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斧头帮现在不光不让人批评，连马屁都不让拍了，靠，这个月还没挣到过饭钱） 电力改革初现曙光 辉格 2008年11月25日 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了面向多边交易机制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几天后，内蒙古电力公司与包头铝业签订了首份电力多边交易协议，很快，又有乌海市三家用电企业签订了类似协议。根据改革方案，自治区将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革，逐步实现在电力市场的批发和零售领域都引入多边参与的竞争性议价和交易机制。方案还提到了第三阶段将实现电力市场金融化，我的理解是届时可能引入期货交易和相关的金融衍生品。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有望突破电力这个广受诟病的垄断堡垒。 经过前些年的改革，实现了电网公司和发电企业的分离和电力竞价上网，电力一级市场的供方已经实现充分竞争。结果是，电网公司作为一级市场的需方和二级市场的供方，处于完全垄断地位。这一地位使他一方面能够充分挤压发电企业的收益，同时却对用电企业和消费者保持强大的议价能力。人们发现，当邮政、电信、银行这些昔日垄断老虎一只只被市场所驯服时，电老虎却益发凶猛了。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所期望的结果，要实现电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突破电网垄断是必须的。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电网垄断经营在经济上并不具有传说中的合理性。在诸多为电网垄断经营辩护的理由中，最常见的是，电网是一种由其规模经济所决定的自然垄断，意思是，为了实现电网的连通性和普遍覆盖，垄断经营是唯一成本合理的模式，竞争将造成重复建设和连通障碍。这是个神话，既缺乏理论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同样的神话曾在关于邮政业、电信业和银行卡结算网络的讨论中流传，但它们都被事实所一一击破。 这些神话得以流传，首先是因为混淆了物理上的可分割性和产权上的可分割性，我们需要一张统一的电网，并不意味着必须由一家企业来单独拥有这张电网。今天，我们的三大电信公司运营着至少六张全国性电信网络，所有电话都能互通。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交错而互通的多张全国性电网，分属于多家电网公司。2002年的改革虽然分拆出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公司，却没有开放它们进入对方区域发展业务，因此它们在各自区域内仍然是绝对的垄断者。 实际上，电力系统对于网络化和互通性的要求远远低于电信服务和银行卡结算：一个企业可以自己发电自己用，一个城市也可以有孤立的发配电系统，离开大电网，虽然效率和灵活性上可能差一点，至少还能用，但一部电话如果只能打给自己，便毫无用处。用电企业是否应该自备电厂，城市和社区如何采购和输配电力，这些问题本应由市场来回答，而行政性垄断剥夺了市场寻找资源最优配置与合理价格的机会，因而也无法证明其经济合理性。垄断者总是竭力剥夺消费者剩余，集中输配即使有其规模效应，用电者也享受不到，对自备电厂的限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集中输配是成本最优的，又何必禁止自备电厂？ 集中输配的成本优势，源自电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在规模和地理分布上的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并非永恒，而会随发电技术的演变而变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微型核电站等新型发电技术层出不穷，未来电力格局将更趋于小型化、分散化和本地化，目前这种僵化的集中输配和垄断经营模式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和消费形态，市场化改革将难以绕过。 为电力垄断经营辩护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所以要由政府来垄断经营。这一理由更为荒谬。单一垄断企业集中运营和管理的网络，比起多家公司独立运营而又交错互通的网络，哪个更安全，更抗击打？美国国防部为了保证其计算机网络中遭受打击时维持最大限度的可用性和互通性，设计了分散自治式的ARPAnet，它演变成了今天的互联网。历史证明，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具有最好的鲁棒性，是最安全的。 市场化最简单易行的一步是取消对自备电厂的限制，其次是允许发电企业向用电者直接销售电力和铺设线路，然后，逐步扩大企业、城市和社区选择电力来源的自主权，最终，电网公司应继续分拆并允许进入各自区域。内蒙的改革能够迅速推出，是因为电力需求突然下降给电力企业带来的困境，这又一次印证了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良机，但愿这一轮经济周期能促成新一轮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如此，经济将在更开放和成熟的制度基础上迎来更健康而可持续的繁荣。

燃油税的利与弊 辉格 2008年11月21日 据报道，下月将开征燃油税，按传闻中的方案，燃油税只是养路费和运管费等行政收费的费改税替代，并未取代路桥通行费，更未取代商业化营运的封闭公路之收费。该方案与各国的燃油税征收方案相比，是一个涵盖内容很少的最小化方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税率却并不低，据说至少在20%到30%，相当于每升油约1.2～1.8元。看来消费者和企业并不能如期望的那样，通过费改税减轻负担。 虽然都叫燃油税，但各国征收它的法理依据和政策指向却大不相同，相应的，税率也极为悬殊。大致上，燃油税的征收动机及其对应的政府服务内容有三个方面：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建立财政来源；替代商业化收费公路；对汽柴油燃烧产生的排放征收污染税，鼓励节能减排。以各国的现状，当方案只涵盖第一个目标时，税率通常不超过30%，当涵盖多个目标时，税率可高达300%。 道路，因其收益难以内化，自古以来多由政府兴建或采购，以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作为公共产品需方成本内化的方式，燃油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制度安排，它既为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将成本合理分摊到了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头上，不失为有效而清晰的激励。相比之下，养路费模式既要细致区分各种车型和用途，又要将收入在地区间进行分摊，算法复杂却又不精确，结果常扭曲了激励。但是燃油税并没有解决供方收益内化的问题，因为税是统一征收的，而道路是地方政府各自修建和维护的，地方政府便缺乏激励来改进其道路。 随着机动车的普及和车流量的提高，以及汽车对路况的高要求，收费公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但是收费公路所需要的封闭性，以及收费站的高昂运营成本和它对通行流畅性的影响，也使它有了不少局限。因此，虽然收费高速公路在欧洲和日本很普遍，但德美两个汽车大国却还是选择了用公共产品来替代。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而德国也仅从2005年起对12吨以上卡车收费。 燃油税替代收费公路，虽然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但也有缺点：它把全部公路规划任务交给了政府，失去了由价格信号调节供需的机会。政府的反应总是不如市场机制灵活和及时，由此产生了很多代价高昂却流量很低的低效公路，而同时却有很多地方拥挤不堪。近年来，随着基于感应卡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和基于GPS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出现，收费公路的缺陷已开始消除，美国新的收费公路也已开始出现，相信今后基于新技术的高效收费公路将成为发展趋势。 这样看来，本次燃油税方案未取代收费公路，是正确的选择，但正因为如此，税率就应该低得多。美国以每升0.124美元（合人民币0.85元）的燃油税（包括联邦税和州税）支撑了至少90%的高速公路，美国高速公路的兴建高潮，始于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迄今50多年，即使我们打算只用30年完成同样的任务，也只需要每升1.6元的燃油税。在这一税率下，我国的36万公里高等级公路中，只应保留5.36万公里高速公路的2/3即3.6万公里继续收费，其余收费站应该悉数拆除，但现实却是：中国拥有10万公里收费公路，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0%；相反，如果保留现有公路收费，税率应该在每升0.5元以下。 燃油税的第三个性质是污染税，这构成了欧洲高额燃油税的绝大部分。所谓“污染”有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硫铅等健康有害化合物污染，二是指碳排放。在全球暖化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之前，污染税并不高，所以高达200～300%税率中，大半是针对碳排放的。但是，对气候暖化的全球性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种对不确定未来的无来由恐慌反倒已经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伤害，包括生物燃料热潮对环境的伤害，经济实力尚属薄弱的中国不应跟随欧洲采行绿党政策，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更不应用高昂的燃油税加重消费者和企业负担，那样做是自缚手脚。费改税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税率还须细加斟酌，要与其所支持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相匹配。

通用汽车的死结 辉格 2008年11月19日 本月8日，通用汽车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财报，结果恰如预期般凄惨：销量下降11%，营收减少13%，亏损25亿，现金减少69亿。近几年来，人们季复一季听到通用的坏消息，已经麻木了，现在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它何时会破产。实际上，通用早已符合破产条件，目前它的净资产是负580亿，每股净负98美元。股价没跌到零，债权人没有申请破产保护，大概都是在期望政府出手援救。按目前的趋势，通用现有162亿现金只够维持几个月，届时，一旦短期债务无法偿还，进入破产程序将无可避免。 通用走到今天这一步，原因既不是产品失败，也不是管理不善，而仅仅是因为僵硬而昂贵的雇佣协议，迫使它以有限的资产对在职和退休员工及其家属背负了近乎无限的责任包袱：它的十几万本土工人享受着高达70美元的时薪，近50万退休员工及其家属享受着终身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它的[[Jobs Bank]]项目供养着8000多名全薪下岗工人，他们每天在监工注视下坐在被称作“橡皮屋”的空仓库里看报聊天，一边和其他工人一样拿着15万美元的年薪；它欠下了500多亿医保费用，虽然经[[VEBA]]信托安排这一数字已削减到300多亿，但仍将以每年数十亿的速度递增；这样的企业不破产简直天理难容。 为了走出困境，通用管理层已用尽了在现有合约框架下一切可能的手段。它曾想把一些工厂搬到墨西哥和东亚以削减劳动成本，但[[UAW]]马上用一场大罢工迫它就范；它曾试图削掉不盈利的品牌以控制运营成本，但各州的特许经营法要求它在撤销品牌时必须赎回特许经销商的存货，而这笔开支是它无力负担的；它也曾剥离低效的生产部门，却发现UAW包袱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剥离出的德尔福破产重组后，其大部分退休金和医保包袱连同冗员还是回流到了通用；现在，当破产前景逼近时，它连剥离和出售资产的机会都没了，那样做将惹来欺诈性财产转让法的诉讼；它已经走投无路了。 在国会和通用所在地方，救助的呼声很高，但救助方案若不包含根本性的重组安排，让通用摆脱导致其长期亏损的雇佣和品牌包袱，将纯粹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添无底洞，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政治上也很难过关。但同时，因为被雇佣契约、特许经营法和欺诈性财产转让法三条锁链捆着，除非走破产程序，任何重组安排在法律上都行不通。所以，现在多数观察者都已相信，通用或它的债权人将很快走进破产法院，分歧仅在于，它会按[[Chapter 11|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还是按[[Chapter 7, Title 11, United States Code|第7章]]直接申请破产清算。 直接清算意味着立刻停止营运，其后果非常严重，十几万人当即失业，其连锁反应取决于清算过程如何进行，很难预料，最坏的情况下将导致其所在产业链上数千家供应商和经销商倒闭以及上百万人失业。当然，这些失业者多半会在一年半载后当被清算资产找到买主后重新找到工作，但即便是短期动荡代价也将很高，尤其是目前金融市场信贷几近冻结的状态下，潜在买主很难为资产交易寻求到急需的信贷支持，况且，通用破产带来的恐慌将进一步加剧信贷冻结。 更可能的选择是按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问题在于，一旦进入破产保护状态，要获得维持运营所必需的流动资金，只能借助于特殊的[[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DIP]]融资，但在金融市场目前的状况下，获得这样的融资几无可能，除非有联邦政府担保，因此许多学者倾向于政府支持下的破产保护这一方案。但也有学者认为，以通用目前的负债率、盈利前景和缺乏资产意向收购者的事实，其破产保护申请很可能得不到法官批准，即使被批准而进入破产保护程序，重组也很可能失败，到头来还是被迫清算。 但即使面临重组失败的风险，拖延已毫无意义，破产保护看来是唯一的选择。考虑到坚持奉行自由市场理念的布什和鲍尔森在通用救助问题上都表现的很不情愿，通用管理层和债权人很可能设法拖到奥巴马上台后能出手援助，而可行的救援方式只有破产保护，那样的话，短期内会经历一段动荡和痛苦，但在长期，或许会给美国汽车工业带来一次甩掉包袱、涅槃重生的机会。

国企不应是漏斗
辉格
2008年11月18日

日前，有消息称国资委将动用财政部管理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向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注入资金，以缓解其因燃料价格高涨和需求低迷所造成的困境，并帮助其应对未来更加困难的局面。传闻涉及的注资金额高达160到300亿元，同时，还有消息称同样因燃料价格问题而遭受巨额亏损的发电企业也在寻求政府注资。上述传闻已得到至少一家航空公司的确认，如果实现，将成为国有航空部分上市以来的首次政府注资，这是否预示着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行的国企改革政策有所转向，值得关注。

国企改革，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漫长历程之后，其焦点已经从最初的摆脱财政和人事包袱、消除产能过剩和要素隐性失业，逐渐转向了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和治理结构和培养竞争性市场格局等更高级的目标。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和“有进有退”政策也已开始实施，按照该政策，在已经形成足够竞争性的领域（比如制造和零售业），国企将逐步退出，在仍由国企垄断的领域（比如电信业），将通过分拆、重组和对外开放等措施尽可能创造竞争格局。上述改革方向，虽然还有争议，也时有波折和停顿，但大致上是在向前走。

成立国资委是上述改革进程的重要一环，国资委的职责是代表政府对国企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但这一安排并不彻底。当政府为国企出资或追加投资时，用的是财政预算内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国企所得利润或分红却不列入相应的预算，实际上国企很少向国资委分红或上缴利润，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帐户能够反映出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效果，因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财务约束机制。结果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很可能成为一个单向通道，只流出不流入，像一个漏斗。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当国际市场原料价格低廉而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时，石油、能源和航空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却很少上缴利润，加上国企所特有的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见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所得利润都被投入到常常不够谨慎的新建项目上；一旦景气下降，亏损和现金短缺来临时，他们却又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要追加投资。这样的先例一开，今后便更难控制国企的投资冲动，更难形成有效预算约束，和航空公司同样身处困境的国企不在少数，会不会排着队来要求注资呢？

政府注资未必不好，但必须与深化改革的措施相配套，这方面，国有银行改革是成功的典范，经过不良资产剥离、政府注资充实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和整体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如今国有银行已不再是预算漏斗，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和经营效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对比其他行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国企股份化改造时，要么整体上市，要么主辅业分离或资产剥离之后各公司彻底脱离，而不能用集团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这种结构，后者既不利改善公司治理，也不利强化财务约束，更无法保护小股东。集团公司通常是传统国企，与政府部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盈利时，难免受其侵占，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又会赖着它向政府要钱，这样财务漏斗就堵不住。正是认识到这种双层结构的弊端，国资委今年已明确了推动央企整体上市的改革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能运用到眼下迫切需要调整的航空和石油企业，那将是不错的选择。三大航空的集团公司还有大量非主业资产，如果将其出售后注入上市公司，既可缓解其财务困境，又能改善治理结构，而集团公司的出资人职能完全可以移交给国资委。

回顾以往，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三十年来，每次成功的改革都是从突破困境开始，最终都造就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和繁荣发展，但愿这一次航空业也是如此。

财政刺激的货币含义 辉格 2008年11月13日 近日，中央政府宣布了在未来两年内追加四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意在通过对铁路、公路和核电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继减息、放松信贷控制、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之后的又一项“加热”措施，不同的是，此前的措施都基于货币和税收工具，是政府作为经济政策执行者的常规手段，显然，决策者现在意识到这些措施已不足以避免当前的不景气发展为衰退，因而祭出了大规模财政扩张这一封存已久的手段，以求短期内遏制经济颓势。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究竟如何，暂且不论，眼下的问题是，这四万亿从何而来？ 征税？根本上说，政府的一切收入都来自纳税人，因而任何增加财政开支的措施最终都将由纳税人负担。中国财政十几年来一直是赤字，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才略有盈余，但考虑到此后的经济状况和减税措施，这些盈余大概会被下半年的赤字所抵消。去年的税收收入是4.5万亿，4万亿开支分摊到两年，即使只有1/3由税收支持，也意味着平均增税15%。这显然是各方面都无法接受的数字，面对当前经济困境，企业和个人减税呼声都很高，从增值税转型由试点到全面实行可以看出，政府也已开始考虑减税方案，增税应该未被列入选项。 国企自有资金？国企的钱实际上也来自纳税人，国有资产有三个来源：没收或征用自私人，财政投入，利润积累。第一种相当于定向征税，第二种间接来自征税，至于利润，对于垄断国企，垄断利润实际上榨取自消费者剩余，效果与消费税相当，对于竞争性国企，这部分利润本应由私人企业获得，与民争利所得的实质是间接税收。现在，政府如果要求国企把积累的资本拿出来用到财政刺激方案中，则相当于把原本分散在各大国企的税收收入集中起来统一支配。可是正如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曾指出的，国企从来不缺乏扩张冲动和投资热情，把它们的钱挪一个地方未必会增加总投资额。况且以下半年的形势，它们未必能拿出很多钱。 发债？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国债，虽然可以增加政府的可支配现金，却会从银行和私人部门吸走流动性，两相抵消的结果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总需求——因而是刺激还是抑制了经济，要看银行系统的货币乘数和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哪个效果更大。理论上，只有当宏观经济处于罕见的“流动性陷阱”状态时，积极财政政策才可能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避免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果而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所谓流动性陷阱，是指投资者对利率变动已经失去敏感性，不会因利率升降而增减投资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可能存在，理论上还有争议，但即使认为它会存在的学者也承认那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决策者是否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之中？似乎没人这么说。 印钱？另一种可能性是由财政部向央行而非公开市场发行国债，也就是直接印钱。弗里德曼曾经用央行从直升机上撒钱的例子给我们阐述了这种做法的无效性。从每一个局部看来，撒下的钱都可以花出去，但整体上，经过投资-产出-消费一个循环之后，钱实际上一分也没花出去，唯一的效果是抬高了物价水平和制造了经济波动。但正因为这种政策能制造波动，短期内可以看到一个扩张和繁荣期，各国政府受此诱惑都乐于采用，但凯恩斯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已证明这不是个好办法。 动用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并非财政结余，当出口企业把外汇收入兑换为人民币时，它实际上已经被“用”了一次，所以，动用外汇储备于国内投资，相当于把一份美元印成两份人民币，跟直接印钱没什么差别。 概言之，四万亿财政扩张政策的基础，或是大幅增税，或是集中国企资本，或是转移流动性，或是增发货币，无论哪种手段，即使对经济没有伤害，也于事无补。同时，将财力和投资主体重新集中到政府部门，也与鼓励民营经济和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奥巴马和肯尼迪：似曾相识的时代？
辉格
2008年11月10日

奥巴马凭借“我们要改变”的口号赢得了大选，但他的当选，与其说是一场变革的开端，不如说是对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事实的确认。19年前的东欧剧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让美国赢得了冷战，在此后的海湾战争和巴尔干乱局中，美国又巩固了其在冷战后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撒切尔-里根革命所开创的自由、开放和繁荣时代持续了20多年，新兴经济体纷纷崛起，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繁荣，在投资、创业、工作、消费、置业和享用新技术等各个方面，无不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气氛。正是在这种乐观、开放和富足的环境下，成长起了新一代美国人，他们与七十年代冷战紧张对峙期中成长的那代人迥然不同。

近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罗恩·埃尔索普在其《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一书中用“新千年一代”来概括在这一富足年代中长大的美国“80后”，他们积极、能干、有创造力，问题在于，他们常常过于自我中心，以为他们施展才能和创意的那些条件和空间都是理所当然的，拒绝忍受轻视、磨练和等待。他们在自由中长大，呼吸着自由空气，因而忘记了自由来之不易。作为选民，他们渴望进步，急于看到那些他们认为美好的东西早日成真，清洁无害的新能源代替肮脏老土的汽油煤炭，互联网和宽带普及到每个角落，最新医疗技术被广泛享用，贫困和失学得以消除，束缚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宗教藩篱早日瓦解。

当这些愿望被现实条件所阻滞时，他们会很不耐烦，进而责怪政府，希望它能做得更多。但他们不曾想到的是，将过多的责任和权力赋予政府，必定会加重税赋和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压迫民间和个体经济活力，最终伤害曾造福他们的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他们不曾经历70年代的艰难岁月，不知道今天宽松开放的市场环境来之不易，那时候，政府开支急剧膨胀，企业受制于工会势力和严厉的管制和反垄断，变得臃肿而迟钝，经济陷入滞涨泥沼，国际贸易更被冷战、地区冲突和民族主义撕扯的支离破碎。

富足乐观的成长经历和现状的不如人意，促使年轻选民拥立了号召改变的奥巴马，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的肯尼迪。是的，他们所面对的时代何等相似：1960年，二战结束15年，占选民人数约40%的20到40岁年龄段的一代，刚刚从战后繁荣期中长大、求学或开始事业，而今年，苏联解体17年，又一个黄金一代长大了；1960年，电视刚刚超过报纸成为美国人首要新闻来源，今年，互联网刚刚超过电视；1960年，肯尼迪成为年轻人的偶像、美国梦的化身、首位天主教总统，今年，奥巴马成为新一代偶像、新美国梦的化身、首位黑人总统；再一次，偶像派战胜了实力派。

因为是偶像，他们的支持者甚至很少关注具体的政治观点、政策主张和从政经历，他们只认定一点：他是我们的人。这方面，奥巴马犹胜肯尼迪，美国的竞选运动从未发展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奥巴马支持者把对手比作恶魔，主流媒体一边倒的追捧，使反对奥巴马成为如种族歧视般的政治不正确，迫使基层共和党人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种狂热甚至蔓延到了全球，世界人民很少如此关注美国大选并表现出强烈偏爱，奥巴马的支持率在各大洲都高于美国，在欧洲大陆甚至达到90%，欧洲政治家罕见的突破外交禁忌表达对奥巴马的支持。

竞选帷幕落下，热情将会散去，民众视线将转向奥巴马如何履行他曾许下的大堆承诺，他们多半还不曾究问这些许诺背后的成本何其之高。好在并没有什么能迫使新总统当选后必须履行诺言，三把火过后，金融危机和国际关系的紧迫问题很快会淹没他的日程，生性健忘的民众也很快会转移视线。对于奥巴马这样缺乏经验而又惯于在议会投弃权票的偶像派总统，顾问班子比他的竞选口号更重要。他的政府，外交上或许有所退缩，经济上或许会多一点税赋和管制，对贸易多点限制，但不会有太多激烈的变化。尤其在国内问题上，美国的分权制度限制了总统在一两个任期内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必做过度的预期。

雅虎的教训
辉格
2008年11月9日

日前，考虑到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所可能引发的漫长而代价高昂的诉讼及其公共关系后果，以及广告商们（他们都是谷歌的客户）的反对，谷歌放弃了与雅虎的广告合作计划。这是近期内雅虎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上月下旬，雅虎发布了近年来最糟糕的第三季度财报，净利润同比下降64%，同时宣布了裁员10%的计划，这也是他今年的第二次大规模裁员。雅虎看来已经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杨致远一边责怪谷歌没有坚持合作计划，一边请求半年前被他拒绝的微软重新考虑收购雅虎。但是微软迅速做出反应，明确拒绝重提收购计划。

雅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离不开他的一连串战略失误。自从进入Web2.0时代以来，互动性已变得越来越重要，用户不再满足于经门户筛选分类后陈列给他的信息，而要自己寻找、创造和交换信息，甚至自己创建应用。对用户需求的这一动向，雅虎显然没有及时把握，正因此，他坚持奉行重门户、轻搜索的战略路线，扶植谷歌乃至养虎为患，这与IBM当初因忽视操作系统的核心作用而扶植微软如出一辙；也因此，他在博客、社区和社会化网络（SNS）等新型应用的发展上动作迟缓，丧失先机，被MySpace和Facebook远远抛在后面，更拿不出堪比维基百科或第二人生那样的新一代杀手级应用。

相比之下，谷歌利用搜索优势获得互联网信息集散中心的地位之后，拥有了稳定而丰厚的现金流，凭借这一财务基础和庞大的信息资源，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推出新型应用。当雅虎醒悟过来开始追赶时，发现自己既缺钱又缺人。以互联网发展之迅速，无论资本还是人才（甚至厨师），皆逐创新和希望而动，一旦丧失创新活力和行业领先地位，资本离弃和人才流失都无可避免。两年来，从收购图片共享网站Flickr，到推出搜索广告平台Panama，到Buzz新闻聚合服务，到以Avatars、Shine、Profile等一连串服务投身SNS，雅虎的努力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实力和领导地位都已不足以让这些行动扭转颓势。

这一背景可以让我们理解，与谷歌的合作计划对雅虎有多重要，它将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为雅虎带来每年8亿美元的收益，超过其过去四个季度的利润总额（未计AT&T一次性支付的3.5亿美元），是其现金持有量的1/4。如果合作实现，这笔现金将大大改善雅虎的财务条件，为其转型和追赶努力创造良机。然而，美国司法部扼杀了这一机会，可笑的是，这一扼杀所依据的理由是要维持市场竞争，但其结果却很可能是把谷歌的最大竞争者逼入绝境，这再一次向世人揭示了反垄断法的荒谬之处。

对于日渐沦落的雅虎，卖给微软原本是条不错的退路，446亿美元对一只平阳落虎来说是个好价格。收购交易的失败实际上展示了一条通则：在一对一的买卖中双方很难达成价格一致。在买方，没有其他有能力和有意愿的买家与微软竞价，在卖方，没有与雅虎拥有类似资源的卖方和他争宠。这种双边垄断格局中，没有确定的博弈解，双方无法通过竞争寻得价格同意，只能凭借虚张声势真假难辨的谈判伎俩来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当时，雅虎虽然处境困难，但一直还有盈利，加上谷歌适时抛来的糖果，让他感觉手里牌还不少，还没到Borland般草标卖身的地步，结果固执的杨致远错估微软底牌，要价过高导致谈判破裂。而微软，为了维持其最后通牒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将不会重启谈判，否则，将有损于其作为一个谈判对手的信誉，在未来与其他对手的收购谈判中，他的出价和通牒将受到怀疑，从而大大增加交易难度。况且，谈判破裂后的雅虎，其价值已大为贬损，市值跌去1/3，大批高管和技术人员出走，未来只能在缩减规模和转变方向后以较小的版本求存，已经不会有买家花数百亿美元来买它了。

邮递业开放乃大势所趋
辉格
2008年10月31日

近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邮政法》修订草案的初审。与业界的期望相比，草案的关键内容在开放性上未能取得进展，仍表现了强烈的垄断和管制倾向。草案保留了邮政专营制度；回避了在专营范围的重量条件上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为行政管制保留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它分割了快递和包裹业务，并禁止外资进入快递业务；它对跨地区快递业务设立了高额资本门槛。草案的这些特点，引起了快递和物流行业内外资企业的担忧，与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也背道而驰。

邮政专营制度的支持者为其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实现邮政服务的普遍覆盖，因为私人邮递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不愿在贫困或人口稀少的地区设立网点和发展业务。专营制度的宗旨是用垄断租金来补贴专营企业为实现普遍服务所承担的额外成本，以达到政府希望人人享有基本邮递服务的目标。但是，普遍服务并不必然要求专营制度，政府可以直接向签约承诺普遍服务的邮政企业补贴现金。实际上，各国邮政之所以奉行专营制度，并非源自于普遍服务的考虑，而是因为17世纪现代邮政业建立之初，恰好是重商主义鼎盛之际，当时，形形色色特许专营权充斥于各行各业，国王通过出售特许专营权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持其海外扩张，特许垄断企业则需要国王为其殖民和贸易事业提供庇护，双方结成了同盟。

后来，随着自由企业和开放贸易制度的确立，特许权逐渐消失，只残留在少数几个因其规模经济特性而易于形成天然垄断的行业，邮政便是其一。如今，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冲击下，邮政这一专营堡垒已开始坍塌。1997年欧盟通过《邮政指令》，规定到2009年前每个成员国中应存在一家以上的邮政运营商。2006年，英国政府向DHL和TNT等13家物流企业发放长期邮政牌照，拥有350历史的现代邮政鼻祖皇家邮政从此失去垄断权。同时，政府每年向皇家邮政提供数亿英镑以补贴其普遍服务成本。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认为有必要用专营权补贴普遍服务，也不必将专营权赋予国企，尤其是单一的垄断国企，而可以通过招标由私人企业竞争多张特许牌照，这样，既可以通过牌照租金来补贴普遍服务，又保留了竞争和私人企业的效率。印度的电信普遍服务招标是这一做法的典范，政府将各邦的电信牌照与普遍服务义务捆绑招标，并在投标条件中包括了补贴，但竞标的结果各邦的投标补贴额都是负的。显然，在电信企业看来，与牌照价值相比，普遍服务成本并不算高。

近几十年来，现代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模糊了信件、包裹和货物运输之间的界线，物流公司为企业提供从商业信函、单据、文件到产品发送的整套物流服务，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供代理通关、商检、票据结算，甚至按需分包装和贴标、终端客服和维修，等等，覆盖了产品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所有服务需求。一体化服务大大简化了企业的物流和商务工作，让他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这就为那些缺乏国际长途贸易所需的资金、人力和经验的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以前只有大企业才敢涉足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供应链。

企业的每一笔业务，会同时涉及到货物、单据和信函的传递，它们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如果邮政专营迫使他们将之委托给多家企业处理，那将使管理复杂化，企业将不得不重新为物流和信息的同步而操心，这将个很大的负担。正如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是全球供应链的神经系统，现代物流是它的循环系统。得益于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这离不开现代物流。今后，内需和国内贸易将在经济发展中起更大的作用，这同样需要现代物流的帮助。因此，政府应抛弃邮政专营这一特许权的古老遗产，拆除邮件、快递与货运之间，国际和国内之间过时的藩篱，鼓励内外资企业发展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业，为确立和加强中国的制造大国地位打好基础。

美联储绕开银行向终端注资 辉格 2008年10月28日 昨天，美联储通过买入短期商业票据，开始向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等一系列实业公司的金融部门注入现金，与此同时，美联储也正在接触数百家美国小型社区银行，寻求以恰当的方式（比如购入优先股）向其注资。这些举措表明，美联储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在一级市场向大银行注入现金这一手段，已不足以维持市场所必需的流动性。原因在于，金融危机的暴发已经大大提高了这些银行的流动性偏好，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现金储备，政府注入的现金多半被囤积在银行系统，结果一级市场注资方案在短期内除了安抚恐慌情绪之外难以迅速起效，流动性无法到达终端市场上大量受困于信贷紧缩的无辜企业。 这种局面下，政府只好绕开已暂时失去货币扩张功能、反而成为现金黑洞的银行系统，直接向终端市场注资，以保护实体经济免遭信贷紧缩的伤害。但这一做法有很大局限，原本，在银行系统货币扩张作用下，美联储注入的每一美元基础货币，将为终端市场增加数倍于此的流动性，而离开了这一乘数作用，政府将直接面对数额庞大得多的现金需求，已获国会批准的7000亿美元的注资额度恐怕难以满足，预计政府只能选择需求最急迫且影响面最大终端金融企业作为救助对象，以解燃眉之急，而根本的信用解冻只能期待银行流动性偏好的普遍扭转。 美国拥有非常发达的终端金融市场，许多大型实业公司如GE、IBM、UPS、沃尔玛和几大汽车巨头，都有自己的金融部门，为其客户提供分期付款、短期融资和商业票据等金融服务，这些服务被喻为消费和生产活动的“润滑剂”，在促进消费、降低小企业经营门槛和鼓励个人创业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终端金融服务挖掘了消费者和小企业所拥有的扎实却常常难以被察觉的信用资源，帮助他们依靠未来的现金流支持当下的耐用品消费、投资和贸易活动，让消费者不必存够现金便可享用房产和汽车，让小企业借助票据服务从事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进行的跨国长周期贸易，让创业者有能力添置昂贵设备来建立车库企业。 发达的终端金融服务带来了交易手段与合约形式的灵活性，也造就了小企业的繁荣，但同时它也将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关系拉的更紧密，因而当信贷紧缩来临时，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冲击也就更大。自从联储系统建立以来，特别是在它放弃了金本位之后，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消除了自由货币的存在空间，政府从此完全承担了维持和稳定货币系统的责任，这一责任的两个最根本的内涵是：保证货币购买力稳定，保证市场具有充足的流动性。 所以，当金融危机暴发时，货币当局可以对银行、股东和投资者摆出冷峻和严厉的态度，听任他们为自己的冒险和投机行为承担代价，即使救助也是以股东彻底吐血的严苛条件为前提；可一旦危机严重到整个信用系统出现冻结，消费者和非金融企业应流动性匮乏而陷入困境时，政府继续袖手旁观便是不负责任的：你独揽了货币大权，就不能听任货币之河断流。因此，尽管布什政府和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历来虔诚奉行自由市场政策，面对危机仍然迅速推出救市方案，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奇。 起初，救市方案的核心是通过收购银行不良债券来消除不确定性，恢复银行信心，最终扭转流动性偏好。但在方案讨论和表决的过程中，危机以极其迅猛的速度扩散和深化，收购债券所需的细致而耗时的梳理和甄别工作已来不及进行，于是鲍尔森转向了通过收购优先股向银行迅速注资的手段。但现在这一手段也不够了，因为流动性偏好上升和货币乘数下降的程度已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入的现金被悉数囤积而无法流入二级和终端市场。最终，当局只能再次转向，绕过银行系统直接向终端市场注资，但这只能聊解燃眉之急，并非长久之计，救市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信心能否恢复，流动性偏好能否扭转。 Amen!

格林斯潘说了什么？ 辉格 2008年10月27日 上周四，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以今天如此剧烈的程度暴发，并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格老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解读成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理论和所执行政策的“悔悟”，或者说他“认错了”。从类似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几层意思：作为金融系统的首席监管者，格老当初应该认识到却没有认识到或忽视了某些危险信号，他在若干可行的决定中选择了错误的一种，并因而未能避免危机的发展和暴发，所以格老及其所领导的美联储对危机的暴发负有责任，如果他们当初更明智和谨慎一些，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进而，如果由持另一套宏观经济理论的人来领导美联储，并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危机本可以避免。 是不是这样呢？格老的国会证言是否暗示了上述意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年3月，格老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详细说明了他对本次危机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照阅读该文与他的听证会发言稿，就会发现他的观点根本没变，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许多段落甚至原文照搬，因此，将他的国会证言解读为“幡然悔悟”或“终于认错”是不得要领的。格老的确承认了他做出了错误的预见和判断，也承认了他没能采取恰当措施避免危机，但他并不认为存在另一套更好的理论和模型，能让他或其他监管者做出正确预见，也不认为存在可行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换言之，格老承认他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也是错误，那他的确错了。（讽刺的是，不久之前的确有很多人将格老奉为上帝）。 是的，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十分有限，美联储委员个个博学多智，但他们的政策和措施也只能依赖于现有的知识系统，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然而经济理论总是滞后于经济实践，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市场先发展出了金融衍生品，才有了经济学家关于衍生品的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管模式，同样，是市场先经历了波动和周期，发生了危机，才有了关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此次危机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先前的理论和模型做出修正，如格老所言，监管政策也须做出调整。但这些都是事后之明，事前，任何理论都无法预见在一个全新的、充斥着衍生品并持续了数十年繁荣的市场中，危机会以何种方式酝酿和蔓延。 监管政策必须调整，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必须向强化监管的方向调整，则是错误的，如格老所言，随着危机深入，银行和投资者已变得极其谨慎，远比任何可能的监管政策所希望的更加谨慎，此时任何强化监管的措施都没有意义，同时，银行和投资者对于旧理论和模型的反思和怀疑将比经济学家和监管者更加激烈，无须监管者提醒便会远离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那些金融产品。因此，强化监管，对于已被危机所揭示的风险是多余的，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风险，则是无知和无效的，只要继续容许金融创新，那么下一次以全新方式发生的危机仍将无法避免。监管当然能避免危机，但代价只能是扼杀一切创新。次贷危机绝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但没人希望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朝鲜。 和生物系统一样，经济系统是在连续的创新和淘汰浪潮中得以进化和发展的，进化赖以继续的前提是，未来对于创新是开放的。许多生物创新曾在短期造就了物种繁荣，随后当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改变时便不再适应而遭遇灭绝。今天，当我们赞叹自然之神奇和生物之丰富多彩时，或许已经忘了数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上，曾经历过的无数次物种灭绝，99%以上的物种早已不复存在。同样的，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甚至痛批那些创造了衍生品的投行时，可曾记得它们创造了数十年的繁荣？假如上帝当初把那些变异生物个体视为怪物而加以清除，他可以避免生物大灭绝，但他将永远见不到脊椎动物、灵长类，当然，还有我们人类。

救市关键在于扭转流动性偏好 辉格 2008年10月14日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日益扩散和深化，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救助措施也在逐步扩大，从最初的流动性注入，到鲍尔森方案的问题债券剥离，到如今拟议中的银行股权收购，政府介入的深度和涉及的资金规模都在迅速上升。回顾危机发展过程，金融机构最初公布的损失数字都很小，相对于它们庞大的资产规模甚至显得微不足道，但随着危机深入，不断传出越来越骇人的数字，巨额损失似乎从地下突然冒出，并且以越来越高的频率涌现。那么，银行起初是不是在骗人？他们在隐瞒自己的损失吗？ 尽管可能存在隐瞒，但多数银行并没有骗人，金融窟窿加速扩大并非因为隐藏的损失被不断发现，而是因为日益加深的危机前景降低了货币乘数，大幅缩减了货币供给总量。信贷收缩的力量从薄弱点开始一处处撕开新的金融缺口，银行和投资者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大幅提高流动性偏好，大量囤积现金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风险。虽然各国央行通过减息和直接注资向银行系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它们都被囤积在银行而未能到达终端，表现为货币市场的高额利差。银行缩减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整个经济失去流动性而陷入衰退。 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足够的流动性，这是因为人们对商品的估值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现在与未来之间。比如你用一本书去换取面包，你和卖家对书的市场价值就很难达成一致，但你们对一克黄金的价值却少有异议，于是那些市场价值得到最普遍认同的商品就被用作交易媒介，它们就是货币。人们持有货币来应付投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持有的数量取决于交易的规模和对所涉及商品的估值差异。经济学家用流动性偏好来度量估值差异，流动性偏好越高，现金需求越大。 货币系统的矛盾之处在于：估值差异越大，市场需要越多的现金来维持交易，流动性偏好就越高，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总量也就越小，换句话说，当需要更多现金时，现金就自动变少了，反之亦然。这一正反馈机制构成了货币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使得周期性金融动荡难以避免。 社会和经济动荡会大幅提高流动性偏好，因为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打击了人们对商品价值认同度和履约能力的信心：今天价值连城的东西明天是否会一文不值？战争爆发时，人们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换成细软，商家将拒绝赊账，到处都要求现金结算，支票、信用证和商业票据不再被接受，现金需求急剧增长，而此时银行却在收紧信贷，他们要储备更多现金来迎接排队取款的储户。战争当然是极端情况，但金融危机的过程十分相似，随着次贷损失不断披露，投资者甚至不再相信金融交易赖以进行的信用评级和会计报表，对金融产品的价值认同自然无法达成。 对于货币政策当局，轻微的信贷紧缩可以用常规政策工具来调节，可一旦出现流动性偏好普遍提高的局面，常规工具很难奏效。降低准备金率没用，因为此时银行都会超额准备，高额利差之下，利率杠杆也已脱臼，现金注入虽然还有效果，但也是加法和乘法的较量，被注入的现金大部分囤积在银行。这时候，只有那些能恢复人们对金融系统信心的政策才能挽救市场，这正是鲍尔森方案、多国联合降息和注资、提高存款保险额度等救市措施的意图所在。 在最好的情况下，坚决而规模庞大的救市方案只要宣布无须实际执行即可起效，通过恢复银行信心降低流动性偏好，加大货币乘数，货币系统可自行恢复流动性。近期的市场表现似乎印证了信心的重要性：原本被广泛看好的鲍尔森方案因为第一次表决未通过，后来虽然通过效果却已大打折扣。这次救市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现行措施能否在短期内扭转银行和投资者的流动性偏好。

国际货币体系前途茫茫 辉格 2008年10月13日 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开始向全球蔓延，正在变成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同时，它也开始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将很可能变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危机中最可怕的，不是银行倒闭和投资损失，而是银行和投资者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大幅提高流动性偏好，大量囤积现金以应付可能的挤兑风险，从而缩减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虽然各国央行通过减息和直接注资向银行系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它们都被囤积在银行而未能到达终端，表现为货币市场的高额利差。流动性偏好的上升减小了货币乘数，实际上大幅缩减了货币供给总量。于是，交易、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对流动性的需求便得不到满足，结果将是市场萎缩和经济衰退。近期能源与初级品价格回落和科技股暴跌显示实体经济已经开始受损。 美国国内一次中等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即使在事后看来，也令多数经济学家惊讶不已。虽然事后他们给出了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没有一种理论和模型能在事先预见到这一结果。震惊之余，人们开始质疑：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有先天缺陷？或者已不适合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我看来，美元体系的确有各种缺陷，问题是用什么来替代它？ 一种建议是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将其提升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超级监管者，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为世界央行和世界货币，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状。这是个馊主意，它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避免或解决一两次小规模危机，但在长期却可能导致更无法收拾的全球危机。首先，货币体系的单一化只会加剧金融风险，会把局部频繁的小震荡积累扩散为全局性大动荡，这次危机之所以从局部扩散乃至席卷全球，不是因为美元地位太弱而是因为它太强。虽然基于金本位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元作为国际清偿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至今无法代替。 危机之下，人们即使想逃离美元，也无处可逃，美元不可替代性最显著的表现是：随着危机日益扩大和深化，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在升值，而多年来一直在走强的欧元却直线下滑，而被某些人认为具有避险功能的大宗商品价格更是大幅下跌。当整个货币系统的信心全部建立于受单一机构管制的某一种货币时，其稳定性便是可疑的，一个跨国超级监管机构并不能改变这一点，相反，没有证据可以让人们相信，此类国际机构的政治独立性、政策稳定性和工作效率会高于美联储。 其次，强化监管并不能消除金融风险，相反，正如格林斯潘所言，监管常常通过扭曲市场行为制造风险。这次危机便是明证，研究显示，次贷危机之所以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就是因为投资银行为了绕过监管规定，满足其对信用评级的要求，把高风险债券切割打包进优质资产，制造出如今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构化产品。繁琐的监管规定催生了复杂的金融产品，后者又引来更繁琐的规定，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最终使金融产品复杂到无法直观评估其风险，一旦危机来临，便引发恐慌性抛售。 另一种建议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泰国前总理他信日前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提议东亚各国建立共同储备，发行亚洲债券，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这一设想如同天方夜谭，目前，亚洲各大国在政治传统、经济制度和利益格局上，分歧与冲突多于共识与合作，欧洲式的一体化更是难觅踪影，建立共同货币系统的前提根本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是中东产油国基于石油储备建立单一货币，但经验表明，过度依赖初级产品的货币通常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用作储备和清算工具时风险过大，因而难以发展为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最大希望在于欧元，然而欧元区国家的高度管制经济和不充分的市场开放度使得欧洲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始终难以提升，以至于欧洲最大金融中心仍然在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这让人怀疑在可见的将来欧元在欧洲以外地区能否获得更大的发展。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建立盯住一篮子商品价格的货币，而自由至上主义和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者更主张恢复金本位。商品本位的困难首先在于商品的选择，如果盯住初级品，其巨大的波动性便难以避免，即使像金银这种没有多少工业用途的金属，历史上波动性也很大；如果选择消费品，其价格指数很难设计和度量，而且消费品不像初级品，不存在标准化合约和集中式现货与期货市场，很难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其次，盯住消费品价格的货币虽然可以确保购买力，却无法同时盯住终端利率来调节流动性，因而无法被各国央行所接受，除非他们完全抛弃现有货币政策所基于的理论。 在我看来，一切试图通过整体设计来建立良好的货币体系的努力，或许都是徒劳的，货币系统过于复杂，人类理性恐怕难以在整体上加以把握。对于如此复杂而又利益攸关的系统，与其把命运托付给人为设计的单一系统，不如相信市场自发演化的力量，放松监管，不强求银行加入国家储备体系，允许商业银行自行设计货币产品和储备机制并自担风险，让市场来选择和淘汰。这样，或许会有很多银行自生自灭，但分散和多样化可以限制局部危机不至于无限扩散，而整个金融体系也会在市场演化中慢慢成熟和稳定。

地权改革有望激活农村经济 辉格 2008年10月8日 据报道，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围绕土地制度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从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甚至永久化，并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这样一来，土地承包权将更加趋近于成为一项清晰完整的现代产权。此前几年，林权改革已经从试点到全面铺开，获得了良好效果，并得到决策当局的认可，本轮改革实际上是将林权改革延伸到了利益关系更为重大和复杂的耕地。这是自三十年前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将为农民利用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建立坚实的权利基础和财务条件，将为农村和城镇经济带来新一轮繁荣，实为可喜。 在诸多财产权利中，土地和建于土地之上的住宅，历来是最根本的一项，它为个人和家庭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信心和保障，所谓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项现代产权，区别于古代基于等级结构的身份属性，表现为出租、抵押和转让的可流通性是其关键特征，西欧从中世纪封建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正是以土地摆脱封建关系而获得流动性为发端，土地流动随后带动了劳动力流动，最终瓦解了封建结构和人身依附，造就了近代市民社会，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建立了基础。 家庭承包制将土地权利落实到个人和家庭，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一项重大进步，但它把土地权利跟村民身份和户籍关系捆绑在一起，排除了流动性，因而离现代产权还很远。在这一局限下，承包制在起初给农村带来近十年繁荣后，便失去了动力，此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常常在进城寻找机会和荒弃甚至失去土地之间陷入两难：发展的机会在城市，而安身立命之本在农村。结果我们看到：每年春节几亿农民奔波于千山万水之间，大学生宁可自费上学也不愿放弃农村户籍，大批打工者留在农村的孩子只能由祖辈照料，许多农民在老家盖起了三层楼却常年挤在城市多户合住的出租房里。 本轮地权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获得流动性后的土地将通过市场的要素配置功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经济地位也将大为改观。比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土地产权将成为农民最重要的家庭金融资产，为农民从事各种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坚实的金融基础，这一基础，加上近年来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业的开放，将使这些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有机会被发现和利用，这一发展前景，不亚于城市住房产权改革所带来的房地产和住房信贷大繁荣，是激活农村经济的一大契机。 在城市我们看到，一旦住房产权明确并获得流动性，便会催生住房交易市场，从而使住房形成易于观察的市价，而稳定且可观察的市价是银行对资产进行价值和风险评估的基础，银行据此向资产所有者或潜在购买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价值发现的过程是经济摆脱传统社会那种艰难而缓慢的自我积累而借助现代金融体系获得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各国经济起飞的关键转折所在。住房改革以来，巨额财富似乎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建筑、材料、机械、能源等各行业在房地产业带动下延续了近十年的普遍繁荣，奥妙便在其中。 可以期望，地权改革将在农村引发类似的价值发现过程，通过流通，土地的价值将得到有效评估，银行据此可为农民在城市安家就业、子女教育、规模化种植、现代养殖等等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他们及早跨过艰难的积累过程，实现高速发展。同时，刚刚起步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业，也将伴随这一过程而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传闻中的改革方案也有不足之处，土地的流通权仍然被限制在农业和农村以内，变更用途时仍需经过征地环节。很明显，这是为了保证地方财政利益，经过前些年的税制和财政分配制度改革，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对土地收益形成严重的财政依赖。这是事实，但并非不可克服，政府的耕地保护政策、城乡规划和土地收益，可以通过对地权转让的实行差异税率来实现，用被动审核和征税来替代主动规划和征地，这样可以让土地流动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并且更大程度的让农民分享到价值发现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今年以来，经济遭遇诸多不利，许多行业陷入停滞甚至衰退，整体增长速度也在放缓，不少学者提出了经济刺激方案。比起短期货币、财政和市场介入的刺激方案来，推进制度改革无疑是最好的刺激，通过明确权利来释放个体活力，它没有副作用，不会扭曲市场，也不会加大金融风险。我们期待它在继承包制、出口加工、城市房地产之后，为经济带来新一轮发展浪潮。

危机下的奶业改造前景 辉格 2008年9月24日 近几年来奶制品业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一夜之间被奶粉事件所打破，从事件所揭露出的原奶收购环节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该行业的一度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是何等粗糙和脆弱。一些厂商在短期内的高速扩张，并非建基于其产能、技术、检测和管理能力的对称扩大，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简单的扩大收购范围，和与此相应的降低质量标准。在这样的基础上，繁荣是难以长期为继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这次危机以空前的烈度和曝光度暴发，把这一行业所存在的问题一览无余的展现在人们眼前，这或许会成为奶业改造升级的一个契机。 这次出问题较严重的，多数是国内一线品牌，相比之下，地方性二三线品牌问题反而较少，原因是后者没有经历高速扩张。在产业高速增长期，终端厂商总是希望在短期内提高自身品牌的市场覆盖率，往往会全力扩充其终端产品的制造能力，但同时却受制于土地、技术和成本因素而无法同步的提高其在上游环节的产能，而只能加大对中间产品提供者的依赖。这在奶制品行业表现为分散奶农和独立奶站的大量涌现，而自营牧场和奶站的建设速度却远远落后，结果是更多更复杂的中间环节，整个产业链被拉长了。 分工深化和产业链拉长原本不算坏事，在其他行业常可见到比奶业长得多的产业链，最终的配置将由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分布决定。然而食品行业的特殊性却使此类分工面临独特的风险。终端制造商的命运依赖于其品牌的认知度和信誉，他们在品牌建设上都投入了巨资，因而有足够的激励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激励传递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迄今为止，工业界想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质量追溯链条，使得终端产品上所发现的每个质量问题都能追溯到其最初源头。 然而这一方法对于食品业却十分困难，食品从最初的原料开始，就是成分极端复杂、不精确且差异甚大的化学混合物，在制造过程中又会经历一系列不可逆的混合与生化反应，其复杂度与机械和电子制造的切割与装配过程不可同日而语，质量追溯链条在任何环节都可能断裂。质量追溯的困难使得食品业在拉长产业链时面临比其他行业大得多的风险，因而传统知名品牌厂商在调整分工和选择上游供应商时都会慎之又慎，把每个环节都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离开了可追溯性，要确保质量的激励传递，除了严格可靠的检测手段，更重要的是长期合作形成的信赖关系，然而奶业公司和分散奶农与小规模独立奶站之间，却很难指望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同时分散奶农和奶站的小批量多批次交货也大幅增加了检测负担和成本，使得严格细致的检测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这样看来，基于奶业发达国家长期经验和成熟技术建立规模化牧场，才是国内奶业的出路，只有规模化才能培育起上下游之间稳定的合作与信赖关系，也才能让严格完善的检测在成本上变得可行。 发展规模化牧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在现行地权和征地制度下，开辟大牧场将难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挤压个体奶农的生存空间。如果能将土地产权落实到农户，并开放地权自由流通，让奶农可以用土地权和奶牛入股大牧场，就能在规模化的同时保障农户权益。如此，我们的奶业将有望浴火重生。

奶粉背后的劳动力市场变迁 辉格 2008年9月21日 最近发生的奶粉事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其中遭受最大打击的，无疑是中国六千多万婴儿的母亲们。对国产奶粉的信心被击溃之后，她们要么咬牙转向昂贵的进口奶粉，要么增加和延长母乳喂养，无论作何选择，都将加重她们的生活负担，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一负担原本就很沉重。 近年来，婴幼儿奶粉市场以近20%的高速度增长，而一些优势品牌的年增长率更高达一到三倍。这一高增长率的基础，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繁荣和剩余劳动力日渐枯竭的共同结果，劳动供给从过剩到紧缺的转变大幅提高了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了哺乳的机会成本，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放弃或缩短母乳喂养而转向婴幼儿奶粉等母乳替代品。据统计，中国婴儿出生四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从1998年的76%降至2004的64%，而城市更比农村低十几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相一致，欧美国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重建年代，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市场，而哺乳率正是从那时开始迅速下降。与身负襁褓忙碌于田间的农妇相比，车间和办公室的环境和作息纪律显然不适合哺乳，对于她们，长时间纯母乳喂养的代价是暂停甚至失去工作，而对于刚刚脱离了自给自足经济而进入什么都要花钱买的城市货币经济的她们来说，失去工资收入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尽管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在大力推动母乳喂养，但全球哺乳率仍降到了40%以下，而美国更低至30%。随同哺乳率一起下降的是哺乳期长度，传统社会长至一两年的哺乳期在工业化之后普遍缩短到几个月。 而在中国，城市化正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每年一千多万人进入城市，也就意味着有上百万母亲转用新的方式喂养她们的婴儿。城市的密集居住加深了分工和货币化，人们宁愿用货币收入购买服务而非自己动手，家电的普及和工资的上升更强化了这一趋势，专职家务劳动不再是必须的，而居家主妇已成为一种奢侈，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负担得起。因此，哺乳率不可避免的随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只有当收入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之后，在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已变成奢侈品的母乳喂养之后，哺乳率才可能重新上升。这就解释了为何世卫组织大力推行的母乳喂养运动在发达国家成效显著，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难以扭转局面。 这一成本变迁意义重大，正是育儿机会成本的大幅上升从根本上扭转了生育意愿和人口形势，导致发达国家充分工业化之后生育率普遍降至替代水平之下。在工业作息制度消除了妇女零星时间和育儿便利性之后，她们不得不用纸尿裤、奶粉、洗衣机、保姆和托儿所来替代，而她们对孩子未来的期望也受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大幅提升，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才华的机会从奢望变为必需。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从而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把生育策略从多生粗养转向少生精养。 城市化育儿方式创造了巨大的奶粉需求，无良厂商为抢占迅速扩大的市场不惜将质量和安全标准降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最终酿成大祸。奶粉事件严重打击了母亲们对婴儿食品的信心，她们做选择时会变得更加谨慎，无论转向价格高出数倍的进口奶粉，还是延长哺乳期，都将是个沉重的负担，足以让未来的父母重新评估育儿成本，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这一影响绝非微不足道，它将推动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