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2】 @whigzhou: 读了个退役军官 Mark Hertling 讲美军组织模式和战术训练的帖子，其中一点印象很深，就是美军（其实也是整个北约推崇的）那种组织和作战模式，有两个基本前提（转述个大意，离原话很远）：1）训练过程中参与各方应努力寻找和暴露问题，而不是总想着在模拟考试中得高分，2）下级对上级的战术设计中不可行或难以执行的部分必须毫无顾忌的给出反馈，只有这样，战术才能变成基层作战单位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等着上面拿着课本的人手把手发命令才能执行的东西，正如此，基层单位才能在主官阵亡，或与上级失去联系，或上级无暇顾及时，仍然保持作战能力， 这种模式只有在特定文化与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施， 乌军在过去八年能够朝这种模式转变，也是因为她制度变了，组织文化也跟着变了，  

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 辉格 2018年12月9日 在生命世界中，没有隔离就不会有结构，也不会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当各种生物膜（biomembrane）将有机体区隔成成分不同的多个局部，才有了细胞器，高度分化的细胞，功能各异的器官，并以这些功能性原件搭建出的层层复杂结构；类似的，阶层隔膜在社会不同人群间竖起屏障，令其各自依赖不同生计模式，发展不同的技能与禀赋，形成不同文化特质，也在社会这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中扮演不同角色，和生物膜一样，阶层屏障是选择性通透的（selectively permeable），这一特性也是搭建复杂结构的关键。 不过，阶层并非唯一的社会屏障，还有许多限制社会流动和文化交互的选择性渗透膜，它们同样在复杂社会的构造中起着作用；这些屏障决定着哪些群体或个体被困锁在哪些特定的社会局部，而哪些更可能被吸引（或推挤）而进入其他局部，哪些文化元素可能跨越屏障而传播，哪些则局限于本地。

生态

地理生态屏障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人类散布全球时，它也是生理和文化多样性的一大来源；不过在文明时代，它有了新的表现和效果，一些屏障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它们挡住了文明——一种经济-文化-制度综合体——的扩张脚步，而对于小群体来说，它们本身并非不可穿透，要点在于它会被谁，以何种方式穿透。 极地  在最简叙事中，美洲于末次冰期晚期被殖民，然后直到哥伦布之前始终与旧大陆隔绝，因而发展了独特的文明；然而细察之下，至少在后冰川时期，美洲其实远非那么隔绝，82公里宽，正中间还有迪奥米德群岛（Diomede Islands）可作跳板的白令海峡，对于早已拥有船只的极地居民并不是很大障碍，海峡南面分别距大陆58和48公里的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 Island）和努尼瓦克岛（Nunivak Island），还有迪奥米德群岛本身，都有着数千年居住历史，其文化也并未孤绝于爱斯基摩-阿留申（Eskimo-Aleut）语系的其他群体。 实际上，从欧亚大陆东端向美洲的殖民发生过多次，其中从遗传和语言上可考的便有至少四次：约16000年前从白令地峡和阿拉斯加南侧一路顺着海岸跳进的移入者，约13000年前穿越落基山脉东麓无冰走廊的移民，约5000年前跨越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约1000年前以迅猛之势横扫北美极地，取代或排挤了大部分古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人（Iniuts，又称新爱斯基摩人），后者的一个分支还向西移回了楚克奇半岛，最后我们还要加上公元986年北欧人向格陵兰的殖民。[1] 真正的障碍是极地生态而非海峡，对于亚热带和温带定居者，近北极地区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地，晚至十九世纪后期，仍有众多财力充足装备良好的探险者葬身冰原，[2] 然而对于久已适应该生态的群体，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萨米人，涅涅茨人，这是个畅行无阻的世界，问题是，这些群体都是狩猎采集者或游动性的驯鹿放牧者，加上极地条件只能支撑非常低的人口密度，因而其文化十分简陋（虽然比热带采猎者复杂不少，但与定居文明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他们迁移扩散时，较少能在各大文明间扮演传播交流中介的角色。 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古爱斯基摩人为美洲带去了弓箭，如第一章所述，弓箭的引入给北美西部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因纽特人则带去了铁和蒙古式反曲弓，影响同样不小，[3] 但总体上看，这些影响是零星而稀疏的，且局限于远离美洲文明中心的北部边缘，因为极地狩猎者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度都不足以造成更大强度的文化冲击与渗透，也正因此，美洲文明确实被相当有效的隔离于欧亚文明。 热带  非洲是旧大陆，对文明世界向来不陌生，地理大发现也始于葡萄牙人对非洲西海岸的探索，[4] 阿拉伯人则更早就活跃于非洲东岸贸易，可非洲却是欧洲殖民者最后征服的一块大陆，在这里，阻挡文明扩张的是热带屏障，众多热带病原体像死神般令人丧胆，尤以疟疾，黄热病和采采蝇（tsetse fly）为烈，班图人之所以能从西非一隅向东向南扩张至大半个下撒哈拉非洲，正是因为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病原体。[5] 热带高度富集的病原体也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人格特征，降低其外向性（extroversion）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让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外族人交往接触，避免长距离旅行和迁徙，从卫生健康角度看，这是有益的适应，但无疑会加深群体间的疏离，猜忌和隔绝，妨碍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6] 热带屏障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旧世界文明中心与非洲的关系中，文化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旧世界的文化元素，特别是中世纪后的阿拉伯-伊斯兰元素，逐渐向南方渗透，但很少有同向的人口流动（除了东海岸），那里的沙漠、稀疏草原和热带雨林对地中海定居农耕者缺乏吸引力，相反，却不断有非洲人流入旧世界，而基于其文化上的绝对劣势，这种流动主要以奴隶贩卖的方式发生，输入黑奴的活动在近东、北非和印度洋从古代一直盛行到现代，这也激励了许多非洲政权将掳掠售卖人口作为其主要财源。[7] 东亚的情况恰成对照，汉族农民携其文化优势向南拓殖的进程基本没有遭遇生态屏障的阻挡，拓殖速度主要受制于土地开垦和人口增殖的自身节奏，文化与人口的扩散方向完全一致，从黄淮到长江到珠江，又从海上向东南推进，到近古时，华人移民已遍布东南亚，台湾也成为福建农民的乐园，潮州人在泰国开创了一个王朝，客家人在婆罗洲建立了延续百年的兰芳共和国，越南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文化上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8] 热带屏障也影响了美洲，严重限制了中美洲和安第斯两大文明中心的文化与人口互动；它在印度带来的后果最为独特：印度较为干旱的北部与湿热的中南部形成鲜明反差，前者吸引了一轮又一轮的农牧业入侵者，从近东农民，雅利安畜牧者，波斯人，到马其顿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他们大多来自某个文明中心或优势文化，可是热带屏障妨碍了他们向中南部迅速推进，而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也限制了土著的退路，结果印度形成了独特的多种族混居状态，这是理解其种姓制度和长期政治分裂状态的重要背景（见第4章）。 高山  褶皱地带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高山阻隔造成的交通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都高度碎片化，这一点从语言分布上表现的最显著，褶皱地带往往是语言高度混杂多样的地区，残留着许多孑遗小语种，被语言学家称为马赛克区（masaic zone）。[9] 例如新几内亚的几百万人说着一千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平均只有几千；[10] 整个欧亚大陆的温带区几乎完全被印欧、阿尔泰和汉藏三大语系占据，可是面积不大的高加索却有着三个该地区独有的语系：南高加索，西北高加索，东北高加索，而且那里还散布着印欧、阿尔泰和亚非语系的众多小语种。[11] 另一个文化极度庞杂的褶皱地带是赞米亚（Zomia），又称东南亚断层带（Southeast Asian Massif），仅以中国云南省为例，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便有25个，分属汉藏，侗台，苗瑶，南亚和阿尔泰五大语系，其中至少15个民族为当地独有。[12] 除了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褶皱地带阻隔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是其垂直分布生态，即沿海拔梯度而形成的生态差异，河谷，坡地，高山草甸，都有着十分不同的土壤、气候与植被条件，支持着不同的农牧业形态和生计模式，而后者又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不像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意味着各相似生态区无法连成片，每个文化小群体都被一圈异质群体包围着，这就妨碍了群体间的交往和人口流动，以及大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因为文化差异会在群体之间创造隔膜与恐惧，特别是当这种差异跨越生态边界时，文化屏障尤为坚固。 草原  干旱而广袤的温带欧亚大草原，既是定居农耕者拓殖的屏障，也是沟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而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的，是游动性的畜牧群体；草原畜牧者和沟通亚洲与美洲的极地狩猎者全然不同，马与狗的组合使用让他们得以控制很大规模的畜群，因而可积累起可观的财富，而马匹、驼畜和车辆的载运能力让他们能在保有相当复杂物质文化的同时保持机动性，并且有能力在数百上千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协调行动或维持多级社会组织，草原上激烈的领地竞争和群体间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让畜牧群体之间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这对其战斗力施加了强大选择压力。[13]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畜牧民族相对于定居农耕者的武力优势，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这一优势十分显著，而一旦有一位杰出领袖能设法抑制内部冲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或联合，便可将此优势发扬到国家级层次上，从而给周边定居文明造成巨大冲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屡上演，青铜时代的印欧语民族扩张和闪族扩张，古典时代冲击文明世界的多支伊朗语族游牧民：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和萨玛提亚人（Sarmatians），然后是阿尔泰语系的匈人（Huns），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轮番登场，中间还穿插了乌拉尔语系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亚非语系的阿拉伯人。[14] 这些冲击既给定居社会造成破坏，也在广阔地域内传播了文化元素，小麦，马，车辆和青铜技术的由西向东传播，便是由东迁的一支印欧畜牧者完成；[15] 蒙古征服导致的文化交流尤为广泛，中亚大批小政权被消灭之后，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畅通（特别是在帝国尚未完全分裂，忽里勒台还在召开，帝国邮驿系统仍在运行的那几十年中），蒙古人虽然在战争中极为凶残，对商人与工匠却十分友好，对各种技术与实用知识持积极开放态度，对各大宗教也非常宽容，所有这些，促成了一个文化大交换的时代。[16] 火药，火器，攻城战术，造纸，印刷术，金融票据，数学、化学、地理和天文历法知识，都在这次大交换中得以广泛传播，瓷器与香料贸易迅速升温，藏传佛教得以向北扩张，波斯和阿拉伯元素被大量引入中国……；其中几项对西欧历史的影响尤为深远：1）蒙古交换打开了西欧人对东方的认识，此前他们常常连印度和埃塞俄比亚都分不清，[17] 也提升了他们对东方的兴趣，特别是香料贸易，推动了日后的地理大发现，2）造纸术的引入为印刷革命准备了条件，3）蒙古人带来了黑死病。[18]

语言

在前文明社会，语言界线大致与同质文化群的边界相当，它（连同其他文化元素）足以区分彼此，却并不构成人口与文化流动的重要障碍，那时的流动要么受阻于生态边界，或交通条件，要么受阻于群体间敌意，除非在向无人区扩散的特殊时期，流动是小幅而缓慢的，大跨度流动只有在数百上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才能观察到，而在频密交流与互动确实发生的局部地区，语言并非大问题，因为在一个语言极度碎片化的世界，人们普遍具有多语能力，足以和邻近部落的人沟通。[19] 进入文明时代，在国家以及国家间的联盟或霸权结构所创造的和平条件下，或在国家权力的直接庇护或支持下，经常性的长途旅行成为可能，于是语言障碍便凸显了出来，因为对于遥远地区的语言，你没有从小接触的机会，而成年人在学习第二语言上的笨拙是臭名昭著的。 那些因职业需要而居住于他乡或奔走于各地的人，诸如长途贸易商人，游动性工匠，异地任职的官员，从不同地区征募的士兵，贵族从各处招揽来的门客，四处游乞或传教的僧侣……，都会面临语言障碍，而正是应对这一困难的努力，催生了各种通用语。[20] 一种通用语往往围绕某个文明中心而形成，并散布于该文明所覆盖和影响的地域，这是因为推动对通用语需求的各种活动——长途贸易，精细分工的专门职业者，多层级行政系统，有组织宗教——本身就是文明产物或因文明而大为兴旺；当某一文明实现政治统一而建立帝国时，其通用语更会得到国家的大力推行；而且文明中心会产生大量语言类的文化产品，特别是书面作品，包括宗教典籍，它们是传播通用语的巨大动力，例如梵语和婆罗米文字在东南亚的传播，并未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主要依靠贸易和梵文经典。[21] 上述过程将产生若干边界清晰的文明区，有着各自的中心，通用语，围绕经典的知识传统，宗教与价值体系，制度传统，或许还有各自的帝国，尽管仍有一些交汇混杂地带，然而这些方面的系统性差异，将使得来自各文明区腹地的人很难跨越边界而从事有价值的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隔阂会越来越深，甚至在各自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后，曾经横亘于罗马与波斯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东亚与西方之间的无形之墙仍然牢固竖立着。 文明间的屏障也为一些著名的贸易民族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各文明之间扮演了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例如沟通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经营丝绸之路的粟特人（Sogdians），经营环印度洋和南洋贸易的古吉拉特人，连接中亚、波斯、奥斯曼与欧洲的亚美尼亚人。

职业

当代人可能不容易体会职业壁垒的森严，上大学时有那么多专业可选，毕业时又有众多职业可挑，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似乎正将机会之门向所有人洞开，跳槽，改行，听起来都是稀松平常之事，唯一的约束好像只是你自己的能力和对回报（包括金钱，声望和地位，或许还有乐趣）的期望，现实远非如此美妙，而在前现代社会，这种海阔天空任我行的洒脱更是天方夜谭。 职业屏障由众多因素交织而成，首先是知识与技能的性质，许多专业知识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工作场景而传授的，它们难以（甚至不可能）用语言加以描绘和记录，用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话说，这些是高度个人化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通过在事情发生的现场亲身观察和参与，通过与有经验者长期互动，不断接受其演示和反馈，方可习得（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尝试和探索，但那要慢得多，个体的短暂一生中积累不起多少）。[22] 默会知识的这一特点使得个体从业者成为职业知识的主要存储器，而师傅带徒弟是唯一可行的传授方式，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学徒制（apprenticeship）是几乎所有技能性职业的组织基础，新入行者必须首先找到一位愿意收其为徒的师傅，在经历多年学徒生涯之后，才能独立从业，这一状况直到现代工厂化生产和职业培训机构发育之后才有所改变，现代工厂通过机械化、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化，将大部分默会知识显性化而变成企业资产，同时大幅降低一线工人的技能要求，而基础性的显性知识则由学校教育提供。 现代企业以规模化生产来实现资产价值，而在以前，规模化生产的条件并不存在，[23] 个体工匠和家庭企业因而将重点放在如何小心维护其资产，令其永续存在，持续产生收入流，以成为家庭的长期生计依靠，这份资产除了知识技能，也包括客户关系，专业声誉和从业资格，他们会像自耕农或土地绅士对待地产一样精心呵护它，尽可能将关键技艺传给儿子，或者女婿。 有些师傅会像挑女婿一样挑徒弟，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学徒最后成了女婿，当不得不从家族以外招收学徒时，会与学徒建立一种模拟父子关系，以强化学徒对师傅的义务，并将师徒关系长期化，至少不让学徒在短期内成为竞争对手，为此，学徒期被尽可能延长，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遍标准是七年，有些行业长达十几年，而且学徒在最初几年里往往只能打杂，学不到重要技能。[24] 另一个入行门槛的是高额拜师费，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学徒入门费为2-3英镑，大约相当于低技能雇工一两年的现金收入，但那些涉及贵重材料或高贵客户的行业，例如金银器加工，高端布料皮毛服饰业，入门费则高达数十甚至上百英镑，这是穷人家一辈子都攒不起的钱，而出得起钱的贵族和绅士阶层又往往不屑于这些行当，于是它们的学徒来源就高度局限于同行子弟或地位相当的类似行业之中。[25] 为保护资产价值，工商业者还会努力维护其垄断地位，近代以前，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普遍处于行会垄断之下，君主为征税方便也倾向于支持这种垄断，许多行会还会动用私刑来执行其垄断权，在人口密集，闲散劳力充裕的地方，那些低技能的苦力行业（例如搬运）则往往由帮派组织控制，此类行当除了垄断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26] 强化行业壁垒的另一个因素是信用，许多行业都需要行内合作/交易伙伴之间，以及他们与客户之间，建立相当程度的信任，现代企业的信任主要基于品牌和企业声誉，会计与审计制度，以及抵押担保等风险控制机制，而在过去，它主要来自个人和家族间的私人关系史，通过长期交往而逐渐积累。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维持很多这样的长期信任关系，所以为控制风险，不得不将交易对象限制在一个相互熟识、任何信誉问题都会被迅速而充分传播的小圈子里，对风险越是敏感的行业，越是如此；尽管程度有所减弱，但这一现象在近现代仍然清晰可见，例如投资银行业，很长时期内局限于一个极小圈子，从业者之间完全信任，一笔笔巨额交易常在电话中口头达成，完全无需书面文档。[27] 上述壁垒的存在，使得许多行业成为高度封闭的圈子，个人很难跨行流动，一个小男孩拜师入门的那一刻，往往决定了他终身乃至几代子孙的职业空间，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将居住在城镇的哪个区域（甚至哪条街），和哪些人经常交往，以及可能的结婚对象，而即便在那一关键时刻之前，他也未必有多少选择。

人造藩篱

还有一类屏障是由政府人为设置的，出于治安、征税、征兵和预防叛乱等需要，政府历来有着实施人口控制的倾向，因为对于个人，躲到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总是逃避各种义务的最好办法，然而人口控制对行政能力的要求很高，能否实现，或做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权力触手深入私人生活的程度，早期国家的这方面能力十分有限。 也正因此，那时封建制（或效果类似的其他体制）更为流行，在封建制中，税收和兵役是以武士贵族向领主承担契约义务的方式提供，数量取决于封地大小，因而领主无需关注各领地的人口细节，治安则是各采邑保有者自己的事情，而预防叛乱的主要手段则是不间断的领地巡视和对贵族动向的监视，在一个以武士阶层为骨架的社会，平民大众是没有多少机会发动叛乱的。 户籍  在人口控制上，中国可能是最早熟的，那里很早便已发展起羽翼丰满的集权官僚系统，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瓦解，各国纷纷建立编户齐民的郡县制，实行以什伍制为基础的户籍控制和连坐机制，行政机器从县令，亭长，乡佐，里魁，直接通达最底层的村庄和城市街区，户籍登记详细到包括体貌特征，人口流动被严密控制。[28] 这套制度在秦汉已臻于完善，此后时松时紧，全赖中央政府的集权强度，这一关系也表现在官方人口数字的巨幅波动上，尽管战乱饥荒瘟疫确会消灭大量人口，但数字波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调查、统计和控制有效纳税人口的能力。[29] 因为户籍控制的存在，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迁移流离者，有时还以庞大规模在大跨度上发生，但除非是官方组织的移民（例如屯垦实边），迁移者很难在当地获得合法身份，而非法状态让他们随时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只有当一些特定机会来临，比如改朝换代，或政府决心整顿当地户政时，才有机会改变。[30] 和普遍的户籍控制不同，西欧封建制中，被限制流动的主要是农奴、流浪乞讨者（对该群体的管制，第17章会有更多叙述）和个别特殊群体，例如犹太人和麻风病人，自由民是可以随意旅行迁徙的，包括自由出入国境（除了战争期间），外国商人也出入自由，在英格兰，后两点还被写进了1215年的大宪章第42条。[31] 城墙  对于远离故土者，寻找安身之所的最佳机会总是在城市，但古代城市并不像当代都市那么自由，欧洲城市多由工商业者自治，因而对外人较为开放，他们需要吸引客商、消费者和劳动力以繁荣本地工商业，也需要旅客和租户来提升地产价值；但欧洲城市也有不少限制，例如市民资格就不是每位城市居民自动拥有的，在许多城市，这一资格被称为城市自由（Freedom of the City），只有自由市民（通常是该市某个行会的成员）才被允许在该市独立执业和拥有地产。 伦敦市民的一项特权是可以将牲口赶进城，所以在现代，当城市自由已只剩下荣誉性质时，时而仍有人举行将羊群赶过伦敦桥的仪式，以表达身为自由市民的骄傲；中世纪城市出于治安需要多会在夜晚关闭城门并实行宵禁，夜间在外游荡者若被巡逻者发现会受处罚（但拥有市民资格者可以提灯夜行），这就消除了流浪者在城市的立足之地。[32] 中国城市是行政层级网络上的节点，即各级政区的治所，城市规模与其行政层级大致对应（只有苏州，汉口，泉州等少数例外），直到宋代才出现一些非治所城市（一般以“镇”为名）；这一特点使得城市的设计和管理完全围绕行政需要（有时还有军事需要），工商业只是其副产品，所以很自然，它们对流动者更为封闭。[33] 宋代以前的大城市多实行坊市制，居住区与商业区被严格分离，各居住区（坊）有各自独立的门禁，坊内不得沿街开店，夜晚实行宵禁，工商各业被限制在各自的指定区域（市）内，这样的城市能够容纳的工商业者数量自然十分有限，留给其他流动人口的空间则更少，直到唐末宋初之际，坊市屏障才告瓦解，开放后的街巷提供了更多店铺空间，工商业还向城郭之外延伸，出现了各种草市，城市规模大幅扩张，在经历这场城市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也变得更具流动性。[34] 国界  在当代世界，妨碍人口流动的最显著屏障，大概就是国境线了，然而在过去，它并不是重要的人为障碍，在没有通电铁丝网，地雷，雷达，探照灯，侦察机和机动巡逻队的年代，控制漫长国界是一种难以负担的奢望，所以即便跨越国界的流动果真较少，真正构成妨碍的，也都是些天然屏障，大河，高山，丛林，荒漠，海洋。 古代边境控制更多依靠点状设卡，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可大幅提高越境成本，虽不能杜绝绕道而行者，却可将流动规模限制在可接受水平；在这方面，东方帝国又一次走在了前面，汉代政府在北方边境建立了一系列关卡，出入皆需通行证，往返人货均有登记与核对，类似通行限制也施行于出入京师所在关中平原的四个关口。[35] 点状控制对海上往来更加有效，适合大船靠泊的港口本来就不多，适合长途贸易的就更少，那需要便利的内陆交通，接近消费市场，友善且易于沟通的当地人，以及获得补给的便利性，所以，控制主要港口以收取关税，是非常古老的做法（四千年前的乌尔第三王朝就已实行），而一旦海关机构建立，它同样可用于控制人员流动。[36] 唐代设置市舶使一职以管制海上贸易，并在港口城市划出蕃坊作为外国人指定居住区，宋代大幅提升了对海上贸易的控制力度，将市舶司变成了一个国营外贸垄断机构，将其视为重要税源，每艘到港船只必须登记，外商需持关防才能在境内活动；明代更在其多数时期实行严厉海禁，市舶司时废时开，而此时正值东亚海上贸易黄金时代，明帝国却成功锁上了国门，清代延续了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基本上被局限于广州一港，清初一度还颁布迁界令，试图以焦土政策将点控制升级为线控制。[37] 欧洲国家对边境控制的强化始于大航海之后的重商主义时代，各国出于贸易保护考虑，加强海关控制，大力打击走私，不过这些主要针对商品，对人员跨国流动的限制则要晚至一战之后才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出于全面战争带来的安全焦虑，同时也是因为铁路和轮船极大降低了长途旅行成本，而此时可供选择的边境控制手段也已足够丰富。[38] 19世纪后期由铁路轮船推动的空前规模的跨国流动引发了广泛担忧，主要移民目的国开始考虑对移民进行控制和筛选，美国的1875年《佩奇法案》开此先河，禁止女性华人移入，1882年《排华法案》更禁止所有华人劳工进入，此后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移民法案，逐步收紧移民政策，1882年法案要求鉴定移民精神健康并征收人头税，1907年法案要求控制移民总量，1917年法案排除所有亚太移民，并实行读写测试，1924年法案按民族或国别设置移民配额，至此，现代西方国家的移民控制模式基本确立，以往主要依靠自然屏障的国境线，如今已彻底转变成一种树立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屏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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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David Reich (2018) ch.7. [2] Robert McGhee (2005)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ch.7-13. [3] Robert McGhee (2005) ch.3. [4] Daniel J. Boorstin (1983) The Discoverers, ch.21. [5] Jared Diamond (1999) ch.19. [6] Geoffrey Miller (2009) Spent, ch.12. [7] Finn Fuglestad (2018) Slave Traders by Invitation; Wikipedia: Slavery in Africa, Arab slave trade. [8] Nicholas Tarling (1992.ed) 第1卷，第6，8章；Anthony Reid (1993)《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2卷，第4章。 [9] Nicholas Wade (2014) 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ch.4. [10] Jared Diamond (2012) ch.10. [11] Wikipedia: Languages of the Caucasus. [12] Wikipedia: Southeast Asian Massif, 云南省#民族. [13] 有关马匹与车辆对草原畜牧生计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对战斗力的贡献，见David W. Anthony (2007) ch.10-16；有关畜牧者战斗力的更多讨论，见我的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9篇（HS:7961）。 [14] René Grousset (1939)《草原帝国》；有关印欧人扩张，见David W. Anthony (2007) ch.11-16, David Reich (2018) ch.5. [15] David W. Anthony (2007) ch.16; Wikipedia: Seima-Turbino phenomenon. [16] René Grousset (1939) 第6-7章；Timothy May (2012)《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第2部分各章。 [17] Ian Mortimer (2010) ch.3. [18] Ronald Findlay & Kevin H. O'Rourke (2009) Power and Plenty, ch.3; 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ch.4. [19] Jared Diamond (2012) ch.10. [20] 有关通用语的形成，以及哪些条件有助于一种语言成为通用语，可参考Nicholas Ostler (2005) Empires of the Word；我在《群居的艺术》第II.2章里也有讨论。 [21] 东非沿岸的通用语斯瓦西里语可能是个例外，它没有一个相应的文明中心，不过它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吸收了大量元素，也采用了阿拉伯文字为其书写系统。 [22] Wikipedia: Tacit knowledge. [23] 规模化连续生产须以大规模低成本运输系统为条件，而且需要一系列组织与管理创新，参见Alfred D. Chandler Jr. (1977)《看得见的手》。 [24] Joan Lane (1996) Apprenticeship In England, 1600-1914, ch.1-3. [25] Joan Lane (1996) ch.1-3; Christopher Dyer (1998) ch.8. [26] 有关行会垄断的材料很多，欧洲的情况可见M. M. Postan, E. E. Rich & Edward Miller (1963.ed)《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4-5章，清代中国的情况可见G. William Skinner (1977.ed)《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编第2章，彭凯翔 (2015) 《从交易到市场》第11章，William T. Rowe (1984) 《汉口》第2，6，8，9，10章。 [27] Peter F. Drucker (1978)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ch.10-11. [28] 池田雄一 (2002) 《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第1编第5章，第2编第2-6章。 [29] 葛剑雄 (2002) 《中国人口史·第1卷》第3章。 [30]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1卷》第1章。 [31] Wikipedia: Magna Carta#Clauses. [32] Wikipedia: Freedom of the City, Ian Mortimer (2010) ch.4. [33] G. William Skinner (1977.ed) 第1编导言，赵冈 (2006)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章。 [34] 加藤繁 (1952)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14-17章，G. William Skinner (1977.ed) 第1编导言，斯波义信 (1988)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篇第4章。 [35] 富谷至 (2010)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第3编第2章，Denis Twitchett & Michael Loewe (1986.ed)《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章。 [36] 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ch.1. [37] 宋代情况见李剑农 (1957) 《宋元明经济史稿》，第6章，明代海禁见Frederick W. Mote & Denis C. Twitchett (1988.ed)《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8章。 [38] Wikipedia: Border control#History. [39] Wikipedia: Page Act of 1875, Chinese Exclusion Act, Immigration Act of 1882, Immigration Act of 1907, Immigration Act of 1917,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上帝的新牧场#4：鸿沟的加深 辉格 2018年11月28日 阶层结构一旦形成，底层之上的各阶层就会竭力阻止其他人进入自己的阶层，这是因为每个阶层都是一组生态位，每个生态位对应一种特定谋生手段，已经占据某一生态位的人，当然希望竞争者越少越好，新人的涌入会让他们已经为适应该生态位而积累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声誉和关系等社会资本，还有借以索贡征税的权力资本——贬值，在这一点上，阶层隔离的努力，和现代工会或中世纪行会设置各种壁垒阻止竞争进入，动机并无不同。 问题是怎么做到，现代工会有着良好的组织，以及借助现代通信和传媒工具而获得的强大动员能力，有些甚至还有武装纠察队，可是这些条件在古代都是不存在的，那样的话，也就难以避免搭便车的问题，即便同一阶层的人都意识到树立壁垒的好处，谁会有激励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等着别人去做，自己坐享其成呢？况且就算有人愿意，阶层只是个特征群体，而不是个具有执行力的组织，又如何让壁垒真正起到隔离效果呢？

地位的神化

对于社会顶层，上述问题并不严重，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容易协调行动，并拥有执行隔离措施所需要的强制力（也正因此他们才成为统治者），例如，他们可以将那些王家或贵族用来彰显地位的仪式，名号，器物，服饰，发型，车舆，建筑式样，甚至颜色，划为禁脔，禁止他人使用，也可禁止平民携带武器，供奉某些神灵，进入神庙的核心区域，或祭祀若干代以上的祖先。 为拉开与平民的距离，一种常见做法是编织一个有关其祖先和家系的起源神话，把他们自己描绘成某位主要神灵或神话英雄的直系后裔，从而将其贵族血统神圣化，或至少抬高所在家系在口述传统中的地位，以便和普通人区分开来。[1] 这项工作无须从空白开始，几乎所有人类群体都拥有一套起源神话，解释世界秩序如何创生，人类由何而来，以及从始祖到在世者的大略谱系，当不同族群融合成更大社会时，那些主导融合过程的优势群体，自然会将本族神灵放到神谱中的更高位置，将本族血统与更高神灵联系起来，将更多更重要的英雄纳入本族家谱，之前介绍的马楠布人的仪式性斗嘴（见第1章），已为我们展示了此类努力的一种早期形式。 贵族对其地位的神化是上述过程的自然延续，只是受益者从氏族或部落转向了贵族阶层，同时，由于贵族实力之雄厚，其中所涉及利益之重大，以及首领之间竞争之激烈，让这些努力的规模和力度都有了巨大提升。 首先是抬升特定神灵的地位，其指导思想和凡界雷同：假如你想让自家孩子（或宠物）显得高贵，就给他吃最好的食物，穿金戴银，住最豪华的房子，以及迫使（或用好处诱使）旁人表现出恭敬，这些在神界分别对应着祭品和牺牲、神像、神庙，以及崇拜仪式；要产生最佳效果，为神准备的消费活动须给人深刻印象，具有震撼力，令人心生敬畏，恢宏建筑，威严塑像，大量屠杀牺牲的血腥场面，以及使用致幻剂诱发的狂迷状态，都是常用手法，唯有这些日常生活中见不到、似乎违背了自然律的事情，方可摄人魂魄，让观众不得不相信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作用。 其次是修家谱，在无文字时代，家谱（至少其中显要环节）需要在公开场合反复重申，这就迫使在场者表态，要么默认，要么冒着被打击的风险提出挑战，此时贵族权势又派上了用场，他们有能力经常举办宴会和仪式，而出席者或碍于传统互惠义务（吃了人家的嘴短），或出于讨好巴结动机，或慑于其权势，更可能选择默认或附和。 记录和展示家族历史的另一种形式是为祖先修建有着显著地面结构的坟墓，比如金字塔，或欧洲流行的巨石墓，最好组成排列有序、标记分明的家族墓园，或在宗庙里保存祖先的颅骨，或者像西北海岸努特卡人（Nootka）那样，将摹刻祖先形象的木雕陈列在祠堂中，[2] 若是多的放不下，也可简化成中国式牌位，当然，这些都需要与口传家谱相配合。 第三是编故事，初民的口述传统有很强的自发性，内容经由历代口耳相传零星添补逐渐积累而成，因其分散且非专业性质，单一个人加以操纵的余地并不大，但君主和贵族的财力让他们能够雇佣或赞助有这方面才华的人，编写史诗，谱成乐曲，成为类似吟游诗人的职业讲故事者，如此方可将自发的口述传统改造成一套系统化的、用意明确的经典，将贵族的血统来历，祖先的英雄事迹，庇护神灵的无边威力，编织进一个结构宏大，秩序井然，悦耳动听的叙事之中。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一种可称为血统论的观念，认为高地位并不是靠个人努力挣来的，或任何竞争性过程的产物，而是一种可遗传的高贵性（nobleness），继承了高贵性的人，便是贵族地位的当然拥有者，换句话说，血统是地位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就像有些人相信镇国九鼎或传国玉玺中包含着王权的本质，谁得到它谁就是王位的合法拥有者，只不过玉玺可以用手传递，而血统只能用生殖器传递。 血统论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它迎合了人类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倾向，以为任何可被识别和命名的类别，特性，功能，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光溜溜硬梆梆的“本质”（essence），人有人性，神有神性，兽有兽性，水有湿性，燃料有火性，具体到人类，许多重要的品质，勇敢、忠诚、智慧、虔诚、艺术天赋等等，也被认为对应着一个个本质，而且可经由生育而在代际传承。 而且这种朴素遗传学理论似乎得到了经验支持，确实有许多个体特性有相当高的遗传率，依此类推，等级结构确立之后，权势和地位事实上也往往可以继承，既如此，有何理由不相信血统论呢？实际上，即便在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也充斥着对遗传学的本质主义理解，比如对所谓“艺术细胞”，“暴力基因”，“聪明基因”，“同性恋基因”之类神奇本质的好奇和执着。 当然，血统论的流行也离不开贵族的维护和宣扬，作为这一观念的受益群体，他们有足够动机这么做，而且他们也正是说话最有分量，最有能力影响传播渠道的人群，即便那些地位已经跌落的贵族后裔（例如英格兰的纹章绅士），也希望借此与其他平民拉开距离，他们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贵族更起劲，因为他们已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夸耀了。

种姓的隔离

在缺乏组织能力的时代，血缘和婚姻纽带是人们建立封闭小群体，强化排他性的最常见手段，特别是婚姻，只要父母有能力控制子女的择偶决定，严格执行门当户对的般配婚（assortive marriage）策略，那么这些分散的个体婚姻选择便会自发造成一种集体隔离效果，形成一个个地位相当的内婚群（endogamous group），实际上，贵族地位的可继承性最初正是基于排他性通婚网络而产生的（见第2章）。 般配婚和某种程度的阶层内婚极为普遍，即便在没有包办婚姻，择偶完全自主的社会，例如当代美国，多数婚姻也发生于社会地位相当的男女之间；问题是，一个内婚群如何才能独占一个职业生态位，从而发展为种姓（caste）呢？顶层统治者固然可以凭借强力做到，其他阶层却没这条件。 而且至少从经济利益考虑，顶层显然不希望其他生态位被封闭群体独占，因为那会削弱该领域的竞争，降低服务质量，抬高价格，例如，武器制造业若被某个内婚集团垄断，统治者便可能因竞争强度不足而得不到质优价廉的武器，或因垄断压制创新而导致技术落伍，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书吏，行政官僚，建筑，工具制造，奢侈品，演艺等众多行业，即便那些顶层很少消费，或对其质量价格不甚敏感的行业，他们作为征税者的利益也会因垄断而受损。 所以，尽管许多社会都存在贱民阶层（例如日本的秽多和欧洲的吉普赛人），并且将某些职业留给他们，但这些职业都是其他人出于各种理由不愿意从事的，像印度那种广泛覆盖各阶层众多职业的种姓制度并不普遍，后者是在一组相当特殊的文化与政治条件下产生的。 印度种姓最初似乎是关乎种族的，次大陆的种族成分极为复杂，而且因其源自截然不同的生态区，相互间文化隔膜很深，最初的居民是狩猎采集者（安达曼岛民是该群体的孑遗分支），然后是来自近东冲积平原的灌溉农耕者，他们创造了印度河谷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sa­tion），接着是来自大草原以畜牧为主的雅利安人，还有从东面过来的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的稻米种植者。 由于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加上热带屏障的阻挡（后一点我会在第６章展开细说），一波波移民只进不出，每一波新来者既未将原住民消灭或挤走（像汉族农民将百越向南推挤那样），也未能将其同化，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国家机器发育不充分，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交错杂处的文化群体之间之所以相互隔离，不仅是因为文化隔膜，也是出于洁净焦虑，即，一些群体将其他群体视为不洁而避免与之接触；洁净焦虑，或者说对污秽的嫌恶感，原本是帮助人类远离污染源和传染病的一种心理适应器，但由于各群体携带病原体的频率和种类不同，卫生习惯不同，因而也成为族群间相互排斥的一大动机。 这种排斥倾向在不同生态区交界的地方尤为显著，因为相邻生态区的卫生风险十分不同，例如定居农耕社会人口密度高，容易积累垃圾，污染水源，以及滋养老鼠蟑螂等病原传播媒介，因而病原体更富集而多样，相比之下，畜牧区人口密度低，定期迁移让他们可以避免积累垃圾，也容易避开污染源，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风险，容易发生人畜传染，也更可能因其游动性而制造大跨度传播。 闪族（Semites）和雅利安人是历史上食物禁忌最繁琐的两个民族，而他们都是侵入农耕区的畜牧者，这或许并非巧合；犹太经文《利未记》和《申命记》详尽罗列了哪些类型的食物是不洁因而不可吃的，还给出了一系列与洁净有关的规范，涉及排泄物，尸体，皮肤病，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3] 雅利安人更是将洁净观念发展到了极致，饮食禁忌和对不洁的焦虑可谓弥漫于生活的所有方面，印度习俗中对哪些东西可以吃，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都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 不仅如此，这些规范还上升到了价值优劣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围绕洁净观念而构造的意识形态，人类族群，动植物，身体部位，食物，代谢物，金属，纺织物，山川，职业，行为……，总之世间万物皆被排列进一个从至洁到至秽的等级序列中，人人心里都有一本洁净账目，一举一动，每次交往，每项关系，皆影响着账本上的余额，一有赤字便须赶紧补足，弥补办法是各种净化仪式，包括清洗，沐浴，斋戒，禁欲，遁世苦修，或触摸各种高洁之物，功效各有不同。[4] 之所以能够将洁净观念如此广泛的延伸到各种与卫生无关的事情上，是因为人类的嫌恶感是高度可塑的，发育心理学家发现，两三岁的幼儿似乎没有嫌恶反应（disgust），会把任何东西往嘴里塞，他们从父母的反馈中逐渐学会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需要避免，但是对特定事物牢固的嫌恶反应，要到七岁左右才形成。[5] 可见，人类拥有一套帮助我们避开某些事物的心理机制，但躲避对象的清单起初可能是空白的，在童年早中期才经由教化过程而被填充；这引出了两个后果：其一，嫌恶感不仅服务于卫生需要，也成为文化工具，被用于群体认同和区分，其二，由于嫌恶对象高度可塑，各族群的清单可以十分不同，假如相邻族群的洁净焦虑程度很高，因而拥有一份长长的禁忌清单，相互隔离的倾向就会很强烈。 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许多职业被内婚群垄断的情况，这是因为，无论作为消费者，生意人，或雇主，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与各种人打交道，这些交往对象的组成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一系列职业组成，分别满足各方面需要：买菜-摊贩，买肉-屠夫，理发-理发师，农具-铁匠，衣服-裁缝，首饰-金匠，看病-医生……，由于每次交往都面临着“污染”风险，为最大程度降低焦虑，人们希望满足每种日常需求的接触对象都有着明确可知的风险等级，以便采取相应级别的防范措施，并且知道在接触之后应如何恢复洁净账户的平衡，这就好比现代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业务伙伴有个明确可靠的信用评级，以便采用适当的合约安排和风控措施一样。 满足这一需要的简单方式，就是每个职业分别由一个内婚群垄断，由于内婚群成员共享同一血统，且遵循相同的洁净规范，因而确保了相应职业的从业者具有相同的洁净度指数，具体哪个种姓垄断哪个职业，将取决于几个因素：1）从事该职业对遵守洁净规范的可能性的影响，2）该职业主要客户群对供应/服务商的洁净敏感度，3）各种姓因其历史背景而获得的公认洁净度指数。 基于上述原理，只要一个社会的洁净焦虑足够强烈，强到宁愿为规避洁净风险而承受一些效率损失（更少选择，更高价格，更少创新），那么即便没有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强制力，种姓隔离也可从众多个体选择中自发涌现，同时，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于效率考虑（更质优价廉的服务和更多税收）而打破这一隔离局面，它就会持续下去，而印度恰好同时符合这些条件。

身份的标识

贵族（或其他地位较高者）会用各种易于辨别的信号来标明自己的身份，从服饰，发型，车马，到仪仗，旗帜，徽章，处处提醒旁人注意地位差别，这不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还有着切实的社会功能，其要点在于降低人际互动的成本，让互动双方从见面第一眼起便对彼此的相对地位有清晰的认识，进而对各种举措的可能反应与后果形成适当预期，以避免无谓冲突。 地位悬殊的双方若起冲突，胜负其实早已由实力差距决定，争斗除了给双方带来成本，并不会与势弱一方直接投降有任何差别，假如弱方事先明了这一差距，就会避免冲突；而对地位相当者，若不明就里的企图以势压人，也可能引起无端冲突，或因原本无关紧要的小事触及荣誉尊严问题而激化成恶斗，以至结下怨仇。 博弈理论中将此类情境称为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生物界有很多例子，比如跳羚（springbok）以幅度夸张的蹦跳（stotting）展示其速度与敏捷性，似乎在对虎视眈眈的食肉动物说：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浪费精力了，去追别人吧；许多有毒动植物体表都有鲜艳醒目的警告斑纹；动物在与同类争斗时，通常会先经历一个对峙阶段，通过各种信号——鼓起气囊，竖起鬃毛，挺直身板，张大躯体，发出低沉吼叫（浑厚低音是判断体型的一个线索）——来展示实力，多数争斗会在对峙之后分出高下，很少真刀真枪厮杀。[6] 创造信号的同时，同一阶层内的个体间会就以何种信号标示其地位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是自发的，无须集中讨论决定，而且很容易完成，因为一旦某种信号的效果得到展示，很快会通过模仿而流行，就像有毒生物警戒斑纹的穆氏拟态（Müllerian mimicry）；模仿身份信号对于新近爬升到某一较高阶层的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同侪（peers）的认可，地位方能确立，才能充分享受该阶层的好处，特别是通婚的机会。 标示身份的做法会从上层开始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因为首先，复杂等级社会中，阶层糜细繁多，每个都要和下层拉开距离，其次，那些安于平凡地位的人，往往也不愿被误认为更高阶层，这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社会义务，亲戚朋友会来借钱或求援，并理所当然的认为彼此间互惠关系不必对称，邻居们会期待他们在公共事务中贡献更多，所以除非他已决心向上爬升，还是低调为妙，这方面将表现出个体间策略差异，是野心勃勃，还是安于现状。 更一般而言，即便与权势高低无关，人际交往中也存在降低互动成本的需要，这是为了解决一个协调博弈问题：交往双方在开始接触时，如何就即将发生的互动应适用何种规范迅速达成一致，因为不同阶层内部，以及不同社交情境中，都有着不同的规范，哪些言辞举动是妥当的，哪些话题或倡议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受欢迎甚至不可接受的，皆随双方地位和当前情境而不同，若协调不顺，会带来尴尬，羞辱和冲突。 街头揽客的妓女常会采用特定的穿着打扮，告诉路人她正在营业，乞丐哪怕很有钱，上班时也得穿的寒酸破烂些，否则当他把帽子伸出去时别人就不知道他意图何在，帮派分子看一眼对方的文身，交换几句切口，便知道是不是道上兄弟，许多聚会的主办者都会告知客人该穿正装还是便装，或是沙滩裤比基尼，也说明他们都意识到服饰有着设定社交情境的功能。 有信号就有仿冒者，警诫斑纹一旦开始生效，捕食者学会避开带此斑纹者，便对仿冒构成了激励，一些无毒生物也长出相似斑纹，生物学家称之为贝氏拟态（Batesian mimicry），同样，当标示高地位的身份信号普遍引来尊敬，友善，奉承，顺从，忍让时，仿冒的诱惑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向来不乏以明显超出其实际地位的标记装点其身份者，这能带来切实利益，而不仅仅是虚荣。 大跨度仿冒相对少见，那需要高超的社交天赋和心理承压能力，方能出入豪门穿梭名流而不穿帮，同时还能躲避随地位而来的各种义务；更常见的是小跨度向上靠拢，那些在地位爬升上较为积极进取的，会踮起脚尖往上够，将不成比例的财力投入于身份装点，往往把自家财务之弦绷的过紧，不过这也为奋斗拼搏提供了强大动力。 向上靠拢的努力会引起上层的不满，担心其高贵性将被稀释，于是被迫寻找更难模仿的标识以便继续保持距离，这将引发一轮又一轮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标识信号变得越来越稀罕而昂贵，并逐渐从易于复制的有形物向难以摹状的情趣，品味，格调和玄谈发展。 这场模仿与反模仿的竞逐游戏促成了上层文化的高雅化，高雅的要点是，非经长期熏陶难以把握其细节，不是从小品尝把玩就不能体味其妙处，它不仅竖起了一个高门槛，也是一种地位爬升的减速和延迟机制：即便你的权势已够得上你意欲证明的地位，可因为你是新来的，不能立即得到认可，须等到你的财富变成老钱（old money），你的家族变成世家才行。 军备竞赛的另一个结果是，身份信号演变成了两类：明码与暗号，明码是显著可见的，用于告诉其他阶层：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暗号则微妙而深晦，用于阶层内部的资格鉴定；这样，一个熟悉明码因而自信已懂得如何装点身份的冒入者，一旦开始圈内交往便很快露馅，处处尴尬难堪，只好夹起尾巴，低头认输。 资格鉴定也可以更正式的方式进行，例如英国的纹章院（College of Arms），以授权使用纹章的形式对贵族地位给予确认，同时收集保存各贵族世系的谱牒，以便在需要时核实特定个人的贵族血统，类似制度广泛存在于欧洲，这实际上是对阶层流动性提高的一种反应，说明财富，教育和生活方式等其他方面的表现已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平民。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门阀不同于欧洲贵族，并非以世袭爵位确立贵族地位，而是以努力让族内持续产生高官的方式壮大宗族势力，因而更加依赖家族谱牒和高质量教育。

文化的分异

等级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阶层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文化差异，程度不亚于不同民族之间，甚至更大，这里仅举数点聊作演示；有些差异是由生计模式的不同造成的，就像现代市场中的行业文化差异，各阶层依靠各自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要素、专长和商业模式吃饭，自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处世态度和行事风格。 武士贵族靠打仗吃饭，理所当然的会推崇尚武、勇敢、忠诚、荣誉等价值；在技术、知识和观念方面，武士倾向于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新事物较为开放，任何能帮助他们打赢战争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而他们从来不缺机会来检验它究竟有无帮助；武士也更爱开拓和冒险，特别是其中无望继承家业的幼子们；作为权力系统的运营者，即便地位稳固的贵族也须对各种新机会保持灵敏嗅觉，因为任何开创性活动都可能打破原有势力均衡，而反应迟钝者将会失势。 在所有这些方面，祭司阶层（无论是早期祭司，还是后来的罗马教会和中国士大夫）都与武士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靠经营意识形态吃饭，讲究的是条理分明，体系完备，自圆其说，在行动上，他们注重规矩、合范性和正统性，最容不得挪来动去，生怕哪里捅出窟窿，至于那套意识形态正确与否，鲜有机会验证，所以他们总是致力于堵塞漏洞，消灭异端，压制新奇事物。 下层农民的情况较为多样，在国家权力持久稳固的腹地，农民一般比较顺从，这是长期严酷选择的结果，一代代桀骜不驯的刺头要么发迹上升，要么被消灭；不过，当社会秩序全面崩溃时，特别是当底层大众被某种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动员起来时，也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精英阶层维持政治结构稳固性的能力。 农民一般也较为功利主义，例如在宗教信仰方面，更注重现世功效与回报（也就是所谓灵验性），富裕阶层才更看重来世拯救，原因很简单：富人的现世福利已有了保障，故有余力可从容的为像来世这么遥远的远期回报作投入；至于将教义视为不可妥协的道德律令，是更晚近的观念，更多出现在下层贵族和中产阶级之中，这或许是因为，恪守道德规范对这些阶层维持体面地位和取得成就更为重要。 在远离腹地的边缘地带，包括边疆和深山，下层文化有所不同，无论国家权力还是贵族领地权，在那里都以较为浅表的方式存在，以征收贡赋和防范叛乱为主，较少直接治理，那里的农民尚未被深度驯化，更像前国家社会的人民，保留了较多桀骜不驯和尚武传统，更多依靠宗族组织自保，因而亲属关系更紧密，父权主义更盛行，更重男轻女，更重视家族声誉，常流行着血仇循环。 另一类阶层间差异是由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所决定，大致上，阶层越高，关系网的广度越大，无论是通婚与社交对象，亲属关系，还是旅行和职业活动，上层关系网在地理上都更加广阔，结果是，无论从村镇，地区，国家，帝国，文明等社会组织层次观察，上层的文化同质性都远高于下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上层文化的同质性，大型社会才得以组织在一起。 多数下层农民可能一辈子活动半径只有几十公里，到过的最繁华地方就是离家最近的那个镇，通婚和交往范围只是附近几个村庄，因为他们缺乏长途旅行能力，没有车马舟船，住不起客栈，备不起盘缠，出门基本靠步行，境况稍好的农民可能有头驴或有辆牛车，但并不比步行快，而且离家稍远饲料便成问题，也正因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基层集镇分布密度总是和农民步行当天往返距离相匹配，任何农户到最近集镇的距离通常不到十公里，人口密集地区只有三公里左右，缺乏流动性使得下层文化不可避免的高度碎片化。[7] 贵族的活动范围则大得多，首先他们有能力负担昂贵旅费，并能在盗贼出没的旅途上保护自己，其次他们也需要旅行，四处征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出席国会，出入宫廷，随国王巡视，受命出使，担任巡回法官，都需要他们在自家城堡庄园、附近城市、首都、国王驻地，以及各种任务地点之间频繁旅行，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挑选了颇具代表性的法国贵族昂盖朗·德·库西（Enguerrand de Coucy）的生平，作为其描绘14世纪宏大历史画卷的主线，从中可看出，库西的成年人生几乎完全由永不停歇的奔波征战和外交活动所组成，从佛兰德，意大利，英格兰，到瑞士，巴尔干，土耳其。[8] 传统上，西欧贵族会将年轻子女送到其他贵族家庭充当侍从，以学习贵族礼仪和家业经营，或者聘请家庭教师传授各种被认为贵族应掌握的知识和举止规范，贵族中还流行着让青年子弟游学列国的传统，财力雄厚者会重金延请名师相伴，亚当·斯密因发表《道德情操论》而声名大噪之后，便被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gh）的继父聘为导师，带着年方17的公爵游学欧洲。[9] 上层能够形成高度同质的文化，也是因为其人数较少，中世纪英格兰拥有世袭爵位的大贵族（即国王一级封臣，tenants in chief，包括公爵，伯爵，男爵等）只有50-80位，少于邓巴数，还有约1100位骑士，连同其家庭，贵族阶层规模不过数千，恰好相当于游动性狩猎采集者的一个同语言群体的典型规模，若再加上约10000名土地绅士，则相当于一个前文明定居者的语言群规模。[10] 阶层间文化差异和上层文化的同质性，也因文字的使用而强化，书面内容能以相当高的保真度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传播，因而相比口语和口述传统，书面语和它所记录的文化信息更可能在大范围内具有持久的一致性，而且基于书面语的文化有着几乎无限的存储容量，可以积累起庞大的文化传统，相比之下，由一小撮祭司和说唱者依靠个人记忆力所能传承的内容就十分有限。 书面语的内在保守性也让有文字语言更有能力抗拒语言的自然流变和裂变倾向，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相对稳定，历史上所有能在大陆或文明这一级别上成为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语言，都是有文字语言，而有机会掌握这门通用语及其书写方法的，都是社会中上层，这让他们能在广大地域内顺畅交流，并共享一个有着丰富积累的书面传统，其文化也因此而与下层形成鲜明差异，所以很自然，当人们谈论地方的、民间的、通俗的文化类别（无论是文学、艺术、歌舞还是宗教）时，总是更多联想到社会下层。 当然，下层文化的生长空间也不会仅限于村镇范围，虽然下层社会多数人的活动半径很小，但也有一些流动性较高的成员，诸如商贩，艺人，牧羊人，托钵僧，游动工匠，运输业者，而且下层社区中也会居住着一些地位相对较高的个体，以及从中上层跌落的人，他们有着较宽的文化视野，会将上层的文化元素带进下层。 例如一位落魄失意的文人可能会面向底层大众创作，将高雅文化中的内容改写成通俗形式，因而带动文化向下渗透；在古代中国，每当仕途爬升通道被系统性打断时，便会有一批士大夫转向市井，造就一个通俗文学繁荣期，比如金代北方，元代前期和明末清初，都产生了大批面向大众的戏剧作品。 这种渗透会让地区间的下层文化获得不少共同元素，为较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提供一些着力点，但这并不会拉近阶层间的文化距离，因为对下层来说，上层生活遥远而陌生，知识背景和审美情趣皆大相径庭，高雅文化中的故事若原样照搬，他们根本无从理解和欣赏，所以通俗化必定是个激烈的改造过程，故事主角（往往是上层大人物）被剔除血肉而脸谱化，主线情节被抹掉细节而刻板化为固定程式，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内容则被留给配角和副线。 如此改造而成的脸谱和刻板程式，并非大众努力认识和理解上层生活的结果，而是他们用来表达价值观和道德期望的工具；脸谱化再往前一步便是神化，实际上，许多大人物在民间最后都变成了神，好神或恶神，成为求拜，恐惧，安抚或唾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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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10,16. [2]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5. [3] 有关洁净焦虑和食物禁忌的关系，以及它在人类道德心理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10篇（HS:7963）中有更多讨论。 [4] Louis Dumont (1966) 《阶序人》第2，3，4，6章。 [5] Joshua Rottman,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Disgus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Volume 12, Issue 2, April 1, 2014. [6] Wikipedia: Signaling game, Signalling theory, Aposematism, Agonistic behaviour. [7] Ian Mortimer (2010) ch.1；G. William Skinner (1993)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章。 [8] Barbara W. Tuchman (1978)《远方之镜》。 [9] John Rae (1895) Life of Adam Smith, ch.11. [10] Ian Mortimer (2010) ch.2；有关语言群规模，见Jared Diamond (2012)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ch.10.

年前读了 Ian Gilligan 的 Climate, Clothing, and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Linking Evidence, Causes, and Effects，讲的是衣服在人类进化史上扮演的角色，这个主题不少人类学家关注过，但以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讨论好像还是第一次， 书的前2/3非常好，大概思路是这样： 1）人类失去体毛的过程发生在低纬度，无论具体好处是什么（目前的假说包括散热以适应奔跑需要——这一点需要与汗腺相配合，水猿，增加性敏感区等等，作者大致倾向于第一种，但没下定论），都是发生在温暖环境中， 2）所以当部分群体向高纬度扩散或者气候变冷时，就面临着比一般哺乳动物更严重的御寒问题， 3）应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方案是生理上的，比如让身材变得更粗壮，缩短四肢，特别是前臂和小腿，总的效果是降低面积/体积比，以降低散热率，尼安德特人就是如此，而智人中，高纬度族群也有此倾向，比如欧亚人的小腿/大腿长度比就明显低于非洲人，（BTW，这也是为何黑人更容易冻伤，朝鲜战争中黑人士兵冻伤比例超高）， 4）另一个生理方案是调整代谢机制，这又分两种，一种是在降温时降低代谢率，同时体温也略微下降一两度，这么做其实比较危险，因为体温再往下降就是低温症了，很容易丢命，所以只适用于环境温度不会降得很低（低于10度）的地区，比如澳洲， 5）高纬度地区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特别是在冰期，所以代谢机制需要往上调，通过让身体产生更多热量来维持体温，这一点作者没展开说，其实堆积更多褐色脂肪就属于这种方案，褐色脂肪和白色脂肪不一样，可以在需要时迅速调动起来产生热量，因纽特人就拥有一些提高褐色脂肪囤积效率的基因等位体（见：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525429d ）， 6）可是，对于冰期的高纬度地区，这些生理方案都还不够，所以又开发出了非生理方案，火和穴居可以解决夜晚的御寒问题，而白天在外活动时，就只能靠穿衣服了， 7）衣服可以分两类，简单的，复合的，区别在于是否贴身合体因而密封严密，这需要裁剪和缝纫技术，而一旦有了贴身合体的衣服，就可以通过增加穿衣层次来提高保暖效果，像披风式的不合体简单衣物穿好几层是没多大意义的，特别是在有风条件下，所以简单衣服的穿衣指数最多1-2，而复合衣服可以达到6（穿衣指数的意思可参考我的旧文《食物与人类#1：卡路里迷信》）， 8）简单衣服很早就有了，至少大几十万年，而根据头虱与体虱的分化时间测算（原理是：体虱只有在宿主穿了衣服之后才会获得独立生态位因而与头虱分化），甚至可能两三百万年前就有了， 9）尼安德特人肯定有简单衣服，否则熬不过冰期的欧洲，但从他们的工具组合看，不太可能有复合衣服，临近灭绝前可能是例外，当时有一些迹象显示他们好像有了复合衣服，要么从智人那里学会的，要么自己发明了， 10）四万多年前进入欧洲的智人（也就是克罗马侬人）几乎可以确定有复合衣服，因为， A）他们的工具组合完全符合条件， B）他们向北推进的更远， C）他们不像尼安德特人那么依赖穴居， D）他们在生理上不如尼安德特人耐寒，毕竟后者在高纬度已经呆了几十万年了，且至少经历过五个冰期了， 这一条可以参考 Brian Fagan (2010)  Cro-Magnon: How the Ice Age Gave Birth to the First Modern Humans 11）简单与复合衣服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很容易被抛弃，一旦环境变暖，不再需要了，人们很快又会退回到光身子，作者推测这种转变在许多群体身上都发生过，比如塔斯马尼亚人，冰期时是披袍子的，欧洲人发现他们时则是光着的， 12）复合衣服则不那么容易被抛弃，这是因为， A）它包裹严密，留下的裸露部位很少，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对裸体的羞耻感，公开场合展示裸体在文化上变得不可接受，乃至成为禁忌，特别是生殖器， B）晚期人类，至少智人，有着普遍的身体装饰需求，在有衣服之前，主要装饰手段是在皮肤上进行涂抹，彩绘和文身，当然，还有发式，牙齿修饰（涂黑、敲除或磨尖门牙）和头颅修饰（比如压扁拉长）， 简单衣物的采用基本上不影响这些装饰手段，因为披袍遮蔽不严密，而且随时穿脱，皮肤裸露机会仍然十分充分，但复合衣服就不同了，包裹严密，穿脱不便，特别是多层衣服，短暂的升温只须脱去外套，内衣仍然充分遮蔽身体，加上因之而发展出的裸露禁忌，裸露机会很少，于是身体装饰从皮肤转向了衣服，而文身逐渐消失（脸部可能是例外，因纽特人仍然会纹脸）， 这一转变使得衣服在御寒之外具备了新的功能：遮羞和装饰，而一旦这一功能确立，即便环境变得温暖起来（无论是因为气候变暖还是群体向温暖地带迁移），对衣服的需求也不再会消失， 我发现这一条是 Gilligan 此书最具原创性也最有价值的部分，衣服衍生功能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文化/心理转变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还没见过从进化人类学角度做出的细致分析，可惜的是，他只提出了观点，没有充分展开，比如，有关裸露羞耻感的地区/文化差异究竟是怎么分布的？个体心理发育中是如何获得的？是否存在某种先天基础，还是纯文化的？文身习俗的地理分布？…… 而且他没有处理一个明显的难题：两万年前跨越白令地峡进入美洲的那批人显然是有复合衣服的，而且可能已经穿了一两万年了，照理说已经发展出了裸露羞耻，也发生了装饰转移，可是他们的亚马逊后裔却完全抛弃了衣服，甚至临近寒带的火地人也只有简单衣服，复合衣服和缝纫技术显然在早期美洲人向南美扩散过程的某个时段被至少部分人群抛弃了，这怎么解释？ 13）当全新世气候回暖时，衣服的遮羞与装饰功能已牢固确立，此时人们面临新问题：之前的复合衣服都是皮毛制作的，皮毛衣服的透湿是个大麻烦，而一旦湿了，就成了个累赘，比不穿还冷， 这个问题在冰期或寒带较不严重，因为严寒地区不仅温度低，湿度也很低，而且风大，这样，即便透气性很差的皮毛衣服，也不能完全挡住湿气往外跑， 虽然作者没提，我顺便补充两点： 有些寒带群体还发展出了一些专门针对这问题的适应器，比如蒙古人种的大汗腺退化，出汗量少，可能就是对穿皮毛衣服的适应， 可即便有这些优势，衣服干燥仍是个麻烦，晒干和烘干衣服是因纽特妇女家务工作的重要一块，（参考：Robert McGhee (2005)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A Human History of the Arctic World ） 所以在全新世的温带，继续穿皮毛衣服就是个大问题了，可是为了遮羞和装饰，还不得不穿， 14）找到的解决方案是以纤维织物代替皮毛，纤维织物的多孔毛细结构不仅透气性好，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吸收部分水汽而又不影响其正常功能，这一点对于贴身的内层衣服尤其有价值， 以上是此书前两部分的要点，到此为止都很好，虽然第5和第12点展开不够充分，但也不算大毛病， 毛病出在第三部分，作者野心太大，想要以上述论点，特别是第14点，去解释农业和定居文明的起源，可同时他的知识储备又远不足以支撑这一野心，结果闹了大笑话，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15）以往人类学家在解释农业起源时，关注的是食物获取，并且认为农业是一种高效的食物获取方式，其创造的剩余支撑了密集人口和定居文明， 16）可是，从食物获取角度看，农业其实是非常糟糕的选择，营养质量差，劳动强度高，劳动生产率低，饥荒风险大， 17）既然（从食物角度看）农业这么糟糕，当初有人选择它必定另有所需，是什么？只能是纤维，比如羊毛和亚麻，而从前述分析已知，全新世温带居民在找到以纤维织物取代皮毛这条出路之后，对纤维的需求应该十分迫切而旺盛， 毛病在于，他第一步就踩错了，他所质疑并试图取代的那套农业起源理论，早已过时了，是90年代之前的老古董，自那时以来，在新达尔文纲领引导下，进化人类学或者叫人类行为生态学（HBE）在这一主题上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从下面几本书可以管窥一斑： Allen W. Johnson & Timothy Earle (2000)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Douglas J. Kennett & Bruce Winterhalder eds. (2006)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Robert L. Bettinger (2015) Orderly Anarchy: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Aboriginal California 作者对这些进展显然一无所知，或者假装不知道， Gilligan 的观点首先就通不过热带农业的考验，许多热带农业是独立起源的，比如新几内亚高地，那里的农业显然不是由纤维需求所推动，实际上根本不产出纤维，那里人也基本上不穿衣服，而且热带农业的食物质量比温带的更差，这又怎么说？ 农业在食物质量和单位劳动产出率上的劣势，并不是什么新闻，人类学家早就知道了，当初部分群体转向农业，并不是因为觉得那有多好，而是人口压力之下的迫不得已，农业起源实际上是更广泛意义上食谱下沉趋势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终极结果，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的食谱下沉被称为广谱革命， 你可能会问，既然人口压力始终存在，为何广谱革命发生的那么晚？ 答案是：食谱下沉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你想下沉就能沉得了的，每一轮下沉都需要一组新技术，而技术是需要时间去发现和积累的， 用尼安德特人的穿刺矛是抓不住兔子的，也很难抓到羚羊，只适合野牛野马驯鹿这样的大动物，需要近身伏击，而有了投掷矛就能抓羚羊了，而随着掷矛器、鱼叉、弓箭、猎网的出现，可以抓的动物越来越小，单位面积土地承载的人口相应上升， 伴随着每次食谱下沉，人口密度抬高一级，而抬高了的人口水平反过来会把之前上一级的较大型动物吃光，于是更加依赖更小的动物，然后又向植物开拓，等到植物成了主食，更高水平的人口会把小动物也吃光……任一时刻处于何种均衡水平，取决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农业起源就是这一进程的最终结果，当残余的动物群面临公地悲剧下的灭绝前景时，有人便开始尝试控制种群，将其私有化，开始圈占和捍卫领地，以避免公地悲剧，植物资源同理，而单位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也让捍卫领地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于是开始了定居， 有了领地和定居之后，便有了改进领地内资源产出效率的投资激励，烧荒，排水，挖沟，清理土地，播种，选育……最终导向农耕， 这些事情我以前大致讲过，不再具体细说，可以读我的旧文《食物与人类#6：向下开拓》，最好读整个系列， 衣服在人类进化史上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和食物相比，终究只是条尾巴，Gilligan 想要用这条尾巴来摇动整条狗，幼稚了，  

【2021-12-09】 @yiqin_fu 收到邮件说英文博客今天多了小几百访问。我去搜了一下来源，发现是德国公共电视做的视频链接到我之前写的一篇讲 SheIn 的文章。我写的内容没什么值得说的。我主要感触的是英文世界的“内容发现”机制：这篇文章写于半年前写，但半年后它仍然能被发现，有另一家机构用里面的信息进行再创作。我相信五年后、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愿意，他们还是会找到这篇文章。 这种信念对创作者带来的驱动是巨大的。创作者因为知道自己的内容五年、五十年后可能还会被人读到，所以就有动力写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东西。而如果一个生态里的内容只能通过信息流展现，那么写作者必定只有最大化短期浏览量的动力，不会想去创造长期价值。长此以往，生态里不会有任何的知识积淀，和创作者有创造长期动力的生态相比，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whigzhou: 这是 Web 2.0 和 3.0 区别，只是在2.0的遗产在英语世界仍然存续，而在有些地方完全消灭了 @whigzhou: Web2.0 曾经创造了一种假象，似乎真的有很多人在乎持久价值，3.0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幻象：很多之前表现的好像在乎持久价值的人，其实只是没别的地方可去，没别的乐子可寻而已， 这也挺好， @tertio:是web1.0吧，web2.0的代表是社交网络 @whigzhou: 不知道别人怎么分，我的区分标准是（1）用户内容自生产力，2）挥发性，1.0=低生产力+低挥发性，代表是传统网站，2.0=高生产力+低挥发性，代表是博客/论坛/维基，3.0=高生产力+高挥发性，代表是TW/TikT  

【2021-10-28】 欧美大胸脯的女人比较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有个现象以前我没见识过，甚至影视剧里似乎也没出现过，至少我没注意到，就是有些大胸脯女人会把乳沟当口袋用，我见过她们从里面掏出过各种东西，包括手绢，钞票，圆珠笔，润唇膏，纸巾，手机…… 当然，有这习惯的女人比例并不高，我只见过三个，都是大大咧咧不太注重仪表的那种， 之前也没太把这当回事，不过今天发生的情况让我不得不把它当回事了，下午打牌的时候，有位牌友大妈，在轮间休息时，从乳沟里掏出了一个三明治，吃了一半，饱了，然后把另一半又塞了回去，当时我坐在邻桌，没看见，是一位震惊了的男牌友跑过来悄悄告诉我的， 当然，从这事情也不能过度推论，毕竟这位大妈是我见过最大大咧咧的一位， @whigzhou: 搜到一张图片，是一家澳洲餐馆贴出的告示，哈~ ​​​​ @whigzhou: 看来美国也不少见，这个网页收集了一大堆此类告示

【2021-10-24】 法学院的门户偏向还是挺明显的，图中显示了各顶级法学院教授的母校分布（母校指获得法学博士的学校），明显偏向本校博士， ​​ 经济学就没那么明显了 ​​​​

【2021-10-07】 有个朋友，Rob，是个左撇子，今天看到他在用左手填一份文件，我就问他，你上小学时老师有没有试图纠正你？这下可打开了他的话匣子，痛诉血泪史， 他老师们用了很多办法试图纠正，包括在他左手上绑个球，看见他用左手写字就用鞭子抽他手，不过，鞭子其实很软，抽着不疼， 可是他很犟，改不过来，有一次被抽火了，逃学，结果被警察抓回了学校，不过他说，回想起来，被纠正的经历好像也不是完全没好处，一个好处是他的左右手用的都很溜， 他今年65岁，可见至少到60年代中期，澳洲教师还在花大力气纠正左撇子， 以我个人经历，我的小学中学同学中也有不少左撇子，奇怪的是，1）其中没有一个是用左手写字的，2）我记忆中老师从来没有采取过强制纠正措施，3）其中不少家长是文盲，根本不管孩子读书的事情，所以也不可能纠正， 由此可知，我同学中的左撇子，都相当自觉的顺从了老师的指导或同学中的通行做法， 不知我看到的情况是否普遍，如果是，那就是很大一个文化差异了， 数了一下，我们俱乐部里至少有四个左撇子，全都用左手写字，而且他们年龄都不小于Rob，因而很可能也都被纠正过，但都没纠正过来，很有意思的事情，  

【2021-10-02】 拥有最多忠实粉丝的英国君主，不是维多利亚，也不是亨利八世，或爱德华三世，而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恶人，末代金雀花理查三世！ 他的粉丝被称为 [[Ricardians]]，忠实而且活跃，建立了不少组织，包括理查三世学会和理查三世基金会，前者还出版了一份期刊 Ricardians， 可见悲剧的影响总是比喜剧更长远，  

【2016-07-17】 @whigzhou: 素食，反狩猎，反枪，反核，反帝反殖民，和平主义，支持同性婚姻，福利主义，奶嘴化教育……所有这些看似完全没关系的政治诉求，在现实中却是高度内聚的，能把这些串起来的因素，我能想到的只有阴柔化，这一点在绿党身上表现的最清楚。 @江南孤影月:漏了女权。 @whigzhou: 嗯，还有反死刑和反工业 @tuxt520:阴柔和同性恋婚姻的关系是什么？ @whigzhou: 阴柔化根本出发点就是反对传统男性角色，然后也延伸到各种让人联想到雄性力量的东西，比如枪支、核能和大型机械 @人格显示器: 阴柔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城市生活让人远离了耕作、狩猎、以及战争？ @whigzhou: 依我看，首要原因是社会的和平化，降低了战士禀赋的社会需求，其次是机械化降低了对肌肉的需求，总之，阳刚和雄性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值钱了 @tuxt520:传统男性角色也可以是同性恋啊 @whigzhou: 将古代男风等同于现代同性文化的说法很流行，但那是错误的，前者并不对婚姻和家庭构成冲击，并不挑战男性角色和雄性力量 @abada张宏兵:这些在ISIS国很推崇很值钱 @whigzhou: 没错，坏就坏在这里，当今西方物质实力如此强大，只因文化之阴柔，意志之虚弱，连几只臭虫都踩不死 @whigzhou: 1）认为某件事E不好，并认为其原因是C，不等于反对C，我当然不会反对和平化和机械化，2）指出某邪恶人群也拥有特性P，并不能驳斥『特性P是可贵的』这一论点，假如恐怖分子都爱吃肉，我们就不吃了？强奸犯都还长着鸡鸡呢不是？要反强奸就先自己割了？【这么简单的道路都需要解释，实在令人失望】 【2021-09-30】 @whigzhou: 反核果然主要是女性事业

【2021-09-22】 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在庭上素以沉默寡言著称，在口头辩论中极少提问，大家也早就认为他不爱提问，他自己也附和这种说法， 可是，自从去年开始将面对面的口头辩论改成远程会议之后，大家发现他的提问次数明显增加了，而且问的都很到位，他的问题往往引发其他法官的后续追问， 原因很简单，以往最高法院口头辩论中，大法官的提问是完全即兴的，每位大法官都可以在律师陈述时随时打断，插入问题，改成远程会议后，提问规则也改了，除了陈述期间的自由提问之外，每个陈述结束后，各位法官从首席开始依资历依次有一个提问机会， 过去对 Thomas 为何不爱提问有各种猜测，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其实他就是客气，讲礼貌，不喜欢打断律师的陈述（其实他在别处说过这一点，只是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这就是症结所在）， 依我看，这种待人风格很可能因为他是南方人，而且是老派南方人，特别讲究礼貌（因为在南方，不讲礼貌、冒犯人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结果，最高法院在认清这一点之后，为口头辩论中的提问制定了新规则，从下月开始恢复面对面辩论时，讲延续远程会议中的那种规则， 由此可见，南方那种老派礼貌如今已经很少人理解了， @whigzhou: 对Thomas在庭上的寡言，著名机场八卦书《九人》的作者Jeffrey Toobin called Thomas's silence "disgraceful" behavior that had "gone from curious to bizarre to downright embarrassing,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institution he represents."——多么恶毒且愚蠢！

【2021-08-29】 发廊外面那个螺旋灯箱（图1）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叫 [[barber's pole]]，很古老，中世纪时就是理发店的标志， 叫 pole 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根木杆子，改成旋转灯箱是晚近的事情，图2这家伦敦理发店用的还是旧式 pole， 而且这根杆子以前更细（像图3），因为它本来是给顾客抓握的，可是为啥理发店顾客需要握住根杆子呢？ 因为他们是来放血的！ 以前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的职业是合一的，而放血是外科的头号业务，所以这根杆子最后就变成了理发店的标志， 据说本来这杆子的顶部和底部还各有一个盘子，上面的放工具（包括水蛭），下面的盛血，

【2021-08-21】 又发现一个和科普特人类似的案例，印度的帕西人（Parsees ），其祖先是波斯人，伊斯兰征服之后，从波斯逃到印度，坚持琐罗亚斯德信仰，是当今少数几个琐罗亚斯德群体之一，他们的社会/经济成就比科普特人更突出，总共只有几万人，却在印度各界获得了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成就， 而且帕西人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不同，他们离开了那里，因而没有经历人头税的选择机制，依我看，他们经历的是另一种选择机制：上层精英的地位和官方宗教绑定更为紧密，因而更倾向于抵制外来征服者的改宗压力，最终，拒绝改宗的宗教少数派中，精英的比例显著高于社会其他群体， 而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斯兰征服之前萨珊帝国的国教，满足上面的条件， 犹太人的情况其实也类似，流散的犹太人群体中，识字因而会读经者，特别是拉比们，是最不愿意改宗的，因为希伯来文读写能力以及对经文的掌握，是其社会地位的支柱，若是改宗，就会丧失这一最主要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选择机制可能远比人头税更重要，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机制也很重要，就是这种流散到其他社会的宗教/文化少数派，由于缺乏某些权利，其职业选择往往高度受限，而留给他们的那些职业机会，有时会对其禀赋构成很强的正面选择压力，这一点帕西人可能和犹太人也很像， 吉普赛人可能是反面的例子，他们也是流散的文化少数派，但他们在上述两重选择环节上经历的选择，可能都和犹太人帕西人不同，首先，他们流散的起因可能是穷苦，属于经济难民，其次，他们在流散地选择的生态位和犹太人截然不同（而这一不同也是因为第一轮选择造成的起点差异），因而没有经历后者经历的那种选择压力， 随想随写，写的比较乱，见谅， @何不笑: 也算是另一种泵吸。 @whigzhou: 是把奶油往外刮 @whigzhou: 从文化进化的角度看，决定一个社会长期繁荣前景的要点之一，就是往外还是往里刮奶油的能力  

【2021-08-04】 澳洲人确实挺风流的，几年前看到过一份调查，说澳洲人中自称有过3P经历的比例已知最高，当时还将信将疑，可是今天听到的一件事情让我感觉那可能并非浪得虚名，据说，澳洲的换伴活动（swinging）相当活跃，大城市就不说了，连我们这个几万人的小城市也有 swinging club，据说参加者必须男女结伴而来，然后随机交换， 还有固定结对交换的，据说有两对夫妻（是我认识的人），是双性恋，所以他们的交换方式比较特别，不像一般那样由（M1+F1，M2+F2）换成（M1+F2，M2+F1），而是由（M1+F1，M2+F2）换成（M1+M2，F2+F1）， 顺便学到一个澳俚，bat for both sides，意思是双性恋（我不确定是不是专指男双性恋）， @挨母安格瑞:这随机交换不乐意怎么办[思考] @whigzhou: 不知道，不过我听说确实有因此而起冲突的，甚至出过人命，有个阔佬专门从欧洲跑过来swinging，结果闹出不快被杀死了 @额尔齐斯河2020:听说和自己认识的人是这样，感受完全不同，并且立刻就会算一个概率出来。 @whigzhou: 确实，这大幅改变了我的观感，我在澳洲认识的人满打满算也不到200，结果一下冒出好几个，而且是在我们小镇上，这事情看来并不那么罕见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