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不赞成政府对粮食做任何事，这里说的，是假设人们都同意，政府粮食政策所宣称的目标是可取的，那么在市场化条件下，达成这些目标的合理方式是什么）

粮改的政策目标分析
辉格
2008年12月15日

近日，关于产粮大省吉林加速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制的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粮食体制改革的关注。正如吉林有关政府人员所承认的，加速改制，是国有粮企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下，无奈的选择。实际上，2004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基层国有粮企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盈利模式和生存基础，改制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延续。同样的变化已经或即将在其他省份发生，只是各省所面临的困境和政策推进速度与深度有所不同。通过深化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来化解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正确的做法，值得赞赏。

粮食体制改革，始于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经过1988年取消粮票，1993年取消购粮本，实现了零售环节的市场化，然后在1998年启动了以国企主导和高度管制（所谓“四不一保”）为特征的半市场化改革，最终在2004年启动了全面市场化改革。应该说，目前尚处于2004年改革的推进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轮改革涉及到大量地方国企的改制、功能转变和人员安置，遭遇困难和阻力是难免的。

与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同时推动的，也是作为该项改革的重要目标的，是政府的粮食安全政策。过去，政府通过国有化和统购统销来控制粮食，现在既然全面市场化的方向已定，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确定和实施粮食安全政策。所谓粮食安全，是指即使在灾难、贸易封锁和战争等极端条件下，仍可确保国内市场粮食供给基本充足。从历来的政策宣示中不难看出，政府已将这一大目标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任何时候，境内都有足够多（比如半年）粮食存量；在短期，种植者不会受过低粮食价格之伤害，消费者不会因过高粮食价格而造成生活困难；在长期，种植者有足够激励维持现有种植总面积，以便维持现有的粮食自给率。

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当前使用了三个政策工具：供方补贴，国家储备和土地用途管制，具体是，以补贴价限量收购种植者的粮食产出，建立以政策性国企为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由国土局管制耕地转为其他用途。这一政策组合中，政府主要扮演了业主、经营者和管制者的角色，相比计划体制下，政府直接扮演生产者和销售商的角色，有了很大进步；但这仍然不是一个真正面向市场化的政策组合。经验表明，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同时，若要保持市场按其自身的逻辑运行，发挥其供需调剂和资源配置功能，最佳的选择是，政府以市场平等参与者的身份从事买卖，而不是用干预和管制去制造扭曲和价格信号传导障碍。

分析上述经过分解的目标可以发现，关键的变量是价格和存量，政策目标实际上是让这个变量始终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内。在充分发育的市场里，要做到这一点，有比现在更简便清晰、更市场化的工具。要维持粮食价格区间，政府可以在公开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上进行买卖，大宗市场上的标准合约交易，在效果验证、信息透明度和实施费用上，都比直接补贴种植者好得多，大宗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即期和远期价格信号，可以为种植者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和指导；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鼓励和培育基于标准合约的大宗市场。

要维持粮食存量区间，政府可以建立储备体系，但不必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和库存粮。一方面，政府可以保有一个覆盖未来若干年并滚动更新的期货合约序列，来确保其未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境内粮食库存监测系统，并结合合约交易来确保境内库存量维持在目标区间内；政府可以按库存量向粮食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换取其接受库存监测和定期抽查，这样做比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效率更高；这样的储备体系是自动滚动更新的，避免了国有储备粮的损耗。作为头号粮食生产国的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联邦粮食储备体系，但联邦政府并不拥有任何粮库。实际上，只要境内有足够的粮食存量，谁拥有它并不重要，因为政府并未放弃在紧急情况下征用粮食用于救灾和战争的权力。

此前的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貌似火力凶猛，实则避重就轻，把焦点扯到了私人飞机和高管薪酬等枝节问题上，这一次，共和党参议员总算抓住了要害——劳动成本，以下摘自WSJ报道：

两党的谈判集中在如何让美国汽车业作出一系列承诺上，包括进行债务重组、以及将用工成本降至与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rp.)和日产汽车公司(Nissan Motor Co.)在美业务相一致的水平等。但由于共和党人坚持要三大汽车公司在2009年就将员工工资降至与丰田和日产在美员工工资相一致的水平，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民主党人也支持将三大汽车公司的员工工资降至与丰田和日产在美业务一致的水平，但不同意以如此快的速度完成。

救助案在参院和众院的不同命运乃意料中事，参议员的任期长度是众议员的三倍，因而相对不受短期民意和舆论的影响，对自己观点（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比较能坚持。

关于GM救助案的话题，学经济家说：

另一条道路就是诉到最高法院，判决工会集体谈判权违宪，依靠集体谈判权获得的高于市场行情三四倍的收入以及收入协定，违法，需返还受害人（公司及股东）并赔偿损失，呵呵。这是最理想的，直接把工会搞破产。……

如果能打赢官司当然再好不过，但万一输了官司，会留下一个极为恶劣却又权威的判例，所以，没有十分把握，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案子提到最高法院，这种谨慎是有道理的。

（按：时至今日，曾被我诟病的那些乱投医举动，都已远超出我当初预期的规模实行了，党国终于进入了全面胡搞的境界，据说胡搞急先锋汪洋同学还受到领导站队力挺，虽然他正在拼命寻找任何一根稻草，来擦拭自己不久前拉出的一滩滩烂屎，呵呵。） 切莫病急乱投医 辉格 2008年8月20日 昨天，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发表报告，预测决策层正在考虑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减税、价格放开、财政刺激和信贷放松等措施，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可能出售部分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以建立平准基金来稳定股市。投资者似乎对此做出了迅速反应，东方晨报今日凌晨发行了该报告，上证指数随之大涨7.63%。尽管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情与该报告的关系，但这段时间投资者对政府救市的普遍期待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动用外汇储备建立平准基金来挽救股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既不利于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也将危及货币系统的稳定。现行的外汇储备制度，原本只是因为我们的面向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发资本市场的改革没有完成而遗留的过渡性安排，也是人民币信誉充分建立之前保障货币稳定性的辅助措施，是有待改革的对象，而不是理想的长期制度。按现行的做法，我们的贸易顺差和资本净流入所结余的每一美元，都被我们的储备机制复制了两份，一份以人民币兑换给出口商或对内投资者，另一份以购买美国国债和主权投资基金等形式流回国际资本市场。 外流的外汇储备推高了国际市场的流动性，其中有些会辗转流回国内，但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因而这一压力主要由美联储来消化。但如果动用外汇储备投资国内股市，情况便完全不同，上述被复制成两份的外汇结余全部流入国内，这跟直接印钞票没有区别。不久之前，货币当局还在想尽办法防控国际热钱，而动用外储于国内无异于自己直接制造热钱，与当前控制通胀的宏观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那么，假如不用外储而用财政盈余来建立平准基金，是否可取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平准是个虚幻的理想，所谓平准，就是通过低买高卖来平抑价格波动。问题是如何知道何为高何为低？如果这是可预知的，那就无须政府来平准，私人投资者自会踊跃投入。当然，政府比私人投资者更有能力通过操纵市场来预知高低，但这显然不是平准的初衷。更严重的是，平准基金一旦建立，便会成为股市的一个长期干预力量，投资者将唯其马首是瞻，这既有害于股市健康发展，也会为政府加上不必要的负担。一旦市场波动，广大股民更会把怨气撒到政府头上。 实际上，政策当局大可不必为市场的短期状况而担忧，当前的经济困境并非股市暴跌所致，相反，股市低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同时，股市低迷并非当前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信贷紧缩的受害者主要是中小企业，他们原本就没有机会上市，而有能力在股市融资的企业虽然减少了IPO和增发，却成倍增加了公司债，他们的融资能力并未被明显削弱。总体上看，市场并不缺少货币，缺少的是末端的流动性，即货币难以流向最迫切需要它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这是个制度性障碍，非短期刺激政策所能解决，需要长期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最近的基层金融业开放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一定要救市，那么应该遵循两个原则：首先，不要让冒险者逃避他本应承担的风险，从而对政府救市造成习惯性依赖；其次，救助的目的应限于保护未卷入冒险行为的无辜的实体经济，让他们免受流动性过度紧缩的伤害。在当前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唯有大幅度减税是最简便易行、见效最快、风险最小的救市措施。

实际税负在增加 辉格 2008年7月21日 今年以来，在原材料和劳动成本上升、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全球性不景气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条件普遍恶化了。为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政府经济政策可以做出何种调整，来帮助企业纾缓困境，而其中便不乏呼吁政府减税的声音。 确实，过去十几年来，虽然法定税率没有提高，但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却一直在以较快的速度加重，这表现为政府税收收入的迅猛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中央税收占GDP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15%提高到2007年的20%。这一结果，归因于三个方面：税制改革与征管强化、国企改革与重组和企业规模化。实际上，前两项都是政府经济政策成功实施的结果，而第三项如果不是政策当局推动的结果，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消了税收包干制，改行分成制，同时推行增值税，并开始推动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强化征管措施。就其目标而言，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程度甚至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当初的预期。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94年税收实际征收率只有50%，2003年提高到70%。此后实征率显然还在继续提高，其中增值税实征率已提高到82%，而个人所得税虽经两次提高起征点，税入仍从2003年的1418亿上升到了2007年的3186亿。 税收实征率的大幅提高，一方面是税制改革和征管强化的直接后果，而另一方面，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我认为，也是因为国企改革和企业普遍规模化创造了更有利的征税条件。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开始了新一轮央企改革与重组，通过合并，央企数量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减少，从03年的196家减少到07年的151家。相应的，通过合并、资产注入和上市融资，央企规模迅速扩大，同时，许多央企被赋予了行业垄断权。 改制后的运营效率提高和被重新赋予的垄断权为央企带来了巨额利润，央企利润总额从03年的3767亿增长到07年的11000亿，相应的纳税额也从3563亿上升到8460亿。央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没有规避税收的激励，相反，往往还有多缴税的激励。避税或逃税对央企没有意义，因为少缴税增加的是业主权益，而央企的业主就是征税人——中央政府。对于央企的经理，创造利税是他作为国家公务员的重要业绩考核指标，而避税对他个人却没有任何好处。 国企垄断权有两个效果，一是将消费者剩余转变为垄断利润，这实际上等同于消费税，二是将经营利润从潜在的民营竞争者那里转移到垄断国企，这种转移使得税收征收更加方便，实征率也更高。这两部分利润最终都以税收和红利的形式变为财政收入，实际结果就是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个变化是企业规模化，从03到07年，城镇就业人数从2.56亿增加到了2.94亿，而同时，内资企业户数却从416万户减少到了328万户。与此背景相伴的是三个变化：一、企业主的平均资产存量大幅提高，这提高了他们逃避税收的风险和成本；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的资产存量大幅提高，其中房产、车辆、证券、存款等易于征税的部分比以前多得多了；三、更多的工资收入者受雇于规模化企业，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扣缴更加容易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大大改善了税收征收条件。 结论是，税制与国企改革本身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而企业规模化也是市场成熟的可喜表现，但它们在事实上却导致了个人和企业税负的大幅加重，政府若想保持企业税负平稳，便须降低法定税率。

传染病监控不应自缚手脚 辉格 2008年4月29日 上个月开始暴发、目前仍在迅速蔓延的阜阳肠道感染疫情，正在又一次考验着我国的传染病监控和应急系统。这一系统在五年前已经历过一次考验，那次考验曾给民众、媒体、医疗系统和有关政府部门都带来了巨大震动，并直接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疫情监控系统和相关制度的变革，包括次年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那么，这一次，该系统的表现是否令人满意？ 在非典暴发的初期，卫生部门先是迟疑、暧昧甚至有所隐瞒，直到民众发觉不妙，开始作出剧烈反应，媒体开始哗然，个别敢于直言的专家也开始说话时，政府突然来了个180度转身，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和透明的方式，全面调动资源，与民众共同对抗疫情。再看这一次，阜阳卫生部门最初也是迟疑和暧昧，甚至还有“以谎辟谣”的嫌疑，直到确诊病例已过千，病死近二十，恐慌已露苗头，媒体又将哗然之际，卫生机构才正式公布疫情，整个系统才开始转入应急状态。 这样的表现看来还不能让民众满意，媒体也纷纷质问：为什么要等一个半月？阜阳方面的回答是：EV71感染并非法定37种传染病监控对象之一。这一回答无可辩驳。但很明显，这里有问题。仔细阅读《传染病防治法》和2004年的修订方案后，我恍然大悟，那次修订的一大内容，是把非典和禽流感加入监控目录。是不是本次疫情过后，会再次修订防治法，把EV71感染也加入目录？ 很明显，这种追在疾病屁股后面跑的办法，不是疾病监控的好办法。封闭式的监控目录，对于指导缺少相关专家的地方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采用针对已知传染病由专家精心设计且经过实践验证的标准化预防和应急机制，有其重要意义。但问题是，这个目录却成了束缚监控系统手脚的障碍。为什么会这样？ 政府建立疾病监控和疫情发布体系，其目的除了协调医疗机构的应对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民众获得准确的信息，以便据此对个人的日常行为作出有效而适度的调整。如果缺乏这一体系，民众只能根据传言来调整行为，由于传言和行为调整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反馈加强，其结果很可能是恐慌，盲目和过度激烈的交往排斥与隔离，乃至于社会瘫痪。 正是因为传染病的这一可怕的社会特征，它才被当作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由政府来处理。因此，传染病监控机制的设计基础，应该是疾病的社会统计学特征，而不是病理学特征。当一种疾病开始蔓延时，其统计学特征便立刻表现了出来——常常是短时间内从某个区域开始出现大量相似病例，数量呈几何级数上升，等等；而等到医学专家弄清楚发病原因和病理机制时，已经太晚了，尤其是对新出现的病种。一个好的监控系统，应该由基于传染病传播的普遍特征所设计的统计模型自动触发，而不是等待冗长复杂的专家研究和行政运作流程。 传染病是高等动物的免疫系统与病原微生物之间一场历时数亿年的漫长战争，由于人类繁殖周期比微生物长了6到7个数量级，所以尽管免疫系统的灵活性已高度发展，但还是远远追不上微生物的变异速率，面对迅速变异的微生物，仍然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防守地位。这一局面因抗生素滥用和人群流动性剧增而更趋复杂化，这注定了我们将不断面临新疾病和旧疾病的新变种的不断入侵。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疾病监控和疫情发布系统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现有系统显然欠缺这种灵活性，本次阜阳疫情发展过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保留监控目录是必要的，但目录应该是防治指导，而非监控指导，否则就是自缚手脚。让病例统计自动触发监控和疫情发布系统，是解决之道。在现有的行政结构和技术条件下，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当我们面临下一次疫情时，就不再只是追在疾病屁股后面跑了。

发钱不如减税 辉格 2008年4月24日 日前，作为一项“还富于民”的措施，澳门政府决定向每位居民发放五千元现金（澳门元，下同）。的确，澳门政府现在是太富了，2001年何氏家族的赌业垄断权到期之后，澳门政府新发多张赌业牌照，由此引发的赌业大繁荣让政府财政收入暴增。去年，特区政府总收入达407亿，仅博彩税一项就达293亿，而财政支出仅188亿。 无独有偶，今年2月，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政府，相继宣布了退税和分红计划，或是为了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或是为了将财政盈余退还给纳税人。这种取之有度，用之审慎，多则退还的财政原则，比起想方设法把钱花光的做法来，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而纳税人意外获得的收入，也的确能起到短期内促进消费的作用，但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我认为，无论是为了退还财政盈余还是刺激经济，持久化的减税要比临时性退税或一次性发钱更合理，效果也更好。首先，征税是为了让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实施那些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目标，如果出现巨额或持续盈余，则说明当初的税率定的太高了，应该把税率降下来。 相反，如果用一次性发钱来弥补，则难免起到转移支付的效果，即政府实际上从一部分公民那里收了钱发给另一部分公民。且不论转移支付是否合理，至少当初征税时纳税人并未同意进行此项转移支付，这便与“征税须经纳税人同意”这一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了。其次，按人头派发现金的数额分散，工作量很大，增加了不必要的施政成本。 第三，在消除税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方面，临时退税和一次性发钱的效果比减税差得多。税收的负面作用，不仅是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更最重要的是减弱了个人或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个体作出决定的基础是其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预期，税收降低了预期收益，从而降低了人们工作和经营生意的意愿。这种影响发生在做决定之前，所以，如果想要减弱税收的负面影响，应该调整的是与个体决定直接相关的期望值和激励信号。 试想，当澳门居民突然收到五千元红利时，他只会将之视为意外幸运之财，而不会视之为对自己先前辛勤工作或苦心经营的奖励。同样，如果美国和香港的退税和减税措施没有转变成持久化的税率降低，就不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决策，因为受相关税率影响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过去，事后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是有效的激励信号。相反，如果把减税措施持久化，将会改变未来个体做决定时的预期，从而真正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上述分析，应该对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有所启示。过去几年，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一方面，新的税种不断开辟和落实，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加上地方政府大笔土地收益，政府支配的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势必会影响个体积极性和经济的整体活力。 今年以来，经济又面临通胀和增长减速的压力，消费者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将缩减开支，而企业在银根紧缩和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也会更加谨小慎微。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考虑一些税收激励措施。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按人头发钱的建议，但我认为，持久化降低税率才是更有效的办法。

增加土地供给是解决之道
辉格
2008年4月19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让政策制订者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和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制造业不景气和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的风险日益显现。为了对付通胀，可用的货币政策几乎已经用尽，剩下的加息措施则会加剧后一方面的风险。对付流动性过剩的QDII等放闸措施由于美元疲软和港股低迷而不见效果，而另一个选项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本来是个好办法，可惜时机已经错过，现在一步到位会严重打击已经不景气的制造业和出口。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手段来应付这一局面，让经济同时避免通胀和衰退两方面的风险？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向房地产市场增加土地供给。大量增加供给可以立刻把房价降下来，使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子，而繁荣的房产销售既可以锁住大量流动性，又保证了银行稳定的低风险利润源，同时又可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可谓一举四得。而且，这是一个可以立即见效的办法，政策宣布当日房价就会开始下降，需求就会启动。

前几年，在民众对房价飞涨的高声抱怨之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现在，这些措施的确把房价压住了，个别城市甚至开始下跌。但是，这个结果值得欣慰吗？打压房价的初衷是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而不是逼得大家都不买房了然后价格跌下来，现在的情况却恰恰是后一种，紧缩房贷、提高首付、限制二手交易，这些都是打击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给。

有人争辩说，这是为了打击投机炒作，投机并不反映真实需求，却抬高了房价。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投机者或许的确没有代表他自己的真实需求，却代表了其他人未来的需求，如果他代表错了，那倒霉赔钱的是他自己。而且，如果你想打击投机，那么增加供给是最佳手段，在供给将大量增加的局势下，没有傻瓜会把手里的闲置土地和闲置房产继续囤积下去。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大量增加房地产用地会破坏既定的耕地保护政策，从而危及粮食安全。这种说法也是错的。房产开发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建立住宅区，而城市住宅区的居住密度和土地利用率比农村宅基地高得多，所以，在满足相同人口居住需求的前提下，发展城市住宅只会节约而不是浪费耕地，这一逻辑链条中的唯一缺口就是开发和销售环节可能存在土地和房产囤积，但正如前面所说，大量增加土地供给会立刻打击囤积。

那么，实施这一政策有没有障碍？有的。首先反对的可能是已经囤积了大量土地的地产商，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表；其次是耕地保护政策的结构，现行的18亿亩指标是按行政区划逐级分解落实的，这种结构与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的地理分布极不相配，大城市和工业密集区的用地受到程度不相称的严重限制，这也是前几年这些地方房价暴涨的根源所在。增加供给政策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打破耕地指标的逐级分解结构。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按土地需求分布重新分配指标，将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失衡。经过前期的税制改革，目前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收益，如果再压缩不发达地区的用地指标，将让这些财政本已十分困难的地方政府陷入绝境。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方案是允许地区间用地指标有偿调剂，让急需用地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补贴其他地方政府财政，以换取用地指标。考虑到土地肥沃度差异等复杂因素，为了确保调剂过程中耕地切实得到保护，中央甚至可以规定一个指标折换率，比如原先分配的100亩土地调剂后换成70亩。

增加供给是对付通胀而又不压制经济增长动力的解决之道，其他东西一时难以增加，而土地是现成的。房改以来，房地产业曾在十年高速增长中身当大任，这一次，但愿它能临危救险，再造繁荣。

央行为何不选择加息
辉格
2008年4月18日

面临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局面，日前，央行宣布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这是我们今年第3次，也是过去16个月中第13次听到提高准备金率的消息。这与同样面临宏观经济问题的美国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从大洋的那边，时常传来的是关于加息和减息的消息。于是有人问，为什么在宏观政策的三大工具中，央行偏偏青睐于美联储很少去碰的准备金率？为什么不考虑用加息来对付通胀？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此加息非彼加息。美联储的所谓加息或减息，是针对联邦基金利率，以此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而中国央行的加减息则是针对“存贷款基准利率”，即分别规定一组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前者说是“基准”，其实就是各商业银行实际执行的利率，没有浮动空间，而后者则有很大的浮动空间。实际上，基准利率很少能影响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所以央行才不得不采用贷款限额、定向央票等直接干预手段来限制贷款发放。

两种利率工具在政策效果上截然不同，美联储利率政策影响的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而中国央行利率政策影响的是银行吸纳存款的能力，而且后一种影响是立即和直接的。所以，央行利率政策将直接影响个人在配置其资产组合时的决策，在存款、证券和房产这个人资产三大选项中，加息政策将把资金从后两项吸引到银行存款中。在证券和房产繁荣期，这是容易被接受的，往往也是宏观政策的目的所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央行在去年股市楼市双双牛气冲天时，连续六次加息，而在股市楼市双双陷入低迷之后，则没有再加息。

这样看来，利率倒是调控股市和楼市的有效工具——如果央行认为这种调控属于他的职责的话——，特别是对于楼市，由于基准利率直接影响按揭贷款利率，这种效果更加显著，相比之下，利率政策对于商业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则没有直接和显著的调控效果。

利率工具被弃用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幅加息很可能会让前几年刚刚摆脱困境各大国有银行重新陷入大面积亏损，从而加重本已不轻的金融风险。与准备金和央票不同，前者将流动性封存到央行，其成本也由央行支付，而加息将把流动性收存到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对应的贷款增加，银行将白白承担这些存款的利息。自从去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曾一度占贷款量1/3的房地产贷款被大幅压缩，而今年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后，商业贷款也被严厉限制，以至于近期传闻民间借贷市场再度活跃。

前些年，通过不良资产剥离、现金注入、成本压缩和上市融资，各大银行刚刚摆脱了长期困境，但这一局面实际上还很脆弱。去年银行业的丰厚利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股市和楼市的繁荣，尤其是房地产，被各银行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奶牛，现在这个利润源大幅萎缩，商业贷款受限，如果再加上加息政策将带来的存款利息负担，银行业很可能重新陷入大面积亏损和资产恶化的困境。这样的结果，银行不愿承受，货币当局同样不想看到。

实行加息政策的第三个障碍是央行对境外热钱流入的担忧，人民币渐进升值政策原本已经吸引了大量热钱，股市见底的预期又增添了新的诱惑，如果此时加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正在从乌云笼罩的美国金融市场仓皇逃窜的国际资本无疑会将之视为雪中之炭，而套吃短期利差的资金是最容易突然出逃的，这样的隐患央行将竭力避免。

综上三个原因，我认为央行在今年内不会执行类似去年那种大幅加息政策。

生物燃料：一个昂贵的玩笑？
辉格
2008年4月8日

眼下，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回顾这一轮物价上涨，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去年春天开始的猪肉涨价和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上涨。当时有人将之归因为猪蓝耳病和其他供给障碍造成的短期波动，现在，随着以食用油、小麦和大米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这不是一次短期波动，而是农产品价格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近年来因全球环保运动、各国环保政策和石油价格上涨所共同推动的生物燃料产业的繁荣，后者将大量农产品从食物供给中吸走了。

大致上，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的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今天，在高价诱惑下，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但持续的高粮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逆转这一良好趋势。

对于生物燃料带来的粮食危机和环境后果，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在政治家中，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报告前两周，英国下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报告。但是，真相的揭露和认识的改变能否导致政策的纠正？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投入，围绕生物能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那些已经投入巨资并享受优厚待遇的生物燃料企业，那些尝到了农产品价格暴涨甜头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农场主，那些靠宣扬生物燃料的环保优势赢得选票的政客们，将团结一致保卫支撑着该产业的能源政策。

不出所料，EAC的报告刚一发布便遭到激烈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可笑的是一份泄密的欧盟报告表达了与EAC相似的判断），接着便是英国农场主组织、欧洲生物乙醇燃料协会和欧洲生物柴油理事会。

当然，即使没有政策推动，高油价也会催生生物能源，但规模不会如此巨大，速度不会如此迅猛，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在事关全球环境这样的事情上，政府也并不天然地比市场更加有效，貌似能够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府过去曾经犯下将来还会犯下非常短视而愚蠢的错误，而当错误暴露时，政府机构所固有的迟钝和僵化，将阻碍它像市场参与者那样在价格和利润信号指引下做出及时的调整。所幸的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生物燃料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尚小，还没有成为政府决策的大包袱，在未来难以回避的转向中损失会较小。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