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按：本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去年“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一文中曾有阐述，可参照阅读）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辉格
2011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针对《婚姻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于上周末正式生效，九个月前该解释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引发激烈争议，我也曾撰文指出其削弱婚姻法对传统弱势女性之保护的危险，遗憾的是，最终生效的解释仍完整保留了当初引发争议和担忧的焦点内容：在房产这一当前家庭最重要资产上，大幅收窄了对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
针对这些争议和担忧，该司法解释支持者们提出的主要反驳理由是：新解释削弱了通过婚姻获取财产利益的(more...)
2032
（按：本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去年“
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一文中曾有阐述，可参照阅读）
婚姻法不应为进步独立女性定制
辉格
2011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针对《婚姻法》的第三份司法解释于上周末正式生效，九个月前该解释草案征求意见时，曾引发激烈争议，
我也曾撰文指出其削弱婚姻法对传统弱势女性之保护的危险，遗憾的是，最终生效的解释仍完整保留了当初引发争议和担忧的焦点内容：在房产这一当前家庭最重要资产上，大幅收窄了对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
针对这些争议和担忧，该司法解释支持者们提出的主要反驳理由是：新解释削弱了通过婚姻获取财产利益的激励，淡化了婚姻关系的物质色彩，鼓励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走向独立；在他们看来，对新解释的反对，是基于对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依赖和从属地位的已经过时的传统观念，而现代的独立女性应抛弃这种依赖，断绝利用婚姻向男方寻求物质保障的念头，一言蔽之：让婚姻不再成为一桩买卖。
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人类的两性关系有许多中形态，而婚姻区别于其它种种形态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其财产性关系，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当然是多面而丰富的，远不限于物资供养责任和财产关系，但其中需要得到婚姻法保护的，却是且仅是涉及物质和财产的那些方面，至于爱慕、陪伴、相助、和睦、亲情、忠诚等等内容，法律是不予关注和保护的，当然，在传统社会，性排他权和生育责任也常得到法律维护，但这些早已从现代婚姻法中失落了。
究其因，婚姻作为一项民事制度而存在的理由，是男女双方建立家庭以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无论人们如何掩饰，都难以否认婚姻是一桩契约交易这一事实，诚然，在面对具体的婚姻关系时，人们会对其交易性质作适当的掩饰，避免当面说破，以此强调感情在双方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假如双方关系果真只涉感情而无关财产，他们又何必给自己套上婚姻这一枷锁？他们大可以选择互无责任约束的同居关系嘛。
新解释支持者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认为婚内财产的认定界线是同等适用于男女双方的，因而不存在对任何一方的偏袒，这是基于对婚姻市场的谈判和议价格局的错误认知；首先是风险不对称，为婚姻上所作出的一次错误决定，女性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男性，特别是对于各方面资本不足的弱势女性，其代价往往足以耽误终身，相反，男性却可以轻易重头再来；其次是价值曲线的不对称，随着年龄增长，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地位急剧下降，而男性的地位则可以维持很久。
这两个不对称因素决定了，除非有特别强大的资源优势，否则多数女性不得不采用特定的择偶策略来控制上述风险，既要在人老珠黄之前尽快选定对象，因为她们承受不起长时间的等待、考察和磨合，同时又要避免错误选择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只能要求对方提前交付高额抵押品，或作出可信的长期承诺，而抵押和承诺的可靠性，全赖于婚姻法——无论是习惯的还是成文的——将有关财产或责任锁定在婚姻关系之中。
相比之下，男性则不那么需要婚姻法的保护，对他们来说，即便离开婚姻、甚至两性关系普遍退化为无固定配偶的短期关系或一次性交易，也没什么大不了，考虑到女性十月怀胎的高昂机会成本，他们有理由相信对方舍不得遗弃孩子，而同时，在人身安全和最低生存资料有保障的现代社会，他们也无须担心孩子会饿死或被其他男人杀掉。
所以，在现代社会，婚姻法所保护的主要是女性，她们为应付其特有的风险而需要采用的策略，若离开婚姻法的保护便无法实施，尽管在理论上，她们可以借助婚前明文协议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实际上，多数人并不具备拟订成文契约所需的知识、理解和表达能力，而对于穷人，相关的律师服务也未必负担得起；因此，只要婚姻和家庭仍是抚养孩子的优势策略，只要女性在这方面仍在寻求男性的合作，婚姻制度的存续便有其基础，而这一关系中的财产责任也仍需得到婚姻法的保护。
当然，对于有能力独立抚养孩子，或者干脆对生儿育女没有兴趣的新潮女性，是有资格对上述种种策略算计加以鄙视和嘲讽的，然而，她们没有必要将自己进步独立的良好感觉或者女权主义理想，建立在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毁弃之上，她们大可以远离婚姻而选择更自如随性洒脱的两性关系，或者按自己的新潮价值观拟订婚前协议，相信既然她们能如此自觉的谈论婚姻的性质，也应该有能力仔细为自己斟酌条款。
但是请你们放过那些资本不多、缺乏教育、看不懂《婚姻法》、更没有机会和能力在此高谈阔论法律之利弊的、可怜的穷女孩们吧，她们只能凭借仅有的青春资本，换得一份可以长期依靠的婚姻保障，而在这么做时，她们也没有能力仔细研读领会《婚姻法》和它的三份司法解释，只能从她成长于其中的习俗中形成一个她以为靠得住的期望，这一点点善良而可怜的期望，何忍去加以破灭？仅仅为了你们的所谓进步和独立？
对于上层女性，婚姻制度的瓦解或许只是一种解脱，而对于下层女性，则意味着不得不独自含辛茹苦，为了工作糊口无力管教孩子，更无力供养孩子上好学校，男人普遍丧失责任感和上进心，代复一代沉沦于充斥着帮派、犯罪、强奸和遗弃的贫民窟中，这些正是我们在欧美黑人贫困社区所看到的景象，但愿它不会在这里重演。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more...)
标签：债务 | 政治 | 政策 | 评级 | 财政 | 金融
2020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more...)
标签：传播 | 信息 | 信誉 | 市场 | 激励 | 质量 | 食品安全
2014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不上什么发现，只是揭露者将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标准强加于商家，进而将不符合该臆测标准的事实认定为黑幕和丑闻而已，而实际上，永和并未曾宣称他们的豆浆都是现磨的，肯德基也没宣称过他们的油是每日更换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么要求。
甚至，从常识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推断；有人凭经验宣称6度以上的陈醋无需防腐剂即可无限期保质，即便这一缺乏研究和统计支持的说法果真成立，也不能因此认定添加防腐剂是非酿造醋的证据，甚而是无良行为，选择添加的厂商或许是出于审慎考虑，或许是因为食醋未达到6度，毕竟，山西陈醋的行业标准是4.5-6度，而迄今被披露的添加者，都作出了明确标注。
对豆浆粉的指责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翻出了基于材料成本计算“暴利”的陈词滥调，照这么算餐饮服务业遍地是暴利，30多块一杯的咖啡材料成本也不过两三包豆浆粉，更有趣的是，假如材料成本低是一件值得大惊失色而产生被欺骗感的事情，那么指责者们所钟爱的“现磨”才更离谱，它的材料成本更低。
从这一片蛮缠滥打的恬噪之中，有一种人会得到好处，就是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劣迹斑斑并曾被揭露的厂商，他们或许正在暗处窃笑；这些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控制上缺乏优势，也不愿在信誉和品牌上做长期投入的商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市场的食品安全信息一片混沌，消费者缺乏可据以判断的有效信息，这样，他们与那些在质量和安全上表现优秀的企业便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了，甚而他们在安全上的低投入还会带来成本优势。
创造如此混沌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大量不能反映真实安全信息的噪音，来淹没那些有效信息，从而在消费者眼里造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对于消费决策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和一般白是完全等价的，即：颜色将不再是影响选择的因素；这种把水搅浑的手法人们大概不会陌生，某些组织在无法维持自身的高大清白形象时，便会转而一个个抹黑周围的其他人，好让大家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黑，所以你们也就别再挑三拣四了。
当然，这不是说报道上述事件的媒体都是在替黑商家干活，或许他们只是无法区分真正重要的安全信息，这样的话，他们该给自己强化一下自己的辨别力和审慎习惯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眼球和喝彩，毕竟这是媒体的主要激励来源，但假如明知这么做会恶化社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环境，却仍不惜以此博眼球，那就很不道德了，至少不能再以“社会良心”自居了，假如他们果真拿了欲搅混水者的好处，那就比乌鸦还黑了。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more...)
标签：农村 | 制度 | 城市化 | 教育 | 社会
2012
名校生比例彰显农村空心化
辉格
2011年8月8日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对2009年毕业生的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农村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只比考生比例低2、3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
而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的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
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
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
辉格
2011年8月5日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虽暂时脱险，避免了短期内违约的灾难，但这一结果却未能让市场恢复信心，经过一天的犹疑之后，美股遭遇了08年谷底之后的最大幅度暴跌，其中原因，包括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蔓延，看空中国的声音日渐高涨，但从黄金和大宗商品受到追捧的事实看来，投资者对美债中长期前景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这一担忧得到了各大投行和评级机构的支持。
确实，两党最终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力度很小，是一脚很轻的刹车，相对于财政膨胀的严重性，2.4万亿的开支削减（假如第二阶(more...)
标签：政治 | 政策 | 茶党 | 财政 | 金融
2007
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
辉格
2011年8月5日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虽暂时脱险，避免了短期内违约的灾难，但这一结果却未能让市场恢复信心，经过一天的犹疑之后，美股遭遇了08年谷底之后的最大幅度暴跌，其中原因，包括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蔓延，看空中国的声音日渐高涨，但从黄金和大宗商品受到追捧的事实看来，投资者对美债中长期前景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这一担忧得到了各大投行和评级机构的支持。
确实，两党最终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力度很小，是一脚很轻的刹车，相对于财政膨胀的严重性，2.4万亿的开支削减（假如第二阶段谈判失败，该数字将缩减至2.1万亿）无法扭转局面，在未来10年46万亿的预期开支中只占5%，平均每年只有2千亿，而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一年内就增加了7870亿开支，而过去3年仅福利开支一项就扩大了2千亿，而奥巴马医改在未来若干年所挖下的开支暗坑更远超出这一规模。
就短期偿债能力而言，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效果相同，理想情况是双管齐下，所以，在许多分析师和投资者看来，共和党不增税底线顽固坚守是改善美债前景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债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偿付能力，美国毕竟不是希腊，它的问题在于财政恶化将逐渐动摇其长期偿付能力，而对于后者，增税是雪上加霜，唯有减税与减支并行才是出路。
减税将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而低税率下遭遇战争和短期融资困难等意外事件时，也更容易通过临时提高税率而维持偿付能力，一个经济繁荣、低税率、财政之弦未被绷紧到极限的国家，显然具有更好的债务信用；在减税问题上，共和党做得确实很成功，为此不惜将开支削减额减半，这也是他们在此次纷争中取得的主要成果。
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解决美国和美元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夯实美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和推动经济增长，而缩减债务规模和完全消除财政赤字，都是不必要甚至不可取的；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了解金融史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上台后，短短几年内清偿了全部国债，并关闭第二国民银行，随后的严重通货紧缩给美国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首次大萧条；其实，当第一国民银行于1811年执照到期而被迫关闭时，也曾出现类似的危机，幸好随后的英美战争迫使麦迪逊总统同意建立第二国民银行。
看清症结所在之后，反观目前的局面，中长期前景并不太坏；首先，减税已成共识，这条底线看来已难以突破，这要归功于布什减税政策的长期实施，已形成了谁都不敢动的既得利益；其次，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理论已彻底破产，奥巴马的7千亿刺激包事先所吹嘘效果毫无踪影，他剩下的任期内和明年大选角逐中，大概没人再敢提新的刺激方案；第三，目前的市场低迷和悲观局面将破灭奥巴马的连任希望，并有望将财政和经济议题延续到大选期间，从而为小政府主义和茶党势力助威。
近年来茶党运动的迅速扩张不容小觑，也值得期待，尽管茶党人士常常表现出一些反智、反大企业、反金融、反全球化等等民粹主义成分，但他们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明确的：减税、限制政府规模和反对干预，只要有了这几条，他们对大企业和金融界的敌视将只能停留于情绪，而不会转变为实际的管制和干预政策。
眼下的财政恶性膨胀，尤其是医疗开支的无节制增长，需要一次制度和政策大手术，而茶党的草根出身恰恰让他们成为合适的操刀者；茶党分子多数不是职业政治家，有其他安身立命之处，因而无须过分担忧政治前途，这让他们更能够摆脱所在选区的传统议题，摆脱猪肉桶义务，摆脱现有政党格局下的政治交易规则，摆脱政客圈内复杂的支持、提携和荫庇关系所施加的义务，而这些正是大幅度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茶党赢得多数的可能性不大，当选总统的希望更是渺茫，但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将迫使共和党阵营全面向右靠拢，这一点在最近的地方和联邦政治活动中已经有所表现；过去几十年，由于自由派长期占领舆论高地，许多原本合情合理的改革，在当下的政治正确氛围下，已成了骇人听闻的疯狂主张，这种情况下，目前迫切需要的伤筋动骨的变革，或许真的需要这些赤脚汉来实施了。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辉格
2011年8月3日
近日，今年四月发生在玉溪的幼儿园埋尸案的民事诉讼有了结果，园主被判赔偿各种费用18万元；奇怪的是，此案的刑事部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两位埋尸者仅被处以8天和5天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与隐匿尸体、恶意欺骗委托人、谎报失踪案、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一系列恶劣行为相对照，区区几天的行政拘留实在难以相称，如同儿戏。
如同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记者们迅速找出了事件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类似的污点在(more...)
1977
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辉格
2011年8月3日
近日，今年四月发生在玉溪的幼儿园埋尸案的民事诉讼有了结果，园主被判赔偿各种费用18万元；奇怪的是，此案的刑事部分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两位埋尸者仅被处以8天和5天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与隐匿尸体、恶意欺骗委托人、谎报失踪案、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一系列恶劣行为相对照，区区几天的行政拘留实在难以相称，如同儿戏。
如同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记者们迅速找出了事件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类似的污点在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数字罗宾汉还是数字窃贼？
辉格
2011年8月2日
上月，著名程序员阿隆·斯瓦茨（Aaron Swartz）因非法入侵JSTOR学术论文数据库、成批下载论文，导致其服务器瘫痪，而被驻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以电信欺诈和数据偷窃等多项重罪罪名提出指控，斯瓦茨随后向检察官投案，并以十万美元获得保释，案件将在9月9日开庭审理；由于此案关系到电子数据的权利界定和保护，因而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斯瓦茨这一入侵行动是对其一贯所秉持的理念的贯彻，2009年他就曾因以类似方式从一个政府数据库中下载1900万份联邦法庭卷宗而被FBI调查；他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信息共产主义”，在2008年发表的“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里，他号召那些有机会访问私有数据的人们“获取、复制、并同世界分享信息，无论这些信息存放在哪里”，并且认为这样做才是道德的，而独占数据访问权则是不道德的。
斯瓦茨所宣扬和实践的理念，在欧美社会得到了许多同情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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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罗宾汉还是数字窃贼？
辉格
2011年8月2日
上月，著名程序员阿隆·斯瓦茨（[[Aaron Swartz]]）因非法入侵[[JSTOR]]学术论文数据库、成批下载论文，导致其服务器瘫痪，而被驻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以电信欺诈和数据偷窃等多项重罪罪名提出指控，斯瓦茨随后向检察官投案，并以十万美元获得保释，案件将在9月9日开庭审理；由于此案关系到电子数据的权利界定和保护，因而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斯瓦茨这一入侵行动是对其一贯所秉持的理念的贯彻，2009年他就曾因以类似方式从一个政府数据库中下载1900万份联邦法庭卷宗而被FBI调查；他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信息共产主义”，在2008年发表的“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里，他号召那些有机会访问私有数据的人们“获取、复制、并同世界分享信息，无论这些信息存放在哪里”，并且认为这样做才是道德的，而独占数据访问权则是不道德的。
斯瓦茨所宣扬和实践的理念，在欧美社会得到了许多同情和赞同，许多不甚赞同者也觉得有一定道理而加以宽容，这一点从有关各方对案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就在他游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被哈佛聘为Safra伦理中心研究员，案发后哈佛并未将其辞退而宣布其无限期休假，其发动入侵的所在地MIT也未予追究，甚至受害方JSTOR也只要求追回数据、确保其不散发，而并未谋求诉讼，其同行同道更纷纷签名声援，有些律师则表示，斯瓦茨的行为虽不合法，但检察官的重罪起诉有些反应过度了。
尽管对斯瓦茨理念的认同或宽容在某些圈子中已构成了某种道德氛围，但这种道德观是不可取的，假如它获得法律地位，将剥夺私有数据库得到保护的权利，大量以此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将变得不可行，消费者也将因此而丧失享用许多服务的机会。
与有些评论者所理解的不同，斯瓦茨一案与版权无关，实际上JSTOR并不拥有这些论文的版权，其中许多论文的版权也早已过期；JSTOR的工作是将各种学术期刊的论文数字化并建立索引，以方便学习研究者检索和阅读论文，这一服务大受欢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长期购买它的服务。
显然，论文录入、存储和索引工作是有成本的，服务商有理由为此寻求回报，而各大学宁愿高价购买其服务而不是自己去费时费力建立论文数据库，就表明它的服务是有效率且成本合理的，毕竟，这一市场不存在法定垄断权利，假如各大学认为自己建库更合算，或者另一家机构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同服务，他们随时可以另起炉灶。
这么做并不存在什么技术或法律障碍，版权过期的论文在图书馆都可以找到，没人能阻止你自行扫描录入和索引；唯一的障碍在于成本，显然，你没有理由自己不愿负担成本，却要求已经负担了成本的人无偿为你服务，这是不道德的。
有人认为电子数据偷窃不同于实物偷窃，因为它并不妨碍物主和他人继续使用这些数据，这一辩解是不能成立的；电子数据的复制成本虽然近乎于零，但它的最初建立是有成本的，有时还很高昂，因而需要为生产者提供激励，而常见的激励就包括出租排他性访问权而获得报酬。
经济学家把这类边际使用成本为零的排他性服务叫做“俱乐部物品”（[[club good]]），你伪造一张私人俱乐部的会员卡，即便不影响其他会员，也不增加服务商成本，却无疑仍属于侵权行为，因为假如无法实施排他性，这些俱乐部的商业模式便无从建立，也就没有人愿意提供有关服务了，对私人数据库的保护基于完全相同的法理基础。
当然，此类数据产品并不一定在封闭俱乐部这种商业模式下提供，有些条件下，搭载广告也是可行的模式，正是基于该模式，谷歌已提供了大量高价值的免费信息服务，或许有一天，谷歌会有兴趣代替JSTOR提供免费论文检索和阅读，或者，会出现一批志愿者像维基那样建立一个开放论文数据库，那自然是好事，但你没有理由因为这些可能性而剥夺现有非免费服务商保护其所建数据库之排他性的权利。
假如法律剥夺这种排他性权利，便意味着要求消费者将获得信息服务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广告或志愿者模式，寄托于谷歌和维基们的慷慨和善意，可是，并没有人曾证明仅靠这两种模式便能替代封闭模式而满足未来消费者的全部信息需求。
生产者对自己的创造物拥有排他性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甚至连开源软件这样的开放模式，在根本上还是依赖于法律对排他性的保护，比如，[[GPL]]协议禁止开源作品的使用者在违反GPL的情况下发行其衍生作品，这一排他性若失去法律保护而得不到实施，基于GPL的开源模式便无以为继。
虚拟货币是虚拟经济的发动机
辉格
2011年7月28日
近日传闻Facebook正计划将其Credits虚拟货币系统扩展到移动平台，此前，该系统在历经两年的α和β测试之后，于本月初进入正式运营状态，所有Facebook平台的应用开发商已被要求一律采用Credits币进行虚拟商品交易，此前应用厂商各自使用的虚拟币在结算时需要预先兑换为Credits币。
此次Credits向移动平台扩展的努力，实际上是浏览器模式和应用（Apps）模式之间的一次较量，和桌面领域不同，在移动终端上，多数facebook用户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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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是虚拟经济的发动机
辉格
2011年7月28日
近日传闻Facebook正计划将其Credits虚拟货币系统扩展到移动平台，此前，该系统在历经两年的α和β测试之后，于本月初进入正式运营状态，所有Facebook平台的应用开发商已被要求一律采用Credits币进行虚拟商品交易，此前应用厂商各自使用的虚拟币在结算时需要预先兑换为Credits币。
此次Credits向移动平台扩展的努力，实际上是浏览器模式和应用（Apps）模式之间的一次较量，和桌面领域不同，在移动终端上，多数facebook用户并非通过浏览器访问，而是通过各自移动应用商店（如苹果的AppStore和谷歌的Andoid Market）中下载的应用程序，这样，一来应用的发行将受制于这些移动平台运营商的筛选政策（苹果在这方面的严苛、暧昧和徇私尤其臭名昭著），二来应用开发商将额外负担一笔高昂的销售佣金；所以，为摆脱这些限制和成本，Facebook积极鼓动开发商转向移动浏览器，开发基于HTML5的移动应用。
不同于Bitcoin这种通用网络硬币，Credits和Q币与各种游戏币一样，是比较“传统”的虚拟货币，属局限于特定应用场合的内部流通代币，不过，假如应用范围能扩展的足够大，使用人数足够多，代币就能发展为真正的货币；这种虚拟货币的出现，对网络虚拟经济中的商业模式创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堪称一部发动机。
虚拟经济中的一大问题是，许多应用很受欢迎却难以建立盈利模式，要说服用户为虚拟商品掏出真金白银很不容易，而他们也早已习惯了免费应用，面对众多竞争者，谁也不敢率先收费，有些网站虽已建立广泛的用户基础，也有了颇高的用户依赖度，但仍不敢轻易收费，也不知道该如何定价。
虚拟货币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路径，由于虚拟货币是凭空创造的，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而可以向每个注册用户限额免费发放，这样，虚拟厂商可以在不增加用户负担的条件下，完成从免费向收费模式的过渡，然后，随着虚拟商品不断增加，那些使用强度高、且喜欢尝试各种新东西的用户，将发现赠送的代币不够用了，于是心甘情愿掏钱换代币。
重要的是，这一过渡与直接把免费应用改为收费，给用户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假如他满足于以前使用的基本功能，赠送的代币是够用的，而掏钱只是因为自己抵御不住不断涌现的新功能的诱惑，相反，突然对他已经习惯免费使用的功能收费，给用户的感觉是你从他手里拿走了一件东西，会让他产生被愚弄和抛弃的感觉，甚至会将他激怒；所以，限额赠送代币是从免费向收费平滑过渡的可取途径，让他们逐渐养成付费使用的习惯。
其次，虚拟货币也是有效的价格发现手段，收费的一大障碍是定价困难，定高了吓退客户，定低了以后很难纠正，而免费赠送的代币既不增加用户负担，也不与自己的成本无关，因而厂商有着充分的定价自由度，只须遵循赠送额能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原则即可，然后等待用户之间发生交易，或让有机会直接感知用户需求的终端零售商去兜售代币卡，市场价格便形成了，当然，为此得向用户提供代币交易的方便手段。
由于代币制造没有成本，而且大量代币是免费赠送的，这让厂商有了很大的空间来随时尝试和调整各种价格策略，而在实体经济中，价格策略性命攸关，难以经受频繁更动；比如，可以提高一项基础服务的定价而同时按差额赠送代币，在不提高用户负担的情况下改变服务间的比价，从而调整原本不合理的激励结构，或者，向具有某些行为特征的用户（比如一些关键传播节点）直接赠送代币，这些，在实体经济中都是无法或难以做到的。
虚拟货币的使用甚至赋予了其发行者实施某种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因为代币与实体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它可以用来抵御外部经济的货币波动，比如，金融危机之后，消费者普遍捂紧钱包，收缩开支，花在购买游戏装备上的预算也被砍了，此时，运营商可以向市场投放更多代币卡来拉低汇率，以此来维持游戏装备产业的市面繁荣，让交易不至于大幅萎缩，尽管这样会让游戏厂商以实体货币计算的单位毛利下降，但这一结果相比交易量全面萎缩、整个产业停滞甚至瓦解，要容易接受的多。
按病种付费不应成为价格管制
辉格
2011年7月26日
北京市医保付费制度改革试点即将启动，从8月1日起，首批6家试点医院将被纳入“按病种分组”（DRG）付费模式；假如全面推开并严格实施，这将是近年来医疗体制最大的改变，将给医疗行业带来深远而幅度巨大的变化，不巧的是，这一事件被淹没在近日来接踵而至的连串爆炸性新闻中，而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DRG模式最初由耶鲁的几位医疗管理专家所开发，其出发点是，为医疗市场重新确立“产出”的定义，即回答“在医疗市场上被交易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显然，只有该问题得到了恰当回答，价格之高低、质(more...)
标签：产业 | 价格 | 医疗 | 商业模式 |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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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病种付费不应成为价格管制
辉格
2011年7月26日
北京市医保付费制度改革试点即将启动，从8月1日起，首批6家试点医院将被纳入“按病种分组”（DRG）付费模式；假如全面推开并严格实施，这将是近年来医疗体制最大的改变，将给医疗行业带来深远而幅度巨大的变化，不巧的是，这一事件被淹没在近日来接踵而至的连串爆炸性新闻中，而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DRG模式最初由耶鲁的几位医疗管理专家所开发，其出发点是，为医疗市场重新确立“产出”的定义，即回答“在医疗市场上被交易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显然，只有该问题得到了恰当回答，价格之高低、质量之优劣、生产率、资源效率，这些才有了观察和评价的基础，各参与方之间的议价乃至政府的价格控制才能基于共同的语言。
在DRG之前，医疗业普遍采用的是按资源计价的模式，医患之间直接交易的，并不是对疾病的治疗服务，而是治疗过程中所用到的各种资源：患者向医院购买药物和器材，按次或按时间租用设备、床位、护士和医生等等，保险公司的赔付也是如此；该模式因其导致大处方和过度医疗的倾向而广受诟病，而在DRG提出者看来，其根源便在于产品定义错误：患者“真正需要”的是治疗服务，而不是这些资源。
问题是，无论哪个行业，市场上被直接交易的产品，绝大多数都不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买菜买肉，是为了满足食欲消除饥饿获得营养，不是为了欣赏把玩这些动植物尸体，同样，我买唱片是为了欣赏音乐，不是为了收藏这些塑料圆片；就医疗而言，患者真正需要的，也不是治疗过程，而是疾病被治愈、病痛被消除的结果。
一旦有了分工和交易，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高墙，生产者注定无法知晓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他们只能通过产品去满足后者变幻莫测的需求，而作为计价单位和交易对象的产品，与需求之间从来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好在市场的价格机制和质量信号机制能够对此作出协调，真实需求将在出价和选择中得到表达。
具体采用何种产品形式和计价单位，将取决于特定行业中供需双方所面临的信息格局和由此导致的交易费用分布；各国医疗市场不约而同采用按资源计价模式这一事实，或许表明了这是当前信息格局下唯一能找到的可行商业模式，假如信息条件不变，而仅仅改变计价方式，不仅会让商业模式变得无效率，也将导致另一个方向的激励扭曲。
按资源计价导致过度医疗，是因为患者缺乏知识来评估各种药物、器材和处置措施对治疗的价值，因而也无法评估和对比各医院的性价比和医疗适度性，市场也未发育出令人满意的质量信号机制来为他们提供这些信息，或帮助他们做出判断和选择，这是令人遗憾的。
然而，DRG的采用显然不会改变这一信息条件，于是激励向另一个方向扭曲：既然病种单价成为标准，医院便有足够的激励来降低检查、用药和设备标准以便降低单位成本，至于因此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治疗效果，患者仍将无从知晓；这样，过度医疗是有望解决了，医疗不足和劣化怎么办？既如此，何以认为不足和劣化比过度更值得忍受？
当然，这并不是说DRG毫无价值，相反，它对于保险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商业创新；与医院相比，保险商所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市场，因而有理由寻求一种全新的产品识别方式，在现有模式下，他们必须针对每种医疗资源逐项控制承保范围和赔付额度，不仅工作繁琐费用高昂，其保险产品在消费者眼里也难以形成清晰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保险商的风险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毕竟，各种疾病的患病率是更容易获取的信息。
假如DRG仅仅由保险商采用，那将不具有强制性，只要患者愿意自掏腰包，医院仍可在定额之上提供服务，也就不存在导致医疗不足和劣化的激励扭曲，但是，正在试点的改革方案，则将原本作为限定保险商赔付责任的DRG价格定额，变成了对医院的价格管制，其负面效果将难以避免。
辉格
@ 2011-07-21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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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放逐默多克改善不了新闻环境
辉格
2011年7月20日
波澜迭起的下院听证会将新闻集团的窃听危机推向了高潮，随着丑闻范围的持续扩大，众多人物相继被牵连，舆论的关注焦点也已逐渐从窃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转向了对新闻集团在新闻传媒业的巨大影响力上。
对这一传媒帝国的担忧、恐惧和羡慕嫉妒恨由来已久，尤以《卫报》和米利班德为代表的工党左翼为甚，这次，乘举国同声谴责之机将其一举打垮，可谓数十年难遇的良机，对于他们适时抛出的“肢解”和“放逐”提议，人们不会感到惊讶。
新闻集团拥有的大量传媒资源赋予它很大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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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默多克改善不了新闻环境
辉格
2011年7月20日
波澜迭起的下院听证会将新闻集团的窃听危机推向了高潮，随着丑闻范围的持续扩大，众多人物相继被牵连，舆论的关注焦点也已逐渐从窃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转向了对新闻集团在新闻传媒业的巨大影响力上。
对这一传媒帝国的担忧、恐惧和羡慕嫉妒恨由来已久，尤以《卫报》和米利班德为代表的工党左翼为甚，这次，乘举国同声谴责之机将其一举打垮，可谓数十年难遇的良机，对于他们适时抛出的“肢解”和“放逐”提议，人们不会感到惊讶。
新闻集团拥有的大量传媒资源赋予它很大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甚至达到了影响选举结果的程度，默多克本人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政治兴趣，也乐意使用所控制的媒体资源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人们不必为此担忧和恐惧，更不要指望通过政府干预和整肃便能让新闻环境变得更客观中立。
持有政治倾向和偏见、寻求政治和选举影响力，从来都是新闻媒体的基本特性，这些是驱动记者、编辑和作家投身该行业的一大动力，可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新闻业；重要的是，默多克并未垄断媒体，更没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传播环境是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这就够了；客观性只能作为宏观效果通过竞争和多元化而获得，将之要求于单个媒体，则是不切实际的奢求。
实际上，像新闻集团这样更具商业性的媒体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扩张，已经大幅拓展了传播形式和渠道，改变了传统文人办报的单一化格局，而它的保守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和矫正了作家和记者圈内所固有的左翼和进步主义倾向，因而增加了传播和舆论生态的多样性，让受众拥有了更多信息和观点来源。
媒体历来都喜欢标榜自己的使命就是探索和提供真相，他们似乎也假定读者观众所需要的就是真相，事实远非如此，驱动人们花时间精力阅读收看新闻的，是一种十分混杂的需求，寻求真相常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听故事才是头号需求，故事要讲的生动完整而富有戏剧性，动机、手段、善恶对抗、悲欢离合、峰回路转、大结局，一个能不少，最好顺便让我释放无处施展的同情心和母爱。
其次是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把我想说又不会说的话表达的铿锵有力酣畅淋漓，把我看不顺眼的人批的体无完肤，最好再骂个狗血喷头，会是很好的心理按摩；然后是八卦，所谓八卦就是把名人明星的凡俗一面挖掘展示出来，好让观众觉得“哦，原来他们和我们也差不多嘛”，从而对身份地位命运遭际的巨大落差顿感释然，这确属上佳麻醉药。
当然，这些需求在不同人心中的排序不一样，对某些人来说，真相可能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人恐怕只是少数，所以，即便在充分开放和竞争条件下，市场所筛选出的成功媒体，也未必以客观中立、真相至上为宗旨；然而，开放和竞争性仍有其根本性的价值，首先，对于确实想寻求了解真相的人，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总是更便于他进行探索、比较和判断，而封闭和单一条件下即便想这么做也往往无米下炊。
其次，开放和竞争虽不能保证提供真相，却可以避免特别离谱的错误、谎言和歪曲，因为谎言和歪曲若过于明显，便会显得离奇荒诞，从而让它本身具有了趣味性、观赏性和新闻价值，所以，当某家媒体的一条新闻严重失真而具有这样的潜力时，便会被其竞争对手看上，假如后者能够通过调查采访和条分理析揭示其荒诞之处，这本身将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大可在取悦观众的同时，标榜自己的专业和权威，而让对方沦为笑柄。
正是同行间相互揭批和倾轧的可能性，约束着媒体不会过于偏离真相，毕竟对于观众来说，听故事、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等等需求，尽管是真实而强烈的，但也是隐秘而含蓄的，甚至通常是无意识的，和听戏不同，在意识中，他们也希望听到的新闻故事是真实的，听到的评论是睿智而正确的，换句话说，上述隐秘需求只有在被小心翼翼的包裹在寻求真相的外衣之下时，才能得到恰当的满足，而一旦故事被揭露是虚假荒诞的，评论被揭示是毫无逻辑错谬百出的，满足感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被剥掉外衣裸露出隐秘部位后的难堪和恼怒，显然，作为他们的仆人，媒体需要避免这样的后果。
开放和竞争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闻产业的分化提供了空间，人各有所好，只要存在足够多将寻求真相作为头号需求的人，市场终究会分化出专门满足这些需求的媒体，哪怕只是小众的；在Web2.0之后，这样的小众媒体将更有机会涌现和生存下来，因为支撑一家独立媒体所需的受众数量门槛降低了，而获取和维持受众的单位成本也降低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将推动传媒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层次化，所以，对新闻集团这样的商业性传媒巨头垄断控制舆论的担忧是多余，相反，需要担忧的，倒是他们的钱途和命运。
辉格
@ 2011-07-18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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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饭文留底
投资者负担不起无罪推定
辉格
2011年7月15日
在穆迪红旗预警报告给市场带来强烈震撼之后，各家投行好像也都挨了一记闷棍，因为许多被插旗股票都在他们看好或推荐之列，红旗预警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专业声誉，所以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各家反应不一，其中以麦格理的反应最为强烈，基本上全面否定了报告的价值，这些反应在所透露出的理念，值得投资者细加品味。
麦格理的主要质疑是：一、评级机构方法和经验适合于债券而不适合股票，二、红旗系统用的是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缺乏对行业和企业特定情况的(more...)
标签：市场 | 无罪推定 | 证券 | 评级 | 风险
1929
投资者负担不起无罪推定
辉格
2011年7月15日
在穆迪红旗预警报告给市场带来强烈震撼之后，各家投行好像也都挨了一记闷棍，因为许多被插旗股票都在他们看好或推荐之列，红旗预警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专业声誉，所以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各家反应不一，其中以麦格理的反应最为强烈，基本上全面否定了报告的价值，这些反应在所透露出的理念，值得投资者细加品味。
麦格理的主要质疑是：一、评级机构方法和经验适合于债券而不适合股票，二、红旗系统用的是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缺乏对行业和企业特定情况的分析，三、导致插旗的都是涉及风险的间接证据或迹象，并不能证明企业确实存在高危行为、管理漏洞或财务窟窿，公开高调发布且造成剧烈冲击，有失公允，四、穆迪报告利用了投资者对中资股丧失信心的市场氛围，不恰当的放大了其影响。
应该承认，这些说法本身都是可以成立的，作为投资者阅读红旗报告时需要参考的注意事项，也很有价值，但它们全都不足以否定红旗模式的价值；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红旗是个预警系统，不是个股分析，而且不同于其他风险识别机制，（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它更侧重于辨认常规财务报表中所难以体现的风险信号，它所预防的，主要是常规手段所难以预料的、会给股价带来两位数跌幅的灾难性事件。
债券和股票的风险类型和来源确实不同，然而在灾难性事件面前，两者的关切是相同的，至少对于可能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是如此；作为一种广谱预警系统，需要用程序化方法成批处理大量样本，因而难免是片面、表面化和简单化的，也难免有误杀和漏网，这就像各国外交部门向公民发布的旅行风险预警，它只是从某个侧面所提出的安全警告，而不是代替个人做出旅行决定，后者当然还要考虑大量特定情况：目的地在该国的相对安全性，可利用的防护能力，要办的事情是否重要和紧急，旅行带来的享受是否值得冒险，等等，而这些恰与个股分析和投资决策所要做的事情一样，从这一点看，德意志银行的反应就比较中肯，他承认预警的价值，同时认为这些风险因素已经体现在估值之中，这是对待预警机制的合理态度。
风险预警只是评级机构提供给投资者做参考的信息，不具有任何强制性，甚至没有风险评级所具有的官方认可地位，它只是诸多信息来源之一，与其他来源平等竞争投资者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没有理由要求它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在定罪之前需要排除所有对定罪所依据的事实与因果链条的合理怀疑，即，在重建事实因果链条的全部可能且合理版本中，只要其中一种是无罪的，就不得定罪。
显然，这是评级机构和投资者都不应也无法负担的奢侈品，首先，需要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的是法官和陪审团，而评级机构只是多方证人之一，最终下判决的是投资者，其次，投资者是用脚做判决，并未动手对企业施加强制，无须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任何理由，遑论合理与充足；而从投资策略上讲，衡量预警机制的有效性，是对误杀和漏网两种代价的权衡，而无罪推定则是单方面追求最低误杀率，假如所预警的是会带来两位数跌幅的灾难，而继续持有的预期收益是个位数，那么忍受较高误杀率而追求低漏网率便是合理的策略。
投资者不会傻到坐等证据凿凿真相大白之后才清仓逃跑，对待灾难性风险，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常常就是拔腿开溜的充足理由，及时察觉比证据可靠性重要得多；假如我是麦格理的客户，听到无罪推定说会让我大惊失色，假如这果真是他们的策略，我可不敢放心等着听他们的建议；同样，作为向投资者兜售信息的众多竞争方之一，假如评级机构不能满足这样的信息需求，其地位就会被其他供方所取代，或者，假如始终没有专业机构能够出面提供这样的信息，广大投资者便只好继续满足于在信息汪洋大海里摸黑乱抓小道消息。
红旗预警系统为评级变革指出了方向
辉格
2011年7月13日
中资股在海外市场上连遭重挫，继浑水等空头的调查、做空和揭露浪潮之后，评级机构也开始介入，近日穆迪公司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的“红旗风险预警报告”，被点名的数十只中资股随即暴跌，并且跌幅也大致与被插的红旗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使用了专门为新兴市场设计的风险评估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评级模型，除了关注盈利基础、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水平等传统财务指标，更多的引入了用于识别企业行为模式的指标，这些指标通常不会包含在财务报表中，也难以量化(more...)
1926
红旗预警系统为评级变革指出了方向
辉格
2011年7月13日
中资股在海外市场上连遭重挫，继浑水等空头的调查、做空和揭露浪潮之后，评级机构也开始介入，近日穆迪公司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的“红旗风险预警报告”，被点名的数十只中资股随即暴跌，并且跌幅也大致与被插的红旗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使用了专门为新兴市场设计的风险评估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评级模型，除了关注盈利基础、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水平等传统财务指标，更多的引入了用于识别企业行为模式的指标，这些指标通常不会包含在财务报表中，也难以量化和批量处理，却常常是重要甚至致命的风险因素。
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显示了评级机构正在对自己此前在中资股潜藏风险的迟钝反应作出反思和调整，同时，这也是金融危机迫使评级机构变得更加谨慎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谨慎不仅体现为风险标准的收紧，更是对风险认知方式的改变，它们或许已经认识到，以往高度依赖标准财务报表和统计模型的评估方式过于被动和肤浅了，要及时感知风险，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更多的直接观察。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全球化之后，企业所在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已高度多元化，无论在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风险内控和职业素养上，还是商业传统、竞争传统和法治环境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以往，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被貌似全球一致的公司制度所掩盖了，上市公司们看上去有着完全一样的公司章程、职衔系统和会计制度，也遵守着大同小异的公司法、证券市场制度和监管标准，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对待法律、财产权、契约和职业道德的态度和行事风格迥然不同，甚至在背后驱动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成就感、荣誉感和价值取向，也是大相径庭。
这些差异预示着，对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其风险的来源和爆发方式也将不同于成熟市场中的企业，需要一套全新的预警系统来帮助投资者识别风险，而寻找导致风险的行为方式和危机爆发的早期信号，将是设计这一系统的关键，它所需要的知识，将来自对过去那些突然遭受重挫的企业的行为特征分析：为何某些貌似有着良好财务表现的企业，会突然爆发内斗？老板被抓或逃跑？被揭露惊天丑闻或巨大亏空？或被官方查处？成为整顿、清理或调控的对象？或被媒体集体揭批？遭遇莫须有的指控和定罪？
详细考察过去的惨痛案例，将帮我们找出那些未成熟市场中特有的玩火、玩猫腻和捣浆糊线索，即便事先无法弄清具体是些什么猫腻，比如这次穆迪所依据的频繁更换审计师的举动，便是典型的识别信号；数字容易造假，行为模式却难以伪装；当然，那些专心研究特定企业的投资者和分析师，向来不会局限于标准财务数据，他们早就惯熟于从企业行为的蛛丝马迹中捕捉风险信号，但这些努力多半还停留在直觉和随机获取的状态，缺乏形式化和系统化，而这是构建模型的前提。
对于关注少数股票的投资者和分析师，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状态，但对于需要同时关注大量股票的指数基金和评级机构，唯有模型化才能让他们以固定程序成批处理信息，从而建立一个广谱的预警系统；广谱筛选自然没有个别跟踪来得仔细和精确，难免有漏网或者错杀，但作为一个参考，它是投资者容易获取的低成本信息，而作为一种市场净化与完善机制，它也是高效率的。
对于海外投资者，购买中资股的一大动机是分享中国增长，为此就难免要承担中国式风险，穆迪红旗系统所指示的评级变革方向，有望为规避此类风险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糟糕的制度环境始终是中国民企发展所面临的障碍，短期内很难指望有所改变，而海外资本市场的合规性审查和筛选约束机制，倒是提供了一种难得的离岸制度约束，让国内民企在获得融资机会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次自我完善甚至浴火重生的考验，假如资本市场针对新兴地区企业的评估机制足够完善，那么未来海外上市企业便可骄傲而自信的向其商业伙伴和债权人宣称：我是真正经过考验并获得认可的，而在眼下，他们是没有这种底气的。
（按：本文在报纸上发表时，标题被改为“达芬奇消费者不需得到保护”，我绝无此意，这一点在文章第二节第一句中表达的很清楚）
对洋品牌的盲目信任不应得到保护
辉格
2011年7月12日
继欧典地板之后，家装业又一个假洋鬼子被揭了老底，达芬奇公司“出口转内销”的伎俩被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之后，上海工商部门迅速查封了该公司在青浦的库存，重庆工商也责令其暂停销售；将本土产品包装成洋品牌，固然具有误导性，也有违商业道德，但将其认定为非法、并施加惩罚，进而支持消费者退货或索取赔偿，是否合理呢？
从报道内容看，达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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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在报纸上发表时，标题被改为“达芬奇消费者不需得到保护”，我绝无此意，这一点在文章第二节第一句中表达的很清楚）
对洋品牌的盲目信任不应得到保护
辉格
2011年7月12日
继欧典地板之后，家装业又一个假洋鬼子被揭了老底，达芬奇公司“出口转内销”的伎俩被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之后，上海工商部门迅速查封了该公司在青浦的库存，重庆工商也责令其暂停销售；将本土产品包装成洋品牌，固然具有误导性，也有违商业道德，但将其认定为非法、并施加惩罚，进而支持消费者退货或索取赔偿，是否合理呢？
从报道内容看，达芬奇的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材料和工艺与宣传不符的情况，这些当然是消费者要求退货和赔偿的有力依据；但假如撇开这些，仅就以出口转内销的形式对本土产品做洋化包装这一行为本身而言，很难说是构成了欺诈，因为这些产品的确是在意大利境内由一个意大利公司贴上了在意大利注册的商标后，从意大利港口装运到中国的，至于其中多少加工环节是在意大利发生的，在当今这个产业链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从“意大利产”这一标签中并不能作出多少推断。
诚然，法律的价值在于保护人们的合理预期不被人为的打破，得知卡布丽缇家具的绝大部分加工环节其实发生在东莞，无疑会大大出乎那些花高价购买的消费者的预期，问题是，这样的预期是否合理？
由“意大利产”这一标签所产生的对高品质的期望，是基于某种统计印象，比如，意大利家具平均质量很高，或优质家具来自意大利的比例很高，但是，从统计印象是不能得出个体判断的，即便在概率意义上也不能，因为选购行为远不是统计抽样，消费者并未将全部意大利家具商放进签筒里摇过，他们的购买决定高度依赖于其所处的信息和社交环境。
所以，假如法律为这类基于统计印象的预期提供保护，无异于将这些印象作为质量标准强加给当地厂商，并对未来的消费者作出担保：那里的商品都符合这一质量标准；而实际上，这一担保无疑是虚幻的，一个地区的家具质量普遍很高，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个家具商都奉行高质量标准，即便目前确实如此，也不能排除未来某些家具商选择低端路线。
这里，我们需要小心将这种一般化的印象和已经约定俗成的产品地理标识（GI）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干邑白兰地和西湖龙井之类已经将某个地名与产品的原材料、工艺和质量标准之间建立特殊联系的情况，这种联系经过长久的历史考验，已经获得了类似品牌的地位，它们的排他性使用已得到法律保护，因而，不是所有在干邑地区开设的酒商都有权把自己的白兰地叫做干邑。
受地理标识权保护的产品，其质量与产地之间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一关系一方面来自气候、土壤或生态等特殊地理条件，同时也来自历史上政府赋予当地某些厂商或行会的垄断权，而行会成员在用料和工艺方面受特定标准的约束；而“意大利家具”显然并未获得干邑白兰地这样的地理标识地位，意大利家具商并未建立垄断性行会组织并将某种传统工艺设定为自律标准，意大利当地法律也没有对使用这一地理名称的家具商施加强制性标准。
实际上，地理标识权所保护的，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产品，而在现代社会，随着贸易的开放和运输手段的进步，全球分工日益精细，产业链配置已变得高度灵活，地理属性已不再是识别商品特性和质量的可靠信号，人们对质量的信任已越来越多的直接托付于特定商家和品牌的声誉。
所以，消费者基于对洋品牌的一般印象而特定品牌所产生的高质量预期，原本就是过时而虚幻的，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的保护只会强化对洋品牌的盲目信任，而这种盲目信任将被精明狡诈的厂商利用来忽悠今后的更多幼稚消费者；法律应保护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但不应保护不负责任的轻信，不应奖励那些放弃最起码谨慎的行为，实际上，欧典和达芬奇都是不难识破的假洋鬼子，他们的名字显然就是专为那些对欧洲所知甚少的人起的，生怕你看不出它来自欧洲和意大利。
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辉格
2011年7月7日
近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就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管制法案提起诉讼，中国航空协会也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宣称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欧盟之外，除了那些致力于减排的组织，欧盟的单方面行动遭遇了相关各方的普遍反对；在经济萎靡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假如这场纷争最终升级为又一场多方贸易报复战，实为世人之大不幸。
碳管制的依据是全球暖化论，这一理论目前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包含了比大气碳浓度和气温同步上升强得多的内容，它由一(more...)
标签：人碳暖球 | 制度 | 环境 | 经济学 |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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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辉格
2011年7月7日
近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就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管制法案提起诉讼，中国航空协会也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宣称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欧盟之外，除了那些致力于减排的组织，欧盟的单方面行动遭遇了相关各方的普遍反对；在经济萎靡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假如这场纷争最终升级为又一场多方贸易报复战，实为世人之大不幸。
碳管制的依据是全球暖化论，这一理论目前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包含了比大气碳浓度和气温同步上升强得多的内容，它由一系列判断所构成——气温存在长期上升趋势，且已达到危险的程度，大气碳浓度增加是其主要原因，而人类活动又是碳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假如这些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低碳大气层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稀缺资源，而迄今它都处于无产权保护的公地状态，因而其稀缺性并未转变为人们的节俭行为。
公地悲剧是老话题了，一种资源从不稀缺逐渐变得稀缺时，便构成了一种创建产权来内化成本/收益的需要，而创建失败的结果便是公地悲剧；在创建新型产权方面，人类有着许多成功而有益的经验，收费公园、道路通行权、狩猎捕鱼权、频道使用权，都是制度拟制的结果；然而，低碳大气却是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其特殊之处在于：大气层是全球连通的，碳浓度和温室效应与排放源之间不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这与一般的空气污染截然不同，通常，离污染源越近的地方受损害总是越大。
这一特性使得低碳大气无法随其拥挤度增加而自动建立排他性，而这是新型产权建立的最自然途径，比如，我开垦耕种一块土地的行为，自动排挤了其它人对这块土地的使用；由于碳排放的外部效应不存在空间梯度，因而它既不能影响土地价值，也无法激励本地受损者去对抗排放行为，而这是推动创建新型产权两个重要因素：土地主、社区和城市会为提升土地价值而限制排放，受损邻居发起的诉讼会导致排放权边界的建立。
看来，如何为低碳大气建立产权，确是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假如这果真是个问题的话，按上面的分析，它无法按先来先占原则自动建立，也无法在从若干局部开始逐渐建立，它只能由一个全球性的制度安排来人为的拟制。
经济学教科书上曾举出许多难以建立排他性的例子，如灯塔、路灯、治安、公共卫生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例子都是可疑的，灯塔只能照亮一小片海水，只能惠及特点航线上的船只，没人会特地老远赶来享受光亮，路灯也是，治安可以分层次提供，每个层次都只惠及一个区域，公共卫生也是如此，可现在，却真的出现了一种绝无拥挤性梯度、也没有物理上排他性的完美案例，这是对人类制度创新能力全新挑战。
在已经提出的各种方案中，单纯的排放管制是最差的，它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压制价格信号的供需调节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将导致信号扭曲和资源错配；庇古税方案在激励机制上是有效的，但它相当于由政府强行进占公地，把排放权国有化了，也不区分先来后到，在法理上缺乏正当性；相比之下，欧盟貌似采用的限额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不错的选择，它把排放权赋予现有排放者，遵循了先来先得这一产权形成的一般原则，也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
欧盟法案的问题在于它对限额交易制度的采纳只是表面上的，它一开始就剥夺了15%的自有免费配额，并规定免费配额从2013年到2020年逐步下降到零，这样，新产权其实还是被国有化了，只是允许免费使用若干年，这么做毫无道理，在激励效果上，自有配额和买入的配额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增加了企业负担和政府财政收入，假如政府希望逐步降低排放限额，完全可以出钱从市场上分批收购排放权并予以封存。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承认和保护已经长期实施的习惯行为、已经长久享有的生产和生活便利，尊重合法的既得利益，既可获得正当性，也可减轻新制度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假如欧盟立法当局懂得这一点，航空业限排所导致的国际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辉格
2011年7月4日
吕丽萍在微博上以赞同的姿态转发了一位牧师的反同性恋言论，随即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多位演艺界同行站队表态，无数粉丝跟着声讨欢呼对骂起哄；从对阵局势看，反对吕丽萍的声音占了上风，很高比例的网友宣称要抵制她的作品，金马奖评奖委员会也已取消了对她的颁奖邀请。
从这场纷争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这些年来文化宽容和多元化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就在十年前，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多半会引来异样的一片目光，人们对性取向之类的话题更多的是回避和躲闪，而同性恋/双性恋人士公开自己的性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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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辉格
2011年7月4日
吕丽萍在微博上以赞同的姿态转发了一位牧师的反同性恋言论，随即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多位演艺界同行站队表态，无数粉丝跟着声讨欢呼对骂起哄；从对阵局势看，反对吕丽萍的声音占了上风，很高比例的网友宣称要抵制她的作品，金马奖评奖委员会也已取消了对她的颁奖邀请。
从这场纷争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这些年来文化宽容和多元化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就在十年前，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多半会引来异样的一片目光，人们对性取向之类的话题更多的是回避和躲闪，而同性恋/双性恋人士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无论哪一方，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上，都显得更加坦荡和自信。
文化宽容是市场经济赐予现代社会的一份厚礼，但同时，它也为我们构造了全新的生活环境，个人需要一些适应和调整才能充分享用它带给我们的好处；在传统小社会中，所有人都相互熟识、知根知底，相互间的评价和交往是全方位的，生活的每个方面，从生产食物的方法、饮食禁忌、婚丧习俗、男女交往、家庭纠纷、哺育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一切，都被同一套伦理规范严密的包裹在一个系统中。
结果是，同一社区的社会成员之间，在习俗、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上，趋于高度的同质化，个人在任何方面的违逆便可能使其成为反秩序和反社会者，从而遭受群体的排斥甚至惩罚，每个想融入社会的人都必须向这套规范袒露自己的每个侧面，接受其审视和约束，就像新党员入党时要向组织全面“交心”、并定期在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
今天已高度宽容和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其实最初也是这样的，清教徒在北美建立的早期殖民社会是十分封闭而不宽容的，私人的生活和思想随时面临着邻居和牧师的监督和审查，礼拜日教堂里的忏悔活动往往就是社区成员介绍再教育的组织生活会；这种禁锢和压抑的氛围，是后来年轻人纷纷逃离乡村涌入城市的一大动力。
现代大规模市场交易改变了这一局面，在传统社会，熟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易不是一笔笔单独评估的，而是被置于长期交往关系之中衡量，铁匠收一个徒弟和现代企业的雇佣关系完全不同，师傅所期待和要求于徒弟的，绝不仅仅是工作任务，出身、家庭背景、长辈关系、人品操守、甚至娶妻生子的安排，师傅都会关注、参与、甚至干预，这种长期关系的跨度甚至可以超越个体生命，延伸到长期家族关系和门户声望。
而在现代市场社会，这些关系被多面化了，在每种非人格化的合作与交往关系中，对方通常只需要了解你的一个侧面即可，雇主只关心你的工作经验和专业能力，银行只关心你收入前景和信用记录，商业伙伴只关心你的产品质量和履约能力，教友和牧师则关心你的信仰或品行，学术同行关心你的研究课题和学术观点，家人则关心你的生活和感情状况，而玩伴们则关心你的品味和情趣。
人们仍在相互评价和排斥，个人仍受各种社会规范约束，但那个无从选择却笼罩一切的单一体系却不复存在了，现代人在不同的关系和圈子中遵循不同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进入何种关系和圈子作出选择；而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中，现代人倾向于只袒露自己与该场景有关的那个侧面，而把其他方面包裹掩盖起来，同时，他们也懂得小心的不去触碰和揭露别人的那些场景无关部位，这是现代的交往规范。
在怀旧人士看来，这既是一种人格分裂，也是一种虚伪，在他们看来，现代人都生活在面具之下；这么说不算错，但人格多面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也总是在公共场合掩盖我们的身体，而只在闺房密室中才向情侣袒露某些部位吗？假如这算是虚伪，那也是美好的虚伪，不分场合的裸奔反倒显得十分丑陋而无趣。
刚刚摆脱那套单一体系高压的人们，或许还来不及学会如何在新的规范下优雅而舒心的生活，在张扬个性和价值观、恣意放纵摆脱桎梏后的欣快感的同时，常常忘了随场合不同而作出适当的遮掩，于是我们便见到许多裸奔的场面，从道金斯对宗教界的肆意攻击到吕丽萍的微博事件中，都可让感受到裸奔的不雅和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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