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士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崛起于春秋，兴盛于战国；
2）士阶层主要由次子们，或更准确说是次子们的次子们的……次子们组成；
3）长子继承制提供了一部次子引擎，它将次子们置于如下境地：
a）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
b）有能力在各国间流动并寻找机会；
c）有机会但不保证获得地位与权力；
d）随时面临在等级阶梯上滑落的危险；
e）有机会获得为此做点什么所需要的资源；
4）在获取世袭封地、特权、权力、职位上，次子们处于制度性的不利地位，往往不得不突破宗法世袭结构而在血缘树的其他分支上、甚至另一棵树上寻找机会；
(more...)早先在谈论民族认同时，我曾说：“古代汉民族的情况类似于中古欧洲拉丁世界，在精英层是共同文化，在大众是分异的地区文化”。
这一情况在华夏认同刚刚萌芽的西周便存在，各地出土的西周墓葬器皿中，贵族的青铜器，其形制风格在整个周文化范围内相当一致，千里之外诸侯墓地的青铜器，与同期畿内所见基本一样，但同一地平民墓地出土的陶器，却通常体现了鲜明的当地特色。
几点联想：
1）畿外诸侯的征服者性质，新侯国的建立，征服多于殖民（此处所谓殖民是指通过移民建立定居点）；
2）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体现了征服扩张与增(more...)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对幽王之变的分析，多半听起来挺靠谱的，但其中有关犬戎的观点却过于武断，将犬戎认定为西北方的猃狁，而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西方姜戎（即羌戎），好像没什么道理，他所列出的所有证据，并非判别性的，也都可以用来支持其为羌戎的判断。
依我看，从现有证据没有理由怀疑犬戎即西方渭水上游之姜戎，而且更多理由让我相信这一点：
1）“戎”更多与西方而非北方联系在一起；
2）“犬戎”与“西戎”常可互换使用；
3）与犬戎联合的申与吕，皆(more...)
厉王与宣王截然相反的命运，似乎是他们在面临同样的困境和危机时，采用不同解决方案的结果。如#4所指出，这一危机是周式封建系统的性质所内生：血缘纽带松弛，可封赠土地与特权资源耗尽，酝酿内斗，效忠激励削弱，王畿藩屏瓦解，招致外患。
厉王的办法似乎是敛聚，违反封建契约，通过侵夺部分附庸利益，重新掌握日渐耗尽的可支配资源，用于赏赐以维系其余附庸效忠，所谓“专利”，盖此之谓。这是拆东补西，不具可持续性，且容易引起反弹。
宣王的办法更可行但也更冒险，通过扩大对(more...)
1）所谓周式封建，乃以非对称世系裂变为结构骨架，以血缘为主要纽带，以食邑为主要激励的一种封建制实现形式；
2）此种模式有两大内在缺陷：一、血缘纽带随代际更替而逐渐弱化；
3）二、统治团队激励随可分封土地耗尽而丧失；按英格兰经验，领主平均可养大两个儿子至成年，多妻制下这个数字应该大很多；
4）在两大问题，天子比诸侯更严重，因为——
5）关内诸伯的分封比关东诸侯早开始三代，因而其共同祖先也比关东的早至少三代，前者共祖须溯至太王（亶父），而关东诸侯在各自侯国内的共祖，即各侯国之开基祖，辈份最高也是武王兄弟，因而血缘更近。
这样，若不考虑其他选择约束，在任(more...)
制度进化史上，封建制与官僚集权制构成了一个重要对立，两者的差别，从组织与财政的角度出发最容易看清，对下列四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鲜明对照：
1）君主找哪些人组成其治理团队？
2）君主如何供养其自身？
3）君主如何供养、奖赏和激励其团队？
4）君主如何为特定治理行动（对外征伐、平息叛乱、处理纠纷、执行法律等）筹集经费？
封建的方案：
F1）由特定贵族家系世袭各职位，这是极端情况，更普遍而可行的做法是，从若干特权家系中挑选臣辅。
F2）君主收入来自其私人采邑、间接税（关税、盐税、酒税等）和各种专营权，没有直接税（土地税、所得税、人头税等）。
F3）(more...)
1）非对称世系裂变
一般部落社会的世系裂变是对称性的，各裂变分支相互对等，不相隶属，此种模式下，政治结构必定是碎片化的，各分支之间只能建立短暂而脆弱的联合，无法建立持久的大型共同体。
一个解决方案是，在每个分支点上，让其中一个支系居于支配地位，其余支系从属之，从而在主支与从支之间建立领主/附庸关系，周之宗法制便是一例，通过嫡长子继承制，让嫡长支系（大宗）成为领主，其余支系（小宗）成为附庸。
这种模式下，只要世系的控制范围内尚有土地可供开拓或分割，世系繁衍过程会自动产生一个封建系统，西周畿内诸伯大概就是这么来的。(more...)
发现不少学者都拒绝承认这个或那个社会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其中当然涉及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知，但更多是出于对“封建”定义的分歧，这也要怪诸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这样的经典作家将封建制度界定得过于狭窄；其实，就制度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或许更适合于分析。
封建之所以值得被界定为一种主要制度类型，是因为：
A1）它所适用的社会足够独特，显著区别于部落社会、城邦、集权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
A2）也足够普遍，可在多个主要文明中找到；
A3）用来识别它的那些特征总是一起出现；
A4）它是制度进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它孕育了一些构成宪政与法治之核心基础的制度元素。
依我看，具备下列几项特征的政治体系，皆可归入封建一类：
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辉格
2014年10月6日
【首级的用途】
在战争中割取敌人头颅，是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多，在命运叵测的古代战场上，信心和勇气等心理状态往往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一颗拎在手里或悬在腰间的血淋淋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对于有组织成规模的军队，首级常是论功行赏的凭证，而对于职业武士，或者人人都是战士的部落社会，首级更多被用作炫耀个人武功的战利品，证明自己在战场上亲手杀死过敌人，在一个安全、利益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武力的社会，证明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新几内亚部落民将猎得的头颅作为装饰品挂在房间里，就像猎人喜欢把鹿头挂在墙上一样。
不过，这种勇武和胆魄的证据若想长期保存，整颗头颅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有了各种简化的办法；欧亚草原民族比如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只保存头盖骨的颅顶半球，沿眉骨切下做成饮器，纪念和实用兼顾，对于非定居民族，这不失为节省携带空间的好方法；头骨饮器后来在藏传佛教密宗那里演变成了宗教法器嘎巴拉碗，被用于灌顶仪式。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则选择割取颅顶的一小块头皮，制作成舞蹈仪杖的缨穗，或装饰战袍和马辔的流苏；相比之下，亚马逊丛林部落似乎更看重头颅的本来面目，因而其保存的战利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具象，他们将所猎首级剔除头骨、留下皮肉，经用草药浸泡、填塞、烟熏之后，珍藏起来，用于宗教和节庆仪式。
展示猎头记录的徽章，也可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只要有战友乐意作为目击证人而作证，以符号代替实物作为证据便是可行的；吕宋山区的伊戈罗特人（Igorots）将猎得头颅集中悬挂在村社公共大屋外的旗杆上，因而个人只能以一种特殊样式的文身作为猎头徽章；他们的邻居伊隆戈人（Ilongots）则用一种红嘴犀鸟头骨制成的耳环承担这一职能。
【当猎头成为风俗】
通常，获取首级并制作成战利品的做法，只是伴随于战争和部族间冲突的副产品，但在某些社会，比如发源于台湾后来广布于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诸多南岛民族（Austronesian）中，一种专以猎取和收集头颅为目的的杀戮行动沿袭成风，乃至发展成著名的猎头（headhunting）习俗，台湾原住民称之为“出草”，几年前此俗曾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表现而广为人知。
在流行猎头俗的民族中，猎取头颅成了对其他群体发动袭击的动机而非结果，收集更多头颅本身被视为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成功猎头并取得相应文身、饰物或头衔，成了男孩成长为真正男人和合格战士的前提，甚至是娶妻成家之前需要完成的大事之一（尽管未必是必要条件），这就激发了年轻人参与猎头行动的极大热情。
猎头俗无疑加剧了这些民族的群体间冲突，引发和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血仇循环，最糟糕的情况下，猎头心切的年轻人常常拿来访的客人下手，以至破坏群体间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地方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仅有资源，结果，每当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新一轮猎头浪潮兴起，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秩序便荡然无存，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more...)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 标签：
刚才在整理这篇“微言”时发现，几个要点虽都说到了，但叙述结构不够清晰，再理一理。
1）乐见不一定支持，乐见的对象是结果（或曰世界状态），而支持的对象是行为，我乐见仇家被杀，不等于我支持谋杀；
2）支持不一定乐见，保大保小、救妻救母，说的就是这个，死妈和死老婆皆非你所乐见，但有时候你不得不在两个选项里支持其中之一；
3）行动者未必要对“其选择所对应的后续事态”（注意：我没有用“后果”这个词，理由你马上会看到）承担道德责任，因为——
3.1）这个事态未必是他所能预见或应该预见到的，比如他引导一群人从起火大楼逃生，在两条路线中选择了一条，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错误的，本来另一条可以逃出所有人，结果只逃出了一半；
3.2）他的选择做出后，导向这个事态的过程未必是他所能控制的，相反，是在其他主体控制之下并应对其负责，比如下面两个校园的例子；
4）3.2的例子实际上说明了一条普遍原则：对于一项选择的可(more...)
婚姻生意是怎么做的？
辉格
2014年7月6日
常有人将合作办企业这样的长期商业伙伴关系比作婚姻，其实反过来说可能更贴切：婚姻就是一种投资，组建家庭就是创办企业，若从投资和经营的角度，我们或许更容易看清各大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婚姻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能在这个社会条件剧烈变动的时代，更好的理解和适应婚姻关系的变迁。
【核心产品】
婚姻的核心产品自然是孩子，或许有人会质疑：家庭不是也创造了夫妻感情、性满足和安全感吗？这没错，可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也会创造同事情谊、工作成就感、群体归属感，甚至孕育一支优秀的足球队，但这些都只能算副产品，汽车才是其核心产品。
所以一旦合作抚养孩子的需求不再迫切——这或是因为单身女性独力抚养孩子变得容易了，或是因为政府通过福利制度接管了大部分抚养责任——婚姻制度便很快开始瓦解，这正是过去四十年发生在欧美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情况。
婚外生育的比例，在美国从1980年的18%上升到了2008年的40%，北欧已普遍超过55%，头胎更高达80%，同时期，美国的结婚率也相应的从15.9‰降至10.6‰，欧洲更已低至6.5‰，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生活于婚姻之中。
【由谁出资？】
现代婚姻的投资者通常是夫妻双方，但传统婚姻情况更加多样，要看用于组建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关键资源掌握在谁手里，这些资源包括女性生育能力、生活资料、社会关系和安全条件，在家长权威和家族组织强大的社会，这些资源往往由家长控制，包括对女孩的人身控制。
此时家长才是投资者，交易发生在双方家长所代表的两个家族之间，也就是常说的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在包办婚姻中，夫妻的意志和能力并不重要，而且他们在这方面越弱小，家长越容易加以控制，所以包办婚姻常倾向于低龄化，童婚亦不少见。
而在家长控制较弱的个人主义社会，比如中世纪英格兰，婚姻更多是两位独立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尤其是男方，必须先在社会站稳脚跟，拥有一份产业和足以养家的稳定收入之后，才有机会娶妻成家；那些在长子继承制下无望继承主要家产也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现金资助的幼子们，往往要经历多年奋斗才能如愿。
许多没这能力的男性只能长期单身甚至终身未娶，或者干脆早早放弃努力遁入修道院，又因为单妻制，许多迟迟等不到合格夫君的女性，也只好保持单身或者做尼姑；倒是那些已经有份产业的寡妇颇受欢迎，特别是身为女继承人的寡妇，比如亨利二世就娶了比他大11岁的著名寡妇埃莉诺，后者作为长女继承了阿基坦公爵领地。
所以，当时英格兰和其他西北欧社会的晚婚、单身和不生育的比例，皆大大高出我们熟悉的东亚社会。
【新部门还是新企业？】
在现代社会，结婚意味着建立新家庭，也就是开办新企业，然而，这种被人类学家称为新居制（neolocal residence）的方式，在多数传统社会反倒是特例，结婚通常只是为既有大家庭增添了一个分支，相当于大公司投资建了新工厂。
多数情况下，新娘会搬进男方大家庭住，这叫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少数社会是从妇居（(more...)
1）我喜欢吃狗肉，味道不错；
2）早先只是偶尔吃，因为在我家乡，虽常有人吃狗肉，但那并未成为一项常规供应，或者说一门生意；
3）在从化的那几年经常吃，当地此俗颇盛，且房东恰好是位屠狗烹狗专家，曾以此为业，如今虽赋闲在家，村里友邻买了肉狗仍常找他烹制，每年有三四十条狗在他厨房里变成肉；
4）对此，我从未感到任何道德上的负担，也从未为自己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接纳了这样一种习俗，而感到不安或羞愧；
5）我了解，许多人对此有相当强烈的负面感受，所以在社交场合，我一般不(more...)
符号的魔力·之八：脸谱
辉格
2006年9月9日
小镇上那种家长里短式的议论是十分耗费时间的，在现代城市人看来，真是极为奢侈，而且一旦交往的范围稍有扩大，这样事无巨细的唠叨便难以为继。
如果你打算为你那宝贝千金招个上门女婿，你当然会不厌其烦地仔细倾听媒婆对你细诉关于这个小伙子的一切，不止如此，还要让你的姐妹们亲自出门去打听个究竟。
但如果你是县城某个钱庄的掌柜，一位新近开业的杂货店主来借一小笔钱，那么你就会希望你那消息灵通的伙计简明扼要的说明一下此人的来历、性情和名声，他要是太罗嗦你就会很烦。
在一个多边交流网络中，提供、接受、辨别信息的工作(more...)
符号的魔力·之七：舌头
辉格
2006年9月8日
在上一篇里，我谈论了街谈巷议如何为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提供关于第三者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帮助他们在今后可能的遭遇中作出有利的选择。但是我并未阐明：为什么人们会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议论他们的邻居？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正如我先前批评功能主义时所指出的，一项功能描述并不自动构成对它的发生问题的一个回答，而要不违背方法论个人主义，这样的回答是必须的，从个人选择到文化结构的鸿沟必须填平。
显然，议论是对获取评价信息的需求的一种供给，但那些在茶馆路边竖着耳朵的信息消费(more...)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