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6】
早先我谈论过的一个问题：基于宗族结构的层级分权体系（宽泛意义上可归入封建制），比如西周这样基于宗法制的封建系统，都有个内生困境：最初的诸侯之间亲缘都很近，多为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过不了几代，随着可分封土地的耗尽，各支系的领地都固化下来，且亲缘越来越远，各级领主除宗子之外的子孙无法再得到封地，于是原本支配层级关系的宗法制失去意义，
换句话说，体系创建之后若干代，领主们无法再通过分封自己的近亲来强化自己所在支系的势力从而强化自身的权力基础，
当然，实际情况会给他们留出一些空间，比如一些支系会(more...)
【2021-08-17】
现在大家好像都对塔利班的推进速度非常吃惊，可是半个多月前我就看到 Tanner Greer 在一个帖子里解释了为何塔利班会如此神速，
简单说，塔利班如今的神速和美军当年赶走他们的神速，原因是一样的：阿富汗的地方武装全都是墙头草，在几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中，他们练出的最大本事就是见风使舵，做世上最佳墙头草，在每次冲突中确保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这是他们根本的生存之道，
所以，当冲突局面胶着时，每个地方武装会依据自己的处境做出各自的判断，可是一旦某方将会胜出的前景变得(more...)
【2020-12-18】
上礼拜读了《想象的共同体》，此书名气很大，我却觉得写得很差，感觉就是那种一根烂萝卜占了个好坑，后来者要想进这坑就不得不提到他，于是名气就起来了，（btw，这个主题我推荐 Azar Gat 的 Nations）
不过也不是没收获，阅读过程让我重新思考了民族国家兴起这件近代大事，发现以前的一些零碎想法好像串起来了，
下面这组变量可能是观察这件事情的要点：
1）个体的社会活动半径，就是每年至少能去上几次（或那里的社交对象来几次）的地方能有多远（Ra），
2）维持一种同质文化的最低交往强度（C），当一个文化群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交往强度长期低于C时，便会分化为两个相异文化群，
3）完成这一分化的最(more...)
权力积木#2：信息与控制
辉格
2015年12月3日
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 标签：
超越邓巴数#7：暴力的垄断
辉格
2015年11月2日
马克斯·韦伯（Max Webb）将国家定义为一种垄断暴力的实体，即，它宣称在其领地内，只有它自己或经它允许，才能合法的使用暴力；这一定义（或至少作为判别标准之一）被政治学家普遍采纳，它确实抓住了国家的核心特征，对暴力的垄断，是私人武装组织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假如一个社会始终没有任何组织能做到这一点，它便处于无政府状态。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当武装组织从特定劫掠对象那里榨取财富时，假如他预期这是与对方的最后一次遭遇，那么最优策略便是洗劫一空，但是由于活动范围总是受限于地理、交通和生态条件，劫掠者往往只能从十分有限的一群受害者那里渔利，此时，竭泽而渔，毁坏潜在劫掠对象的生计，或将其吓跑，皆非最佳策略。
这一点和经济学家阿瑟·拉弗（ 标签：
【2015-07-16】
@大象公会 【猎头者，霍布斯的诅咒】胆小慎点 | 只为猎取人头而杀人，曾是广泛存在于从美洲、南太平洋、东南亚到华南地区的习俗，各地对猎头的理由和动机解释完全不同，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地区变成了人人恐惧的高危地带。作者：@whigzhou
@人格显示器: 问题在于反复的博弈为何没有带来和平？
@whigzhou: 在局部（小共同体或联盟内部）和短时期内带来过和平，但都不太长久。均衡被打破的常见原因有：1）寿命太短，均衡常依赖于大人物之间的个人信任，也因一个大人物的死亡而打破；2）饥荒等灾难导致的绝望之举；3）一方力量增长打破均势……
@whigzhou: 4）但最根本也最难以遏制的因素是：资源竞争的激烈程度，使得每个群体内部的失败者 不得不向外寻求出路，铤而走险，非洲的年龄组制度便是一例，这些部落财产和女性资源被年长男性完全霸占，每一代男性都要等到30多岁，叔叔们死的差不多了，才有机会娶到老婆，等不了的，只能到外面找。
@whigzhou: 所谓年龄组，就是由部落内同龄男性组成的战斗/劫掠团队，经过成人仪式考验后组成，对外发动攻击，抢牲口抢女人，杀戮驱逐竞争者(more...)
1）所谓周式封建，乃以非对称世系裂变为结构骨架，以血缘为主要纽带，以食邑为主要激励的一种封建制实现形式；
2）此种模式有两大内在缺陷：一、血缘纽带随代际更替而逐渐弱化；
3）二、统治团队激励随可分封土地耗尽而丧失；按英格兰经验，领主平均可养大两个儿子至成年，多妻制下这个数字应该大很多；
4）在两大问题，天子比诸侯更严重，因为——
5）关内诸伯的分封比关东诸侯早开始三代，因而其共同祖先也比关东的早至少三代，前者共祖须溯至太王（亶父），而关东诸侯在各自侯国内的共祖，即各侯国之开基祖，辈份最高也是武王兄弟，因而血缘更近。
这样，若不考虑其他选择约束，在任(more...)
制度进化史上，封建制与官僚集权制构成了一个重要对立，两者的差别，从组织与财政的角度出发最容易看清，对下列四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鲜明对照：
1）君主找哪些人组成其治理团队？
2）君主如何供养其自身？
3）君主如何供养、奖赏和激励其团队？
4）君主如何为特定治理行动（对外征伐、平息叛乱、处理纠纷、执行法律等）筹集经费？
封建的方案：
F1）由特定贵族家系世袭各职位，这是极端情况，更普遍而可行的做法是，从若干特权家系中挑选臣辅。
F2）君主收入来自其私人采邑、间接税（关税、盐税、酒税等）和各种专营权，没有直接税（土地税、所得税、人头税等）。
F3）(more...)
1）非对称世系裂变
一般部落社会的世系裂变是对称性的，各裂变分支相互对等，不相隶属，此种模式下，政治结构必定是碎片化的，各分支之间只能建立短暂而脆弱的联合，无法建立持久的大型共同体。
一个解决方案是，在每个分支点上，让其中一个支系居于支配地位，其余支系从属之，从而在主支与从支之间建立领主/附庸关系，周之宗法制便是一例，通过嫡长子继承制，让嫡长支系（大宗）成为领主，其余支系（小宗）成为附庸。
这种模式下，只要世系的控制范围内尚有土地可供开拓或分割，世系繁衍过程会自动产生一个封建系统，西周畿内诸伯大概就是这么来的。(more...)
发现不少学者都拒绝承认这个或那个社会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其中当然涉及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知，但更多是出于对“封建”定义的分歧，这也要怪诸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这样的经典作家将封建制度界定得过于狭窄；其实，就制度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或许更适合于分析。
封建之所以值得被界定为一种主要制度类型，是因为：
A1）它所适用的社会足够独特，显著区别于部落社会、城邦、集权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
A2）也足够普遍，可在多个主要文明中找到；
A3）用来识别它的那些特征总是一起出现；
A4）它是制度进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它孕育了一些构成宪政与法治之核心基础的制度元素。
依我看，具备下列几项特征的政治体系，皆可归入封建一类：
从游牧社会看国家起源
辉格
2014年4月9日
在现代世界，国家已成为笼罩一切、无可逃避的存在，然而，国家最初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仍是个众说纷纭而鲜有定论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想探索一种东西的起源时，容易想到的下手之处是：看看有和没有这东西的地方有何不同。
近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社会形态中，定居农业社会一般都有国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没有国家，而游牧社会则在两可之间，有些有，有些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正是游牧社会的这种差异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考察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而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也为这种观察留下了大量记录。
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人类学家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河湟地区的西羌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国家，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则在多数时间都有(more...)
危险的三角关系
辉格
2014年2月16日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92年发表的《 标签：
【2013-12-28】
@Araby阿拉比: 呃，被remove掉了，try again. 《美国的“国家利益”》 http://weibo.com/1938610630/ApchOBn9N
@洪浩_kaoputive:阿老师这篇写得好！
@whigzhou: 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一是竞争性政策提供者，相当于生物进化中的变异来源，二是政策选择机制，相当于生态环境，araby说的主要是后者，前者只略提了几句，其实前者才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从中更能看出（一定程度上）人格化了的所谓国家利益
@whigzhou: 因为选举官员通常对国际政治懂得不多，需要依靠专(more...)
#第29章#（续）
【现在总算可以开始检查罗氏对诺齐克的批判了，虽然把前半部分分了出去，篇幅还是有点长】
罗氏一上来便宣称，无论诺齐克是如何论证的，其结论肯定是错的，因为（p.300）：
第一条更具体的版本是（p.298）：
第一条质疑表明罗氏根本没理解诺齐克在说什么，诺齐克尝试论证的是：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心目中的理想无政府状态，会自动、合法的滑向有政府状态；他为了让这个讨论得以开始，无条件的接受了你的前提，这是无政府主义能期待的最友善的讨论方式了，罗氏却以为诺齐克是在为现实中的国家辩护，或者是在论证现有国家是如何起源的，实际上人家半个字也没提到现实中的国家。
第二条进一步暴露了罗氏对原文理解存在障碍，诺齐克的论证不正是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确立之后”这个前提开始的嘛。
第三条着实让人无语，听上去就像：达尔文你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子，再静静等待进化过程发挥作用；或者更贴切一点：史密斯你说哪怕是穷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穷光蛋，然后慢慢等着勤劳让你致富。
第四条中的“社会契约论的谬误”具体是指（p.299）：
这是罗氏契约理论的老调重弹，确实，按罗氏理论，保护契约很难订立，可是，若适用罗氏契约有效性标准，他口口声声说的保险公司同样无法提供保护服务，比如，为谋杀寻求正义的服务就无法提供，因为罗氏说了（第19章），契约义务不能约束立约人死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你被谋杀，你身前所立契约就全部失效了，保险公司当然就没有义务再帮你寻求正义。
再如，替你追索债务和违约索赔的服务也无法提供，除非你们事先商定服务价格，可是索债和索赔的难度和工作量通常与规模相关，因而通行做法是比例分成，事先无法确定价格，可采用比例分成的契约在罗氏标准下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并未交换任何东西，而是约定对某项可能收入进行分成，这样，当实际服务需要出现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提供帮助（或许是因为预感这笔业务太麻烦），因为罗氏说了，除非不履约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否则没有义务履约，既然保险公司并未从客户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当然没有履约义务了。
让委托人承诺放弃某些自力救济权，承诺接受某种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的契约条款，更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在罗氏看来，这种条款无异于卖身为奴。
问题是，诺齐克的论证前提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而该主义提倡者不止罗氏一人，其他人未必也采用罗氏这种彻底否认承诺效力、毫无契约内涵的契约理论，诺齐克所用的契约，显然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契约。
【打完四棍之后，罗氏总算开始针对诺齐克的具体论证了。】
首先，罗氏拒绝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必要性（p.300-301）：
他轻飘飘的说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好像诺齐克只是提出而没有论证这一点，这让我怀疑罗氏是否认真阅读了第二章之后的各章，实际上诺齐克花了很多篇幅（包括第三、四两章的预备性论证）来论证程序转移的必要性。
程序转移具有根本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保护组织得以有效履行契约责任，提供质量更高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制度进化的可能性让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说服力，假如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发展出程序正义，社会仍处于自行裁断、冤冤相报、血仇轮回的状态，那么这种社会根本就是不可欲的。
所以按常理，罗氏本该乐见诺齐克对此条的论证，那为何他会拒斥呢？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氏对程序正义的漠视，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不承认主体间认识差异，因而只需要实质正义，不需要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事实永远是一清二楚、不存在分歧余地的，“甲侵犯了乙”等同于“乙认为自己受到了甲的侵犯”，这样，乙是选择自力救济，还是诉诸司法程序，在合法性上便没有区别。
接着，罗氏又否定了诺齐克（第6点）对组织间冲突的三种后果的分析（p.301）：
他认为保护组织为捍卫其委托人的权利或为其寻求正义而向另一个组织使用暴力，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是罗氏明明说过（p.137）：“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有权向罪犯施加惩罚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么为何保护组织就不能算是委托人的朋友呢？难道正式委托关系还不如法律内涵模糊不清的“朋友”关系有效？【说实在，罗氏居然把“朋友”这种概念引入到伦理学中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算是极品了】假如对方保护组织强行阻止你惩罚罪犯，难道你就只能放弃惩罚了？这么说只要有一个朋友替我出面拦着，我就能随便杀人了？
罗氏又说，对其他组织动用暴力，在经济上也不划算（p.301）：
当然，如果只考虑一个案子或一个委托人，那很可能不划算，但由此而建立的“无力帮委托人讨回公道”的声誉却是极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靠收保护费吃饭的黑手党都知道。
不过，罗氏对诺齐克说的第三种可能性（第9点）的分析是正确的（p.301-302）：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接着，罗氏否定了诺齐克（第13、14点）对支配性组织强制其地域内独立个体放弃自力救济权、遵守司法程序的必要性，认为诺齐克的第9点已经解决了这问题（p.304）：
其实第9点解决的是组织间分歧，针对的是发生在两个组织的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而根据第1-4点，能够在保护市场上发展壮大的保护组织，都会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即，他们都已认可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只是对何种程序更正义可能存在分歧。
独立个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未与任何保护组织签约，因而其自力救济权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所以他的邻居们总是面临着他随时基于自行裁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实施自力救济的危险。
质疑完其必要性之后，罗氏进而质疑其现实合理性（p.305）：
独立个人当然可以这么主张，但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主张，同样，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过这倒提醒我们，其实诺齐克（第6点）的组织间对抗还可能产生第5种后果：陷入无休止冲突，而没有任何组织取得支配地位，势力范围也始终稳定不下来，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并不排除其它四种可能性。
第5种可能性实际上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诺齐克忽略不提实际上是在照顾无政府主义讨论对手，不知罗氏为何因识破这一点而如此得意。
接着罗氏更进一步，对保护组织以防范危险为由而强制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p.305-306）：
然而，诺齐克在第四章里对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已经做出了充分论证，只要你考虑几种现实情形便会发现，这一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里我不妨再帮诺齐克补充一下。
比如有人在十米开外举起手枪瞄准你，这显然尚未构成罗氏说的“实际侵犯”，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毛发无损，这只是一种危险，甚至他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只是危险而已，你怎么知道枪里一定装着子弹呢？如此说来，即便面对这样的危险，你也不能预防性自卫吗？
不妨将例子再弱化一些，假如你的邻居在紧邻你家卧室的一间仓库里堆满烟花爆竹呢？假如他在你们村子上游拥有一个水库但从不维护其日渐破败的水坝呢？假如他任由自家那几条恶狗在村庄公共道路上肆意乱窜，时而将人咬伤呢？
再举个与自力救济更贴近的例子吧，比如你们隔壁村子住着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公然宣称谁对先知出言不逊，，他们就要灭他全家，甚至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将被视为同伙而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如此宣称，还时而（比如每隔几年一次）付诸行动，再比如你们村里住着一个瞒旰狂妄之徒，谁不小心一脚踩进他的稻田就他就把人家的脚砍了。
生活在一(more...)
第一条更具体的版本是（p.298）：
第一条质疑表明罗氏根本没理解诺齐克在说什么，诺齐克尝试论证的是：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心目中的理想无政府状态，会自动、合法的滑向有政府状态；他为了让这个讨论得以开始，无条件的接受了你的前提，这是无政府主义能期待的最友善的讨论方式了，罗氏却以为诺齐克是在为现实中的国家辩护，或者是在论证现有国家是如何起源的，实际上人家半个字也没提到现实中的国家。
第二条进一步暴露了罗氏对原文理解存在障碍，诺齐克的论证不正是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确立之后”这个前提开始的嘛。
第三条着实让人无语，听上去就像：达尔文你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子，再静静等待进化过程发挥作用；或者更贴切一点：史密斯你说哪怕是穷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穷光蛋，然后慢慢等着勤劳让你致富。
第四条中的“社会契约论的谬误”具体是指（p.299）：
这是罗氏契约理论的老调重弹，确实，按罗氏理论，保护契约很难订立，可是，若适用罗氏契约有效性标准，他口口声声说的保险公司同样无法提供保护服务，比如，为谋杀寻求正义的服务就无法提供，因为罗氏说了（第19章），契约义务不能约束立约人死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你被谋杀，你身前所立契约就全部失效了，保险公司当然就没有义务再帮你寻求正义。
再如，替你追索债务和违约索赔的服务也无法提供，除非你们事先商定服务价格，可是索债和索赔的难度和工作量通常与规模相关，因而通行做法是比例分成，事先无法确定价格，可采用比例分成的契约在罗氏标准下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并未交换任何东西，而是约定对某项可能收入进行分成，这样，当实际服务需要出现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提供帮助（或许是因为预感这笔业务太麻烦），因为罗氏说了，除非不履约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否则没有义务履约，既然保险公司并未从客户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当然没有履约义务了。
让委托人承诺放弃某些自力救济权，承诺接受某种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的契约条款，更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在罗氏看来，这种条款无异于卖身为奴。
问题是，诺齐克的论证前提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而该主义提倡者不止罗氏一人，其他人未必也采用罗氏这种彻底否认承诺效力、毫无契约内涵的契约理论，诺齐克所用的契约，显然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契约。
【打完四棍之后，罗氏总算开始针对诺齐克的具体论证了。】
首先，罗氏拒绝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必要性（p.300-301）：
他轻飘飘的说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好像诺齐克只是提出而没有论证这一点，这让我怀疑罗氏是否认真阅读了第二章之后的各章，实际上诺齐克花了很多篇幅（包括第三、四两章的预备性论证）来论证程序转移的必要性。
程序转移具有根本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保护组织得以有效履行契约责任，提供质量更高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制度进化的可能性让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说服力，假如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发展出程序正义，社会仍处于自行裁断、冤冤相报、血仇轮回的状态，那么这种社会根本就是不可欲的。
所以按常理，罗氏本该乐见诺齐克对此条的论证，那为何他会拒斥呢？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氏对程序正义的漠视，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不承认主体间认识差异，因而只需要实质正义，不需要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事实永远是一清二楚、不存在分歧余地的，“甲侵犯了乙”等同于“乙认为自己受到了甲的侵犯”，这样，乙是选择自力救济，还是诉诸司法程序，在合法性上便没有区别。
接着，罗氏又否定了诺齐克（第6点）对组织间冲突的三种后果的分析（p.301）：
他认为保护组织为捍卫其委托人的权利或为其寻求正义而向另一个组织使用暴力，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是罗氏明明说过（p.137）：“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有权向罪犯施加惩罚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么为何保护组织就不能算是委托人的朋友呢？难道正式委托关系还不如法律内涵模糊不清的“朋友”关系有效？【说实在，罗氏居然把“朋友”这种概念引入到伦理学中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算是极品了】假如对方保护组织强行阻止你惩罚罪犯，难道你就只能放弃惩罚了？这么说只要有一个朋友替我出面拦着，我就能随便杀人了？
罗氏又说，对其他组织动用暴力，在经济上也不划算（p.301）：
当然，如果只考虑一个案子或一个委托人，那很可能不划算，但由此而建立的“无力帮委托人讨回公道”的声誉却是极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靠收保护费吃饭的黑手党都知道。
不过，罗氏对诺齐克说的第三种可能性（第9点）的分析是正确的（p.301-302）：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接着，罗氏否定了诺齐克（第13、14点）对支配性组织强制其地域内独立个体放弃自力救济权、遵守司法程序的必要性，认为诺齐克的第9点已经解决了这问题（p.304）：
其实第9点解决的是组织间分歧，针对的是发生在两个组织的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而根据第1-4点，能够在保护市场上发展壮大的保护组织，都会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即，他们都已认可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只是对何种程序更正义可能存在分歧。
独立个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未与任何保护组织签约，因而其自力救济权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所以他的邻居们总是面临着他随时基于自行裁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实施自力救济的危险。
质疑完其必要性之后，罗氏进而质疑其现实合理性（p.305）：
独立个人当然可以这么主张，但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主张，同样，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过这倒提醒我们，其实诺齐克（第6点）的组织间对抗还可能产生第5种后果：陷入无休止冲突，而没有任何组织取得支配地位，势力范围也始终稳定不下来，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并不排除其它四种可能性。
第5种可能性实际上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诺齐克忽略不提实际上是在照顾无政府主义讨论对手，不知罗氏为何因识破这一点而如此得意。
接着罗氏更进一步，对保护组织以防范危险为由而强制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p.305-306）：
然而，诺齐克在第四章里对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已经做出了充分论证，只要你考虑几种现实情形便会发现，这一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里我不妨再帮诺齐克补充一下。
比如有人在十米开外举起手枪瞄准你，这显然尚未构成罗氏说的“实际侵犯”，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毛发无损，这只是一种危险，甚至他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只是危险而已，你怎么知道枪里一定装着子弹呢？如此说来，即便面对这样的危险，你也不能预防性自卫吗？
不妨将例子再弱化一些，假如你的邻居在紧邻你家卧室的一间仓库里堆满烟花爆竹呢？假如他在你们村子上游拥有一个水库但从不维护其日渐破败的水坝呢？假如他任由自家那几条恶狗在村庄公共道路上肆意乱窜，时而将人咬伤呢？
再举个与自力救济更贴近的例子吧，比如你们隔壁村子住着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公然宣称谁对先知出言不逊，，他们就要灭他全家，甚至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将被视为同伙而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如此宣称，还时而（比如每隔几年一次）付诸行动，再比如你们村里住着一个瞒旰狂妄之徒，谁不小心一脚踩进他的稻田就他就把人家的脚砍了。
生活在一个社区里的未放弃自力救济权的独立个人，就像一个个随机引爆炸弹，不知何时就会以错误认定侵犯为由向他人发起攻击，这些炸弹的存在会让社区邻居随时陷于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只能通过剥夺其自力救济权、纠正其自力救济习惯，才能消除。
当然，预防性自卫不是没有限度的，判断标准是自卫者对迫近的危险的预期和恐惧是否合理，而这一点无法由先验标准来规定，只能基于经验和直觉感受做判断，而这正是正规司法程序（特别是陪审团）能起作用的地方，若将判断标准交给当事人自行裁断，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促使他发起预防性自卫的危险是足够真实而急迫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加强了对自力救济习惯进行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接着，罗氏对诺齐克（第19点）的补偿安排提出了质疑（p.308）：
罗氏认为，补偿不能让对独立个人的权利侵犯正当化和合法化，问题是，按诺齐克的论证，剥夺独立个人的自力救济权本来就是正当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只是不幸的让对方因此而丧失了原本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这里压根不存在合法化问题。
当然，在一个完备自洽的权利划分系统中，本不该出现这样的矛盾：一项正当权利的捍卫需要以剥夺另一项正当权利为代价，可是权利系统未必是完备自洽的，特别是在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什么原理能担保这一点。
实际上，自力救济权就是最显著的会相互冲突的不自洽权利，当纠纷双方都拥有自认为充足确凿的证据，并因此自行裁定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然后据此实施自力救济，很明显，这种基于自行裁决和对等执行的规范体系内没有任何规则来避免此类冲突。
具体的剥夺自力救济权从而让对方丧失救济手段这一问题，导致系统不自洽的根源，其实是两套救济原则的不一致和不相容，而对这种不相容局面，自力救济这套老原则要负更多责任，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不自洽的，当然就更不可能与其他任何原则构成一个自洽系统。
另一方面，两套救济原则的冲突，也体现人们对“足以让预防性自卫成为正当的真实急迫危险”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正规司法程序之前，人人都依靠自力救济，因而自力救济权的存在不能被正当的视为支持预防性自卫的“真实急迫危险”，而当正规司法程序出现并普及之后，局面不同了，人们对危险的直觉感受和容忍程度也不同了，因而坚持自力救济权的危险分子已不再是可容忍的了。
当然，对于罗氏这样不承认制度演化的先验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白搭，好在我的批判本来就不是写给死人看的。
接着，罗氏又对补偿安排提出更有趣的质疑，认为补偿金额无从计算（p.308）：
罗氏很搞笑的搬出了他在第26章刚刚藐视过的主观价值论，我说过，主观价值论只能在权利边界之内适用，一旦权利边界被突破，或者尚未形成，提出主观价值论除了让事情陷入僵局之外毫无用处，只要坚持主观价值论，任何赔偿问题都无法解决，索赔者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说被对方摔坏的花瓶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对方必须偿命。
可是罗氏在第13章不是说要“罪刑均衡”，“绝不能允许一个泡沫胶被偷的商人，对偷窃泡沫胶的小偷处以死刑”吗？可你要是坚持主观价值论，除非被害者认可，你怎么能判断罪刑是否均衡呢？商人为何不能宣称被偷的这块泡沫胶比生命更重要？
要知道，罗氏版本的主观价值论是最最极端的一种，他根本不（像萨缪尔逊那样）承认显示偏好，也不承认偏好稳定性，因而他的主观价值是无法通过之前的交易行为来认定的（p.308）：
难道罗氏在所有赔偿和救济问题上都要适用主观价值论吗？加上他坚持的自力救济权，我们将会得到怎样一个世界？
下一条质疑更加离奇，罗氏说，诺齐克既然要补偿丧失救济手段的独立个人，那也要补偿那些因其取得支配地位而丧失服务选择机会的人（p.309）：
按诺齐克的论证，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是经由捍卫自身和委托人权利的过程，以及委托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其垄断是一种自然垄断，按罗氏自由主义，自然垄断显然是正当合法的，为啥要补偿？
再下一条简直是无理取闹了，罗氏说，国家诞生的事实伤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情，也要补偿（p.309）：
我觉得这条再去点评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接着，罗氏借查尔兹之口质疑补偿安排的负面激励效果（p.310）：
这一质疑第19条里已经预先回答了，不再重复。
接下去罗氏用了不小篇幅对诺齐克在第四章的预备性论证中提出的“非生产性”原则提出了质疑，诺齐克的这条原则我也不大同意，过于功利主义了，不过该原则在他的论证链条上其实并没有用到，更不是必须的，预防性自卫原则足以支持禁止和补偿自力救济权的做法，所以这部分我略过了。
下一条质疑非常重要，我在前面已指出，罗氏伦理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他根本上否认程序正义，而只承认实质正义，而他对程序正义的否认，根源在于其客观主义，当我发现这一点时，还没看到他明确表述过，现在看到了（p.315-316）：
不过，罗氏否定诺齐克的程序权利的理由却很奇特，本来他应该从他的客观主义哲学除非来否定，不过那么做会显得很荒谬，所以他走了条旁门左道：宣称程序权利是一种类似于积极自由的肯定性权利，而按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对此我举四肢赞成），合格的权利都是否定性的：是规定别人不能对你做什么，而不是你可以做什么。
可是，诺齐克说的程序权利就是否定性的，它规定了别人不能以一种不合格的司法程序来裁定你的是否有罪并据此施以惩罚，假如它是肯定性的，那就意味着别人有义务为你提供一个合格的司法程序，显然，诺齐克并未如此界定程序权利，否则当独立个人与另一个独立个人发生纠纷，就有权要求获得合格司法程序的裁决了，实际上诺齐克并未这么说，相反，正因为独立个人没有这样的肯定性权利，才需要为他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额外安排一种补偿。
接着，罗氏又借查尔兹之口质疑到：即便诺齐克最弱国家已经诞生，也仍可能退回无政府状态（p.317）：
没错，完全可能（见我上篇的第3点评论），但这并不构成一项质疑，因为诺齐克只是论证了国家可能以这种方式诞生，成为最弱国家的支配性组织所获得的支配地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而不是排他性垄断权，因而不能保证形成该垄断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诺齐克也并未作此保证。
接着，罗氏又很搞笑的质疑为何诺齐克的这个国家是不征税的（p.318）：
当然，若征税就违反诺齐克设定的道德前提了，不征税不好吗？而且诺齐克也并未将征税设为认定国家存在之标准之一啊，罗氏说：可是现实中的国家都征税啊，可是诺齐克论证的是最弱国家啊，他又没说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最弱国家嘛；这里，罗氏不知是因为脑筋混乱还是故意捣乱，把保护组织按契约收取的费用说成是税收，又说分不清该向谁收费，可诺齐克明明说了（而且罗氏之前好像一直都清楚），委托人与保护组织的关系是由契约建立的，有契约在还分不清谁是委托人、该向谁收钱？
最后，罗氏又穷极无聊的质疑道：保护组织的保护标准很难确定啊？（p.318）：
可是罗氏你不是也有提供保护服务的保险公司吗？为啥保险公司的保障标准可以确定，保护组织的保护契约里的保障条款和收费标准就不能确定呢？保护组织不会按市场需求设计保护产品吗？不能随着销售效果和客户反馈而调整产品？这样试错和反馈的过程不能让产品接近客户需求？
说实话，诺齐克的论证远称不上完美，我上篇提出的三点疑问（其实很容易看出）已足够动摇其结论，可是罗氏的表现实在不堪，东拉西扯的质疑没几句站得住脚，在诺齐克这样一位客串玩家面前，可谓颜面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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