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制度障碍让城市化提前失速
辉格
2013年1月29日
近来城镇化的议题又重新引起了关注，在经济前景的各方面都找不出什么乐观迹象的今天，仍在延续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成了人们唯一能寄予厚望的增长动力，然而，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之后十年的热潮之后，城市化从六七年前开始就已经降速了，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发改委马晓河博士从多个角度对此降速做了分析，颇有启发。
城市化的失速，其实更多的表现在深度上，从数量上看，尽管统计报表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刚刚过半，但许多所谓流动人口虽被统计为农村居民，实际上可能多数时间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也进入了城市经济，这从务农人口的萎缩程度上也可看出，反映在统计上，是城市化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率。
原本人们曾期望，随着大量农民进城，会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建立新社区，带来消费繁荣和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创造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新兴中产阶级，而实际上，尽管这些都在发生，但速度和深度却远不如发达国家曾经历的。
这种缺乏深度和融入的、未能导向一个中产社会的夹生城市化，似乎也是许多国家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际普遍面临的状况；进城工作多年的工人们仍可被清晰的识别为“民工”，很少融入城市社区，可以轻易随工资行情波动而在各大城市之间流离奔波，有点像收获季外出帮人摘棉花的季节性农业工人。
妨碍农民向城市定居生活转变的障碍，主要是在制度上，首先是土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征收和招拍制度，将由工业化、城市化和与之伴随的农业商品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都截留在了地方政府手里，而原本这一增值可以为农民特别是郊区农民完成城市化变迁提供一个扎实的资本基础，近郊农民甚至可以在城市化之前就完成中产化，但实际上，只有那些地价极高的北上广等少数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城市，近郊农民才分到了一些甜头，绝大多数农民却被迫以无产者身份进入城市。
这份土地增值，原本也可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所需财力和激励，假如土地用途转变在业主手里完成，业主和开发商可以按市场需求自主规划和建设，那么城镇化的过程会比我们看到的更顺畅和深入，而在现行城市规划开发制度下，地方政府虽截留的绝大部分增值，却未能有效率的提供迁居者真正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政府的规划和开发计划常好大喜功、大而无当、脱离实际需求，造成大量浪费，留下一个个缺乏配套不适合居住的新城区，和空荡荡似鬼城的开发区；而且为了支撑其开发项目的地租，还刻意限制土地供给以压制有着真实需求的私人开发项目，结果我们看到，许多新区根本没人住，而那些被规划当局忽略了的边缘地区，反倒因生活便利租金低廉而大受移民欢迎，成了热闹兴旺的城中村。
现行城镇政府组织模式下，移民缺乏自发组织社区并自行管理的自治权利，也妨碍了城市化的深入；基于业主权利的社区和城镇自治，不仅可借助市场化机制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产品，也可让移民有机会建立适合其传统和习俗的聚居地；美国移民的经验显示，假如城市新社区能够最大限度的容纳移民原有的文化习俗、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便可为他们进入流动性大社会提供一个缓冲和过渡，从而更顺畅平缓的实现融入。
由政府统一规划下所开发的商品房社区，很难满足这些需要，移民为进入城市，常被迫放弃原先所依靠的社会资源，而只能以孤立无助的个人在新环境中求存，这对于那些尚未适应城市生活的移民是很高的代价，意味着很大程度上割断传统关系纽带，丧失此前已建立身份和声誉，熟悉的信息来源，来自家族、亲友和邻居的生活帮助和情感支撑，发生纠纷冲突时也得不到传统规范下的道义援助。
这也是许多移民特别是中年以上者留恋乡村老家，或宁愿留在有着许多同乡和老熟人的城中村而不愿搬家商品化社区的原因，然而，乡村正在因年轻人的流失和经济基础的瓦解而迅速空心化，城中村也因缺乏自我治理机制而陷于困窘无序，皆非长久之计；城市化下半场的顺利完成，仍有待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社区与城镇自治模式的建立。
well @ 2013-01-30, 12:26
有个问题”从数量上看，尽管统计报表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刚刚过半，但许多所谓流动人口虽被统计为农村居民，实际上可能多数时间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也进入了城市经济”————这种似乎是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所以很多人说有16%的差额，比如“目前城镇化的比例51%，但是城市户籍人口只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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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0th, 2013 at 12:41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认为“常住人口”也是统计不足的，比如东莞，06年总人口已超过1000万，但07年末常住人口统计数字仍只有700万，那300多万都算作“临时居住人口”了，这显然低估了人口城市化率，这种低估也是因为移民的定居深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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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 2013-01-30, 14:24
看过一片文章讲，由于现在的城市化率没有考虑流通人口，实际上的应该在比率在62%左右，而不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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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 2013-01-30, 16:34
观点很对，土地问题从建国之初到如今都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从最初“打土豪，分田地”到农村合作社到如今，虽然一开始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是到土地被收归国有一直没有归还给农民，所以导致了文中所提到的政府截取了增值。之前有数据显示只有少量农民保留了不到5%的自留地，很小面积的一部分土地。所以如今土地增值后农民并没有成为增值的受益者。农村也一直是当下社会建设贫瘠的后方。但是即使土地制度改革了，也还伴随着其他问题，因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大量的农村精英外流。很多精英走出农村后鲜少重返这块儿后方阵地。所以在一些经济不如沿海地区发达的地方，即使业主拥有土地，但是他们的水平能力有限，和精明的开发商进行规划建设也是很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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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0th, 2013 at 16:41
确实，按目前的情况，很难吸引精英回归乡村，要吸引他们回来，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解除土地用途管制；2）乡村自治。
我在几篇旧文中曾谈论过这个话题：
饭文#H7: 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788.html
饭文#H8: 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787.html
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3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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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劲松 @ 2013-01-30, 20:45
把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科研性大学迁到小城市，由这部分，最具活力与创新能力的人来主导城镇的未来，或许是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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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ID 回复:
2月 25th, 2013 at 11:12
这没有什么用的，城市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和宏观政策导向有关，这两个都涉及到发展最根本的成本问题，在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今天，在哪里出生，哪里读书和在哪里安家乐业是没有太多联系的。国外也有知名学府在小镇上，学校还是学校，小镇还是小镇。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国内大学总体水平位居前五的武汉，如果按照人口和城市面积来说的确大，差不多也前五，如果按照GDP，国内前20都不一定有。深圳模式很典型。不过这种特区模式不可能随便搞，更多的跟国家战略有关，而不是城市发展，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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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劲松 回复:
2月 25th, 2013 at 11:30
是的，那里读书和那里安家乐业是有很大联系的。毕竟你要在学校呆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说不定会和当地的特色结合，发展当地的经济。举个例子，我们义乌有所学校叫工商学院，学生受商业气氛感染，纷纷做淘宝，然后毕业后也留在这座城市，从一定程度上他们再造了这个城市的商业模式。还有引入学校或外来人口建设，会拉动当地消费，会以其他方式影响当地经济，比如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研究院，他们所在的小镇是很偏的一个位置，研究人员在那建了很大的植物园，对当地植物进行归类。现在那里是西双版纳最好的景区。而相反西双版纳城里却是破破烂烂，口碑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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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ID 回复:
2月 26th, 2013 at 14:2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如流水，因势而动。你所说的在国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这也符合“势”，这个“势”是否是由学校构建的我表示怀疑。我上面所说的国内中部最大城市武汉，便是因为“势”的不足导致众多高校培养出的大量学子并没有留在当地发展，而是选择了京沪穗地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校主要培养人才，而不是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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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kman @ 2013-02-06, 23:25
但实际上，只有那些地价极高的北上广等少数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城市，近郊农民才分到了一些甜头，绝大多数农民却被迫以无产者身份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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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没有数据支持？和城里人一谈到城郊农民，他们直觉上都认为这伙人发大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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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2月 6th, 2013 at 23:42
问题是你觉得发大财时，想到的是哪里的农民，是有发财的，比如闵行、大兴、东莞的，可进程的农民有五六亿，发财的能占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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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啦 @ 2013-02-19, 12:46
城市化率=常住人口/总人口，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居住1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所以居住1年以下的流动人口不在其内，有一些漏损。
但城市化率不等于城市化，我不同意按户籍人口算实际城市化率，去和欧美的80%做比较。
流动人口在城市，虽然没有享受到户籍，但同样在使用城市设施，不能完全去除。
所以不能说城市化数量不足，而是城市化的质量不足。
对了，一个统一的错误，在中国现在都叫城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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