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本好书：《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Communities），从理论到实例说明了大小社区如何在没有政府的条件下实现自我管理和公共物品供给，作者Fred E. Foldvary在经济学界是个另类，即便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他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土地税（Single Land Tax）思想构建了一个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将乔治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并自封为乔治无政府主义（geoanarchism），颇有戏剧性。

Foldvary 24岁从伯克利毕业，46岁（1992年）才从乔治·梅森拿到博士（我发现答辩委员会中一位是边际革命的两作者之一Tyler Cowen），现在是圣克拉拉的讲师，还没混上教授，看来无政府主义者要当上教授不容易。

数了数，我喜欢的牛人中没当上教授的还真不少，Trivers已经介绍过了，偶像Richard Dawkins也差不多，25岁（1966年）拿到牛津博士，次年开始当助教，1976年The Selfish Gene一炮成名时还是讲师，直到1990年才升为Reader（介于高级讲师和教授之间），后来微软的Office之父Charles Simonyi实在看不下去，1995年掏钱在牛津专门为Dawkins捐了个教座（Simonyi Professorship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总算混上教授。

另一个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看模样就没教授相，邋里邋遢，被一个个大学轮番扫地出门，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其大作《有闲阶级论》中译本所配作者小传：

凡勃伦1857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他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克拉克最先阐明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参见克拉克）。接着凡勃伦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学习哲学，皮尔斯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期间，他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研修政治经济学。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老师，凡勃伦还是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非常不满，因而转学至耶鲁大学。在那儿他跟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研究哲学，并于188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糟糕的哲学家就业市场，凡勃伦无法找到一个哲学方面的教职。以后的七年，他独自在埋头苦读中度过，终于他决定改行；因此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凡勃伦和他在康奈尔的导师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此他执教 14年，尽管他写了两部非常成功、赢得评论界赞誉的著作（凡勃伦，1899，1904），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并编辑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离开芝加哥之后，凡勃伦经常在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激励”下，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他的部分问题是他与年轻的女学生及教员们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刻薄的批评——尤其是对学术界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他难以与同事们接近。更麻烦的是他从不关心诸如全系会议、参加班级活动、上班时间以及打分等这些学院仪式。他通常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质量的情况下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打个“C”。最后凡勃伦老师出了问题。据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伦在课上“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结果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班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凡勃伦的离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报道说，凡勃伦用盒子布置他的住所，并将这些盒子当做桌椅使用。他强烈反对整理床铺之类的世俗的家务琐事，认为是浪费时间。脏盘子被堆在盆里，直到没有干净的碟子为止，然后再用水管冲洗。据迪金斯（Diggins，1978）讲述，凡勃伦20世纪初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时，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并通过地下室的窗户进进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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