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辩论降低了政治承诺的效力 辉格 2012年10月19日 拜网络传媒之赐，如今各国人民都可以实时观赏美国大选这场全球最热闹的政治真人秀了，从火车巡回演讲、全国性大报上登广告，到广播、电视、网络，日益丰富和发达的传播手段也让这场表演变得越来越激烈精彩，1960年起更增添了面对面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并从1976年开始成为例行节目，俨然已是整个竞选活动的巅峰时刻。 电视辩论这种方式一推出便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尼克松很明显的输在了形象上，福特更是在民调领先的情况下因一句口误而溃败，从本次竞选过程看，电视辩论前后的民调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其他事件带来的波动，足以导致胜负逆转，这一效果反过来也让电视辩论变得更具吸引力。 那么，电视辩论这种更直接的面向公众的竞选方式，会不会让选举过程变得对选民更为有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检查一下选举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选举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交易，选民用选票购买的，也就是候选人所兜售的，首先是候选人自己，他的人格、品行、信仰、经验、政治理念等等，其次是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即他上台后会做些什么，推动那些立法和行政措施。 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是一种先付款后交货的交易，而且遵循的是钱一到手概不负责的原则，既不能退换货，也不能退钱，这样，选民若事后发现用选票所买到的并不是竞选过程中所展示给他们的那样一个人，或者他上台后并未去推动他承诺的那些政策，该怎么办？假如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竞选承诺得到履行，那么关注竞选和投票又有什么意义？ 常规商品交易中，也不乏出门概不退换的做法，但消费者仍可通过信誉机制得到保障，最多吃一两次亏，然后避开那些让他失望的商家和品牌，或者从一开始就避开那些陌生或口碑不佳的商家，可总统选举不像议员选举是无限期重复博弈（尽管实际上重复次数也不会太多），最多是两次博弈，因而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建立信誉机制来保证质量，特别是对连任竞选者，更不存在履行承诺的约束。 当然，对于交易标的的前半部分，即候选人本身的禀赋，卖方隐瞒和欺骗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包装、吹嘘和展示之外，存在大量的第三方信息源帮助选民挖掘和分析候选人的背景，特别是对那些十分珍惜自己那一票的选民，可以在事先尽可能详尽的搜集信息。 但是，在这些信息源中，电视辩论对选民所起的作用却很可能是负面的，其压倒性的传播地位赋予了辩论信息以过高的权重，但这些信息对选民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选择却没有多大帮助，候选人在实时辩论赛中所展现出的辩论能力和取悦于观众的形象品质，和他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政策推动者和决策者的能力，并无多大关系。 再来看交易标的的后半部分，在既没有退货保障又缺乏信誉机制的情况下，奇怪的倒是当选总统们至少还履行了一些政策承诺，为什么呢？容易想到几个原因，首先，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很难掩饰，因而选民有不小的机会通过候选人之前的言行和政治经历来判断他上台后的行为。 其次，多数情况下，总统的卸任并不等于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许多卸任总统仍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避免在任期内将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家声誉、与各派系和组织的关系、公众号召力等等——消耗殆尽，为此他们必须最低限度的履行承诺，否则会得罪之前支持过他的那些人，特别是其中组织良好的机构和派系。 第三，总统就算当选上台，即便在美国总统这样拥有几乎独断的行政权力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推动政策，特别是在当代，政府机构已变得极其庞大，制度和组织错综复杂，离开专业团队的帮助，总统将寸步难行，而这些专业政客是要长期在这一行里混饭吃的，他们所在的派系更具有自身的组织逻辑，对他们来说，某届任期中的行为并非一锤子买卖，很大程度上符合重复博弈的特征，这样，即便总统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而违背承诺，他的团队也未必配合。 所以，传统上大部分竞选拉票活动是针对有组织的选民进行的，多数交易实际上分散的发生在各种竞选组织与政治派系和利益团体之间，由于这种组织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延续性，因而它们之间的代理和承诺关系远比公共演讲中向全体选民所作的承诺更具约束力，候选人的当选前景高度依赖于这些中间组织的支持，因而他们的政治承诺，实际上是这些分散交易中选择搭配而得到的一个子集。 然而，像电视辩论这种直接面对全体选民的竞选活动，一方面绕开了候选人与有组织利益团体的关系，同时他们对选民所做的承诺却不具备前一种关系所具有的约束力（尽管也算不上很强），这样，电视辩论在选举交易的两方面都削弱了候选人政治承诺的实际效力，而让竞选活动变得更像一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