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业发展须另谋他途 辉格 2011年6月27日 最近，郭美美事件再一次将中国红十字会的财务透明问题提上了台面，尽管整个事件还陷于一团迷雾之中，连当事人究竟是谁都还难以确定，但一些已经明朗的事实为我们勾勒了事情的大致轮廓：有个网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在微博上高调炫富，网友挖掘出的某些迹象显示，她的巨额财富很可能是08年以后才获得的，她在微博上宣称自己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高管，并且这一宣称得到了新浪实名认证程序的支持，也得到了被挖掘出的一些资料的印证，在得到有关方面的警告之后，她迅速否认了自己与红十字会的关系，而同时，几个关注和挖掘其背景的论坛帖子和微博账户被关闭了。 这些事实当然还不是红十字会滥用善款的证据，但已足以引起人们对善款是否得到恰当使用的合理怀疑，尤其是在红十字会缺乏财务透明制度的背景下，每一个暧昧线索自然都会引发这样的怀疑，它从未以可验证的方式公布每笔善款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接受具有公信力的会计事务所的定期审计，动辄遭受怀疑便是它自己选择的命运。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慈善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官方慈善机构的财务透明问题并未得到广泛关注，大地震先是激发起了极大的捐助热情，随后当人们冷静下来，便开始审视这些巨额捐款是否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到达了他们想帮助的灾民手里，一些评论者曾善良的希望，这一全民关注能够推动官方慈善机构建立透明化制度，但几年来的情况已经表明，他们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 不仅如此，甚至汶川地震所激发的另一个更低的愿望也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人们曾希望，即便巨灾未能改造官方慈善机构，至少可以让民间独立慈善业的发展获得制度保障，这一希望同样破灭了；实际上，在目前职业诚信普遍缺乏、财务透明化得不到保障的市场大环境下，即使政策容许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大型慈善组织也未必能满足捐助者对透明度的要求，慈善业的未来发展，恐怕只能另谋他途。 从抽象的性质上看，慈善与其他消费/生产行为没什么不同，消费者（捐助人）付钱给某个生产者（慈善组织或受助者），换得某种结果（比如受助者生存状态的改变，或某种疾病的消除等等），在小规模的零星慈善活动中，生产者常常就是受助者本人，比如我付钱给某位穷人，要求他把这笔钱用于孩子上学，那么，他把孩子送进学校的举动，便产出了我所消费的产品，但在规模化慈善业中，常由慈善组织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它们拿了捐助人的钱，去按后者的意愿改变世界的状态。 但慈善业有个十分特殊的地方：作为消费者的捐助人，难以在物理上直接感知到其消费的产品是否真的被提供了，不像他们消费苹果和牛排时，咀嚼食物的过程，便可真切的感知到他们究竟消费了什么；这一点与信托很像，当诺贝尔在病榻上将钱交给受托人时，尽管他努力在遗嘱中详尽规定其消费内容，可一旦撒手人寰，这笔钱所买到的东西，还是无法与其意愿完全吻合。 所以，和信托一样，规模化慈善业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普遍的职业诚信、可靠的契约执行保障、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会计/审计制度，还有可信的定量统计手段，来衡量捐助意愿的实现程度，所有这些，都是成熟市场中的高级制度元素，不仅对制度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其本身的成本也很高，当这些条件缺乏、或者捐助人不愿承担其成本时，便只能寻求其他途径。 在古代，慈善组织的诚信是通过一些极端的文化元素来保证的，那时候，无论东西方，捐助人常把善款交给那些严格实行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的宗教团体，这是因为，严格的禁欲、独身和苦行戒律，是当时唯一能够信赖的善款不被滥用的担保，这些戒律掐断了滥用善款的主要动机，因为贪钱的目的无非是：吃喝玩乐、在性竞争中获得优势、改善子女的社会竞争条件、或把财产传给他们，而苦行戒律把这六根都斩断了。 当然，未必只有苦行戒律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慈善组织或许能找出其他等价的方法，那就要看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了，另外，无须经过慈善组织的个人直接捐助也是当下可行的选择，但流行于成熟市场社会的那种大型慈善组织，看来并不是理想的学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