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无须承担更多气候义务
辉格
2009年11月25日

就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上周突然发生了“气候门”事件，有黑客侵入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服务器，从中窃取了1000多封邮件和3000多份其他文件，并将窃得的共160MB数据上传到了多个网络服务器上，一时间在关注气候问题的评论圈和公共舆论中炸开了锅。

据一些读过部分邮件的评论者介绍，这些文件暴露了，持人为全球暖化学说的研究者，如何刻意选择统计方法修饰数据，如何在私下抱怨研究结果不确定的同时却对外界信誓旦旦，又如何在学术同行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对学术对手的病逝幸灾乐祸；这些信息，经过人为暖化怀疑者的挑选、渲染和传播，在舆论中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可能影响各国选民对气候政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转变继而会影响政客们的姿态和立场，或许在哥本哈根就会有所显露。

讨论气候问题，需要意识到一个前提：地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高度不确定、难以认识清楚的系统，对气候的研究包括了从天体物理、天文史、太阳物理，到空气力学和化学、地质史、生物史和生态学等诸多学科，这些研究所需要的事实，绝大部分已湮没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而研究所依赖的诸学科，却多半还很年轻稚嫩。

所以，即便在这方面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学者们，对于气候系统运行和历史演变的认识，迄今仍处于十分初步的探索阶段，因而，他们对气候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所做出的任何总体性判断，都不能给予过高的置信度；可以这样说，如果具有同等可信度的证据用来提起刑事指控，是远远不足以让法官定罪的，甚至不足以立案；IPCC在人为暖化上的结论，应该放在这样背景下解读。

气候问题之所以如此充满激烈纷争，是因为一方面关于气候的学问庞杂深奥，为外人所难以理解，更无从评估和判断，但同时，如果IPCC的结论是可信的，且框架公约付诸实施，便意味着低碳大气已成为一项稀缺资源，因而需要为此资源创建排他性，而这将大大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不仅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成本，对某些产业还将带来毁灭性打击。

更严重的是，由于无法阻挡大气的全球性流动，碳浓度的排他性必须由一个全球性强制机制来实施，这将史无前例的为一项生存必需品建立全球排他性，是迈向创建全球政府的一大步；一个对权利、生活、法律和政治体系即将带来如此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进程，无疑会激励人们对此作出评估和表达意见，此时此刻要求外行闭嘴，是粗暴和不切实际的。

作为外行，我们有理由怀疑IPCC的结论，尤其当得出这一结论所依赖的推理链条如此漫长的时候；在赞同气候政策的报道和评论中，最多听到的是关于全球暖化的各种迹象和警告，却常常忽视气候政策背后的逻辑链：存在暖化趋势，这种暖化从历史上看是异常的，异常暖化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碳浓度上升，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

这是极端简化的推理链，实际上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复杂的因果推断和论证，如果其中许多环节的可信度都不高，那么基于整个链条的结论就十分可疑了；用如此高度可疑的结论去要求全世界每个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此次气候门所暴露的问题，由于尚没有足够的文件被仔细解读，还无从判断；且不论气候学界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编造和歪曲，但可以相信的是，在科学意见从学术界走向舆论和政治的过程中，极可能被扭曲和放大，因为传播学和政治动员体系内在的具有这种扭曲和放大的本性。

媒体历来偏好灾难事件，这从灾难时期的收视率和点击率便可看出，而暖化危机是很好的危机题材，而且气候趋势的不确定性使耸人危言在短期内很难被证伪；同样，政治家也喜欢危机，所谓乱世出英雄，灾难是最有效的动员令，无论所动员的是战士、选票、还是税收。

所幸的是，媒体也喜欢丑闻，科学造假是很好的题材，而造假带来的选民愤怒和信任危机也定会引起某些政客的兴趣，或许气候门会发展为一次反方向的舆论和政治浪潮；这样的潮流反复是好事，有助于我们从双方的辩论和争斗中看清真相，作为最终承担代价的老百姓，不妨抱着警惕心静观其斗，而对于实际的政治进程和权利变动则尽量施加阻力，随着更多的事实、理论和逻辑过程被暴露，最终基于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历史上，许多纷争反复都曾帮助我们看清道理和走向成熟。

退一步讲，即便IPCC结论可信，气候政策难以避免，中国国民也不应承担比现在更多的义务；事实上，过去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大扭转和快速城市化，是中国人对全球环境的最大贡献，并且这种转变在今后几十年仍将继续，它的效果远超过将碳排放压缩几个百分点；与传统农牧业相比，城市的高度密集生活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与中国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以上，他们才应承担更多责任，如果必须有人承担责任的话。

关于环境保护的一段对话（2009-5-19），存档：

59:30  F  辉格  我觉得多生小孩并不是所有成本都落在生育者自己头上的
59:44  辉格  F  ？
00:02  F  辉格  比如制造出来的垃圾，就没啥成本了吧
00:25  辉格  F  有啊
00:31  辉格  F  垃圾处理要钱的
00:35  辉格  F  卫生费
00:41  F  辉格  现在没啥钱
01:10  辉格  F  前提是财产权覆盖够充分
01:20  辉格  F  环境问题是财产权问题
01:24  F  辉格  我觉得对资源的消耗浪费或者破坏，现在都没啥成本，或者成本很小
01:29  辉格  F  怎么没啥钱？
01:35  辉格  F  物业费里含卫生费
01:36  F  辉格  卫生费
01:52  F  辉格  水，多不值钱。。。。。。。
02:02  辉格  F  价格管制
02:27  辉格  F  F 说 (02:01): 我觉得对资源的消耗浪费或者破坏，现在都没啥成本，或者成本很小 
02:40  辉格  F  这是产权缺失的结果，见文
03:17  辉格  F  如果流溪河归某人所有，就没这问题
03:49  辉格  F  即使流溪河主人不爱惜它，也没关系
04:08  F  辉格  为啥没关系
04:10  辉格  F  爱惜它的人可以付钱给他
04:17  辉格  F  让他保养好
04:21  辉格  F  否则不给钱
04:33  辉格  F  如果没人愿意给，说明没人真的爱惜它
04:36  辉格  F  说说而已
04:54  F  辉格  那除非给流溪河起围墙
05:00  辉格  F  未必
05:03  F  辉格  不然干嘛自己花钱，让别人享受
05:12  F  辉格  看都不给别人看
05:22  辉格  F  有人花钱=\=一个人花钱
05:29  辉格  F  NGO多了
06:18  辉格  F  还有房产商
06:32  辉格  F  两岸的房产商都会付钱给他
06:51  辉格  F  旅游业老板
06:59  辉格  F  餐馆老板、酒店老板
07:14  辉格  F  这些老板组成的商会
08:17  辉格  F  不要一想到外部性就认为交易无法达成
08:24  辉格  F  任何交易都有外部性
23:34  F  辉格  那就不见得是福利社会才这样咯，像你说的这样，河流公有也会影响真正的成本
23:58  F  辉格  哦，就是你说的公共化
24:03  辉格  F  对，公有=没人有=产权缺失
25:18  辉格  F  资源保护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成本内化的过程
25:37  辉格  F  而环保组织和各国环保政策的努力方向恰好相反
26:52  F  辉格  解释一下嘛
27:16  辉格  F  比如政府罚款，
27:31  辉格  F  收益没有落实到个人，起不到激励作用
27:47  辉格  F  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
27:57  辉格  F  捕猎禁令
28:23  辉格  F  全都与成本-收益内化背道而驰
29:08  F  辉格  哦
29:52  辉格  F  保护区无法阻止巴西和印尼农民的刀和火
30:07  F  辉格  那承包也是个办法哦
30:08  辉格  F  只有私人产权能阻止
30:44  辉格  F  承包就是产权一种
30:51  辉格  F  产权不必是永久性的
31:05  辉格  F  只要主体和边界明确
32:31  辉格  F  保护雨林的唯一办法是把它分给私人，然后向他们付钱
32:38  辉格  F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33:25  辉格  F  如果把沙漠分给私人，很快就会改变，我打赌
33:40  F  辉格  是啊，有先例的吗

去年我在一个旧帖里介绍过沃森测试，我在Matt Ridley的The Red Queen里读到它，该测试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逻辑结构完全不变的一个问题，当它用抽象符号表达时，大部分人不会解答，当它被描述为侦探型问题（即事实探索型的）时，多数人很快找到正确答案，当它被描述为社会规则型问题时，多数人迅速给出答案，但答案与被测试者的身份强烈相关，此时逻辑能力靠边站了。

Matt Ridley -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Chapter 10 THE INTELLECTUAL CHESS GAME (Sect7) GOSSIP'S GRIP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eception's role in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experiments that Leda Cosmides did wh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at Gerd Gigerenzer and his colleagues did at Salzburg University. There is a simple logical puzzle called the Wason test, which people are bafflingly bad at: It consists of four cards placed on the table. Each card has a letter on one side and a number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the cards read as follows: D, F, 3, 7. Your task is to turn over only those cards that you need to in order to prove the following rule to be true or false: get card has a D on one side, then it has a 3 on the other.
When presented with this test, less than one-quarter of Stanford students got it right, an average performance. (The right answer, by the way, is D and 7.) But it has been known for years that people are much better at the Wason test if it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can be set as follows: "You are a bouncer in a Boston bar, and you will lose your job unless you enforce the following law: If a person is drinking beer, then he must be over twenty years old." The cards now read: "drinking beer, drinking Coke, twenty-five years old, sixteen years old." Now three-quarters of the students get the right answer: Turn over the cards marked "drinking beer" and "sixteen years old". But the problem is 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e first one. Perhaps the more familiar context of the Boston bar is what helps people do better, but other equally familiar examples elicit poor performance. The secret of why some Wason tests are easier than others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psychology's enduring enigma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have solved the enigma. If the law to be enforced is not a social contract, the problem is difficult—however simple its logic; but if it is a social contract, like the beer-drinking example, then it is easy. In one of Gigerenzer's experiments, people were good at enforcing the rule "If you take a pension, then you must have worked here ten years" by wanting to know what wason the back of the cards "worked here eight years" and "got a pension"—so long as they were told they were the employer. But if told they were an employee and still set the same rule, they turned over the cards "worked here for twelve years" and "did not get a pension," as if looking for cheating employers—even though the logic clearly implies that cheating employers are not infringing the rule.
Through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proved that people are simply not treating the puzzles as pieces of logic at all. They are treating them as social contracts and looking for cheats. The human mind may not be much suited to logic at all, they conclude, but is well suited to judging the fairness of social bargains and the sincerity of social offers: It is a mistrustful Machiavellian world. ……

当时我评论到：

如果告诉你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原材料暴跌，大伙儿很可能拍手叫好，但如果告诉你原材料价格暴涨，你就很可能觉得事情很糟糕，其实是一码事。 类似的例子很多，人的理性就是如此。

Leda Cosmides的原始论述可参见：The logic of social exchange: Has natural selection shaped how humans reason? Studies with 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人的所谓“智力”，严重依赖于的问题情境，一旦脱离熟悉的情境，天才也可以变得十分愚蠢，什么洞察力、判断力、逻辑能力，可以统统丧失殆尽，这方面，哲学家、科学家、精明商人，都未曾免俗。这里再补充个例子，西蒙vs埃利希的十年之赌（摘自：张玉路<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赌博>）：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我在关于人碳暖球的短文中，转贴了CLOUD项目的一些研究结果，是为了给科学界已对人碳暖球达成共识这种说法提供一个最新的反面例子。土摩托在有关评论中，认为外行如此谈论科学问题是轻率的：

我看到牛博的辉格写了篇文章，质疑全球变暖。我根本没有看他写的内容，我只想对他说：气候变化领域确实鱼龙混杂，太多的利益集团和太多的非主流意见满天飞，任何人恐怕都能找出很多看似合理的科学论文为自己的任何主张壮胆。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必须遵循我上面提到的原则，听从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与此类似，连岳在地震预测的问题上犯的是同一个错误。连岳和辉格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是，在科学传播领域，我建议两位还是小心一点，大家都是出来混的，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别总用“知情权”做幌子。很多时候，一帮被误导的民众远比一个独裁者更可怕。

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

作为科技记者，我的原则是：如果是我熟悉的领域，那么我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不会轻信任何采访对象。如果是我不熟悉的领域，那么我只相信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如果有时我觉得有必要写一写非主流意见，一定在文章里明确地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

我赞赏土摩托所声明的原则。问题是：关于气候问题，究竟什么才是“科学界的主流意见”？或者说：科学界的共识是否已经达到能形成某种主流意见的程度？我所关注和希望引起读者关注的焦点，正在于此。

作为外行，发表关于气候的言论是否轻率？这值得细究一下。实际上，我的谈论涉及了四个问题：
1）气候到底是怎么回事？
2）关于气候，科学界是否存在共识？共识的内容和程度究竟如何？
3）如果科学界有某种程度的共识，这些共识在进入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的过程中，是否被严重扭曲了？
4）在科学意见转变为对法律和政策的影响的过程中，其间走过的逻辑链条是否完整和清晰？

对第一个问题，作为外行，我的确无话可说，对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借助科学记者们负责任的报道，我能够形成某种观感，对于第四个问题——这是我用“人碳暖球”这个词所希望澄清的主要问题，每一个讲逻辑的人都可以谈论。

“人碳暖球”意思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导致全球暖化”，我发明这个新词，是因为全球暖化忽悠者们总是把学术界对某些事实的局部共识偷偷拼凑进一条很长的逻辑链条，并造谣说学术界对这整个链条已达成共识，这根链条是：大气温度在过去一百年里呈上升趋势←气温上升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

他们用学界对全球暖化（链条第一节）的微弱共识去忽悠公众相信他们的暖化危言，兜售的却是需要整个链条才能支持的碳管制这一私货。用“人碳暖球”这个词来准确指称整根链条，可正视听。

我在去年8月曾推荐了杰里·泰勒在《国家评论》上发表的《全球变暖辩论及政治活动的现状》一文，该文详细科学界的意见在进入公众舆论和政治活动时，如何被极度扭曲；此后，许多朋友看到了BBC的纪录片《全球变暖的大骗局（The.Great.Global.Warming.Swindle）》，该片用大量证据全面质疑了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今年7月，我又推荐了《今日评论》上<人造全球暖化的骗局是怎么一回事？>一文（如果打不开原文链接，见此帖3楼），此文用大量数据和图表说明了所谓的科学界共识压根不存在。

昨天，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庆承瑞在《科学新闻》上专文介绍了CLOUD项目的研究进展，CLOUD的相关研究，通过分析铍10和碳14的丰度与宇宙线的相关性、碳14丰度与气候史的相关性、宇宙线和大气云量的相关性，以及宇宙线和云量关系的可能微观机制，等等，初步揭示了宇宙线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以上结果似乎表明：太阳的周期变化引起宇宙线的变化，并通过宇宙线和气候发生关联
这里云层起放大的作用，当宇宙线变强时，低层云会增加，这就使得反射出去的辐射能会比吸收的更多，因而导致气候变冷。如果真是如此，从上述强关联，人们曾估算出：太阳一个周期的变化能使辐射强迫增加约1.2W/m2，而如上所述，上世纪由CO2产生的辐射强迫是1.6W/m2。这表明这一“效应”，绝不可忽视，因为1.2W/m2是1.6W/m2的75%。……

……已经有很多有关宇宙线和气候关联的实验事实，其中不乏质量很高的而且关联很强的事实。从同位素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这种“高质量、强关联”的实例。人们不能置这类事实于不顾，更不能先验地排除它们。……

传统思维： 只有我们能够想出办法来处理掉可怕的核废物，核能才能真正为人类所利用。 科学原理： 美国政府对核泄漏的允许范围做了严格的限定，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比如，政府对内华达州丝兰山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做了以下要求：保证住在下游的居民以及把下游河水作为生活用水的所有人每年因核泄漏而接触的辐射量不能超过15毫雷姆。而一个人平均每年从自然界以及在医院接受治疗过程中所接触的辐射量约有350毫雷姆。 有人说，核废物在300年后的辐射性比作为原料的铀还要强100倍。这是事实，但听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如果核废料被存储在地下，并且其中1/10有泄漏的可能，其危险指数与我们一开始便没有将铀开采出来而面临的潜在辐射危险是一样的。

那些拚了命反对建核电站的环保分子，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即使把一个核电站所产生的废料不加处理倾倒在一座荒山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比一座同等功率的火力发电站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和用木材做燃料相比了。

http://www.vankeweekly.com/Forum/AnswerTopic.aspx?ForumID=37&TopicID=168151
玩笑开大了：一加仑玉米乙醇因其所需耕地而增加325磅碳排放

2007年，美国玉米种植面积9072万英亩，比2006年增加1252万英亩，创历史纪录，见： http://www.shcifco.com/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98

亩产为149蒲式耳/英亩，见： http://finance.sina.com.cn/futuremarket/futuresqtzx/20060803/10152788765.shtml

而生产一加仑玉米乙醇需要0.394蒲式耳玉米，见：
http://www.df001.cn/NewsInfo.asp?id=4749

相当于，每英亩玉米产58.7加仑乙醇。

假设新增的玉米种植地原先为草地，将草地变为玉米地将增加碳排放，增加多少呢？大约每英亩8.66吨/年（参照有关草地变为春小麦种植地的碳排放影响研究报告，见：
http://media.aweb.com.cn/magazine/looknews.jsp?aid=E8B659EB-D165-47B3-944E-6A579F66433A）

因此，一加仑玉米乙醇因其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325磅碳排放，这完全没有考虑玉米的生产、运输、加工中的人力和能源消耗。

对比：每加仑汽油的总和碳排放（包括加工和最终燃烧环节）约为20磅，见： http://ebook.cqnews.net/html/cqnews/gv/203.html

即使换成甘蔗乙醇，这个数字也高达136磅C02/加仑

甘蔗乙醇的土地效率大约是玉米乙醇的2.5倍，见：
http://www.newenergy.org.cn/html/2005-5/2005510_874.html

记得我曾说过，农耕是环境的最大威胁
唯有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扭转局面。

揭穿了乙醇的环保价值，就只剩下对付产油国的战略价值了

但即使是战略价值，也玉米乙醇也谈不上，因为其加工过程消耗大量化石能源，几乎等同于其成品所提供的能量，但可笑的是，美国国会一边大力奖励玉米乙醇，一边维持对巴西甘蔗乙醇的高关税。 美国农民又一次利用他们的票箱掠夺了全体美国人民，并间接压制了中国人民的猪肉消费，居然还有人说多数暴政只是理论上存在。

生物燃料：一个昂贵的玩笑？
辉格
2008年4月8日

眼下，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回顾这一轮物价上涨，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去年春天开始的猪肉涨价和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上涨。当时有人将之归因为猪蓝耳病和其他供给障碍造成的短期波动，现在，随着以食用油、小麦和大米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这不是一次短期波动，而是农产品价格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近年来因全球环保运动、各国环保政策和石油价格上涨所共同推动的生物燃料产业的繁荣，后者将大量农产品从食物供给中吸走了。

大致上，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的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今天，在高价诱惑下，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但持续的高粮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逆转这一良好趋势。

对于生物燃料带来的粮食危机和环境后果，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在政治家中，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报告前两周，英国下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报告。但是，真相的揭露和认识的改变能否导致政策的纠正？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投入，围绕生物能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那些已经投入巨资并享受优厚待遇的生物燃料企业，那些尝到了农产品价格暴涨甜头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农场主，那些靠宣扬生物燃料的环保优势赢得选票的政客们，将团结一致保卫支撑着该产业的能源政策。

不出所料，EAC的报告刚一发布便遭到激烈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可笑的是一份泄密的欧盟报告表达了与EAC相似的判断），接着便是英国农场主组织、欧洲生物乙醇燃料协会和欧洲生物柴油理事会。

当然，即使没有政策推动，高油价也会催生生物能源，但规模不会如此巨大，速度不会如此迅猛，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在事关全球环境这样的事情上，政府也并不天然地比市场更加有效，貌似能够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府过去曾经犯下将来还会犯下非常短视而愚蠢的错误，而当错误暴露时，政府机构所固有的迟钝和僵化，将阻碍它像市场参与者那样在价格和利润信号指引下做出及时的调整。所幸的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生物燃料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尚小，还没有成为政府决策的大包袱，在未来难以回避的转向中损失会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