱一环”【编注：Weakest Link是BBC二台的一档竞赛游戏节目，参赛者需一环扣一环的连续正确解答问题，以最终赢得奖金，每一回合过后，参赛者互相投票选出该回合的“最弱一环”，当选者出局离场。】技术中，任何一步差错都可能会毁掉整个产品的价值，所以让高素质工人进行协作至关重要。想想那些电脑芯片，夏季震撼的电影大片，还有巨型公司的兼并，都是此类协作的产物。 5. The human tendency to conform, at least a little, creates a fifth channel that multiplies the effect of the other four: the imitation channel, the peer effect channel. Even a small tendency to conform, to act just a little bit like those around us, too try to fit in, tends to quietly shape our behavior. If you have cooperative, patient, well-informed neighbors, that probably makes you a bit more cooperative, patient, and well-informed. 5. 人类多少有一点顺从倾向，这创造出了能够放大上述四类作用的第五种效应：那就是模仿效应，或“伙伴效应”。即使是很小一点顺从倾向，也就是行动得更像我们身边的人一些，或者说试图适应身边的人，都很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我们的行为。如果你拥有富于合作性，有耐心而且博闻多识的邻居，那么这可能也会让你也变得更有合作性，更耐心，也更博闻多识。 Of course, test scores don’t explain everything about the wealth of nations: I’m only claiming that IQ-type scores explain about half of everything across countries – and much less within a country.

当然，智力测试得分无法解释关于国家富裕程度的一切：我只是说智商类测试得分能够解释国家间大约一半的财富差异——而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差异，它能解释的部分则要小得多。 The question of why IQ matters more for nations than individuals does indeed seem quite important, and quite puzzling, and Jones is to be praised for his readable and informative book calling it to our attention. And the five explanations Jones offers are indeed, as he claims, channels by which each of us benefits from the IQ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为什么智商对于国家的影响相比对个人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个问题看来的确很重要，而且也着实是个谜，因此我认为本书作者Jones应该为他这部兼具可读性和信息量并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著作而获得称赞。如他所言，上面所提到的五种解释的确都是我们受益于自己身边人群智商的渠道。 However (you knew that was coming, right?), when we benefit from the IQ of people nearby who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shared social institutions, then institution access prices can reflect these benefits. For example, employers can pay more for a smart employee who is not only more productive personally, but also raises the productivity of co-workers. Landlords can offer lower rents to people that other renters want to be near. Stores can offer discounts to customers that other customers like nearby when they are shopping. And clubs can offer discounts to entice memberships from those with which others like to associate. 然而（你知道我会这么说的，对吧？），当我们在共享社会机构的范围内从身边人群的智商中受益时，这些机构的准入价格便可体现这种益处的大小。例如，雇主可以为一名不仅自己生产率高，而且还能提升同事生产率的雇员发放更多的工资。土地主可以向其他租户都愿意靠近的那家租户收取更低的地租。商店可以向那些在购物时有很多人愿意接近的顾客提供折扣价格。而俱乐部也可以通过向那些其他人都愿意结交的人提供折扣来吸引他们成为自己的会员。 So simple economic theory leads us to expect that the benefits that smart people give to others nearby, within these shared priced-entry institutions,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ir incomes. 因此简单的经济理论便可让我们得出这样的预期，那些聪明人通过共享一个有偿准入的机构而带给身边人的好处，将最终反映在他们的收入上。 Specifically, people can plausibly pay more to live, club, shop, and work near and influenced by others who are more patient, cooperative, informed, and reliable. So these local benefits of smart associates do not plausibly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w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IQ correlate with income. 具体地说，人们完全可以花更多钱以换取生活在这些更有耐心，更富合作性，更博闻多识，也更可靠的人身边，在其附近购物，参与社团活动，并受其影响完全。所以这些聪明的被结交者们为身边人带来的局部收益，并不能合理地解释个人智商与收入的相关性为何不同于与国家平均智商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编注：意思是，假如高智商个体能够以本节所述方式将其带给身边人的利益（一种正外部性）内化为私人收入，这一相关性差别就不会存在。】 To explain this key difference (a factor of six!) we need big market or government failures. These could result if: 想要解释这一关键差异（第六个因素！），我们需要看看大市场或者政府的失败。下面几个原因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 Small so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firms, clubs, malls, and rental housing suffer some severe and as yet unidentified market failures which prevent them from favoring the smart.
• 诸如企业，俱乐部，超市和房屋租赁这类小型社会机构，可能会经历一些严重而又找不到原因的市场失灵，这阻止了它们对于聪明人的偏好。
• Benefits from the smart span such long social distances that they are not encompassed by shared social institutions with low enough transaction costs to allow deals to favor the smart. Maybe, for example,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just can’t make effective deals on policies to favor attracting the smart, and pushing away the stupid.
• 聪明人所带来的好处，所发挥作用的社会跨度太大，以至于它们无法以足够低的交易成本被囊括进一个共同的社会机构中，从而让该机构能够做出偏爱聪明人的安排。举例来说，也许大都市地区的确无法就吸引聪明人并赶走蠢人的政策达成有效的安排。
• Governments with structures that fail to prevent the stupid and impatient from greatly influencing government policy. Such prevention might happen via restricting the franchise in democracies, by auctioning governance to a highest bidder, or via institutions like futarchy tied to long-term outcomes.

有组织构架的政府，可能也无法阻止那些愚蠢而缺乏耐心的人对其政策施加巨大影响【编注：此句原文语法不完整，姑作此解】。此类预防性措施的可能实现途径是，通过将治理权拍卖给出价最高者，来限制民主机制中的选举投票权，或者通过类似futarchy的制度【译注：futarchy是由经济学家Robin Hanson设想的一种制度，在其中，候选人只提出价值主张供选民选择，而采用何种政策来追求这些价值的问题，则交给一个预测市场（比如赌博市场或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来回答。】而将政策与长期后果捆绑在一起。 This third explanation seems by far the most plausible to me, especially via the government impatience channel. After all, while the stupid might be persuaded to see a benefit in adopti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hat give more influence to the smart, the impatient may just not see much benefit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in having a more patient government. 第三种解释在我看来是最合理的（且远比其他解释高明），特别是在政府治理缺乏耐心这方面。毕竟，即使那些愚蠢的人能被说服，看到让聪明人在政府机构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好处，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却很可能无法看到拥有一个更加富有耐心的政府能为他们带来多少好处。 Adopting this as my tentative explanation, I must admit to now being more nervous about allowing more impatient and stupid immigrants, though as Bryan Caplan points out, that still allows for taking on billions of smart immigrants. 我必须承认，在把这作为我的一种尝试性解释的同时，我对于这个国家接纳更多没耐心且愚蠢的移民这一政策感到担忧，虽然如Bryan Caplan所指出，该政策让我们拥有了接纳数十亿聪明移民的机会。 But even if I’m now mildly more reluctant to take on certain kinds of immigrants, I’ll blame that mainly on our poo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which give too much weight to the stupid and the impatient. 不过，尽管现在我对接纳某些特定类型的移民变得更不情愿了，我还是会将这主要归咎于我们糟糕的治理机构，是它们把过大的权重放给了那些愚蠢而不耐心的移民。 P.S. I’m aware that Jones has a formal model wherein a certain kind of nation-IQ correlation is larger than a certain kind of individual-IQ correlation. 补充：我知道Jones有一个正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某种特定的国家财富与智商之间的相关性要大于个人财富与智商之间的相关性。 The model has two industries, one where reliability matters greatly, and one where it matters much less, and two kinds of workers, a set of identical and very reliable workers and another set of less reliable workers who vary in their reliability. 该模型假设有两种产业，可靠性在其中的一种产业中非常重要，而在另一种产业中则不那么重要，同时还假设有两类工人，其中一类工人有着相同水平的高可靠性，而另一类工人的可靠性水平较低且参差不齐。 Only the identical very reliable workers work in the industry where reliability matters a lot, but some of these workers also work in the industry where reliability matters less, and within that second industry, there is only a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reliability and wages. But if we compare nations that differ in the value of the high identical reliability among the workers in the industry where reliability matters, we’ll see that national income varies greatly with this reliability parameter. 在可靠性很重要的产业中工作的，都是那些拥有同等高度可靠的工人，而同样也有一些拥有相同水平的高可靠性工人在另一个对可靠性要求不那么高的产业里工作，在这第二个产业中，工人的可靠性和工资水平之间仅仅有很弱的相关性。但如果我们在国与国之间比较那些在对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产业中工作的拥有同等高可靠性工人的价值，那么可靠性这个参数会导致的差异就大得多了。 Yes this is a valid formal model, but it seems fragile and I doubt it robustly generalizes well to more complex situations; I just don’t think it works as a robust account of why national IQ matters more than individual IQ for wages. 的确，这是一个有效的正规模型，但它看起来很脆弱，而且我对该模型能否被稳健地推广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境中去也表示怀疑；原因是我不认为它能够作为一个稳健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国家的智商水平对工资的影响要大于个人的智商水平。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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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为何那么聪明 ——两种选择力量如何塑造少数族群的独特禀赋 辉格 2016年2月27日 “犹太人特别聪明”——这恐怕是最难反驳的一句种族主义言论了。 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5%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科学：25%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13%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近1/3的国际象棋冠军。 犹太人在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拥有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 考虑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就难免想到他们在大流散（The Diaspora）之后所面临的特殊文化处境；丧失故国、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后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皆处于少数族地位，而且因为拒绝改宗，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不仅文化上受歧视，法律上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屡屡遭受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在中世纪欧洲，经济活动、财产权利和法律地位都与宗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作为异教徒，犹太人不可能与基督徒君主建立领主-附庸关系从而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因为行会也须以附庸身份向领主获取特许状），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无法由教会法庭来保障自己的遗嘱得到执行……总之，作为封建体系之基础的封建契约关系和教会法，皆与之无缘。 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排斥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之外，留给他们的只有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或至少道德上加以贬责）的放贷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与放贷和收租有关的私人理财业，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 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垄断权保护因而极富竞争性，需要一颗精明的头脑，读写和计算能力很重要；这些特点提示了，犹太父母可能更愿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读写计算能力，以及一般意义上运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投资策略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主流策略，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为改善家族长期状况而进行的投资与积累活动，主要集中于土地、上层姻亲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但犹太人没有机会这么做，因而只能集中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且在随时有着被没收和驱逐风险的情况下，投资人力资本大概也是最安全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按古代标准，犹太人确实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比如其宗教传统要求每位父亲都应向儿子传授妥拉（[[Torah]]）和塔木德（[[Talmud]]）等经典，在识字率很低的古代，仅从经文学习中获得的基本读写能力也相当有价值。 然而这一解释有个问题，假如犹太人的智力优势仅仅来自其教育和文化传统，那就无法说明，为何近代以来，当这一文化差异已不复存在（或不再重要），他们的智力优势却依然显著？实际上，现代杰出犹太科学家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犹太背景已无多大影响，甚至犹太认同本身也已十分淡薄了。 为解开犹太智力之谜，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格里高列·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犹太智力优势是近一千多年中犹太民族在严酷选择压力之下的进化结果，因而有着可遗传的生物学基础；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他们专门用一章介绍了这一理论。 他们认为，犹太人中表现出显著智力优势的，是其中被称为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的一个分支，其祖先是9-11世纪间陆续从南欧和中东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犹太移民，和留在地中海世界的族人相比，他们遭受的排挤和限制更加严厉，职业选择更狭窄，而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这些限制对族群的智力水平构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如此特殊的社会处境，使得聪明好学、头脑精明的个体有着高得多的机会生存下去，并留下更多后代，经过近千年三四十代的高强度选择，与高智商有关的遗传特性在种群中的频率显著提高；据乔恩·昂蒂纳（Jon Entine）和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等学者综合多种来源的数据估算，阿什肯纳兹人的平均智商约110（科克伦的估算值更高，为112-115)，比美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个点，相当于2/3个标准差。 对个体来说，10个点的智商优势或许不算很大，但对于一个上千万人的大群体，这一差距有着非常惊人的含义，假如智商确如查尔斯·穆瑞的研究所显示，在群体内呈正态分布，那么均值高出2/3个标准差便意味着该群体内智商高于140的个体的比例，大约是基准群体（此处是美国总人口）的6倍。 科克伦和哈本丁的假说还得到了一些遗传学证据的支持，有多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遗传病在阿什肯纳兹人中比例奇高，这些疾病涉及一些与神经突触形成有关的基因变异，它们倾向于增加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据两位作者推测，这些变异在恰当组合下会导致高智商，而在不恰当组合下则带来神经疾病。 这意味着，在偏爱高智商的高强度选择作用下，阿什肯纳兹人一方面提升了获得高智商的机会，同时也承担了罹患若干神经疾病的高风险，就像在疟疾肆虐的西非，一些族群获得了一种与血红蛋白相关的变异，在杂合子组合下，该变异将提高疟疾存活率，而不幸的纯合子组合则带来致命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不过，这一假说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主要的障碍是，将这样一个重大优势归因于短短一千年内的进化过程，很难让人接受，因为通常生物学家在谈论进化改变时，涉及的时间尺度至少几十万年，虽然在理论上，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并且种群基因池里有足够多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遗传多样性，几十代时间足以将一些原本罕见的变异的分布频率成倍提高，从而产生显著的族群间差异。 俄国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列耶夫（[[Dmitry Konstantinovich Belyaev]]）从一群野生银狐开始，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便选育得到了非常温顺驯服的品种，它们在性情、毛色、耳朵、颅形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驯化特征；原则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类似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 实际上，正如两位作者在《万年大爆炸》的其他章节中列举的,以及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2014年出版的《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的更多例子所显示，人类在走出非洲后的几万年里，尤其是农业起源后的一万多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显著且有重大意义的进化改变，其中有涉及乳糖消化，抵抗疟疾或饥荒，抵御寒冷，维生素D代谢，黑色素合成，骨密度等等与生态条件和生活方式有关的改变。 但阿什肯纳兹的分化历史毕竟只有千年，而现有的遗传证据也是间接的，尚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究竟何种变异如何提高了智力；所以，一些学者便尝试考虑其他可能性，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R. B. Ferguson]]）认为，阿什肯纳兹的独特性源自族群形成之初的奠基人效应（[[founder effect]]）。 奠基人效应的意思是，基因池毕竟不像充分搅匀的理想溶液，随便舀一勺，其成分构成都和整体一样；最初翻越阿尔卑斯的阿什肯纳兹祖先或许恰好携带了一些与神经系统有关的罕见变异，由于构成奠基人的最初移民人数很少，所以即便只有一个家族携带这些变异，它在未来壮大后的种群里也可能占很高比例。 这是一种诉诸偶然性的解释，假如涉及阿什肯纳兹智力优势的只有一个变异，那么奠基人效应便足以解释，问题是，科克伦列举的阿什肯纳兹中比例奇高的神经系统遗传病有四五种，涉及许多变异，而这些变异恰恰都与神经元突触形成有关，把它们都归之于奠基人效应，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两位经济学家马里斯泰拉·波第西尼（Maristella Botticini）和兹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蒙择之民》（The Chosen Few）中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思路；他们首先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从公元1世纪大流散时期到15世纪末，犹太人口在其所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在快速下降，从公元65年的10%降至1490年的1.1%。 但同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生育率低于其他族群，很明显，不断有大批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或穆斯林；考虑到他们作为少数教派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社会处境，大批改宗也在意料之中；重要的是，哪些犹太人更可能选择改宗，并非随机，据一些早期基督徒作家观察，多数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都是穷人和文盲。 于是两位作者对犹太人的改宗决定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这样的选择倾向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作为宗教少数派，流散的犹太人若要维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持身份独特性，就需要花大量精力阅读和向孩子教授宗教经典，然而，对于那些从事农耕等体力劳动的家庭，这些投入没有额外价值，相反，对于那些从事精细手工业、商业、金融和管理类职业的家庭，由读经而获得的读写能力可以带来额外回报。 所以，坚持不改宗的，大多是从事城市的、需要读写能力和精明头脑的非体力职业者，而这些职业都是偏于高端和精英的，这一逻辑反过来也成立：那些天资聪颖，发现自己在读写学习上表现出众，因而有望由读经而获得上述职业机会的孩子，更有可能坚持读经而不改宗，总之，保留犹太身份的，要么是祖上智力较高因而有能力从事精英职业的，要么自己智力较高因而有望并希望从事精英职业的。 这样，个体对是否改宗的权衡，实际上对族群的智力构成了一种选择压力，但这一选择不像自然选择那样，是以影响个体生存机会和繁殖数量而起作用，被“淘汰”的个体并未死亡或绝后，只是离开了群体，但是就塑造族群的遗传特性而言，两种选择机制的效果是等价的。 而且，这一基于自我选择的解释，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自然选择解释并不排斥，可以共同起作用；在分工和贸易不发达的中世纪，能够让犹太人发挥智力优势并抵消因社会地位低下而造成的生存劣势的职业机会十分有限，只有优势最显著者才能生存下来并保持犹太身份，而改宗的可能性加速了这一选择过程——这可以部分消除质疑者对“一千年是否足够长”的疑虑。 不过，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理论一样，波第西尼与埃克斯坦的理论也仅仅是一种假说，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他们对改宗与职业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只是推测性的，尚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无论它是否能解释犹太智力优势，改宗权衡（或其他自我选择机制）在塑造少数族群文化特性上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众多同类例子可以佐证。 经济史学家格列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便采纳了波第西尼与埃克斯坦的核心论点，并援引穆罕默德·萨利赫（Mohamed Saleh）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残存于伊斯兰世界的各种非伊斯兰小教派，包括犹太人，祆教徒（Zoroastrian），希腊正教徒，亚述基督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其精英化程度全都远高于穆斯林，表现为他们在医生、工程师、机械师、外语教师等精英职业中的比例奇高，而且这些族群的1/2到2/3都居住在汇集着富人和精英的大城市。 萨利赫认为，这一状况是伊斯兰政权统治政策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强迫被征服者改宗，同时又对非穆斯林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jizya]]），于是这些群体中付不起人头税的下层成员就只好改宗，只有那些从其宗教与文化传统中获益最多且足以抵偿人头税和其他少数派特有成本的成员，才愿意坚守其传统身份，这样，统治者的歧视性政策实际上是在替这些少数族群不断清除资质禀赋较差，因而难以在精英职业中取得成就的成员。 虽然萨利赫没有提到，但人头税只是少数派生活在多数派中间所需负担的诸多成本中的一项，除了社会地位低下，法定权利缺失，他们还要遭受多数派邻居的歧视、排斥和攻击，这项成本在农村比在城市高得多，和城市流动性社会相比，农村熟人小社会的文化更单一和封闭，更排他，更难以容忍少数派的存在。 从阿什肯纳兹人在基督教欧洲和众多小教派在伊斯兰世界的经历中，都可以看到，基于个人禀赋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给个体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做出的自我选择，在塑造少数族群的文化和遗传特质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选择机制也可通过另一条途径——跨国移民——表现出来，它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产生了两种对比鲜明的结果。 在2015年出版的《儿子照样升起》（[[The Son Also Rises]]）第13章里，格列高利·克拉克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少数族群的精英化程度；克拉克使用各族群在医生律师等精英职业中的相对代表率来度量这一指标，所谓相对代表率，是指某群体在某职业中的出现频率与它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比值，基准值为1。（这一度量方法的有效性，在该书其他章节中已得到验证，克拉克用来衡量社会地位的数据来源包括收入与财产水平，遗嘱档案中的出现频率，顶级大学入学率，在大学教授、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中的代表率，获得科举功名的比例，等等，结果显示，基于不同来源的衡量结果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图1】若干精英度偏高的美国少数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上图列出了在医生职业中的相对代表率高于1的16个少数族群，其中有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高居榜首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尤为惹眼，科普特人血缘上属于埃及土著，在罗马帝国后期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前，始终构成埃及人口的多数，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科普特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与“精英”二字完全无缘，正是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前述选择机制将它从一个底层多数群体改造成了少数精英族群。 然后，向美国的移民过程又发生了二次筛选，科普特人尽管在埃及有着较高精英度，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是贫穷者，只有其中条件最优越、禀赋最优秀者，才能跨越移民门槛而进入美国，可以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不是所有移民群体都有着较高的精英化程度，如下图所示，拉美人、柬埔寨人、赫蒙人（[[Hmong]]，即越南苗族），在医生中的代表率皆远低于基准水平。 【图2】若干精英度偏低的美国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比较两组族群不难看出，造成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移民机会从何而来，不同性质的移民通道有着不同的选择偏向；拉丁裔移民大多利用靠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从陆地或海上穿越国境而来，柬埔寨人和赫蒙人则大多是1970年代的战争难民，这两类移民通道，对移民的个人禀赋都不构成正向选择；相比之下，其他移民通道——上大学、工作签证、投资移民、政治避难、杰出人士签证，都有着强烈的选择偏向。 观察这一差别的最佳案例是非洲裔美国人，在上面两张图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图2中的黑人是指其祖先在南北战争前便已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他们在医生中的代表率仅高于美洲原住民，图1中的非洲黑人是指南北战争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移民，医生代表率4倍于基准水平，5倍于德裔和英裔美国人。 这一差别显然源自不同移民通道的选择偏向，老黑人的祖先是被贩奴船运到美洲的，而新黑人的祖先则是凭借自身优势或个人努力来到美国，往往来自母国的精英阶层，奥巴马便属于后一类，他来自肯尼亚的一个富裕家族，其曾祖父娶了5位妻子，祖父曾为英国军队服役，精通英语和读写，娶了至少3位妻子，父亲6岁便进入教会学校，后来又在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回国后先后在肯尼亚交通部和财政部担任经济学家，虽然只活了46岁，却娶过4位妻子，生了8个孩子。  

Imperial exams and human capital 科举考试与人力资本 作者：Stephen Hsu @ 2015-5-20 译者：Luis Rightcon（@Rightcon）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Information Processing，http://infoproc.blogspot.com/2015/05/imperial-exams-and-human-capital.html The dangers of rent seeking and the educational signaling trap. Alth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probably g loaded (and hence supplied the bureaucracy with talented administrators for hundreds of years),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o examine candidates on useful knowledge, which every participant would then acquire to some degree. 寻租的危险和教育信号陷阱。尽管科举考试基于一般智力因素（因此几百年来为官僚机构输送了很多优秀的行政人员）【校注：G因素，或一般智力因素，心理学上指人类一切认知活动都依赖的智力因素】，但如果它考察的是候选者的实用知识，那会更好，这样每个候选者都可以对这种知识有所掌握。 See also Les Grandes Ecoles Chinoises and History Repeats. 另请参考我的博文：“中国大学”和“历史在重复”

Farewell to Confucianism: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Dismantl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Ying Bai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里是香港科技大学Ying Bai的论文“告别儒家：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现代化影响” Imperial China employed a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o select scholar bureaucrats as ruling elites. This institution dissuaded high-performing individuals from pursuing some moderniz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modern firms or studying overseas. This study uses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from 1896-1910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chance of passing the civil examination on modern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中华帝国采用科举考试制度筛选士大夫来作为统治精英。这一机制阻止了优秀的个人从事一些现代化的活动，如建立现代企业或者去海外学习。本研究使用了从1896年到1910年废科举前后的府级名册数据，来考察科举晋身机会对现代化的影响。 Its findings show that prefectures with higher quotas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tended to establish more modern firms and send more students to Japan once th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bolished. As higher quotas were assigned to prefectures that had an agricultural tax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3) of more than 150,000 stones, I adopt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to generate an instrument to resolve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and find that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研究结果表明，废科举之后，那些科举取士配额较多的府建立的现代企业更多，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也更多。由于那些在明朝时期（1368-1643）缴纳农业税超过15万石的府拥有的取士配额更多，我采用断点回归方法生成了一种工具，以解决潜在的内生相关性问题，发现结果依然稳固。【校注：此为论文“摘要”】

From the paper: 论文内容摘录：

Rent seeking is costly to economic growth if “the ablest young people become rent seekers [rather] than producers”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529). Theoret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if a society specifies a higher payoff for rent seeking rather than productive activities, more talent would be allocated in unproductive directions (Acemoglu 1995; Baumol 1990;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1993).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寻租行为代价非常昂贵——如果“最优秀的年轻人倾向于成为寻租者，而不是生产者”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529) 的话。理论研究表明，如果社会让寻租行为比生产行为获利更多的话，更多有才能的人将会被分配到不事生产的方向(Acemoglu 1995; Baumol 1990;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1993)。 This was the ca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hen a large part of the ruling class – scholar bureaucrats – was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The Chinese elites were provided with great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a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ake the civil examination, and hence few incentives to study other “useful knowledge” (Kuznets 1965), such as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 Thus the civil examination constituted an institutional obstacle to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and industry (Baumol 1990; Clark and Feenstra 2003; Huff 2003; Lin 1995). 这就是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统治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即士大夫们——以科举考试的形式选拔出来。中国的精英们具有极大的激励来投资于传统教育，并且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对于其他“实用知识”就不那么热情了(Kuznets 1965)，比如说西方科学技术。这样，科举考试就构成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性障碍(Baumol 1990; Clark and Feenstra 2003; Huff 2003; Lin 1995)。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negativ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civil exam on modernization by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s abolition in 1904-05. The main empirical difficulty is that the abolition was universal, with no regional vari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the system’s abolition, I employ a simple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wo choices open to Chinese elites: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nd pursue some modernization activities or to invest in preparing for the civil examination. 本文通过探索1904-1905年间废除科举考试的影响，来鉴别科举考试对于现代化的负面激励效应。主要的实证困难在于这一废除举动是全国性的，没有政策实施上的地区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废除科举体制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我采用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其中包括了中国精英们在当时的两个选项：向西方学习并实行一些现代化举动，或是为准备科举考试而增加投入。 In this model, the elites with a greater chance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would be less likely to learn from the West; they would tend to pursue more modernization activities after its abolition. Accordingly, the regions with a higher chance of passing the exam should be those with a larger increase in modernization activities after the abolition,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employ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of abolishing the civil examination on modernization. 在这个模型中，那些更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的精英们将不太可能向西方学习；而废除科举后他们将倾向于更多进行现代化活动。于是，科举晋身机会更大的地区应当也是那些废除科举之后现代化活动更为活跃的地区，这就使得我可以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来鉴别废除科举制对于现代化的因果效应。 I exploit the variation in the probability of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mong prefectures – an administrative level between the provincial and county levels. To control the regional composition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allocated a quota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to each prefecture. In terms of the chances of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quotas to population – there were great inequalities among the regions (Chang 1955). 我利用了不同府在科举通过率上的差异——“府”这一地方的管理层级介于省级和县级之间。为了控制中选者的地域构成，清王朝（1644-1911）把取士名额分配到府。以个人投考者的成功率衡量——以配额占总人口比率计——不同地区很不平均（Chang 1955）。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activities in a region, I employ (1) the number of newly modern private firms (per million inhabitants) above a designated size that has equipping steam engine or electricity as a proxy for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technology and (2) the number of new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 the most import host country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per million inhabitants) as a proxy of learning Western science. Though the two measures might capture other things, for instance entrepreneurship or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two activities are both intense i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us employed as the proxies of modernization. ... 为衡量某个地区的现代化活动水平，我采用了（1）新成立的、具有一定规模、并应用了蒸汽机或者电力的现代私企数量（每百万居民），来代表对于西方科技的应用情况；以及（2）（每百万居民中）新近去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日本是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最主要目的地），来代表对于西方科学的学习情况。虽然这两者可能都会捕捉到其他东西，比如企业家或者人力资本积累，但这两个活动在现代科学技术中都是非常剧烈的，所以可用于代表现代化进程……

From Credentialism and elite employment: 以下摘自我之前的博文“文凭主义与精英雇佣”：

Evaluators relied so intensely on “school” as a criterion of evaluation no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e content of elite curricula better prepared students for life in their firms – in fact, evaluators tended to believe that elite and, in particular, super-elite instruction was “too abstract,” “overly theoretical,” or even “useless” compared to the more “practical” and “relevant” training offered at “lesser” institutions – but rather due to the strong cultural meanings and character judgments evaluators attributed to admission and enrollment at an elite school. I discuss the meanings evaluators attributed to educational prestige in their order of prevalence among respondents. ... 评价者们过于依赖于把“学校”作为评估的标准，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精英教育的内容可以使学生更善于应对公司生活——事实上，评价者倾向于相信，与“更差”的机构所提供的更“实用”和“更有意义”的训练相比，精英教育、特别是超级精英教育“太抽象”、“过于理论化”、甚或是“根本没用”——而是因为评价者给精英学校的招生录取赋予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个性判断。我将按照它们各自在受访者中的流行程度次序，来讨论评价者在教育声望上所赋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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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8】 @舟子直播间 尽管所有的分子遗传学证据都表明“人种”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但是这两人仍然在鼓吹欧洲人是最优秀的人种。不过最离奇的是这两人提出同性恋是一种由病毒或病菌引起的疾病。由这种人写的书根本不值得看。 //@方舟子 这不是什么革命性结论，而是在欧洲学者中重复了一、两百年的...|http://t.cn/zYVlsyz @-Lucifier-:舟舟发出了怒吼，@whigzhou @Ent_evo @whigzhou: 这是方舟子的原话吗？若真是，又拉低了我对他学识的评价，我看此书相当靠谱，分析方法很好，论证有力，虽然支持证据还有些薄弱（对于这样一部开创性著作，这一弱点完全可以接受），另外，他们对文化差异的影响有些过度低估， 但这不是此书重点 @-Lucifier-:方舟子大概只看了这篇书评，然后整合对两位作者的背景，据以断定。 @whigzhou: 可能是这样，但他对此类见解的第一反应是得出一个基于固有成见的、意识形态的、学历资格论的判断，仅此一点，也足以让人失望 @whigzhou: “所有的分子遗传学证据都表明“人种”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很难相信这句话出自一位对现代进化理论和人类遗传学进展有着良好把握的人之口 @水蒸馒头:莫非人种之间真的有智商差别？ @whigzhou: 这应该没有疑问，不过更有意义的是各种特定心智能力的种群间差异及其遗传基础和进化背景，比如认路能力、空间想象力、语言学习能力、抽象能力、逻辑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相比之下，智商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 @whigzhou: Thomas Sowell也注意到，爱尔兰裔在虽成功融入美国社会，在政治和文艺领域取得很多成就，社会地位也大幅提升，但在科学上却没什么成就，与犹太裔形成鲜明对比。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样，8千万爱尔兰人（裔）得过4个诺贝尔文学奖，2个和平奖，但只有一个科学奖，和1千万Ashkenazi犹太人相比，差太远了 @whigzhou: 又查了一下，唯一得诺贝尔科学奖的那个爱尔兰人Ernest Walton，好像也不是爱尔兰裔，他不是天主教徒，是新教卫理宗（Methodist）的，父亲还是卫理宗传教士，而且Walton是个盎格鲁-撒克逊姓氏 @Tyresea:nobelprize/walton-bio 裏面提到他父親是愛爾蘭中部的Tipperary人，biography/ernest-walton 裏面寫他母親是北愛爾蘭Ulster古老家族里的一員 @whigzhou: 没有啊，只说他出生在Tipperary，没说他爹是Tipperary人,“ministry demanded that his father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every few years” @理之越:还是跟别的族群比好一点，犹太人的特殊文化传统干扰太大 @whigzhou: 嗯，可以对比条件类似的意大利裔，还是差很多，意大利人/裔出了很多科学家，得诺奖的也不少 http://t.cn/zYVr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