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了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于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实际上，弗林和谈论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都明确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比如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问题情境而谈论一般化智力，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存储和计算性能，进化心理学早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的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沃森测试便表明，当情境稍稍转换，或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相反的结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大概与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生态位变迁，这个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须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务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有不少好处。 但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极大的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人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的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特别是类比、抽象和移用的能力（就好比在断奶后继续喝牛奶以维持乳糖消化能力一样），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