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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豆瓣上评论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冲着美女去的，却意外看到一部不错的西西里风俗片，别看主题小，文化背景设定相当靠谱，除了大家都看得出的传统小社会特色，迎接征服者的西西里式态度，律师的古典辩护风格，与上帝和圣徒的关系，妇女的头巾……
在微博上又补了一句：
日本是文化皈依专业户，西西里则是被征服和被拐卖专业户，相映成趣
吃饭时想了想，感觉这个主题可以再挖掘一下。
从政治史看，西西里的历史就是一个被来自文化、宗教和制度背景迥然不同的强权（希腊/迦太基/罗马/汪达尔/拜占庭/阿拉伯/诺曼/德意志/安茹/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意大利/美国——囊括了全部曾在欧洲风光过的国家）反复征服和转让的历史。
上层权力结构的频繁变动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构成了严重挑战，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私人的和地方(more...)
标签：制度 | 文化 | 秩序 | 西西里 | 规范 | 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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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豆瓣上评论了《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冲着美女去的，却意外看到一部不错的西西里风俗片，别看主题小，文化背景设定相当靠谱，除了大家都看得出的传统小社会特色，迎接征服者的西西里式态度，律师的古典辩护风格，与上帝和圣徒的关系，妇女的头巾……
在微博上又补了一句：
日本是文化皈依专业户，西西里则是被征服和被拐卖专业户，相映成趣
吃饭时想了想，感觉这个主题可以再挖掘一下。
从政治史看，西西里的历史就是一个被来自文化、宗教和制度背景迥然不同的强权（希腊/迦太基/罗马/汪达尔/拜占庭/阿拉伯/诺曼/德意志/安茹/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意大利/美国——囊括了全部曾在欧洲风光过的国家）反复征服和转让的历史。
上层权力结构的频繁变动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构成了严重挑战，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私人的和地方性的非官方秩序获得了长足发育，远比其它有政府地区更为发达而牢固，而同时，他们在面对新来的征服者（无论是法西斯还是美军）时可以更为超然、戏谑和满不在乎。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对秩序的需求是如此强烈，所以当官方秩序供给不足时，总是有私人的非官方秩序来填补其留下的空白；实际上，在传统社会，政府权力和官方司法系统远不如它们在现代社会那么覆盖和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基层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官方秩序来维持的。
非官方秩序的特定是，其规范是自发形成的，规范的执行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散实施的集体监督和惩罚，包括无处不在的闲言碎语和警惕目光，对秩序触犯者的关系隔绝、驱逐或惩罚，所以在更多依赖这种秩序的社会，人际关系必定是紧张的、压抑的，甚至是严酷的。
Malena所遭受的，正是这些，因为她违反了女人之间的竞争规则，有朋友说她代表了被践踏的弱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到了最后她才变成弱者，而之前她却不合法的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她的最终遭遇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战败落单的骑士被一群之前受他欺负的农民哄抢殴打。
非官方秩序的无处不在也表现在电影的另一个细节上，没有长裤穿的男孩被隔离在成人世界之外，无论在少年团伙还是理发店里，这条规则都执行的很严格。
当然，这些特征在传统社会或多或少都有，但西西里因其独特的历史而尤其发达，这也解释了为何西西里成为黑手党的老巢：{*cite:黑社会的性质|黑社会是一种秩序，它是官方秩序的替代品/cite*}。
辉格
@ 2011-11-07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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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资源税的理由
辉格
2011年11月4日
资源税是一种晚近出现的税收类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未能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即，它们的市场均衡价格低于其“真实”稀缺性本该导致的水平；而出现这种低估，或者是因为一些稀缺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产权，或者是因为资源所有人总是给当前收入赋予过高权重，用俗话说就是，过于自私和短视而对子孙后代考虑的太少了。
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资源税的性质便相当于将已经表现出稀缺性但未能形成产权的资源征用为国有产权，区别于其他产权形式之处在于议价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议价，而是由政治进程来决定价格（即税率）；不过从目前资源税所适用的资源类型看，它应该是基于后一种理由，因为像原油、煤炭、金属等埋在地下的矿物，其排他性已经随土地产权而建立，因而对其征收资源税的理由只能是：其“真实”稀缺性在土地或开采权价格中尚未完全表达。
流行的说法是，假如没有资源税，企业一边无偿使用资源，一边却利用其稀缺性赢得暴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其实这整件事情与作为资源买方的企业毫无关系，它们使用这些资源从来不是无偿的，只要土地或开采权招拍是开放的，买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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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的理由
辉格
2011年11月4日
资源税是一种晚近出现的税收类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未能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即，它们的市场均衡价格低于其“真实”稀缺性本该导致的水平；而出现这种低估，或者是因为一些稀缺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产权，或者是因为资源所有人总是给当前收入赋予过高权重，用俗话说就是，过于自私和短视而对子孙后代考虑的太少了。
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资源税的性质便相当于将已经表现出稀缺性但未能形成产权的资源征用为国有产权，区别于其他产权形式之处在于议价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议价，而是由政治进程来决定价格（即税率）；不过从目前资源税所适用的资源类型看，它应该是基于后一种理由，因为像原油、煤炭、金属等埋在地下的矿物，其排他性已经随土地产权而建立，因而对其征收资源税的理由只能是：其“真实”稀缺性在土地或开采权价格中尚未完全表达。
流行的说法是，假如没有资源税，企业一边无偿使用资源，一边却利用其稀缺性赢得暴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其实这整件事情与作为资源买方的企业毫无关系，它们使用这些资源从来不是无偿的，只要土地或开采权招拍是开放的，买方是竞争的，那么资源成本必定已包含在其获取土地的价格之中；假如你认为稀缺性未能充分表达，那也是卖方的问题，因为最初感受到稀缺性并且有机会将其在议价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以及有能力在时间轴上分配资源供给的，是且只能是卖方。
于是问题就变成：为何有人认为资源所有者对稀缺性的感知和表达是不足的？或者他们留给未来和后代的份额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考虑到没有人能预知（即便在最粗略的程度上）未来的人们对这些资源会有多少需求，而满足同样需要的资源供给会有多大，这样的判断就未免显得过于武断和一厢情愿了。
实际上，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类似判断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多么不靠谱，其中较著名的一次来自罗马俱乐部，还有
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希与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之间那场十年之赌；当然，未来社会也会面临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但
从长期看人口压力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避免的，为何当代人就有义务勒紧裤带以帮助后代在一个资源压力更轻松的条件下扩大人口规模呢？
不过，对于环境主义者来说，稀缺性表达不足是个规范性命题，为子孙多考虑一点是个不容置疑的给定任务，所以为了让讨论继续下去，姑且先接受它吧；那么，资源税能否实现“为未来多保留些资源”这一任务呢？答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假如我们不考虑资源勘探而只考虑已探明储量的话，资源税未必会抬高资源价格从而压低其消费量，这取决于税率与资源成本结构的关系；资源价格是由均衡点上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即，对于成本最高的那个边际开采者，其出售资源的价格恰好能补偿其开采成本加上土地机会成本，因而资源本身获得的租金为零，而成本低于他的所有其他开采者，或多或少都取得了资源租金。
这样，对于那些资源租金（即成本低于边际成本的部分）在其成本构成中比例低于税率的开采者，资源税会让他们立即停止开采，但这未必意味着资源税是有效的，因为征收受国境线制约，而资源流通是全球化的，所以一国之内的开采者可能恰好全都远离边际成本，这样的话，资源税的作用就仅仅再分配，即部分没收既已存在的资源租金，而这不会对已探明储量的开采活动构成影响。
所以，资源税的短期激励效果，要看征税对象的成本结构及其在全球总的成本分布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因而就其政策目标而言，对于资源开采成本普遍较低的国家，它至少在短期是无效的；我们知道，
从2000年迄今的这一轮资源价格上涨浪潮中，成本曲线是非常陡峭的，因为持续的旺盛需求和高价格已将开采者吸引到了许多难以开采的边缘矿区和新型矿种，这就使得大部分传统矿区都远远脱离了边际成本而处于资源税的无效区间内。
但资源税还有它的长期效果，通过削弱勘探激励，它可以降低探明储量的增长，从而压低资源的长期供给水平，不过实现这一效果的前提是，勘探者不会从资源税中受益，至少收益程度抵不过因资源租金下降而受损的预期，通常，这一条件都能得到满足；但初级资源恰恰不是通常的产业，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矿产勘探和开采权一级市场的唯一卖家，而同时它将是资源税的受益者，这样一来，资源税的长期激励机制就被短路了。
当然，政府不是只有一个，征税权和开采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会有所分割，因而资源税或许会起到某种收益再分配的作用，并由此而对各条块部门的行为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将遵循另一套全然不同且迄今尚未被探明的动力机制，其最终效果究竟会压制还是鼓励资源消费，殊难料断。
辉格
@ 2011-10-30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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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债务危机推动欧盟财政集权
辉格
2011年9月16日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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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推动欧盟财政集权
辉格
2011年9月16日
希腊的债权人们又暂时松了一口气，随着法德宣布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希腊国债违约风险短期内有望避免，同时，欧债解困方案初步成型，意大利国会通过了5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政府也以战后首次国企裁员行动展示了其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这一系列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元信心有所恢复。
就短期内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目标而言，德法希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困难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希腊这样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众多国企主导着经济，政府是压倒性的头号雇主，其处境很有点像转型期的东欧，财政紧缩将产生休克效应，短期内会加剧经济衰退和税源萎缩，而在制度前景明朗之前，即便下决心出售国企，也卖不了多少钱，甚至倒贴都没人要。
相比之下，许多人所预测或建议的债务违约并脱离欧元区的破罐破摔做法，反倒干脆利落且有望在短期内见效，一旦脱离欧元，希腊便可使用本币贬值这一对付债务危机的惯用手法，通过大幅拉低国内商品和资产的国际价格而改善国际收支，同时也直接掌握了印钞机，可以用发行本币来回笼还债所需的外币，2002年阿根廷脱离美元的过程便是很好的样板，而离开了汇率浮动这一自动调节机制，危机的出路之内只能寄望于财政改革这一更艰巨而充满了障碍的任务。
然而，本币贬值实际上是一种隐性违约，它血洗了此前用外币投资于本国资产的投资者，正如债务违约血洗了债权投资者，对国家信用同样造成伤害，尽管低价格的诱惑一时会吸引来不少投资，但违约记录和币值动荡的历史，会告诫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于高流动性资产，以便一有风吹草动就拔脚逃跑，这对于建立长期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尽管德法承诺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澄清，希腊政府推行财政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也有待证实，但他们的上述选择还是值得赞赏，真正的改革从来都是困难的，为求短期纾解而将病根保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本次危机中许多人所表现出的惊恐无助，其实体现了他们当初对欧盟共同市场和欧元区的制度含义缺乏洞察，没有领悟到迫使那些缺乏实力和活力的脆弱经济体接受一种坚挺的货币意味着什么，也没有领悟到让渡货币主权的财政含义，而如今的现实应该已经让他们看清，加入共同市场和欧元区实际上已让这些国家沦入与美国各州类似的地位。
当然，程度会有所不同，而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的，但日后回首，或许将发现本次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将从制度的可操作意义上界定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和财政上的主权边界，也将赋予欧洲“联邦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明确职能；欧元国与美国各州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仍将有权发行国债，但这些债券之成为国债而非“州债”，需要满足更严格的标准，此前规定的笼统标准已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而本次为实施救援而拟议发行的六国联合债券，将为未来欧洲联邦债券树立一个范例。
由于本次危机的救援先例已让欧元大国负上了救援责任，为实施国债发行所需的财政标准，欧盟将不会再满足于利用评级机构的信息，而会建立某种最起码的事先干预机制，至少那些财政状况接近红线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接受其干预；第一个，也是较温和的步骤，大概会是用扩大了的欧盟经济统计机构，部分取代成员国的统计机构，同时，一个类似美国国会预算局（CBO）的机构也可能会被用来动态监控各项政策的财政后果，这些机构获取的信息可被用来改变各国的发债额度及其债券在央行资产组合中的地位。
对于各欧元国，施加于其财政体系的这些外部制度约束，将帮助他们克服党派政治的短期行为，和寄生于财政的利益集团的绑架，避免一边减税一边大派果子这种两头讨好而不负责任的政策伎俩，对稳固财政、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大有裨益；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欧盟的集权化也可能强化其对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并弱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制度竞争，但只要联邦财政权力限于标准执行和总量约束，而不介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微观结构，那便是无害的。
话题背景参见：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2010-3-15）
【2011-10-28】
@遗产卫报：象牙雕染色香蕉。年代为19世纪，长17cm，2010年北京古天一秋拍亮相。写生的仿生艺术在清初时期就已流行，这件象牙雕仿真香蕉，体现出仿真艺术的极致。
@Ent_evo:谁能告诉我，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蛋疼啊……你要是把象牙拿回来雕个思想者或者大卫那种级别的艺术作品，那没准还稍微从轻发落那么一丁点儿，可你把大象偷猎得这么惨，就为了雕这个？？？
@whigzhou: “不许出售”=“让它变得一文不值”
@whigzhou: 许多可怜的野生动物迟早要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手中（或口水中）死绝，阿弥陀佛
@sw小橘子: 没有买卖，就没有养殖。没有养殖，就有偷猎。(more...)
标签：制度 | 激励 | 物种 | 生态 | 财产权
4024
话题背景参见：
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2010-3-15）
【2011-10-28】
@遗产卫报：象牙雕染色香蕉。年代为19世纪，长17cm，2010年北京古天一秋拍亮相。写生的仿生艺术在清初时期就已流行，这件象牙雕仿真香蕉，体现出仿真艺术的极致。
@Ent_evo:谁能告诉我，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蛋疼啊……你要是把象牙拿回来雕个思想者或者大卫那种级别的艺术作品，那没准还稍微从轻发落那么一丁点儿，可你把大象偷猎得这么惨，就为了雕这个？？？
@whigzhou: “不许出售”=“让它变得一文不值”
@whigzhou: 许多可怜的野生动物迟早要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手中（或口水中）死绝，阿弥陀佛
@sw小橘子: 没有买卖，就没有养殖。没有养殖，就有偷猎。
@whigzhou: 不止如此，假如野生种群不能带来收益，当地居民为何要保留其栖息地？
@sw小橘子:有道理。不过这就难了。产权部分转移给当地居民，这是第一重。当地居民形成自我组织，避免公地悲剧，这是第二重。
@whigzhou: 组织失败的话还有最后一招嘛，征用并拍卖种群用益权，所得分给居民
@sw小橘子: 不过还是要补充，在这个例子中，群体规模、成员关系、沟通便利程度、组织化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将分散的权利交托与一个代理者并由其实施拍卖。
@whigzhou: 不是啊，假如能够“交托”，就已经组织成功了，征用拍卖说的是组织失败时的外部介入
@whigzhou: 禁猎法实际上已经没收了种群用益权，所以不存在司法障碍
@sw小橘子 又想到一点。居民自组织成功时，证明至少有一种实施方式可以有效利用种群用益权。而当居民自组织失败时，则意味着，在当地种群用益权存在
@whigzhou: 对，拍卖额可能是负的，负值就是“物种存续”买家的出价，当然，这个出价可能仍不足以抵偿用益权的负值，但那就没办法了，说明保护者的意愿不够强烈
@sw小橘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用益权是负值。物种存续是另一件商品。
@whigzhou: 对啊，假如用益权市值为正，就不需要物种存续的买方参与，物种可自我维续，假如其值为负，则需买方出价来补偿该负值
@whigzhou: 总之，无论通过自发组织还是征用 拍卖，首先实现种群用益权的产权化（也就建立了物种前途的排他性影响权），然后所有者用该产权产出若干产品：动物制品、观赏和物种存续，它们的售价之和若能抵偿产权获取和维持成本，物种即无灭绝之虞
@whigzhou: 所以，作为其产出品之买方，象牙雕刻家和虎骨食用者与动物保护捐助者一样，都是物种的恩客，而非敌人
@茶博士未遂:在你的定义里，旅游参观某物种也是“出售”该物种的存在吧？这种出售，只要价格购高，环保主义者和土著就能都基本满意（环保者可能还是会抱怨几句该物种个体受到打扰）。
@whigzhou: 不是，“物种存续”这一商品的买方是主张保护者，卖方是物种命运影响者，而参观管制权是种群用益权的一部分，后者的确立让种群收益内化，从而激励对“物种存续”的产出
@茶博士未遂:价值观上，我认为物种个体直接被人杀掉比物种因栖息地被人侵占而灭绝更不可接受啊
@whigzhou: 呵呵，那你就不是物种存续的买方，而是“动物个体善终”的买方了
@茶博士未遂:请问怎样能买到尽量多的“动物不被任何人直接蓄意杀掉”？
@whigzhou: 先形式化一下你的需求吧，是不是先把动物死亡分为“善终”和“惨死”两种？你要买的是善终率的提高，对吧？然后寻找卖家，应该是那些影响动物死法的人吧？这个范围太广太散，而且要命的是，我还不知道你界定善终的标准是什么
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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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烈；所以，尽管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大量现代元素的涌现，让人真切体会到一个充满了活力和机会的开放社会，但在制度层面，现代政治文明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保障，却始终未能出现。
这样，我们就很难将辛亥革命视为一次成功变革的起点了，因为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从洋务运动便已开始，而民间和私人领域的变化则从开放通商和传教那时起便持续不息，并且这一进程在晚清始终在加速，没有停顿和逆转的趋势；而在制度层面，庚子后十年中，清政府启动了多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中科举废除、司法西化、警察和市政现代化、地方自治模式的建立意义尤为深远；今天看来，辛亥革命更像是打断而非推动了上述新制度建设的进程。
从积极的一面看，辛亥实现了法统更替，消除了满汉民族矛盾的隐患，也抛弃了满清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依赖，后者在言论和思想领域造成了空前开放宽松的氛围，导致了北洋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繁荣；但法统更替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民国政府摆脱了满清的外族特性和腐朽帝制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推动实质性制度变革的动力远弱于庚子后的清政府，除了那些表面符号之外，北洋的制度建设只是清末新政的惯性延续。
而辛亥后的另一个变化，则完全是消极的，那就是军队的私人化和地方分权向军阀割据的蜕变；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和对地方事务干预能力的弱化，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新军的崛起，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庚子东南互保中得以公开化；地方分权本来是好事，假如分权能在一个联邦的宪政框架下进行，其间能维持军队中立，便可能导向一个现代法治之下的地方自治。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很多机缘巧合，但辛亥之前这一格局至少还是可以指望的，那时督抚虽日益坐大，但中央权威还能加以节制，各省军队还不至于毫无顾忌的掠夺地方或赤裸裸的开打内战，但辛亥之后，军队完全走向私人化，清末新政中一度颇有气象的绅商自治模式迅速被军阀强力所压倒，在枪杆子面前，一切制度建设的争议和尝试都日益靠边站了，在民国后三分之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谁的拳头更硬。
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形形色色传统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司法系统为个人权利所提供的普遍保护，正是这一保护将个人从各种传统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和他们所拥有资源获得充分的流动性，从而得以进入市场交易体系；而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条件下，个人只能借助这些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他们通过经营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编织一张安全网，才能在面临威胁时寻求到必要的庇护和帮助。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张安全网要么经由科举和血统直接通向帝国集权官僚体系，要么先织入家族体系，再通过族内缙绅间接的依附于官僚权力体系；一个稳定社会，要么能提供现代法治下的普遍保护，要么能让其大部分成员至少有望进入某张安全网（哪怕在网络中地位卑下），否则必定有大量人口是反秩序的；在晚清，随着科举衰败并最终废除，乡绅大批迁居城市，传统庇护网络开始瓦解，而同时，无论法治还是新的庇护网络，都未能有效的建立起来。
留洋、上新学校、从军、获得某种现代技能、加入商会、进入西方教会，这些都能让个人获取某种有利的社会地位，但有能力这么做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多半都在城市，难以荫及家族；而在乡村，人们发现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商人和土地主也组织起武装民团以求自报，然而到三四十年代，面对由现代兵器和通信工具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民团根本不堪一击，最终，围绕地方军阀的依附网络日益浮现。
由此，比拼暴力的拳头逻辑得以确立，然而，以军事组织为骨架的庇护网络，其直接荫庇的人口比例很低，只有在各级军官相信能世世代代长期占有某块地盘时，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像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封建体系那样，否则他们便缺乏激励庇护去辖区内的平民百姓，相反会采用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策略，显然，民国的军阀格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很少会像西欧领主那样小心保护自己的采邑居民。
这样，民国社会尽管引入了大量现代元素，获得了城市和文化的繁荣，也为社会精英提供了无数发展机会，却既未能提供普遍的权利保护，也未能建立能将人口之大部分纳入其中新庇护网络，最终难免于被颠覆的命运，在下一场革命中，既已发育的现代元素将连同城市精英一起被彻底清除，而那些一度丧失传统庇护的底层民众，将被置于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全新庇护网络之中。
【2011-09-11】
#读史笔记#永佃制和田骨/田皮的分化看来是税负不确定性所促成的一种产权创新，同一块田，由不同人持有，税收负担是不一样的，在缙绅手里不用交丁税（丁税其实早已不是人头税，而是土地税的一部分了），即便摊丁入亩之后，缙绅有能力抵制绝大部分陋规和勒索，而庶民则不行
并且其中的差异是高度个人化和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必定会成为产权流动的障碍，而田骨/田皮之分可以克服这一障碍，它把税负不确定性留在了田骨上，让缙绅持有田骨而谋取低税率，而让田皮获得高流动性，进而实现资本化。
缙绅庶民的税负差异，很好的体现在缙绅“包揽钱粮”这一屡禁不绝的现象之中，通过为庶民包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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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1】
#读史笔记#永佃制和田骨/田皮的分化看来是税负不确定性所促成的一种产权创新，同一块田，由不同人持有，税收负担是不一样的，在缙绅手里不用交丁税（丁税其实早已不是人头税，而是土地税的一部分了），即便摊丁入亩之后，缙绅有能力抵制绝大部分陋规和勒索，而庶民则不行
并且其中的差异是高度个人化和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必定会成为产权流动的障碍，而田骨/田皮之分可以克服这一障碍，它把税负不确定性留在了田骨上，让缙绅持有田骨而谋取低税率，而让田皮获得高流动性，进而实现资本化。
缙绅庶民的税负差异，很好的体现在缙绅“包揽钱粮”这一屡禁不绝的现象之中，通过为庶民包揽纳税事宜，他们可以从税负差异中赚取“身份地位租金”，但这么做是非法的，有很大风险，相比之下，田骨租金性质相同，但安全的多
这一思路让我将下列几个现象串起来了：1）永佃制盛行于江南；2）江南缙绅势力强大，原因是科举功夫了得，翰林/进士一抓一大把，举人/秀才更是无数；3）江南自耕农比例远低于其他大区；（对此以前见到的解释都是其他思路，如官府没收的官田多，做官经商发财的多，因而土地兼并严重，等），但假如将田皮拥有者计入自耕，该比例大概会提高不少）4）江南士绅在包揽词讼、钱粮和漕粮方面，都特别起劲，影响也大
【注】当时在读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2011-08-21】
@whigzhou：#读史笔记#云梦秦简和一些汉简中的只言片语，给我的感觉是，秦汉时中央政府将其政策法令贯彻到最底层的能力，似乎比后世各朝都要高，这看起来很奇怪，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法家式的政府机器刚刚出现，其贯彻渠道上沿路各层尚未学会如何阻挠、敷衍和蒙骗它…
@whigzhou：比如，起初官吏可能还是合一的，且都是上面派下来，而后来的吏都出自地方，都是官所难以对付的地头蛇。秦汉时，做官所需知识准备，似乎更多是技术性的，而在后来的门阀制和科举制下，做(more...)
3632
【2011-08-21】
@whigzhou：#读史笔记#云梦秦简和一些汉简中的只言片语，给我的感觉是，秦汉时中央政府将其政策法令贯彻到最底层的能力，似乎比后世各朝都要高，这看起来很奇怪，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法家式的政府机器刚刚出现，其贯彻渠道上沿路各层尚未学会如何阻挠、敷衍和蒙骗它...
@whigzhou：比如，起初官吏可能还是合一的，且都是上面派下来，而后来的吏都出自地方，都是官所难以对付的地头蛇。秦汉时，做官所需知识准备，似乎更多是技术性的，而在后来的门阀制和科举制下，做官的前提变成了出身和功名，知识准备也与技术/制度日益脱节，因而使官员更多受制于吏僚。
@whigzhou：前面两段是旧笔记，刚发现施坚雅也有类似看法，而且解释的靠谱的多，他指出，从长跨度来看，历朝政府对民间事务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在逐渐削弱，存在一个退缩的趋势，他的解释是，因为人口不断增殖，假如要维持原有的控制深度，就得保持最低级（县级）政府按人口计的辖区规模，但这样就必须增加管理层级
@whigzhou：但增加层级会加重赋税，也加大控制难度，所以只能扩大县级辖区规模，汉代1180县辖6千万人口，每县5万，清代1360县辖4亿多人口，每县30多万，县官只能将许多事务交给乡绅里胥处理
@whigzhou：这样，在人口增长6倍的情况下，政府衙门的数量、层级和扇出系数，皆保持两千年不变。
@whigzhou：施氏并认为，这一退缩意义深远，它导致了唐中期之后的贸易自由化和“中世纪城市革命”，在此之前，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城市指定区域内，并置于受到政府专门机构管制之下，而之后，坊市隔离被打破，而县城以下的市镇发展也难以再限制
@yxiaohan: 但人口增加，赋税也应相应增加才是。赋税增加后就可以扩大政府规模。既然实情并非如此，是否还有其他限制条件存在，比如人均产出递减，或者从技术上说，以古代条件，集权政府有一个管理人口的
@whigzhou：1）古代税赋以土地税为主，并不与人口同步增长；2）下层结构不变，增加层级会加大单位人口负担
古代土地调查都是为税收服务，故为公允起见，须区分丰腴/贫瘠程度，区分之后的记录办法有两种：1）每块土地记录亩数的同时也记录核定的腴瘠等级，2）将亩数按腴瘠程度折算成标准亩数。
乍看起来，两种方法似乎是等价的，实则不然，第二种方法少记录了一个数字，因而丢失了原始信息，这一代价换来的好处是节省了记录、抄写和计算的工作量和材料成本，在古代纸张昂贵、读写者高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节省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所以，实践中的做法逐渐从方法1转为方法2。
(more...)
2025
古代土地调查都是为税收服务，故为公允起见，须区分丰腴/贫瘠程度，区分之后的记录办法有两种：1）每块土地记录亩数的同时也记录核定的腴瘠等级，2）将亩数按腴瘠程度折算成标准亩数。
乍看起来，两种方法似乎是等价的，实则不然，第二种方法少记录了一个数字，因而丢失了原始信息，这一代价换来的好处是节省了记录、抄写和计算的工作量和材料成本，在古代纸张昂贵、读写者高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节省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所以，实践中的做法逐渐从方法1转为方法2。
可是，丢失信息的代价终究显露了出来，许多土地在初垦时产量不高、或政府为鼓励垦荒而故意定低等级，多年后变成熟地，产量提高，重新登记时，发现税率低的离谱，此时麻烦来了，修正亩数的话就得重新丈量，工作量负担不起，结果只好采用差异税率，将这些地标记为“大田”（意即用“大亩”计量的田），适用高于“小田”的税率。
这样，不仅原先节省的那些数据量和计算量最后还是没省，反而造成了统计体系的极度混乱。
更混乱的是，折算标准税亩的方法还不同，有些以等级最高者为标准，折算系数<1，有些以等级最低者为标准，折算系数>1，还有的以常见良田为标准，等级最高者系数>1……我真同情整理这些史料的家伙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more...)
标签：农村 | 制度 | 城市化 | 教育 | 社会
2012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对2009年毕业生的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农村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只比考生比例低2、3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
而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的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
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辉格
2011年8月3日
近日，今年四月发生在玉溪的幼儿园埋尸案的民事诉讼有了结果，园主被判赔偿各种费用18万元；奇怪的是，此案的刑事部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两位埋尸者仅被处以8天和5天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与隐匿尸体、恶意欺骗委托人、谎报失踪案、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一系列恶劣行为相对照，区区几天的行政拘留实在难以相称，如同儿戏。
如同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记者们迅速找出了事件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类似的污点在(more...)
1977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辉格
2011年8月3日
近日，今年四月发生在玉溪的幼儿园埋尸案的民事诉讼有了结果，园主被判赔偿各种费用18万元；奇怪的是，此案的刑事部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两位埋尸者仅被处以8天和5天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与隐匿尸体、恶意欺骗委托人、谎报失踪案、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一系列恶劣行为相对照，区区几天的行政拘留实在难以相称，如同儿戏。
如同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记者们迅速找出了事件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类似的污点在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辉格
2011年7月7日
近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就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管制法案提起诉讼，中国航空协会也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宣称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欧盟之外，除了那些致力于减排的组织，欧盟的单方面行动遭遇了相关各方的普遍反对；在经济萎靡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假如这场纷争最终升级为又一场多方贸易报复战，实为世人之大不幸。
碳管制的依据是全球暖化论，这一理论目前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包含了比大气碳浓度和气温同步上升强得多的内容，它由一(more...)
标签：人碳暖球 | 制度 | 环境 | 经济学 |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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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辉格
2011年7月7日
近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就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管制法案提起诉讼，中国航空协会也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宣称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欧盟之外，除了那些致力于减排的组织，欧盟的单方面行动遭遇了相关各方的普遍反对；在经济萎靡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假如这场纷争最终升级为又一场多方贸易报复战，实为世人之大不幸。
碳管制的依据是全球暖化论，这一理论目前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包含了比大气碳浓度和气温同步上升强得多的内容，它由一系列判断所构成——气温存在长期上升趋势，且已达到危险的程度，大气碳浓度增加是其主要原因，而人类活动又是碳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假如这些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低碳大气层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稀缺资源，而迄今它都处于无产权保护的公地状态，因而其稀缺性并未转变为人们的节俭行为。
公地悲剧是老话题了，一种资源从不稀缺逐渐变得稀缺时，便构成了一种创建产权来内化成本/收益的需要，而创建失败的结果便是公地悲剧；在创建新型产权方面，人类有着许多成功而有益的经验，收费公园、道路通行权、狩猎捕鱼权、频道使用权，都是制度拟制的结果；然而，低碳大气却是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其特殊之处在于：大气层是全球连通的，碳浓度和温室效应与排放源之间不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这与一般的空气污染截然不同，通常，离污染源越近的地方受损害总是越大。
这一特性使得低碳大气无法随其拥挤度增加而自动建立排他性，而这是新型产权建立的最自然途径，比如，我开垦耕种一块土地的行为，自动排挤了其它人对这块土地的使用；由于碳排放的外部效应不存在空间梯度，因而它既不能影响土地价值，也无法激励本地受损者去对抗排放行为，而这是推动创建新型产权两个重要因素：土地主、社区和城市会为提升土地价值而限制排放，受损邻居发起的诉讼会导致排放权边界的建立。
看来，如何为低碳大气建立产权，确是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假如这果真是个问题的话，按上面的分析，它无法按先来先占原则自动建立，也无法在从若干局部开始逐渐建立，它只能由一个全球性的制度安排来人为的拟制。
经济学教科书上曾举出许多难以建立排他性的例子，如灯塔、路灯、治安、公共卫生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例子都是可疑的，灯塔只能照亮一小片海水，只能惠及特点航线上的船只，没人会特地老远赶来享受光亮，路灯也是，治安可以分层次提供，每个层次都只惠及一个区域，公共卫生也是如此，可现在，却真的出现了一种绝无拥挤性梯度、也没有物理上排他性的完美案例，这是对人类制度创新能力全新挑战。
在已经提出的各种方案中，单纯的排放管制是最差的，它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压制价格信号的供需调节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将导致信号扭曲和资源错配；庇古税方案在激励机制上是有效的，但它相当于由政府强行进占公地，把排放权国有化了，也不区分先来后到，在法理上缺乏正当性；相比之下，欧盟貌似采用的限额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不错的选择，它把排放权赋予现有排放者，遵循了先来先得这一产权形成的一般原则，也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
欧盟法案的问题在于它对限额交易制度的采纳只是表面上的，它一开始就剥夺了15%的自有免费配额，并规定免费配额从2013年到2020年逐步下降到零，这样，新产权其实还是被国有化了，只是允许免费使用若干年，这么做毫无道理，在激励效果上，自有配额和买入的配额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增加了企业负担和政府财政收入，假如政府希望逐步降低排放限额，完全可以出钱从市场上分批收购排放权并予以封存。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承认和保护已经长期实施的习惯行为、已经长久享有的生产和生活便利，尊重合法的既得利益，既可获得正当性，也可减轻新制度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假如欧盟立法当局懂得这一点，航空业限排所导致的国际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慈善业发展须另谋他途
辉格
2011年6月27日
最近，郭美美事件再一次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财务透明问题提上了台面，尽管整个事件还陷于一团迷雾之中，连当事人究竟是谁都还难以确定，但一些已经明朗的事实为我们勾勒了事情的大致轮廓：有个网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在微博上高调炫富，网友挖掘出的某些迹象显示，她的巨额财富很可能是08年以后才获得的，她在微博上宣称自己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高管，并且这一宣称得到了新浪实名认证程序的支持，也得到了被挖掘出的一些资料的印证，在得到有关方面的警告之后，她迅速否认了自己与红十字会的关系，而同时，几个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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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业发展须另谋他途
辉格
2011年6月27日
最近，郭美美事件再一次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财务透明问题提上了台面，尽管整个事件还陷于一团迷雾之中，连当事人究竟是谁都还难以确定，但一些已经明朗的事实为我们勾勒了事情的大致轮廓：有个网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在微博上高调炫富，网友挖掘出的某些迹象显示，她的巨额财富很可能是08年以后才获得的，她在微博上宣称自己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高管，并且这一宣称得到了新浪实名认证程序的支持，也得到了被挖掘出的一些资料的印证，在得到有关方面的警告之后，她迅速否认了自己与红十字会的关系，而同时，几个关注和挖掘其背景的论坛帖子和微博账户被关闭了。
这些事实当然还不是红十字会滥用善款的证据，但已足以引起人们对善款是否得到恰当使用的合理怀疑，尤其是在红十字会缺乏财务透明制度的背景下，每一个暧昧线索自然都会引发这样的怀疑，它从未以可验证的方式公布每笔善款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接受具有公信力的会计事务所的定期审计，动辄遭受怀疑便是它自己选择的命运。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慈善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官方慈善机构的财务透明问题并未得到广泛关注，大地震先是激发起了极大的捐助热情，随后当人们冷静下来，便开始审视这些巨额捐款是否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到达了他们想帮助的灾民手里，一些评论者曾善良的希望，这一全民关注能够推动官方慈善机构建立透明化制度，但几年来的情况已经表明，他们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
不仅如此，甚至汶川地震所激发的另一个更低的愿望也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人们曾希望，即便巨灾未能改造官方慈善机构，至少可以让民间独立慈善业的发展获得制度保障，这一希望同样破灭了；实际上，在目前职业诚信普遍缺乏、财务透明化得不到保障的市场大环境下，即使政策容许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大型慈善组织也未必能满足捐助者对透明度的要求，慈善业的未来发展，恐怕只能另谋他途。
从抽象的性质上看，慈善与其他消费/生产行为没什么不同，消费者（捐助人）付钱给某个生产者（慈善组织或受助者），换得某种结果（比如受助者生存状态的改变，或某种疾病的消除等等），在小规模的零星慈善活动中，生产者常常就是受助者本人，比如我付钱给某位穷人，要求他把这笔钱用于孩子上学，那么，他把孩子送进学校的举动，便产出了我所消费的产品，但在规模化慈善业中，常由慈善组织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它们拿了捐助人的钱，去按后者的意愿改变世界的状态。
但慈善业有个十分特殊的地方：作为消费者的捐助人，难以在物理上直接感知到其消费的产品是否真的被提供了，不像他们消费苹果和牛排时，咀嚼食物的过程，便可真切的感知到他们究竟消费了什么；这一点与信托很像，当诺贝尔在病榻上将钱交给受托人时，尽管他努力在遗嘱中详尽规定其消费内容，可一旦撒手人寰，这笔钱所买到的东西，还是无法与其意愿完全吻合。
所以，和信托一样，规模化慈善业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普遍的职业诚信、可靠的契约执行保障、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会计/审计制度，还有可信的定量统计手段，来衡量捐助意愿的实现程度，所有这些，都是成熟市场中的高级制度元素，不仅对制度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其本身的成本也很高，当这些条件缺乏、或者捐助人不愿承担其成本时，便只能寻求其他途径。
在古代，慈善组织的诚信是通过一些极端的文化元素来保证的，那时候，无论东西方，捐助人常把善款交给那些严格实行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的宗教团体，这是因为，严格的禁欲、独身和苦行戒律，是当时唯一能够信赖的善款不被滥用的担保，这些戒律掐断了滥用善款的主要动机，因为贪钱的目的无非是：吃喝玩乐、在性竞争中获得优势、改善子女的社会竞争条件、或把财产传给他们，而苦行戒律把这六根都斩断了。
当然，未必只有苦行戒律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慈善组织或许能找出其他等价的方法，那就要看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了，另外，无须经过慈善组织的个人直接捐助也是当下可行的选择，但流行于成熟市场社会的那种大型慈善组织，看来并不是理想的学习对象。
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辉格
2011年6月21日
近几个月来，中资股在美国证券市场接连不断遭遇阻击，财务丑闻被揭露，股票被做空，市值轻则被腰斩，重则萎缩一两个数量级，大批股票被交易所摘牌，美国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已对中资股丧失信心，那些没有传出丑闻的中资股也大多被拖累，中国概念指数下跌了40%，买壳上市的通道被关闭，原先看好中国概念的机构也纷纷转向空方，一幅全面溃退的景象。
从短期看，这一局面无疑是不幸的，国内企业失去了一条重要而便捷的融资渠道，风投和PE们也丧失了一种退出途径，但假如我们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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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辉格
2011年6月21日
近几个月来，中资股在美国证券市场接连不断遭遇阻击，财务丑闻被揭露，股票被做空，市值轻则被腰斩，重则萎缩一两个数量级，大批股票被交易所摘牌，美国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已对中资股丧失信心，那些没有传出丑闻的中资股也大多被拖累，中国概念指数下跌了40%，买壳上市的通道被关闭，原先看好中国概念的机构也纷纷转向空方，一幅全面溃退的景象。
从短期看，这一局面无疑是不幸的，国内企业失去了一条重要而便捷的融资渠道，风投和PE们也丧失了一种退出途径，但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一点，从市场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这场大溃败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为我们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是如何工作的，它如何清除那些低效和缺乏可靠商业模式的企业，如何让相互冲突的信息和观点得以表达和传播，并最终让人们从一团迷雾中看清真相。
尤其令人赞叹的是，这一切并非由一个火眼金睛、神通广大、爱民如子、铁面无私的监管当局所做到，相反，这恰恰是一小撮通常被视为自私、冷酷而贪婪的投机者，通过他们纯粹出于盈利目的而展开的调查、分析、做空和信息发布活动而实现的，他们在为投资者揭露虚假财务信息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是真正的互惠共赢。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以信息不对称作为质疑市场有效性的依据，进而据此论证政府强化监管的必要性，但正如哈耶克所反复论证的，市场的价值，恰在于它是迄今发现的唯一能够有效利用分散于海量个体头脑中的个人知识，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并使得基于广泛而深度分工的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合作机制，这些个人知识是天然的主观、私人化而不对称的，因而，信息不对称非但不是质疑的把柄，反而是市场得以存在的理由和前提。
这一点，通过对比市场和计划两种制度下的职业类别，可以获得最清晰的直观感受，会计/审计师、律师、经纪人、分析师、承销商、投机商、估价师、评级机构、咨询顾问，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经济中独有的职业，都是靠信息不对称吃饭的，他们要么直接出售信息，要么凭借独特的信息条件而从交易中获利，这些职业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存在的。
我们切不可天真到因为计量经济学家还没找出优雅的方式将信息不对称纳入市场模型，就宣称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是无效的，这么做无异于，因为老式相机还拍不出彩色，便宣称一张红彤彤的脸是张无效的脸！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不幸的是，这正是某些黑板经济学家经常做的事情，而且还时常会得到热烈的响应。
常听到的说法是，和消费者一样，散户投资者通常处于信息不利地位，因而总是面临被欺骗和损害的危险，所以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保护，这一担忧与人们对英美法系陪审制的质疑如出一辙：怎么能指望12位随机挑选的普通人能理解复杂案情并做出恰当的判断？他们没想到的是，陪审员有充分的机会听取双方的陈述和抗辩，检查他们提交的每项证据，也能听到争讼双方请来的专家证人所陈述的专业意见，法庭就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市场，相互冲突的证据和论辩在法官控制的公平程序下，自由竞争陪审团的理解和信服。
作为另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处理机制，市场起着类似的作用，所以关键在于，市场有没有发展出让各种相互冲突的信息得以表达、传播和筛选，并让更接近现实的意见得以胜出的机制？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上述种种职业类别便不会存在，而本次中资股大溃败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在市场中，出价、交易和投机行为本身包含了信息和看法，而这些信息随价格信号而广泛传播，同时，许多专业行当直接向需求者出售信息，最终，市场淘汰虚假信息的标准不是个人判断，而是盈亏账目和资本市场用脚和钞票做出的表决。
在股票市场上，散户投资者确实通常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但从会计制度、审计师、早期投资者，到保荐人、承销商、交易所规章、评级机构、分析师、商业评论家，他们有着十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在一道道环节上为他们搜集和提供信息，当然，这些机制远非完美，常有些臭虫成功的骗过每一道检查，但即便这种时候，市场还有最后的矫正手段：做空机制，每一只漏网的臭虫都意味着做空获益的机会，而做空的过程自然揭露了更真实的信息，其结果既清除了臭虫，也奖励了清洁工。
辉格
@ 2011-06-12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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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时有所闻
给教官挑根刺，教官在“没有精神的贵族”里有这样一句话：
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
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如果说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受到制衡，这是对的，但说王权不断被削弱，就很难成立了。
要评价王权在宪政发展中的角色，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宪政，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宪政就是光荣革命后所确立的那个制度结构，而另一种则认为，宪政的基本要件——权利不被王权任意剥夺（大宪章和陪审制）、对人身与财产权和契约的普遍司法保护（普通法）、征税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国会）——在金雀花王朝（
标签：制度 | 历史 | 宪政
1882
给教官挑根刺，教官在“
没有精神的贵族”里有这样一句话：
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
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如果说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受到制衡，这是对的，但说王权不断被削弱，就很难成立了。
要评价王权在宪政发展中的角色，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宪政，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宪政就是光荣革命后所确立的那个制度结构，而另一种则认为，宪政的基本要件——权利不被王权任意剥夺（大宪章和陪审制）、对人身与财产权和契约的普遍司法保护（普通法）、征税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国会）——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 dynasty]]）便已确立，我本人持后一种观点。
按第一种宪政观，王权确实随宪政发展而削弱，但不是被贵族，而是被国会，特别是下院，在此过程中贵族被削弱的更厉害，他们残存的封建性特权被剥夺殆尽，政治特权也所剩无几；而按第二种宪政观，王权则恰恰是随宪政发育而不断扩张，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出发，都无法得出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被贵族削弱的判断。
王权孱弱、国王只是个大贵族，这是中世纪早期封建制度下的典型状况，而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是从诺曼王朝开始）向近代宪政发展的历史恰好相反，是王权不断扩张的历史，贵族无力阻止国王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但成功抗衡了其专断权力对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抗衡了任意征税权力。
封建体系下，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是契约性的，单纯而明确，无须宪政抗衡机制，只有当王权延伸至贵族领地之内时，才产生了抗衡的需要，这一过程沿两条路线展开：
1）国王通过推行普通法将其司法管辖权延伸至贵族领地内，逐渐代替封建法和领主司法权，这点他做到了，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对贵族予取予夺、生杀一念的程度，结果，国王的司法权是扩张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接受陪审制和抗辩程序以安抚贵族的担忧，接受法律专业群体作为法律的解释者。
2）规模越来越大，费用日益高昂的对外战争，常常迫使国王突破封建契约而征税，实际上他的要求常常能得到满足，但代价是接受了国会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
可以看出，这两条路线的发展结果都是非常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力量对比的某种单方面变化。
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more...)
标签：农耕 | 制度 | 封建制 | 技术 | 经济学 | 轮作制
1869
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
法国农村史》（
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圃制的意思是，把每块土地分成三份，每年其中两份种植主粮（通常是两种不同主粮），第三份种植牧草用于放牧；问题是，种粮的两份地在收获之前需要圈起来以避免牲口破坏，假如地块分割是随机的，便面临两个问题：1）所需篱笆长度可能非常长，围栏成本高昂，2）牧场被分割得太细，不适合放牧。
假如一大块地统一规划，并在修筑篱笆上协调行动，可找到优化程度很高的方案，比如，将土地分成长宽相等的若干长条，一条作为一个产权单位，每条分三段，这样，各产权单位的三圃中的任何一圃，组合起来恰好构成一个矩形，成为整片土地的三圃中的一圃，于是，只须很少几道篱笆，即可将种植区与放牧区隔离。（将上述矩形换成三个同心环，长条换成细窄扇环，效果相当）
显然，由陆续到达的单户垦荒者自发形成的产权布局，不会恰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只能来自单一大土地主，或者具有某种集体分配和控制机制的村社的刻意规划，比如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庄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
早先我介绍过，封建制中领主住在庄园里或在多个庄园之间轮巡，通过组合套餐式的封建义务收取实物地租，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流通成本过高、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这也是Bloch在《
封建社会》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三圃制也需要领主在现场为耕作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或许是封建制在西欧长期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在此模式下，随机组合的自由农户在土地利用上将是无效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三圃制足以解释封建制的起源，或认为三圃制是封建制的存在前提，日本这一个反例即可消除这样的念头，日本的主流耕作模式不是多圃轮作制，而是复种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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