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辉格 2014年10月6日   【首级的用途】 在战争中割取敌人头颅，是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多，在命运叵测的古代战场上，信心和勇气等心理状态往往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一颗拎在手里或悬在腰间的血淋淋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对于有组织成规模的军队，首级常是论功行赏的凭证，而对于职业武士，或者人人都是战士的部落社会，首级更多被用作炫耀个人武功的战利品，证明自己在战场上亲手杀死过敌人，在一个安全、利益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武力的社会，证明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新几内亚部落民将猎得的头颅作为装饰品挂在房间里，就像猎人喜欢把鹿头挂在墙上一样。 不过，这种勇武和胆魄的证据若想长期保存，整颗头颅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有了各种简化的办法；欧亚草原民族比如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只保存头盖骨的颅顶半球，沿眉骨切下做成饮器，纪念和实用兼顾，对于非定居民族，这不失为节省携带空间的好方法；头骨饮器后来在藏传佛教密宗那里演变成了宗教法器嘎巴拉碗，被用于灌顶仪式。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则选择割取颅顶的一小块头皮，制作成舞蹈仪杖的缨穗，或装饰战袍和马辔的流苏；相比之下，亚马逊丛林部落似乎更看重头颅的本来面目，因而其保存的战利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具象，他们将所猎首级剔除头骨、留下皮肉，经用草药浸泡、填塞、烟熏之后，珍藏起来，用于宗教和节庆仪式。 展示猎头记录的徽章，也可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只要有战友乐意作为目击证人而作证，以符号代替实物作为证据便是可行的；吕宋山区的伊戈罗特人（[[Igorots]]）将猎得头颅集中悬挂在村社公共大屋外的旗杆上，因而个人只能以一种特殊样式的文身作为猎头徽章；他们的邻居伊隆戈人（[[Ilongots]]）则用一种红嘴犀鸟头骨制成的耳环承担这一职能。 【当猎头成为风俗】 通常，获取首级并制作成战利品的做法，只是伴随于战争和部族间冲突的副产品，但在某些社会，比如发源于台湾后来广布于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诸多南岛民族（[[Austronesian]]）中，一种专以猎取和收集头颅为目的的杀戮行动沿袭成风，乃至发展成著名的猎头（[[headhunting]]）习俗，台湾原住民称之为“出草”，几年前此俗曾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表现而广为人知。 在流行猎头俗的民族中，猎取头颅成了对其他群体发动袭击的动机而非结果，收集更多头颅本身被视为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成功猎头并取得相应文身、饰物或头衔，成了男孩成长为真正男人和合格战士的前提，甚至是娶妻成家之前需要完成的大事之一（尽管未必是必要条件），这就激发了年轻人参与猎头行动的极大热情。 猎头俗无疑加剧了这些民族的群体间冲突，引发和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血仇循环，最糟糕的情况下，猎头心切的年轻人常常拿来访的客人下手，以至破坏群体间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地方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仅有资源，结果，每当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新一轮猎头浪潮兴起，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秩序便荡然无存，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 如此奇特的习俗何以能够存续？假如我们（像人类学家那样）去问猎头者自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都与某种迷信有关：这样才能让死去祖先的鬼魂安心，不至降祸于子孙；收藏头颅可以控制被杀敌人的灵魂，使其不再成为祸害；从敌人头颅中获取对方鬼魂神秘力量，增强战士的勇气和战斗力；等等。 猎头者或许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但这远不是可以让人满意的解释，考察任何习俗时都需要留意的是，切不可把实践者的信念当作习俗存在的理由，否则我们只能得到最肤浅的理解，考虑如下事实即可领会这一点：与猎头有关的迷信五花八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可是这些大异其趣的迷信却引出了如此相似的行为，其背后必定另有原因。 【霍布斯的诅咒】 从政治形态中似乎可以看出些端倪，有关那些盛行猎头俗的社会的民族志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点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几乎全都缺乏超出最小血缘群体之上的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仅限于村社或游团（band）层次，规模都在邓巴数之下，没有政府，没有习惯法或其他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没有稳固的政治联盟，总之，没有任何可以维持最低和平秩序的制度元素。 这大概是最接近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设想的“自然状态”的局面了，只需一个小小修正：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换成更准确的“所有小群体对所有小群体的战争”；实际上，近二十年多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这正是前国家社会的基本形态，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随着探险和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传教士和殖民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前文明社会广泛存在的暴力现象，对猎头和食人习俗尤为震骇，从美洲、大洋洲、非洲、东南亚，类似情景反复出现；1901年，一批传教士在新几内亚南部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小岛戈阿里巴里（[[Goaribari]]）上，发现了一万多颗被收藏在村庄公共长屋里的头骨。 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在亚马逊丛林对亚诺玛米人（[[Yanomami]]）做了三十多年田野研究，生态学家在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从事了数十年鸟类研究，他们都有着与当地土著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有机会对其行为和社会状态作贴近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对这些社会连绵不断的暴力冲突得出了同样的观感和评论：暴力和恐惧无处不在，越出村社边界的旅行极度危险。 在1996年出版的《前文明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一书中，古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利用广泛的考古记录和人类学材料对上述状况做了系统性考察，得出了同样结论；2011年，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我们的善良天性》（[[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数据再次确认了这一判断：前文明无政府社会近乎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猎头的功能】 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猎头俗可以为其实践者带来好处；首先是个人的好处，成功猎头者的名声，以及它所标示的勇气和战斗力，可以吓阻潜在攻击者，降低自己和家人受攻击的机会；同时，这一名声也可以让社区成员相信他是一名优秀战士，因而也就是有价值的战友或亲属，因为他更可能帮助团伙在战斗中取胜，也更可能为亲属提供庇护。 所有这些，都可能为猎头者在群体中赢得敬畏、尊重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会让他成为更受欢迎的夫婿，不仅因为他更有能力保护妻儿，还因为，对于女方家族，获得这样一位姻亲将提升家族战斗力和安全感；我们知道，一旦某项特性成为择偶中被重点考虑的条件，其优势就会被性选择机制放大和强化，在盛行猎头俗的族群中，猎头经历正是如此。 其次是群体的好处，有两方面，一、猎头俗可以让群体和猎头个体一样建立有关其战斗力、嗜血残忍和勇猛好战的声誉，从而吓阻邻近群体的攻击；二、通过持续的猎头行动，可以削弱、驱逐、乃至消灭邻近群体，从而为自身的繁衍壮大争得资源和空间，那些被人类学家观察到的猎头群体，其有幸存在于世，都要感谢他们的历代祖先在这场激烈而严酷的竞争中免遭败绩。 这一点上，人类和黑猩猩很像，灵长类学家对黑猩猩的战争行为已有了许多了解，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 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前文明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此类战争多以小股团伙路边伏击或凌晨偷袭的方式进行，通常单次伤亡不大，袭击者往往满足于完成第一轮打击、杀死一两个人后立即撤退（在少数特别成功的偷袭中，也会发生灭门屠杀），但由于战争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造成的总死亡率非常高，是大约1/4到1/2成年男性的死亡原因。 【为何是南岛】 尽管前文明战争极为普遍，程度却颇有不同，有些社会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或司法系统，但已经有了某些政治组织、纠纷解决机制和习惯法，这些制度元素发育状况参差不齐，但多多少少能带来一些秩序，那么，为何群体间冲突和秩序缺乏在南岛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台湾、菲律宾、印尼，到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以猎头为直接目标的猎头俗也主要流行于南岛？ 答案或许要从地理特征上找，南岛地处欧亚、菲律宾、太平洋、澳洲四大板块交汇处，被挤压得满是褶皱，它由众多岛屿组成，这些岛要么本身很小，要么被层峦叠嶂分割得非常细碎，在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出现之前，这种地区在政治上必定是高度碎片化的，技术上的局限，使得它既难以通过征服而产生超越村社以上的大型政治实体，也难以被一个中央权力所统治。 历史上，从部落、酋邦到国家，政治实体最初都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创建的，征服的速度必须足够快，才能确保共同体内在语言、文化、习俗上保持足够的同质化，以维系认同，也才能确保控制各下级单元的统治者都是亲缘足够近的亲属，以维系统治层的紧密合作。 然而，在南岛的地理条件下，快速征服是做不到的，在那里，群体间的排挤、消灭、替代只能以小口蚕食的方式进行，消灭相邻群体的过程通常要持续几代人，这样，即便最成功的氏族，当它扩张到足以构成一个部落时，已经过了十几代，各分支首领的亲缘已很远，文化不再同质，甚至语言都难以相通，假如这过程中曾经几度交恶，更难再形成认同或结成联盟。 况且，即便有幸建立了政治共同体，或者被某个外来政权所征服，像南岛这样的褶皱地区也很难长期维持政治统一或外部控制，交通和通信上的障碍，使得有效统治在技术上不可行，短暂统一很快又会退回四分五裂状态。 碎片化从语言分布上也可看出，语言学家将语言区分为两种：泛布区（spread zones）和马赛克区（mosaic zones），前者是单一语种或内部差别细微的语系分布于一个大区域，比如印欧语、汉语、突厥语、班图语，后者则是在一个小区域中呈细密网格状分布着大量相互差异巨大的语言，最典型的是新几内亚，该岛拥有占全球总数1/5的1200种语言。 这两种格局，实际上对应了族群之间排挤、征服和替代过程的两种模式，从南岛、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到高加索、巴尔干和阿尔卑斯，地理上的褶皱区域，在语言分布上常表现为马赛克，在政治和社会形态上则表现为碎片化。 南岛另一个影响冲突强度的因素是人口密度，热带食物来源原本就较为丰盛，而且南岛民族大多已学会了农业，以园艺、游耕或精耕方式种植西米、番薯、芋头和水稻，饲养鸡猪，吕宋山区甚至发展出了高度精细的水稻梯田和灌溉系统。 这样，一方面农业支撑了比狩猎采集高出一到两个数量级的人口密度，从而大幅缩短了敌对群体间的距离，因而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强化了冲突，而同时，南岛却并未像温带地区那样随农业和定居而产生国家，或其他任何赖以维持和平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安排，因而始终无法摆脱霍布斯的诅咒；在吕宋，猎头活动直到1972年才在菲律宾政府高压之下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