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人类性策略(男性篇)
辉格
2014年2月27日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蓝喉数量增加,于是橙喉有了更多可攻击的目标,导致其数量在第五代又反弹,如此循环,三种类型将以某个比例达成动态均衡。
从这一有趣的模式中,可以窥见一些人类的影子,有些男性富有野心,不甘人下,冒险好斗,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拼命,和橙喉鬣蜥一样,他们的雄性荷尔蒙水平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尽管成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女人,但失败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另一些则是稳妥保守型,满足于凭自身资源条件容易获取的地位,尽早成家娶妻生子,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照顾和守护家庭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心理机制来配合男性的顾家策略,包括爱情这种对特定对象的迷恋,对天伦之乐的偏好,以及多数动物都缺乏的父爱。
还有一些是类似黄喉的风流浪荡子,他们无意成家立业,也不爱争权夺利,其遗传成就主要通过短期关系实现,凭借的优势是性吸引力和社交能力,不仅善于取悦女人,也善于取悦男人从而获得接近他们妻女的机会。
尽管有些相似,但人类的策略与蜥蜴显然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由于人类极高的后代抚养负担,所以对大多数资源条件一般的男人来说,稳妥保守都是优选策略,贪图多妻的进取策略只适合于资源条件特别优厚的男性,而浪子策略则处于边缘地位。
其次,侧斑鬣蜥的性策略由基因决定且终生不变(除非人为改变激素水平),而人类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可以随境遇变化而调整,甚至可以运用理性能力进行反思和权衡;和其他许多策略一样,性策略可以在早期发育阶段根据资源条件进行配置。
假如胎儿根据营养供应水平“判断”(加引号是因为这种判断是无意识的)自己将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就更可能将性策略配置成较为进取的那种,因为进取策略在富家子弟的成功率较高;相反,假如他预期自己未来会极端贫穷,娶妻成家的机会渺茫,则更可能选择浪子策略。
类似的早期配置选择可能也导致了基于排行的差异,比如当男孩发现自己有好几位兄长,因而无望分到家产,成家立业时也难望得到父母帮助(因为届时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就可能偏向浪子策略;将排行作为一个配置参数,可以在兄弟之间实现策略差异化,降低兄弟间资源竞争。
更重要的差别是,人类会组合使用多种策略,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
进取型男性也会针对绿帽风险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他们的防御风格和稳妥型男性的不同,后者更偏重强化夫妻感情,通过占满妻子时间来防范出轨,而前者更多依靠恐吓来吓退偷腥者,他们的好斗性格适合这么做。
在确保不影响婚姻稳定的条件下,稳妥型顾家好男人也可能出轨,否则就不会有1/4到1/2的丈夫曾有过婚外情了,只是他们这么做时会更谨慎隐秘,选择更安全的对象;在制度允许且资源充裕时,他们也会寻求多妻,只是他们不会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和防范绿帽的标准。
多数浪子也会娶妻生子,只是与经营婚姻家庭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四处撒种;按《精子战争》作者罗宾·贝克(Robin Baker)的看法,浪子策略常常与双性恋倾向相搭配,与单异性恋男性相比,双性恋男性更早开始性行为,更勤于探索和尝试各种性技巧,因而拥有更多性经验,他们的异性伙伴也远远多于单异性恋者,而这些正是浪子策略所需要的优势。
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只好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妻策略的空间。
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的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来,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佣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假如“祖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
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888个。
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2003年的一份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的频率高达8%,在全人类中的频率也高达0.5%。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75个孩子。
至此,我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的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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