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2013-10-25】
@whigzhou: 不考虑其它因素，一个社会寡妇再婚越容易，男人的雄性特征会越发达，对吧？
@whigzhou: 寡妇有望继承的亡夫遗产越多，这个效应会越强烈
@whigzhou: 因为较高的睾酮水平通常对应着较高的死亡风险（当然也有着相应的收益机会），寡妇再嫁和分得亡夫遗产的机会越小，女性在择偶时会越偏好较低的睾酮水平
@柳贾:请问脸部俊俏算雄性特征吗？
@whigzhou: 那要看什么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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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5】
@whigzhou: 不考虑其它因素，一个社会寡妇再婚越容易，男人的雄性特征会越发达，对吧？
@whigzhou: 寡妇有望继承的亡夫遗产越多，这个效应会越强烈
@whigzhou: 因为较高的睾酮水平通常对应着较高的死亡风险（当然也有着相应的收益机会），寡妇再嫁和分得亡夫遗产的机会越小，女性在择偶时会越偏好较低的睾酮水平
@柳贾:请问脸部俊俏算雄性特征吗？
@whigzhou: 那要看什么算俊俏了，Ed Stark还是贝克汉姆还是蔡国庆？比较客观的指标是睾酮水平，不过这不容易获得
（按：话题有点大，先随便说几句骗顿饭钱，以后慢慢展开）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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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话题有点大，先随便说几句骗顿饭钱，以后慢慢展开）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宪政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的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
从底特律看城市治理
辉格
2013年8月6日
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破产案）的消息，又引来世人对这个城市日渐衰败的命运的关注，这一命运似乎在半个世纪前那场暴乱中便早已注定，破产案只是其持续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城市的生死兴衰并不少见，有些是国家强行实施的低效率开发建设的结果，比如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许多城市变成废墟，这是对资源无效配置的纠正，更多的则是因为地理经济学上的变化，比如河流改道、矿产枯竭、产业变迁等等，导致一些城市丧失原有地理或资源优势。
然而，底特律的衰败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完美例证了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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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特律看城市治理
辉格
2013年8月6日
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破产案）的消息，又引来世人对这个城市日渐衰败的命运的关注，这一命运似乎在半个世纪前那场暴乱中便早已注定，破产案只是其持续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城市的生死兴衰并不少见，有些是国家强行实施的低效率开发建设的结果，比如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许多城市变成废墟，这是对资源无效配置的纠正，更多的则是因为地理经济学上的变化，比如河流改道、矿产枯竭、产业变迁等等，导致一些城市丧失原有地理或资源优势。
然而，底特律的衰败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完美例证了一种城市治理的失败；总有些人将底特律的命运归咎于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变迁，但实际上美国整个制造业都在变迁，也有许多城市曾高度依赖制造业，但没有一个大城市曾经历底特律式的完败：160万白人逃离，人口流失60%，失业率、贫困率和犯罪率等负面指标皆居美国大城市首位，大批地产价值降至零。
这一案例或许可以对我们观察城市制度有所启发；从长期看（不需要很长），一个城市无论对于居民、企业还是游客的吸引力，都将影响土地价值；而因为地方政府不像国家，没有一条国境线可以阻止人口和资本流动，因而这种关系更为紧密，其制度和政策的好坏，都将直接体现在地价上。
这样，一个城市的各种居民中，土地主的利益是与城市长期发展前景最为一致的，因为他们拥有的，是所有生产要素中唯一无法移动的，因而其利益被迫与城市命运绑在了一起；所以理想情况下，城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应由这些人主导，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比他们更可能拥有与城市发展冲突的利益，也更可能持机会主义态度。
但现实政治中选票是按人头分配的，因而选出的政府未必能将城市长期前景放在很高的优先级上考虑，而这种利益不一致的程度，将高度相关于在该城市拥有不动产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假如这一比例低到微不足道，不足以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那么选出的政府很可能不惜牺牲土地价值而为特殊利益群体谋求短期利益。
不难看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城市人口流动性更高，中心城区的居住密度也更高，同时也能吸引更多尚没有能力买房的年轻人和新移民，因而有更多的人租住公寓而不是购买房产，这样房产主在选民中的比例就可能很低，相比之下，一个小城市的选民可能大部分都是房产主。
在大城市，即便房产主之间也会因人数多且分散，而面临搭便车和组织障碍的问题，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一旦他们丧失政策影响力，城市当局就会推出各种压榨其利益而取悦其他选民的政策，诸如房租管制，禁止驱逐房客，征收日益沉重的房产税去补贴各种福利开支，还有对土地用途的种种管制，等等。
其中福利政策影响尤为深远，因为它为被补贴者提供了一个留在这个城市的额外理由，而假如没有这个理由，他们原本会因为在这里缺乏经济机会或生活成本过高而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现在福利补贴吸引和帮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手握选票。
通常情况下，用脚投票多少会对上述过程有所制约，如果政府做得太过分，不堪重压的中产阶级就大批搬往郊区和小城市，税基削弱，财政出麻烦，于是政策会有所收敛；但在底特律，上述过程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发生，67年的暴乱在短时间内吓走了大批房产主，而且这个阶层的流失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持续。
留下和新来的人口中，越来越大的比例，是那些不拥有当地不动产、多半靠福利生活的人，他们没有理由关心城市发展前途，他们在城市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寄生性的，但同时，由于他们在选民中占了多数且比例不断提高，因而长期主导了城市政治。
这种寄生性在它的最终破产结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无力偿还的债务中，大部分是公务员的养老和医保开支，实际上，公务员的薪酬和福利开支此前已经占到市政收入的76%，而同时，虽然底特律拥有美国大城市中最高的财产税率，但将近一半的房产主已拒绝为他们的房产缴纳财产税。
有限流转难以支撑新型农业
辉格
2013年2月18日
农村土地流转已是多年来被讨论、观望和期待的热点话题，在宏观经济前景低迷乏力的当下，许多人更希望这方面的突破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新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议题的一个响应和决断，从中可以看出政策当局未来四五年愿意朝在这方面走出多远。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的表态，除了使用了一个新名词因而听起来有些新意之外，是相当保守的，对于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自发演变趋势，基本上持一种防卫和阻挡而不是鼓励和推动的姿态，只是对上述趋势中温和且不可避免的部分加以了认可，而对其中更为深刻和激烈的部分表达了担忧和拒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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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流转难以支撑新型农业
辉格
2013年2月18日
农村土地流转已是多年来被讨论、观望和期待的热点话题，在宏观经济前景低迷乏力的当下，许多人更希望这方面的突破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新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议题的一个响应和决断，从中可以看出政策当局未来四五年愿意朝在这方面走出多远。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的表态，除了使用了一个新名词因而听起来有些新意之外，是相当保守的，对于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自发演变趋势，基本上持一种防卫和阻挡而不是鼓励和推动的姿态，只是对上述趋势中温和且不可避免的部分加以了认可，而对其中更为深刻和激烈的部分表达了担忧和拒斥的态度。
具体而言，当局认可了承包地通过流转向种植大户合并集中的事实，但同时暗示了合并的规模应限制在单一家庭以自有劳动力为主能够独立运营的程度，并且希望流转最好发生在同一村集体内、或本地农户之间，至少是有农业背景和农民身份的人之间，而不希望发生在农民与大公司之间。
这种程度的流转，其实从80年代中期承包制确立之初起就是被允许的，此后的规章条例也一再确认，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着，只是如今其普遍性已经达到了不得不将其认可为正统和主流模式的程度。
如此不难看出，政策当局心目中未来农业的理想模式是什么样子：随着农民陆续进城，他们愿意留下继续经营农业的邻居，通过流转、转让和承包权再分配，逐渐接管了他们的土地，最终达到每个家庭农场百来亩规模的状态，劳动主要靠家庭成员，同时可以采用一些机械化和集约化手段，从而提高生产率。
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可以在原有结构下就地完成，因而其对制度和社会结构带来冲击有望最小化；问题是，这种转变模式只是一厢情愿，农业生产有其自身规律，对产权结构和资源配置有着相应的要求，很难指望上述结构不变、有限流转、就地转变的模式，恰好与未来农业的制度要求相吻合。
有人以欧美经验断言，家庭农场是未来农业的不二之选，这是难以成立的，欧美确实保留着大量家庭农场，但这首先是政策刻意保护的结果，其次，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在数百年内以渐进缓慢的节奏进行的，而在此过程中农村始终维持着开放和社会流动性，是一潭活水，没有因空心化而丧失文化与价值吸引力。
这样，传统农户就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制度空间对农业自身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在此过程中新的人员、技术、资源能够被吸纳进来，比如美国农村虽一直在流失年轻人，但同时不断有来自南方、墨西哥和东欧新移民来接手他们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当这些来源也开始萎缩之后，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在过去二十年已有了大幅扩张。
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则是在城乡壁垒打破之后成批逃离农村的，留下的可能只是因为年老或没有能力与机会，而未必是擅长爱好农业和偏爱农村生活的，更不大可能是在经营农业上有着优秀禀赋、独特想法或创业抱负的人，因为迅猛的城市化过程没有提供将这样的人挑选出来的筛选机制。
这也是为何被列为家庭农场发展典范的几个地区——松江、武汉、宁波——都处于大都市近郊，那里的农场因贴近消费市场，传统的低效率经营也能获利，都市近郊的拆迁预期也吸引了足够多本地农民留下来，同时近郊也比远乡保留了更多文化优越感，相反，在更多已经空心化的农村，未来农业只有在一个全新的基础才可能得以重建。
问题是，什么条件能够吸引人们来参与这一重建？首先要说服他们愿意住到农村就是个极大的障碍，不改变居住结构，不允许自行组织和建设社区，不能自由发展各种娱乐休闲和副业，不改变乡村生活的贫乏单调粗鄙，是没有希望的，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变，都受制于当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流转对象限制。
其次，建设新农业所需要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组织才能和创业热情又将从何而来？显然不大可能是年过五十的留守老人们，而更可能来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见过世面、受过教育、有着创业精神、想试一试自己经营理念的人，或有着资本和实力来推行新型商业模式的大公司，而这些人，同样会被目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有限流转模式挡在大门外面。
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辉格
2013年3月1日
国内富裕阶层向欧美移民的热潮持续高涨，甚至已对北美一些地方的房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去年，在美国的外籍购房者中，来自中国人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二大买家；近日还传出了万科开始进入美国住宅市场的消息，据说也是以华人买家为重点发展对象。
许多人移民或者去美国买房，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希望他们得到好的教育，更希望他们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远离那个让他们大为失望却又无力改变的环境，这样，他们在挑选房产时，自然会将所处学区的学校质量列为优先考虑，受传统影响，华人父母普遍很重视孩子教育，因而这方面尤为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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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区房看教育市场
辉格
2013年3月1日
国内富裕阶层向欧美移民的热潮持续高涨，甚至已对北美一些地方的房价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去年，在美国的外籍购房者中，来自中国人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人的第二大买家；近日还传出了万科开始进入美国住宅市场的消息，据说也是以华人买家为重点发展对象。
许多人移民或者去美国买房，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希望他们得到好的教育，更希望他们能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远离那个让他们大为失望却又无力改变的环境，这样，他们在挑选房产时，自然会将所处学区的学校质量列为优先考虑，受传统影响，华人父母普遍很重视孩子教育，因而这方面尤为关切。
对于现代孩子，接受文化驯化而成为社会人，并确立自身人格的那个阶段，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特别是在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将孩子封闭在固定年限和模式的学校环境中之后，在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重大问题上，家长所能做的选择，也就只有择校了。
即便那些在这点上不甚苛求、也没有特定期待的家长，也总会希望孩子不要成为某些样子，因而总是对孩子即将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有所选择；一所好学校的好处倒未必在于给孩子教了些什么，而更在于将什么样一群孩子聚在了一起，为这个孩子世界的自组织过程提供了一种外部条件，后者将影响从这一自组织过程中发展出何种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而这些将构成孩子们未来人格的一部分。
生活是个竞技场，而成长过程是在为未来社会生活做演练，因而孩子们总是善于为自己搭建模拟竞技场，也总是能找到让竞技得以展开的题材，然而不同的题材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外部环境得以施加影响。
假如高年级大孩子都在为离校后进入街头帮派并在其中占得优势地位做准备，那么与此相应的竞赛格局就会向下渗透到小孩子中，比谁打架更凶狠、谁能控制更多小弟、谁有大哥罩着，这些就会孩子们感受自身成就的价值标准，而帮派伦理就会主导孩子世界的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
显然，只要可能家长都会避开这样的学校，以及孕育这种学校的社区，不过，尽管对哪些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烂学校人们看法较为一致，但在何种学校才最理想这个问题上，看法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当涉及到宗教、种族、东西文化差异和对待各种传统习俗的态度时，分歧更是难以调和。
所以一个理想的教育体系应为家长保留充分的选择机会，并且让作为供方的学校和办学者对家长的意愿和选择做出反应，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教育需求，然而各国目前普遍施行的公立教育制度下，这样的选择机会却十分有限，在美国，尽管有不少私立学校，但选择私校意味着在交税之外额外又交了笔学费，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
不过，相比中国的由行政当局统一分配教育经费相比，美国的学区制留给家长的选择机会相对多一些，由于它的激励回路更短，对学校的激励约束效果也更直接；每个学区的学校经费由区内业主的房产税供养，低于最低标准的不足部分由州政府资助，而超出部分可由学区自主支配，对于这笔经费的使用，业主们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至少在重大事项上。
正是这一自主支配的部分构成了激励条件，办得好的学校能为学区吸引来更多买房者，抬高房价，从而提高房产税并获得更多教育经费，学区甚至能说服业主们提高税率或发行债券来获得改进所需的资本；相比之下，中国家长虽然也可以通过购买房产获得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但既不能影响经费使用，也不能确信买房之后学校不搬走，因而这种选择机会远不如学区制可靠。
但是，与完全由私立学校组成的自由教育市场相比，学区制所提供的选择毕竟有限，首先，对那些房产税额低于最低标准的贫穷社区，激励条件完全丧失，因为无论业主和家长评价如何，他们总能从州政府得到补贴，因而能够支配的经费是恒定的，与教学质量和学区口碑无关。
其次，学区制下虽让家长可以选择学校，但供方仍是政府办的国企，类似于电信业，国企间虽也有竞争，但创新意愿和能力皆远不如私企，不会去探索尝试各种可能的办学方式，更不会冒政治风险去试验一些只有少数家长认同的非主流教育理念。
（按：这是去年底应《凤凰周刊》之约写的命题作文，基本上是之前表达过的观点的整理）
企业处境继续恶化的一年
辉格
2012年12月14日
在经历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的黄金时代之后，民营企业的处境在过去七八年不断恶化，以2007年新劳动法颁布为转折点，这一恶化进程开始加速，此后又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国进民退和一系列干预调控政策所制造的市场震荡的多方面打击，终于不堪承受而表现出颓势，此前的种种担忧已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除了一些由宏观波动所造成的短期困难有所缓解之外，上述趋势并未好转，制度进程和政策取向也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悲观气氛正在蔓延加深，这一点无论从证券市场的表现，实业领域私人创业与投资活动，或者移民倾向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企业处境逆转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待它的方式发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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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去年底应《凤凰周刊》之约写的命题作文，基本上是之前表达过的观点的整理）
企业处境继续恶化的一年
辉格
2012年12月14日
在经历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的黄金时代之后，民营企业的处境在过去七八年不断恶化，以2007年新劳动法颁布为转折点，这一恶化进程开始加速，此后又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国进民退和一系列干预调控政策所制造的市场震荡的多方面打击，终于不堪承受而表现出颓势，此前的种种担忧已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即将过去的一年中，除了一些由宏观波动所造成的短期困难有所缓解之外，上述趋势并未好转，制度进程和政策取向也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悲观气氛正在蔓延加深，这一点无论从证券市场的表现，实业领域私人创业与投资活动，或者移民倾向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企业处境逆转的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待它的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企业家从民营经济开放之初各地争相吸引和扶持的对象，变成了砧板上的肥肉，或者假如肉不够肥，则沦为清理驱逐的对象。
这是依赖地方竞争而非普遍制度保障下的发展模式都会面临的机会主义问题：先用宽松优惠政策将你吸引过来，等你养肥了，便开始下刀取肉，中世纪意大利各商业城邦也曾出现类似问题，不同的是，比起世袭贵族治理的城邦，中国地方官员的籍贯回避和有限任期，令其行为更趋短期化，到了不惜杀鸡取卵的程度。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可能也是过去二十年政治结构两大变化的结果，首先，江朱的财税改革和国企与职能部门的垂直化整合，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改革后一度伸张的地方自主性丧失殆尽，这让地方政府变得更机会主义，地方官员越发专注于“让上面满意”，不过，这一时期上面关注的主要是以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绩，所以这些变化还只是一种隐患，尚未表现为对企业的挤压。
邓小平死后，权力层失去了派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方向，“让上面满意”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引，因为已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上面”，下届核心将从派系的对等争夺中产生，结果未知，因而地方官员的仕途升迁已不是顺着一个结构稳定、关系清晰的金字塔往上爬，而是要找对靠山和路径。
这种不明朗的局面下，GDP之类的客观政绩指标变得相对次要，如今官员的首要考虑是安全，而危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跟错人，被竞争者背后捅刀，被曝丑闻；这三条都推动着市场环境的恶化，前两条意味着你不能得罪任何重要派系和利益山头，而市场化改革将冲击这些垄断着各类资源和准入机会的派系山头，不仅不能得罪，还常常要主动配合他们对民企进行剥夺和挤压，这些山头的势力，已因上述核心权威的丧失而迅速膨胀，变得难以撼动了。
后两条则意味着，你必须小心翼翼别让人抓住你违反了规章条例的把柄，假如这些规章只是保障公序良俗的必要规范，那么这种忌惮倒不失为舆论监督的可意效果，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市场交易和消费者选择横加干涉，甚至像计划生育那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恶法。
若真要容许、鼓励、帮助企业发展，官员不得不置某些法规于不顾，对企业某些违章行为睁眼闭眼，早些年也正是这么做的，但近年来他们发现这么做越来越困难了，随着纸媒、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录音和照相设备无处不在，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爆料者，而你的对手们也随时愿意为他们提供弹药。
而同时，规章却变得日益繁杂严苛，捆住企业手脚的绳索在不断收紧；这当然离不开媒体的功劳，知识分子和记者群体有着天然的进步主义和国家父爱主义倾向，总是寄望于通过政府干预和管制来推动社会改良，而不相信市场。
这一倾向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产生了最坏的效果，因为他们被封堵了直接批评中央政府这个恶法制订者的机会，为在蹩仄夹缝中实现其心目中的社会良知，只好将矛头转向负责法规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员，以及受这些法规所约束的企业，结果常常让自己沦为政府压制自由和强化垄断的帮凶。
但官员的这种忌惮并未减少腐败，只是让他们转向了更隐秘安全的手法，同时收窄了寻租交易的进入通道，由于民营经济的规模已比十年前扩大许多倍，可以寻租的环节和对象也比以前大为扩展，只须吃住少数最肥最安全的大户即可，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迂回隐秘、往往需要跨国关联交易和复杂利益安排的行贿手段，至于众多小鱼小虾，他们既看不上，也不敢牵扯，如此一来，许多原本花点钱就能走通的路子，就对中小企业完全关闭了。
政府对民企态度的恶化，也表现在税收上，企业税负急剧加重，并且丝毫不受景气波动的影响，这从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即可看出；税负加重并非因为税率提高，而是因为征收力度的加强；在地方层面，由于房地产市场被强行压制，长期依赖的土地收入缩减，更迫使地方向企业开刀。
在企业自身和产业环境方面，民企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对由人口逆转和农村劳动力枯竭所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许多企业仍未找到应对出路，尽管劳动短缺是普遍的，但由于成本结构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适应障碍更大，而其中外向型加工企业更面临尚维持着低工资率的国家的竞争，由于许多资产、经验和管理资源优势已特化于这些产业，转型将意味着抛弃大量既有资源，常难以成功。
其次是接班问题，第一批民企的创业者已相继进入退休年龄，其精力和健康都过了最佳状态，有些企业的规模也扩张到了他们无力驾驭的程度，况且产业结构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也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转型，但由于能力、旨趣和文化上的差异，子女很少适合接班，所以只能转向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
接班其实也是管理制度化和组织成熟的过程，后者通常都是在第一次接班时完成的，而许多组织也正是在此时垮掉的，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隔阂、冲突与不确定性，需要各方的诚意和妥协，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里所特别缺少的元素，尤其是在这个恶劣制度环境中拼杀出来的草莽英雄们，很难让他们谦逊而自省的看待和处理问题。
同时，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投资者也常缺乏诚信和善意，有些甚至刻意挑动和利用家族内斗并从中渔利，所以，这注定会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我们仍将看到许多企业未能完成组织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改造，企业经营仍高度依赖于老板的个人魅力、个人权威、私人效忠关系、私人知识、私人人脉资源，还有装在他们自己肚子里、别人无从知晓、却在维持每日运转的经营管理窍门和指挥协调方式。
只要企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企业家即使想退出，也不大可能，除非他愿意接受大幅度的资产贬值，因为别人一旦接手，支撑着企业价值的上述种种人格化资源就消失无踪了；当然他们还有一条退出路径可选：上市，在完成组织改造之前先上市，等于是让股民去吞食未来必将面临的转型和接班风险，前提是存在足够多的冤大头。
前些年这样的冤大头确实不少，这或许也是为何国内民企比欧美相似状况和规模的企业更热衷于上市的缘故，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被阻挡在由国有大银行所控制的信贷市场之外，不过这条出路原本就很狭窄，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挤进去，未来是否会继续畅通，还不好说。
相比之下，新一代年轻企业家倒无须为接班问题操心，转型障碍也不那么严重，他们更熟悉现代企业，在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上也更与之相容，但他们也面临着自己特有的问题，正因为他们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拥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往往接受了更为现代和世界化的价值观，因而更难以适应和容忍不得不身处其中的这个制度与社会环境。
国内企业被迫接受的在权力高压之下钻营苟且、委曲求全的生存之道，将让新生代感受到比其父辈更沉重的价值压抑感和人格代价，假如事业的发展前景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不足以补偿这些代价，放弃或出走或许更加明智，况且比起老一代，他们拥有更丰富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和兴趣爱好，也谙熟更多享受生活的方式，也更容易在他乡异国找到发展机会。
这两年，唯一涌动着活力，可以让民企看到一些乐观前景的领域，似乎只有网络和新技术领域了，其中尤其值得期待的是移动应用和电子商务，和由此可能为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会，网络可以帮助微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绕开许多制度性的经营障碍和营商成本，得以从事小本经营，虽然生意可能很小，但总量却很可观。
在支付和物流障碍相继突破之后，该领域终于迎来了爆炸性增长，尽管到目前为止它还仅仅对零售业造成冲击，但相信不久之后其影响就会向前渗透到制造与设计环节，并创造出一些全新的生态位和产业结构。
在较小规模上，类似的事情也在餐饮、旅游、表演等服务业发生，未来，甚至在媒体、出版、教育和作品创造方面，也可能发生由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并为个人和微小企业带来新机会，这些，或许可以在整体上日益恶化的大环境中给人一丝慰籍和喘息吧。
【2013-02-04】
@whigzhou: 此#腐败#非那腐败，按规范用法，腐败是“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违背代理责任而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但中国官员并非处于这种地位，既不存在明确的委托人，他们也不是代理人，而是同一帮派的成员，帮派各级老大马仔之间的关系并非委托代理，而是（机会主义的）临时效忠/依附关系，一种特殊的合作互惠组织
@whigzhou: 所谓腐败，是这一合作互惠安排的一部分，变成“案件”的，只是其中因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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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4】
@whigzhou: 此#腐败#非那腐败，按规范用法，腐败是“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违背代理责任而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但中国官员并非处于这种地位，既不存在明确的委托人，他们也不是代理人，而是同一帮派的成员，帮派各级老大马仔之间的关系并非委托代理，而是（机会主义的）临时效忠/依附关系，一种特殊的合作互惠组织
@whigzhou: 所谓腐败，是这一合作互惠安排的一部分，变成“案件”的，只是其中因关系变动（因其机会主义性质，变动很频繁）和运行不顺畅而意外溢出的部分
制度障碍让城市化提前失速
辉格
2013年1月29日
近来城镇化的议题又重新引起了关注，在经济前景的各方面都找不出什么乐观迹象的今天，仍在延续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成了人们唯一能寄予厚望的增长动力，然而，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之后十年的热潮之后，城市化从六七年前开始就已经降速了，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发改委马晓河博士从多个角度对此降速做了分析，颇有启发。
城市化的失速，其实更多的表现在深度上，从数量上看，尽管统计报表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刚刚过半，但许多所谓流动人口虽被统计为农村居民，实际上可能多数时间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也进入了城市经济，这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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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障碍让城市化提前失速
辉格
2013年1月29日
近来城镇化的议题又重新引起了关注，在经济前景的各方面都找不出什么乐观迹象的今天，仍在延续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成了人们唯一能寄予厚望的增长动力，然而，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之后十年的热潮之后，城市化从六七年前开始就已经降速了，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发改委马晓河博士从多个角度对此降速做了分析，颇有启发。
城市化的失速，其实更多的表现在深度上，从数量上看，尽管统计报表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刚刚过半，但许多所谓流动人口虽被统计为农村居民，实际上可能多数时间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也进入了城市经济，这从务农人口的萎缩程度上也可看出，反映在统计上，是城市化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率。
原本人们曾期望，随着大量农民进城，会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建立新社区，带来消费繁荣和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创造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新兴中产阶级，而实际上，尽管这些都在发生，但速度和深度却远不如发达国家曾经历的。
这种缺乏深度和融入的、未能导向一个中产社会的夹生城市化，似乎也是许多国家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际普遍面临的状况；进城工作多年的工人们仍可被清晰的识别为“民工”，很少融入城市社区，可以轻易随工资行情波动而在各大城市之间流离奔波，有点像收获季外出帮人摘棉花的季节性农业工人。
妨碍农民向城市定居生活转变的障碍，主要是在制度上，首先是土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征收和招拍制度，将由工业化、城市化和与之伴随的农业商品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都截留在了地方政府手里，而原本这一增值可以为农民特别是郊区农民完成城市化变迁提供一个扎实的资本基础，近郊农民甚至可以在城市化之前就完成中产化，但实际上，只有那些地价极高的北上广等少数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城市，近郊农民才分到了一些甜头，绝大多数农民却被迫以无产者身份进入城市。
这份土地增值，原本也可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所需财力和激励，假如土地用途转变在业主手里完成，业主和开发商可以按市场需求自主规划和建设，那么城镇化的过程会比我们看到的更顺畅和深入，而在现行城市规划开发制度下，地方政府虽截留的绝大部分增值，却未能有效率的提供迁居者真正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政府的规划和开发计划常好大喜功、大而无当、脱离实际需求，造成大量浪费，留下一个个缺乏配套不适合居住的新城区，和空荡荡似鬼城的开发区；而且为了支撑其开发项目的地租，还刻意限制土地供给以压制有着真实需求的私人开发项目，结果我们看到，许多新区根本没人住，而那些被规划当局忽略了的边缘地区，反倒因生活便利租金低廉而大受移民欢迎，成了热闹兴旺的城中村。
现行城镇政府组织模式下，移民缺乏自发组织社区并自行管理的自治权利，也妨碍了城市化的深入；基于业主权利的社区和城镇自治，不仅可借助市场化机制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产品，也可让移民有机会建立适合其传统和习俗的聚居地；美国移民的经验显示，假如城市新社区能够最大限度的容纳移民原有的文化习俗、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便可为他们进入流动性大社会提供一个缓冲和过渡，从而更顺畅平缓的实现融入。
由政府统一规划下所开发的商品房社区，很难满足这些需要，移民为进入城市，常被迫放弃原先所依靠的社会资源，而只能以孤立无助的个人在新环境中求存，这对于那些尚未适应城市生活的移民是很高的代价，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割断传统关系纽带，丧失此前已建立身份和声誉，熟悉的信息来源，来自家族、亲友和邻居的生活帮助和情感支撑，发生纠纷冲突时也得不到传统规范下的道义援助。
这也是许多移民特别是中年以上者留恋乡村老家，或宁愿留在有着许多同乡和老熟人的城中村而不愿搬家商品化社区的原因，然而，乡村正在因年轻人的流失和经济基础的瓦解而迅速空心化，城中村也因缺乏自我治理机制而陷于困窘无序，皆非长久之计；城市化下半场的顺利完成，仍有待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社区与城镇自治模式的建立。
反腐败需要根本性制度变革
辉格
2013年1月25日
二十多年来，反腐败早已成了大小官员的口头禅，党政体系也横七竖八叠床架屋的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反腐机构，但腐败却从未因此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无孔不入；其实这样的结果当在意料之中，当前的腐败是系统性的，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制度基础，不改变这一基础，而仅仅针对腐败行为和个人，如扬汤止沸，自然不可得。
对腐败的制度基础，已有无数评论从各个侧面作出分析，较浅显的，是权力缺乏外部监督，实际上所有反腐政策，都是在同一个权力集团和利益共同体内，赋予一部分成员以新的权力，去监督约束另一部分成员，结果只是改变了腐败机会的分配而已，况且该集体所有成员都是腐败体制的受益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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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需要根本性制度变革
辉格
2013年1月25日
二十多年来，反腐败早已成了大小官员的口头禅，党政体系也横七竖八叠床架屋的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反腐机构，但腐败却从未因此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无孔不入；其实这样的结果当在意料之中，当前的腐败是系统性的，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制度基础，不改变这一基础，而仅仅针对腐败行为和个人，如扬汤止沸，自然不可得。
对腐败的制度基础，已有无数评论从各个侧面作出分析，较浅显的，是权力缺乏外部监督，实际上所有反腐政策，都是在同一个权力集团和利益共同体内，赋予一部分成员以新的权力，去监督约束另一部分成员，结果只是改变了腐败机会的分配而已，况且该集体所有成员都是腐败体制的受益者，如何能指望从制度上消除腐败根源。
基于此认识，有了舆论监督的呼声，舆论监督确实挖出了许多腐败，互联网更壮大了其声势，但和政府机构反腐一样，舆论虽拉倒了无数贪官，却没有减少腐败，因为它丝毫没有削弱体制创造腐败的能力，充其量只是让贪腐行为变得更谨慎、更隐秘、更迂回巧妙，只是在帮助贪官改进技术水平。
深一层的观察，认识到腐败是政府权力泛滥的结果，通过控制大量关键资源，掌握大规模开发项目和大型工程，支配大量财富的再分配，对市场活动、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设立种种管制壁垒，让权力罗网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个毛孔，从而赋予了决策和执行者大量寻租机会。
一些较为乐观的评论者曾指出，在权力对资源的掌控和管制壁垒既已存在的前提下，有腐败比没腐败好，从单一事件看，确实如此，贪官拿了钱至少让市场交易得以发生，让企业继续经营下去，只是被额外抽了一笔租金，而铁面无私照章办事的官员若严格执行管制法规，则完全关闭了市场大门。
但这一观察忽略了腐败的长期激励效果：寻租甜头被屡屡品尝之后，会激励官员设立更多壁垒，想尽办法制订种种束缚企业和公民手脚的规章条例，况且，在扒粪记者和舆论监督的鼓吹推动之下，在西方国家管制先例的示范之下，他们在这么做时，从来不缺少冠冕堂皇的理由。
也就是说，腐败作为市场润滑剂，只是在短期起润滑作用，在长期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摩擦阻力；而且这种润滑剂极为昂贵，昂贵首先是因为垄断，需要疏通的衙门往往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特别是对业务限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绕开的可能。
其次是因为寻租交易的地下性质，使承诺缺乏约束力，任何承诺都是临时的、个人的和双边的，这自然会导致高度机会主义倾向，模糊的个人承诺随时可能反悔，假如缺乏反制手段，便可能面临无限制敲诈，每任新官都要重新买通，来自上面的每项新政策，也都可以成为重新索价的理由。
地下性质的另一个后果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在没有公开市场的情况下，仅仅搭上线就要付出很高代价，要完成议价，要找到确保安全的机制，更是难上加难，大量费用被花在中间人、相互试探摸底、迂回伪装掩饰和风险控制上面。
而且这一过程往往非常肮脏和卑劣，充满了屈辱感、卑污感和罪恶感，给当事者带来沉重的人格和道德代价，为诚实正直自尊者所不齿，这就造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局面，败坏了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使得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价值和伦理体系久久难以出现。
权力泛滥创造了腐败温床，因而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解决之道在于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这意味着需要某种制衡结构和宪法机制，制度化的阻止权力进入它不该进入的私人领域，当它错误的进入时，需要有一种常规机制来加以矫正，然而，在现有体制下，很难指望出现这样的变化。
实际上，导致腐败的这套资源控制和行为管制系统，同时也是一套内部组织和激励系统，它构成了当前体制赖以存在的核心；由于缺乏现代职业文官阶层所发展出的专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支撑，体制维持官员的忠诚、凝聚力和组织效力所依靠的，主要是物质利益和传统的恩荫效忠模式。
考虑到正统价值体系的过时、政体合法性上的缺陷、官场的腐化堕落，如今做官大概不会给人带来多少荣誉和成就感，特别是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在人格、声誉、价值观方面，做官的收益恐怕都是负的，那么，让他们仍大批涌往公务员考场的动力，就只剩下物质利益了。
关键是，这些利益不能按正式公开透明的规则来分发，那就起不到组织工具的作用了，而必须分山头派系，按资历、势力和荫庇关系来分配，才能在权力阶梯的上下级之间建立个人荫庇和效忠关系，恩主为确保手下兄弟的效忠，必须保留随时收回的机会，而为了确保这种予取予夺的能力，必须让利益处于灰色状态，抓住你的污点把柄。
同时，为在同僚竞争中自我保护，也必须相互有把柄可抓，而相互抓把柄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了这样一条让各方满意的规范：确保每个人身上都不干净；只有断绝了金盆洗手退出赛场的后路，才能约束成员遵守组织内的游戏规则，防止他们背叛组织；这样一个通过无数利益纽带，将数千万人卷入其中、无法逃脱的体系，靠局部的小修小补，是难以改变的。
【2013-01-13】
@高利明 国家：合作的背书——巴泽尔《国家理论》读书笔记 “不同于诺斯,巴泽尔给出了资本主义兴盛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第三方实施’的规模效应。 巴泽尔是有着惊人续航能力的思想家。在找到‘第三方执行’的金钥匙之后,巴泽…
@局外人c的空间:高老师的力作！隆重推荐。我以为，高老师算是中国巴泽尔研究的至少是最高水准之一，
@学经济家:先收藏
@whigzhou: 若高总对巴泽尔的介绍是准确的，那看上去他是剑走偏锋了，强调国家普遍保护在市场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是对的，但以为它取代了自下而上的规范/价值体系，因而后者不再重要，就错了
@whigzhou: 有机会我会写篇文章，先简单说几点：1）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即高总的“长期关系”与“第三方实施”）的二分法过于简化，远不足以澄清市场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实际上这首先是一个策略与关系的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过程，从两两长期关系，到圈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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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3】
@高利明 国家：合作的背书——巴泽尔《国家理论》读书笔记 “不同于诺斯,巴泽尔给出了资本主义兴盛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第三方实施’的规模效应。 巴泽尔是有着惊人续航能力的思想家。在找到‘第三方执行’的金钥匙之后,巴泽...
@局外人c的空间:高老师的力作！隆重推荐。我以为，高老师算是中国巴泽尔研究的至少是最高水准之一，
@学经济家:先收藏
@whigzhou: 若高总对巴泽尔的介绍是准确的，那看上去他是剑走偏锋了，强调国家普遍保护在市场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是对的，但以为它取代了自下而上的规范/价值体系，因而后者不再重要，就错了
@whigzhou: 有机会我会写篇文章，先简单说几点：1）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即高总的“长期关系”与“第三方实施”）的二分法过于简化，远不足以澄清市场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实际上这首先是一个策略与关系的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过程，从两两长期关系，到圈内长期关系，到身份/阶层分化，到亚文化的价值/伦理规范……再到社会主流价值/规范体系的形成，人格化程度逐级降低，
@whigzhou: 2）其次，缺乏普遍保障的传统社会，也有市场，因为熟人圈可以相互重叠，所以只要形成专业圈子，经过几层中介，即可覆盖一个相当规模的市场，百来个相互熟识犹太人社团，可以经营很大规模的商业和金融业，并且都是基于个人声誉的；
@whigzhou: 3）行会/协会等组织，可以大大扩展上述基于相互交叠的熟人圈的多层结构的覆盖范围，因为组织提供了一层抽象，用组织声誉代替个人声誉，一位墙上挂着某医学院毕业证的医生，有机会到一个陌生小镇开业，
@whigzhou: 4）所以，从传统社会向市场演化的过程，那些从长期关系中发展出来的价值/规范不是消失了或被取代了，而是a)去人格化了，b)多面化了，
@whigzhou: 5）国家的普遍保护（如果幸而存在的话）确实降低了市场制度对传统规范的依赖，但前者不可能离开后者而单独存在，因为需要有个东西来拉住它，以免其滑向专痔……
@whigzhou: 因为依其本性，国家总是走向集权化和大政府，永远需要有个东西拉住它，而市场制度至今得以苟延残喘，端赖一个自下而上的规范生成体系，巴泽尔（若如高总所介绍）的错误在于，以为这套价值/规范体系不再重要，其作用已被国家司法所取代，果若如此，我们看到的就是法国，而不是美国
@whigzhou: 5）这套自下而上的规范生成系统，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熟识和个人声誉，只是现代社会的熟识往往是单方面的，名人/大众构成了一个非对称的熟识关系，
@whigzhou: 6）实际上，这种非对称熟识关系也存在于大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它用公司人格取代自然人格，得以在邓巴数限制之下，在大规模市场上实现声誉机制，
@whigzhou: 7）即便有了司法普遍保障，现代市场的运行仍高度依赖信誉机制和私人规范，司法只是最终保障，只有极小部分纠纷求助于它，
@whigzhou: 8）作为个人，若从每个侧面看，很大程度仍生活于熟人社会（至少单方面熟识），与传统的主要区别是，这些侧面分离了，关系的内聚度降低了，即：你的熟人的熟人很可能不是你的熟人
@whigzhou: 相反在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内聚度很高，你的同学通常也认识你的邻居/亲戚/客户，高内聚度的结果是，规范生活不同侧面的诸价值与规则，通常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无所不包、从头管到脚的伦理系统，这种规范体系过于僵硬，让社区趋于保守封闭，让社会失去了流动性，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逗号，然后？辉总你这半天没下文了啊，哈哈……
@whigzhou: 想了想，要点好像说完了，更多细节以后再说
@高利明:答辉总http://t.cn/zjrnOke
@whigzhou: 嗯，高总列了很多具体例子来展开和澄清原文的意思，这些例子很好，其实许多我也赞同，但我要强调的是，从熟人社会到由第三方执行的抽象规范的演变，是经过了许多中间状态的，并且这些中间结构在市场制度中仍起着基础性作用，并未“沦丧”
@whigzhou: 也就是说，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社会，不是由一个中央司法机构和一群无结构的个人组成的两层结构，而是由许多中间结构支撑起来的自下而上的多层结构
@whigzhou: 这些中间结构包括：社区/地方自治，行业组织，利益集团，专业阶层，大学/媒体/标准化组织等功能性机构/社团，亚文化群体，等等，所有这些中间结构，都有着与之相应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在某个侧面起着社会规范的作用，假如这些都“沦丧”了，市场也没有了
@whigzhou: 其实，看待这些中间结构的态度，也构成了保守主义和Libertarian的一大区别
@whigzhou: 教会/教派组织也是重要的中间结构
@高利明:我更关心的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若要开展贸易，其合约背后的执行方未必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市场究竟是怎样协调的、并进而如何影响这些执行者的行为和力量的。
@whigzhou: 嗯，你强调的方面是重要的，我只是提醒一下也要重视另一方面
@whigzhou: 饭文：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http://t.cn/ap6o8n ……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中，现代人倾向于只袒露自己与该场景有关的那个侧面，而把其他方面包裹掩盖起来，同时，他们也懂得小心的不去触碰和揭露别人的那些场景无关部位，这是现代……
@whigzhou: 这篇旧文介绍了我的多面化理论，多面化是理解传统与现代之区别的关键，现代社会，你在工作、亲戚往来、娱乐活动、参与社区管理、社会活动等等方面，会分别有个熟人圈，互不重叠，你在每个圈子里遵循的是不同的规范，而且除血缘圈之外，每个都可以退出、另选，而在传统社会，所有这些都被绑在一起
@whigzhou: 这种多面性，最生动的表现在婚宴的桌席安排上，一个圈子一两桌，假设每圈熟识15人，邓巴数限制下，个人可同时进入十个圈子，可覆盖生活各个侧面
@whigzhou: 多面化转变是根本性的，它同时带来了文化宽容、个人自由和社会流动性，因为若这些圈子全都被捆绑重叠在一起，个人就很难重新选择，退出的成本极高（那将意味着短时间一次性重建所有关系），退出（更多是被逐出）意味着身败名裂，从此无依无靠
@whigzhou: 多面化的结果改变了社会关系网的拓扑结构，传统社区基于血缘和地域，高度封闭，多数关系限于内部，仅通过少数关键人物（政治领袖、小店主、铁匠、货郎等）与外部发生关系，而那些专门从事社区间流通/交易的人，又往往游离于本地社区之外，组成自己的特殊社区，比如犹太人
@whigzhou: 起社区连结作用的那些群体，由于多数社会关系游离在本社区之外，因而本社区的规范无法约束他们，因而被视为异类，甚至归入贱籍，这是古代社会存在本末良贱之分的根源所在
@whigzhou: 关于本末良贱，我在这篇微言的后记里也有讨论 http://t.cn/zjrr6dh
@whigzhou: 邓巴数（或类似的认知局限），也为各行业可容纳的品牌数量和每个品牌覆盖产品种类设置了上限，为何牙膏和洗头膏被置于同一品牌下？因为分太细品牌太多消费者记不住，能合并就合并，但抹脸的不能跟刷马桶的合并，手机也不能跟鞋合并，认知距离太大，总的限制是：单个消费者能够辨识的品牌也就一百多个
【2013-01-12】
@王志安 如果说在蔬菜定价方面存在所谓的“剥削”，不是中间商对农民存在盘剥，而是城里人借助制度的不平等对乡下人的压榨。许多人还把这种压榨看做是一种天经地义，他们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合理定价当做了“正常”。但其实，过去的那种“正常”并不正常。《中国的菜价被低估了》http://t.cn/zjBmQ71
@wenkino: @whigzhou 老师，和您以前有关蛛网效应和投资受限对农民收入影响比，觉着此文问题多多。首先，蔬菜价格并没有管制，应该说所谓绿色通道则给了农民特权而已，市民才是受害者
@whigzhou: 1）正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成立，但按语中的指责没什么意思，坏的制度总是损害交易双方，说交易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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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2】
@王志安 如果说在蔬菜定价方面存在所谓的“剥削”，不是中间商对农民存在盘剥，而是城里人借助制度的不平等对乡下人的压榨。许多人还把这种压榨看做是一种天经地义，他们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合理定价当做了“正常”。但其实，过去的那种“正常”并不正常。《中国的菜价被低估了》http://t.cn/zjBmQ71
@wenkino: @whigzhou 老师，和您以前有关蛛网效应和投资受限对农民收入影响比，觉着此文问题多多。首先，蔬菜价格并没有管制，应该说所谓绿色通道则给了农民特权而已，市民才是受害者
@whigzhou: 1）正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成立，但按语中的指责没什么意思，坏的制度总是损害交易双方，说交易方谁害谁就转移矛盾了
@whigzhou: 2）蛛网波动是短期现象，与此文主题没多大关系
@whigzhou: 3）绿色通道剥夺了谁、补贴了谁，要看各环节的供给弹性和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不可武断定论
@whigzhou: 4）妨碍城乡流动的制度屏障，确实损害了农民，也压低了农产品价格
@whigzhou: 5）土地用途管制的效果则不太清楚，既可能应妨碍集约化农业发展而抬高菜价，也可能因将更多城郊土地束缚于农业而降低菜价
@wenkino:菜价是否被低估了呢？
@whigzhou: 不存在低估的问题，低估的意思是你去囤蔬菜会有钱赚，从正文看，他的意思是未来菜价仍有很大上涨空间，这是他用词不当
@wenkino:制度屏障会减少供给，造成价格上涨，怎么可能压低农产品价格？
@whigzhou: 这里的屏障是指妨碍城乡人员流动的制度屏障，比如户籍制度，如果你在别处出售劳动的机会被限制了，那么，在未被限制领域出售劳动的机会成本便降低了
@wenkino:回复@whigzhou:嗯，现在蔬菜许多地方明显过剩了，大白菜烂到地里。不知是否与补贴有关？就像压低汇率搞出口，因为蔬菜并不会像粮食国家可以收购囤积。
@whigzhou: 没关系，只要补贴额不高于成本，烂在地里肯定是预期落空的结果，是生产决策失误
@whigzhou: 而且肯定是当季生产决策失误，因为烂在地里说明地头价不仅低于总成本，还低于采摘＋包装成本
@wenkino:看来辉格老师是反对户籍制度的。但户籍制度本是自治的形式，虽然现在问题多多，比如计划生育，高考都给捆绑在了一起。反户籍制度剥夺体制外市民税后福利，而不反体制内，明显是打土豪分田地思维
@whigzhou: 放屁，户籍制度是土蚣套在所有被征服者脖子上锁链，自个屁治
@wenkino:美国各个州有比中国更严厉的户籍制度与之相关福利
@whigzhou: 1）户籍制度的哪方面是由当地居民决定的、因而体现了自治原则？2）美国公民在各州获得居民身份的条件是什么？
【2012-12-31】
@高利明 ［地方政府债务放大的可能后果］法治与债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地方因债权而引入法治、因债权的滚转放大、法治随之加强，随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调整。“发债是地方法治之路，也是中国法治发育之路。”http://t.cn/zjQZQcd 附一下陈总@陈如是说 的骥尾 @傅蔚冈 @学经济家 @whigzhou
@whigzhou: 一厢情愿。并没有这样的确切关系，历史上相反的情况多得是，欠犹太人一屁股债再把他们杀掉或驱逐，(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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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31】
@高利明 ［地方政府债务放大的可能后果］法治与债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地方因债权而引入法治、因债权的滚转放大、法治随之加强，随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调整。“发债是地方法治之路，也是中国法治发育之路。”http://t.cn/zjQZQcd 附一下陈总@陈如是说 的骥尾 @傅蔚冈 @学经济家 @whigzhou
@whigzhou: 一厢情愿。并没有这样的确切关系，历史上相反的情况多得是，欠犹太人一屁股债再把他们杀掉或驱逐，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欧洲大小君主破产赖债的也不在少数，只有抢不动的时候（也就是权力已经受到某些制约时），债权才能对政府的具体行为构成进一步制约
@whigzhou: 你连公然没收都无力抵制的时候，赖点债算个屁
@whigzhou: 另外，高总此文的立论过度建立在“地方竞争”的理论基础上，这假定了地方政府是个连贯一致的利益主体，实际上该假定仅在很弱的意义上才成立，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弱了，这与邓后的官员激励机制变化有关，我最近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过几天会贴出
【2012-12-16】
有人在知乎上问：在民主的公共决策中应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益？
@whigzhou:
1）由宪法原则和违宪诉讼/审查机制确保其当真有必要成为公共事务；
2）“公共性”有很多层面，从社区、村镇、城市，到地区、国家、国际，一件事情即便必须作为公共事务来处理，也应尽可能在最低的“公共”层次上，能在村镇水平处理就别在国家层面处理；
3）公共决策机制本身应在事先经参与者同意，并通过个人间的契约而获得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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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6】
有人在知乎上问：在民主的公共决策中应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益？
@whigzhou:
1）由宪法原则和违宪诉讼/审查机制确保其当真有必要成为公共事务；
2）“公共性”有很多层面，从社区、村镇、城市，到地区、国家、国际，一件事情即便必须作为公共事务来处理，也应尽可能在最低的“公共”层次上，能在村镇水平处理就别在国家层面处理；
3）公共决策机制本身应在事先经参与者同意，并通过个人间的契约而获得其合法性；
4）在所有层次上保留退出的权利；
【2012-12-15】
@whigzhou: #饭文#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http://t.cn/zjSSOyf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
@高利明:辉总怎么看待户籍制度？
@whigzhou: 徒增扰耳
@高利明:还请开示一二
@whigzhou: 它给民众制造那么多麻烦，带来那么高行政开销，产生什么好处了吗？其残余的功能就是为民众利用某些资源和机会设置地域障碍，而这些资源和机会本就不该由政府控制，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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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5】
@whigzhou: #饭文#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http://t.cn/zjSSOyf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
@高利明:辉总怎么看待户籍制度？
@whigzhou: 徒增扰耳
@高利明:还请开示一二
@whigzhou: 它给民众制造那么多麻烦，带来那么高行政开销，产生什么好处了吗？其残余的功能就是为民众利用某些资源和机会设置地域障碍，而这些资源和机会本就不该由政府控制，不是吗？
@whigzhou: 它对当局的另一个价值是，可以用来对体制外人群进行牵制，因为它可以在必要时给你制造麻烦
@只配抬杠:转。但不同意说地方设立门槛的举措不具合法性，这也不符合先进社会的实践结果。
@whigzhou: 它未经当地居民同意而强行限制了他们的交易对象，哪来的合法性？
@蜀云许泽人:即使是自治社区如美国市镇，也不会排斥外人。所谓外人，无非是融入的先后。关键看是否为社区做贡献，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唯户口论者不过是挤车一族：一边庆幸自己的幸运；一边怨恨车外的人还在挤
@whigzhou: 不要轻易下结论，你可以找一个Amish或Hutterite村子，看他们会不会把房子租给你
@Victor_Tianlong:那是另一回事 可以在地契里面限制未来的交易对象 AMISH要卖也被祖宗限制了 这叫DEAD MAN CONTROL
@whigzhou: 遗嘱信托和限嗣继承也是实现自治的一种方式嘛
@旁观用: 辉格sir，在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若交易时规定了永久性的限制条件，是不是就永远无法更改了？比如我卖地条件是其中一块墓碑不可拆移，合同规定买家转手时也必须加上这条限制，是不是这个限制条件就永远无法更改了
@whigzhou: 这问题很困难
@whigzhou: 让死人意志永久有效，无疑是不可行的，这样随着时间推移，会让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置于古人意志的桎梏之下，但完全取消遗嘱信托的法律地位，好像也难以接受，这会降低活人的创造激励，也会让激励短期化，我想这应该由法官视情形而定吧，法律经济学分析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恰当判断
@whigzhou: 其实多数情况下不会导致资源黑洞的结果，因为受托人通常会随情况变化做出调整，而且除非存在确定受益人，没人能阻止他调整，好像唯一会出现黑洞的是土地这种数量给定的资源，所以限嗣继承遭到反对
@whigzhou: 土地确实不能永远让死人控制，否则系统可能会崩溃的，比如每代人都有些富豪购买土地并以信托设立熊猫保护区，长此以往，几百年后地球都是熊猫的地盘了
@旁观用:多谢～这种判断更适合由法官还是陪审团来做呢？
@whigzhou: 整个司法过程，我某旧帖里总结了该过程的特征：具体而直接的利益关切与诉求者、对立的证据呈现、对等的抗辩与质证、中立的倾听者、独立于政治派系的裁决者、基于众多分散案例的试错和反馈、渐进的惯例形成、修正和废弃 http://t.cn/zjSfxPV
（命题口水文）
SEC正在全力摧毁资本市场
辉格
2012年12月07日
SEC对五家会计事务所提起诉讼的举动，很可能将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陷于非法地位，导致其最终退市，并断绝中国企业未来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这一驱逐行动只是过去三年SEC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一连串瞒旰打击的最新一桩，看起来，该机构已铁了心，不置华尔街于死地，不将金融资本逐出美国，是不会罢休了。
从赋予SEC当前职责的监管法规的逻辑看，它对会计事务所的要求当然说的通：既然监管目的是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欺诈，那么向美国投资者出售证券的企业自然应遵守同样的规则，问题是这些监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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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口水文）
SEC正在全力摧毁资本市场
辉格
2012年12月07日
SEC对五家会计事务所提起诉讼的举动，很可能将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陷于非法地位，导致其最终退市，并断绝中国企业未来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这一驱逐行动只是过去三年SEC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一连串瞒旰打击的最新一桩，看起来，该机构已铁了心，不置华尔街于死地，不将金融资本逐出美国，是不会罢休了。
从赋予SEC当前职责的监管法规的逻辑看，它对会计事务所的要求当然说的通：既然监管目的是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欺诈，那么向美国投资者出售证券的企业自然应遵守同样的规则，问题是这些监管法规本身是否合理？
投资者当然需要得到保护，假如他们被欺诈了，可以从常规司法系统得到救济，构成犯罪的检察官可提起公诉，这些是事后救济，而在事先，他们可以得到会计师、审计师、分析师、评级机构和做空者的专业信息提供者的帮助，那么，SEC究竟在哪方面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
和证券投资一样，所有交易都潜伏着侵权和欺诈的风险，市场体制下的保护方案总是由司法系统的事后强制与市场机制提供的事先保护组合而成，假如政府权力在事先就介入交易，规定交易双方该怎么做，那么选择和创新的机会就很容易被扼杀，这是计划体制下的通行做法，而SEC监管模式正是计划思路的产物。
幸好，SEC并未将其权力发挥到极致，这是因为法规赋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它的官员们也逐渐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法规所设定的笼统的监管目标，面对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金融系统，特别是90年代新一轮金融创新开始涌现之后，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对它形成一个起码的理解，讽刺的是，这种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正是日渐繁杂的监管法规所导致。
所以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SEC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既然看不懂也不知该怎么做，而金融市场看上去又发展的不错，它也就乐得因循顺遂；从行政效能上看，可谓有失职守，对市场却是好事，假如一个衙门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那么它越是一丝不苟廉洁勤恳铁面无私，祸害就越大。
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马多夫和斯坦福丑闻，给SEC打了鸡血，这个在其75年历史上从未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机构，突然跳起来说：现在起我要好好干了；可是，究竟是什么让给了它信心，让它以为自己能完成保护投资者的使命？是它突然理解了它花了75年还没理解的金融系统吗？还是它终于找到了前任们所忽略的窍门？
显然不可能，实际上马多夫和斯坦福的骗局很容易识破，SEC在事先也得到了很多警告，而且根本不需要特别的监管法规，按普通法即可处理，在无数导致投资者损失的案例上，SEC从未表现出先见之明和胜过私人机构的判断力，比如中概股的弄虚作假，都是被做空者揭露后SEC才跟进，可是既然只能事后矫正，那和常规司法系统有何差别？
SEC的无知和无能，从夏皮罗上台后紧锣密鼓的系列打击行动所采用的策略中也可看出端倪，这些行动大部分以和解方式收场，被调查企业认缴大额罚款，但无须承认自己有过错，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机会主义做法，监管者获得了工作业绩，企业花钱消灾，双方获益，但于市场规则的透明化却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和解结果丝毫没能告诉市场参与者：怎么做才是对的，而这本应是规则执行过程最重要的结果。
实际上，市场纠纷中只有极小比例是通过正式的司法和执法程序而获得解决的，但司法程序对社会秩序又极端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规则透明化，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对的，但SEC的和解方式传达给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却十分暧昧：天知道认罚企业有没有过错，只知道它撞在枪口上，倒了大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