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发表的文章（302）
【2012-05-17】
@北望经济学园 @何钢HG: 1974年，Easterlin发表了关于#幸福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提出知名的Eaterlin悖论：在任意国家的某个时刻，富人比穷人要幸福；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人们的平均幸福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多。后来他引用美国作为案例，1960-2010美国人均GNP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感却基本未变
@whigzhou: 若不是这样才怪了，说明人类神经机制出毛病了。每代新人成长起来时，其幸福感基准线当然要按当时的条件重新设定。
@tertio: 粗略地说，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候幸福感才应该会增加
@whigzhou: 最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不想想1960年和2010年报告幸福感的是两批人？若考虑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悖论了
@自由_星空: 幸福感是主观、相对的吧。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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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7】
@北望经济学园 @何钢HG: 1974年，Easterlin发表了关于#幸福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提出知名的Eaterlin悖论：在任意国家的某个时刻，富人比穷人要幸福；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人们的平均幸福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多。后来他引用美国作为案例，1960-2010美国人均GNP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感却基本未变
@whigzhou: 若不是这样才怪了，说明人类神经机制出毛病了。每代新人成长起来时，其幸福感基准线当然要按当时的条件重新设定。
@tertio: 粗略地说，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候幸福感才应该会增加
@whigzhou: 最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不想想1960年和2010年报告幸福感的是两批人？若考虑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悖论了
@自由_星空: 幸福感是主观、相对的吧。
@whigzhou: 任何概念，一旦有了一个度量方法，对于接受该度量方法的人，它就是客观的了，至于是绝对还是相对，要看该度量方法的类型，序数度量就是相对的，基数度量就绝对了
@whigzhou: “什么幸福解释模型更好”这个问题先搁置，仅用“免遭已知典型困苦和享受已知典型便利的能力”（这是“变得富裕”的结果）这一条，足以解释下列三种情况，毫无悖论：1）同一社会中富人幸福感高于穷人；2）贫穷社会幸福指数低于富裕社会；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不影响幸福指数。 @赵昱鲲 @猪头非
@whigzhou: 解释：1）同一社会富人穷人所参照的已知典型困苦集（P）与已知典型便利集（C）相同，而能力不同，故幸福感不同；2）贫穷社会人民了解一些富裕社会的典型便利，却不能享有，富裕社会人民了解一些贫穷社会的典型困苦，能轻易避免，故前者幸福指数低于后者；
@whigzhou: 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时，P与C和避免/获取它们的能力同步变化，因而幸福指数不变
@猪头非: 这样的话,P与C中所累积的久远以前的困苦和便利在不断进步的能力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免和更加容易实现.但为何这个部分没有在时间维度的幸福指数上反映出来?
@whigzhou: 因为人是朝前看的，不惯于忆苦思甜嘛，只会以当代状况为参照和基准，这是好事啊，否则人类的适应性就完蛋了
@猪头非: 第(2)点需假设穷国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足够通畅.对于穷国的上层人很合理,对于穷国下层人则值得商榷:穷国的下层人在和本国上层人比完之后,其他富国的情形到底知道多少;即使知道,又能追加多大
@whigzhou: 这种当代资讯条件下应该没问题，电视电影里能看到，而上层对发达社会的模仿证实了他们看到的是真的
@赵昱鲲: 对，关键是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中的“同构”。所以欧美国家经济匀速增长时，幸福感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一直是高速，但伴随着结构变化，于是幸福感也有变化。
@whigzhou: 还有个文化/价值变迁的因素，自我要求不同了，生活方式变了，收入翻几倍却大喊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了
（续）
@whigzhou: 关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想到一点：父母对子女所负责任多的话，会提前感知到新生活方式的负担、焦虑和压力
@whigzhou: 许多新型享受，原本老一代人负担不起也不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们需求偏好已被之前的条件塑造成型了，但为儿子考虑就不同了，更具前瞻性，也就更焦虑，这个我在讨论中美储蓄率差异时提到过 http://t.cn/zOmRwX5
@丫力山大的献头君 辉总认为通过改变文化（比如增强幸福的感受能力）是否比经济增长更有助于社会幸福群体比例的增加，学生在西藏农村时看到村民的幸福感并不比城市中汲汲于生的人差
@whigzhou: 说实话，我认为把幸福感作为宏观指标来观察和研究，实在没什么意思，将它与任何政策或制度联系起来更是不可接受
@whigzhou: 我参与幸福经济学讨论的唯一旨趣，就是想说明这一点，即：将总体幸福感水平视为值得追求的宏观指标，是荒谬的，也是不可容忍的（至少按个人主义价值观）。
@whigzhou: 比如，若研究证明：其它不变，用药物降低所有男性睾酮水平，或提高唐氏综合征患者比例，即可提高幸福感水平，然后呢？
@Azzssss: 所有的宏观指标都有这一问题
@whigzhou: 但程度很不一样，比如1000%或-20%的通胀率，失业率在两年内上升一倍，贸易量一年萎缩20%，这些肯定是值得避免的，可幸福感……就不好说了，比如焦虑感集体加强，可能只是出现了某种值得追求的新事物，有啥不好？
@慕容飞宇gg 到现在科学界还有不少人支持优生学吧，只不过不敢公开出来说罢了
@whigzhou: 优生学没什么不对，优生政策和优生法才是罪恶
【2012-05-16】
@李子暘: 共和制并不神秘，就是各派政治势力谁也压不倒谁，没有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大家只好坐下来商量如何非暴力地划分政治权力。划分以后，必然形成互相制衡和共同认可的规则。这种规则比纸面上的法律有效得多——中国现在不正是这样吗？大宪章以来的英国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tertio: 短暂的平衡对峙不等于共和
@whigzhou: 水星此言大谬，孛兮來或忞夹煲能公开阐明自己的不同立场吗？能公开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吗？能公开与对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吗？能援引筅樟原则为自己辩护吗？能在某次竞争失利后维持其存在和势力吗？
@李子暘: 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要慢慢出现并稳定。现在就是进行中
@whigzhou: 慢慢出现没错，可是方向反了
@李子暘: 难道情况比以前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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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6】
@李子暘: 共和制并不神秘，就是各派政治势力谁也压不倒谁，没有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大家只好坐下来商量如何非暴力地划分政治权力。划分以后，必然形成互相制衡和共同认可的规则。这种规则比纸面上的法律有效得多——中国现在不正是这样吗？大宪章以来的英国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tertio: 短暂的平衡对峙不等于共和
@whigzhou: 水星此言大谬，孛兮來或忞夹煲能公开阐明自己的不同立场吗？能公开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吗？能公开与对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吗？能援引筅樟原则为自己辩护吗？能在某次竞争失利后维持其存在和势力吗？
@李子暘: 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要慢慢出现并稳定。现在就是进行中
@whigzhou: 慢慢出现没错，可是方向反了
@李子暘: 难道情况比以前恶化了？
@whigzhou: 就它的抗珙阖能力而言，是的
@高利明: 请辉总展开下。
@whigzhou: 就是我的几个问号得到肯定回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吗，体制在关门解决内部冲突、一致对外、防止珙阖苗头上做的越来越成功了嘛
@whigzhou: 多元权力共存与竞争的局面很常见，公开化和制度化是关键，如此才能激励各方向下寻求支持，拓展自下而上组织的空间，才能将最初只保护少数peers的规则扩张到保护所有人，最终让每个人都成为peer
@whigzhou: 竞争的制度化意味着，单次竞争的失败者不会被清洗，这是均衡得以稳定存续的前提，否则一旦均势稍有偏离，中小派系便迅速倒向老大，老二老三不可能支撑太久，中国王朝更替中这一点很明显
@whigzhou: 每次旧朝崩溃之初，局面很胶着，各派都有机会，可一旦某派稍显优势（比如取得某个战略要地），很快触发一个正反馈，后面的过程变得极其迅猛，这是因为参与者对成王败寇下场有着牢固的预期
@springbottle 中国史上王朝更迭的次数很多，但对个体而言，往往是单次博弈，这种情况下演化出的行为规则应该不同于多次博弈下演化出的行为规则。一个基本的差别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胜利者往往不会基于自己也可能在下次竞争中失利的设想而对失败者留有底线
@whigzhou: 是啊，若是几大家族间的竞争就不同了
@springbottle 一个猜想：在王朝更迭较快的时期（个体经历多次王朝更迭），政治竞争则会不同于王朝更迭缓慢的时期（个体只经历一次王朝更迭）。不知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竞争是否不同于其他时期
@whigzhou: 没错啊，所以赵家杀心较轻嘛，整个两宋都杀人不多
@喂羊的月亮熊: 是不是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思。要赶尽杀绝，因为总以为自己会万岁
@whigzhou: 嗯，这是个预期与行动相互强化的过程，成王败寇的先例给了后人成王败寇的预期，于是加强了其赶尽杀绝的决心，也加强了稍弱者要么死磕到底，要么尽早投靠老大的信念，如此反复，难有均势出现
@trustno1v2: 粮食产地太集中,且没有外来替代来源,这是成王败寇的主要原因.
@whigzhou: 嗯，最初的原因可能是外部的（比如地理的），但行为与信念的轮番相互强化的过程一旦开始，即便那些外部原因不复存在，格局仍可自我维持
@学经济家: 不甚同意。不过没空仔细想，我的不同意，是基于愿望的还是基于分析的
@whigzhou: 我知道这方面你一直比我乐观，但如果我所提那几个问题上看不到松动迹象的话，未来的变迁必定会由一个爆炸性过程来完成，我说的撞墙是指这个，不是什么增长停滞之类
@whigzhou: 依我看，皿煮集忠制是史上最完备的反珙阖体制，它精心设计、刻意堵塞了珙阖苗头出现的所有可能性
@李子暘: 理性僭越了。那玩意儿也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不是精心设计的。现在，演化的力量已经不利于他们了。
@whigzhou: 不是一次设计完成的，最晚从7世纪的罗马教会就开始设计了，逐步改良至今
@whigzhou: 或许“设计”一词不妥当，这是个不断吸取教训、逐渐修补的过程，有理性参与，但参与者未必全面理解其机制
（接下去我会陆续贴出《自私的皮球》中一些未曾在博客上发表的文字，包括各部分各章导言和部分后记）
在我看来，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通常有三个目的：1）通过挖掘细节、整理来龙去脉，帮助读者看清和理解事件本身，2）对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可能包括价值判断），并阐明作出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推导的逻辑，3）从事件中看到了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认为值得提出来加以说明，既可向读者介绍这一道理，也为他们观察该事件提供一个特殊视角。
三个目标都很有价值，但本书的评论大部分侧重于第三个目标，这不仅是因为我更喜欢第三种评论方式，更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第一种要求评论者必须是有关领域的内行，并对事件的背景和细节有全面的了解，这通常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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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我会陆续贴出《自私的皮球》中一些未曾在博客上发表的文字，包括各部分各章导言和部分后记）
在我看来，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通常有三个目的：1）通过挖掘细节、整理来龙去脉，帮助读者看清和理解事件本身，2）对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可能包括价值判断），并阐明作出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推导的逻辑，3）从事件中看到了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认为值得提出来加以说明，既可向读者介绍这一道理，也为他们观察该事件提供一个特殊视角。
三个目标都很有价值，但本书的评论大部分侧重于第三个目标，这不仅是因为我更喜欢第三种评论方式，更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第一种要求评论者必须是有关领域的内行，并对事件的背景和细节有全面的了解，这通常需要有亲身的从业经验和长期的知识积累，一个人只能在少数行业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正如你从目录中看到的，我的评论范围很广，但其中只有一两个行业我有较深入的了解。
第二种则是任务本身令人生畏，无论是谁，要对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做判断都要冒极高的风险，假如听者足够宽宏大量，不以结果论英雄，而看重你得出判断的过程是否有道理，那算你运气好，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一旦你开始预测，就要准备好被当作风水师看待；而假如做的是价值或伦理判断，那任务倒是简单许多，但后果却更危险，价值观五花八门，伦理判断的标准和逻辑也大相径庭，这种场合环境噪音的分贝极高，除非你是意见领袖或鸡汤大师，你的声音是很难有机会被认真倾听的。
对于第三种，常见的误解是，它要求评论者非常渊博，常有读者在浏览我的博客目录后惊呼：哇，你怎么啥都懂啊？这让我颇有点哭笑不得，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三脚猫，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第一和第三种评论都需要专业知识，只不过划分专业的方式不一样，前者是按行业垂直划分，后者是按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水平划分。
打个比方，一位是私人保健医生，另一位是牙医，保健医生需要全面了解客户的体质特征、健康和营养状况、病史、对哪些药物过敏，等等，就像行业专家对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史都了如指掌，而牙医则不同，虽然他接待病人无数，每个情况都不一样，但他的任务却挺简单：只要找出那颗坏牙，拔掉它或怎么处理一下就行了，显然，我们不会问牙医：哇，你怎么什么人都会治啊？
每位牙医都有个工具箱，而我扛着它到处拔牙的那个工具箱，就是经济学，正如每个人都会长牙齿，每家企业、每个行业、每条政策、每项制度，都找得到经济学下手的地方；经济学这个箱子里装的工具并不多，而我经常用到的更是屈指可数。
一种是激励分析，或者叫成本收益分析，所谓激励，就是一个人决定做某件事之前，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做预期时所考虑的因素，后果分两方面：收益和代价，评估和权衡的结果决定他做还是不做，或者怎么做，激励分析就是要弄清楚，当这些因素发生改变时，对行为输出有何影响。
其次是资源识别，简单说，资源识别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凭什么赚到钱的？按经济学观点，只有未预期到的收入才算利润，所有预期中的收入都是资源从其所投入的生产中分得的租金：工资是劳动力的租金，利息是现金的租金，版税是著作权的租金，等等，这样，假如某项可预期收入还未被找出对应的资源，便说明我们对有关生产模式尚未获得透彻的理解，由这一视角所产生的好奇心将引导我们考察各种商业模式。
然后是均衡分析，作为运用经济学观察世界的评论者，均衡理论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去考察那些看似不均衡的现象，比如某个行当看似钱很好赚却没有大批新进者把价格和利润拉低，或者相反，长期亏损却不大批关门，或者一种商品在两地价格悬殊而流通成本又不足以解释，或一些看似有价值的资源被长期闲置，或某种看似很强烈的需求却没有人来满足它，等等；均衡方程就像一个格式塔[1]，看似不均衡的现象就像一个未完成的几何图案，让我们产生焦虑和好奇心，驱动我们去找出其中原因，把它描绘完整。
还有信息与风险分析，信息障碍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信息获取有成本，它是构成交易成本的重要部分，信息成本的分布是影响均衡位置的重要因素，因而在上述均衡分析中常扮演关键的角色，其二，有些信息参与者根本无法获得，比如农民种下这一季西瓜时，该季西瓜的未来总产量，无法获得的信息便构成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控制风险，有些交易机会被放弃了，而没有放弃的那些，参与者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处理风险，这方面的种种尝试构成了商业故事中的大量精彩情节。
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我用到的主要就是这些工具，当然，我不会刻意将自己局限在它们上面，遇到恰当的主题时，我有时也会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讨论，特别是在第三部分，较大幅度的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另外，第五部分讨论的是宏观话题，会用到另一些概念和工具。
我所采用的评论写作方式，最接近的类比大概是商学院学生的案例练习了，通常我会花一两个或最多三四个小时去了解事件的脉络原委，但注意力多半集中在我所关注的那个问题点上，在这么做时我依靠的是公开的报道和传闻，并且只检查其常识合理性，而不会花太多功夫去侧面核实，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案例练习，即便事件并非如报道的那样，也没关系，那就当是虚构案例好了，只要虚构的合理，分析仍然有价值。
所以，假如你阅读时感觉我没了解事件内幕和真相，或没抓住问题重点和要害，或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因素，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普通新闻读者多很多，我也无意抓住重点和要害，而只想抓住我感兴趣的那一点，我更不追求面面俱到；体现在文章结构上，我通常只用开头一两节描述事件背景，有时在结尾会用一节来展望事态前景并作些评价和建议，而大部分篇幅会留给所选择的焦点：那颗牙齿。[2]
在两种情况下，我会稍稍偏离上述写作原则，一种是话题恰好处于我比较熟知且持续关注的领域，这时我会对背景和脉络多说一些，另一种是文章主题本身就是政策或制度评论，这就难免会在现实后果的展望和正当性评价上多花点笔墨，也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价值观，这种情况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会多一些。
另外，第六部分和本书其它部分很不一样，那是为那些在读过前几部分后有兴趣深入思考或展开讨论的读者准备的，讨论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用最后两章交待了我的哲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思想背景，假如这些能让你预感到我们会有一个良好的对话基础，我随时在博客上欢迎你的到来，博客地址是：headsalon.org；实际上，出版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它能从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为我找到有共同兴趣、能相互带来思考和讨论乐趣的朋友。
本书的评论写作时间跨度从2008年3月到2011年5月，包括了我在此期间所写评论的约三分之一，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我为每篇文章加了一段“后记”，其中或者对当时没说清楚的地方做了补充，或者有些想法已有所改变，或把观点做了点引申，或添加一点相关材料；每五篇主题近似的文章组成一章，然后，我为每章和每部分分别写了一篇导言，说明我在该主题上的基本思想和知识背景。
本书虽运用了一些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但远不是学术性的，因而在观点和思想引用上并未按学术规范来标注，在标注了来源的地方，也未必准确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而更多体现了我自己的理解和表述方式，在选择对哪些来源进行标注时，我的原则是看是否对我的思想基础和知识背景构成重要影响，所以，凡是我做了标注的地方，通常也是我经常引用且经常向人推荐的学者和著作。
最后，是关于本书体例的一些说明：（略）
新闻操守只能靠媒体自律
辉格
2012年5月15日
按上月发出的通知，从本月15日起，新闻出版总署等三个政府机构将展开一场为期三个月的整治行动，旨在清除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等新闻界的腐败现象；新闻腐败已泛滥多年，广为诟病，记者曾是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职业，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如今却早已鱼龙混杂、面目暧昧，甚至有点声名狼藉了。
人们都期待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不过由政府机构发动的治理整顿是否管用，却着实让人怀疑，类似的治理行动已有过多次，比如2000年和2003年，在中宣部号召下，也曾大张旗鼓整顿了一番，可是新闻腐败因这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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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操守只能靠媒体自律
辉格
2012年5月15日
按上月发出的通知，从本月15日起，新闻出版总署等三个政府机构将展开一场为期三个月的整治行动，旨在清除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等新闻界的腐败现象；新闻腐败已泛滥多年，广为诟病，记者曾是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职业，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如今却早已鱼龙混杂、面目暧昧，甚至有点声名狼藉了。
人们都期待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不过由政府机构发动的治理整顿是否管用，却着实让人怀疑，类似的治理行动已有过多次，比如2000年和2003年，在中宣部号召下，也曾大张旗鼓整顿了一番，可是新闻腐败因这些行动而减少的迹象，却很难找到；毕竟，多数新闻腐败行为尽管违背了新闻业界的职业伦理，却并不违法，其边界也难以界定。
每家媒体的采编团队和版面空间都是有限的，相对于近乎无限的潜在新闻题材，这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因而，在决定赋予哪些课题以优先地位，最终让哪些报道上版面时，都将面临取舍；按职业伦理，取舍的唯一标准是新闻价值，可是，如果一家报纸的主编将涉及其广告大客户的负面报道优先级拉低，正面报道优先级拉高，这么做实际上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不可能被任何法律规则所约束。
有人说这么做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这当然是荒谬的，没人有义务为公众提供他所掌握的信息，所谓知情权须以契约义务为前提，比如你雇佣的私人侦探或情报顾问，就有义务将他所获知且在契约条款涵盖范围之内的信息告诉你，或者你的医生和律师，也有义务告知你与病情或案件有关的信息，而媒体与读者之间显然没有这样的契约关系。
显然，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契约雇佣的私人情报顾问来为他常年提供新闻服务，公众只能依靠广播式的大众媒体来获得资讯，而这些媒体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广告基础之上的，这样，当采访报道题材与广告客户发生关系时，利益与伦理的冲突就难以避免。
这时就只能依靠媒体的自律了，想象不出任何可行的抽象规则来界定和制约媒体在新闻选题上对其广告客户的照顾，难道规定每家媒体必须每年报道两次其前三大广告客户的负面新闻？或者其正面新闻不得超过三次？
假如此类行为不能以简单抽象的规则来界定和约束，“治理整顿”就只能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了，必须赋予政府官员直接介入媒体的新闻选题过程，可如此一来，新闻自由、舆论开放性、公众可获得信息的多样性，将遭受严重损害，直接违背了治理此类现象的初衷，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断难容忍的。
媒体自律能达到何种水平，将取决于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对新闻伦理的恪守，能给从业者带来多少成就和荣誉，足以补偿他们为此而放弃的金钱利益，而这又需要一个开放的新闻业环境为创造这样的成就和荣誉提供机会。
不过，对此我们也不必期望太高，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对金钱诱惑的抵制，未必意味着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全面；那些对专业价值有着执着追求、对金钱诱惑有着强大抵抗力的从业者，往往拥有某种坚定而独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加上新闻价值往往与传播学规律而非客观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即便在独立性和廉洁度上毫无瑕疵的记者，同样可以因其意识形态立场而对事实进行剪裁、曲解和夸大，而他们这么做时不容置疑的底气、干劲和高调姿态，远胜于那些拿了好处的腐败记者。
公众对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的需求，最终将由新闻来源的开放和多样性来满足，或许任何一位记者、任何一家媒体在某些时候都是靠不住的，但好在我们有无数家媒体，并且日益兴旺的互联网和自媒体正在提供越来越开阔的信息渠道，再也没有什么火能被纸包住了，对此，我们大可乐观。
群租问题应由社区自己处理
辉格
2012年5月14日
上周，北京市住建委公布了一份有关出租房管理的条令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条令规定房屋出租须以“间”为最小租赁单位，每间最多居住两人，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室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客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五平米；显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近年来屡有争议的群租现象，新规定全面封堵了群租的所有可能方式。
确实存在大量对群租的抱怨，一个原本宁静的小区，在涌入大量群租者之后，难免变得越来越拥挤嘈杂，卫生和安全状况也大不如前，社区的品位也被拉低了，老住户们因此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损害，甚至房产价值也被贬低了，这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群租得以实行，离不开房东的许可，假如房东不愿意，完全可以在契约中加以禁止，而许(more...)
标签：习俗 | 房地产 | 权利 | 社区 | 群租 | 资产 | 资产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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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租问题应由社区自己处理
辉格
2012年5月14日
上周，北京市住建委公布了一份有关出租房管理的条令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条令规定房屋出租须以“间”为最小租赁单位，每间最多居住两人，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室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客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五平米；显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近年来屡有争议的群租现象，新规定全面封堵了群租的所有可能方式。
确实存在大量对群租的抱怨，一个原本宁静的小区，在涌入大量群租者之后，难免变得越来越拥挤嘈杂，卫生和安全状况也大不如前，社区的品位也被拉低了，老住户们因此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损害，甚至房产价值也被贬低了，这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群租得以实行，离不开房东的许可，假如房东不愿意，完全可以在契约中加以禁止，而许多房东愿意接受群租，甚至将房间分隔和装修的适合群租，显然是因为群租能带来更高的租金，而按照欧文·费雪的理论，资产价值就是未来租金流的折现，这样，群租不是会让房产增值吗？
假如群租确实提高了租金，那么老住户的抱怨或许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要享受以往的宁静、宽敞、或社区品位，现在比过去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只能搬到更偏僻的地方了，而这让人感觉不爽；如果这位老住户也是租客，那么这一抱怨便与权利无涉，一件他原本享用着的商品变得昂贵了，这种事情再平常不过了。
如果抱怨的老住户是自住的房主，那么群租带来的结果便是：他的房产虽然增值了，却不再是他自己想住的那种，那么，为何他不把房子卖掉或者和其他房东一样群租出去，然后换个地方住呢？这样不是既可获得资产增益，又可满足居住偏好吗？这就涉及到费雪理论所没有考虑的交易费用和资产特化（[[asset specificity]]）这两个因素了。
交易有成本，而在现行制度下，房产交易的成本更是比普通商品的高出很多，很可能超出上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老住户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围绕房产而形成的特化资产，特化的意思是：这些资产只对他是有价值的，因而一旦转让就丧失了，或者，即便存在同样认可这些价值的人，也无法以合理的成本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来，并达成交易。
在一个特定社区居住多年的住户，可能在社区内经营着生意，或者在附近找了工作，孩子可能已在附近入学，家人已熟悉、习惯或喜欢上了附近的商店、餐馆或娱乐场所，也在社区内结实了许多友善而易于相处的邻居、牌友、球友、票友，而住宅内的装修和家具也都是按自己的需要和风格来配置的，所有这些都是无法转让、却又很有价值的特化资产。
所以，考虑到交易费用和资产特化，群租尽管能提高租金，却仍可能对一部分老住户造成切实的损害；问题是，损害未必是侵权，我每天都去的那家餐馆关门也会对我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住户是否能合理的预期此类损害不会发生，换句话说：保有所居住社区原有的安宁和宽敞是不是他的权利？他的邻居们是否有义务确保维持这一状态？
假如业主们在最初建立社区时，便已通过订立契约相互施加了约束，或者该社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制止群租行为的固有习俗，那么群租便是对业主既有权利的侵犯；或者，业主契约中虽未明文规定不许群租，但已授予了业主委员会制止群租所必需的干预权，那么群租仍可得到制止；显然，这些条件是否成立，每个社区是不同的，其中大部分恐怕难以成立，所以，对群租行为的约束，应交由每个社区的业主自治机构按其习俗和契约来处理，而不应由政府强行统一规定。
【2012-05-14】
@高利明: ［明前茶缘何昂贵？］“明前”，首先是将产能缩小的一种安排，较小的供应，容易维持较高的租值；其次，是降低波动性的安排，是避险的安排，将市场的总价值分解成明前明后两个子市场，并力图维持明前市场的高附加值。这意思是说，“明前”的质量更多是道具的含义。@whigzhou @学经济家
@whigzhou: 效果上看是这样，不过起源是不是
@高利明: 当然，供需双方共同起作用。将价值集中在明前，这个以缩小供应来维护价值的做法，除了吸引更多的仿冒，使得中国名茶难以变成立
@whigzhou: 对，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中国没有出现立顿，喝(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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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4】
@高利明: ［明前茶缘何昂贵？］“明前”，首先是将产能缩小的一种安排，较小的供应，容易维持较高的租值；其次，是降低波动性的安排，是避险的安排，将市场的总价值分解成明前明后两个子市场，并力图维持明前市场的高附加值。这意思是说，“明前”的质量更多是道具的含义。@whigzhou @学经济家
@whigzhou: 效果上看是这样，不过起源是不是
@高利明: 当然，供需双方共同起作用。将价值集中在明前，这个以缩小供应来维护价值的做法，除了吸引更多的仿冒，使得中国名茶难以变成立
@whigzhou: 对，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中国没有出现立顿，喝中低档茶的人毕竟不在少数，也没解释为何名茶未能成为低销量奢侈品牌
@Who不笑: 茶叶成不了奢侈品，因为外表难以区分，必须喝才能知道质量。奢侈品的要求是一看就知道，一般需要符号或者独特设计。
@whigzhou: 葡萄酒的外表怎么区分？不喝的人知道质量吗？
@高利明: 缺乏足够的现饮终端的支持，恐怕是名茶做不成奢侈品的要害。
@高利明: 与茶相比，酒有广泛的现饮终端。现饮终端，是身份和待遇市场的主渠道。
@whigzhou: 嗯，这个视角很有意思，现饮终端确实具备构建品牌所需全部要素，不过，旧时的茶馆似乎并不比酒肆少？并且也有阶层分化吧？
@whigzhou: 或许，正因为缺乏对商标的珐律保护，古代的品牌都难与店铺商号相脱离而成为销售品牌，茶酒等土产都是如此？
@高利明: 质量的执行恐怕主要不靠法庭，得靠长期关系的
@whigzhou: 嗯，其实我的意思一样，表述不同，我强调的是具体店铺声誉与符号化的现代品牌价值之间的区别，类似于德索托描述的两种产权的差异，符号化带来流动性，可以批量生产和授权，但需要现代产权保障，否则只能依靠店铺与客户的直接交往中产生的信任
@高利明: 辉总提示了一个商业机会，就是做一部《名茶排行榜》。对名茶进行等级排序，这个第三方评级是名茶奢侈品游戏的一个关键
@whigzhou: 这个...其实拼的是哪里的文人舌簧更多吧？呵呵。我最讨厌乌龙，说出来怕被雅士们砸死，第二讨厌茉莉，小清新听见又不乐意了～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
标签：人口 | 农业 | 历史 | 工具 | 技术 | 读书笔记 | 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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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
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
钉耙和
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
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
《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
【2012-05-11】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如果说二元论就是“实在之物”vs“心中之物”的话，还是倾向于二元论。因为比如爱情，政治，或者金融系统这种东西就是完全的个人/集体“心中之物”。或者说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所批判的那些东西。当然，程序也是，大脑中的model，but every model are mistake
@whigzhou: 我说的是身心二元论，不过你的实在-概念二元论的谬误和它差不多，如果说金融系统是虚拟的，那么黄河和莎士比亚也是，后两者并不比前者更“实在”，一条区分实在与虚拟的界线，其实是划不出的，不信你试试，举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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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如果说二元论就是“实在之物”vs“心中之物”的话，还是倾向于二元论。因为比如爱情，政治，或者金融系统这种东西就是完全的个人/集体“心中之物”。或者说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所批判的那些东西。当然，程序也是，大脑中的model，but every model are mistake
@whigzhou: 我说的是身心二元论，不过你的实在-概念二元论的谬误和它差不多，如果说金融系统是虚拟的，那么黄河和莎士比亚也是，后两者并不比前者更“实在”，一条区分实在与虚拟的界线，其实是划不出的，不信你试试，举个真正“实在”的例子
@fox727: 黄河和莎士比亚的名字是“虚拟”，但这条河和这个人是存在
@whigzhou: 构成黄河的水分子和泥沙，构成莎士比亚的原子，不知更换了多少遍，它们被认定为特定实体，不过因为是模式的持续性，金融系统也是，所以否认金融系统为实在的认定规则，必定也否定黄河与莎士比亚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如果说这种一元论，也就是主管能够认识客观，我也认可。邓尼特的论述让人信服。但是问题在于每个人以为的good part,或者说道在不是“实在之物”上，很有可能不一致，比如他以为爱他就是给他钱，但是...
@whigzhou: 当然，不同实体的“实在”程度是可以不同的，但不同在于对特定模式（或结构）得到普遍认同的程度，比如黄河作为实体获得认可的普遍性，就高于民族、撒旦和美人鱼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方法论的统一并不能掩盖认识结果的分歧。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在争吵了，但凡是复杂系统，一定会有类似的问题。譬如程序好不好，正确性是最好的指标，问题是程序需要输入，有的你以为的输入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真正想要的也不一定是客户想要的
@whigzhou: 当然，“真实”程度是不同的，这反映了概念的有效性和认可度，比如牛顿就比莎士比亚更“真实”，但根本上说，实体都是拟构的
@tertio：所谓的“物质”有特殊的性质让其比很多概念更为“实在”。
@喂羊的月亮熊: 根本上说，实体都是拟构的。是不是其实没有什么很实的实体？
@whigzhou: 不能这么说，凡具有一定程度认识论有效性和认可度的概念，就是实体，一方面，不能因为它是拟构的就否认其实在性，那是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得承认不同拟构的有效性和认可度是不同的，否则又陷入了后现代的相对主义
@whigzhou: 后现代主义正确认识到了实体的拟构性（其实前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却误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却错误的以为实体是可以“随意”拟构和解构、并且全是等效的，那就没谱了
【2012-05-11】
@whigzhou: 年轻一代越来越谨慎 美国人回归“婚前守贞” http://t.cn/zOytl4O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2011年3月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5300名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的受调查年轻人中，从未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数比率在过去10年从22%攀升至28%
@whigzhou: 这趋势已持续多年，有人说是教育的结果，我看是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的结果
@小野猪君: 难道因为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年轻人就不急着在婚前胡搞了。反正一辈子都能胡搞了？
@whigzhou: 呵呵，不是，因为方便的避孕堕胎减弱了泡妞机会与生殖机会的关系，从而削弱了花心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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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whigzhou: 年轻一代越来越谨慎 美国人回归“婚前守贞” http://t.cn/zOytl4O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2011年3月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5300名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的受调查年轻人中，从未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数比率在过去10年从22%攀升至28%
@whigzhou: 这趋势已持续多年，有人说是教育的结果，我看是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的结果
@小野猪君: 难道因为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年轻人就不急着在婚前胡搞了。反正一辈子都能胡搞了？
@whigzhou: 呵呵，不是，因为方便的避孕堕胎减弱了泡妞机会与生殖机会的关系，从而削弱了花心策略的相对遗传优势，结果前几代中的花心男女留下较少后代，而性策略具有遗传性
@whigzhou: 若能成立，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浮于表面的文化潮流常不能预示未来
@whigzhou: 亲子鉴定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顾家策略相对花心策略的优势
@whigzhou: 原本女性最佳策略是嫁顾家丈夫，偷花心情人，亲子鉴定让此策略失效，现在要么独立抚养，要么专注顾家丈夫
@libido-Shimer：这么小的样本，这么弱的提升，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仓促
@whigzhou: 回复@libido-Shimer:这只是一份调查，过去十几年类似调查已有过多次报道，有人视其为保守主义回归潮流的一部分，还有人称它后艾滋时代，当然，我也是看看报道而已，没做过系统研究，随便一说，微博嘛
@libido-Shimer：摁，我在美国体会到还是很开放，几个室友天天打炮，所以看到这数据本能性的怀疑
@Boez: 不是样本和提升的问题。你这个假说没法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区别阿。美国在这方面越来越保守，欧洲却越来越开放
@whigzhou: 任何社会现象都涉及无数因素，每次只能谈论其中一两个，他问的是样本问题，我就针对样本问题答，你的“不是”是指他问错了还是我答错了？至于欧美差异，我认为是福利制度造成的
@Boez: 也就是目前的主要差距是福利制度造成的？
@whigzhou: 嗯，我认为是，福利制度从两方面瓦解婚姻/家庭关系：1）国家接管双亲抚养责任，由于母亲的生理性负担无法接管，因而对男性影响更大，2）降低社会竞争强度；这两点都改变了性选择的方向，男方抚养能力/意愿在择偶考虑中的优先级大幅下降甚至消失
@Boez: 但我觉得避孕技术的另一个影响你好像没考虑到。在没有避孕技术前，人们更倾向守贞的，出轨的风险（意外怀孕，以及被发现后的婚姻破裂）很高，但有了避孕技术后，出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可以接受性爱的愉悦而不承担其成本。所以避孕技术在正反两方面都有影响。
@whigzhou: 考虑了，这是短期影响，不能在代际积累，因而是浮云
不应强求雇主承担丈夫的责任
辉格
2012年5月9日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扩大了雇主对女性雇员的特别责任，特别是与生育和哺乳有关的责任，包括延长产假、新设流产产假、承担产检和流产费用、提供哺乳条件等等，并对违规行为规定了更加具体而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为天然的承担了生育和哺乳的任务，加上与此有关的生理条件，女性在职业市场上先天的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独立维持生计，正因为此，人类自古以来便采用了男女配偶分工合作的核心家庭模式，女性用她们宝贵的生育能力换取男性(more...)
标签：制度 | 劳动法 | 婚姻 | 家庭 | 福利制度 | 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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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强求雇主承担丈夫的责任
辉格
2012年5月9日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扩大了雇主对女性雇员的特别责任，特别是与生育和哺乳有关的责任，包括延长产假、新设流产产假、承担产检和流产费用、提供哺乳条件等等，并对违规行为规定了更加具体而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为天然的承担了生育和哺乳的任务，加上与此有关的生理条件，女性在职业市场上先天的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独立维持生计，正因为此，人类自古以来便采用了男女配偶分工合作的核心家庭模式，女性用她们宝贵的生育能力换取男性的保护和帮助，这一合作模式不仅构成了我们古老婚姻与家庭的基础，更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奠定了基调。
现代化过程中，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这一方面因为奶粉、洗衣机、幼儿园等现代育儿商品和服务降低了育儿成本和幼儿对母亲的依赖，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也让许多女性的劳动价值大大高出了育儿成本，因而购买这些育儿商品以腾出时间去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合算了。
不过，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育儿需要所带来的两性职业价值差异便不会消失，两性分工因而仍将存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在工作挣钱养家方面，丈夫比妻子负有更多的责任；这也意味着，男性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仍将是女性择偶的重要考虑。
然而，上述规定却意在将原本由丈夫所承担的责任，强行转嫁到雇主头上，如此转嫁从道义上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丈夫承担此一责任，是因为这是古老婚姻契约的核心内容，可谓天经地义；假如人们非要从与女性具有某种关系的人中挑出一个来接替丈夫的责任，为何偏偏选中雇主呢？为何不是她的父母、亲戚、或邻居？或者她的开户银行？或她每天去的那家超市？或给她接生的那家医院？难道雇佣关系就那么特别吗？那么雇佣女律师的当事人是否也要负担她的带薪产假？
以带薪产假为代表的、由雇主承担的“生育福利”，其实是一种实物薪酬，即便没有政府规定，有些企业也会实行，因为经验表明，如果恰当选择的话，用实物和福利部分取代现金报酬，会收到更好的激励效果，所以许多企业都会为员工提供旅游、体检、生日蛋糕、年货、聚餐、球票戏票等福利和实物报酬，这些实物往往比现金更能给员工留下深刻印象，感觉到雇主的关心和慷慨。
可实物薪酬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占总薪酬的比例不能太高以至显著降低现金报酬水平，同时要让大部分员工觉得物有所值，而生育福利未必符合这些条件；有三种企业大概会愿意提供生育福利，一种是其女性员工生育的可能性很小，这样雇主用很小的代价即可换来一个好名声，另一种是其女性员工绝大部分会在雇佣期内生育，这样生育福利就相当于人人用得着的购物券，对现金有很好的替代性，第三种是薪酬水平很高，且其中大部分是产假中无须支付的绩效工资或奖金。
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雇主将倾向于不提供带薪产假，因为他们为相同劳动愿意支付的总报酬是给定的，提供带薪产假即意味着降低了那些不生育女性雇员的报酬，从而削弱他们招募优秀女性雇员的能力，除非他们能事先甄别哪些雇员将在雇佣期内生育，并对她们支付不同的薪酬。
甄别方法之一是先筛选出那些不大可能再生育的女性，在计划生育制度下这倒是可以做到，要求应聘者出示户口本即可，她们将获得常规薪酬，可是在剩下的可能生育的女性中，哪些会在雇佣期内生育仍难确定，而且按现行劳动法，这一点显然也无法在雇佣契约中加以约束；这样，雇主就只能拉低这些“风险雇员”的平均工资来平摊生育福利成本了。
可是，拉低平均薪酬也是有限度的，首先，在许多低端行业，工资水平原本就接近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再拉低就违规了，此时雇主只好完全规避风险雇员，其次，那些不想生育但又被一起拉低工资的女性风险雇员，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为更低的工资工作，索性退出职业市场，这两种情况都会将部分女性排除出就业市场。
【2012-05-09】
@傅蔚冈: 一个国家是由领土和人民构成，为何领土纠纷远比人权问题更能牵动公众神经？@高利明
@高利明：1、从“自然可评估性”的角度看，与“人权”相比，“领土”的自然可评估性高，也就是说，领土的数量质量变化比人权的数量质量变化更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评估，或者说感知和评估领土数量变化的成本，比感知和评估人权质量变化的成本要低、低的多。“牵动公众神经”是“感知成本低”的等价表述。
@高利明：2、从博弈角度看，牵动公众神经的事物，通常都是所谓的“博弈聚点”。“聚点”，有放大器的效用。两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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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9】
@傅蔚冈: 一个国家是由领土和人民构成，为何领土纠纷远比人权问题更能牵动公众神经？@高利明
@高利明：1、从“自然可评估性”的角度看，与“人权”相比，“领土”的自然可评估性高，也就是说，领土的数量质量变化比人权的数量质量变化更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评估，或者说感知和评估领土数量变化的成本，比感知和评估人权质量变化的成本要低、低的多。“牵动公众神经”是“感知成本低”的等价表述。
@高利明：2、从博弈角度看，牵动公众神经的事物，通常都是所谓的“博弈聚点”。“聚点”，有放大器的效用。两个逻辑上同等地位的抽象概念，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公众感知度和行为影响力，有些概念的影响力能够强大到成为“聚点”的程度，从而高度影响公众的行为－－“聚点”的别名有时就叫“民心”
@whigzhou: 我看区别还是在于一个信号构造敌我关系的能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有些同样具有这种构造能力，比如老板打员工，上海人骂河南人
@游侠若兰: 念由心生
@whigzhou: 未必，更多时候念由记者笔头生，记者善于挖掘此类具有动员力的符号，来煽动敌我对立
@whigzhou: 所以，识别粪青的简单办法就是统计他们嘴里“我们”的出现频率，更精确的方法是测量一下“我们”“他们”交替出现时的血压高低
@狼-勿开心 辉先生，上海人对河南人可没什么歧视啊，这么比喻打错了
@whigzhou: 我说的是这种词汇具有唤起集体感和“共同体想象”的效果，与实际上是否存在歧视没关系，比如在我说了这两个词之后，你也忍不住代表全体“上海人”说话了，不是吗？
【2012-05-06】
@朱苓1982：全球化真是件好事吗？每次参观一个保留完整的古城，都会惊叹，在文化与文化之间很少稍接触的古代，各国人民都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建筑方式，成为我们今人膜拜的对象。而今天的所谓现代化城市，走到哪里都一个样，我们自己看着都无趣，后人必然更加厌恶。
@whigzhou: 横向多样性或许会减少，纵向多样性大增，今天一座大都市的多样性超过古代各国总和，你要是走到哪儿都吃麦当劳，那当然都是一个样啦
@whigzhou: 多样化未必需要隔绝来维持，维多利亚湖有400多种丽鱼，全是过去十几万年里由一个共同祖先分化而来
@EPamateur：你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恰好证伪了自己的观点。以前只有草原上的小池塘的时候，只有数种甚至只有一种。而凹陷大湖提供了隔绝——维多利亚湖岸线曲折，测量长度三千到七千公里，很多湾港，多暗礁、岛屿，为习惯上坚守栖息地的丽鱼提供了隔离状态，才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进化出多种丽鱼。
@whigzhou: “习惯上坚守栖息地”是主动选择的分离，不是我说的隔绝，而全球化打破的是后者
@whigzhou: 正如同一社会的各亚文化群体也会各自选择不同生态位，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并维持多样性，这与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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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6】
@朱苓1982：全球化真是件好事吗？每次参观一个保留完整的古城，都会惊叹，在文化与文化之间很少稍接触的古代，各国人民都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建筑方式，成为我们今人膜拜的对象。而今天的所谓现代化城市，走到哪里都一个样，我们自己看着都无趣，后人必然更加厌恶。
@whigzhou: 横向多样性或许会减少，纵向多样性大增，今天一座大都市的多样性超过古代各国总和，你要是走到哪儿都吃麦当劳，那当然都是一个样啦
@whigzhou: 多样化未必需要隔绝来维持，维多利亚湖有400多种丽鱼，全是过去十几万年里由一个共同祖先分化而来
@EPamateur：你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恰好证伪了自己的观点。以前只有草原上的小池塘的时候，只有数种甚至只有一种。而凹陷大湖提供了隔绝——维多利亚湖岸线曲折，测量长度三千到七千公里，很多湾港，多暗礁、岛屿，为习惯上坚守栖息地的丽鱼提供了隔离状态，才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进化出多种丽鱼。
@whigzhou: “习惯上坚守栖息地”是主动选择的分离，不是我说的隔绝，而全球化打破的是后者
@whigzhou: 正如同一社会的各亚文化群体也会各自选择不同生态位，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并维持多样性，这与两个孤立社会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
@游侠若兰 日本动画电影[日本锁国]似乎是一个极致：逆全球化浪潮，达到完美封闭的国家状态
@whigzhou: 不同意这是“逆全球化浪潮”，我看恰是全球化的正常结果
@whigzhou: 市场、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Tyler Cowen]]的研究主题，他就此写过两本书：
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s Cultures(2002),
Markets and Cultural Voices(2005)，可参考。Cowen是著名经济学博客
Marginal Revolution的两作者之一，我以前推荐过
@whigzhou: 摘录Tyler Cowen在
Creative Destruction中的一段话，大意：与几百年前相比，德国文化和法国文化是越来越像了，但法德两个社会里的每个个人所面临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选择，则是大大丰富且越来越丰富了
（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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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
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多年游历数十个国家和国内数十个民族地区时所获得的个人体验。
考虑到高晓松的阅历和专业经验，这个观点值得重视，而且汉族不善歌舞的看法并不突兀，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一点从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方向上也不难看出，汉唐宋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文字、文学、礼教、建筑、器具、服饰乃至茶艺，大多是输出多于输入，唯独音乐和舞蹈却是只进不出，确实是个扎眼的弱项。
如此反差难免让人好奇：这是为什么？或许对照一下我们的艺术强项可以看出点端倪，汉族在各艺术门类中，最登峰造极的，大概是诗词和书法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爱好，其实继诗词书法之后的绘画，最出色的也是文人写意画，近乎于书法了，这些艺术，都可以在保持士人优雅文静正经的状态下，在书房中独自把玩。
音乐舞蹈则不同，它们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早在文字和文明出现之前就有了，并常常表现出某些原始冲动和野性张扬，容易被与前文明状态联系在一起，它们生来就是大众的游戏，与理性、克制、内敛等士大夫们引以自珍的特性有些格格不入，而其中被后者所接纳的部分，也早早的就被高度格式化、礼仪化或文人化了，很快与原本孕育它的土壤断绝了联系，被锁入庙堂，丧失了活力。
由此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一个猜测：在汉民族能够发达的艺术，是那些能在文人圈里能玩的起来的，而像音乐舞蹈这种主要由大众玩的、或至少需要由大众不断输送养分的艺术，就少有机会；果若如此，也无须惊讶，因为在两千年历史中，汉民族拥有开发深度最高的农耕文明，而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农业和贸易越是发达，开发深度越深，劳动边际产出率越低，底层大众的生存压力越大，闲暇也越少。
在前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控制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人口规模和分布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与投入的劳动量没有确切对应关系，这常常意味着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假设生活在某个河口的部落，依靠捕捞每年洄游产卵的鱼群，只须在短暂的洄游期内劳作几天，即可囤积够吃一年的鱼干，这样，部落的人口便由洄游鱼群的规模决定，再多的劳动投入都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无疑，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
随着农业发明和进步，人类将自然资源带来的产出控制的越来越均匀，比如生活在某条大河岸边的部落，以前只能在每年一度的河流泛滥之后种一季小麦，而在发明水利设施之后，可以种两季小麦，人口因此翻番，但现在农民每年需要劳作两季，闲暇减少了。
实际上，直到近现代我们仍可看到，在北方寒冷地带的农民，因为只能种一季谷物，普遍拥有大量的闲暇，而可以种多季水稻的华南，闲暇就很少；回顾几千年农业史，大致上就是一个复种指数不断提高，边缘贫瘠土地不断被开垦，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单位劳动产出不断减少的历史。
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更加拓展了通过追加劳动投入获得产出的潜力，因而也进一步压缩了闲暇，原本东北农民在大半年的农闲期无事可做，但假如海运让他们能够与南方贸易，就可以利用农闲打猎或挖人参而换取粮食，从而养活更多人口。
明清两代，江南和湖广之间经历了一次分工与贸易大发展，江南农民大量改种棉花等商品作物，织成布匹后从湖广换取粮食，结果两地产量和人口都增长了，但单位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了，江南农民日耕夜织，被挤干了全部闲暇。
这种劳动生产率随技术进步、分工和贸易发展而降低的增长，被经济史家称为马尔萨斯型增长，也叫内卷化；在汉民族地区稳定持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并且帝国的统一也创造了最佳的长距离贸易条件，其农业内卷化的程度或许是最深的，这一状况在明末引入美洲作物后变得尤其严重。
可以想象，在大众丧失闲暇之后，艺术只能留给士大夫去玩了，然而，帝国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压缩了艺术的空间，与西欧封建制以及五花八门的贵族等级制相比，帝国的官僚专制体系导致了极度扁平的阶层结构，农民占了人口绝大部分，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极低，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少，况且士大夫不像贵族，很少养得起自己的宫廷艺术家，充其量只能自己把玩，这就难怪，他们留下的艺术遗产，只能是一些文人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玩意儿。
【2012-05-11】
@肉唐僧：#知心肉哥对你讲#某少妇（未提供腿照），32岁，律师。丈夫是大学同学，儿子1岁半。有孩子之后，丈夫极少与之同房，并明确表达了性趣缺失的意愿。该少妇多番努力，包括烫和@隔壁王太太 一样的头发、看AV自学提高技艺等，均无果。今天，丈夫向其坦述嫖妓经历，并表示很high云云… http://weibo.com/1657239733/yiAz59KiI
@喂羊的月亮熊: @whigzhou
@whigzhou: 关键论点全错。1）人类怎么会是灵长类里最爱杂交的呢，难道比群居且无配偶关系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还杂？2）无配偶乱交恰恰不需要隐藏排卵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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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肉唐僧：#知心肉哥对你讲#某少妇（未提供腿照），32岁，律师。丈夫是大学同学，儿子1岁半。有孩子之后，丈夫极少与之同房，并明确表达了性趣缺失的意愿。该少妇多番努力，包括烫和@隔壁王太太 一样的头发、看AV自学提高技艺等，均无果。今天，丈夫向其坦述嫖妓经历，并表示很high云云… http://weibo.com/1657239733/yiAz59KiI
@喂羊的月亮熊: @whigzhou
@whigzhou: 关键论点全错。1）人类怎么会是灵长类里最爱杂交的呢，难道比群居且无配偶关系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还杂？2）无配偶乱交恰恰不需要隐藏排卵期，详见 http://t.cn/aC19Ot 乱交物种很多，都不隐藏排卵期，3）乳房伪造哺乳期能有什么好处？告诉对方我不能怀孕滚远点？
@whigzhou: 人类性策略是多种策略的复合，相当微妙，且有多态性，远非“乱交本能”所能概括
@whigzhou: 对永久性乳房较合理的解释是臀部拟态，直立人为适应传教士体位，原本作为第二性征的丰臀从前面看不见了，就用乳房来替代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sex is most profound topic in evolution, 可惜的广大的文艺青年们一看到sex就不淡定了，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大家，或者准确的说，文青们都能理解的人最厌烦，私以为如果不了解诸如J.M.Smith, W.D.Hamilton, G.C.Williams, R.Trivers之前不要随意解释的好
@sw小橘子: 性策略具有遗传性？
@whigzhou: 虽还没看到微观证据，但这点我相当确信，专家似乎也这么认为，David Buss和Robin Baker貌似都以此为立论前提，当然有遗传性不等于先天决定，排行、贫富、风俗等影响特定策略前景的因素大概都会有影响，其实，性策略之外的大部分性格成分都已确认有遗传性，没有反倒怪了
@whigzhou: 哦，昨天漏了一条，阴茎尺寸与乱交程度关系是次要的，主要与交配姿态和性选择强度有关，比如有蹄动物因为难以把控雌性，阴茎一般都很长，而衡量乱交和精子竞争强度的直接指标，是睾丸大小
@tcya24 性选择强度指的是哪些。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解释人类的尺寸，“泵出前男精液”的假说难道不适用与黑猩猩？
@whigzhou: 性选择强度就是雌对雄的挑剔程度，越挑剔，越不会随意接受交配请求，越需要雄性的把控能力，而长阴茎是对其他把控能力不足的补偿
@whigzhou: “泵出假说”对长度的解释力不强（有效泵出可能不需要那么长），倒是对粗细和龟头形状是不错的解释
@whigzhou: 简单说，长阴茎可以让雄性在雌性不甚配合甚至抵制的情况下较容易完成交配，因而具有优势，而一旦有了优势，雌性便会对长度产生偏好，于是启动性选择的正反馈过程
【后记】本来就对肉唐僧印象极差，但那是因为人品，原来还这么无知。
（按：写到一半我就发现，自己愚蠢的选择了这个大题目作为饭文主题，篇幅根本不够，没办法举例，只能留下干巴巴的理论，权当挖个坑吧。有关思想，曾在“市场vs蚂蚁：创造复杂性的两条途径”中提到过，本来想展开讨论，结果比较失败。）
大公司没那么容易死
辉格
2012年5月3日
最近，《福布斯》网络版发表了前PayPal副总裁，“PayPal帮”（PayPal Mafia）非著名理论家埃里克·杰克逊（Eric M. Jackson）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预言谷歌和facebook将在5到8年内消亡；像这种吓死人不偿命的惊人预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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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到一半我就发现，自己愚蠢的选择了这个大题目作为饭文主题，篇幅根本不够，没办法举例，只能留下干巴巴的理论，权当挖个坑吧。有关思想，曾在“
市场vs蚂蚁：创造复杂性的两条途径”中提到过，本来想展开讨论，结果比较失败。）
大公司没那么容易死
辉格
2012年5月3日
最近，《福布斯》网络版发表了前[[PayPal]]副总裁，“PayPal帮”（[[PayPal Mafia]]）非著名理论家埃里克·杰克逊（[[Eric M. Jackson]]）
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预言谷歌和facebook将在5到8年内消亡；像这种吓死人不偿命的惊人预言，在IT界本不少见，人们也早习以为常，不会太当回事了；这个产业独特的迅猛变化和动荡不定，也鼓励着评论家做这种预言，因为他们时不时会蒙对一个，让预言者暴得大名。
不过杰克逊的评论倒并非一无是处，撇开其中耸人听闻和过于言之凿凿的预测，其理论出发点和思考角度还是值得倾听一番的；他的分析采用了组织生态学的视角，受生物学的启发，将产业、商业模式和企业分别类比于生态系统、物种和生物个体，并以进化理论来分析产业环境和商业模式的兴衰演变，这一视角并不新鲜，熊彼特和德鲁克从大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宣扬这种理念。
生态和进化视角确实深有启发，成功企业的成功之处，都建立在它针对产业链上的特定生态位而建立的商业模式之上，它的资源组成、组织结构、激励模式乃至企业文化，都为适应该生态位上的竞争格局而高度特化了，由此带来的优势让他们能够在给定格局下的常规竞争中战胜对手，维持其市场地位。
然而进化是短视的，针对特定生态位的适应和特化，在环境稳定时是优势，在环境变化时却可能成为限制和包袱；许多大企业在正面竞争中百战百胜，其地位看来完全难以被撼动，可是有一天他们与其对手突然发现，其赖以存在的生态位连同整个生态系统正在迅速瓦解，之前在其中练就的一身好功夫、积累的一整套高端装备，突然失去了用武之地，相反，对曾给他们带来辉煌的商业模式的习惯和依恋，常妨碍他们主动变革以适应新环境。
不过，生物学类比尽管有启发，也要小心别受它误导，产业进化毕竟不同于生物进化，根本区别有两点：一是传播机制，生物基因只能沿生殖谱系垂直传播，而文化基因可以横向传播，二是生物有机体的组织结构高度依赖于胚胎和个体发育的生理局限，器官组织之间紧密耦合，而商业模式的各项功能和器官之间的耦合却可以十分松散。
横向传播和松散耦合意味着，在面临生态剧变时，企业有机会作出比生物更灵活更迅速的调整与适应，当狮子所生存的草原突然变成湖泊时，它不可能短时间内长出尾鳍或翅膀来适应新环境，但企业或许可以：它可以并购若干企业来获得一对“翅膀”，或者将呼吸业务外包给一家专业水下呼吸服务商；事实上，这种脱胎换骨式的重组改造、浴火重生，在产业界早已屡见不鲜。
有人或许会说，像苹果这样的脱胎换骨，与其说老企业活下来了，不如说是老苹果死了，新苹果诞生了，这么说不算错，但漏掉了一些实质；其实，现代大型企业的生存基础早已不同于传统企业，未必立基于特定商业模式，而是处于一个持续的流动与更新过程，IBM是其中典范，对他来说，一切技术、体系、平台、标准乃至部门等等组织器官都是可以更换或抛弃的，唯一不变的是客户信赖：相信只要找他就能获得可靠的企业级信息系统。
另一些企业则试图成为局部模拟市场机制的创新平台，他们的产品线和盈利基础在不断漂移，但企业组织却可长期维持；还有些上市公司其实演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可变资产包，包里的内容一直在变，但对于投资者的价值则相对稳定，其核心价值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比其他企业更透明、价值更容易评估的投资工具。
当然，企业组织也存在兼容性问题，特别是在与人有关的激励结构、晋升方式和企业文化等方面，但远不如生物有机体那么苛刻，借助分工、外包、契约和交易等松耦合纽带而建立的组织，远比生物个体更灵活多变；实际上，他们只要做对某一方面的事情便可生存下来，这个“方面”可以很抽象，不依赖于任何有形资源、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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