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里，我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说，就是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

胡益华，又一个成功学爱好者，据说书架上摆满了励志书：

胡益华曾对事业成功充满了狂热的渴望，他的日记曾反复叮嘱自己，只有发愤图强、努力学习才能赢得成功。在记录生活作息的数篇日记中，其读书、买书、看书的时间均占了很大的比重。 他的出租屋里，各种各样的书籍确实很多，主要是一些关于成功励志、营销管理、社交的书，比如《做事的资本》、《零售营销》等。客房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书柜，4层的格架摆满了书。

我猜，看上去大概是这样（图片来自何帆博客）： 被成功学害死和害残（以脑残最为常见）的人大概不在少数，大约从05年起，我就开始对下列词汇产生过敏反应：成功，优秀，感恩，回报，潜能，超越，提升，……，一听到就捂紧钱包绕着走。

（按：写晚了24小时，损失惨重） 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 辉格 2010年7月13日 随着越来越多硬梆梆的证据的出现，唐骏冒称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丑闻，已基本坐实；此外，从他的几本自传和大量公开演讲记录中所挖掘出的事实，以及他行文演讲的内容和风格看，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个习惯于信口胡诌的牛皮大王，学历造假对他来说，似乎只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毫无诚信、举止轻佻、履历表上又找不出任何可以证实的成绩的家伙，怎么会在职业经理市场如鱼得水乃至飞黄腾达的？在他获得录用、提拔、进入高管层、受邀出任上市公司CEO，等等环节上，那些企业的人事部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做出决定的董事会，是如何获取信息的？是什么原因让他通过了一道道评估线？ 对于像微软盛大这样的知名大企业，显然会这样一个错误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不仅仅是此人是否胜任岗位并创造业绩的问题，更关乎企业在消费者、投资者和雇佣市场中的信誉，也关乎企业内部的团队士气；一个大忽悠，在你的企业步步高升，被委以重任，而事后你未表示出任何受蒙蔽的委屈，那么，你的客户会不会想：原来你们是靠忽悠来做生意的啊？你的投资者会不会想：他们说的那些商业前景和经营理念，会有多少是真诚的？你的员工和潜在的员工会不会想：原来这个企业里得势的都是这种人啊？ 多年来，人们都在议论高管薪酬现象，确实，大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的吓人，并且有研究显示，这一高薪酬水平与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业绩并不相称；不过，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高管薪酬中很大一块是企业为降低委托代理风险而提供的诱饵；一位高管或许不能带来业绩，却完全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这也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经营所不得不承担的风险。 对于这种致命风险，市场发展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它把高管的候选人，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一方面给予他们圈外难以想象的高薪，而同时，对他们的人品、诚信和职业道德，设置严格的标准，一旦在这方面出问题，立即身败名裂，被永远踢出圈子；这一机制的建立，无须企业间的合谋，只要各企业在高管遴选上都奉行极度谨慎保守的策略，雇佣市场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机制。 一个狭窄的职业经理人圈子，使得企业界较容易了解每个圈内人物的背景、经历和声誉，也易于相互交换信息、打听背景和作出评价，甚至持续跟踪行内若干经理人的行为和表现；专业猎头公司的出现，职业数据库的建立，更为细致全面的背景调查、职业生涯的全程跟踪和评估，提供了方便。 在市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之后，发生像唐骏这样的丑闻，对于最初将他提升至职业经理人圈子的微软，对于首度向他授予最高管理职位的盛大，以及为这些安排提供服务的猎头公司（如果有的话），无疑都是巨大的挫败，尽管我们无从获知圈内如何评价这件事情，但这一败例恐怕已经损害了他们的专业声誉。 一个可能的辩解是，国内尚不存在上述条件，或许遴选和评估所需信息基础和专业服务尚未出现，或许符合严格标准的职业经理根本找不到或者很少，这是有可能的。 唐骏丑闻的发生，或许也跟企业界在对待离职员工的一个习惯做法有关系，按惯例，企业会对离职员工作出客气甚至恭维的评价，而绝口不提负面问题，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这么做，大概是出于保护在职员工的士气，维持自己在雇佣市场的友善形象，易于说服准备解雇的员工自愿离开并不再纠缠，等等方面的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一惯例绝不应延伸至个人诚信和职业道德，或许在西方成熟市场中，跨国公司很少遇到高管诚信问题，因而不恰当的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奉行只夸不责的惯例，这是错误的做法，对企业自己的声誉，对职业经理人市场健康发展，都将不是有害的。

激情与狂野，或自由与绅士 辉格 2010年7月12日 这恐怕是近几届来最惨烈的一场决赛了，对于两支如此战绩辉煌如此渴望胜利而又屡屡被阻于祁山之下的队伍，这种惨烈是可以想象的；荷兰队卖命般的奔跑、拼抢中的急躁、甚至罕见的粗野，无不透露出他们那强烈的渴望，而下半场两张可疑的黄牌和对进球的越位争议，更为最后的失败增添了几分悲情。 就在西班牙战胜德国之后，大家都为世界杯的冠军俱乐部即将迎来一名新成员而欢呼，不过，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西班牙与荷兰，真是一对有意思的老冤家；每当英格兰与阿根廷遭遇时，大家都会想起那场战争，并热衷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这对冤家之间的新仇旧恨；其实，发生在福克兰的，只是一场无关国运存亡的小冲突，而对于荷兰来说，四百多年前与西班牙之间的漫长冲突，可谓是他的立国之本，可以说，荷兰这个国家就是被西班牙给逼出来的。 无论是复数形式的“低地国”还是“联合省”，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名字，而中文的“荷兰”更是张冠李戴（Holland只是联合七省中的一个）；低地七省之所以能联合起来而逐渐发展为一个国家，是这些地方当初为了抵抗西班牙腓力二世的专制王权对市镇自治权的侵蚀，和这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对低地新教徒的迫害；在联合之后，各省各市镇仍保留了完全自治，把他们继续联合在一起的，仅仅是对南方天主教专制君主的恐惧。 所以，在暧昧不明的民族符号和权力薄弱的中央政府之下，荷兰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培育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更没有爱国主义，也很少出现上个世纪曾肆虐欧洲的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几百年来，在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商业与思想自由、文化与宗教宽容、价值多元化等方面，荷兰都已成为全世界的典范。 这一传统表现在足球运动上，是较多的个性与才华，而较少的团结与纪律，争吵和内斗也几乎成为荷兰队的传统；集体主义的缺乏似乎也体现在俱乐部的经营策略上，皇马巴萨国米AC们，个个都不惜代价打造一方豪门，手笔之大常令人乍舌，花冤枉钱不算，弄不好常把自己变成巨星坟场；相反，阿贾克斯等荷兰俱乐部则素以巨星摇篮著称，养肥了就卖，很实用主义，不去赌那口气。 西班牙则代表着欧洲的另一种文化，即所谓的拉丁文化，其特点，好听的说法是，激情奔放、狂野性感，难听的说法则是，不讲规则，由着性子来；政治上，拉丁文化圈的国家，总是在右翼威权和左翼民粹之间来回折腾，双方都不讲规则，不守规矩，经常是一方上台就把前任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推倒重来，为了保住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一遍遍修改宪法。 这种文化也深深影响了足球，拉美足球素以粗野混乱闻名，不仅踢法粗野，球赛也常常演变成群架、骚乱、甚至枪战，球员裁判球迷在场上挨打甚至丧命，都不算稀罕；这一状况，直到近几十年足球市场全球化之后，才有所改观，比如乌拉圭队，以前也是以粗野凶悍著称，但这次杯赛上，他们却踢得很干净，原因无外乎他的多数球员都在欧洲踢球。 照理说，像足球这种高度依赖于规则和裁判机制的竞技项目，怎么会在一个缺乏规则文化的社会中发展起来？而同时，足球是一项团体竞技，又常常和爱国激情联系在一起，那么，像荷兰这种缺乏集体精神和爱国热情的地方，为何足球运动也很繁荣？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躲在荷兰西班牙这对古老冤家后面的幽灵，那就是英格兰；正当荷兰为保卫自由与信仰而抵抗西班牙时，英格兰国内也正为宗教之争而冲突不断，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之后，他的改革成果并不巩固，儿子爱德华六世年幼短命，女儿血腥玛丽和她丈夫腓力二世（即镇压荷兰那位）同为狂热天主教徒，复辟天主教并严厉镇压新教徒。 幸运的是，当荷兰人抵抗腓力二世时，英格兰王冠已戴到玛丽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头上，她是新教徒，并出兵力挺荷兰，联合省甚至一度想让她兼任荷兰女王[1]；英格兰这一站队行动激怒了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举着教皇圣战大旗要灭了英格兰，结果无敌舰队全军覆没，这是拉丁帝国衰弱而英帝国崛起的分水岭，而荷兰也从此依靠海上力量得以幸存。 上述种种恩怨曲折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英格兰国内各派通过漫长的较量和妥协，以及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最终建立了一种维持力量均衡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化结构，也就是宪政；荷兰的自由更多的依赖于因缘际会所造就的事实上的力量均衡，而英格兰则发展出了维持制衡结构的制度体系，来保存和扩张自由，显然，这种自由更坚固，也更可移植。[2] 上述发展能在英格兰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悠久的普通法体系所培育出的法治精神，在文化上，它表现为人们在各种活动、交往和组织中，都习惯于按规则办事，并且善于通过谈判和妥协，在没有规则或规则不明的地方，发现、阐明或创造出规则来，而正是这一文化，使得英格兰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发源地，包括足球。 纵观当前世界所流行的种种竞技项目，尽管其原始形态可能起源于各种古老的地方文化，但它们被改造为现代竞技项目的过程，几乎全部发生于英语国家，也就是那些直接继承了英国法治传统的国家；通过制订比赛规则、裁判程序和仲裁机制，以及相应的标识和符号系统，传统娱乐和竞技项目被现代化了。 17世纪初开始，在英格兰科茨沃兹，一位律师推动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科茨沃德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起源；到19世纪上叶，桑德赫斯特军校、皇家什鲁斯伯里学院、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会、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纷纷开始举办运动会；1850年，萨罗普郡的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开班了奥林匹克班并逐渐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协会；1880年，三位牛津学生创建了业余运动协会（AAA），并开始组织年度全国运动会，不久，在美国和法国，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一系列发展最终导致了18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旦规则体系运作良好，竞技性和公正性有了保障，分歧与胜负不会导致为冲突与斗殴，运动项目就容易传播到全世界而同时保持其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组织大规模比赛的必要条件；今天，当我们享受精彩激烈的竞技项目时，不应忘记这是规则文化和绅士风度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在为我们提供一个释放激情与冲动、展现狂野与性感的机会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传播着遵守规则、相互尊重和保持风度的文化。 --------------------- [1] 有趣的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丽莎白派去的这支援军，好像一直留在荷兰帮助维持，百年后威廉就靠它入侵不列颠完成光荣革命，当初伊丽莎白拒绝了荷兰王冠，而这个荷兰人却戴上了英格兰王冠。 [2] 自由制度的内生性，使得英国人把对这套制度以及孕育它的文化的爱，与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混同在了一起，这种混同也以类似的形式体现在现代美国保守主义中；在英美，爱国主义常常与个人主义和小政府主张共存于保守主义中，而在世界其它地方，爱国主义常常是集体主义和左派国家主义的特征；这也是为何非英美的自由主义者难以理解保守主义，难以理解他们既崇尚个人主义，又为民族而自豪，既竭力限制政府，又积极为国家挺身而战，包括英格兰球员的高度荣誉感和球迷对国家队的狂热支持。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

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

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

即时决胜投票法的政治含义 辉格 2010年7月8日 日前，自民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在下院宣布，将于明年5月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下院选举制度，由目前的简单多数制改为即时决胜制（IRV）；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尽管公投前景未明，而且目前支持率领先的保守党坚决反对，但由于该投票法将带给选民更充分更精确的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而消除其在简单多数制下常常面临的纠结与两难困境，因而广受选民喜爱，它此前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现有党派格局及其所控制的立法部门，以及法院的宪法审查机制，而一旦进入公决程序，恐怕已难以阻挡。 所谓即时决胜，就是用一次性的复选排序式投票，来模拟那种逐步缩短候选名单的多轮投票；在理想的多轮投票模型中，尚无人过半数时，每次只应淘汰得票率最低的一名候选人，否则便可能违背该投票法的设计初衷；比如有8名候选人，若第一轮投票淘汰最后两名，而投票给第8名的选民，原本可能准备在第8名被淘汰时投给第7名的，加上第7名自己所得选票，可能大大超过第6名，那么，为何淘汰第7名而保留第6名呢？ 可是如果采用理想多轮投票，选举所用时间和金钱成本可能高的无法接受，根本不可能用于大型选举，所以，除了一些封闭性团体之外，大多数多轮投票都限于两轮；但IRV解决了成本问题，从而使最理想的多轮投票在技术和成本上成为可行，实际上，它要求选民一次性表达如下意愿：我最想选谁，如果他被淘汰，我会转而选谁，如果他又被淘汰……——可以一直这么如果下去直到选民从候选名单中再也找不出次优选择了。 理论上，如果选民的意愿是稳定的，IRV便完全等价于多轮投票，可实际上，许多选民是摇摆的，在两轮投票之间，被淘汰者可建议支持者改投某人，幸存者可作出新的许诺来吸引被淘汰者的支持群体，也可用许诺换取其他幸存者放弃，而选民在看到得票形势、听到新的许诺之后，也可能改变主意；而在IRV中，选民必须事先拿定所有主意，实际效果是很不同的。 IRV最明显的后果，是消除了“被战友击败”的现象，在简单多数制下，当有三名以上候选人时，候选人常常被与其政策主张接近的对手所击败，因为后者更容易拉走自己的基本面选民，分割原本稳固的票仓，而直接对立的那个对手则从中渔利，比如1992年佩罗对共和党，2000年宋楚瑜对国民党，都起了这样的作用；而IRV于上世纪初在澳洲被首度引入政治选举，就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国家党为防止新崛起的农村党分裂保守派票仓，而让工党渔利。 正是因为对“被战友击败”的顾忌，使得选民即便很认同也不大会把票投给小党派，而宁愿选择较有希望胜出的而最不讨厌的大党，尽管这么做让他们很纠结；同时，各大党的内部派系尽管吵得不可开交，却不会轻易另立山头，因为这么做自己很难胜出，反倒帮了魔鬼，结果，简单多数制通常都会导致两党格局。 可以预期，IRV将会让大党更容易分裂，但这种分裂不会导致比例代表制下那种小党林立的格局，而更可能以加速大党演变的形式出现，基本格局仍是大党主导，因为IRV下最终胜出者仍将是那些基础广泛、立场较为中庸的大党；差别在于，今后派系从大党中分裂出来时将更少顾忌，新立小党即便无望胜出，也可在IRV中清晰展示其民意基础，从而激励其继续存在。 比如现在美国的茶党运动，若在IRV下，佩林就很可能从共和党中拉出一大批人，成为真正的参选政党，而不只是共和党的外围运动；结果将是大党的派系分化和势力重组将更加公开化，速度也会更快，最终或许会形成两大阵营分别一个大党加若干小党这样的格局；而对于选民，由于解决了“大党都不喜欢，小党反正没戏”这个问题，参与热情和投票率将会提高。 近百年来，IRV已在澳洲扎下了根，并在澳洲政治文化圈内得以推广，但在大洋洲以外，它很少进入全国性选举，倒是在非政治组织的选举中被广泛采纳，它也被作为排序式投票法的一个范例而为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所推荐。 在提倡者看来，IRV的价值在于能更加准确的反映民意，不过其实它并未解决阿罗悖论（它在逻辑上就是无法解决的）；实际上，{*quote(民主.价值)定期选举的制度价值，并不在于准确反映民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平更换政府的制度化机制，有了它，当一个政府民怨沸腾，或丧失权力基础之后，也不至于导致战争和动乱，愤怒和失望的人们至少可以等待下一次大选。/quote*}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我一直在想，为何小餐馆这个庞大的行业，没有涌现出一种第三方卫生认证机制？

需求无疑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小餐馆的毛利率不低，老板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提高客流量来摊薄固定成本；而对于客户，在挑选餐馆时的三大关切——口味、价格和卫生——中，唯有卫生状况这一条，是难以获取信息的，而在中国，这又是很难令人放心的；因而，若有一种可信的机制，向食客提供关于卫生状况的信息，是有钱可赚的。

障碍在于起步，即，如何跨越建立品牌信誉的门槛，在你的品牌建立起足够的声誉之前，你是无法说服餐馆老板出钱来购买你的认证服务，以此换取悬挂你的品牌标志的权利的，而在说服一大批餐馆之前，你是无法建立声誉的，这是个蛋鸡悖论。

正是因为这样的障碍，连锁品牌这种商业模式，在发展初期，或者进入一个地区的早期，都是以自营店为主，直到品牌声誉建立之后，才可能发展加盟店。

米其林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
1）米其林原本就已经是知名品牌，虽然不是同行业，但餐馆带来声誉损坏同样会损及米其林品牌的价值，因而米其林品牌价值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信的抵押物，让餐馆和食客都相信他不会胡来；
2）米其林认证的重点是菜品和口味，这不需要餐馆的同意与配合；
3）米其林并不指望靠它盈利。

前些天在排挡喝酒时，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许多啤酒经销商都采用的一种推销手段：只要小餐馆老板愿意买下几十箱酒，就可以包下他的店铺门脸装修（当然顺便挂上自己的广告），同时还赠送冷柜和餐具若干，甚至还有送空调的。

该模式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可以发展成品质认证了：接受上述交易安排的餐馆，如果愿意，可以签一份认证协议，接受百威派人不定期检查卫生状况和食物原料，合格者可悬挂“百威星级餐厅”标志，并享受特殊啤酒折扣。

认证标准不必太高，一星级大致相当于“吃不死”或“吃不出毛病”或“没有地沟油”，二星级就是干净舒适没苍蝇，等等。

这个模式跨越了主要的起步障碍，餐馆除了接受检查不需要额外付出什么或冒什么风险，而餐馆和消费者对百威品牌的信任也不需要重新建立，而百威在其中的盈利模式也是现成的：通过吸引客流来扩大啤酒销量。

对于百威来说，障碍主要在风险：把价值上百亿的品牌抵押在小餐馆的卫生状况上面，是否值得？所以尽管我以百威为例，但也相信这样的事情更可能由一个中等规模的二线品牌来做。

左思右想，好像没什么漏洞，或许是我喝多了，呵呵。

《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辉格 2010年6月29日 《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一拥而上，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确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历来关心爱护群众心脏健康的有关部门的担忧了。 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比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会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quote(装饰性规范)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一旦面纱被揭开，当事人会感到十分难堪甚至无比羞愤，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考虑和利益交换便属此类/quote*}；所以，当那些慎于作此种掩饰的人们揪住一个悍然直言的物质女时，其感觉就像自己的裤子被当众扒了下来，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面纱之下，你我都是如此行事。 以我的观察，人们在亲属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特别需要这类装饰性规范；比如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无截止期的长期等额互换关系，许多人甚至小心翼翼的用账本记下每一笔礼物的金额，但要是你果真当面将此关系的性质点破，那将是非常无趣和尴尬的，你们的关系很可能从此破裂。 另一个需要细心掩盖的部位，就是两性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婚姻无疑是一项交易，不过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不同，婚姻是基于契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极大、且涉及复杂家族关系的一揽子交易；我们知道，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双方所冒的风险、所需要的信任，是有极大差别的，因而，婚姻双方对对方在善意诚信守约等方面的品质，有着高得多的要求，同样，他们对证明自己这些方面的高品质，也有着更急切的需求。 {*quote(装饰性规范)正是这种结构化一揽子长期交易中对检查对方品质和证明自身品质的需求，促使人们竭力将此类交易与即时交易作明确而截然的区分，当他们参与这些交易时，会断然否认这是一种交易，因为交易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出门概不退换的即时交易，为此，就需要设计出一种鲜明的面纱来包装这种交易，使其容易与其它交易区分。/quote*}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娼妓自古以来就遭受鄙视、唾骂、乃至禁止；实际上，道德和法律的禁制，从来不曾消灭甚至未必减少娼妓和性交易；这些规范，与其说是为了压制性交易，不如说是为了加固包裹婚姻的那道面纱，受贬斥的娼妓就像一面镜子，可供淑女照出自己的贤淑，叱骂娼妓无异于自证为淑女的宣言，所以，据心理学家的统计，当女人骂另一个女人时，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婊子。 诸如包裹在两性关系外面的以及其它种种道德面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保守人士看来，它们已成为人性和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加以珍惜和维护，而在进步人士看来，它们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早已格格不入，须加以唾弃，而依我看，此类争议大可留给社区自我选择，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 媒体素有挑逗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感以提升收视率的习惯，表面上看，这似乎颇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但实际上，这些节目为那些道德感强烈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其道德情感的窗口，这是个无害的窗口，不会造成实际的冲突，大可不必加以干涉；富有道德感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常热衷于窥视他人的生活，希望从中挖掘出些污迹加以挞伐，既满足了道德倾诉欲，又自证着清白，现在有电视台免费提供合格标准素材，岂非乐事？

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 辉格 2010年6月18日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掳得的女人）；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的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的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但愿如此吧，阿门。

下届世界杯我们怎么看球？
辉格
2010年6月17日

过去28年里，每隔四年，就会有一群痴汉在那个月里把生活切换到另一种状态，这期间，除了电视机变得更大更清晰之外，一切似乎都在轮回中重复，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今年或许将是人们最后一次以如此方式来享受世界杯了，我说的可不是3D，3D电视固然好看，但也不过是更好的电视而已。

我说的是网络，正如它已改变了我们阅读新闻的方式，网络也即将改变我们观赏体育比赛的方式；那些电视运营商们，在目睹了他们报业同行在过去几年所遭遇的厄运之后，若仍然高枕无忧，那么下一个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以目前技术进步的速度看，真正的改变将在下一届杯赛前到来，而乐意尝试新媒体的年轻球迷将会首先拥抱它。

下一次，不会再有人抱怨解说员是个话痨、外行、白痴、老鸭嗓、娘娘腔和定律制造者，甚至为此愤而关掉音量，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解说员，或者干脆不要解说；下一次，解说员也不必再喋喋不休的报背景资料和技术统计数字了，这些都将由转播软件代劳，你用遥控器随时可以调出来看，当然，射门和犯规的慢镜头重放也是如此；解说员将只是一个陪你一起看球人而已，他只是比别人更会嘀咕，常常还能嘀咕出点道道。

下一次，他们也不必为了寻找看球气氛而去球迷酒吧了，宅男照样可以把球看的很热闹，只要从社交网络里找群朋友一起看就行了，他们的喝彩叫骂声和啤酒瓶破裂声，将汇集到你的电视机喇叭里；下一次，你将可以在八路甚至更多路现场视频中随意切换，以便获得你最想要的观赏角度，当然，日本女球迷可以选择专盯贝克汉姆的那一路视频，如果有运营商愿意提供的话（好吧，小贝是该退休了，不过球场上还会有帅哥）。

所有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一条：运营商不再能控制我们看到和听到什么了，它不能为我们指定解说员和嘉宾——那是我自己挑的，不能决定是否或何时显示背景资料和技术统计——我用遥控器来控制，不能决定滚动字幕上显示些什么——将是我follow的tweets，更无法控制中场休息时我们去哪里、看谁的评论——或许我会去某个山寨评论员的个人频道上看分析；总之，我们将有机会自己挑选和搭建一个看球的信息环境。

正是上述挑选与组合信息源的地位，使得电视台作为内容运营商，在目前体育转播产业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未来，在信号提供商、内容与社交网站、山寨评论员和球迷之间将出现更直接、更多样化的互动方式，若电视台不能对此作出及时反应，他们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将被边缘化；而同时，一批具备社会化特征的专业直播网站将会涌现，他们将在汇集各种信息源的基础上，为观众定制不同风格的套餐。

对于观众，内容源的多样化和选择的灵活性，既是机会与自由，也是负担与困惑，最佳的用户体验，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这也正是运营商未来机会之所在；偶尔看几场的、到世界杯才看的、专业级球迷、山寨评论员、偶像追逐者、机械恐惧者、数码发烧友，他们对信息的偏好、自我表达的需要、参与感和集体认同感，都会大不相同，为他们定制不同的直播套餐，构建不同的观赏和参与环境，无疑会大幅提升他们的观赏体验。

这是块很大的蛋糕，去现场看一次球，开销在万元级，而有机会且有能力去现场的，人数也不过在百万级，而对于时间或预算不足的大多数观众，如果未来的网络直播能提供一个最佳观赏体验，愿意花上几百块钱的人，将数以亿计；以现有的商业模式，这其中的市场潜力远远未被充分挖掘，今后，不仅这块蛋糕将被做大数倍，其切割方式也将彻底改变。

目前的区域排他性转播权，或许会被非排他性网络转播权所取代；解说和评论专家将有机会向多家竞争媒体同时销售其解说评论服务，甚至直接面向观众销售；由于网络直播使得信息组成的颗粒度变得更细，广告插入方式也将更灵活，广告商将有更多手段避免广告费被中场哨声冲进马桶，而同时，市场细分和差异化服务，将为无广告的收费直播创造空间。

（按：上一篇里我用了狂犬病毒的例子来解释一种观念传播机制，给一些基督教朋友带来了不快，在此向他们道歉，其实，我使用这个类比绝不带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12）神圣帝国 我已多次强调，教会组织扩张的非暴力特点，是个独特的现象，并且，它在西欧导致了一种在别处见不到的二元权力结构：许多地方性的封建君主，和一个全局的等级组织，交叠在一起。 教会的非暴力性是这种二元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教会一开始就依靠武力，就使自己成了所有君主的敌人，其传播和组织扩张都将无法如此顺利实现；但是，无论是非暴力性，还是二元结构，都不是教会领袖们有意识的安排，而是一种非意图的结果，即便他们有所意识，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策略。 他们的最终理想，是要在人间建立普世帝国，那将是一个由教会拥有至上权力的等级化帝国，而教皇无疑将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一千多年里，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的努力从未停止，如果当初他们真的成功了，教皇将是党委书记，而皇帝只是国家主席，以教会已经发展出的强大组织能力，党指挥枪的原则，应该是不难实行的。 这一千年里，教权与君权的相互利用、拉锯争夺，始终是西欧政治的一大主题；教会将其组织能力转变为世俗权力的努力，在不同地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大致上与距离成正相关；在罗马附近的北意大利，教皇差不多成了一个世俗君主（即所谓的教皇国），这大概也是在西欧诸民族中，意大利民族国家最晚出现的原因。 神圣罗马帝国有些时候是皇帝利用来控制诸侯的工具，而有些时候则是教皇权力向俗界渗透的工具，这一点，从许多对立皇帝和对立教皇之间的冲突中，不难看出。 这种较量的性质，从英格兰等北欧国家的历史中，或许更容易看清，因为以不列颠的遥远，还有海峡的阻隔，教皇想凭借武力施加控制（比如像他对付威尼斯那样），几乎不可能；教会方面在较量中所凭借的，只能是对信众的影响力、对文化资源的控制、和教会自身的组织能力。 13）英国的脱离 把英国教会从罗马的独立称为新教改革，把脱离后的英国称为新教国家，其实是不准确的；尽管英国教会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教运动这一大背景，但这一改革本身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教改革。 15世纪开始的教会分裂和教权瓦解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条主线，一条是教会内部的分裂、教众的分化和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另一条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王权-教权长期较量中力量平衡的打破，英国的脱离主要是后一种。 脱离后的英国教会，虽实施了一些仪式上的改革，但那都是些枝节问题，大致上，它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信条、教会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英国国教会也没有打算容纳那些真正的新教教派，比如清教徒，后者在改革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英国仍是受压制甚至遭迫害的，所以才会有很多清教徒去美国建立新家园，至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那是更晚的事情。 所以，驱动改革的力量，不是信仰上的分歧，也不是组织上的变化，而是政治性的权力较量，这一较量从亨利二世开始，一直持续到亨利八世；在脱离之前，双方大致达成了这样一种妥协：教会组织遵循双重效忠原则，作为罗马教会的分支机构，它在宗教事务上效忠于教会本身的等级结构，即修道院接受主教领导、主教接受大主教领导，大主教接受教皇领导；而在世俗事务上（主要是那些涉及封建义务的事情），主教作为一级承租人（即直接封臣）效忠于其领主（通常是国王），以其所拥有的土地承担封建义务，也就是说，在封建系统中，主教和伯爵的地位是相当的。 这一双重效忠模式，经过亨利二世开始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在大宪章时代便已确立下来，不过，这一平衡中留下了一个此后引出大量纠纷的后门：婚姻；教会坚持认为婚姻属于宗教事务，因而受教会法管辖，在这一点上他们还颇为成功，但问题是，婚姻关系严重影响封建契约关系，特别是土地继承，结果，婚姻就被教会利用作为干预世俗事务、与王权较量的关键工具。 教会在运用这一工具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获取土地和削弱王权，而达成目标的途径则只须一个：尽可能让国王和贵族绝嗣；首先，绝后就没了继承人，从而降低了他们将土地捐赠给教会的机会成本，其次，对于国王，连续几代无争议的常规继位，通常会加强王权，而绝嗣就意味着相对弱势的女王、幼主、外来继位者、合法性可疑的远房继承人，等等，这些都会削弱王权，而教会则可乘机扩张权力，这一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常见，宦官、外戚、太后们都玩过。 为了把这工具运用到极致，教会把禁止通婚的亲等从三代一直扩大到了七代，实际上，若严格执行这条规定，贵族和国王们在他们的整个西欧通婚圈内，根本就找不到合法通婚对象，也无法掌握检查合法性所需的足够信息；而教会的策略是，在你结婚的时候，对三代以外的血缘关系故意视而不见，等到和你发生利益冲突了，就拿这个来说事儿，只要下功夫一查，几乎个个都能查出问题来——对此种手法，我们更不会陌生了吧，呵呵。 所以，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最终导致英国脱离，并非偶然。 14）威尼斯的留下 在主权-教权较量这条主线中，威尼斯是另一个很有启发的案例，威尼斯共和国直到被拿破仑消灭之时，就一直是天主教国家，但这并不是它离罗马太近因而受教皇控制的结果，恰好相反，这是它太强大太独立因而始终免于教皇控制的结果。 威尼斯虽普遍信奉天主教，也接受教会任命的主教，但却始终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其独特的宪政结构中，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教会的政治影响，教士甚至被禁止担任公职，教会影响力仅仅体现在一些涉及教义信条的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十人团有时会考虑教皇的意见。 在威尼斯，宗教被很好的隔离在政治和法律之外，这一点，从其对待异端的方式上也可以看出，新教运动中，大量新教小册子都是在威尼斯出版印刷的，数量可能不亚于新教重地荷兰，许多不被罗马所接受的思想活跃人士都在威尼斯和帕多瓦（威尼斯的领地）得到庇护和赞助，当初伽利略要是老老实实呆在帕多瓦，是不会被教会审判和禁锢的。 正是威尼斯维护独立、免受教会干预的强大能力，使其不必实施宗教改革，或者脱离教会；对此，罗马当然是很恼火的，教会把教权渗透进威尼斯的努力一直就未停息，这一努力在1508年达到顶峰，教皇组织了强大的康布雷联盟进攻威尼斯，几乎灭了它，但尽管威尼斯失去了所有大陆领土，却保住了其湖上大本营。 此后在与教皇时断时续的冲突中，威尼斯屡次被施以绝罚（interdict），但几乎每次都是教皇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让步，1608年那一次，威尼斯就差一点学英国那样脱离，结果还是以教皇让步告终，否则，威尼斯将是另一个英国。

在我读到钢琴的《资本主义新人鲁宾逊》并感慨一番时，就猜她肯定也喜欢[[Ayn Rand]]，果然：

《月亮和六便士》《[[Fountainhead]]》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而且喜欢的理由正是我猜测的依据（见粗体字部分，是我标的），这就更加可以肯定我当时并未误解钢琴的意思了。 如此理解的个人主义，作为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则是大谬，若要评价一种社会形态或制度是否容纳、亲和、鼓励此种个人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得分将是很低的，实际上，若你将此作为评价社会的指标，就不得不接受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赞同他基于此而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马克思所谓的异化，无非就是对此种个人主义的压制和损害。 我认为，只须对资本主义的运行特征有一点起码的了解，就不难看出，像《源泉》主人公这样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很难混下去的，一个不在意失去全世界的人，怎么能从一个如此复杂的分工合作体系中获得适意的生存和发展？更适合他的地方，显然是日耳曼森林里的小农庄，或爱尔兰海边的修道院。 嗯，有空我得写写这个。

按一：本文体现了我的马尔萨斯主义（加上“我的”二字是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在使用马尔萨斯主义一词时的含义都与我不同，而且是误导性的）与经济学主流传统所奉行的边沁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按二：很像听听laoyao对本文的意见，我写它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着他的积极心理学，呵呵。

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辉格
2010年6月12日

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从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中所传出的信息也显示，政府的某种矫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内推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让我们判断，将有哪些手段会被用来矫正收入差距，因此对未来的方案也无从评估，不过，仅从把收入差距本身视为症结所在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摸清脉象，更未摸到门道。

当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异常严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说这是一种危险，那也是导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即便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贫富差距，也同样危险，或者，其导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强行扭转了，危险也会同样存在，相反，若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威胁，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通常认为，通过赋予个人以满足各种需要所需的购买力，财富可以带给人适意、快乐和幸福，这是没错的，但是财富给人幸福的方式，是动态和相对的，即，满足感并非来自你拥有某种东西这一事实，而是来自你从不拥有到拥有这一变化，或你意识到身边其他人不拥有而你却拥有这一事实：一个刚刚做砸一笔生意的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挣到50块工钱的搬运工更快乐。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更高的财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让一个社会更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或许减少了穷困者的痛苦和焦虑，但也降低了较富裕者的快乐和适意；我们只能知道，财富增长的过程可以带来更多快乐；而且，即便我们能够消除由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是否值得这么做呢？

如同快乐和满足感一样，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我们以生存和繁衍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焦虑机制被设计的很灵活，其阈值会随条件的改变而升降，要消除它们，需要抹除一切细微的差距和波动，到那时，或许每个人都会过的像唐氏综合征患者那样无欲无求、天真快乐了，但这果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吗？那时候，支撑我们每日劳作、求知、逐利、争胜、探索、创造的动力还存在吗？整个文明还能维续吗？

作为个人，喜欢宁静淡泊，讨厌紧张、焦虑和富于挑战性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社会整体，任何人是否有权主张它该变得更紧张或者更宁静？谈论总体的幸福水平是无意义的，因为快乐属于个人，不可加总和平均；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焦虑会导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竞争，而何种焦虑将导致破坏性甚至反社会的行为？

显然，如果引起我焦虑的种种差距，多数是由个性、天赋、机遇、努力和声誉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将更可能激励我去挖掘天赋、培养能力、寻找机遇、努力工作和建立声誉，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种种差距，多半来自特权、舞弊、欺诈、暴力侵占、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和政治谋略，那么，我当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法治良好、权利有保障、机会开放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危及社会秩序；在个人消费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远不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投资和社会性消费（比如慈善和学术赞助）上，而这些活动多少都能惠及穷人；即便从福利均等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来控制这笔投资，除非再分配的程度达到能削减资本家个人消费的程度；实际上，从诺贝尔、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到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只有很小部分变成了其个人和家族的消费。

相反，在一个缺乏法治、机会依赖于特权、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富人们要么及时行乐，在失去权势之前尽快享用财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块资源，去保护财产免受侵夺，去谋求和维持其特权地位，去到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合纵连横中争得有利位置，而从所有这些开销中，善良的穷人是分不到好处的。

隐约感觉，401K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大来源。

以上和以下纯属臆想：

1）一支步伐整齐的队伍可以把大桥震垮，对于金融系统来说，整齐的步伐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当这种同一套相似的步伐节奏蔓延到一个涉及巨大资金量的范围时，很可能制造出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来；

2）或许，最近的瞬间暴跌事件，就是若干大基金采用了基于相似的模型和算法的相似的逃跑策略，而导致的，当然这只是个猜测；

3）流行的投资理论和模型，会制造出若干套整齐步伐来；

4）相对于早先的投资家（比如德鲁克所描述的弗里德伯格那一代），当代职业基金经理的知识背景和理论基础更趋于标准化，虽有多个流派，但流派内部却很雷同，而主要的几个流派都有能力制造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团体操式步阵；

5）监管规定会导致更整齐的步伐，越严格的监管之下，步伐会越整齐；

6）401K基金大概是在最严格监管之列，而且他们的自律机制也可能是最严格、最狭窄、最刻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