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29】

@whigzhou: 花了两个多小时思考强人工智能引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相信陪审团。然后发现，这不就是我去年得出过的结论嘛～哈。不过，其间经历的逻辑链条那是相当漫长，而且有了一些新想法，容我慢慢道来。

@whigzhou: 1）强人工智能很快（也就是几十年内）会出现；2）强AI的出现会让世界很不一样，但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不一样；3）其实，“只有一小撮人（或组织）有能力做一些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甚至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whigzhou: 4）需要区分三种能力：A）做某种事情的能力；B）理解某种事情、并知道怎么去做的能力；C）理解某种事态如何涉及自己的利益，并在此类事态出现时如何保护自己的能力

@whigzhou:(more...)

【2014-12-23】

@whigzhou: 福利制度最危险之处在于，它让一个人可以不必理解当地文化、不必尊重当地习俗、不必融入当地社会、不必遵守当地规范，也可以在那里活下去，而且活得很舒坦，活得理直气壮……人们迟早会看清这一点，问题是什么时候看清，是在Caliphate of Europe建成之前还是之后。

@勘書春雨靜:不能苟同。我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只要不偷不抢凭什么就一定要融入当地文化、遵守当地规范？（除非是法律规范）圣诞节时别人安圣诞树我坐家里听音乐不可以(more...)

【2014-10-15】

@诺夫哥罗德亲王陈毓秀 辉总，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以前说过财产权源自部族定居，那么该如何解释游牧部族的财产权观念？

@whigzhou: 我说的好像没这么强，游牧者有财产权，首先是牲畜，其次是帐幕（和里面的东西），而且游牧有领地性，领地也是较弱意义上的财产权，所以准确说是：定居极大推动了财产权发展

@whigzhou: 这是因为，1）定居首先推动了土地权（是强意义上的地权，不只是领地权），而土地权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最重要的财产权，2）定居也推动了各种笨重物的财产权(more...)

【2014-11-16】

@放风筝的唐僧 我一直在想，汉初的七国之乱，如果汉朝皇帝没打赢，最后和叛乱国达成妥协了会怎样？会不会进一步瓦解本就不够强大的中央集权，让中国再次变成封建制？然后中国也会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像西欧一样。再往前，如果不是出现了商鞅这个奇人，秦也未必就能统一中国，中国就更像欧洲了。

@newobject：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不会成立的。第一，七国乱如果未平，可能会经过一个短暂的“战国”时期，最后会出现一个“秦”再次统一。两点原因：1）已有中央集(more...)

1）春秋前期，特别是齐桓称霸期间，是华夏史和中国史上最接近于产生宪政的时期，没有之一；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more...)

1）县本意为“悬”，这点没有异议；

2）将该词义置于封建制背景中，就很好理解：县起初就是“悬于君权而待封之地”，即被临时置于君权管辖之下，可资未来分封的土地；

3）同为君权所控制的土地，县不同于君主之私人采邑，后者已纳入王室之私人财政系统，用于供养王家，而前者被置于国家行政系统，用于行政目的；

4）此类土地的来源，不外乎：新征服而尚未分封的土地，从绝嗣或因重罪而被灭宗的附庸那里收回的封地，攻灭他国（比如楚灭陈）所获领地，从他国夺取的城邑；

5）春秋中期以降，诸侯间战争蜂起，(more...)

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more...)

1）李峰否定“西周封建论”，理由一是西周制度不符合传说中的feudalism，理由二是feudalism在欧洲也只是个传说；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more...)

帝国的政制史有个一贯倾向，外官不断被内官取代，几代之后，原先的内官逐渐变成外官，然后又被新的内官取代：宰相取代三公，尚书令取代宰相，中书令（原为内史令）取代尚书令，平章事/侍中取代中书令，然后中书令和平章事们又变成宰相，接着被内阁大学士取代，康熙时大学士又被上书房行走取代，最后又被军机处取代。

地方官也存在类似倾向，常任地方官总是被中央派出的巡察官取代，久而久之，巡察官又变成了新的常任官：太守被刺史取代，刺史被节度使取代，节度使被知州取代，知州又被行中书省取代，行中书省先是改成布政司，然后被巡抚取代。

这些取代外官的内官，最初都是皇帝管家、秘书、仆从性质的近侍亲信，级别很低，起初只是一种伸张帝权的临时安排，是皇帝执行其意志的工具，长期化之后就(more...)

我曾多次提到，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权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权力交接之后，才能被认为已经成熟；我认为这一洞见适用于所有组织和制度，其背后的原理是：代际更替总是伴随着程序化、制度化和官僚化，事务处理程序、职能、岗位、责任、流程等等制度组成元素，在此过程中被形式化并固定下来。

驱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接班者看待事务的方式和创始者大不一样；一项制度元素最初被设计出来时，都是出于某种实用主义动机，旨在解决某类问题，因而，那些有机会亲历这一创建过程的组织成员，会以功利和权宜的方式看待它，若情况有变，他们也会欣然接(more...)

再理一理两者在政治组织上的区别：

伯仲叔季本是兄弟排行，不过后来似乎也可用于指称宗族支系，宗法制下，嫡长子乃大宗，自然称伯，次子们若获封地，则另立宗庙，以封地之名为氏另起一系，仍可称伯，若无封地，则只能仍在原氏族内以小宗卿士身份谋食，氏不改，但须加上“仲叔季”以区分其支系，大约如此，纯属猜测。

【2014-10-28】

@李冬君 发表了博文《《中国近代财与兵》由汉唐阳光出版了》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中国传统权力，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因此，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O《中国近代财与兵》由汉唐阳光出版了

@学经济家:“现代纸币社会，没法当军阀了”，“古代银库占总财富比重高，抢来可以作为（割据）启动现金；现在银行里那点纸钞，塞牙缝都不够” ，引自学总博客《不必过度准备失序》

1）所谓周式封建，乃以非对称世系裂变为结构骨架，以血缘为主要纽带，以食邑为主要激励的一种封建制实现形式；

2）此种模式有两大内在缺陷：一、血缘纽带随代际更替而逐渐弱化；

3）二、统治团队激励随可分封土地耗尽而丧失；按英格兰经验，领主平均可养大两个儿子至成年，多妻制下这个数字应该大很多；

4）在两大问题，天子比诸侯更严重，因为——

5）关内诸伯的分封比关东诸侯早开始三代，因而其共同祖先也比关东的早至少三代，前者共祖须溯至太王（亶父），而关东诸侯在各自侯国内的共祖，即各侯国之开基祖，辈份最高也是武王兄弟，因而血缘更近。

这样，若不考虑其他选择约束，在任(more...)

制度进化史上，封建制与官僚集权制构成了一个重要对立，两者的差别，从组织与财政的角度出发最容易看清，对下列四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鲜明对照：

1）君主找哪些人组成其治理团队？
2）君主如何供养其自身？
3）君主如何供养、奖赏和激励其团队？
4）君主如何为特定治理行动（对外征伐、平息叛乱、处理纠纷、执行法律等）筹集经费？

封建的方案：

F1）由特定贵族家系世袭各职位，这是极端情况，更普遍而可行的做法是，从若干特权家系中挑选臣辅。

F2）君主收入来自其私人采邑、间接税（关税、盐税、酒税等）和各种专营权，没有直接税（土地税、所得税、人头税等）。

F3）(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