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社会〉标签的文章(97)

牛顿

【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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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非常神棍, 3)依我看,他的这一思维特征和他的精神状况很有关系,可以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妄想症边缘的状态,所谓妄想就是模式识别阈值低,总是能从捕风捉影中发现各种预兆、计划、阴谋……支持这一猜测的线索是,他确实在1690年代经历过短期的精神崩溃, 4)而同时,毋庸多言,他当然是个罕见的天才,特别是数学天赋, 5)牛顿在有着上述毛病,却最终能够成就伟业,是因为:当时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而且共同体内已经有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以及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最终将他引上了正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6)共同体对什么东西适合发表,并且值得被讨论和接纳,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标准,这起了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牛顿的那些乱糟糟的念头里只有极小一部分通过了这个滤网,进入讨论圈,为了发表,牛顿被迫把一些念头以可接受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表述出来,而被迫这么做时,他的数学天赋恰好派上了用场, 7)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时不时会将牛顿的注意力强行拉到适当的轨道上来,也就是那些得到众多科学家关注,已经有了许多尝试和推进,已被界定和描述的比较清除,已经开发了许多实验手段,收集了大量原始材料的问题, 8)上一点最突出的例子是力学,力学原本在牛顿涉猎极广的研究中只是个小课题,而且他的路子完全走歪了,最初是胡克把他拉上了正轨,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的雏形就是胡克提出并透露给牛顿的,胡克和牛顿是老对头,关系很差,可是胡克自己数学不行,自知没能力从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定律,他知道牛顿数学厉害,所以压下积怨,希望牛顿能解决这问题,后来哈雷又拉了一把,需要求解的问题类似,只是用于彗星而非行星(和胡克相反,哈雷是牛顿的脑残粉),牛顿正是在解决这组别人找上门让他求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体系,同时抛弃了他原本在歪路上形成的那些念头, 9)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活动的组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比牛顿早一百年的另一位天才,John Dee,同样才华横溢,牛顿要是早出生一百年,大概会成为另一个John Dee。 @whigzhou: 以数学论,牛顿在当时可谓傲视群雄,可是若以自然哲学或思辨能力论,我觉得伽利略远在牛顿之上  
最佳礼物

【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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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观察相符,从赠礼者角度看,他没理由追求受礼者的效用最大化,他关心的是赠礼效果最大化,而这可能意味着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提升对方对自己的好感,提升关系亲密度,诸如此类。 刚才我在想,有些企业在年终以实物而非现金形式给员工发放奖金,比如请苍井空老师来唱歌签名,是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性别角色偏见

【2020-03-08】

又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节日,大伯照例又要说上几句。

你们知道,这些年女人节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性别角色偏见,比如STEM女生少,必须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让女孩子从小觉得自己不适合STEM,你要是不这么认为,就会被谷歌的男老板开除,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今天就不说STEM了,还是说说最近一年我玩的较多的桥牌吧。

像桥牌象棋围棋这种智力类竞技游戏,顶尖高手(比如世界排名前10或前20)中很少有女性,被认为史上最佳女棋手的Judit Polgár,巅峰排名也只是第8,所以,按规定,我们必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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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8】 又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节日,大伯照例又要说上几句。 你们知道,这些年女人节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性别角色偏见,比如STEM女生少,必须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让女孩子从小觉得自己不适合STEM,你要是不这么认为,就会被谷歌的男老板开除,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今天就不说STEM了,还是说说最近一年我玩的较多的桥牌吧。 像桥牌象棋围棋这种智力类竞技游戏,顶尖高手(比如世界排名前10或前20)中很少有女性,被认为史上最佳女棋手的Judit Polgár,巅峰排名也只是第8,所以,按规定,我们必须认为社会对女性下棋打牌存在偏见,而且这一偏见确实影响了女性的参与和发挥。 唯一的问题是,这跟大伯看到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俱乐部里女牌友占多数,而且成绩明显比男的更好,Top20里女的占13。 原因之一容易想到:男人寿命短,而在我们乡下,桥牌基本上是中老年游戏,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从种种相关线索看,大伯我认为,桥牌在我们这地方吸引了更多女性,正是因为性别角色差异,因为桥牌算得上是一种文绉绉的略高雅活动,而依我的观察,这边乡下有一种文化倾向:大部分文绉绉的高雅活动都是留给女人的,比如比桥牌更加文绉绉的读书俱乐部,清一色老太太,有次几位老太太跟我介绍她们俱乐部的活动,一位老公好不容易插上一句嘴——『是不错,可以喝掉好多酒』。 我认识一位农民养了几匹马,但从来没见他骑过,后来终于明白了,是给他老婆练盛装舞步的,他只管喂草和铲马粪。 照理说,这种文化下,女牌手应该既多又强了对吧,小地方确实如此,全局看并不是,为欢庆节日,大伯我特意做了点小研究,Top20的女性比例随级别而递减:我们俱乐部13/20,维州6/20,全澳洲4/20,全世界0/20。 道理很简单,论平均智力,两性差不多,或许女性还略高,可是男性的分布方差大啊,所以钟形曲线两头的尾巴都更肥,于是越靠近顶尖,女性比例越低。 那么,这一事实有没有降低女人的打牌热情呢,有没有影响她们的打牌表现呢?好像没有,她们都玩的很开心,看她们玩的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真·费边社

【2020-01-13】

我以前说过,假如一些家族确保任一时刻都只有一位成年男性可以配种,那么他们中便可能发展出真社会性,不过,在当代技术条件下,还有另一条向真社会性发展的可能途径:一群人组成一个合作社,所有精子和卵子都必须被收集到两个集中管理的容器中,被充分搅匀,任何生育行为都必须从随机抽取的一对精卵开始,为了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前辈致敬,我提议将这种合作社称为『真费边社』(Eufabi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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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3】 我以前说过,假如一些家族确保任一时刻都只有一位成年男性可以配种,那么他们中便可能发展出真社会性,不过,在当代技术条件下,还有另一条向真社会性发展的可能途径:一群人组成一个合作社,所有精子和卵子都必须被收集到两个集中管理的容器中,被充分搅匀,任何生育行为都必须从随机抽取的一对精卵开始,为了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前辈致敬,我提议将这种合作社称为『真费边社』(Eufabian Society)。  
移民筛选机制

【2019-10-21】

好吧,我就随便说几句,1)很多人一听到群体间禀赋差异话题,就反射式的跳到美国种族问题的框架中,把它变成黑人/白人话题,其实美国的种族划分对于了解这个主题是个很糟糕的起点,来源混杂,极度多样的混血,概念边界宽泛而模糊,筛选机制的多样化,都会让你迅速陷入浑水泥沼,

2)把『黑人』当作一个群体来谈论就很危险,下撒哈拉非洲的遗传多样性远高于除它之外整个人类的多样性总和,俾格米人、哈扎人、桑人之间的遗传距离,比其他任何两个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都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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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1】 好吧,我就随便说几句,1)很多人一听到群体间禀赋差异话题,就反射式的跳到美国种族问题的框架中,把它变成黑人/白人话题,其实美国的种族划分对于了解这个主题是个很糟糕的起点,来源混杂,极度多样的混血,概念边界宽泛而模糊,筛选机制的多样化,都会让你迅速陷入浑水泥沼, 2)把『黑人』当作一个群体来谈论就很危险,下撒哈拉非洲的遗传多样性远高于除它之外整个人类的多样性总和,俾格米人、哈扎人、桑人之间的遗传距离,比其他任何两个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都大得多, 3)不同移民途径的筛选机制差异当然会造成很大不同,但来源地同样重要,在后一点上,美国黑奴的来源群体在智力上是非洲偏高的,因为他们主要来自西非的班图语农耕区,特别是其中占很大比重的约鲁巴人(Yoruba)和伊博人(Igbo),约鲁巴人有相当长的定居文明历史,众多繁荣而持久的城邦,伊博人则更胜一筹,是西非鹤立鸡群的商业民族,两千多年前就有了青铜文明,被称为西非的犹太人,在英国大学中,伊博学生的表现甚至超过印度和中国学生, 4)奴隶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伊博人经营的,奴隶来源也很多是其本族人,还有约鲁巴人,以及豪萨人,所以,虽然奴隶贸易这一移民途径看似对智力没有正面筛选效果,但美国黑奴的智力在下撒哈拉非洲人中是偏高的, 5)考虑移民筛选机制,大致区分出如下几种情况:A)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自由移民,B)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奴隶/契约劳工/流放犯人,C)轮船铁路时代的自由移民,D)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契约劳工,E)边境管制时代的投资/商业/技术移民,F)边境管制时代的非法移民/团聚移民/难民,这些途径的筛选倾向皆十分不同,  
不许擅自幸福

【2019-08-06】

@whigzhou: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作者是位以各种低端体力活为生的业余作家,已经做爷爷了,三十多年来经常给媒体写文章,大多发表在地方性报纸上,他也很多次尝试给全国性大报投稿,但总是不被接受,直到2007年突然投成了两篇(分别发在纽约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上),于是信心倍增,重新努力给大报投稿,可是又连连受挫,然后他仔细琢磨投成的两篇和其他有何区别,终于发现,原来悲伤/痛苦元素是关键,于是再度抖擞精神,努力挖掘自己生活中的悲苦经历,恰好那几年金融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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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whigzhou: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作者是位以各种低端体力活为生的业余作家,已经做爷爷了,三十多年来经常给媒体写文章,大多发表在地方性报纸上,他也很多次尝试给全国性大报投稿,但总是不被接受,直到2007年突然投成了两篇(分别发在纽约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上),于是信心倍增,重新努力给大报投稿,可是又连连受挫,然后他仔细琢磨投成的两篇和其他有何区别,终于发现,原来悲伤/痛苦元素是关键,于是再度抖擞精神,努力挖掘自己生活中的悲苦经历,恰好那几年金融危机也真给他添了不少烦恼,由此大发神威,连发多篇热稿,然而不幸的是,作者是个本性十分乐观、自我幸福感也挺强的人,没多久便发现再也挖不出什么悲情料了,而且他也不喜欢装/卖悲情。 当然,你可能觉得他琢磨出的要点只是个无从验证的猜测,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戏剧性的从相反方向印证了他的猜测,上个月他在Quillette上发了篇文章写自己在一个亚马逊仓库做搬运工的经历,说这份工作给他的感觉很好,很愉快很满足,于是就炸锅了,媒体和社交网评论中一片咒骂嘲讽声讨,说他舔资本家屁股。 这件事情很好的揭示了当代进步主义者看待穷人的真实心态:你们这批下等人竟然敢说自己过得挺好?竟然宣称不需要我们的拯救?这还让我们怎么做菩萨? @自立军人士:同理,艺术片似乎总是跟惨相联系 @whigzhou: 问题是,这条对中上阶层并不成立,正如作者在文章开头列举的,各种上等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如何有趣有意义有成就感的文章多的是,唯独工人阶级不能这么说,工人阶级必须等待拯救,不许擅自幸福  
集体主义

【2019-06-21】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可能存在一些误解,特别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英美人可能因缺乏直接经验而对集体主义有些错误看法,据我观察:

1)集体主义不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中家族内、亲属间、邻里间互惠义务确实更强,但互惠关系可以是非常功利甚至势利的,充满算计、利用和欺骗,依我看,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更自私,更少利他行为,

2)集体主义不会带来群体成员间和睦友爱,集体主义的要点是阻止形成清晰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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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1】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可能存在一些误解,特别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英美人可能因缺乏直接经验而对集体主义有些错误看法,据我观察: 1)集体主义不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中家族内、亲属间、邻里间互惠义务确实更强,但互惠关系可以是非常功利甚至势利的,充满算计、利用和欺骗,依我看,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更自私,更少利他行为, 2)集体主义不会带来群体成员间和睦友爱,集体主义的要点是阻止形成清晰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边界,水浑好摸鱼,爬的高的螃蟹要把它拉下来,这种环境当然不会酝酿友爱, 3)集体主义不会加强共同体凝聚力,更强的相互义务不是更好的共同体粘结剂,而只是把众多个体关在一个螃蟹篓里而已, 4)集体主义不是爱国主义,英美人最个人主义,也最爱国。
不带你玩

【2018-05-24】

@海德沙龙 近代以来,文化潮流变幻更替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这些转变的后果只有在数十年后,即当初在潮流转变时的青少年逐渐长大(如果他们活下来了的话)、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并找到了工作的话)、结婚(如果他们想要并找到了配偶的话)、养育孩子(如果他们想要并生了孩子的话)……,才能看清,那么,发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那次大转变,究竟留下了什么呢?  美国中产文化的衰微

@whigzhou: 本文最好配合Charles Murray 的 Coming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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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4】 @海德沙龙 近代以来,文化潮流变幻更替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这些转变的后果只有在数十年后,即当初在潮流转变时的青少年逐渐长大(如果他们活下来了的话)、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并找到了工作的话)、结婚(如果他们想要并找到了配偶的话)、养育孩子(如果他们想要并生了孩子的话)……,才能看清,那么,发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那次大转变,究竟留下了什么呢?  美国中产文化的衰微 @whigzhou: 本文最好配合Charles Murray 的 Coming Apart 一起读,若读完还有余兴,可以再读 Robert Putnam的《我们的孩子》和J. 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 @whigzhou: 据Murray的分析,60年代文化革命风潮刮过之后,最终影响的主要是中产下层和底层,中产上层和顶层嘴上和表面上变了,可是看数据就知道,行动上和骨子里其实没怎么变 @whigzhou: 换句话说,革命前,中产上层不仅自己恪守传统价值观,也努力将其确立为全社会的道德标准,革命后,他们自己暗中仍悄悄遵守传统价值观(想想麦当娜把孩子送进了什么学校),但嘴上不说,也不要求下层遵守同样的标准,甩手不带你们一起玩了 @whigzhou: 不仅不带你一起玩,don't judge,你不学好,不上进,我还要安抚你,鼓励你,(用社会福利)奖励你,帮你从牢里捞出来,替你抹掉污迹…… @whigzhou: 带你一起玩实在太吃力不讨好了,现在这样多好,宽容有爱,政治正确,掌声多多
度量舌头长度

【2020-05-03】

@whigzhou: 吃饭时听了会儿收音机,主持人在跟一位社会学家谈论个人私密这个话题,突然产生一个疑问:有些社交高手会不会像反间谍机构那样,对交往对象进行钡餐测试(barium meal test)?比如故意将一些或真或假的私密透露给某人,然后看看这事情是否会在圈内传开,以此测量该人的舌头长度?要是真有这种策略的话,我肯定用不上,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事情。

@孤胆鹰雄芯:这种策略实际上很难测出来舌头长度,只能测出来话题传播度。比如你测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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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3】 @whigzhou: 吃饭时听了会儿收音机,主持人在跟一位社会学家谈论个人私密这个话题,突然产生一个疑问:有些社交高手会不会像反间谍机构那样,对交往对象进行钡餐测试(barium meal test)?比如故意将一些或真或假的私密透露给某人,然后看看这事情是否会在圈内传开,以此测量该人的舌头长度?要是真有这种策略的话,我肯定用不上,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事情。 @孤胆鹰雄芯:这种策略实际上很难测出来舌头长度,只能测出来话题传播度。比如你测试甲,但是甲只跟自己老婆私下里说了,甲并不是测试他老婆,而仅仅是枕边话,但是其实是他老婆舌头长,把话题对你们三个共同认识的人都说了出去。但你并不清楚是甲传播的还是他老婆传播的,这样仅凭这个策略是无法测试出舌头长度的。 @whigzhou: 这不是测出了甲的舌头至少不短于半个枕头嘛 @孤胆鹰雄芯:但甲万一是只跟好基友用他长于半个枕头的舌头说了枕边话,但是他基友却是守口如瓶,对别人一个字没提过,这样你反而测出来甲的舌头很短,但其实他至少长于半个枕头。 @whigzhou: 所以钡餐需要设计啊,在CIA上班也是需要动脑筋的  
食物与人类#9:畜牧,与众不同的食物生产

食物与人类#9:畜牧,与众不同的食物生产
辉格
2018年8月11日

广义上,畜牧也是一种农业,然而除了共享“食物生产”这个抽象定义之外,它和谷物种植、园艺、猪禽鱼养殖等其他农业生计少有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考察各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文化与社会后果时,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还是单独拎出来说比较好。

游动性

畜牧和其他农业形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有着强烈的游动倾向,因为让畜群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快会造成草场退化,特别是羊群,羊吃草时啃食部位很低,所以牧民常会在绵羊群里掺杂一些山羊,因为绵羊过于温顺安静不好动,而山羊较为活跃,更具探索性,会带着羊群边吃边移动。

正是通过持续移动来大范围遍历草场,畜群才得以从草这种有效营养密度极低的原料中生产出了肉奶血这样的高密度优质食物,这一遍历过程涉及五种移动:1)日内吃草时畜群的漫游,2)每天放牧地点围绕中心营地的轮转,3)每隔若干天迁移营地,4)畜群在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草场之间作季节性迁移,5)因人口压力、天灾、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促使牧民寻找新牧场而发生的非常规性迁徙。

任何传统畜牧业都至少包括前两种移动,若只有这两种,那么牧民便是定居的,不妨称为定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定牧很难单独成为一种生计依靠,通常和渔猎采集或谷物种植相搭配,因为若纯以畜牧为生,养活一户家庭所需畜群规模大约相当于两百头羊(不同畜牧者的畜种构成千差万别,这是个极为粗略的估测),按近代内蒙古的数据,这至少需要30平方公里草场,虽然每天往返三五公里也不是不可能,但每个定居点不可能只有一户牧民(那样就丧失了定居的绝大多数好处)。

所以,定牧点的有效放牧半径内,承载不了糊口规模的畜群;通过收割牧草、谷饲、洒水、施肥、草种改良、以部分畜产品交换谷物等手段,可以提高定牧的单位土地供养能力,但至少在近代之前,定牧都无法成为独立生计;而且对最低畜群规模的上述估算还是基于以吃奶为主吃肉为辅的情况,若以吃肉为主的早期畜牧业算,规模还需成倍扩大;事实上,纯畜牧业者的年内游动半径往往长达数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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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9:畜牧,与众不同的食物生产 辉格 2018年8月11日 广义上,畜牧也是一种农业,然而除了共享“食物生产”这个抽象定义之外,它和谷物种植、园艺、猪禽鱼养殖等其他农业生计少有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考察各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文化与社会后果时,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还是单独拎出来说比较好。 游动性 畜牧和其他农业形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有着强烈的游动倾向,因为让畜群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快会造成草场退化,特别是羊群,羊吃草时啃食部位很低,所以牧民常会在绵羊群里掺杂一些山羊,因为绵羊过于温顺安静不好动,而山羊较为活跃,更具探索性,会带着羊群边吃边移动。 正是通过持续移动来大范围遍历草场,畜群才得以从草这种有效营养密度极低的原料中生产出了肉奶血这样的高密度优质食物,这一遍历过程涉及五种移动:1)日内吃草时畜群的漫游,2)每天放牧地点围绕中心营地的轮转,3)每隔若干天迁移营地,4)畜群在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草场之间作季节性迁移,5)因人口压力、天灾、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促使牧民寻找新牧场而发生的非常规性迁徙。 任何传统畜牧业都至少包括前两种移动,若只有这两种,那么牧民便是定居的,不妨称为定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定牧很难单独成为一种生计依靠,通常和渔猎采集或谷物种植相搭配,因为若纯以畜牧为生,养活一户家庭所需畜群规模大约相当于两百头羊(不同畜牧者的畜种构成千差万别,这是个极为粗略的估测),按近代内蒙古的数据,这至少需要30平方公里草场,虽然每天往返三五公里也不是不可能,但每个定居点不可能只有一户牧民(那样就丧失了定居的绝大多数好处)。 所以,定牧点的有效放牧半径内,承载不了糊口规模的畜群;通过收割牧草、谷饲、洒水、施肥、草种改良、以部分畜产品交换谷物等手段,可以提高定牧的单位土地供养能力,但至少在近代之前,定牧都无法成为独立生计;而且对最低畜群规模的上述估算还是基于以吃奶为主吃肉为辅的情况,若以吃肉为主的早期畜牧业算,规模还需成倍扩大;事实上,纯畜牧业者的年内游动半径往往长达数百公里。 移牧和农牧混业 所以规模化畜牧和定居生活这两种需求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可是定居又有着诸多好处,可以深度开发本地资源,可以盖房子,积累财富,维持大型和复杂的设施,有动机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发展精细分工与合作……,缓解这一矛盾的一种途径是专业分工,许多定居农牧社会都有牧羊人这个职业,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一些牲畜,但主要是替定居客户放牧,这是个季节性职业,比如春天将畜群带往远处的夏季草场,秋天带回定居地屠宰和繁育,并在其主人的畜栏或村庄附近的冬季草场里过冬。 这一方案适合于那些畜牧成分足够显著却又远不如谷物种植重要的农牧混业社会,假如畜牧和种植同等重要或更重要,那就更倾向于采用移牧([[transhumance]])模式,这是一种双中心定居方案:以靠近农场的村庄为主要定居点,在夏季草场建立次要定居点,后者往往更分散更简陋,在垂直移牧中,它们一般位于高海拔处,在季节性迁移中,部分家庭成员留守村庄,其余则随畜群迁往夏季草场,这一模式包含了上述五种移动中的第1、2、4三种(有些水平移牧的夏季草场也涉及第3种移动),牲畜在迁移途中虽然也会吃点草,但主要是为了赶路。 游牧的兴起 完全放弃定居,在开放大草原上放牧大群牲畜,单纯依靠畜产品为生,使得游牧者在物质文化上常表现的十分简陋,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家已逐渐达成共识: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绝非一种古老原始的生计模式,而是长期技术积累的产物,是畜牧业的高级形态,其出现远远晚于动植物驯化和农牧采猎渔的各种混业形态。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乃直接由狩猎演变而来,即,一些狩猎者选择全程追踪某种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并逐渐强化对种群的控制、管理和筛选,最终将其驯化,这也是狩猎者在人口压力渐增的局面下,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畜群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这一看法包含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洞见,传统狩猎方式确实会导致公地悲剧,贯彻最优觅食策略的结果常常是过度捕杀,大量次优部位的肉食被留给了食腐动物,而且狩猎者在捕杀时是不考虑季节、性别和年龄因素的,因而对种群规模更具破坏性。 相反,假如一群动物已被置于排他性控制之下,那么控制者便有了足够动机维持其规模,有许多办法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保护它们免受食肉动物捕杀,充分利用所有可食用部位,多吃奶少吃肉,尽可能减少繁育和生长高峰期的屠宰量,优先宰杀雄性和已过繁殖高峰期的雌性,阉割部分雄性以减少群内争斗并降低其代谢率从而提高产肉率……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确实可以构想出一条从狩猎到游牧的进化路径,有学者甚至认为,驯化根本不是畜牧的前提,畜牧者只是寄生在畜群之上,充当保护者和宏观管理者(调节畜群的年龄性别组成),未必需要对其习性和生活方式施加太多干预,至少对于北极/亚北极地区的驯鹿放牧者来说,情况似乎确是如此,放牧者经常连续好多天完全不管畜群,任其在远离视野之外的地方自行活动,等到需要宰杀或搬迁营地时才去找回来。 听上去很好,唯一的问题是,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基于何种技术条件,狩猎者是否具备? 主要困难在于移动能力,全程追踪迁徙动物所需的移动范围(数百公里)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狩猎采集者的常规水平,后者的年内游动半径通常只有几十公里,并局限于一块熟悉的地盘,而动物在季节转换时的长途迁徙,速度可达每天数十公里(比如驯鹿是15-20公里),拖家带口连续每天跑几十公里可不容易,而且一旦离开熟悉环境,不仅采猎其他动植物将变得异常困难,还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当地采猎者。 还有个生理上的障碍:乳糖耐受性是畜牧业长期存在的结果,在此之前,只能以吃肉为主,那就需要大得多的畜群,而大畜群的控制又是个难题。 只有当这些困难通过大量技术创新逐一克服之后——狗在畜群控制上的运用,驮畜、牵引或骑乘役畜的驯化和运用,驮具、辔具、挽具的发明,雪橇、草撬、车辆等运输工具的引入,阉割技术,制酪技术,以及应对游动所带来社会冲突的各种制度安排——,远离农耕区、深入草原腹地、大范围游动的纯游牧业才变得可行。 畜牧之独特性 农耕者的核心资产是土地,而畜牧者的则是牲畜,这一差别引出了意义深远的后果,首先,畜群规模的跨年波动巨大,一个坏年景即可大幅缩减畜群,而土地则较少会永久性灭失(除了大洪水、地震、滑坡等天灾),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由于牲畜既是产品又是主要生产要素,因而其产出波动具有积累性,土地则不是。 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户,某年可能收成很差,但只要没差到饿死或被迫杀耕牛吃种子卖地的程度,明年便可从相同起点重新开始,反过来,即便收成好,也不至于下一年就把地产翻一番,一个勤快聪明运气又好的农民,辛苦节俭一辈子能把地产翻一两倍就不错了,牲畜则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冬季规模为200头的羊群,正常年景中,春季产羔后变成300头,此后陆续吃掉80头,多出的20头就成了资产,下一年的产能提高了10%,碰上好年景,一年扩大20-30%很平常,而且起点越高扩张越快,因为吃掉的比例更低。 当然,假如存在一个高效的土地流通市场,上述差别就没那么显著,因为农民也可以把盈余投资于土地而变成产能,但早期农业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实际上,除了一些新拓垦地区,传统农耕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结构都很僵硬,相反,畜群扩张则很少受非自然因素的阻碍,你的邻居们没法拦着你不许扩大畜群。 结果是,即便从相同起点开始,畜牧者之间也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里便产生极大的财富差距,农耕社会当然也有贫富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来自权力结构,通常是在社会规模变大,结构复杂化之后才出现,很少有人是靠种地种发达的,而畜牧社会却可以在小于邓巴数的规模上,也没有等级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出现程度夸张的贫富分化。 体现这一分化的最显著标志是多妻制,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大多流行多妻制,畜牧成分越高,多妻倾向越强烈,在其他社会,假如你看到一个男人有十几位妻子,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位权贵,可是在畜牧社会,他很可能只是个普通牧民,事业成功,运气也好,但地位并不显赫。 近年来一些遗传学研究发现,人类的Y-DNA大约在6000-8000年前经历了一个异常狭窄的遗传瓶颈,男性的遗传学有效人口规模一度只有女性的十几分之一,也就是说,该时期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只有留下后代的女性数量的十几分之一,除了广泛且高比率的多妻制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能导致这种程度的单性别遗传瓶颈,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导致乳糖耐受的遗传变异也源自同一时期,也正是在该时期,发生了二次农业革命,后者为规模化畜牧业创造了诸多条件。 游牧者的优势 游牧业一经兴起便对与之相邻的各定居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并长期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从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复杂度,物质文化繁荣程度,以及代表文明的其他绝大多数因素衡量,游牧社会都无法与定居文明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往往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屡屡渗透、挤压、压服乃至征服定居社会,时而大规模改变广大地域内的政治格局。 甚至在纯游牧模式出现之前,以畜牧为主业的群体也早已展现出明显优势,印欧语的发源群体便是庞蒂克大草原的畜牧者,他们驯化了马,并用于拉车和骑乘,此后各支印欧民族横扫欧洲,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印度河谷,恒河河谷,在美索不达米亚取代苏美尔人的闪族各支,也大多以畜牧为主业,在非洲,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牧民持续向南推进,挤压班图语农民的空间,后者继而向南挤压桑人狩猎采集者,其情形恰如阿尔泰语系各支牧民持续挤压汉族农民,后者继而挤压苗瑶侗傣。 这一优势究竟来自何处? 在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诸如骑兵战术优势之类在历史文献中有着充分描绘的方面,此后的研究逐渐转向人类学视角,着重考察其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由此人们慢慢意识到,游牧者在文化禀赋和社会组织上确有些独到之处,当适宜外部条件出现时,这些特性将帮助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成就。 首先是选择压力,畜牧者资产积累和贫富分化的速度非常快,财富差距继而又借助多妻制迅速转变成遗传成就差异,因而其施加于从业者(尤其是男性)的选择压力极高,那些起点高、运气好、善经营的牧民,可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扩张畜群,同时以每代翻几倍的速度扩大其家族规模,这种扩张速度也得益于畜牧者的高生育率,因为以牛奶代替母乳可缩短哺乳期,而运输工具则解决了传统游动者无法同时负担两个婴儿的难题,因而生育间隔可缩短至生理极限。 同时,由于放牧空间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边界,虽然相邻牧团之间会就游牧路线进行协调,群体之间也会就牧场使用权形成某种传统权利和习惯法约束,但这些边界和规则都非常模糊且不稳定,而且因为家庭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财富和实力消长有很大运气成分,力量对比变动不居,一时达成的合作、妥协、均势、联盟关系、霸权支配结构,都很容易被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所打破。 上述财富分化和实力消长很自然的导致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激烈竞争与冲突,因而游牧生计施加于牧民的选择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有助于在这些竞争冲突中取胜的那些个人和文化禀赋的高强度选择,包括个人战斗力,武器装备,组织战斗团队的能力,维持父系家族团结,经营姻亲网络,处理盟友关系,收集信息,判断局面,运用计谋…… 在大型农耕社会,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些能力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边疆军官才有机会经常运用(而且对于特定个体也是不全面的),而在游牧社会,每个成年人,特别是家长,时刻都在经受考验,所以尽管游牧社会人口规模常比相邻定居社会低两个数量级,却随时保有着优秀战士和低级军官的庞大储备,虽然多数时候这些能力都被消耗在内斗上,可一旦有某种机制将其动员组织起来,威力是惊人的。 此外,游牧者虽然在战争中表现的凶残冷酷,平时却以热情好客著称,这是为了扩展社交网络和获取信息,广袤草原上的游动生活让他们对信息有着永不满足的饥渴,总是努力从每位访客嘴里掏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又因为游牧者物质文化较为朴陋,往往对相邻定居文明充满好奇心,相反,定居者的文化优越感常令他们对蛮族社会缺乏兴趣。 另一项优势涉及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它由游牧业的大范围游动特性所塑造,人类学家威廉·霍尼丘奇(William Honeychurch)将其称为“空间政治”,大意是,从游牧社会中产生的政治家,对大跨度空间的地理与人文背景有着更好的感知,更擅长从大范围、多样化来源中收集信息和汲取资源,对多元文化和多元权力结构更具包容性,也更善于在这种多元背景下经营大跨度的合作与联盟关系(这一点不妨对照集权农业帝国的典型产品叶名琛),当然,在战争中他们也更擅长处理人员与后勤的机动问题(机动能力是许多战术得以运用的前提)。 其实霍尼丘奇的理论还可以挖掘的更深入,比如游牧社会因为缺乏一套压倒性的正统意识形态,因而对各种外来观念、技术、商品和文化元素持更为开放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更善于使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才,其高度竞争性的分权结构也更能确保持续产生聪明能干的高层领袖,出于和上述类似的理由,他们也更愿意开放贸易、保护商人和维护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主要由中亚商人经营,受游牧者庇护,中原帝国对贸易历来没多大兴趣,偶尔介入和控制是为了阻止游牧者从庇护关系中获利。 另外,这些特质也让游牧者常常扮演跨地区传播文化元素的中介角色,让大草原成为沟通欧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青铜时代的小麦,青铜铸造,马匹马具,二轮战车,乃至畜牧业本身的由西向东传播,皆以游牧者为中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则更深入广泛,涉及元素不胜枚举,有些史家甚至将蒙古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相提并论。 寄生与重组 然而,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凡叱咤于国际舞台,屡建奇功伟业的游牧民族,都位于定居文明的边缘,而那些远离文明的游牧者,不仅物质文化贫乏,社会结构也都极为简单,每个牧团仅有几户家庭,牧团之间只有松散且不稳定的关系,冬季牧场聚集的群体大一些,但也比邓巴数大不了多少,只有在打仗时才结成更高层次的联盟,但也都是临时性和高度机会主义的,离建立酋邦和国家这样的高层政治结构很遥远,而所谓空间政治,在缺乏高层结构的条件下也根本没有磨练和施展机会。 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指出,文明边缘的游牧者之所以能建立匈奴和蒙古这样的大型政体,是因为他们能够凭借武力和机动优势劫掠或勒索定居者,掌握大笔战利品和贡奉的武装领袖,凭借对这些财富的分配权,赢得众多部落的合作与效忠,因而更加提升了其劫掠勒索能力,如此循环,雪球越滚越大。 所以游牧政权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从定居文明持续汲取资源,包括金钱、奢侈品、技术和人才,从这角度看,它们是寄生性的,但它们不仅仅是寄生,还时常扮演地区政治重组者的角色,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将创建这样一种互为支撑的二元结构:以劫掠勒索从定居社会获取资源,以此在草原建立霸权,凭借霸权动员组织游牧社会的优秀军事力量,以此征服控制定居社会,将其变成更为稳定可靠的财源,从而巩固在草原的霸主地位,草原提供的军事力量既帮助它控制定居社会,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后者的防御问题。 贯彻该战略的巅峰之作,是满清所建立的二元帝国,可是这样的重组给定居者带来了什么呢?有人会说,至少带来了和平,可它也带来了专制主义,自汉武以来,正是在与游牧者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帝国在专制方向上越走越远,在满清达到了空前程度,不仅如此,游牧统治者还经常把盛行于游牧社会的奴隶制带进农耕社会。 参考资料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Igor Krupnik & Marcia Levenson - Arctic Adaptations (1993) Tim Ingold - Hunters, Pastoralists and Ranchers (1988) William Honeychurch -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2015) David Reich -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2018) 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2007)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2008)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008)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2010) 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2011) Wikipadia: Pastoralism Wikipadia: Transhumance
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辉格
2018年6月23日

生物学家研究一种动物的生理与习性时,考察它们吃什么和怎么吃,总是首选的切入点,这是因为,食性作为一个枢纽因素,决定着其他许多事情,诸如生理构造,代谢特征,行为模式,认知能力,群居还是独居,乃至交配模式,而社会结构与交配模式继而又决定着物种更多方面的特性。

人类也不例外,甚至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有着远比其他生物更复杂丰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而人类群体间食谱差异之大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从食性出发,沿着上述由生物学家开辟的思路,就人类有望讲出更多有趣的故事,最终,当我们走完这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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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辉格 2018年6月23日 生物学家研究一种动物的生理与习性时,考察它们吃什么和怎么吃,总是首选的切入点,这是因为,食性作为一个枢纽因素,决定着其他许多事情,诸如生理构造,代谢特征,行为模式,认知能力,群居还是独居,乃至交配模式,而社会结构与交配模式继而又决定着物种更多方面的特性。 人类也不例外,甚至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有着远比其他生物更复杂丰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而人类群体间食谱差异之大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从食性出发,沿着上述由生物学家开辟的思路,就人类有望讲出更多有趣的故事,最终,当我们走完这段考察之旅时,或许对人类文化,对社会,对历史,以及对我们自身,都会有一个更深入了理解。 两百多年前,当萨瓦兰说出他那句千古名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根本没有能力领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以及它的千钧分量,而如今,得益于达尔文以来的见识增长,我们终于可以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个中奥义了。 我正在写的本系列文章,便是这样一次尝试,不过和生物学家不同,我的考察重点将放在人类身上,因为多年来,理解人类及其创造的文化与社会,始终是我阅读与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外,写这系列文章,也是为了还一笔陈年旧债,那是我在2014年写作《沐猿而冠》时欠下的,当年我也曾将饮食作为谈论人类文化的一个起点,可因为那时我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态度还比较轻率随性,加之知识储备不足,结果只是起了个头,用一篇导言和几篇旧文章敷衍了事(有趣的是,那是我卖的最好的一本书),希望这次表现会好一点。 有关参考资料的一点说明 在我以往的写作中,很少列出参考资料,对此不少读者提出过批评,他们是对的,我在这点上做的不好,是因为:1)我从不以学术标准要求自己,2)我太懒,没有做笔记的习惯,3)我的藏书在过去十几年的多次搬家中几乎全部扔掉或送人了,多数记忆已无力查找或核对。 今后我会努力改进,至于怎么做到,还在探索中,就目前而言,我能给出的参考资料,要么是我现写现查的,要么恰好出现在我最近刚读过因而记忆尚且新鲜的某本书里,可想而知,结果无疑离完整会很远,不过总比没有好一点。
权威的社会功能

【2017-10-14】

这本书因为翻译烂被我扣了三颗星,原因之一是原书太好,有足够多的星可以扣,原因之二是原书的特点让它对错译特别敏感,类似性质或数量的错译若发生在其他书上,效果就没这么显著 //《基因之外》 ★★☆☆☆ 又一本好书被烂翻译糟蹋了

这可能是对文化进化理论进行形式化和体系化方面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一本书,而用自然语言做这件事(本书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对语言的精致、准确、清晰要求很高,每个错译都有很大破坏性,这就好比一份精炼的源代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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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4】 这本书因为翻译烂被我扣了三颗星,原因之一是原书太好,有足够多的星可以扣,原因之二是原书的特点让它对错译特别敏感,类似性质或数量的错译若发生在其他书上,效果就没这么显著 //《基因之外》 ★★☆☆☆ 又一本好书被烂翻译糟蹋了 这可能是对文化进化理论进行形式化和体系化方面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一本书,而用自然语言做这件事(本书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对语言的精致、准确、清晰要求很高,每个错译都有很大破坏性,这就好比一份精炼的源代码,哪怕只以万分之一的比率随机乱改一些语句,也会变得完全读不懂且跑不动。 Richerson&Boyd的模型中遗漏了一个要点:权威的功能,权威的存在解决了群体内规范执行和惩罚机制的激励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群体得以成为选择单元的关键。 ​​​​ 执行规范和实施惩罚的高成本,使得一般成员缺乏足够激励这么做,而宁愿搭便车,但假如一个或一些成员能可信的分得群体收益的某个确定份额,激励问题即可解决,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提出了两种可能性:1)血缘群体的长辈,辈份越高,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重合度越大,规范执行激励越强,2)首领,群体首领拥有某些公共资源支配权,可部分转变为个体利益,而且在分配战利品(包括掠得的女人)上享有优先权,这两项个体收益都与群体收益方向一致。 理论上,只须简单武断的将群体收益增量的(比如)十分之一规定给某一特定个体,后者即有了执行规范的强大激励,无论这一安排具体以何种形式实现。
一篇采访问答

《群居的艺术》新书发布座谈会(6月16日)之后,《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先生向我提出了一组问题,并且很慷慨的允许我略过我不想回答的,所以我就略过了其中两个。

1,书的三部分结构很有意思,它让我推测你写作的过程和思考的过程可能是相反的:你是身在一个秩序解耦的大型社会,再去反推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脚手架是怎么拆除的,是不是?

答:实际上,我所经历的顺序是3-1-2,首先,对现代大型社会和市场体系,我自然有着直接而真切的认识,早些年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写作时,也曾着力写过许多市场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然后,当我读到邓巴的理论时,被他的深刻见解所打动,意识到这是观察早期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也和我的已有知识相容,接着,一个困惑就很自然的冒了出来:如何看待现代大社会与传统小社会的强烈反差?这促使我去关注那些曾被我熟视无睹、却默默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元素,最终,循着这条线索,我发现我对文化与社会的许多认识被串了起来,结果便是这本书。

2,三部分的关系:第一部分是战争史,是暴力建立秩序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软实力”,是暴力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因素;第三部分是第一二部分的反过程,就像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是不是这样?

答:我选择略过这个问题。

3,书的三部分可以看到你的知识谱系,第三部分让人想起你做过程序员,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大概大学时代对西方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有特别的兴趣;第一部分让人觉得你大概对人类学特别感兴趣;第二部分兼有人类学和世界史的背景。这些专业知识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关联?

答:历史和人类学是我的长期兴趣,这是两个有很多素材和故事却没多少理论的学科,对历史的兴趣在小孩子当中大概是很普遍的,但传统或主流的历史著作有个问题,就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浮于表面的政治史,很少能告诉你古人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生活在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这就很难满足我的好奇心,年鉴学派也只是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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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居的艺术》新书发布座谈会(6月16日)之后,《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先生向我提出了一组问题,并且很慷慨的允许我略过我不想回答的,所以我就略过了其中两个。 1,书的三部分结构很有意思,它让我推测你写作的过程和思考的过程可能是相反的:你是身在一个秩序解耦的大型社会,再去反推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脚手架是怎么拆除的,是不是? 答:实际上,我所经历的顺序是3-1-2,首先,对现代大型社会和市场体系,我自然有着直接而真切的认识,早些年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写作时,也曾着力写过许多市场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然后,当我读到邓巴的理论时,被他的深刻见解所打动,意识到这是观察早期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也和我的已有知识相容,接着,一个困惑就很自然的冒了出来:如何看待现代大社会与传统小社会的强烈反差?这促使我去关注那些曾被我熟视无睹、却默默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元素,最终,循着这条线索,我发现我对文化与社会的许多认识被串了起来,结果便是这本书。 2,三部分的关系:第一部分是战争史,是暴力建立秩序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软实力”,是暴力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因素;第三部分是第一二部分的反过程,就像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是不是这样? 答:我选择略过这个问题。 3,书的三部分可以看到你的知识谱系,第三部分让人想起你做过程序员,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大概大学时代对西方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有特别的兴趣;第一部分让人觉得你大概对人类学特别感兴趣;第二部分兼有人类学和世界史的背景。这些专业知识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关联? 答:历史和人类学是我的长期兴趣,这是两个有很多素材和故事却没多少理论的学科,对历史的兴趣在小孩子当中大概是很普遍的,但传统或主流的历史著作有个问题,就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浮于表面的政治史,很少能告诉你古人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生活在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这就很难满足我的好奇心,年鉴学派也只是稍稍好一点,这方面的不满让我在成年后逐渐更偏爱人类学,其中理由依我看是很明显的。 至于理论方面,我受益最多的是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论,其中前两者和我的大学教育有关,我的专业虽然是信息系统,但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课程,进化理论则主要是靠自己的阅读。 4,你是怎么从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知道分子,现在又变成一个哲学家的? 答:我始终有一种抵抗专业化的倾向,并不是说专业化有什么不好,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也是一种托辞,用来为自己未能混进专业学术圈作辩解。可是现在,要靠写作谋生就得有个头衔,免得在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张口结舌,又因为我没有专业,就只好为自己挑了哲学家这顶帽子,因为依我看,哲学不是专业,而是一种态度。 5,好奇心从哪里来,你的大学生活,比如说水木清华bbs对你好奇心的养成有哪些帮助?课堂和图书馆呢?以前你在bbs上经常混哪个版? 答:我是1993年毕业的,那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水木清华也是两年后才建立,我没混过。说实话,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质量很烂,除了经济学和产业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引发了我的持久兴趣之外,在社会科学方面,我长期处于无头苍蝇的状态,没有多少有益的启发和点拨,清华图书馆虽然不小,但在缺乏数字化检索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利用的,况且你根本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完全是瞎蒙瞎撞,回顾起来,我的大学生涯绝大部分是虚度的。 这一状况直到互联网可用之后才开始改变,转折点大概在98年左右,那时我已毕业多年,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电子书,然后又有了亚马逊和当当,我的系统化阅读从那时才开始。 我接触BBS也是在那时,或者稍晚,混得最多的是万科周刊论坛。 6,在1990年代,经管是大学“最好”的专业之一,你是怎么从经管专业出来去做程序员的?当然程序员也是那时候最好的工种。 答:当时的清华基本上是个纯工科学校,经管学院的前身是应用数学系,我的专业是信息系统,所以除了一些经济和产业类课程之外,我受的是标准的工科训练,程序员是我们专业的典型职业方向之一,一点不算出格,呵呵。 当然,我的个人兴趣始终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因为前面说到的无头苍蝇状态,我觉得在学院里寻求发展我的这项兴趣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想补充一句:科学与工程方面的训练和职业经历,对我此后的思考与写作确实很有帮助,这是我从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受益。 7,那天沙龙你说你不像哲学家那样,有个终极问题然后去求解。我觉得你思考的也许不是终极问题,但是是基本问题,比如这本群居的艺术其实就是在思考人类大型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你是何时开始思考这种基本问题的?最初写的文章发在哪里?在给《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还是《经济观察报》写东西之前,你在哪里写东西?你和黄章晋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是关心,在你开始你的类哲学思考的时候,在线上或线下有没有一个“知识共同体”,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评议彼此的想法)? 答: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或者叫宏大问题,从来不是我的思考起点,我的思考通常都是零敲碎打的,这一点你从我的博客和之前的两本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在事后作阶段性回顾时,幸运的话,一个轮廓就会顺着某条线索、某个视角浮现出来,这个轮廓可能会显得比较宏大,结果就会导致一些听上去有点吓人的书名,但书名主要是用来唬人的,呵呵。 我2008年到2012年之间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评论,开始了职业写作,在此之前,我只是偶尔写写文章,主要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另外给《万科周刊》投过几篇稿。 我在网上的互动早先主要发生在万科周刊论坛,后来有一年多是牛博网,再后来是自己的博客,然后是微博。在万科论坛的几年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黄章晋老师,他们都很有见识,也经常讨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不过,那算不上知识共同体,因为大家的兴趣其实非常不同,虽然热门话题会引来不少议论,但很少能深入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每次有饭局,聊天的焦点很快就会自动滑向那少数几个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的老话题上,这是观察交流质量的一个很好指标,说实话,回顾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互动,无论在哪个圈子或平台,无论线上线下,都是乏善可陈的。 当然,话说回来,能认识一些朋友,这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8,为什么人类学成为你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一定要把思考的上限推到那么久以前吗?在书中你援引的人类学成果都是西方的,这固然是因为人类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学科,但人类学的西方视角会不会形成你思考问题时候的局限呢?比如书中说名字的出现在西方是很晚近的事情,可是据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中国在西周、乃至商代就有了姓、氏(不是一个概念),名字,后代文人还有号和字,中国人的名字在共同体中的作用显然已经不再简单是为称呼和收税的方便。 答:对于想多了解点人类社会的人,人类学是绕不开的,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和政治学,可能有漂亮的理论,简洁的模型,但有关真实社会的素材却很少,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成为方便的推演起点,但是假如你不掌握大量素材,很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把它们当成真实社会的进化起点,误以为某种『自然状态』果真普遍存在,社会契约的订立果真是重大历史转折点,那就太幼稚了,在我看来,大量阅读人类学材料是预防此类幼稚病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一种素材只要扎实可靠,我并不介意它来自哪个学科哪个学术传统,我个人对任何学科都没有情感包袱,这可能也是我们民科的一大优势吧,所以最大的局限倒是我自己的阅读视野,我相信这个局限肯定很严重,不需要具体的例证。 9,1972年作家柳青问他的女儿:“如果说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一直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局面,中国现在会不会成为像欧洲一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战国变成秦国是小型社会变成大型社会的例子吗?上古时代,今天是中国的地方也是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为什么大一统对这个地方的人有那么强的内驱力?就算分裂时代每一个稍有实力的小国做的也还是大一统的梦。 答:假如春秋的封建系统能延续下去(它在战国已经差不多瓦解了),文化无疑会更繁荣,经济或许也会更发达,但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指望从中发展出我们在西北欧所见到的宪政、法治,乃至整套市场制度,并由此引发工业革命,封建是宪政的良好土壤,但仅有土壤不够,还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有不少偶然性和运气成分,另外,周式封建和日耳曼封建虽然都被归为封建体系,但差异非常大,特别是在军事组织和财政安排上,这个话题太大,很难在此细讲。 10,西周的分封体系为什么玩不转的?按照你在书中的理论,分封亲友,让每个层级的核心人数都在邓巴数以内,这不应该是一个很稳固的体系吗? 答:应该说是玩转了,转了好几百年,一个转了好几百年的系统,总不能说它是完全无效或失败的,对吧。 当然,最终它还是崩溃了,而且是不可逆的崩溃了。要我说,原因有两个,首先,周式封建缺乏一种成熟的、常规化的机制来维持其成员实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一致行动能力,以便共同对抗外敌和压服内部的秩序破坏者,所谓霸主和会盟都是非常松散和随意的,没有制度化,其次,华夏共同体与北方蛮族之间有着一条漫长而缺乏屏障的边疆,结果是,要么共同体很容易被外力摧毁,要么某些边缘诸侯会在与蛮族的长期对抗中脱颖而出成为压倒性强权,从而打破内部均衡。 11,秦的迅速解体,秦汉之间各路反叛者重以战国时代各国国号为号召,乃至汉重新拾起分封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郡县制这种社会架构方式消化不良吗? 答:秦的成功得益于它利用土地权利和军功晋升这两种强大激励工具而赢得了对平民的大规模动员能力,然而,作为帝国开创者,它在走向极权主义方面野心过大,而同时却不具备像现代极权主义那么高超的社会控制技术,特别是它对士大夫阶层的疏远和排斥,让它丧失了一项重要的组织资源。 相比之下,汉帝国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维持了对平民的动员能力,一方面收编了士大夫,让他们服务于帝国权力,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并运营上层官僚机器,士大夫与权力的这一紧密结合,构成了此后大一统帝国的最重要支柱。 12,经历了大一统的汉代,合久必分的三国时代又说明了什么?人类是否有挣脱过于庞大的共同体本能? 答:创建和维持集权帝国都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能维持几百年已经算很成功了,将其最终失败归于某种人类本能的看法,是我难以赞同的。 除了种种外力打击,帝国权力结构有着内在的腐蚀倾向,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可能是激励资源的耗尽,就是说,随着代际更替,所有可以用作激励诱饵来吸引社会精英效忠权力机器的资源最终都将分配消耗殆尽,因为分配出去的特权如果不能继承,激励效果就太弱,如果可以继承,就会永远被占住,定期清洗也只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清洗和对清洗的担忧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一不小心就崩盘了。 13,你似乎认为共同体越大越丰富越好?可是有很多小而美的共同体。 答: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多层次共同体,在最低层次上是众多紧密而同质化的小型共同体,相互间和平竞争,最高层次上则是一个类似北约的大型安全共同体,保障内部和平与安全,并维持最低限度的宪法原则和互通性,同时并不要求成员之间高度同质化(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制度上),也不对个人施加强义务。 像瑞士这样的小共同体确实很美好,但她们只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于强权对峙的夹缝之中,或者强权所维持的和平秩序之下,假如国际社会果真是个丛林社会,而大国又有现代级别的武力,瑞士是无法存活的,安全永远是头号问题。 更极端的例子是阿米绪社群,他们本身也足够美好,但你很难想象,像他们这样彻底放弃了自卫权的和平主义者,假如脱离了美国的宪法秩序,来到更险恶的环境中,比如非洲和拉美,如何可能生存下去?事实上我们在盎格鲁世界之外确实见不到这样的美好小共同体。 14,用《群居的艺术》里的思考方法,你怎么看欧盟的成功和不成功? 答:从消除市场壁垒,提升互通性,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这几点看,欧盟都是建立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成功典范,然而,在欧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和天真普世主义的传统,这些祸根正在不断腐蚀着欧盟的宪政、法治和市场制度,扼杀其创造活力,最终也会恶化其内部安全环境,而且这一趋势眼下还看不出有逆转的迹象,所以我对她的前景十分不乐观。 欧盟的例子或许会提醒世人:即便人类能够以完全和平自愿的方式建立起按以往标准衡量相当理想的大型共同体,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确保它会继续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个令人无奈的现实。 15,就你书里呈现的构成大型社会过程,中国似乎绝大部分路都走完了,只差最后临门一脚。而这一脚似乎也不知道往哪里踢,因为普世主义在你看来是虚妄的。 答:这个问题风险太大,我还是不说了。 16,为什么你说推动和维护宪政的是二阶美德? 答:大型社会对个人的美德提出了一些要求,才能确保其成员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合作与互惠关系,其中有些是一阶美德,意思是它们能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相对于对抗性或剥夺性行为),比如诚实无欺的美德,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具合作性,更多互惠和利他,更少欺诈、纠纷和冲突,还有一些是二阶美德,比如对独立司法裁判机构的尊重,对个人自卫权(包括持枪权)的执着,对私人财产权的珍爱,这些美德并不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有时甚至还会引出对抗性行为,然而它们却在维持宪政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宪政以及由宪政所支持的法治与市场体系,却可系统性的引出大量合作性行为,尽管这一因果关系不容易看清,却有着基础性地位。 17,青春的躁动这件事在什么样的群体里最具离心力? 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那些行动能力强又富有野心的年轻人留出足够的上升通道,同时也没有向外输出压力的释放口,那么青春躁动就会形成一股危险的力量。 如果年轻一代的人口大大高出上一代人口,或者经济繁荣度下降,问题就尤为严重,因为上升通道因萧条而变窄,同时却有更多人需要挤进去。 18,在群居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有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比如狂生隐士竹林七贤,今天日本的宅男、食草男、中国的空巢青年。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人类是高度社会性动物,强社会性首先让我们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小共同体,继而又经历漫长过程发展出大型社会,而维系大社会的众多组织和制度元素同样高度依赖于我们的强社会性,但另一方面,当社会扩展到一定程度,分工日益精细化,在一个松耦合的市场体系之中,人际关系也可以变得十分单纯和简洁,结果就为宅男宅女创造了许多生态位,在市场中,一个人只要有一项谋生技能,就能在无须和外界发生很多关系的情况下舒适的生活下去。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态位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虽然过去几百年中这个部分可能扩大了许多,但仍然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提供这些生态位的那整套市场制度,仍然要求人们积极参与并努力维护它,而这些维护工作需要人们结成各种社团和组织,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因而仍然离不开个人的社会性,简言之,市场为宅男宅女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但只有一群宅男是建立不了市场的,也没有能力维护它。  
[译文]创造阶级的一条途径

Class, Caste, and Genes
阶级、种姓和基因

作者:Henry Harpending @ 2012-01-13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West Hunter,https://westhunt.wordpress.com/2012/01/13/class-caste-and-genes/

An article by Sabrina Tavernise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 few days ago describing increasing perceptions of class conflict in America, and there is a lot of recent commentary in the press about this report from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 that claims there is less class mobility here than in several other northern countries.   It is not very clear to me what the complaints really are or what alternatives exist. If there is any substantial heritability of merit, where merit is whatever leads to class mobility, then mobility ought to turn classes into hereditary castes surprisingly rapidly.

几天前,Sabrina Tavernise一篇描写美国阶级矛盾越发明显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这份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的报告宣称美国的阶级流动性少于其他几个北方国家,最近的新闻对此有很多评论。但是我并没有搞清楚他们究竟在抱怨什么或者存在什么可行的替代选项。假设存在实质性的个体优势遗传,同时个体优势总会导致阶级流动,那流动性应该会迅速地把阶层转化为世袭的种姓式分化。

A start at looking int(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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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Caste, and Genes 阶级、种姓和基因 作者:Henry Harpending @ 2012-01-13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West Hunter,https://westhunt.wordpress.com/2012/01/13/class-caste-and-genes/ An article by Sabrina Tavernise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 few days ago describing increasing perceptions of class conflict in America, and there is a lot of recent commentary in the press about this report from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 that claims there is less class mobility here than in several other northern countries.   It is not very clear to me what the complaints really are or what alternatives exist. If there is any substantial heritability of merit, where merit is whatever leads to class mobility, then mobility ought to turn classes into hereditary castes surprisingly rapidly. 几天前,Sabrina Tavernise一篇描写美国阶级矛盾越发明显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这份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的报告宣称美国的阶级流动性少于其他几个北方国家,最近的新闻对此有很多评论。但是我并没有搞清楚他们究竟在抱怨什么或者存在什么可行的替代选项。假设存在实质性的个体优势遗传,同时个体优势总会导致阶级流动,那流动性应该会迅速地把阶层转化为世袭的种姓式分化。 A start at looking into genetic consequences of meritocracy is to create the simplest possible model and follow its implications. Consider free meritocracy in a two class system, meaning that each generation anyone in the lower class who has greater merit than someone in the upper class immediately swaps class with them. Mating then occurs at random within class. There are no fitness differences, no selection at all, everything is neutral. 要开始调查精英制度的遗传后果,应该建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并遵循其推论。设想有两个阶级系统的自由精英制度,这意味着每一代中任何身处较低阶级的人,都可立刻与更高阶级中能力弱于自身的人互换阶级。然后阶级内随机通婚。这里没有健康程度的不同,也完全没有自然或人工选择,所有都保持中性。 It is convenient to discuss what happens in terms of IQ because IQ is familiar and, in northern industrial na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meri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our focus on IQ is like that of the drunk searching for his keys under the lamppost: we can measure IQ but have no good way to measure honesty nor time preference nor conscientiousness and so on. 方便起见,不妨从IQ的角度来讨论由此引出的结果,因为IQ广为人知,而且在北方工业国家中,IQ跟个人优势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谨记,我们对于IQ的关注就像醉汉在路灯下找寻钥匙:我们可以测量IQ,却没有好方法来测量诚实、时间偏好或者尽责性等特质。 initalgeneration This figure shows an initial population with normally distributed merit. A new merit based class system is imposed such that the two new classes are of equal size. In this free meritocracy everyone with merit exceeding the population mean moves into the upper class and everyone with merit less than the average moves into the lower class. The second panel of the figure shows the resulting merit distributions by class before reproduction and the bottom panel shows the distributions after endogamous reproduction. This model assumes that the reshuffling of genes during reproduction leads to normal distribution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in classes. 上图的顶层显示了个体优势呈正态分布的初始人口。一种基于阶级系统的新优势被引入进来,据此划分的两个新阶级的人口数量相当。在这种自由精英制度中,每个能力超过人口平均值的人都进入上层阶级,每个能力达不到平均值的人都进入下层阶级。上图的中层表示在生育前所处阶级导致的个体优势分布,底层则表示在同阶级通婚生育后的个体优势分布。这个模型假设生育过程中的基因重组会导致同阶级的下一代在个体优势上的正态分布。 The process continues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By analogy with IQ the additive heritability of merit is set to 0.6 so there are substantial random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second figure shows the evolution of class differences over four generations or about 100 years in human terms.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代的时间。通过类比IQ,个体优势的可加性遗传率设为0.6,所以这就有了大量随机的环境影响。下图展示了四代(人类角度的大约100年)时间内阶级差异的演化。 fourgenerations Class mobility after the first generation is 30% while after four generations it has declined to 10% and continues to decline after that.  The average merit in the two classes is about -1SD in the lower and +1SD in the upper on the original scale, corresponding to IQs of 85 and 115. 第一代之后的阶级流动性是30%,而四代之后这个数字就已跌至10%并且之后继续下降。相较于原始水平,较低阶级的平均个体优势降低了一个标准差,较高阶级的平均个体优势增加了一个标准差, 对应的IQ数值为较低阶级的85和较高阶级的115。 Recall that there are no fitness differences in this model. Still, after four generations, about 70% of the variance is between classes, which can be compared to  about 35% of the variance among continental human groups for random genetic markers, i.e. colloquially class differences are twice neutral race differences. (The familiar among-population figure of 15% made famous by Lewontin refers to gene differences while here we are comparing genotype differences of diploids, h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5 and 35.) 回想下这模型中是没有健康水平的差异的。但在四代之后,阶级之间的方差仍到达了70%,这都可以与随机遗传标记的跨大陆种群间35%的方差相比了,例如,通俗语境中的阶级差异是纯粹种族差异的两倍。(Lewontin提出的著名的种群间15%的差异数据是指基因差异,而这里我们是比较二倍体的基因型差异,因此差别在15到35之间。) A surprise to me from this model was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classes turn into castes: most of the action is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r so. In retrospect this seems so obvious that it is hardly worth saying but it wasn’t so obvious to me when I started toying with it. 这模型让我吃惊的地方在于阶级转化为世袭种姓的速度之快:大部分转变在第一代左右就已发生。回想起来,这过程看起来如此明显以致于都不值得谈论,但是一开始我很随意地思考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Even though everything here is selectively neutral, I wonder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free meritocracy mimics selection. Any mutant that boosts merit in carriers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the upper class and vice versa. Greg and I discuss in our book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 initially selects for dinged genes that are “quick fixes” in carriers but detrimental in homozygotes, citing sickle cell in humans, broken myostatin in beef cattle, and numerous others. Does this social system mimic selection? 即使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有选择地设为中性,我很想知道这个自由的精英制度与选拔制相似到什么程度。任何让携带者具有个体优势的基因突变都会聚集在较高阶级,反之亦然。Greg和我在我们的书【编注:Greg是Gregory Cochran,作者与他合著了《万年大爆炸》一书,West Hunter是这两位作者的合作博客】中讨论环境改变最初如何选择出了那些丧钟般的“临时补丁”基因,他们能为携带者快速解决一些问题,但对纯合子有害,造成人体内的镰状细胞,菜牛内残缺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和很多其他坏处。这个社会系统也模仿选择机制吗? A correlate of IQ in humans is myopia, one idea being that IQ boosters relax early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 on CNS growth resulting in eyeballs too big for the socket, leading to myopia. I have read somewhere that myopia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come in the US. Time to try to find that literature. 跟人类IQ相关的是近视,一种观点认为IQ超群者放松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生长的早期发展限制,导致了眼球相比于眼窝过大,于是成了近视。我在某处读到,近视在美国跟收入是正相关的。该去试着找到那篇文献去了。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译文]山巴佬该醒醒了!

‘We Hillbillies Have Got to Wake the Hell Up': Review of Hillbilly Elegy
“我们这些山巴佬该醒醒了”——《山乡挽歌》书评
A family chronicle of the crackup of poor working-class white Americans.
一份贫穷糟糕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家庭编年史

作者:Ronald Bailey @ 2016-07-29
翻译: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babyface_claire
来源:reason.com,http://reason.com/archives/2016/07/29/we-hillbillies-have-got-to-wake-the-hell

编注:hillbilly和redneck、yankee、cracker一样,都是对美国某个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地方群体的蔑称,本文译作『山巴佬』

Read this remarkable book: It is by turns tender and funny, bleak and depressing, and thanks to Mamaw, always wildly, wildly profane. An elegy is a lament for the dead, and with Hillbilly Elegy Vance mourns the demise of the mostly Scots-Irish working class from which he springs. I teared up more than once as I read this beautiful and painful memoir of his hillbilly family and their struggles to cope with the modern world.

阅读这本非凡之作的感受时而温柔有趣,时而沮丧压抑,而且,亏了他的祖母,还往往十分狂野,狂野地对神不敬。挽歌是对死人的悼念。Vance用《山乡挽歌》缅怀了苏格兰-爱尔兰裔工人阶级的衰亡,他自己便出身于此阶级。这本书描写了他的乡下家庭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在阅读这本美丽而痛苦的回忆录时,我几度流泪。

Vance grew up poor with a semi-employed, drug-addicted mother who lived with a string of five or six husbands/boyfri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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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illbillies Have Got to Wake the Hell Up': Review of Hillbilly Elegy “我们这些山巴佬该醒醒了”——《山乡挽歌》书评 A family chronicle of the crackup of poor working-class white Americans. 一份贫穷糟糕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家庭编年史 作者:Ronald Bailey @ 2016-07-29 翻译: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babyface_claire 来源:reason.com,http://reason.com/archives/2016/07/29/we-hillbillies-have-got-to-wake-the-hell编注:hillbilly和redneck、yankee、cracker一样,都是对美国某个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地方群体的蔑称,本文译作『山巴佬』】 Read this remarkable book: It is by turns tender and funny, bleak and depressing, and thanks to Mamaw, always wildly, wildly profane. An elegy is a lament for the dead, and with Hillbilly Elegy Vance mourns the demise of the mostly Scots-Irish working class from which he springs. I teared up more than once as I read this beautiful and painful memoir of his hillbilly family and their struggles to cope with the modern world. 阅读这本非凡之作的感受时而温柔有趣,时而沮丧压抑,而且,亏了他的祖母,还往往十分狂野,狂野地对神不敬。挽歌是对死人的悼念。Vance用《山乡挽歌》缅怀了苏格兰-爱尔兰裔工人阶级的衰亡,他自己便出身于此阶级。这本书描写了他的乡下家庭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在阅读这本美丽而痛苦的回忆录时,我几度流泪。 Vance grew up poor with a semi-employed, drug-addicted mother who lived with a string of five or six husbands/boyfriends in the fading Rust Belt city of Middletown, Ohio. The only constants in his chaotic life were his grandparents, Mamaw and Papaw. Vance nearly failed out of high school but eventually graduated from Yale Law School. That personal journey is in the book, but Vance's main story is about the ongoing collapse of hillbilly culture as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own family's disordered experiences. Vance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他母亲半失业且吸毒成瘾,同她的五六个丈夫/男友生活在地处铁锈带、正在凋零中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他混乱糟糕的生活中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祖父母。Vance差点从高中退学,但最终还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段个人生活也被写进了书中,但书的主要情节是透过作者自己家庭颠沛流离的经历来描绘乡村文化的不断衰败。 Before going on, I should make a disclosure: Like Vance, I grew up as a hillbilly. Neither of my grandfathers could read nor write. My paternal grandparents, Mom and Daddy Bailey, left the Appalachian coal country of McDowell County, West Virginia, around 1950 and bought a dairy farm 80 miles away in Washington County, Virginia. I grew up on that farm. 在继续往下写之前,我要坦白:同Vance一样,我也是个山巴佬。我的爷爷外公都不会读写。我的爷爷、妈妈和爸爸Bailey在1950年左右离开了西弗吉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煤城麦克道尔,在离弗吉尼亚州的华盛顿县80英里的地方买了处奶牛场。我便在那农场长大。 For most of my childhood, all six of my grandparents' adult children lived within 10 miles of the home place, as did my dozens of cousins. Every Sunday, a massive family midday "dinner"—somewhere around 40 to 50 people—convened at my grandparents' house. I left the farm at age 16, when my parents got divorced. I will spare you further details, but let's just say that the Baileys did not model their family life on the Waltons. Before I made my escape to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 lived for a while with my mother and one of my sisters in a rented trailer.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祖父母的六个成年孩子都生活在离家10英里的范围内,我的表兄妹们自然也是如此。每个星期天中午,超级家宴——大约40到50个人——就会在我祖父母的家里上演。我16岁时离开那个农场,当时我父母离婚了。多的我就不讲了,我只告诉你,我们Bailey家后来在沃尔顿并没有继续那种家庭生活。在我逃到弗吉尼亚大学之前,我、妈妈和我的一个妹妹在一个租来的拖车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HarperCollinsThough he mostly grew up in the Rust Belt, Vance identifies as a hillbilly—his family's roots are in the hollers of Breathitt County, Kentucky. Vance's Papaw and Mamaw, like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mountain folk, left coal country in 1947 to find work and their shot at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booming steelworks 200 miles north. As a kid, Vance would accompany his grandparents as they traveled back nearly every weekend to visit with family in Kentucky. Middletown was Vance's "address," but the town of Jackson in Breathitt County where his great-grandmother Mamaw Blanton lived is his "home." 尽管Vance基本在铁锈带长大,但他自认为是个“山巴佬”——他家庭的根在肯塔基州布莱斯郡的溪谷中。Vance的爷爷奶奶,像成千上万其他山民一样,在1947年离开煤城到200英里以北的新兴钢铁企业寻找工作和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小时候,每当他祖父母周末回到肯塔基,Vance总是陪伴他们左右。米德尔顿是Vance的“住址”,但他祖父母生活过的布莱斯郡的杰克逊才是他的“家”。 Today hillbilly culture is scarred by spectacular rates of joblessness, single motherhood, drug addiction, crime, and incarceration. Vance places most of the blame for this on the hillbillies' own shoulders. Globalization and automation decimated the manufacturing jobs that many low-skilled workers leveraged into a middle-class live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he argues,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fatalistic victimhood now. 今天的山巴佬文化被骇人的高失业率、单身母亲、毒品上瘾、犯罪和牢狱搞得遍体鳞伤。Vance认为责任主要在山巴佬自己。全球化和自动化削减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而20世纪中叶许多低技能的工人正是靠这些工作跻身中产阶级。但这并不能成为当下宿命论式的受害者情结的借口,Vance强调。 Throughout the book, Vance offers stories from family, friends, and neighbors that illustrate the growing cultural dysfunction among poor whites. For example, he takes a job at a floor tile warehouse for $13 an hour where one of his co-workers is a 19-year-old with a pregnant girlfriend. The warehouse owner gives the girlfriend a job as a receptionist. The 19-year-old and his girlfriend are warned about their increasingly frequent absences and tardiness, and eventually both were fired. The 19-year lashes out at the manager, saying,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me? Don't you know that I've got a pregnant girlfriend?" 通过这本书,Vance用自己家庭、朋友和邻居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贫穷白人中的文化失调。举个例子,他曾在一个地板瓷砖仓库工作,每小时13美元,他的一个同事是个19岁的小伙子,有个怀了孕的女友。仓库的主人给他同事的女友一份前台接待的工作。这个19岁的小伙子和他的女友因为越来越频繁的缺席和懈怠而被警告,并最终被解雇。小伙子对着经理大吼大叫,“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还有个怀孕的女友吗?” At another point, Vance meets an old acquaintance in a Middletown bar who tells him he recently quit his job because he was sick of waking up early. Later, the same guy was complaining on Facebook about the "Obama economy" and how it had affected his life. 还有一次,Vance在米德尔敦的一个酒吧碰见一位老熟人,那人告诉Vance,自己因为厌倦了早起而辞掉了工作。之后这个家伙又在Facebook上抱怨“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 Hillbilly culture is suspicious of outsiders and enforces a violent code of honor. Vance recalls that boys who got good grades in school were considered "sissies" or "faggots," an attitude that keeps people ill-educated and isolated. As their hopes for achieving the American Dream have faded, his hillbilly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have come to see the institutions of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as rigged against them. This has engendered a deep and debilitating pessimism among poor working-class whites. Hillbillies are killing themselves so effectively with drugs and alcohol that their life expectancies are actually falling. 山乡文化对外来者警惕怀疑并且极端强调荣誉。Vance回忆小时候在学校得了高分的男孩会被当成“娘炮”或“基佬”,这种态度让山巴佬无法受到良好教育并且被孤立。随着他们实现美国梦的机会逐渐消失,他的山巴佬亲戚、朋友和邻居逐渐认为社会体系、政府和经济都被操纵着跟他们作对。这在贫穷白人中催生了一股根深蒂固的、让人颓废的悲观情绪。山巴佬们用毒品和酒精毒害自己,他们的生活前景越发惨淡。 Does Vance offer any solutions for white working-class despondency and fatalism? "These problems were not created by government or corporations or anyone else. We created them, and only we can fix them," he argues. "We hillbillies have got to wake the hell up." He provides several examples of members of his extended family who have managed to leave poverty and family dysfunction behind. Tellingly, nearly all of them are women, got educations beyond high school, and married men who were not hillbillies. Vance是否为白人工薪阶级的悲观情节和宿命论提供了任何解决方案呢?“这些问题不是由政府或企业或任何人搞出来的。我们自己搞出了这些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能搞定它们,”他认为,“我们山巴佬们该清醒了。”他从他的亲戚中举了几个成功摆脱贫穷和家庭分崩离析命运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是女性,在高中后继续接受教育并嫁给了不是山巴佬的男人。 "People sometimes ask whether I think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my community," Vance writes. "I know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a magical public policy solution or an innovative government program. But these problems of family, faith, and culture aren't like a Rubik's Cube, and I don't think that solutions (as most understand the term) really exist." “人们有时会问我是否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我们社区的问题,”Vance写道,“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一个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项目。但解决这些家庭、信仰、文化的问题不像玩魔方,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通常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Well, there is at least one "solution." Vance observes that all of his successful friends from Middletown did one other thing: They got the hell out of Middletown. They moved to where the jobs are. Just as Vance's hillbilly grandparents left the impoverished hollers of Kentucky to build middle-class lives in Middletown, today's urban hillbillies could get on the highway to opportunities elsewhere. In the mean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op paying poor people to languish in Appalachian and Rustbelt poverty traps. 好吧,至少还是有个“药方”。Vance发现他所有来自米德尔敦的成功朋友都做了一件事:滚出米德尔敦。他们搬到有工作的地方。就像Vance的山巴佬祖父离开肯塔基毫无生气的溪谷并在米德尔敦过上中产生活一样,今天的城市山巴佬可以开车驶向高速公路,去别的地方找到机会。同时,政府应该停止向阿巴拉契亚和铁锈带陷入贫穷陷阱中的穷人发钱。 Vance calls himself a "cultural emigrant." By leaving his hillbilly culture behind, he has been able to create and enjoy a better life. I made much the same journey from Appalachian poverty to what has been a fascinating and fulfilling life. Vance clearly has some regrets about his cultural emigration; I have none. Vance称自己为“文化移民”。离开了山乡文化,他懂得了创造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我走过相同的路,从我阿巴拉契亚的穷人生活中走出并过上了精彩充实的生活。Vance显然对自己的文化叛逃有几分悔意,而我没有。 Despite all their failings, Vance fiercely identifies with and loves his people. He is also a natural storyteller who makes compellingly personal the statistics and news stories about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ming apart of America. It hits close to home. 尽管山民在许多方面的失败,Vance仍视自己为其中一员并对他们怀着深厚感情。他天生会讲故事。关于美国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分裂【编注:此处双关,Coming Apart是政治学家Charles Murray的一部著作】,在别处你会读到平淡的统计数字和新闻故事,但他能让你感同身受。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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