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辉格
2009年8月6日

日前，韩国双龙汽车的重组因工会拒绝接受重组方案而告失败，债权人最终申请破产，随后，400名特警开始向工人占领的最后两个喷涂车间发动进攻，拒绝离职的一千名工人对厂区两个多月的强行占领和怵目惊心的暴力对抗即将结束；这场漫长的对峙尽管导致了重组失败，把原本有望得救的双龙送进了坟墓，也让上汽的投资化为乌有，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工会压力，没有干预劳资谈判，没有施压银行追加贷款，更没有动用财政资金施救；这一政策最终打破了工会试图利用强制行动和政治影响力来获取谈判利益的幻想，为李明博政府击退工团主义的斗争赢得了关键一战，也为继续推行其大规模改革方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国会也在上演一场名副其实的搏斗，上月下旬，在一片辱骂厮打声中，表决通过了开放媒体兼营的《报纸法》、《广播法》和《网络电视法》，以及开放企业入股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去年初李明博上台之后，虽然遭遇金融危机后的不利局面，但凭借执政党在国会170席（57%）的绝对多数，加上另外三个保守派政党20多席的配合，他的改革路线正在稳步推进；民主党的84个席位无法阻止任何法案通过，只得采用封锁议会大门和占领议长席等暴力手段进行阻挠。韩国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已经成功的打破了财阀体系，实现了政企分离、银企分离、金融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开放也有很大进展，眼下正面临着工团主义这一最后堡垒，此战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今后数十年经济体制的走向。

财阀和工团是长期困扰韩国的两大痼疾，财阀们利用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为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或明或暗的财政担保，在政府影响下，银行毫无节制的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信贷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财阀们竭力鼓动政府实施准入管制和贸易保护；尽管在劳资谈判中，工会和财阀是对手，但在维持财阀体系及其垄断地位方面，他们实际上结成了默契的同盟关系：每当财阀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需要政府和银行出手帮助时，工会的罢工和抗议是最有效的施压手段，在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中，这种同盟关系则更加明显。97年危机令大批财阀垮台，加上此后金大中政府在IMF严格要求下实施的彻底改革，最终打破财阀体系，尤其是斩断了财阀对银行的寄生关系。

工团势力也正是从97年危机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尽管韩国工会的组织能力依然强大，行动方式依然强悍暴烈，但他们的谈判对手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表面上劳资谈判是在工会与管理层之间进行，而实际上，由于财阀体制把政府和银行绑架在企业上，工会讨价还价的对手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和广大银行储户，只要政府出手让银行继续为企业输血，加点工资便不在话下；正是因为此种手法屡屡奏效，工会已经习惯了有哭必应的娇宠生活，问题是，企业背后那条输血脐带如今已不复存在，工会的谈判对手已经成了资源有限、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双龙工会的人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不顾企业死活，毫不退让的坚持自己的要求时，企业只好走上破产之路了。

早期的工会曾是组织集体谈判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良性组织，但自从他们开始组织纠察队用暴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利用选票寻求政治家保护和支持其暴力行动时，他们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工会经常占领和封锁厂区、暴力阻止非工会工人上班，动辄非法拘禁、动用私刑、破坏私人财物，却因为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得到法律豁免，这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乃至法治环境构成了极大的破坏，也严重损害了非工会工人的利益；工团主义蔓延所及的每一个产业，都无一例外的迅速走向僵化、停滞和衰败，实际上，他们与农贸市场用暴力霸占摊位的黑帮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达到顶峰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遭受过工团主义的危害，而上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自由化改革，也都是以击败工团主义为关键突破点；1981年8月美国航管工会（PATCO ）发动非法罢工，里根在48小时通牒过后，果断开除了11345名拒绝复工的航管员，美国工团运动从此一蹶不振；1984-85年，撒切尔凭借巨大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抵抗住了全国矿工工会（NUM）长达一年的总罢工，结果，曾在1974年通过罢工令希斯政府垮台的、一度强大无比的NUM，就此从英国政治舞台上消失。面对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而又素以强悍暴烈著称的韩国工会，李明博赢得了一次小规模战役，要拿下整个工团堡垒，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韩国，危机变革的典范
辉格
2009年2月9日

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上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等。

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一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韩国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对韧性和活力，令人刮目相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所经历的深刻改革。那次危机给了韩国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从97年8.9%暴跌到98年的-6.9%，货币体系几乎崩溃，不得不接受IMF苛刻条件下的援助。但正是IMF所规定的严格条件，加上危机中上台的恰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金大中政府，为韩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通过对30家大财阀中的16家进行清理和重组，韩国打破了财阀体系；和日本一样，这一体系曾利用政治关系、钱权交易和政府所谓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长期从金融体系吸血来支撑自身的无限扩张，加上与工会势力的结盟，即便效率低下、巨额亏损、坏账膨胀，国有或背靠政府的银行为避免出现崩溃和社会动荡，被迫不断向其注入资金，最终将整个金融和产业体系拖入僵化停滞的死胡同，这一局面，我们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十几年停滞期中已经见过；幸好，韩国没有步日本后尘，他们斩断了向财阀输血的金融管道，关闭了11家银行和600多家“第二金融圈”公司，把不良贷款率从12.9%降到2.4%。

同时，用金融监督委员会统一和简化了金融监管体系，新的外汇交易法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全面开放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引入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评级和私人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法向外资放开了97%的投资领域。在短短几年中，韩国社会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外资大量涌入，终身雇佣制被打破，风险、竞争和创业的气味充满空气，活力焕发的CEO们引人注目，文化产业迅速繁荣并向向外输出韩流。

改革不仅让韩国克服了危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在四小龙中，韩国遭受危机打击最大，但复苏也最快，1999、2000年实现了10.9%和8.8%的增长率，并且当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是四小龙中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地区，仍保持了3%的增长，同样，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它又以2.5%的年度增长率在四小龙中排名第一，尽管此前四年其它三小龙的增长都快于它。相信，只要李明博的改革能坚持下去，危机过后，韩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获得巨大提升，他们从上一次的危机改革中已经尝到了甜头，这次大概也不会错过。

如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对策，然而多半着眼于企业拯救和短期刺激，而忽略了改进经济长期健康和活力的制度改革，刺激或能取宠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将来，而危机恰好让平时蒙混于普遍景气之中的弊端暴露无遗，果断割除，虽有一时之痛，却可换得长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