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所料，此文完全无用，当然，我知道，我的所有建议性文字都是对着一个稻草人在说话，所谓稻草人，只是语法上的听众，并非我预期中的听众，这一点，还请读者明察，从许多朋友在这里留下的评论来看，对此都有所误解。）

让权利战胜匮乏
辉格
2008年5月16日

四川震灾的搜救工作渐近尾声，逝者已去，生者还需继续生活，该是考虑灾后救济和重建的时候了。在地处深山、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核心灾区，道路阻滞，电力通讯中断，生产停顿，定居格局被打乱，要对数千万受灾人口实施救济，将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或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和民间的精心组织且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将生活和重建物资收集并运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分发给每一个需要的人。但是，你是否意识到，这样一项有组织的活动，是多么困难。即使在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军队里，千万人规模的后勤补给也是个巨大难题，何况是针对失去家园、缺乏组织、四处流动的灾民。

我们生活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相比古人如此优裕的生活水平，全赖于分工和市场交换，是价格信号指引着不同人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交换送达每个人手中，满足我们的每日之需，即使在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日常必需品也是通过供销网络和零售商店分发，而不是由配送员每日送到各家各户。一旦失去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市场的交换网络，生活将变得极度匮乏和窘迫，也难以维持如今这庞大的人口。

那么，灾难是否会改变这一切？有组织的救济活动做出了卓绝的努力，其在灾后救援中的价值和必要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仅仅依靠救援组织是否能满足所有灾民的需要？恐怕没有可能，组织化救济就是彻底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已被历史证明了注定无法解决庞大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详细研究了几乎所有现代大饥荒，他发现，在灾难导致饥荒和大量人口病饿而死的地区，实际上很少缺乏生活资料，在1740年代的爱尔兰、1906年的湖南和1974年的孟加拉，看似荒谬但千真万确的是，就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还有大量粮食从灾区出口到外地，而且类似情况在历次饥荒中并不少见。发生如此荒谬情况的原因，用森的话说就是“交换权利失败”，这导致了灾民对物资的渴求没有转变成有效的市场需求。

所谓交换权利失败有两种，一种是交换的权利被法律管制压制了，出于良好的愿望，政府常常会在灾区实行紧急价格管制和流通管制，打击乘机抬高物价的投机商，其结果要么让投机商把本来准备运进灾区的物资留在区外，要么让当地商人把物资囤积起来，两者无疑都会加剧短缺。

第二种是灾民根本没有可用于交换的财产权利，发生饥荒的灾区通常有大量穷人，灾后高涨的物价会迅速耗尽他们的现金，如果他们没有可资抵押的财产，就无法借到现金，他们的饥饿就会因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转变为有效需求，此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救济品送到他们手里，就会饿死人，即使在他附近就有不少粮食存在仓库里。当然，近几十年来，和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很少了，但灾后生活和重建所需其他物资的匮乏仍很普遍，医药、清洁饮用水、被服、建筑材料，这些必需品的短缺同样会加重灾难。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灾民会穷到一无所有？现金耗尽后，他们至少还有住房，即使地震毁掉了房屋，农民还有土地，还有耕牛。是的，问题就在这里，在发生饥荒的地方，农民虽然居住着房子，耕种着土地，但他们的这些权利往往是不完整的，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缺少转让和抵押权，用德·索托的话说，这些晦暗不明的权利没有确立为可流通的现代产权，因此就无法体现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农民也因而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最大一项财富和信用支撑，而这种信用资源在灾难时期尤其显得宝贵，是救命之物。

落实土地权利，原本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农民境遇的上选之策，而眼下，理应成为保障灾区救援和重建的当务之急。政府应当机立断，紧急立法将灾区宅基地明确为个人所有，将土地承包权延长至一百年甚至更长，并赋予其转让和抵押等各种处置权利，同时可辅以现金派发，如此，灾民将可立即获得充足的信用资源和购买力，其余一切可交由市场处理。一旦灾民有了购买力，商人会争先恐后向那里送去急需的物资。

（按：所幸，事后看来，此文纯属多余。）

灾区物价切莫管制
辉格
2008年5月15日

当前，汶川震灾的救援正进入高潮，在搜救和治疗的高峰过后，灾区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将是物资短缺。警惕的人们已经开始提醒我们：黑心商人是否又要乘机发国难财，利用短缺抬高物价大捞一票？就在去年冬天的那场冰雪灾难中，被封堵在路上的人们曾负担了10元一个的鸡蛋和50元一碗的方便面。于是在前天，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灾区价格监管，……要坚决打击趁灾害之机，哄抬盒饭、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必需品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

在灾区特殊时期施行价格管制，看上去天经地义，可惜，这是个古老的错误。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之前两百多年，冯梦龙就洞察了其中的道理，他写道：

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冯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智囊·卷八经务·赵抃》）

无论为一份盒饭摘下钻戒者多么不情愿，无论索要这钻戒者看上去多么贪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份盒饭在那一刻救了买家的命，而这位卖家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点，把这份救命的盒饭送到了最需要它的人手里。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高尚的志愿救助者没有差别，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高尚到放弃对此索要金钱报酬。志愿者从自己良心的安宁，从旁人赞誉的目光，或者从他的上帝的注视中，得到了他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报偿，而我们这位不够高尚的卖家，或许是冰封道路侧旁的某个村民，则宁愿选择金钱作为酬报，是否因此就该惩罚他？

价格是指引人们行动的信号，当灾难造成匮乏，如果无偿捐助不足，就该听任高价格信号去指引趋利而动的人们向灾区送去急需的物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价刺激之下，商人们常常以惊人的想象力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此时施行价格管制，无异于向他们宣布：你可以去帮助受困者，但别指望拿到一文钱，或许还会因此受到惩罚。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相信人类的慈善之心，无偿捐助将是足够的，果真如此——我也希望如此——，那些指望赚取暴利的投机商就会赔个血本无归，因为当他们费尽心思把货物运到灾区后，将发现他们竞争者的供货价格是零，灾民自然不会傻到弃免费救助品不取而买他们的高价货。如此，何须劳驾发改委操心去管制物价打击奸商？

相反，如果无偿捐助不足，那么商业供应就是必须的，其缺乏可能是致命的，而商业供应只有在得到足够激励时才会发生，不够高尚的卖家不会因为价格管制的施行就变得高尚起来。无论如何，商业供应不会排挤和减少无偿捐助，因为它在价格上毫无优势，相反，商业供应会被无偿捐助所排挤。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商业供应而担心，它只是在弥补无偿捐助的不足。生命无价，何不多留一条救人之路？仅仅因为这条路上将要铺撒一些臭钱？更何况它与其他道路丝毫不冲突。

实际上，对于投机奸商，旁观者往往比当事人更加义愤填膺，可以理解，在满怀慈悲之心的善良人们眼中，奸商的铜臭玷污了灾难救助这一高尚的事业，在审美上，这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斗胆劝一句，在动手扼杀投机奸商之前，想一想是否会因此而扼杀了大批灾民的生路？当自然正在无情地蹂躏着生灵之际，在人类的慈善足以挽救每一条生命之前，可否暂且放下你的审美偏好，让庸俗和贪利者也参加到这场救人的奔走之中？

DNA说：

爱情是原始的性冲动包裹上文明外衣的产物吧。我还真看不出来，人类的爱情与动物发情期的性冲动有何本质区别，除了人自己不断美化对爱情的想象。

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对爱情的研究还很初步，但已有不少证据表明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情感，可以清晰的与其他动物本能相区别。

Steven Pinker把愤怒、喜悦等情绪化心理功能（区别于那些受意识控制的、较为深思熟虑的心理模块，通常受大脑所谓边缘系统控制）解释为行为策略的组成部分，他把它们比作阻挡火车的抗议者把自己拷在铁轨上的手铐——其作用在于提高策略在博弈对方眼里的可信度——把策略捆绑在意识所难以控制的生理冲动上，与手铐的效果类似。在许多博弈问题，策略可信度是十分关键的，有些策略必须高度可信才有效。

Pinker认为，爱情就是这些手铐中的一种，它让男人对女人的保护和抚养承诺变得更为可信（也让女人的守贞承诺更可信）。我觉得这一解释不错，很有前途，尽管目前证据还太少。

Pinker在说明爱情之独特性时所列举的证据中，有一条特别有说服力：（有调查为证）那些爱上同卵双胞胎姐妹其中之一的男人，很少对另一个产生类似的情感，即使这对姐妹在所有方面都很相似。这在动物界是无法想象的，雄孔雀或许会施展浑身解数来吸引雌孔雀，但此时如果出现另一只条件类似的雌孔雀接受它的求爱，它是不会拒绝的。

朋友给我推荐了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的《影响力》（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今天看了一下，还不错，第二章讲人类根深蒂固的互惠传统，提到一些议员之间如何做交易、政客如何用小恩小惠争取选民的八卦，看得兴起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候选人或他的竞选组织，如果向选民派发现金，换取后者的投票，是非法的，而且会遭受公众谴责，如果是派发实物，情况则变得复杂，未必非法和背德，比如为流浪者提供午餐、帐篷，向穷孩子赠送图书和玩具，给病人送药品，不仅合法，而且还会受赞扬，但要是给中产选民送手表，情况就大为不同，可能被视为变相贿选，但是，如果送的是服务，比如职业培训、环境清理、心理辅导等等，那么无论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都不会被视为贿选，相反很可能被视为美德而大获赞扬。 很明显，用实物和服务代替现金，并没有改变其交易的性质，然而得到的道德评价和法律后果却截然相反。——注意：这不仅仅是立法上的不同，公众的感受和评价的确不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选举问题上，公众实际上并不反对交易，他们反对的是赤裸裸的交易，从服务到实物再到现金，赤裸裸的程度越来越大，因而在公众眼里也就越来越讨厌。 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赤裸裸交易的厌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器官交易是另一个例子，我在《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一文中曾对此加以分析：

>在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的伦理和法律无法容忍自由交易，这是眼下无法改变的事实。自愿的器官交易，尽管并不违背基本法理——我做出牺牲去帮助他人，同时获得报酬，这跟海滨浴场的救生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救生服务是一样的，而多数救生员是拿报酬的。但伦理和法律体系还遵循着另一条原则，即：人的行为不仅要各方自愿、不伤害他人，还不能越过旁观者的审美底线。这条原则，已经体现在近代对肉刑的废除和当代对安乐死的抵制中。

古典时代以来，盛行于上古的肉刑和体罚，便不断废除或缩小范围，与此同时，死刑却有增无减，显然，这并非出于对受刑者的同情，或者认为肉刑太重，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旁观者的审美要求；各国对器官交易的普遍禁止，也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原则。那么，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下，计划系统是否就不可避免呢？是否能找出某种交换和激励机制，既能为器官捐献提供足够激励，能有效协调供需，同时又不过分冒犯公众的审美取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审美所针对的是行为的外观而非实质，所以如果能为自愿交易机制披上一件温情美善的外衣，而不是那么赤裸裸，公众是会接受的。

值得探究的是：在哪些类型的交易对象上，赤裸裸的交易会令人厌恶？ 初步名单：性、婚姻、器官、选举、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徒弟给师傅的学费……

多点执业将改善医生激励机制
辉格
2009年5月6日

上月初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到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发言人作出了解释和确认：“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注册两个及以上的执业地点，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而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意见则更加具体：“鼓励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办社区私人诊所”。1999年起施行的《执业医师法》对医生执业地点的限制，有望得以解除。

对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的开放和鼓励，将有助于释放出被束缚在现有卫生行政体系和人事制度中的医生资源，通过市场流动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它将改善医生的激励机制，让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医疗事业；同时，理顺激励机制也有助于消除制度性的医患矛盾，走出长期困扰医生和病人的道德窘境；在宏观上，它也将引导医疗资源向全科化和社区化的基层医疗机构流动，改变目前过度倾向专科化和大医院的资源配置结构。

激励一位医生从事医疗的因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首先，他需要建立消费者（病患和潜在病患）对其医术和服务质量的信任，然后，他需要借助某个平台，让消费者找到他，把信任转变为实际的医疗服务，并获取收益。一位医生建立自己的职业声誉、从而获得消费者信任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知名医学院的学位证书；优秀的学术成果；良好的同行评价；在大医院的任职和职称级别；长期临床经验；治愈疾病的记录；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的报道；同类病人中的口碑；所服务社区内的口碑等等。这些，也正是病患得以评估医生可靠性的直接或间接途径。

对于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来说，建立职业声誉的侧重点和途径十分不同：由于专科医生专注于某一类疾病或治疗环节，他们更容易获得学术成果，有更多机会获得同行好评，更可能凭借这些成果和好评而提升职称，也更可能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媒体报道和好口碑；相比之下，全科医生则更依赖长期执业经验、日常的细微周到服务和社区内熟人之间的口碑。

上述差别是重要的，从中不难看出，一位每天在大医院里面对大量陌生病人的医生，是很难有机会建立起全科医生所需要的那种职业声誉的；全科医生的个人声誉，只能在社区小医院或独立诊所中，在针对小范围人群的长期连续服务中，才有条件建立；所以，当私人诊所和独立开业受到限制时，医生们只能转向另一个方向谋求发展：要么在某个专科方向上混出点名堂，要么在某个知名大医院占个好位置。而对于病人，如果不能从长期接触和熟人口碑中判断医生水准，便只能借助医院规模、知名度和职称高低等表面信息来做判断了。正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医疗资源被不断引导着向少数知名大医院集中，向高端技术、贵重设备和专科化方向倾斜。

由于缺乏大量的社区诊所和可信赖的全科医生，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时，更看重医院而非医生个人的信誉，加上医生缺乏流动性，于是，同一家医院里不同医生之间的医术和服务质量差异，无法充分体现为报酬差异，这就弱化了对医生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激励。这一状况，因医疗服务的价格限制而更为严重：挂号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收取红包又被禁止，医生为差异化服务而获取额外报酬的唯一途径是大处方。然而这一途径对医患双方都是代价高昂的：医生由此获取的每一块收入，都要让病人付出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而医生们则为此而广受诟病，背负道德包袱。

这一道德困境根源，并非中国医生生来贪婪无良，它是不合理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医生有权为他们的专业服务谋取报酬，而病人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医生将有更多获取报酬的机会，而病人也将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将有动机抛弃大处方。医疗事业的核心资源，无疑是医生，因而，让医生获得更多主动性，让报酬更直接顺利的流向医生，将是充分实现该核心资源之价值的不二法门，而现有医生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也将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于医疗事业；只有当医生得到合理报酬，得到尊重，不再身陷道德泥潭，病人才能得到好的服务。

在去年的《关于标准化，答一方水》一文中，我介绍了我关于离散化与系统发展关系的思想，大意是：稳定而复杂的系统得以建立的前提是，其构成元素的离散化（或曰数字化）。当时我列举了元素、分子、基因、生物体、音乐、语言、文字、期货等等例子。刚刚看到Steven Pinker在The Language Instinct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把基于离散化元素的系统叫做“离散组合系统”（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把与此相对的系统叫做blending system（我想把它翻译成“掺和系统”或“烂泥系统”），以下摘自该书第4章How Language Works：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grammar is unusual in the natural world. A grammar is an example of a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 A finite number of discrete elements (in this case, words) are sampled, combined, and permuted to create larger structures (in this case, sentences) with properties that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ir elements. For example, the meaning of Man bites dog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any of the three words inside it, and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same words combined in the reverse order.

In a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 like language, there can b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completely distinct combinations with an infinite range of properties. Another noteworthy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 in the natural world is the genetic code in DNA, where four kinds of nucleotides are combined into sixty-four kinds of codons, and the codons can be strung into an unlimited number of different genes. Many biologists have capitalized on the close parallel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 combin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combination. In the technical language of genetics, sequences of DNA are said to contain "letters" and "punctuation"; may be "palindromic," "meaningless," or "synonymous"; are "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and are even stored in "libraries." The immunologist Niels Jerne entitled his Nobel Prize address "The Generative Grammar of the Immune System."

Most of the complicated systems we see in the world, in contrast, are blending systems, like geology, paint mixing, cooking, sound, light, and weather. In a blending system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mbination lie between the properties of its elements, and the properties of the elements are lost in the average or mixture. For example, combining red paint and white paint results in pink paint. Thus the range of properties that can be found in a blending system are highly circumscribed, and the only way to differentiate large numbers of combinations is to discriminate tinier and tinier differences. It may not be a coincidence that the two systems in the universe that most impress us with their open-ended complex design—life and mind—are based
on 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s. Many biologists believe that if inheritance were not discrete, evolution as we know it could not have taken place.

这一思想虽然萌生已久，但始终感觉不够成熟，需要继续发酵，所以一直没单独成文，下面是一段我向朋友鼓吹该思想的聊天记录：

(2008-06-13)
23:38  辉格  z3  我前段时间在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23:46  z3  辉格  哦，什么问题？
23:53  辉格  z3  符号化，或者叫数字化
24:44  辉格  z3  我发现进化过程中
26:11  辉格  z3  每一次的系统跃迁，就是从下层系统发展出上层系统时，有个前提
26:20  辉格  z3  就是下层元素的数字化
26:31  z3  辉格  需要个例子说明一下。
26:42  辉格  z3  比如音乐
26:56  辉格  z3  音节、音素是下层结构
27:23  辉格  z3  要进化出复杂的乐曲，
27:33  辉格  z3  必须先有音阶
27:42  辉格  z3  音阶就是数字化的音素
27:57  辉格  z3  文字也是
28:06  辉格  z3  没有数字化之前是图画文字
28:09  z3  辉格  数字化是概念化的过程。降低复杂性。
28:27  辉格  z3  图画文字不可能产生复杂文学作品
28:33  z3  辉格  恩
28:34  z3  辉格  对头
28:37  辉格  z3  必须先有字母表
28:43  辉格  z3  就是数字化
28:48  辉格  z3  基因也是
29:06  辉格  z3  四种碱基对就是四个字母
29:09  辉格  z3  数字化了
29:15  z3  辉格  对。没有数字化无法进化。
29:25  辉格  z3  然后是64种氨基酸
29:39  辉格  z3  这是小分子层面的数字化
29:43  辉格  z3  然后是基因
29:44  z3  辉格  没准兔子传四代就变成老虎了，这就没法搞了。呵呵。
29:49  辉格  z3  对
30:07  辉格  z3  文化也是如此
30:24  辉格  z3  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30:31  辉格  z3  或者小丑
30:35  辉格  z3  都是脸谱化的
30:47  辉格  z3  否则文学结构无法建构
30:53  z3  辉格  呵呵。要不然没法承载概念了。
30:57  辉格  z3  对
31:09  辉格  z3  符号化过程无处不在
31:22  辉格  z3  是每一次系统迁跃的前提
31:41  辉格  z3  这一层符号化了，就有可能向上一层迁跃
31:57  辉格  z3  否则基础就是松软的
32:09  辉格  z3  任何结构都会垮掉
32:14  辉格  z3  维持不久
32:26  z3  辉格  我曾经想过把那个变形虫的核心概念用基因的方式表达。
32:33  辉格  z3  嗯
32:35  z3  辉格  而不是继承。
32:37  辉格  z3  机械发展也是
32:58  辉格  z3  标准件通用件就是符合化或者说数字化的
33:13  z3  辉格  我觉得还是信息处理的问题。
33:26  辉格  z3  对，
33:33  辉格  z3  数字化有两个含义：
33:38  辉格  z3  1）离散化，
33:46  辉格  z3  2）有限小集合
33:54  z3  辉格  恩。
34:10  辉格  z3  离散化是指各离散值之间高容错性
34:10  z3  辉格  无限集合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地盘。
34:24  辉格  z3  高容错性保证了复制不会失真
34:38  z3  辉格  恩。
34:44  辉格  z3  第二是小集合
35:10  辉格  z3  我在想代码如何符合这样的条件？
35:13  z3  辉格  智能的极限。
35:35  z3  辉格  再高的智能也只能处理很小的集合。
35:43  辉格  z3  是的
36:03  辉格  z3  大脑某些缓存区很小
……
40:17  辉格  z3  财报把上市公司的表现符号化了
40:39  辉格  z3  否则大规模交易不大可能
40:46  z3  辉格  恩。
40:55  辉格  z3  期货市场也是
41:01  z3  辉格  简化。要不然就要学很多门行业。
41:02  辉格  z3  标准期货合约
41:31  辉格  z3  还有贸易合约
41:46  辉格  z3  什么CIS、FOB
……

或许是因为看到我在《亲子鉴定的经济含义》所描述的婚姻关系背后的冷酷博弈策略，李敖之问道：

不知道辉大师怎么看“爱情”,是不是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Schweitzer)说的那样：我的知识是悲观的，但是我的感情和希望、我的愿望是乐观的。？

首先要说明，真正的博弈者是基因而不是我们这些个体，那些冷酷手腕是它们在耍而不是我们，我们充其量是它们的代理——并且往往是不知情的代理，我们对这些策略常常毫无知觉——当然，它们自己更没有知觉，它们对什么都没知觉——，所以，对此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呵呵。

基因把我们造成了这个样子——获知、相信或承认这一点不必让我们变成另一个样子，正如——

上帝把我们造成了这个样子——相信或拒绝相信这一点不必让我们变成另一个样子。

其次，我不觉得任何理论会影响我的个人情感，理论或许能帮助我看懂一些更普遍性的东西，但不会替代我最直接的个人经验，假如我爱某个人（姑且不论“爱”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不会因为看到某种理论而有所改变，相反，如果有个理论能让我更好的理解这种爱，我会欣然接受。

最后，是否乐观，我是这样想的，芸芸众生之中，我大概不会有什么过分特殊之处，所以，我有的那些情感，大概许多人也会有吧。

今天看到几位朋友又在为中医的事情而争吵，和以往看到的每次一样，又是一团混战，我关于此话题的想说的都已说过，所以没有兴趣参与进去，况且场面之混乱令我退缩，把以前在别处零星表达过的观点整理一下，存档备查： 1）中医有许多经验处方和疗法，但考虑到中医界迄今普遍顽固拒绝现代实验和统计方法，这些经验知识的可信度不高，大致上仍处于前科学水平； 2）前科学的、未被组织到某个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经验知识，未必“无用”，我认为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有大量有用的经验知识；至于中医的经验知识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有用，因为（1），无从作总体判断，只能依赖个人信息背景，各自个别判断——这也正是前科学时代的特点所在； 3）中医的理论体系——比如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寒热干湿甘苦之辩等等，未构成自洽而可检验的科学理论，其理论和处方/疗法之间，也缺乏最起码的稳定明确的逻辑关系；基于此，我认为该理论体系没有任何保留价值； 4）对于“是否应该废除中医”，我的回答视“废除”一词的含义而定： 5）如果废除是指废止中医医师的行医执照，我赞成，我主张废止所有医生的行医执照，我认为行医无需执照； 6）如果废除是指禁止中医医师行医，我反对，我认为任何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行医； 7）如果废除是指禁止医师使用未经现代医学界认可的中医处方和疗法，我反对，我认为医生在审慎、充分告知和患者自愿原则下，可以使用任何他认为恰当的处方和疗法，上述三条原则是否得到遵守，必要时应在法庭上认定； 8）如果废除是指撤销政府对中医事业（研究、教育、资源等）的资助，我赞成，我并且赞成政府撤销对一切医疗事业的赞助； 9）如果废除是指禁止中医服务被纳入保险合约，我反对，首先，医疗保险合约不应由政府提供，其次，合约覆盖内容应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

亲子鉴定的经济含义
辉格
2009年4月27日

最近，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基因法，新法加大了对私人基因测试的限制，大范围排除了其在民事关系中的应用，并对违规测试规定了高额罚款；这其中包括了对亲子鉴定的限制，按新规定，亲子鉴定须征得有关各方同意，并且，性关系历史不明朗不再被接受为做鉴定的正当理由。新法的出台（还需等待参院批准），确认了三年多前德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也与该国司法部近年来所遵循的原则相一致。尽管德国政坛对此事少有分歧，但法案在民间还是引发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损害了父亲们对亲子关系的知情权。

双方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基于基因测试的亲子鉴定的技术可靠性，将打破数万年来维持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的信息模糊态势，将进一步动摇欧洲福利国家本已摇摇欲坠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所赖以苟延残喘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在可靠鉴定技术已经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继续禁止男性利用它，恐怕也难以说服他们继续留在婚姻关系中；欧洲的婚姻家庭，看来将无可避免的土崩瓦解。

物种的婚配模式，取决于子代抚养成本和两性在其中的投资策略，从鱼类的大量产卵，到鸟类少量但巨大的蛋，从有袋类的育儿袋，到有胎盘哺乳类漫长的孕期和哺乳期，雌性对每个子女的投资越来越大；在加大单位投资和强化少生精养策略方面，人类显然走得最远：由于人类把发展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认知和思维能力而不是体能和专用器官上，他们把哺乳期结束到性成熟之间的幼年期延长到了十几年。这种巨额投资加剧了男性对女性有限生育资源的争夺，同时也迫使女性吸引男性来保护投资和共同负担高昂的抚养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女性必须让男性相信他们所保护和投资的对象是自己的后代。

同时，女性在投资安全性和回报最大化方面，还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当配偶被其他男性取代时，要确保新丈夫不会遗弃甚至杀死前夫的孩子——这在稳定配偶模式中是很普遍的；其次，如果出现为后代获取比丈夫更好基因的低风险机会，不要错过。上述因素都意味着，亲子关系的有限信息模糊，将最好的保护女性的投资策略：它一方面让丈夫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在抚养自己的孩子，同时也让丈夫的竞争者们不会轻易遗弃甚至杀害孩子。

雌性在制造信息模糊上有天然的优势，而人类女性通过隐藏排卵期、弱化孕期生理特征、用永久化乳房来混淆哺乳期与非哺乳期等多种手段，大大强化了这种优势。该策略的极端运用，出现在一些资源条件极端恶劣的社会（比如北极爱斯基摩人中）所一度流行的一妻多夫模式中，在那些恶劣条件下，吸引一个丈夫常常不足以成功抚养孩子，而刻意制造的亲子关系不确定性可以让女性说服多位男性共同投资。模糊策略是成功的，自从基因检测技术出现以来，大量遗传学研究发现，非婚生子的比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在各种社会中，其百分比都是两位数。

从上世纪起，特别是在西欧，基于上述抚养策略和两性投资策略的婚姻关系，受到了现代福利制度和义务教育制的冲击；男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安全保护、生活资料和子女教育上，而福利政策让政府越来越多的取代了丈夫和父亲的作用，女性越来越不需要吸引和说服男性来共同承担抚养负担，于是，她们策略组合中获取更好基因的那一条便逐渐占据主导；在西欧，今天的单身母亲们无须再为孩子的奶粉钱、学费、医疗而操心，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政府包办一切，甚至毕业之后没有工作也不怕，靠失业补贴足以生存。

同时，对男性来说，由于女性的策略转向，在婚姻市场的诸多择偶条件中，经济实力和家庭投资意愿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优良基因——表现为健康和性吸引力——的地位大大提升，于是追求丰厚稳定收入和事业成功的动力下降了，而把自己扮得更酷的激励加强了（尽管有时候事业成就也可以让你更酷，但这一点不再那么确定）；所有这些，改变了数千年来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最终导致了六十年代横扫整个西方的性解放运动，性革命最初由西欧女权主义者发动，随后战火烧到美国；然而，由于美国福利制度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西欧，传统婚姻家庭的经济基础仍然坚实，所以革命高潮一过，保守主义迅速回归；相反在西欧，性解放已水到渠成，大局早已底定，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女权主义的任何努力了，公众对这一话题也失去了兴趣。

基因技术的发展，让依靠信息模糊而得以残存的欧洲婚姻制度，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允许亲子鉴定，信息模糊便不复存在，家庭要瓦解，如果不允许，不服气的男性就可能进一步逃离婚姻和家庭，无论如何，恐怕都难以挽回婚姻和家庭在欧洲的没落命运。

三年前，我在《观念的进化》一文中，把时尚用做了我的观念进化模型的一个实例（另一个是宗教），我把时尚描述为对身份识别符号的模仿与反模仿之间的一种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arm race）：

5. 时尚，另一种宗教？

时尚的生成和流行过程，是宗教之外的又一个观念自组织的典范，从发生机制上看，它与宗教十分相似，所以，把时尚称做一种现代宗教，不算太离谱。

富与贫、贵与贱、博学与无知、高雅与粗鲁、悠闲与劳碌，人的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他们在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差别在某些方面——比如服饰、住宅、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这些差距逐渐拉开而变得易于辨认时，人们就会通过其中最明显的某几种差异来识别一个人的贫富等级、地位高低、教育程度，甚至生活经历和职业。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又会反过来刻意的明确这些差异，状况相近的人们会有意识的调整他们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不约而同的向那些最易于识别的款式和品质靠拢聚集，最终，整个社会围绕着几种典型消费品，自动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栅格状结构，这一分层化的自组织过程就叫时尚。

如果仅仅看到上面的分层结构，那就没有抓住时尚的精妙之处，时尚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保持的。当层次结构日益显现或者已然明朗时，那些面临着为选择某个将要厕身其中的阶层而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上”方，选择一个包括了许多条件优于自己的人的阶层。这种向上靠的倾向使得每个阶层中那些财富地位等条件最优的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然而，一旦这些被模仿对象意识到与自己同处一个阶层的，多数是条件比自己差的人，这一发现会让他们感到恼火。

为了摆脱与乡巴佬为伍的屈辱感，这些被模仿者只好不断地花样翻新，以便与模仿者拉开距离，而后者一旦发现新花样已经成为时尚，总是精神抖擞地奋起直追，就在这你追我赶之中，时尚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涌中，追逐的双方都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劲头丝毫不亚于热忱的宗教信徒。每一波时尚的浪潮，都将一组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从最初的一小撮人那里，逐级向下，传播到几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

正如权力在宗教传播中——因为“价值C”的缘故——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商业力量在时尚流行中——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起到了类似的也许是大得多的推动作用。消费品的经营者首先去努力发现、识别出（甚至制造出）那些最能代表身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产品加以明确化、符号化，然后向那些热衷于向上靠的时尚追逐者们推销这些符号；等这一波浪潮渐趋平静，他们又转过头来，告诉那些“领潮者”，这些旧东西已经显得太俗气了，不再配得上你的高贵身份，该换换花样了，于是另一波浪潮开始了。

最近读到Steven Pinker在HOW THE MIND WORKS一书中对时尚作了类似的阐述，相见恨晚：

Veblen proposed that the psychology of prestige was driven by three "pecuniary canons of taste": conspicuous leisur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conspicuous waste. Status symbols are flaunted and coveted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they are useful or attractive (pebbles, daisies, and pigeons are quite beautiful, as we rediscover when they delight young children), but often because they are so rare, wasteful, or pointless that only the wealthy can afford them. They include clothing that is too delicate, bulky, constricting, or stain-prone to work in, objects too fragile for casual use or made from unobtainable materials, functionless objects made with prodigious labor, decorations that consume energy, and pale skin in lands where the plebeians work in the fields and suntans in lands where they work indoors. The logic is: You can't see all my wealth and earning power (my bank account, my lands, all my allies and flunkeys), but you can see my gold bathroom fixtures. No one could afford them without wealth to spare, therefore you know I am wealthy.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counterintuitive because squandering wealth can only reduce it, bringing the squanderer down to the level of his or her rivals. But it works when other people's esteem is useful enough to pay for and when not all the wealth or earning power is sacrificed. If I have a hundred dollars and you have forty, I can give away fifty, but you can't; I will impress others and still be richer than you. The principle has been confirmed from an unlikely source, evolutionary biology. Biologists since Darwin had been puzzled by displays like the peacock's tail, which impresses the peahen but consumes nutrients, hinders movement, and attracts predators. The biologist Amotz Zahavi proposed that the displays evolved because they were handicaps. Only the healthiest animals could afford them, and females choose the healthiest birds to mate with. Theoretical biologists were initially skeptical, but one of them, Alan Grafen, later proved that the theory was sou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orks when only the richest can afford luxuries. When the class structure loosens, or sumptuous goods (or good imitations)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the upper middle class can emulate the upper class, the middle class can emulate the upper middle class, and so on down the ladder. The upper class cannot very well stand by as they begin to resemble the hoi polloi; they must adopt a new look. But then the look is emulated once again by the upper middle class and begins to trickle down again, prompting the upper class to leap to yet a different look, and so on. The result is fashion. The chaotic cycles of style, in which the chic look of one decade becomes dowdy or slutty, nerdy or foppish in the next, has been explained as a conspiracy of clothing makers, an expression of nationalism, a reflection of the economy, and much else. But Quentin Bell, in his classic analysis of fashion, On Human Finery, showed that only one explanation works: people follow the rule, "Try to look like the people above you; if you're at the top, try to look different from the people below you."

（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p.500）

一个村子里的两个家族吵吵闹闹甚至打打杀杀，但没有什么能比其中一家去召唤附近山里土匪来干预更能激起另一家的仇恨了。可惜，许多人理解不了此类做法的恶劣所在，频频祭出此招，被列入黑名单是活该。

许多整天在骂斧头帮的朋友，包括牛博上的许多，我看骨子里是整天盼着斧头帮出来替百姓伸冤，来做青天大老爷弥赛亚救世主的，不然他们怎么一天到晚对土匪做匪事如此震惊和愤怒？

市场远不能消除丑陋和罪恶，但如果你因此而认为需要一个救世主的话，你更可能得到一个坏的多的土匪，土匪到处有，一切政府手里都拿着斧头，但斧头帮也有好有坏，美国帮就好很多，那不过是因为美国人较少相信弥赛亚，美国帮也较少宣称自己是弥赛亚。

扯远了，关于黑名单的事，贴一段今天下午的聊天记录，作为我在这个话题上的结束语吧：

15:48:39  M  辉格  沃尔玛的黑名单我认为是侵犯了人的隐私权。为了自身利益，只要采取的行动不违法，就是个人隐私；是否属于隐私，司法会做出边际的裁定。
15:50:01  M  辉格  如果真的发布黑名单，那么沃尔玛实际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职员将不会再信任企业会保护他们的隐私，甚至会认为企业将利用他们的隐私对其进行敲诈！
15:51:07  M  辉格  这样的后果，是已经在职者，离开的意愿会上升；准备进入者，会在很大程度上打消进入的意愿
15:53:11  辉格  M  1）评价基础可能是隐私，评价结论不是隐私；2）黑名单当然不会发布，同业心照不宣而已。 正在写文章，回头细聊
16:10:08  M  辉格  作为持续的人力政策，只要在做，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被人公开，不在于宣不宣。建立、同业传递这些资料的人，也只是企业雇员而已，不可能不被人知。评价结论不涉及隐私，当然不会有问题，但问题是，评价结论如果被人提起诉讼，企业用什么原因来证明自己评价的结论不是隐私？退一步来说，就算这一个回合，在黑名单上，沃尔玛取得了成功，它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是否行业中其他竞争对手会全都乐于接受抬高用工成本的这种后果？难道没有竞争对手会利用其雇员的力量借机猛击沃尔玛？你先忙你的，有空再回就好
20:58:45  辉格  M  你说的很好，这恰好回答了另外几位朋友的质疑，
20:59:11  辉格  M  这就说明，像沃尔玛这样的大企业是不会随便滥用黑名单的
20:59:51  辉格  M  一定是严重明确违背行规的事情才会
21:00:19  辉格  M  这次就是，把事情捅到共产党那里，就是很恶劣的做法
21:00:56  辉格  M  召唤斧头帮干预，这是无法容忍的，我这样认为
21:01:07  M  辉格  也不好说，大企业也会有犯糊涂的时候；再说，任何决定都是人做出的，如果决策层受到的制约少，就会容易追求短期效益
21:01:48  辉格  M  犯糊涂是会有，但从制度角度，不必担心，
21:02:07  辉格  M  因为其后果是可以落到他自己头上，这就够了
21:02:26  辉格  M  有这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担心什么？

许多朋友的评论表明，他们对“黑名单”的理解过于字面化了，依我的猜测，这样的名单不会出现在任何文件、公告、传单或邮件中，甚至不会完整的出现在任何一张纸上，它只会心照不宣的存在于雇主们的记忆中，甚至在传播的过程中你可能听不到一个贬义词，用个例子演示一下吧：

假设我是连锁超市A的地区总裁，要找个门店经理，手里拿着几份简历，我拿起一份，发现他（M）的前雇主是连锁超市B，于是我拨通了B的本地总裁H的电话：

我：H总，M在你们那儿做过？
H：是。
我：这家伙怎么样？
H：嗯，这小子不错，挺上进的，前年总工会在我们这儿组织工会，他配合的很好，很积极，去年这儿的党支部还在发展他入党呢，好像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我：哦，是不错啊，谢了，对了，有空出来吃顿饭啊，好久没聊了……

我放下电话，一边嘴里嘟囔着：小M，嗯，小M，好，不错，一边把简历扔进垃圾桶。

我不觉得在此过程中我会有任何道德上的愧疚感。

诚如gaohan_cn所言，我的文章旨在说明同业雇主为何会就雇佣风险共享信息，甚至共同使用黑名单之类的工具，而没有进行合法性或道德评价，但既然李敖之提出了评价问题，我也乐意讨论。李敖之说：

2.中国的雇主是弱势群体吗？至少我觉得不是。中国没有为员工服务的工会，雇主没了天敌，已经很强势了。雇主的信息优势也很明显。雇主可以看员工的所有履历，而雇员却看不到雇主的履历和公司的经营资料。现实中，常常是面试的时候说得很好，签完合同就马上变脸。

3.如果员工有过分的“过激行为”，公司可以诉诸法律。同业黑名单这种行为，不就相当于雇主形成了一个卡特尔吗？正如辉大师所说，被挤出圈子的员工损失惨重。如果雇主可以在法律之外获得同业黑名单的力量，势必使雇主更加强势，员工如何能抵抗？

4.黑名单显然不会有第三方审核。公司的高管以个人恩怨\喜好而乱加黑名单怎么办？e.g.上司对女员工说：“如果你不陪我上床我就开除你并且加黑名单！”怎么办？即使去法院告，女员工怎么举证？

我并没有说雇主是弱势群体，而是说着雇佣问题上，雇主处于信息不利地位，这并不排除在其他方面雇主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简单说就是，雇主了解雇员要比雇员了解雇主困难得多，履历是雇员自己写的，证明人也是雇员自己挑的，这些很少有机会暴露在第三方知情者的监督之下，而雇主，要掩盖自己的历史、隐藏自己恶待雇员的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对于大公司，尤其如此。

下面谈谈合法性和道德问题。

1）一种行为，并不因为它给他人带来损失，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假如我以前喝伊利酸奶，现在改喝光明酸奶，这就给伊利带来了损失，但没人会认为这是非法或不道德的吧？再假如：我发誓：永远不买任何伊利产品；或者，我发誓：永远不买任何内蒙古出产的奶制品；或者，我给所有我认识的人发邮件：建议你们都不要买伊利、蒙牛、光明的产品；或者，我把这个建议张贴在我的博客上；……；你是否认为这些行为是非法或不道德的？雇主是雇佣市场上的买家，仅此而已。

2）在缺乏针对具体对象的理由，而仅仅基于类别特征而执行对交易对象的筛选策略（俗称歧视性策略）——比如我宣布（或实际上总是）决不购买金发碧眼歌手的唱片，或我决不雇佣身高高于160cm的雇员——是否非法或不道德？我认为这是合法的，只要我没有为此而实施任何强制或欺诈，而强制或欺诈是我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其次，这样的行为也是合乎道德的，因为我仅仅是表明了我的选择，而没有嚷嚷金发碧眼者是如此那般低下、丑陋、讨厌、不堪，如果我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尽管不是非法的。实际上，在大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了解每个交易对手的历史，因而在与陌生人的交易中，只能采用基于表面特征的歧视策略，这是节省交易费用的简单方法，这种策略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清除。

3）“同业黑名单这种行为，不就相当于雇主形成了一个卡特尔吗？”——对，某种程度上，是卡特尔，但我认为私人自愿组织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如同其他买方或卖方联合组织，既是合法的，也是合乎道德的；买方或卖方联合组织无处不在，是市场发展的良好结果。随便举几个例子，买房团、包机旅行、电影包场、团购、常春藤组织统一考试。

4）“黑名单显然不会有第三方审核”——个人交易策略为何需要第三方审核？比如你从某牌子酸奶里吃出了死苍蝇，告诉了若干朋友，你们一起大喊，再也不买这个牌子啦——是否需要第三方审核？

5）““如果你不陪我上床我就开除你并且加黑名单！”怎么办？”——可能没办法，但这不犯法，尽管不道德，要是换成“如果你不陪我上床我就用刀捅你”，就犯法了。对于“强制”这个词，不能扩大解释，强制是且仅是“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你说的“雇主有法外的强制力”，我不知道指什么。

李敖之说：“一报还一报只是在阿克赛罗德的实验中成绩最好的策略，并不能因此说它是现实中的最佳策略”，同意，举tit-for-tat为例只是为了引出信息问题（识别对方和记住博弈历史）在博弈中的重要性，阿克赛罗德的工作是很初步的，他把博弈条件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现实当然复杂得多，尤其是以下几点：

1）在他的模型里，交易进程是“循环赛”，任意两人的相遇几率是相等的，现实远非如此，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可以选择或约束自己的交易圈子，可以对不同人群采用歧视策略，可以有自己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等等。

2）在他的模型里，每次交易的博弈矩阵是相同的，现实远非如此，有些交易性命攸关，有些则无足轻重，人们在不同交易中显然会采用不同策略。

3）在他的模型里，参与者之间是没有交流的，他们执行策略时所借助的信息，仅仅来自自己所记住的博弈历史，现实远非如此，人有嘴巴和耳朵，且热衷于交头接耳、说三道四、自吹自擂。

4）在他的模型里，参与者不能做广告（宣扬自己的策略和博弈史）、不能许诺、不能威胁、不能揭发、不能联合行动、不能自我绑架，现实远非如此，现实世界充满了上述复杂博弈策略。

首先，我认为在分析其他策略之前，先引入tit-for-tat是非常重要的，在诸多高级复杂策略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它的影子，许多策略都是它的针对特殊信息条件的优化版；其次，随着策略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信息问题变得更重要了，因而，用高级策略替代tit-for-tat，只能增强我文章的观点。

两年前，我曾经尝试用一个系列文章来说明信息在博弈策略进化中核心地位，我在引言中对此做了一个初步概况：

达成合作的几率与如下几个变量密切相关：
1） 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
2） 博弈者记忆先前遭遇的能力；
3） 博弈者之间先前遭遇的次数；
4） 博弈者之间先前达成合作的次数；
5） 博弈各方再次遭遇的几率；
6） 博弈者标示自己策略的能力；
7） 博弈者识别对方策略的能力；
8） 博弈者判别对方策略标示之真伪的能力；
9） 博弈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
10） 群体内交换对他人评价的机会；
11） 一个评价在群体内传播的预期广度和可能受众与被评价者的遭遇几率；
12） 预期未来博弈次数；
……

透视沃尔玛“黑名单”
辉格
2009年4月23日

最近，沃尔玛中国区开始实施大规模结构调整，据报道，每家门店将分流数十位经理和主管级的中高层雇员，总数过千的被分流雇员将面临降职减薪、转入未来新店的不确定岗位、主动离职等几种选择。分流计划引起了雇员们强烈反弹，并引来了政府劳动部门和总工会的关注与介入；据传闻，一些反应过激的被分流雇员，还得到了可能被列入同业黑名单的警告，这一传闻引发了大片质疑之声，许多人对沃尔玛用这种手段对付雇员感到震惊和愤怒。

外界对黑名单传闻作出的反应，似乎过于强烈了；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雇员的所谓“过激行为”具体是什么，也不能确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黑名单，但如果企业借助某些信息工具来评估其中高层员工的雇佣风险，那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情况，不必对此感到惊讶；黑名单只是这些信息工具中简单而粗糙的一种，尽管听上去难听，但黑名单其实在各种工具中是相对温和而开放的——它意味着：除了这几个，其他都可以考虑；相比之下，最极端而保守的工具是白名单：除了这几个，其他都不予考虑；显然，白名单是不会引起公众抗议的，这是社会心理和公共关系的奇妙之处，值得引起企业公关主管们的深思。

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合作互惠的，数学上叫正和博弈；研究表明，在单次博弈中，双方的最佳策略都是背叛，因而无法达成合作互惠，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而在长期重复博弈中，最佳策略是被称作tit-for-tat的策略，即：第一次相遇时合作，此后再相遇时仿照对方的上一次行动；tit-for-tat策略可以帮助有合作诚意的人们通过合作达成互惠，同时免遭恶意者的欺骗。然而，这一策略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参与者能认出对方，并了解和记住对方的博弈历史；在人潮汹涌的大社会中，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大量产品设计、交易安排、合约设计、管理模式和商业制度，都是围绕着如何标识自己和如何识别对方这两个信息问题而展开的。

在雇主-雇员博弈关系中，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通常雇员在信息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首先，雇主的数量比雇员数量小好几个数量级，因而雇员更容易了解雇主的雇佣历史、劳资关系和企业文化，对于知名大企业尤其如此；其次，多数企业的存在时间比雇员的就业历史长，可以让雇员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它；第三，每一次劳资纠纷，企业的形象总是暴露在舆论的聚光灯之下，而雇员（除了少数高管或进入诉讼庭审的案例之外）往往以匿名的方式出现，因而雇员的雇主关系史很难被跟踪。另外，一些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会随时跟踪各大公司的薪资结构、员工福利和对雇员的友好程度，会定期评选最佳雇主，这些为雇员了解雇主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面对不利的信息地位，雇主们发展出了各种手段来规避雇佣风险：他们要求求职者提供详尽的履历，并为履历的各阶段提供证明人，招聘主管会打电话给证明人和前雇主，旁敲侧击的设法弄清楚他的经历和行事风格；这些还只是针对普通职位的常规工具，对于风险敏感的重要职位，雇主会借助猎头提供的信息和风险保障，由于猎头会长期跟踪一些高级人才，他们在提供完整连贯的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职业声誉，他们也会尽量避开那些高风险人物；由此不难想象，同行雇主之间共享雇员信息，是上述努力的自然延伸，尽管他们在生意场上是死对头，在规避雇佣风险上，却又着共同利益。

长期跟踪一个人的交往史，掌握他的全部底细，这是代价十分高昂的工作，而对于某些十分敏感的岗位，这又是必须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许多行业都会把某些重要职位的候选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以便节省信息成本；结果是，在职场上，会发展出一个个高度封闭的小圈子，雇主们心甘情愿的为这些圈内人付出数倍于圈外人的高薪；这种薪资差异的程度，常常难以用行业经验、知识结构、工作能力等生产力因素来解释，你的幸运似乎仅仅是通过某种偶然机遇进入了这个圈子；而获得和维持这一优越条件的代价是：你必须接受小圈子里同僚们时时刻刻的目光注视、交头接耳和评头论足，即使你不喜欢，也必须融入到这个小圈子所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氛围和对职业操守的莫名其妙的、不成文的“陈规陋习”，而一旦你在45岁时被排挤出了这个圈子，你将发现自己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这一切，都是信息成本和风险溢价在搞鬼。

大型超市的主管、经理、店长，虽然不如高管那样重要而敏感，人数也比高管多得多，但对于雇主来说，仍然是高风险岗位：即他们的非善意行为可能带来的损失远远高于其工资，因而，他们的工资中应该也包含了不小的风险溢价；所以，对于已经在沃尔玛工作多年、如今面临降职减薪或换岗的雇员，离职或跳槽并非最优选择，他们的已有履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留在圈内并等待未来的发展机会，是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