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困境的症结
辉格
2009年5月21日

随着一连串亏损、破产、停止纸介质发行、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美国报业的危机似乎远未见底；上月，连老谋深算的默多克也终于沉不住气，带头向谷歌发难，激烈指责谷歌窃取媒体的版权内容，《华尔街日报》总编汤姆森和美联社主席辛格顿随即应声附和，将谷歌称为窃贼和寄生虫；可是，谷歌的做法并不违法，如果报业领袖们皮包里还没装着可以用来和谷歌谈判的可行方案，那么这些指责，除了可以为他们发泄怨气之外，对改善报业的处境并无帮助。远从这场报业危机初露端倪时起，业内从老板到记者编辑，有心者们早已开始为报业的出路而思索，然而迄今没人能拿出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方案；本月初Amazon发布大幅面电子阅读器Kindle DX，竟被许多报业人士视为救星，业内气氛之迷茫与惶恐，可见一斑。

在为报纸和其他纸媒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寻找出路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一篇文章，为何在过去能为作者和出版者赚到钱，而现在却不行了？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文章的特性说起；每篇文章，无论是新闻报道或是评论随笔，都是一件思想作品，其中包含着作者的若干观念；无论是作者写作、编辑选择文章、出版人出版发行报纸，除了由此而获得报酬之外，很重要的——常常是首要的动机，是为了把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信息和观念尽可能多的复制和传播出去，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这些观念；有人或许会说，并非每个人都热衷于传播自己的观念，是的，但这样的人不会进入报业，成为记者、编辑、作家和出版人，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你大概很难找到一位作家，从不在乎别人是否看他文章，看了怎么想，而仅仅为稿费而写作。

在读者方面，他花时间甚至花钱阅读一篇文章，大致出于三个动机：获得信息和知识，了解他人尤其是专家对某些问题的见解，阅读过程本身所带来的乐趣；有意思的是，这三方面需求的满足，全都依赖于文章所含观念的传播广度：一篇报道，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阅读，我是很难判断其真实和客观性的；相反，如果我知道同时有一百万人在看这篇报道，那我就可以预期，其中总有不少人了解内情、或熟悉相关背景、或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对于其中的失实、偏颇和认知偏差，他们很可能提出异议，这样，如果我没听到这样的异议，就会感觉比较踏实；同时，因为我相信记者编辑们会比我更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也就相信他们会持有起码的谨慎和谦逊。

因此，观念的传播广度，是读者评估文章价值重要指标，一篇在封闭小圈子里传递因而很少有机会被挑刺的文章，其价值便很难得到认可，不仅新闻报道如此，分析评论文章也是如此，在这里，每位读者实际上都充当了其他读者的质量检验员。即便是那些非公开的专业分析报告，其质量保障也必须建立在作者过去凭借大量公开文章所树立的专业声誉，并且多数情况下，非公开报告的读者本身就是领域内的专家。观念传播的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科学研究中，匿名评审、同行评价、论文引用率，已成为评价学术质量的核心手段，也是科学得以发展的组织基础。

阅读本身所带来的乐趣，同样依赖于传播广度；尽管许多人声称他们的品味如何独特，他们的审美判断如何独立自主，实际上，很少有人不需要审美共鸣和价值认同，我们的阅读品味和审美情趣无时不受他人影响，许多时候，人们会仅仅因为身边的人都在谈论某篇文章而兴致盎然的找来阅读，并从共鸣中获得快感。

既然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无论哪一类文章，创作和阅读的动机都严重依赖于传播广度，那么，显而易见的判断便是：任何寻求突破报业困境的努力，都不可以限制观念的复制和传播为手段，这样做将是自杀性的。问题是，如果不限制复制传播，媒体如何获得收入？在纸媒时代，这不是个问题，那是因为，纸媒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会自动给出版者带来收入，而那又是因为，纸媒的复制源和复制品是分离的：你看到一份报纸，想要另一份的话，只能从出版商那里买一份复制品，如果你想用你看到的那份来复制，其成本高远高于买一份，即便在复印机发明之后，仍然如此；这就好比你看到一头品种优良的小猪，也想养一头的话，只能找种猪场买，用你看到的那头来复制，不是不可能，成本高到不可想象，若非如此，种猪场的商业模式便顷刻瓦解。

纸媒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即便复印成本足够低，复制过程仍可自动为出版商带来收入，因为除了整版广告，其内容和广告常常是不可分的，而广告收入占出版收入大头，因而出版商或许还乐意有人替他复制发行。然而现有数字出版技术瓦解了上述基础：所有复制品都成了成本可行的复制源，而内容可以任何切割拼凑，复制者不会好心帮你把广告带上。有了上述分析，我们似乎隐约可以窥见报业的出路所在：不要试图限制传播，收费阅读是不可取的，但要设法让传播过程自动产生收入；为此，报业应设法开发出新的数字出版技术，结合当前迅速发展中的内容聚合技术，既便于内容的复制和传播，又能保持内容再现的某种不可分割性——这意味着任何局部或完整的再现都可与广告位相绑定；同时，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还应配之以法律上的不可分割性和新的授权模式。

对我用私有化应对环境问题的说法，bearxy39说：

并不是来不来得及的问题，这个想法不具有普遍的操作性啊~！
把森林换成鲸，缺点会更明显（全世界达成了保护鲸的协议，但日本人就是乱杀），私有化能保护鲸么？怎样把鲸都私有化呢？还有，怎么分才合理呢？平均分还是用钱买？想着想着，就牵出一大串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难道避免公地悲剧的解决放案是消灭公地？公地能否被消灭？公地是否应该被消灭？如何消灭公地？消灭公地后会有副作用么？不懂不懂不懂……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好像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公地无法消灭。

nkpoper说：

鲸鱼当然没办法私有化，这种到处跑的动物，又不可能有人跟着，怎么私有化？

bearxy39说的很好，解决方案就是消灭公地，消灭的办法就是把权利界定到个人，也就是产权拟制和私有化；那么，如此一来，政府还要来干嘛？说得好，为啥非要政府呢？呵呵

不过，bearxy39对产权的理解还浅了一点，如果你深入考察会发现，财产权的根本，不在于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他人行为的合法排除，物的状态、甚至有没有物，并非关键，这一点，请参考我的旧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把我的观点运用到鲸的问题上，相应的财产权不是“对鲸个体的占有”，而是对“鲸这个物种之存续状态”的占有，其含义可以有两种：
1）某人若拥有该项产权，他便有权阻止任何危害到鲸物种存续的行为；
2）某人若拥有该项产权，他便具有排他的权利，可以做任何可能危及鲸物种之存续状态的事。

你很容易发现，这两种含义其实是完全等价的，即：识别出一类行为，赋予某人排他性权利，只有他能实施这些行为；如果别人实施了这些行为，就是对他的侵权，他有权为此索取补偿；这个补偿，或者自己动手去夺取，这叫自力救济，或者他去诉讼，这叫司法救济；其他人如果非要实施这些行为，可以用条件跟他交换，比如付钱，让他有条件解除行为限制，这叫交易，所谓财产权，不过如此。

回到鲸的问题，法官可以把“排除他人危及鲸物种存续的行为”这一权利赋予某人，比如国际鲸委员会，这样，日本渔民（或任何其他人）要捕鲸可以，自己去找委员会谈判交易；法官也可以把“独占的危及鲸物种存续的行为”这一权利（如上所述，其实与前一种是一个东西）赋予某人，比如日本捕鲸协会，如此一来，国际鲸委员会（或任何其他人）要保护鲸免遭灭绝，可以，自己去找日本捕鲸协会谈判交易即可，如果他们筹不到足够的钱来买下这份权利，那不过是表明了希望鲸种存续的人不够多，或愿望不够强烈，或太穷，或这些人只是嘴上喊得响，腰包却捂的紧。

如科斯所指出，若不考虑交易费用，将上述权利界定给鲸委员会，还是捕鲸协会，对最终鲸种的命运无影响，那么考虑交易费用会如何呢？未知，有待研究。

将鲸种产权界定给哪一方，在经济学上或许无关紧要，但在法学上却有关紧要，一项新权利，从模糊到明确，如何界定，界定给谁，应遵循某些一般性的法则，否则容易打起来，各方都可能质疑：凭啥？。

那么有些什么一般性法则呢？首要的是传统，或者如伯克所说的长久性，如果某些事情，我和我的祖辈重复做了几百上千年了，突然不让我做了，我就有了“合理的愤怒”，当然，在你看来，我这种行为在以前是无害的，而现在，许多人认识到捕鲸危及了鲸种的存续，而鲸种灭绝将是对他们的极大伤害（无论是感情的或者其他的总之是伤害），这一抱怨当然也能成立，但无论如何，你的受伤感是新来的，而我的捕鲸传统是古老的。

从这个角度，我倾向于将此项排他权赋予传统捕鲸社区的传统捕鲸渔民，当然，如果有人从其他法理原则上阐明另一种界定方法，请他说明，我持开放态度。但无论如何，权利应被界定，而且应界定为财产权：比如，法官可以要求主张该项权利的渔民提交显示他们过去50年捕鲸范围、种类和数量的证据，然后依此范围种类数量界定其权利，而将除此之外的捕鲸行为排除权赋予鲸委员会——该法人社团的设立宗旨确保了其自己不会捕鲸；此后，鲸种保护者不妨向渔民或他们的代理组织逐步收购其捕鲸配额，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若他们拿到证据显示渔民越过配额，可以提出侵权诉讼。

或许有人会问，若将捕鲸排他权赋予一家（比如日本捕鲸协会），他便处于垄断地位，会不会漫天要价？答：现有方式是将排他权赋予政府或联合国某机构，这是绝对垄断，只有赋予私人才可能实现竞争性的分立产权，这正是私有化的好处所在，至于捕鲸权是否可分割为分立产权，取决于其所界定的对象是否可分割，按上述配额方式，是可分割的。

环境和动物保护者需要认清一点：他们对物种免遭灭绝的愿望，也是人类需求之一种，与日本渔民捕鲸的需求相比，听起来或许更高尚，但在法律上并不更正当；法律从未保证：高尚而美好的愿望就必须得到满足；而在人类社会，当不同需求之间的发生冲突时，迄今唯一能和平解决的方案，便是法律保障下的权利和财产权。

那么空气呢？我觉得我在这里说的话完全适用于空气。

从基因的设计到性状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发育过程，基因没有手，不能自己去搭建出最终的产品，它只能借助各种蛋白质、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来完成建造过程，每一步都涉及极其复杂的化学过程，后天环境因素随时可能在任何步骤上施加干扰，并且基因所设计的发育过程本身包含了许多收集环境参数的环节，这就像安装操作系统，完全一样的安装包，因为安装过程需要收集大量环境参数，最终的安装结果千差万别，发育过程更复杂，不仅要收集参数，还有大量干扰。

性别算是基因决定最纯粹的例子了，但实际上，如果你精确地安排一个激素注射序列，完全可能把一个XX型胎儿培养成标准的男孩。

友情提示：

1）鉴于本人嘴巴也不太干净，这里可以说脏话；

2）鉴于本人也经常骂人，这里可以骂人；

3）鉴于本人对骂人的品味比较挑剔，这里不许用脏话骂人；

比如，你可以说“我操！”，但不可以说“我操你妈！”——假如听众能猜出这个“你”是谁的话。

Q：你有啥办法可以执行上述禁令？

A：没啥办法，只能靠朋友们给我面子了，哈哈。

 

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 辉格 2009年5月18日 上周，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至于消费者的利益，从未成为争端的焦点。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也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该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也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因而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比如一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之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帮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的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的均匀分拆，上述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走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它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的，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的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的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

高管薪酬管制于事无补
辉格
2009年5月14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来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正加紧筹划立法和监管措施，对金融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和发放方式作出限制，赋予美联储和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相关的审查和干预权力。此前，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企业，其高管薪酬已经受到严格限制，而现在这些限制很可能被扩展到未接受援助的企业，以及未来援助结束后的整个金融业。这一空前的管制措施，显然是对公众对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薪酬和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所表达强烈不满和声讨浪潮所做出的反应；然而，我们却很难指望，这些管制果真能改善美国金融业的薪酬体系，和以之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薪酬因企业而存在，按科斯的二分法，企业作为相对于市场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独特性在于：企业主借助一组雇佣合约，将若干劳动力资源，在一段时间内锁定在特定的资源组合中，以便他能对这段时间内的经营活动作出计划；实际上，通过雇佣合约，雇主用无风险的固定报酬，换取在雇佣期内对雇员劳动的支配权；这一模式的存在前提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在某些条件下，局部计划比个体间逐笔交易更有效率。科斯的范式，为分析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然而，现实经济远非科斯二分法所预示的那么简单，从固定薪酬到几乎等价于逐笔交易的计件工资，雇佣关系和计薪方式千差万别。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中，张五常运用科斯范式，分析了组合企业资源的各种合约形态；在他看来，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远非泾渭分明，特定企业采用何种合约类型，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分布。试想，假如五位作家与一位经纪人签订排他性协议，组成一个创作出版团队，那么，是作家们雇佣了经纪人，还是经纪人雇佣了作家，这个团队是不是企业？这些既无法界定，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协议所设计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否引导团队成员最好的服务于企业的目标。

尽管雇佣合约提供的可计划性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无风险报酬导致的激励弱化却始终困扰着企业家和管理者，为此，他们设计出各种替代和矫正方法：计件工资、绩效奖金、销售提成、利润分红、期权奖励等等；这些安排的宗旨都是让激励方向与企业目标相一致，然而企业的不同岗位所设定的目标各不相同，并且往往不止一个，为此，常常需要组合使用多种薪酬安排，来最大程度的避免激励扭曲；这其中涉及的精妙和复杂、障碍和陷阱，对于未曾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行外人，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那么，国会议员、政府官僚和他们指定的专家，能否比长久以来为此而夜不能寐企业家和管理专家，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当前金融业薪酬体系所广受诟病的问题，在于年度绩效奖励所造成的激励短期化：高管们在盈利年份获得巨额奖金、在亏损年份却无须吐出，这激励了他们的短期行为和过度冒险；这种激励扭曲的确存在，或许对金融危机也负有部分责任；然而，激励短期化是许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普遍问题；缺少有足够控制力的大股东的上市公司，通常面临两种危险：一种是内部人控制，这些人借助深厚的企业文化、牢固的管理团队和毒丸等特殊安排，抵抗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评价和约束，常常将企业发展引向其自己的价值观目标，而偏离盈利目标；第二种是过度顺从投资者和分析师的意见，专注于短期盈利而忽视长期战略。

激励短期化更多的出现在第二种情形中，许多矫正和管制的呼吁者对此开出了药方：强化小股东和代表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的表决权，特别是对高管薪酬的干预权，以此约束高管损害股东利益；然而这些药方却是南辕北辙，由于退出成本极低，小股东更倾向于追逐短期收益，赋予他们更多表决权，只能加剧激励短期化。

在解决薪酬问题方面，政府实在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结构化设计是他们能力所不及，而总额控制将逼退大批优秀人才；更危险的是，那些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金融家，在逃离高度管制领域之后，将寻找新的空间开展金融创新，而全新的产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正如过去，他们逃离商业银行创建投行，逃离常规市场创立衍生品，逃离投行转向PE，下一次，他们会出现在哪里？

我在上上个帖子里提到“性格差异中，50%左右可归因于遗传”，这里我所引用的是Matt Ridley的说法（见《先天，后天》），后来看到几位该领域的牛人说法类似，我由此判断该说法是主流。

李敖之提到的双胞胎研究，Matt Ridley在他的书里做了详细介绍，显然，他是不会错过这一类信息的。

这里我想澄清的是统计学概念，说“性格差异中，50%左右可归因于遗传”，并不意味着：假如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基因基础，其他条件随机，则其性格相似度为50%，或者性格相似度为50%+p，p=0-0.5的随机数。

不是这样的，“XX差异中，50%可归因于YY”这一命题，仅仅意味着：若剔除YY的影响，则样本集的均方差减小一半。

这个均方差，或许原本就很小，或许，人类的性格原本就共同特征远多于个体差异，所以，一对被分开领养的同卵双胞胎，其性格相似度远大于50%，这与我介绍的说法没有冲突。

关于环境保护的一段对话（2009-5-19），存档：

59:30  F  辉格  我觉得多生小孩并不是所有成本都落在生育者自己头上的
59:44  辉格  F  ？
00:02  F  辉格  比如制造出来的垃圾，就没啥成本了吧
00:25  辉格  F  有啊
00:31  辉格  F  垃圾处理要钱的
00:35  辉格  F  卫生费
00:41  F  辉格  现在没啥钱
01:10  辉格  F  前提是财产权覆盖够充分
01:20  辉格  F  环境问题是财产权问题
01:24  F  辉格  我觉得对资源的消耗浪费或者破坏，现在都没啥成本，或者成本很小
01:29  辉格  F  怎么没啥钱？
01:35  辉格  F  物业费里含卫生费
01:36  F  辉格  卫生费
01:52  F  辉格  水，多不值钱。。。。。。。
02:02  辉格  F  价格管制
02:27  辉格  F  F 说 (02:01): 我觉得对资源的消耗浪费或者破坏，现在都没啥成本，或者成本很小 
02:40  辉格  F  这是产权缺失的结果，见文
03:17  辉格  F  如果流溪河归某人所有，就没这问题
03:49  辉格  F  即使流溪河主人不爱惜它，也没关系
04:08  F  辉格  为啥没关系
04:10  辉格  F  爱惜它的人可以付钱给他
04:17  辉格  F  让他保养好
04:21  辉格  F  否则不给钱
04:33  辉格  F  如果没人愿意给，说明没人真的爱惜它
04:36  辉格  F  说说而已
04:54  F  辉格  那除非给流溪河起围墙
05:00  辉格  F  未必
05:03  F  辉格  不然干嘛自己花钱，让别人享受
05:12  F  辉格  看都不给别人看
05:22  辉格  F  有人花钱=\=一个人花钱
05:29  辉格  F  NGO多了
06:18  辉格  F  还有房产商
06:32  辉格  F  两岸的房产商都会付钱给他
06:51  辉格  F  旅游业老板
06:59  辉格  F  餐馆老板、酒店老板
07:14  辉格  F  这些老板组成的商会
08:17  辉格  F  不要一想到外部性就认为交易无法达成
08:24  辉格  F  任何交易都有外部性
23:34  F  辉格  那就不见得是福利社会才这样咯，像你说的这样，河流公有也会影响真正的成本
23:58  F  辉格  哦，就是你说的公共化
24:03  辉格  F  对，公有=没人有=产权缺失
25:18  辉格  F  资源保护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成本内化的过程
25:37  辉格  F  而环保组织和各国环保政策的努力方向恰好相反
26:52  F  辉格  解释一下嘛
27:16  辉格  F  比如政府罚款，
27:31  辉格  F  收益没有落实到个人，起不到激励作用
27:47  辉格  F  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
27:57  辉格  F  捕猎禁令
28:23  辉格  F  全都与成本-收益内化背道而驰
29:08  F  辉格  哦
29:52  辉格  F  保护区无法阻止巴西和印尼农民的刀和火
30:07  F  辉格  那承包也是个办法哦
30:08  辉格  F  只有私人产权能阻止
30:44  辉格  F  承包就是产权一种
30:51  辉格  F  产权不必是永久性的
31:05  辉格  F  只要主体和边界明确
32:31  辉格  F  保护雨林的唯一办法是把它分给私人，然后向他们付钱
32:38  辉格  F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33:25  辉格  F  如果把沙漠分给私人，很快就会改变，我打赌
33:40  F  辉格  是啊，有先例的吗

李敖之的问题，我的解读是：如果科学告诉我们某些行为会破坏环境，因而为立法限制这些行为提供法理基础，那么，如果科学告诉我们人口过多会有类似结果，为何不能立法实行计划生育？ 首先要澄清，破坏环境的行为之所以需要受到限制，是因为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他人生存条件的破坏，这里的关键是：一些人的行为伤害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利益，如果某人去破坏一个遥远星球上的环境，法律大概不会阻止。 一旦涉及到行为加害于他人的情况，这就成了权利问题：一个人，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做什么？或者反过来：一个人，可以在何种情境下，合法的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 对于权利，如果再加上一条：一个人，可以在某种情境下合法的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他是否可以在收取对价之后解除这一限制？如果可以，这种权利就是财产权，简称产权。 这样，环境问题的要害在于权利或者产权的缺失，而环境保护法实际上就是在拟制一种新型的财产权，而科学在其中的作用是：为这种拟制提供证据，证明某些行为的确会加害于他人。具体而言，如同其他产权，关于环境的产权可有两种类型：合法的加害权，合法的免于受害权。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环境法，应为界定这些产权提供原则，而不是简单的禁止某些行为。而这样的良法，通常不会来自行政和立法部门，而是来自诉讼、作证和裁决过程。 再看计划生育，任何人生下孩子这一行为本身，不会对他人构成伤害（除非她闯入别人家里去生，而这只是简单的民事侵权）；你大概想说：多一个孩子，这世界就多一张嘴，要多消耗一份资源。然而，如果所有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些成本全部会落到生育者自己头上，如果有慈善者愿意代为抚养，那也是他自愿，不构成侵权，只有在一个福利社会中，这些成本才会被迫由纳税人分担，所以，只有福利制度，才会将个人生育行为与侵犯他人利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而福利制度，正是我反对的。 不仅是生育问题，福利制度会把大量原本属于纯粹个人选择的事情变成公共问题，比如：该给孩子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学校里该不该提到上帝？该不该讲进化论？什么病该花大钱抢救？什么病该放弃？退休年龄该是多少？ 正是个人选择的公共化，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生育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周末无事，上松鼠会论坛看看，顺便答复了一些小朋友的提问，存档于下：

Q: 为什么单眼看东西比双眼看更容易累？

A: 为了从背景中识别对象，视觉系统可以借助多种信息线索，包括双眼视差、光线明暗、阴影、边缘特征等等，其中双眼视差是最有效的线索，如果缺了该线索，就要费力分析其他线索，这就比较累。

Q: 为什么人女生比较爱吃零食？

A: 人类的灵长类祖先是以低能量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为了满足能量需求，他们是整天吃个不停的；后来，在人科发展的关键时期，狩猎活动和高能量肉食的比例大为增加，人类的饮食习惯也改变了，有了“顿”的概念，即大吃一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类似于食肉猫科动物；这一变化，男性比女性更强烈，因为在智人形成的关键期——狩猎-采集时代，两性分工中，男性从事狩猎；所以，女性较多的保留了整天吃个不停的本能，在今天表现为爱吃零食。

Q: 为什么生物有性与无性之分？

A: 过去的一些解释都是基于群体选择理论，比如，维持一个高度多样化基因库有利于物种进化，然而群体选择的选择频率与物种分化和灭绝的频率相当，速度极慢，解释不了性这种复杂机制的产生。

对于性如何起源，目前比较被接受的理论是“免疫假说”，因为寄生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宿主快得多，因而免疫系统的变化跟不上寄生物的变异速率，而有性繁殖可以改善这一处境：通过减数分裂中的染色体重组，免疫系统可以在每一代重新洗牌。

详细解释，可参见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红色皇后》）

Q: 为什么冬天脚放在被子外会冷，而手不会？

A: 如果你从不穿鞋，并且大部分时间戴着手套，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

Q: 为什么有的人喝凉水都胖？

A: 每个人的基础代谢水平不同，所谓基础代谢水平，就是他整天啥也不干，静静的躺在床上，每天所消耗的能量。

基础代谢水平偏高的人，不容易胖，即使吃的比较多。

已知，甲状腺机能与基础代谢水平关系密切。

Q: 为什么会有猫有9条命的说法呢？

A: 猫恢复身体平衡的能力极强，无论你如何扔掷它，它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身体姿态调整到便于四脚着地的。

Q: 审美愉悦的产生机制是什么？

A: 通常是你作对了一件事情，神经系统释放一点神经递质（比如多巴胺），后者作用到愉悦中枢，让你产生愉悦感，作为对你作对事情的奖励，好让你以后再次作对。

所谓做对事情，是指该行为之结果具有正面遗传价值，即，使得构成你的基因组的那些基因，在下一代的基因库中有更高的频率。

Q: 为什么美国人有那么多过敏症?

A: 我猜想：
首先，过敏有基因基础；其次，美国人大多不是原住民，他们接触的许多过敏源对他们的基因组来说，都是新的，免疫系统还没来得及对此作出调整。

Q: 东方人喜欢描述一个事物由外缘逐步逼近核心, 比如地址格式是 国家-城市-小区-楼号-单元号, 西方人则是反过来, 先描述核心, 再用外缘来补充. 其他比如日期格式也是如此。包括语言语法也一样, 汉语通常的习惯是定语放在前.  比如: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的.   而英语则变成 I'll never tell even if you killed me. 是语言文化导致的逻辑方法不同, 还是基因造成的?

A: 句子的顺序未必反映思考的顺序，语句在头脑里是以树形结构表达的，不是顺序结构，语法树的构造与解析过程的顺序（姑且称之为思考的顺序）与句子的述说和书写顺序，不存在对应关系。

Q: 跑步时，为什么总是逆时针跑

A: 我也认为与心脏位置有关，但与重心无关，这可能是一种保护性机制，为了保护心脏，人在各种运动和搏斗中都倾向于让左手承担保守性任务，而右手承担积极的、主动的、伸展的、或攻击性的任务，比如：
1）迂回接近一个目标时，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倾向于逆时针迂回，这样身体右侧扫过的范围比左侧大得多，逆时针跑的道理与此相同；
2）拳击时，多数情况左手主防卫和短拳，右手主攻击和长拳；
3）士兵在盾+刀或盾+矛的组合中，通常左手持盾，右手持刀和矛；
4）当一手持物另一手划水游泳、一手抱孩子另一手喂食、一手把方向盘另一手打电话，这些，通常都是左手做第一件事，右手做第二件，其共同点：左手离身体较近，容易护住心脏。

Q: 我们应该致力于把知识内建在基因中.

A: 如果环境长期稳定，获得性性状便会倾向于内化为遗传性性状，这个过程叫鲍尔温效应（Baldwin effect，可参见相关维基条目），原理在于：内化可以节省学习成本，降低错过学习机会而丧失重要能力的风险。

当环境不够稳定时，内化便没有优势了。

Q: 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

A: 降低皮肤血流量，以便：

1）减少热量散发；
2）给其他器官更多供血，通常是准备战斗或逃跑。

Q: 什么因素是决定我们性格的主要原因呢？

A: 进化心理学上目前比较流行、我也比较认同的看法是：
1）性格差异中，50%左右可归因于遗传，
2）剩下的一半中，大部分可归因于同龄伙伴及其在同龄群体中的地位，
3）然后，兄弟姐妹排行也有较大关系，
4）胎儿期母亲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出生的季节等胎内环境，可能有一定关系，
5）父母、老师和其他长辈的影响，生活条件、教育经历的影响，都很小。

Q: 关于我看到美女并想入非非时会打喷嚏？

A: 有两种比较怪的喷嚏起因：1）突然见强光；2）吃得太快太饱。这两种医学上有描述，并且被认为是基因异常所导致。

你这种没听说过，或许与上述之一有关系？

（按：一直想写一写我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在没有金钱激励的情况下，总是懒得动笔，现在终于被我逮到了一个机会，呵呵。可以预料，许多读者会感觉我的看法新鲜而离奇，或许有些朋友又会嘲笑我热衷于标新立异和自创体系，其实，这不过是我运用普通法大师霍姆斯的思想所做的一个小练习题而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霍姆斯的书来看看。）

机场拾金案的法理辨析
辉格
2009年5月12日

近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深圳机场拾金案：清洁工梁丽在机场内拾获一箱价值数百万的黄金首饰，拿回家中，当日下午被接到报案的派出所上门索回，现正面临盗窃罪起诉。据报，此案在司法界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议，其案例价值被认为不亚于许霆案。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梁丽的拾金行为，究竟是属于重罪的盗窃，还是属于侵权的财产侵占，两者在诉讼程序和矫正手段上大相径庭，在量刑上更有天壤之别：前者由公诉人起诉，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后者由受害人自行决定是否告诉，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五年。

像如此高度争议的案件，恰恰给了法律界和公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探究和把握庞杂难解的法律规则背后所隐藏的一般原理。从根本上讲，法律的功能，在于为生活于社会的人们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人际环境；在此环境下，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未来所抱有的合理期待，不会被他人的行为所打破；同时，他们也可以相信：如果他们的行为打破了别人的合理期待，其后果会得到矫正，而自己还可能受到惩罚。因而，判定一项行为为非法的标准便是：行为人是否可以在事先合理的预期到，该行为将会打破他人的合理期待。

人的预期，和对此预期是否合理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况且，这样的判断发生在千变万化的现实情境中，这就很难用明确的条文来细致的规定各种情境下的各种预期是否合理；对此困难，普通法的做法是借助普通人的常识理性，由随机选取的当地居民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双方的预期是否合理；特别是当案件涉及一种全新的情境时，陪审团的作用便更加必要，它可以避免法官的个人偏见；而随着常识理性的不断重复运用，一些情境下的判断便逐渐被积累和总结下来，一般化为实体法规则；此时，法官的专业判断力和已有的实体法规则，作用便优于陪审团，在这里，法官实际上是在代表历次陪审团判定中所蕴涵的精神。

对当事双方合理预期的判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从完全合理到荒谬透顶之间，有许多中间状态；具体到财产侵犯，财物存放场所和物主的安全措施，都是构成对财产安全性之预期的决定因素：你把钱包放在大街上并贴上“此物属某某所有”，你的菜园不用篱笆围起来，你的家门从不上锁，这些都不同程度的降低了财产安全预期的合理性；而对于侵犯者，上述原理就意味着：侵犯后果越是显而易见、侵犯手段越是难以预料和防范，他的罪行就越重。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何街头扒窃是轻罪，而入室盗窃是重罪，为何使用作案工具和破坏性措施会加重罪行，为何家门是否上锁是盗窃罪量刑甚至定性的关键因素，为何撬保险柜和盗窃银行罪行格外严重。

梁丽案中，物主在人群混杂的公共场所，脱离对财物的控制长达十分钟，无疑大大降低了其安全预期之合理性，这是减轻梁丽罪责的关键因素；然而，另一些情节却对梁丽十分不利：她声称以为箱内是丢弃物，因而预期其捡拾行为不会构成侵犯，这一辩解不应得到支持，14公斤重的箱子足以合理的引起一探究竟的兴趣，而此后得知箱内为贵重物之后仍决定拿回家，也印证了其侵犯之故意；其次，梁丽身为机场清洁工这一点尤为不利，这使其侵犯行为更难防范：长时间的现场巡查和停留，使其有比过往旅客高得多的机会，来观察和利用旅客在财物保管上的疏忽，而其清洁工身份又使得捡拾行为不容易引起怀疑，这种以捡拾丢弃物为名的财产侵犯，其防范难度大大高过偶发性僭取，而按上面阐述的原理，防范难度越大，罪行越重。

综合下来，梁丽拾金的法律责任，似乎介于入室盗窃和偶发性窃取（俗称顺手牵羊）之间；遗憾的是，我国现有刑法对偷窃行为的罪名分类尚显粗糙，在量刑上又过度偏重案值，而对影响预期合理性的情节和手段考虑不足，也没有像普通法那样对偷窃（larceny）和盗窃（burglary）作明确的划分；这样，一旦梁丽被判定为盗窃，其巨大案值很可能使其面临无期徒刑的惩罚，而如此重刑，恐怕会极大的冲击公众的法律直觉和常识理性，对此，司法当局应慎重考虑和灵活处理。

大学排行须在竞争中进步
辉格
2009年5月8日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中国大学排行榜”制作人武书连两次接受成都理工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并收取咨询费的事件；此前，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负责人也声称，曾多次遭遇大学评级机构上门索取赞助；这些新闻引发了公众对各种民间大学排行可信度的讨论，有人甚至将其比作“又一个牙防组”；此事也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该部发言人近日明确表态：不支持、不赞成搞大学排行榜。

大学排行榜是一种信息商品，如同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酒店业星级评定机构一样，作为第三方质量鉴定者，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交易方提供信息，是市场发育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合并、升级、更名，学生和家长在面对如此众多名号个个响亮宏大、底细却个个陌生难辨的院校时，确实会茫然无措，除了少数几个顶级名校和本地学校之外，他们在选择大学和科系时，缺乏可用的信息。正是这种对信息的饥渴，成就了武书连这个起初少有人看好、评价方法也乏善可陈的排行榜，它声名鹊起的时间，恰好与扩招相吻合。

排行榜这种信息商品，其主要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次要消费者是雇主和大学赞助者，大学不是它的消费者；所以，直觉上，排行榜的制作者应该向学生和家长而不是大学收费；然而，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问题，直觉上最顺当的模式商业上未必可行；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常常能发展出一些超乎个人想象力的商业模式，来实现潜在的交易机会，其中之一便是由卖方付费、买方消费、而同时又能维持足够公信力的质量评级机制；典型案例是酒店业的星级评定，它是一些酒店自发成立的质量自律组织，会员缴纳的年费支撑了评级成本，而产出的信息产品——星级，满足了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这一模式尽管也有不少诟病，但大致上运行良好。

那么大学排行适用哪一种商业模式呢？这取决于该市场交易费用的结构和分布，从发达市场的经验看，可行的模式有两种：把评级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在媒体上搭售，和/或利用评级所积累的数据库向学生家长提供收费咨询服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NWR）的大学评级服务，同时运用了两种盈利手段，而《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则依靠第一种手段。从公开的信息看，武氏排行榜是通过向媒体供稿（包括搜狐教育频道）和面向学生销售大学选报指南来获得收益，看来他走的是类似USNWR的路子，这样的话，向大学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明智的，容易混淆消费者对他的形象认知。

武氏排行榜的水准是令人失望的，尽管武书连清楚的知道他的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但这一认知却完全没有贯彻到其评级指标体系的设计当中，他的评价依据主要来自几大论文索引，和教育部门对专业、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内部评比。然而我们知道，家长花钱和学生苦读的目的，是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和报酬；从这一需求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毕业生受雇主欢迎的程度、薪酬和收入水平、在各行业占据高级职位或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数，等等，然而在武氏评级体系中，我们连这些东西的影子也看不到。

不过，大学评价的低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独立评级机构的出现还只有十几年，连续发布排行榜的时间更不足十年，其质量提升有待更多新机构的参与，和更内行的专业人士的加入；鉴于武氏排行榜也能获得如此影响力，证明了消费者信息需求之旺盛，表明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武氏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2003年，中国校友会网也开始进入大学评级市场，相信今后会出现更多更专业的评级机构，而充分的竞争将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机会，也将推动评级产品的质量提升。

（按：这篇我原本是打算被毙的，能基本完整的被发表，还须感谢编辑）

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辉格
2008年5月28日

1. 灾难的社会心理学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稳定的认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可以相信售货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一切。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现代的科学与教育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中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和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我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领域。

2. 灾后的秩序重建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讯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主要负责人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赖时，他们对于这些依赖对象的信赖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的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很明显，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的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而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见到，本地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和乡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的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3. 自下而上，还是金字塔？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制度，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先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而我们自己，也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进展。

4. 自我组织和地方性权威

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时僵化的土地承租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

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常会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以组织起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以组织起员工，牧师方丈可以组织起教众，医生可以组织起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以组织起自我救援队，另外像足球队、学生会、老年协会等此时都可发挥组织作用。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试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的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就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后发现，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很多变成商人，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者留洋或者进了报馆，民团乡勇投奔了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了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了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乡村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的自发组织连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的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的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府也应就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职能与这些组织展开沟通和协调。

政治家应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这次绵竹县上百遇难学生家长因质疑建筑质量而集体前往德阳市政府要求调查处理，如果当时他们能从身边找出可信赖的权威人物，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就不必采取大规模集体行动了，而集体行动会让事情的处理过程变得更复杂更不理性，也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5. 发展形势和前景展望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野营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起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同时，公民成熟理性的表现也将消除立法当局和政策制订者的疑虑，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所有这些，都会为未来公民自治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一前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迅速发展中的社会将注定面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也更有信心去面对大自然的下一次挑战。

（按：当初的逼捐者，不知今天怎么想？）

逼捐毒化慈善环境
辉格
2008年5月20日

眼下，正当善良民众踊跃捐款出力之际，出现了一个令人寒心的现象，一些身居言论渠道因而对舆论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拿着先行做出捐款的企业家名单和捐款数额，去百般催逼其他企业家，要求他们做出同等比例的捐款，他们计算着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额、高管年薪等等指标，算计着每个企业应该捐多少，然后用这指标去评价每个企业家有没有、有多少良心。这种催逼逐渐升级直至发展为一场充斥了谩骂和攻击的网上群众运动，更荒唐的是，这些被催逼的企业家实际上早已做出了数额不小的捐款，有些还制订并实施了自己的救援计划。

逼捐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对慈善业非常有害，会毒化慈善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文化和舆论环境。逼捐者用以支持其行为的理由是可以逼出更多的捐款，事实上帮助了受助者，但牺牲整个慈善发展环境去换取一时的捐款增加，无异于杀鸡取卵。激励人们行善的最重要动力，来自于善行抚平行善者对他人痛苦的恻隐之心后带来的欣慰感和旁人对其善行的赞誉所带来的荣誉感，而逼捐将从四个方面同时打击这两个慈善的心理基础。

首先，对于被逼者，逼迫之下的捐赠带不来丝毫欣慰，更谈不上荣誉，只有尴尬、委屈和反感。原本，他可能只是选择不参与这次慈善活动，或者选择低调的、私下的、难以为公众所见的方式来参与，甚至他只是还没想好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或者还没准备好可以用来宣布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他没有慈善精神，更不能证明他不会在过去和将来积极参与慈善。然而逼捐却很可能真的让他对慈善活动心灰意冷，未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回避。

其次，对于被逼捐者用作榜样的先行捐赠者，逼捐将把他们置于不义之地。本来，这些善人的巨额捐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荣誉感，或许他们会希望自己的行动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极少会有以此向旁人施压的意图。当巴菲特做出370亿美元巨额捐赠的壮举时，绝没有施压旁人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想捐款，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自己体验，很多人在体验之后会改变想法，对于慈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试想，如果一群记者拿着巴菲特的捐款声明去向拉里·佩奇逼捐，巴菲特会作何感想？如果这种逼捐成了气候并且屡屡得手，巴菲特们还会不会再如此慷慨出手？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慷慨沦为逼捐者的筹码？我想会的。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巴菲特即使不完全停止捐赠也会转入地下，慈善业将失去一批最伟大的榜样。

第三，一旦逼捐的氛围形成，任何人捐出善款时，旁人都无从判别，他究竟是出于慈悲还是仅仅屈服于舆论压力？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直接受逼，捐款人将再也得不到他应得的自豪和荣誉。如此，整个慈善业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便不复存在，其对慈善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最后，逼捐也将把受助者置于不义之地。慈善受助者不是乞丐，他们中多数不愿被当成乞丐对待，如果他们知道大量善款都是逼捐逼来的，他们接受善款时将作何感想？这种感受之下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捐助？接受了之后心理会不会留下阴影？慈善活动一旦沦入这种气氛中，慈悲、怜悯、温情、感恩这些本应充满这一活动的美好情感将被置于何地？我很怀疑它们将荡然无存。

慈善业在我国仅只初具雏形，还时常遭受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够、核查机制不健全等等缺陷的困扰，现在它又要面临逼捐风潮的打击，实在前景堪忧。逼捐者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那些希望慈善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善良人们，理应发出他们的声音，去谴责这种对慈善业釜底抽薪的恶劣行为。

（按：我对地震预测可能性的低评价，并不暗示：1）没有人会正确预测地震；2）这种预测是缺乏事实和论证的胡猜；我仅仅认为：这种预测的可信度尚不足以突破预警和动员所需达到的政治阈值）

地震预警机制有待探索
辉格
2008年5月18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些人抱怨地震局没有作出预警，一些传闻也声称震前曾有多种前兆。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对地震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报。历史上唯一一次得到公认的成功预报是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但那次成功是因为大震前25小时起当地发生了一连串频次渐增的3级小震，从而引起警觉。这只能算是侥幸。实际上，目前的地震监测网只是情报和研究机构，而非预警机构，不应对其过多苛求。

地震之所以难以预测，是因为地震研究所依据的现代地球科学还非常年轻，尽管发展很快，但远未成熟。虽然魏格纳早在1915年就发表了他的大陆漂移说，但由于缺乏动力学基础，遭到普遍冷遇和嘲笑。直到1960年代地磁研究引发地学革命，大陆漂移说在新的地幔运动和板块构造理论基础上被重建，1972年国际科学联合会“上地幔计划”（UMP）的研究报告发表，现代地学才最终得以确立。此后数十年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为人们揭示了许多地球构造和运动原理，但远非完整，还有大量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和气候研究一样，地震研究所需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极为庞大，其所需的高性能计算能力直到最近几年才勉强开始具备。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近年刚启动的大规模研究计划——地震灾害计划（EHP）仍然只能谦逊的将重点放在提高认识、及时反应、准确评估等目标上，提高预测能力还只是次级目标，即便如此，该计划也只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地震多发带。

那么，对于地震预测，我们是不是完全无事可做呢？如果把预警理解为在震与不震之间做出确然的二值判断，并以此为据公告社会和启动应急机制，那么，以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我们的确无事可做。事实上，虽然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地震监测网，但除了海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因为有较长的延迟）之外，各国极少根据地震预测启动应急机制。原因是，虽然有些预测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但在统计上，这些预测的可信度都不高，远没有高到足以说服行政当局愿意承受可能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任何这样的预测都不可能通过多层次行政程序的过滤而转变为决策。

但是，预测不必是确然的二值判断，也可以是对概率分布的盖然判断，即针对各种可能结果分别给出一个发生概率。在经济走势、商品行情、选举等确定性低、预测难度大的领域，盖然性预测越来越流行，几乎已成范例。USGS正是这么做的，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实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

无疑，USGS的预测并不十分可信，但这已经是当前知识水平下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了，何不与民众分享呢？盖然性预测的好处是，因为预测信息是实时连续发布的，民众不会被一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减少了发生恐慌和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其次，如何行动的决策由民众自己做出，降低了预测不准所带来的公众不满和政治风险。

随着地学研究的进展和技术手段的提高，相信未来对地震的理解和预测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地震预测虽然困难，但只要抱持谦逊和审慎的态度，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USGS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值得我国相关机构借鉴，在未来探索出适合我国条件的地震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