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7】 @zenisolation: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解，请问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让别国研制核武器是不是耍流氓啊？ @whigzhou: 不是，因为：1）个人才是道德主体，2）个人经由对共同规范的认可而结成共同体，3）有些政权有资格代表共同体，有些没有，4）一些能够代表其共同体的政府，可经由盟约而建立更高层次的共同体， @whigzhou: 5）所以，当政府甲对政府乙采取行动时，该行动是否道德，要看这两个政府性质和他们所在共同体的关系：A）他们是否有资格代表所在共同体？B）甲乙之间有盟约吗？仅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皆为肯定时，才存在道德问题，此时我们可以问：C）该行动是否违反了共同体甲的规范或甲与乙的盟约？ @whigzhou: 我们契约主义和其他道德哲学的根本区别是：不会仅仅因为对方的生物学特性而自动接受其共同体成员资格、从而让自己在和他的关系中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必须经过一个最低限度的立约过程（比如对习俗和宪法原则的默会认可），不存在契约时，本方安全便上升为首要行动准则，也就是自然状态的法则。 @whigzhou: 其他道德哲学家会给你讲各种更动听的理论，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中，那些听起来确实很美妙，但我可以打赌，一旦大难临头，他们溜得比你我都快，契约主义则要求我们慎于承担义务，而一旦承诺，不得逃避其后果 @zenisolation:是不是这个意思，作为共同体内的国家，代表共同体强制非共同体内的某些国家不能研制核武器。是符合共同体内的契约的 @whigzhou: 对，比如为保护共同体成员不受伤害，英国政府不惜屠灭境内所有家牛，这种时候连动保分子也缩头乌龟了，业余玻璃心则假装没看见，我们契约主义就不会这么演戏～ @公民林恩翰:即是说，如果强者与弱者之间没有契约，当强者欺负弱者的时候，没有道德上的问题？而是自然状态的法则 @whigzhou: 不一定，该强者所在共同体的规范中可能有这么一条：当外人不对我们构成威胁时，不得欺负他们。这种规则是合理的，而且从长远看往往也是有利于共同体安全和利益的 @whigzhou: 契约主义是一种元元元……元规则，在其之下如何构建或识别具体的契约内容，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whigzhou: 但很明显，“外人无论如何行事，都既不得强行干预同时还必须对其适用与共同体成员相同的标准”，这样的规则是无法维持共同体安全的，除非该共同体已强大到能把外人视为人畜无害的小动物，但实际上人类太危险了，看看IS  

【2015-07-17】 @whigzhou: 当一个议题被政治纷争笼罩时，我就不会相信什么“科学界主流意见”，这些意见几十年后再看估计扯蛋居多，判断这种局面出现的几个线索：1）向来谨慎的科学家突然变得信誓旦旦起来，2）专业跟议题距离很远的科学家突然大批掺和进来，3）动辄几百上千联名公开信，4）动机论阴谋论开始盛行…… @你国人民感情伤害专家: 说人碳暖球呢。 @whigzhou: 很多，从塞维利亚信条，种族差异，人碳暖球，智力测量，同性教育…… @慕容飞宇gg: 社会心理学界左得一塌糊涂，那些同性父母对儿童没有影响的结论根本不足为信。看他们对相反结论签名抗议的闹剧也就知道了 @whigzhou: 我看的不多，让我纳闷的是，同性家庭历史才多长？他们有机会大致正常养孩子的历史才多长？观察养育效果的合理周期是多长？这么快就有结论了还信誓旦旦？  

【2015-07-17】 @押沙龙 那些骗子最喜欢说的就是：“科学也有解释不了的事情”，其实科学要是跟他们一样不要脸，科学也什么都能解释。 @Ent_evo: 不不不，其实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当科学家说他不能解释的时候，意思其实是“我们有好多种解释，但还不知道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是真的” @whigzhou: 99%太夸张了，假如导致某些现象（或差异）的过程过于复杂以至无法用普通人可读的方式叙述，即便可以用一个模型来演示，也很难说是“可解释的” @whigzhou: 假如用来演示和说明的模型和实际过程差不多复杂（用黑话说就是该过程不可化约），这种现象就可以说是无法解释的，更何况，许多情况连准确建模都做不到 @whigzhou: 所谓混沌便是造成不可化约的一种情况，凡有混沌环节存在的地方，解释都难以进行，问题是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2015-07-16】 @大象公会 【猎头者，霍布斯的诅咒】胆小慎点 | 只为猎取人头而杀人，曾是广泛存在于从美洲、南太平洋、东南亚到华南地区的习俗，各地对猎头的理由和动机解释完全不同，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地区变成了人人恐惧的高危地带。作者：@whigzhou @人格显示器: 问题在于反复的博弈为何没有带来和平？ @whigzhou: 在局部（小共同体或联盟内部）和短时期内带来过和平，但都不太长久。均衡被打破的常见原因有：1）寿命太短，均衡常依赖于大人物之间的个人信任，也因一个大人物的死亡而打破；2）饥荒等灾难导致的绝望之举；3）一方力量增长打破均势…… @whigzhou: 4）但最根本也最难以遏制的因素是：资源竞争的激烈程度，使得每个群体内部的失败者 不得不向外寻求出路，铤而走险，非洲的年龄组制度便是一例，这些部落财产和女性资源被年长男性完全霸占，每一代男性都要等到30多岁，叔叔们死的差不多了，才有机会娶到老婆，等不了的，只能到外面找。 @whigzhou: 所谓年龄组，就是由部落内同龄男性组成的战斗/劫掠团队，经过成人仪式考验后组成，对外发动攻击，抢牲口抢女人，杀戮驱逐竞争者 @whigzhou: 这种模式在澳洲北部Tiwi人中发展到极端，部落内资源被老男人垄断，男性在40岁之前基本上无望在部落内部娶妻，问题上熬到这个年龄之前很可能死了，你说他们怎么可能不铤而走险搏一下？ @香港的谭叔: 唉。去看看理性乐观派。辉总这篇文章说过头了 @whigzhou: 《理性乐观派》我恐怕比任何人读的都仔细，书很好，但我不得不说里德利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详见我的两篇评论：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vs互惠交易 ，国家起源：定居农业vs商业 @whigzhou: 总结一下：1）前国家社会的交易以互惠式为主，而互惠交易的特点是区分熟人/陌生人，朋友/敌人，规范之在熟人/朋友间发展，对待其他人可以毫无规则和底线，且毫无道德包袱，2）前国家社会也有少量非互惠式的市场交易，但从事这些贸易的人同时也是武装团伙，当抢劫更有利时，他们不会犹豫。 @香港的谭叔: 辉总其实也应该了解一下有贸易和没有贸带来的分別。不是我说的。是理性乐观派这书的主旨。把国家政府当成秩序的主要来源有很多问题错误 @whigzhou: 我完全同意，除国家之外，秩序还可以有很多重要来源，自发秩序也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词，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秩序在前国家时代确实未能带来和平 @whigzhou: 作为有着无政府理想的人，这事实让我很遗憾，但我不能假装看不见。假如我们想象一个平行世界，国家晚出现几千年，假以时日，私人组织或许能够找到更好的均衡，但事实上，国家抢得了先机，抢到了作为大型社会秩序独家供应商的地位，并且排挤和压制了与之竞争的其他潜在供应商， 很遗憾～ @tertio:如果邓巴数大一个或几个数量级，情况也许不同 @whigzhou: 或许寿命长几倍更管用。历史上最接近于成功的私人组织是日耳曼封建制，典型的封建系统其实是个私人组织，一切都是私权，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其结构性缺陷使它无法为一个流动性大社会提供秩序，而宪政/法治的发展是王权扩张和国家化的结果 @黄章晋ster: 我在想，如果有个超大但却是连续而破碎的群岛，而且物产不均，或许可以出现这种的演化。 @whigzhou: 嗯，再给波利尼西亚一千年～ @只配叫猪:王朝就是私人组织啊 @whigzhou: 国家/私人不是这么分的，只要符合如下条件的实体，就是国家（无论该实体是不是个人）：它所执行的规范要求由它垄断暴力，即，除非经它许可或授权，任何人不得对他人使用武力 @whigzhou: 一个不主张不谋求这一垄断地位的秩序供应商（比如保险公司或者非排他性仲裁者），就是私人组织而非国家 @人格显示器:所谓的公权，不过是把个人的所有权分成股份给予更多人，本质上还是私有制的。 @whigzhou: 区别在制度性垄断（所谓制度性，是指其所执行的规范规定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如果这个保险公司不主张垄断地位，就是私人性质的 @whigzhou: 详细分析见我对诺齐克的评论 @格林黑风: 辉总，美版无间道里一个黑社会boss 说我是此地老大，我没说可以打谁，谁就不能被打。这黑社会不能算国家吧？ @whigzhou: 如果他把认真执行这一条，那他就是想成为国家，如果他大致上做到了，那他就是国家了，被称为黑社会的，都是离成功太远的那些

【2015-07-15】 @whigzhou: 传统基金会的最新经济自由度排名 http://t.cn/hbuqBi @whigzhou: 近年最吸引我注意的变化是以色列，其排名从2013年第51到2014年第44到2015年第33，势头非常猛 @whigzhou: 以色列建国后政治风向转变和制度变迁，是观察外部威胁如何影响制度的极好案例，建国者是一群社会主义者，甚至不乏贡产主义者，而且还真建成了一些贡产主义制度，在几十年险境求存的经历之后，现在，他们头脑已清醒到能够接受像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政治家了 @飘絮的李二锅:以色列从没有抛弃过民主制度，并且迅速坚定地倒向了美国，结合环境的变化，这约束了策略演变的路径。如果从一开始建立的就不是民主制度或者倒向的是苏联，糟糕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导向集权、控制和非民主。 @whigzhou: 傍美定律，多亏阿联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投靠苏联～ @whigzhou: 皿煮因素确实也很关键，在生死抉择关头，大众比精英更不容易挑错边，他们的集体选择就更不容易错，历史经验已多次证明这一点 @whigzhou: 我印象中唯一一次民众不知该往哪边跑的例子是德苏瓜分波兰时，大家都晕菜了，两边都往对面跑 @慕容飞宇gg: 我总觉得这个统计有点怪。貌似发达国家其实管制条例比天朝这种地方多吧（比如德国有出租车送往客必须回站才能再接客这种奇葩规定）？ @whigzhou: 不能这么算，被一条禁令完全封闭，和大致开放同时用很多条例加以管制相比，显然更不自由，潮藓几乎没有西方式管制条例，评估自由度得从结果端入手 @whigzhou: 假如我来设计经济自由度指数的话，会从几个方面着手：1）合规成本，2）激励方向：看企业的核心资源朝哪个方向配置，朝裙带/钻营/贿赂/游说方向配置越多，显然越不自由，3）选择效应：看最成功的那些个人和企业普遍具有哪些特征和优势，4）边际变化：看对自由度最敏感的产业在流进还是流出。 @Stimmung:专治各种不服国家没有国会议员可游说，贿赂裙带没法统计，民主国家企业工会甩着膀子往super PAC捐钱，最后统计结果可能就是前者自由度比后者高很多。 @whigzhou: 嗯确实，可能得用其他指标先分出个大概，然后才能用第三组指标作组内比较，从各组指标到最终指数的算法可能得是多级的

一种广为流行说法是：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尺度上，谈论（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是没有意义的，这么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足够显著因而足以用来说明点什么的遗传改变，进化只能在地质年代的尺度上（比如至少几万年）谈论。 具体说就是：假如我们观察到一种环境条件、文化形态或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其持续时间只有几百年，那就不能：1）据此而推测有关群体已在生物学意义上发生了适应性改变；2）并据此而推测这些改变可能带来的后续影响。 但这是错误的，理论上，只要时间跨度超出一个世代，并且选择压力（表现为繁殖成效差异）足够大，有意义的遗传改变便可发生。 那么繁殖率差异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看一下不同族群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便可得到一个直观的印象：北美再洗礼派社群的总合生育率（TFR）高达4到8，年增长率高于3%，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生育率皆远低于替代水平，人口正在急剧下降。 类似差异也存在于同一族群的不同阶层或不同文化/职业群体中，比如欧洲女博士的生育率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低很多，美国高收入阶层的生育率也比低收入者低很多。这是人类的情况，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可以比这大得多，其世代周期也可以短得多。 高达几倍十几倍的繁殖率差异，在几个世代之内便可显著改变某些遗传特性在种群内的分布，只要这些特性是有意义的，那么从进化角度谈论这些改变的后果，也就是有意义的。 上述错误观念的流行（即便那些对进化理论有着极好理解的学者，也常犯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人们误解了生物种群在面临选择压力时，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方式，或者说适应器的构造模式，假如他们对适应的理解仅仅限于某些类型，那么适应/进化速度确实会很慢。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适应可能会以哪些方式发生，然后对比一下它们对进化速度有何影响。 1）阳性变异vs阴性变异 这对概念（以及后面几对概念）是我杜撰的，反正我明确说明了含义，取个名字只是为了说起来方便。 阳性变异是指那些导致一种新功能产生的遗传变异，比如一个复制错误恰好将DNA的一段非编码序列变成了编码序列，于是产生了一个新基因，而阴性变异则是导致一个原有功能的失效。 一个适应性变异既可能是阳性的，也可能是阴性的，比如高纬度族群的肤色变浅是一种适应，这是丧失某些色素合成功能的结果。 很明显，阴性变异发生几率远高于阳性变异（破坏一个既有功能总是比创造一个新功能容易得多），所以，当一种适应通过阴性变异而发生时，其速度会更快。 2）二值特性vs多值特性 有些遗传特性要么有要么无，而另一些则有一个较宽的取值范围。导致多值性的原因有很多，这里只举一种较纯粹的情况：有些基因会在DNA上存在多个副本，每个副本又有多种等位体，假如某种基因有5个副本，每个副本有效和无效两种等位体，同时其所对应的性状取决于该基因所编码蛋白质的浓度，那么该性状的取值范围便是0-10。 性状的值域越宽，其分布看起来就越像是连续的（尽管根本上说它仍是离散的）；值域较宽的性状被称为量化性状（[[quantitative traits]]），由其副本组合改变所造成的变异，叫副本数变异（[[copy-number variations]]，CNVs）。 显然，经由副本数变异的适应，比经由单基因阳性变异的适应，要容易而迅速的多，首先，副本数减少只需要一次让某个副本失效的变异即可，其次，副本数增加只需要一次导致编码段重复的复制错误即可，第三，对于有性生物，多副本基因的数量变异可经由有性繁殖过程中的重组和交换而实现，因而更加容易发生。 3）单基因调控vs多基因调控 除了副本数变异，多值性也可以通过多基因调控实现，有些性状（比如肤色）的产生和调控机制十分复杂，许多基因参与其中，其中每个基因的变异都可能影响结果，而且这种影响通常不是致命的，即，其中一个的失效或改变只是让结果有所不同，而不是让结果在二值（或少数几个取值）之间翻转，这样，性状也就表现出多值性。 上述副本数变异其实就是多基因调控的一个特例，只不过前者参与同一调控机制的多个基因是同源且高度相似的，因而被视为同一基因的多个副本。 多基因调控的性状，其适应速度快于单基因调控性状，原理同上。 4）单向调控vs多向拮抗 有些性状虽然是多基因调控的，但参与调控的各基因，其作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比如在肤色调控中，假如所有参与基因都在帮助实现黑色素合成，那么这种调控就是单向的，其多值性仅由其中部分环节失效而产生。 但多基因调控也可以拮抗的方式进行，一组基因把性状往一个方向拉，另一组往相反方向拉，最终结果取决于两者的平衡点。 很可能，我猜，以拮抗方式调控的特性，其值域会更宽，适应也更快更灵活，不过，和前面几条相比，这一点没那么显而易见，数学上的证明可能更复杂（我也没去尝试），但直觉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为什么双手把控方向盘比单手更灵活敏捷呢？其中原理或许类似。 5）单层次调控vs多层次调控 许多复杂调控是通过一层叠一层的修饰/抑制来实现的，激素甲调控葡萄糖水平，激素乙调控激素甲的水平，激素丙调控激素乙的水平…… 产生一种新激素所需要的变异很特殊，很难发生，但与这些激素所对应的基因搭配组合却很容易改变，特别是当这些基因本身是多副本的，并且与有性繁殖所提供的特性储备机制（这个我后面还会说到）结合起来，其组合多样性将随等位体的增加而呈指数式增长，适应灵活性也随之提高，这意味着，当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种群能够更快找出提升适应性的方案。 6）多态均衡和频率依赖选择 有些特性是否适应、适应度如何，取决于它和其他等位特性在种群中的分布频率，此即所谓频率依赖选择（[[frequency-dependent selection]]），此类选择将导致该性状的若干等位特性以某种比例达成多态均衡（[[polymorphic equilibrium]]），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侧斑蜥蜴的雄性觅偶策略，橙喉/蓝喉/黄喉三种策略以特定比例达成多态均衡。 在多态均衡下，当环境改变时，适应性变化很可能迅速发生，因为适应所需要的变异原本就已存在，适应过程仅表现为构成均衡的多等位特性的频率变化。 在一个规模庞大、分布广、所占据生态多样性丰富的种群中，同时可以存在很多等位特性，而且多态共存的事实本身创造了很多新生态位（因为种群的特性分布本身对其中特定个体构成了一种“生态”），许多边缘特性以很低频率存在，它们事实上扮演了种群备用特性库的角色，一旦环境条件改变，原有的边缘特性便可能扩张为主流特性，这一过程，尽管没有创造新特性，但也完全有资格被称为“进化”。 7）无性vs有性 有性繁殖从两方面提高了生物的适应灵活性：首先，通过保存两份染色体，使得每个基因都个体基因组里都有至少两个副本，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容错性，当一个副本失效时，系统仍能正常工作（假如这不是一个量化特性的话，而即便它是量化特性，一个副本失效也可能只是降低适应性而不是致命的），这样，一些在当前条件下适应不良的遗传特性，便可能以较低频率作为隐性基因保存下来，从而扩充种群的备用特性库，如上所述，更大的特性库可带来更高的适应灵活性。 其次，它提供了一种基因重组和交换机制，让遗传算法能够在一个世代内尝试更多特性组合，搜索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从而更快找到更优解，这也意味着更高的适应灵活性和更快的进化速度。 经过这番检查，可以看出，导致适应性改变的各环节中，只有阳性变异是极低概率因而需要漫长等待才能出现，而在没有阳性变异出现的时间段中，适应仍可能以许多种方式发生，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当环境条件改变时，几个世代之内完全可能出现显著的进化过程。 实际上，上述各种适应模式，也正是生物复杂性的主要来源，当这些机制给生物带来复杂性的同时，也提升了其适应灵活性，让其在环境改变时尽快找到新的优化方案，如此带来的复杂性程度越高，其短期内发生进化的可能性也越大。 所谓适应灵活性，和动物的神经灵活性、认知灵活性、行为灵活性一样，是一种二阶适应性：它提升了生物种群在环境改变时尽快找到新适应方案的能力。 由于这种灵活性总是和前述各种复杂性联系在一起，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从较大时间跨度上看，生物复杂性总是在提升，因为只要满足一些简单的背景条件，这样的复杂性提升过程（也就是二阶适应过程）就必定会发生，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暂不展开讨论。  

前几年威尔逊帮和道金斯帮就群选择的问题吵得撕破脸皮，起初我觉得这架吵得有点无聊，因为双方在事实问题上好像没多大分歧，分歧好像集中在如何表述这些事实。 不过后来我意识到，如何表述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不恰当的表述会将争论（以及这些争论的听众）引入歧途，我来理一理。 1）关于社会性之起源，有两派观点，一派（方便起见，姑称为道金斯派）基于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是亲选择的结果；另一派（威尔逊派）则认为群选择即可产生同样效果。 2）对群选择理论的主流反驳意见是：那些为个体自身利益而背离群体利益的群内个体，将被自然选择偏爱，因而数量扩张、替代那些更“无私”的个体；同时，由于个体繁殖速度远超出群体分支/复制速度，因而上述替代的速度也将超出优 势群体替代劣势群体的速度，从而使得任何群选择都难以发生。 3）但这些障碍其实可以克服，假如一种群体利益由群内个体间合作所带来，那么，众多博弈论模型已经演示了，即便不存在亲缘关系，一种合作关系也可在群体内得到维持。 4）假如这些群体发展出某种组织/控制能力，使得规范能够得到强制实施，那么维持上述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便进一步提升了。 5）建立合作关系、进而形成合作群体的前提，是存在共同利益，以及形成和执行合作策略所需要的认知能力；亲缘关系是共同利益的重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因而亲选择对群体合作不是必要条件； 6）当然，在合作群体的最初形成中，亲缘关系无疑可以起关键作用，除了因为它提供了重大共同利益之外，还因为个体在地理上的分布（更一般而言，在关系空间上的分布）不是随机的，因而总是更可能与其近亲发生合作博弈，从而有机会建立合作； 7）问题是（分歧点来了），成功建立并维持了上述合作关系的群体，还能不能被视为群选择理论中所谈论的那种群体？换句话说，那些因此类合作关系/规范而取得对其他群体的优势、从而得以替代其他群体的过程，能否被称为“群选择”？ 8）传统上，当我们说“群选择”时，指的是：不同群体因某一特性在各群内的不同分布状态而具有不同的增殖优势，有些灭绝了，有些增殖繁荣了，于是带来优势的特性便扩散了；然而对上述合作群体，造成其增殖优势差异的，不是某一特性的分布状态，而是带有这些特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种组织/控制关系，以及它所带来的规范执行机制，这是一种在新层次上建立的新结构，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征分布，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述，至少是可疑的； 9）当一种群体合作关系紧密到让群体表现的像单一行动者，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称其为“群体”了，此时它已经是个体了；实际上，目前被称为个体的那些东西，都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进化而来的； 10）一种合作结构能否被称为“个体”，我的标准是：看合作各方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复制通道；某些真社会性昆虫巢群已经符合这一标准，因而可以称为个体； 11）许多群体的合作紧密程度，介于无结构群体和真社会性巢群之间，作为一种结构，它们已经成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但因为上面所述理由，这种选择既不能被等同于作用于个体的经典自然选择，也不能被称为群选择，我更倾向于用“组织进化”来称呼它们； 12）因为我不是本质主义者，所以这种本体论上的模糊性和两可性，对我不构成困扰。  

【2015-07-07】 @whigzhou: 读过《大停滞?》 ★★ “这是Cowen作品里最差的一本，这家伙的经济学功力这回算是彻底暴露了，对消费和金融的理解都一塌糊涂，我看他还是谈文化更有趣一些。” http://t.cn/RA1Wck8 @慕容飞宇gg:那么 大停滞 这个主要论断你赞同吗？ @whigzhou: 不同意。我也看到一种停滞前景，但和他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我看到的是：随着整个生产体系的进化，很可能越来越多人的人力资源在其中变得毫无价值，当这部分人的比例高到某个程度时，经济将不可避免陷于停滞 @whigzhou: 我不知道这个临界点何时到来，过去几年美国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在持续下降，或许部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但我不确定其中多少可归因于制度（比如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但从理论上说，即便消除所有制度障碍，越来越多人退出劳动市场也是完全可能的 @whigzhou: 有人认为教育制度的改进可以解决这问题，我不同意，教育最多能延缓这一过程，因为受制于人类硬件局限，教育的边际效果在不断下降，到某个程度之后，无论再追加多少教育也不可能把某些人的人力资源变得有市场价值了 @理客墙: ....你说的这现象早有文献研究到死了，Cowen还专门写了另一本书说这事。但这和停滞有什么必然联系？ @whigzhou: 理论上没有必然联系，我在《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里也说了，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并非不可能靠非劳动要素报酬继续维持其消费能力 @whigzhou: 但从经验上看，当大部分人口退出劳动市场，要指望出现一种恰好分散均匀到足以维持消费繁荣的要素分配格局，依我看是不太可能的，我也看不出通过何种演变途径能达到这样的分配格局 @whigzhou: 传统低端劳动要素有一个自然特性：每个健康人都天然拥有，而且谁都不比谁多多少，因而当此类要素的市场价值高于零时，经济体自动实现了某种分配结构 @慕容飞宇gg: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衣食住行已经很久没有提高了，未来呢？ @whigzhou: Cowen看待消费的方式整个歪了，要拧过来很费劲，我就简单说几句，1）“很久没有明显提高”这个说法经不起仔细检查；2）假如每人多买三辆车，每天多吃三倍肉，倒是很符合Cowen的增长观，可是人们要的增长真是这种吗？ @whigzhou: 3）当某个层次某些类别的消费大致满足之后，人们就开始更多关注其他方面，开辟新的消费天地，而不会在原有消费组合上一味追求数量扩张；4）考虑到成本结构上的变化，旧消费组合的精致化、新消费领域的扩张/改善，其程度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在GDP中，但只要这些改变正是消费者所要的，那又有什么不好？ @whigzhou: 举个稍稍极端的例子，假如延长寿命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人需要把医疗开支从其收入的20%提高到80%才能以让他再多活一年，按Cowen的标准，活101岁和100岁显然不算明显著改善，但人家就愿意这么做，你着啥急？ @鸥先生-:辉格老师最在意那些数据？ @whigzhou: 比较消费质量和长期生活水平的话，我提倡一种扩展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创新和投资活跃程度的话，最简单指标是Top100名单的更新频率 @whigzhou: 不过，若不是为了讨论方便而需要一种客观指标的话，我个人其实更注重直觉观感：新鲜好玩的东西是否还在不断冒出来？学术界是否还在不断产生富有启迪的新思想？企业家是否仍有机会创造激动人心的新事业？总之，只要文明继续繁荣下去的可能性不被扼杀，我就很满意了～  

【2015-07-07】 @大象公会 【香港人为什么最迷信】为什么娱乐圈盛产迷信爱好者？科学真的可以破除迷信吗？象征现代文明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风水之都？作者：陶岗仁 http://t.cn/RLAQpjZ @熊也餐厅: 着急减脂时就会迷信～ @whigzhou: 很久以前我曾coin过一个术语，能动性乐观主义，用来指迷信背后的心理机制，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可理解的，原因是可查找的，解决方案是可得的，困难是终究可以克服的，前途终究是光明的……从巫师、政客、公知，到好莱坞编剧，都很乐意强化和利用这一倾向 @whigzhou: 当然还有股评家。对能动性乐观主义的迎合，构成了好莱坞诸定律中最突出也最顽固的一条，我喜欢Game of Thrones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基本上不管这条定律  

【2015-07-06】 @whigzhou: 有关营养/代谢及其与健康之间关系，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以前从大众传媒中看到的建议都是靠不住的。引起我怀疑的几点：许多结论都是基于老鼠实验得出；连最基础的卡路里计算都不靠谱（燃烧法远远不能模拟消化过程）；科学界的众说纷纭；从科学研究到公共建议之间的政治扭曲；等等。 @whigzhou: 如果我不得不采纳一种意见，我宁愿相信来自灵长类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而不是农业部或WHO的，宁愿相信我所信赖的人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总之，暂不接受任何总体方案，每条建议视其方法和理由个别对待。 @迦列: 一个人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持有格列高利心智，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仅仅持有达尔文心智，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本以每个人均持有较高级心智为假设，最终却成了低级心智持有者的修罗场。 @whigzhou: 你对格列高利/达尔文心智之分的理解和我不同，我在原帖中表达的，是一种“在某些事情上宁可信赖直觉”的态度 @whigzhou: 我说的“宁可信赖直觉”，是相对于信赖一套科学理论或由科学理论/知识所支撑的实践指导方案，这种信赖不能被归为达尔文心智，因为它不必是基于一组硬编码而做出的刻板反应，而可以是基于大量个体经验，听取了大量他人意见，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并对未来调整保持开放，因而是格列高利式的。 @whigzhou: 之所以在经过权衡之后做出如此选择，是因为我在尝试寻找科学意见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科学界在此问题上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其研究深度和成果质量也远未达到能够产生一个可让我接受的整体指导方案的程度 @whigzhou: 简言之，我所信赖的“直觉”，并不是由一个达尔文造物按硬编码所产生的直觉，而是由一个装载了大量经验的格列高利造物在充分运用理性能力之后所产生的直觉 @whigzhou: 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气候问题，早些年这个话题还很热门时，出于写评论的需要，我读了大量相关材料，但越读越感觉这里水太深，从各种论证理由和举证材料看，科学界显然还没找到一种成熟可靠且得到广泛认可的气候理论，远不足以给出一个高置信度的判断，更不足以提供一套可信赖的行动方案。 @whigzhou: 一旦得出这一判断，我的选择便是：拉远镜头、眯起眼睛，让我的直觉告诉我哪些说法更靠谱一些，除此之外，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不可能把一生精力投入到这件对我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且就算我这么做也未必有什么结果），但我确实也有点兴趣，想得到一个判断，于是只好用直觉赌一赌了。  

【2015-07-05】 @困覺的李二鍋 下半部分 谈的非常有意思。【澎湃新闻：周濂对访陈嘉映：如何解除虚假观念的束缚？】 http://t.cn/RLwzAZl @whigzhou: 读书人都倾向于高估古人用文字留在传世文献中的观念在古代生活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其实这些东西对历史根本没什么重要性，在当时的生活中也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浮沫（当然对喜欢它们的人可以是极其美丽的浮沫），这一高估让他们产生古人（至少贵族）的精神生活与当代如何如何不同的错觉。 @whigzhou: 少数西方中产青年投奔IS这种事情，根本不能用来支持“当代精神生活中缺了点什么”之类的判断，当代精神生活无论在何种层次/何种质量上都比古代丰富得多，至于有些人无法从中得到满足，那不废话嘛，这样的人从来不少，都满足都有方向都不迷茫了那还得了了 @whigzhou: 至于说现代人对自己所选定的价值体系没那么确凿/理直气壮了，那是没错，这仅仅意味着你没法像古代人那么要求大家都来认可/景仰你所选择的体系了，是啊，你还想咋样？ @小猫走路的声音很轻: 陈嘉映完全没有右边理解的那个意思，说的也不是一回事。真的怀疑辉格老师的阅读能力。而且最重要是，陈老师也不会谈论右边这种不咸不淡的理念。真心觉得人家不混互联网不搞粉丝就可以随便抹黑或恶意曲解吗 @whigzhou: 那你说说看他是什么意思？他举这个例子总得说明点什么吧？ @飘絮的李二锅:他举的例子不合适，西方穆斯林移民二代跑去参加IS有非常形而下的原因在起作用。 我猜他想说的是，现代生活对整全性、统治性的价值阶梯的瓦解造成某种类似本能冲动的东西没法被满足。 @whigzhou: 嗯，我读出的正是你说的意思，而我认为这是对现代社会过强过苛刻的要求 @whigzhou: 假如他把意思限定在后半篇最后几节，我就完全没意见，甚至很赞同，但他把这意思装进了一个不恰当的筐里，这个筐跟现代性是不相容的，现代社会的自由，只要求较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不能要求或指望“整全性、统治性的价值阶梯” @飘絮的李二锅:他没要求……他就是说这个过程不可逆的，尽管如此现代社会仍然是最值得追求和过的社会。 @whigzhou: 当然，我指的是哲学/精神上的“要求”，我理解他并没有试图改变他人或改变世界的意思  

【2015-07-04】 @whigzhou: 近代的民族主义热潮，或许也是一种密涅瓦现象（指一种东西在其临近衰亡之前突然兴旺发达了一阵），从制度上看，构成其基础的诸文化元素，与现代性是不相容的，但从传播和组织的角度看，现代化为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机会，使得民族国家的创建成为可能，或者在它失败的地方造成持续动荡。 @whigzhou: 所以我们看到（也可预料到），在宪政发展滞后于技术/经济现代化、因而其制度无法容纳纳现代化所带来的高流动性的地方，民族主义早晚会膨胀为一头巨兽，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让所在国家陷于动荡，或给其邻居带来危害。 @Kyo先生和他的胡子:求“minerva现象”详解 @whigzhou: 可以看看Tyler Cowen的《创造性破坏》，他分析过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几种密涅瓦现象 @whigzhou: Cowen说的密涅瓦，原理是这样的：比如一种地方性艺术，因现代化而暴露于外部世界并广受青睐，从而得以繁荣，但这种接触同时破坏了其存在基础，结果热了一阵就很快衰败 @whigzhou: 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古镇热，古镇因现代化带来的旅游热潮而广受追捧，但现代化同时也消灭了其存在基础，结果沦为花瓶 @whigzhou: 我印象中，80年代曾有一波相当强劲的评弹复兴浪潮（估计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戏曲），大概是得益于收音机的普及，但这浪潮很快就过去了，再没有回潮  

【2015-07-03】 @whigzhou: 发表了文章 刑讯逼供与刑求情报的差别 《纽时》：参院周二投票禁止刑讯逼供，将采取措施确保政府不再利用水刑一类的审问技巧。参议员们以78票对21票的结果通过了国防授权议案的一项修正案，据此，包括军方在内的任何政府机构将只能使用《陆军战地手册》所载的审问技巧。 @sonicblue_nju2: 战俘这个推理不行。战俘总归会持有一些你不知道的话将来会对你方造成损害的情报，越高级的知道越多。不能把隐瞒这类情报当作犯罪。 @whigzhou: 区分关键是威胁的直接、显明和急迫，这与自力救济的前提类似，何种条件下我可以拔枪击毙对我构成威胁的攻击者？ @whigzhou: 我们不能以一条规则在语言表述上的模糊，否认这条规则的有效性，不然的话，没多少法律规则有资格保存下来，表述模糊性对大陆法才是问题，在普通法程序机制下不是问题 @whigzhou: 在有关淫秽品的诉讼历史上，不断有人要求法官/法学家对淫秽给出一个精确定义，也确实有不少人接招尝试了，但没有一个定义找不到直觉上的反例，最后一位大法官说：（大意）我给不出精确定义，但你拿给我看我就说得出算不算淫秽。我觉得这位法官抓住了语言学的一个要点。 @sentimental-fog:抓到了敌方的高级将领，由于他掌握的许多情报都会对我方造成持续的伤害，所以我们一直对他用刑？ @whigzhou: 有关战俘，我举的例子是定时炸弹，不是情报，后者是针对恐怖分子的例子，对前者采用更严格的标准，是因为这么做可以保护被对方俘虏的我方战士 @whigzhou: 正是基于后一种考虑，我们订立了《日内瓦公约》，而恐怖分子没有加入公约，故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不受其约束 @whigzhou: 按《日内瓦公约》，被俘者必须报出国籍、姓名、番号，供对方确认其隶属于立约国军队，才能享受其保护，恐怖分子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Ghostmarine: ……但是，请注意，实际上，刑讯逼供出错的概率相当高。曾经有个人被怀疑是恐怖分子，关在关塔那摩很多年，严刑拷问，最后才发现是当局搞错了。这或许正是法律上严禁刑讯逼供的道理：根本没那么管用。 @whigzhou: 嗯，这是个经验问题，争议各方可以在法庭上举证说服法官/陪审团 @rjxghg:善待俘虏与平民的条款与某些日内瓦公约条款（例如禁止达姆弹）不同，后者只是双方的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报复。前者不是约定而是某种具有绝对效力的条款。若说只有订约国才有义务遵循，那内战叛军怎么办？ @whigzhou: 日内瓦公约只是约束我们行动的规范之一，我们还受其他伦理规范约束，但标准不同 @whigzhou: 若报复有效，且这是保护我方共同体成员的最有利方案，那当然要报复，实际上我们可能选择不报复，那是因为：1）对方政权根本不在乎平民伤亡，2）这不是最佳方案，3）有其他选择时，共同体成员不喜欢这么做 @whigzhou: 法外之人不受保护，但我们也不会任意虐待他们，这不是因为我们承认他们拥有自然权利，而是因为需要顾及本共同体成员的感受，其原理和反对虐待动物一样  

【2015-07-02】 @森破山伯爵人鱼FC了但还是非洲人:辉格老师对洛克贬抑的理由我有点感兴趣。 @whigzhou: 洛克的许多现实政治主张我都是赞成的，但他为这些主张所提供的哲学基础非常糟糕，特别是他有关财产权和政府的哲学基础，这些缺陷经后继者（比如马克思和罗斯巴德）发挥放大之后其错谬越来越明显，将许多人导入歧途 @whigzhou: 洛克的权利观大致是自耕小农的朴素自由主义，其纯粹形式是鲁滨逊式自由，认为权利在自然状态下就有了，而不是在人际冲突和政治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边界，与之相应，他的政治哲学也只是朴素的反暴君观念，天真的相信自然状态是美好的，而恶政是自然状态被破坏的结果。 @夫子大师兄: 主要是对人性基础的阐述，问题大大的。 @whigzhou: 有点像性善论。我鉴别一种政治观念是否靠谱的最简易指标，是看他是否随时记得：世界是危险的，人类是极度危险的动物，任何均衡、秩序、权利、自由都是需要小心翼翼加以呵护与捍卫的，容不得一点天真 @Cambrian__:如果基于“世界是危险的，人类是极度危险的动物”，你如何看待技术的分数进步呢？毕竟技术的外生冲击经常是对均衡、秩序有无法预料的冲击。但我肯定你会欣喜于各种技术进步 @whigzhou: 对，技术对制度的冲击可能很大，特别是有关武器交通通信的技术，所以自由共同体需要随时警惕 @whigzhou: 比如在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这种大事情上，就得毫不犹豫行动，不需要其他理由，它本身便构成了压倒性理由  

最近接受了几次采访，其中《长江日报》刘功虎先生的书面采访是我接受过的采访中最让我畅快的一次（不久前与喂羊、hercules、tcya和万门大学校长童哲先生的非正式访谈也很畅快，不过口头叙述毕竟不如书面表达来得从容流畅）。 《沐猿而冠》中许多文章都曾以“读史笔记”为题发表于《长江日报》读书版，而撰写这个系列，最初便是受功虎先生所邀，在此特别感谢功虎先生，还有《长江日报·读周刊》编辑扁担先生。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问答记录： Q: 你的阅读量很大，面很广，但有时候你还会看看电影，你的时间一般是怎么安排的？你的典型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A: 我的生活节奏有点像季节变换，每当进入一种状态，通常会在这一状态中持续几个月或半年一年，在此期间，我会专注于一件事情，可能是阅读、写作、写代码，也可能只是玩。 专注的意思是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会超过10个小时，最多可以到16小时。能这么做，是因为我坐在家里，免去了通勤负担，也很少有社交活动。 通常，我在将近中午时起床，早饭后先翻一翻邮箱和博客，刷一下豆瓣和微博，两点到五点是大块阅读时间，然后下楼扔垃圾，顺便在小区散个步，买点东西，接着在晚饭前再阅读两小时。 晚饭后到睡觉前是最大最完整的一块阅读或工作时间，不过晚饭时间弹性很大，如果自己做（我最近在实践的旧石器食谱较难在外面得到满足），可能要多花两小时。 近年来我还养成了饭后看一集美剧或英剧的习惯（如果是电影，就拆成两三次看），顺便喝几口红酒，主要是为了增进和女友亲密相处的机会。 Q: 从《自私的皮球》到《沐猿而冠》，好像都是你平时写的一些文章的合集。手头有没有一些你感兴趣的“大题目”，吸引你写专著？ A: 我的理解和思考是零星获得逐渐积累的，体现在写作上也就是零敲碎打的；零敲碎打的好处是激励链条短，反馈及时，因而容易让我将工作继续下去；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把文字拆成一篇篇文章卖，你知道，文章比书卖得贵，而且还能卖两遍。 当然，永远停留在零敲碎打状态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我时而会写几篇长文，阶段性的总结我在某个主题上的看法，或就某一领域给出一个稍稍体系化的表述；和上一本文集《自私的皮球》相比，我在《沐猿而冠》里大幅增加了各章导言的篇幅，便是此类努力的一种，未来，当这些导言变得越来越长时，我的文集或许也会变得越来越像一部专著。 确实有一些主题，你必须用很大篇幅才能连贯而完整的把想法说清楚，特别是当这个领域尚不存在一个你大致认可的理论框架时（否则你只须简单援引它即可）；目前我觉得有此必要的一个领域是伦理学，因为我所持有的那种契约主义框架和现有其他框架都十分不同，希望未来五六年内我有能力把它表述出来。 Q：上面这个问题换个问法：你对建构原创的理论体系有没有兴趣或野心？你很感兴趣的进化心理学方面，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大的开掘空间？ A: 我对体系化有一种强烈的畏惧，所以总是尽可能逃避这样的任务，实在逃不过去的，也会尽量限于回顾性的，而不是推导式的、建构式的那种。 相信我，时有所得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进化心理学是个很好的理论纲领（我在拉卡托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不过它目前已较为成熟，未来更有意思、更激动人心的发展，将来自把进化思想运用于其他人类与社会领域的尝试，比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宗教、艺术、国家起源，等等。 就我个人而言，我把自己定位为哲学家，而我为哲学家设定的目标是：描绘一幅世界图景；这样，我对特定学科的兴趣便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它可能在我的那幅世界图景中扮演何种角色？ 正因此，我对那些特别成熟的学科，兴趣反倒没那么浓厚，读上一两本、有个大致了解，也就满足了，因为它们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很容易明确，也不会有太大争议；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有望带来颠覆性影响的开拓性领域，它们至少有可能在我的观念世界中造成一场或大或小的地震。 Q: 现在你遇到读者，他们会问你形形色色的问题，在他们和我心目中，你简直无所不知。你觉得自己有知识上的盲区吗？做一个“全知”的人你觉得有困难吗？有压力吗？ A: “无所不知”的印象，或许和我的自我定位有关，为了描绘世界图景，你必须把视野放得很宽，涉猎大量领域；但实际上，在多数领域，特别是那些被我视为“安全地带”的领域，我只是匆匆扫过，甚至仅仅满足于学校教育和大众传播环境留给我的东西，只有在那些“地震带”，才会流连徘徊，沉浸下去，探个究竟。 问题是，从地震带里冒出来的知识往往被大家认为是新鲜而“冷僻”的，于是有人就会惊叹：你懂得太多了，连这么冷僻的东西都知道；这种惊叹确实会给我一点压力，不过也算不上很大的困扰，可见我的脸皮还是蛮厚的。 在我视野之内，无疑还有大量的盲区，比如最近关注的语言问题，就还远没有理出个头绪，去年曾经涉猎过的国家起源问题，更是一片朦胧，再早时琢磨过的宗教问题，也因为一时想不清楚而暂且搁置了。 类似的盲区还很多，但这些都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known unknown，而最大的盲区则是迄今还处于你视野之外的东西，即unknown unknown，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地带。 Q: 你关心的东西都很“烧脑”，但这不妨碍你的粉丝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无论粉丝多少，你会不会有一种智力上的成就感或者优越感？ A: 我想这大概说明，一个人关注你、转发你的帖子可以有很多种理由，“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你谈论的主题有兴趣”未必是其重要理由，观点好像符合我的立场、其中一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不明觉厉、时下大伙儿都在谈论这话题、连我关注的几个大V都转发了肯定很厉害……，这些或许是更常见的理由。 一些想法能够引起共鸣，这确实会给我带来智识上的快感和成就感，但这跟粉丝数量关系不大，老话说，得二三知己足矣，我现在至少有小几十位朋友可称得上知己，已经很满足了，而要得到这些知己，依我看小几千粉丝也就够了，再多恐怕带不来更多知己。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极为通畅的传播环境，所以你只要把想法公开发表，并让文本持久存在，那么，可能成为知己的人早晚会找到你。 不过话说回来，粉丝数跟钱关系挺大，而钱我是想要的，所以即便带不来更多知己，粉丝数持续增长也会让我高兴。 Q: 黄章晋他们很关心你这本书，做了大力推介，现在这书的销量怎么样？据你观察，主要是哪一类读者感兴趣？ A: 这次推介效果很好，预售阶段已卖掉将近七千本，我很满意了，所以我特别感谢黄章晋老师。这次买书的读者，我想主要就是大象公会的读者吧。 Q: 你现在还在“为了谋生不得不写代码”（黄章晋语）吗？你享受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你今后会不会以思考和写作维生？ 我目前确实还在写代码，也确实部分依靠写代码获得的收入而生活，不过给我带来收入的，是我以前写的代码，还有我女友的写代码工作（她去年在我煽动下变成了码农），所以，黄老师这句话虽不算错，但不太精确。 我最近正在写的代码，是一个语义化的社交产品，是基于我对语言、知识和社交的理解而构思的，我相信它未来会展现出商业价值，但目前并未给我带来收入，而且我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更专业的团队来接手代码工作。 我对当前生活状态很满意，首先是因为我有一位与之相爱的女友，其次是有条件安心而从容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时生活也有保障。 我曾经认为在国内单靠写作难以维持一种让人满意的生活状态，过去七年中的一些时间段（我从2008年开始职业写作）也确实表明很可能是这样，不过近两年来，在得到一些媒体同仁（包括你们《长江日报》的编辑），特别是黄章晋老师的大力扶持之后，我逐渐相信未来单以写作为生也是可能的。 Q: 在你看来，婚姻是一门生意吗？婚姻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经济学、人类行为学的解释？ A: 婚姻确实是一门生意，否则就不会有媒婆来充当交易中介，不会有婚前的各种摸底、试探和谈判，还有一整套习俗和法律来确保双方履约。 但婚姻是一种通过契约来实施的长期一揽子交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正是这一差别，促使人们竭力否认婚姻的交易性质，正如我们在人情往来和师徒关系中，也会尽力掩盖这些关系的交易性质，以便将其与一锤子买卖划清界线。 指出婚姻的交易性质，是为了更好的分析和解释与之有关的心理和习俗，并不是要否认婚姻与家庭的情感成分，更不是要贬低它，相反，从交易出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情感。 Q: 婚姻的目的仅仅是孩子？人来到这个世上，除了做基因的接力棒，还有没有其他的存在意义？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宿命，必然是一种决定论的形式？ A: 婚姻的核心功能是合作抚养孩子，这么说的意思是：假如夫妻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不复存在，那么从文化演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婚姻便会趋于瓦解。但这并非是在否认婚姻还可能承担着其他功能心理或文化上的功能，正如师徒关系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和训练，但这一关系一旦建立，也可同时承担其他功能。 进化赋予了人类“感受意义”的能力，但并未给我们规定什么是意义，至于后一个问题，我唯一想说的是：生活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比你所感受到的更多，也不更少。 宿命论、决定论和必然性，是三件十分不同的东西。决定论是指：任一时刻的世界状态由其前一时刻状态完全决定；而宿命论的意思通常是：无论我怎么深思熟虑、怎么努力，都无法逃脱既定的命运。 宿命论和决定论是直接抵触的：首先，决定论并不暗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而假如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就不可能有意义的谈论“既定命运”，其次，决定论不认为我们的斟酌和努力是徒劳的，或者我们的选择不会影响未来，恰好相反，我们在当前时刻做出的斟酌和努力，作为世界状态的一部分，将（和世界状态的其他部分一起）直接决定下一时刻的世界状态，决定论只是说：我们在当前时刻会如何斟酌、如何努力、如何选择，乃由前一时刻的世界状态所完全决定。 之所以存在上述误解，我想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排除于世界状态之外，而这是一种二元论的看法。 至于必然性，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何种条件必定会引出何种后果。和常见的误解不同，它其实和决定论没什么关系，因为决定论谈论的是相继两个时刻的世界完整状态之间的关系，而必然性是有关因果关系的。 然而我们在谈论因果关系时，从来不会将世界完整状态作为因或果，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描绘世界完整状态，被我们当作因或果而加以谈论的，都是有关世界某个局部或某一方面的命题。 Q: 保留备胎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和男人都一样“花心”吗？ A: 备胎策略是人类女性的性策略库中的一件，这个策略库很庞大，所谓天性是指该策略库整体，而每位女性个体的策略组合只是其中一个子集，是否包含备胎策略，不能断言，但我相信几率不会很低。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一位女性的策略组合中包括了备胎策略，也未必会动用它，因为不同策略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优势，所以只要没有面临适当条件，她就可能不会动用它，假如她从未面临这种条件，就可能从未冒出过想要动用它的念头，这样的话，我们便没有丝毫理由说她是“花心”的。 所以我们不能泛泛的说男人女人是“花心”的，恰当的说法是：人类男女的性策略组合，都有着机会主义、分散投资和配偶多样化的倾向，但男女的策略有着重要区别，男性在数量策略上几乎是没有上限的，而女性的备胎策略是极为有限和保守的。 Q: 你曾经说过，人类的性选择，是男女双向进行的，具体该怎么理解？这种模式与动物界区别大吗？ A: 其他动物的性选择（如果有的话）通常是雌性对雄性的选择，因而只有雄性发展出鲜明的第二性征（通俗地说就是雄性更漂亮），相反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人类的性选择是双向的，而且女性的第二性征比男性更鲜明，其容貌也得到更多关注，这是人类诸多独特性之一，而且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Q: 人类是不是朝着越来越聪明的方向进化? 人类进化有一个“超级完美”的终极样态在等着我们吗？ A: 如果“进化”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那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当代城市社会的生存环境中，我看不出智力能给个体带来什么遗传优势，实际情况很可能相反，在当代社会，智力和繁殖成效或许是负相关的，而且眼下还看不出这一局面会如何扭转。 但假如我们扩展一下进化这个概念，将文化方面也包括进来，那么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一个成年人的智慧，除了其遗传禀赋，还可以得到大量文化元素、教育经历和技术手段的扩充（我用“衣冠”一词概称所有这些元素），所以只要有助于扩展我们理性能力的文化元素仍在发展，装备了这些元素的人类就有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把进化理解为朝向某个“超级完美”的终极形态演变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依我看是完全错误的。 Q: 人类除了没有毛之外，和猿类最重要的区别有哪些？ A: 从身体上看，重要的区别还有：人类有下巴、正在丢失第三臼齿（这两项都是骨骼纤细化的表现），有眉毛和眼白作为表情工具，有长度惊人的头发，有最大的头脑和最短的消化道；女性有永久性乳房，消除了性肿胀，隐藏了排卵期，光洁皮肤上分布着大量性敏感区，男性则有灵长类最硕大的阴茎…… 但最重要的区别在心理和行为上：人类有语言、有自我意识、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有最漫长的童年期，有固定配偶关系，最善于学习、交流与合作，所有这些特性，让我们组织起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发展出了纷繁多样的文化。 Q: 一般我们说“沐猴而冠”，你这个书名为什么叫“沐猿而冠”？ A: 最初是受了莫里斯“裸猿”一词的启发，莫里斯以动物学家的眼光审视人类，而我则更关注人性之文化方面，从这个角度，我为人类奉上了“衣冠之猿”这个雅号，所谓衣冠，是指人类成年个体所装备的整套文化元素。 不难预料，这个称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衣冠禽兽”和“沐猴而冠”这两个高度贬义的词汇，正确理解的话，我的概念和它们确实不同，这两个贬义词里的衣冠是字面上的服饰，意思是，仅仅穿戴上服饰却没有真正习得文化的人，徒具其表，不是真正的文明人；而我的衣冠是指全套文化装备，所以我说的衣冠之猿，是真正的文明人。 我不顾上述差别仍然移用这两个词汇，是基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考虑，在本质主义者看来，无论我们在进化历程中而获得了多少新特性，习得了多少文化元素，只要我们的起点不是人，我们的祖先不是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我们不拥有人之“本质”，因为在我们新获得的生理特性和文化元素中，没有一项可以被视为人之本质。 此类本质主义观点，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及其所创造文化的一大障碍，“衣冠之猿”和“沐猿而冠”这两个词，是我对本质主义的挑逗式嘲讽。 Q: “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性离动物性有多远？ A: 所谓人性，就是自从我们祖先从黑猩猩群体中分化出来之后，该种系在进化历程中所获得的新特性，以及他们创造并习得的文化元素，它距离“猿性”大约五百多万年。 Q: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形态与两千年前大不一样，但是人们的内心世界、心理状态、甚至智力进化水平，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不同，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A: 不认同，这个说法最多适用于新生婴儿，对于成年人是远远不成立的，一个在现代社会受过教育或有机会接触现代传媒的成年人，其心智状态与前工业或前农业时代的文盲的心智状态，是十分不同的。 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年人，很可能从未数过比三更大的数字，从未照过镜子，从未见过陌生人，从未到过或听说过20公里以外的世界，对曾祖辈以上祖先的事情毫无所知。 当然，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业社会的文盲已十分不同，农民多半很会数数，也善于计算，善于为生活做长远计划，甚至会出门做生意，但和现代人相比，仍有许多重大区别，其中原理，和他们与狩猎采集者的区别类似。 Q: 你这书的副题是“文化如何塑造人性”，请你结合几个具体例子，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A: 农业是个很好的例子，农业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的生物特性并不要求我们从事农业，不像蜘蛛，蜘蛛的生物特性已经规定了它们采用吐丝结网抓虫子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在农业刚刚兴起时，农耕群体和狩猎采集群体在人性上没有显著差别，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分化持续了几千年之后，两类群体之间便有了显著差别，农民变得更善于计算，有更强的时间观念，更善于做长远计划，对付出努力取得回报的过程也更有耐心，看待财产和权利边界的观念也得到了强化，类似差异还有很多。 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和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后天习得的文化元素上，也部分体现在生物特性上，即，在经历几千年分化之后，农耕者和狩猎采集者在生物学方面也有了可观察到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比较细微，但已经足以让我们宣称：文化在改变着我们的人性，不同的文化环境已经塑造出了有所不同的人性。 Q: 知道很多科学道理的人，更能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吗？ A: 科学是我们探索、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而且是迄今所找到的最好方法，运用这套方法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已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高度依赖于所习得的文化，因而从整体上看，科学无疑帮助人类大幅提升了理性能力。 然而，具体到特定个体是否能从一组特定科学知识中受益，或更一般的问，掌握更多科学道理或知识，是否会让你在生活上较为成功或幸福，那就未必了。 科学和技术远未发达到能为每一个体装备一套足以代替人类智慧的辅助决策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最死硬的科学主义者（即所谓死理性派），也只能主要仰赖进化赋予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文化赋予我们的常识和习惯来指导其行动，科学充其量只能在个别方面提供一些原则性指导，诸如别吃中药别信巫术等等，或在一些高度专业性的领域提供帮助。 这样一来，科学能否在生活上惠及特定个体，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在他的整个认知/知识系统中为科学找到恰当的位置，而在这一点上，掌握更多科学知识的人，未必就把握的更好，一个懂得许多科学道理的死理性派，或许会处理的很糟糕。 Q: 你在一堂讲座中讲的那个题目，“进化心理学：习俗如何从个体选择中涌现，以及文化保守性之数学理由”，主要讲了哪些人类行为，有什么主要观点。 A: 讲了一些习俗是如何产生的，比如买卖者为何会集中到某些地点去交易，从而产生集市，交易又为何会自发的集中在某些日子，从而产生集日，何以出现像春节这样的节日，为何过年回家的动机如此强烈，道路是如何自发出现的，等等。 其中用到了协调博弈和资产特化的理论，说起来话长，主要内容包含在《沐猿而冠》第五章的导言里，讲座的视频未来可能会上线。 Q: 你在新浪微博提到的那几条，能分别展开说说？ 1）认为智商概念毫无意义的男人，娶的都是聪明女人。2）软件当然也会影响硬件，要不然键盘上的开始键是怎么来的？3）我喝威士忌是装逼，我孙子喝就不是。4）文化隔阂带来痛苦和纷争，那是因为隔阂还不够深。5）男人的乳房不是谜，女人的才是。6）你们都不生孩子没关系，反正穷人会生。 第5条我大概知道一些，我看过你有专门讨论女性乳房的文章，这里可以说说男人为什么有乳腺，这是雄性动物的普遍特征吗，为什么不是谜。 A: 1）不乏有人认为智力不是一个可观察的指标，但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两性在择偶时，都将对方的智力列为重要的挑选标准，通常和容貌、财富、地位等指标一起排在前几位，这说明，人们有能力（或至少普遍相信自己有能力）评估对方的智力。 2）这是说，文化（软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物学特征（硬件），正如Windows95的流行导致键盘上出现了开始键一样。 3）这是说，有些文化元素在经历几代人传承之后，会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因为人们看待自己幼年期便习得的元素，和看待自己成年之后才遇到的元素，态度会十分不同，前者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解释、本身就有价值，而后者则需要一个理由才能接受。 4）这个说来话长，可参考《沐猿而冠》第六章第二篇。 5）首先，乳房是对女性有用的器官，假如我们已认定它对女性有用，那么“男人为何也有乳房”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因为把男女设计成不同样子要比把他们设计成一个样子更麻烦，所以，进化倾向于让男女尽可能共享同一套设计方案。于是问题变成：乳房对女性有何用？其哺乳功能当然很容易理解，但永久性乳房有何用，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