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为何更容易被轻视？
辉格
2010年3月9日

云南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仍在延续中，若无重大意外，旱情将持续到五月雨季来临；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相继向媒体表达了抗灾决心和有关政策措施，表示将不惜代价向缺水地区运水以保障其饮水安全，将兴建更多五小水利来提升旱区储水能力，并在未来积极推动金沙江滇中调水等大型引水工程。

由于去年秋天雨季降雨量偏少且提前结束，云南全省年降水量比平时少了30%，严重的地区甚至少了一半；云南原本就不是个多雨的地区，昆明年降水量仅相当于长沙的76%或广州的58%，且87%集中在夏秋雨季，这样，在错过半个雨季的雨量之后，便被迫面对长达半年的干旱。

后果相当严重，数千万亩农地成灾，一千多万亩耕地和林地绝收或报废，数千万人受灾，700多万人和300多万家畜饮水困难，300多万人因灾缺粮，农业直接损失已过百亿；在安排运水的同时，政府已开始组织省内农民去沿海务工，以省下部分水和粮食，这一点尤其凸显了局面之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尚未到来，随着各地小水库的逐渐枯竭，雨季前的最后两个月将更加难熬；同时，在较轻的程度上，旱情也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其它地区蔓延和持续；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日益加剧的危机局面，其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反应，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受灾人数、在单一省份造成的损失与困难的规模而言，这次旱灾不亚于新世纪以来的历次水灾和雪灾，但它在全国乃至国际所引起的政府动员、媒体报道、公众关切，以及慈善组织的行动，都远远不如后者；对旱灾的报道，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全国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在网络论坛中也很快沉底。

显然，旱灾缺乏突发性自然灾害所具有的传播学优势，因为它是慢性灾难；地震通过在瞬间摧毁大量财产和人命给人当头棒喝，事后挖掘救援受困者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与一个明确可见的敌人作战来挽救黎民于水火，这样的故事从来都是吸引目光和催人倾诉的最佳题材。

水灾也差不多，尽管降雨是分散的，但汇聚后的水流是集中的，洪水溃堤的打击是迅猛而真切的，抗洪指挥部里每分钟刷新的战报和指令更带给人们临阵作战的生动和紧迫感；相反，旱灾的后果需要长达数月的缓慢煎熬之后才逐渐显现，这期间拍不到惊心动魄的画面，也找不出千钧一发的悬念。

有经验的政治家，无论是民选的还是军事强人，都不会错过地震和水灾的场面；作为政治产业的从业者，处理突发灾难是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存在价值的极好机会，而作为政治市场的竞争者，缺席灾难现场而将上镜机会让给对手，将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与他在现场是否能真正起作用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卡特里娜之后的小布什一定深有体会。

正是在上述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各国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设计和行为方式，都被塑造为以“事件-响应”模式为主导的结构；与日常常规职能相比，突发事件处理不成比例占据了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政治关注资源；尽管在竞选纲领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获选当政后，却一个个沦为救火队长。

这一机制同样作用于慈善业，与灾难的强大传播力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高昂捐款热情，它让那些专注于紧急灾难救助的慈善组织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善款，而更多如旱灾这样缓慢渐进发展的灾难，却很难得到救助；激励机制的同构削弱了公共安全机制与慈善业的互补性，否则，它们通过错开方向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紧急和慢性灾难的激励差异，还可能导致更隐秘也更严重的政策后果，即，在评估一项水利工程的风险时，高估降低水灾风险的收益，而低估增加旱灾风险的代价；比如一个干流大水坝，可以利用库容减少水灾，同时却可能导致下游干旱，由于水灾因其突发性而在决策过程的意见和利益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下游很可能因此承担不公正的风险和代价。

要纠正上述激励差异所带来的扭曲，需要赋予慢性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以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机会，缓慢的煎熬或许不能打动旁观者，但当事人自己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他们的关切和利益主张能在诸如水利工程的评估决策、公共安全机制的安排、抗灾预算的配置中，获得充分有效的表达，那么，慢性灾害就不至于被过度忽视。

索罗斯的谬误
辉格
2010年3月5日

最新一期的《中国改革》以“超级泡沫的终结”为题，刊登了中信出版社即将推出的索罗斯新书《超越金融》的长篇摘要；如同以往一样，索罗斯宣称全球金融体系已全面崩溃，需要通过大幅度强化监管加以彻底重建。

尽管像索罗斯这样的极端反市场主张，在学界和业界都不占主流，但其主张所基于的认知和理念，却广泛流行于公众之中；好在，不同以往，这次索罗斯清晰的表述了其理念背后的哲学和经济学基础，给了我们一窥究竟和条分理析的机会。

索罗斯开宗明义，首推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表达的思想为其哲学基础；波普的这本书，是对新旧柏拉图主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批判；在柏拉图主义看来，宇宙万物是完美而纯粹的观念在尘世的不完美投影，这份拷贝须时时维护否则便趋于陈旧、腐朽和溃散，而这一维护责任，当然的属于那些比凡夫能更好把握纯粹观念的智者；该哲学运用于社会，便是由哲人王所统治的理想国。

而在波普看来，恰好相反，观念是第一世界在个体意识中的投影，而这种投影是不完美的，因而对于同一事物人们会有千差万别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对于宏大而复杂的事物，比如人类社会，个体难以形成整体性的观念；若社会是依某个理想模型而建造的，其边界和可能性便被既有模型所限定，波普称之为封闭世界，而现实世界是开放的，任何个体意识中，都不可能存在足以与之对应的模型。

索罗斯得到的启发是，人类认知是不完美的，因而所谓完全竞争、一般均衡和有效市场，是不存在的，既然市场不能有效自我调节，就需要政府来监管和干预；这一理解是蹩脚的，由此而生的对市场的质疑，更是倒退回了哈耶克前的水平；正是在波普思想的基础上，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社会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有秩序结构，尽管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未认识到这一结构，但每个人基于其有限认知和不完备信息作出的反应，却自动维持着该结构的运行。

市场正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如哈耶克所指出，市场的有效性并不以个人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备为前提，相反，市场的妙处恰恰是将分散在个体之间的局部、片面、不完备的信息，汇聚为价格信号，对极其复杂的分工、迂回生产和资源配置作出协调，从而使现代流动性大社会成为可能，而它的运行机制，可以在任何参与者都没有认识和理解的情况下自动持续。

以个人的认知不完备来质疑市场，乃稻草人攻击，市场不是在看不见的手被斯密找出、瓦尔拉斯均衡被描述之后才出现的；在市场默默存在的数千年里，没有统计局、没有年报、甚至没有簿记，度量衡杂乱不堪，交易者之间经常语言不通，多数人对百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这些，都没有挡住世界范围的分工、交易和资源流动。

以市场的不完美和均衡的不稳定来质疑市场，则是一种“圣人攻击”，即先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对方，然后以其达不到标准而加以攻击；索罗斯正确描述了金融市场的反射性和正反馈机制，所谓反射性是指金融行情不仅反映经济基本面，也会反过来改变基本面，而正反馈是指各种景气因素之间会相互强化而非相互牵制，这两点导致了经济系统的内在不稳定，表现为伴随着泡沫和恐慌的周期性震荡。

对经济系统的这些特征和机制，自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那一代经济学家以来，早已有了无数的描述和研究，索罗斯并未提出新的创见；和均衡理论一样，周期理论也只是以事后之明，管窥了市场的一个侧面；喜欢均衡和稳定的人或许厌恶市场无法预料的波动和伴随而来的混乱，然而这并不能构成在制度上反对市场的理由，因为市场并不以稳定自证其价值。

对市场制度真正有效的质疑，并且这种质疑能支持索罗斯所主张的政府强力监管，只有三个选择：要么，提出一种排除了市场的可行制度，能在与当今相称的繁荣程度上维持数十亿人口，但如我们所见，历史上一次次寻找和建立乌托邦的努力，只带来了奴役、暴政和灾难，波普阐释开放社会的动机，正是呼吁人们放弃此类念头。

或者，在保留市场的前提下，须说明政府拥有何种可信的理论来预见经济震荡，并拥有可行的工具来平抑它而同时不扼杀市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与索罗斯主张的出发点却恰好相反：因为人类认知能力不足而要求监管，但监管的有效性却依赖于一种高不可攀的认知能力。

或者须说明，政府一旦获得监管能力，即便它不清楚经济运行机制、不能预见周期、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因其特殊的禀赋和行为方式，便自动为系统引入了某种稳定机制；理论上，这同样是可能的，正如打字员并不了解自己的比较优势，却同样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从未有任何理论和经验曾说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实际上曾发挥起过这样的作用。

二次房改将大幅抬高房价
辉格
2010年3月3日

去年，由李明牵头的十几位专家，向人大政协提出了以“三三制”为核心的“二次房改建议书”；此后，住房建设部对此建议向媒体表达了颇为冷淡的态度，然而建议者的热情并未因此消退，据报道，就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二次房改建议获得了许多学者、民主党派人士和企业家的支持，有望成为两会正式提案。

所谓三三制，就是由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向中等收入者提供平价公共住房，而听任高收入者购买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相应的，政府为三类住房安排不同的土地供给；这一方案，意味着将2/3的住房供需纳入政府计划和配给制，这当然是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大倒退；那么，这样的倒退，是否可能缓解中低收入者所面临的买房困难呢？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获得短期居住空间和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自有房产，不仅提供了居住空间，也带来了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经营、投资和积累的载体，让它的主人可以放心的长期投入金钱、精力和感情，装饰和维护房屋、添置家当、建立邻里关系、参与社区管理的地方；对于年轻夫妇，也将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可以真正根植于其中的乡里，那里有他熟悉的庭院花草、随他一起长大的树木、和共享一套俚语和游戏的玩伴。

所有这些，租赁房是提供不了的；或许有人会说，以前的单位筒子楼和大院也不是自有房产，但也不乏深厚丰富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这或许没错，问题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居住地和职业生涯，是被计划体制一起锁定在某个单位里的，即便不拥有产权，其居所也是稳定的，长期生活于其中的预期为家的感觉和社区感情提供了基础。

然而这种基于强制计划的基础毕竟是脆弱的，其吸引力远不如自愿选择的家，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旦有机会，人们如何急切的逃离筒子楼和大院；素以节俭和财务谨慎著称的中国人，在获得拥有房产的机会时，却可以毫不犹豫的倾囊而出甚至四处举债；这明白无误的显示了，自有房产在满足某些重大需求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一点，也清楚的体现在看似极不相称的住房租价比上。

当前，带来最多焦虑、抱怨和争议的，是高房价，而不是高房租；很明显，国家计划的配给制住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首先，配给房的分配是有条件的，必定会限制交易，因而其产权是不完整的；其次，配给房是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满足条件者不会放弃配给机会，却未必会将其当作长期扎根和经营的家。

一个中低收入者，未必会满意政府专为中低收入者规划的社区和设计的住宅，也未必会预期自己今后永远是中低收入者，更有甚者，他的收入未必就真的中低，很可能他只是有能力设法通过了条件审查；所以，与自由买房者相比，购买配给房的人，更可能只是因为不想错过获得优惠的机会，而不是真正喜欢这套房子和所在社区，并决心在此长期居住。

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已让我们领教了政府计划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表现，很难相信，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社区和房屋，能吸引人们将其作为长期生活的家来经营；大规模供应配给房的结果是，很可能是满足了大量中低端短期居住需求，从而压低住房租金，却难以满足长期安家立业的需求。

相反，三三制将把本已拮据的城市土地供给中的很大一块抽离市场，从而大幅抬高商品房价格；结果，由于市场部分的土地和住宅存量变得更为稀缺，高地价和高房价将奖励那些此前囤地和囤房的开发商和投机者，而那些响应号召不囤地不捂盘的开发商，将再次遭受惩罚。

从经济适用房到廉租房到提议中的二次房改，无不以帮助低收入者为名，但实际上，真正的穷人，比如收入最低的那20%人口，从来没有机会跟这些机会沾上过一点点边；在当今，但凡能在头脑里闪过买房念头的人，决不会来自这个群体，无论政策如何变化，他们注定仍将栖身于城中村、简易工棚、群租毛胚房、旧集装箱，甚至公园桥洞之中，不被清理驱逐遣返已是万幸。

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自立
辉格
2010年3月1日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部分引起了广泛关注，纲要草案提出了招生与考试相分离、高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和录取方式多元化等改革方向，旨在改变长期僵化且广受诟病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是古代科举制的现代翻版，后者不仅是中央帝国遴选人才以构建官僚体系的手段，也是它对抗家族和地区政治势力，以维持庞大集权帝国的自上而下控制能力的核心工具；在长期，它更是帝国实施价值灌输和文化控制的机器，一个地区或民族是否真正皈依王化，最显著的标准是其人民是否参加科举。

科举制为平民提供了一个进身上阶的公平竞争机会，从而增加了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但同时，它也使获取功名的整个精英阶层都成了帝国的蒙恩者，失去了维护家族、地方和社团利益动机；这正是帝国所需要的，但对于建立保护权利的良好制度和有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却是背道而驰的。

不难理解，对全部资源和生产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的计划经济，选择了与集权帝国类似的考试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一制度注定难以维持；在计划时代，高考结果很可能一次性决定你这颗螺丝钉将被拧在机器的哪个部位，在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消失之后，高考的人才遴选和人力配置功能已经隐退，如今，它更多的是一种国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机制。

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机制，考试比分数当然比按身份、地位和关系更公平和开放，但任何考试都难免会偏爱某些能力，所谓全面能力和综合素质是不可能在一次考试中得到比较的，况且对于哪些是“有用的”能力，看法各有不同；若改革的目标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或许抽签录取才是最公正也最节约的办法。

但高考还有另一个目标，让各高校获得适合它的学生；每个大学有不同的培养目标，那些不适合该学校的学生，占用了教育资源却很少在培养目标上产生效果，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组织，而学生是其传承学术思想和延续学术传统的重要基础，对于该目标，学生的挑选就更加重要。

高考制度之所以能在计划经济早已瓦解之后仍得以长期延续，正体现了资源分配公正性和大学挑选学生这两大需求之间的冲突和妥协；如此折中而成的僵局，虽照顾了两方面需求，却导致了教育体系的长期僵化；在高考独木桥这一强大的单一激励机制引导下，整个中小学的教育资源配置、课程设置、教师考核和家长关注，都被自动组织在漫长而激烈的应试准备体系中，不改变其前提，所谓学生减负、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都是空谈。

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化解分配与选拔这两大目标的冲突，简单的办法是将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交给这些资源所在的大学，这也是自主招生的真正含义所在；同时，向高中毕业生发放可用于抵付大学学费的教育券，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上述方法从两个独立的途径去实现两大目标，可避免因纠缠在一起而引起的冲突。

然而，要实现自主招生，要让大学有能力和负责任的管理和支配其教育资源，首先需要大学成为真正独立的民事主体；要做的这一点，需要解除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和人事控制，改革经费划拨制度，把科研项目由国家任务改为政府合同，最重要的是，大学应成为以教授治校为基础的自治法人社团。

从西方大学发展的经验看，成功的大学都以社团自治和教授治校为本，牛津和剑桥甚至取得了与自治城市相当的法律地位，自治地位是大学维持其思想和学术独立性的制度保障；相反，如果大学不独立，仍是政府的下设机构，所谓自主招生就既不没有“自”，也没办法“主”，纠缠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中，在各大衙门的压力下，很可能沦为腐败的新温床。

多元办医不必拘泥于非营利性
辉格
2010年2月25日

日前，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院”。

这是值得赞赏的政策改变，开放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有助于缓解医疗市场的供给不足，增强供方竞争，改善服务质量；但是，将准入开放、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局限于非营利性医院，延续了长期笼罩于医改进程之上的市场化恐惧，既无必要，也将大幅限制开放程度和可能达到的竞争强度。

治病救人是高尚行为，而高尚行为是值得和应予奖励的，但有趣的是，许多人都觉得，用金钱去奖励高尚行为是错误的，而做出高尚行为的人，一旦接受金钱奖励，便沾染了铜臭而不再高尚了；此类标准，不仅被加于医生，也被加于慈善家、学术大师、体育明星、战争英雄和政治领袖。

这是部落时代价值标准的遗迹，那时候，重要的互惠行为是被组织在小社会的长期集体互惠关系中的，即时的现金回报意味着一次性结清人情债并免除了未来的互惠义务，打算在社区安身立命的人，是不屑于此种报酬的，而即时现金回报的流行，也会破坏社区的互惠系统。

这样的价值标准已不适合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作为个人，保有此种价值观无可厚非，但继续将其作为政策和立法的基础，就显得蒙昧落后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广阔得多的范围内，为帮助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更精确、更及时、更自动化的奖励机制。

在市场的均衡价格下，若某个医院能获得高出行业水平的利润，便表明它能用更少的资源来救治更多的病患，这样的医院当然应该奖励；市场的存在意味着这种奖励不需要向公众募捐、不需要政府拨款，只需要企业家被允许获得他的利润。

非营利性医院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医院所获取的利润被重新投资于医疗，从而增加医疗供给，最终降低医疗消费价格；但同时，非营利性对于投资者也意味着，投入的资本永远不能为他带来现金回报，他所能收获的，只有治病救人的善行所带给他的满足。

当然，教会和慈善医院的历史已经表明，善行所带来的慰藉和荣誉，足以激励大批个人和法人社团投身于医疗事业，出钱或者出力；这是值得欣慰的，问题是，此种激励所带来的医疗投资是否足够？即，是否存在足够多的善人和善心，使得调动投入于医疗的资源，和以这些资源所产出的医疗服务，是否达到了存在利润激励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均衡水平？

假设非利润激励是足够的，那么即便政策完全放开营利性医院，后者也没有生存空间，或者被迫与非营利性医院一样行事；因为非营利性医院没有盈利压力，可以把服务价格压得更低，从而将后者挤出市场，后者若要生存，必须接受同样低的价格，实际上也就得不到利润；如果他在这一价格下还是获得了利润，只能说明他的效率更高，而这本来就是应该奖励的；所以，对营利性医院的限制就是多余的。

相反，如果非利润激励是不足的，那就更应该解除对营利性医院的限制，否则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和看病难问题便无法解决；同时，非营利性医院由于不受利润目标约束，其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营效率上通常不如营利性企业，如果没有后者与其竞争，将达不到充分竞争条件下的配置和组织效率；并且，非营利性组织对于价格信号反应相对迟钝，在医疗需求变化迅速时，较容易忽视那些新生需求。

在法律上，非营利性医院若要长期存在，须按法人社团或信托基金来组织，社团或基金的章程规定了其组织目标；然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如同其它目的性组织一样，章程本身并不能确保组织的发展长期遵循其预定目标，这更多的依赖于组织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对拥有同样价值观的人的吸引力，这些人被吸引在一起逐渐形成稳定的组织文化，使得组织内的人和资源长期服务于特定目标。

对于医疗事业来说，非营利性组织的好处是低成本，价值观的满足替代了大量现金报酬，比如，决心献身于教会的修女可以接受很低的报酬而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献身精神也是很好的组织润滑剂，有助于降低组织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另外，对收益外流的限制也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然而，非营利性也有许多负面因素，它更倾向于在市场供需变化时，抗拒价格信号的指引而拒绝做出资源配置调整，也更容易抗拒成本压力所带来的效率改进要求；当缺乏营利性医院与其竞争时，这些因素更可能发酵膨胀。

实际上，从企业文化的发展历史看，非营利性组织的那些优势，许多营利性企业也已逐渐具备；许多大公司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亚文化、共同的价值诉求和行为准则，仅仅以利润目标和薪酬水平，已很难解释这些企业的行为和他们对员工和客户的吸引力所在了。

因此，无论社会的慈善意愿是否足够，无论非营利性医院的优势是否存在或是否显著，都没有必要限制营利性医院的发展，它既能补充前者在供给量和覆盖面上的不足，更可为前者提供维持其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所需的竞争压力。

转基因粮食应清晰标注
辉格
2010年2月23日

近来，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于去年十月获得农业部安全审批的事情，在经过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学者的渲染和高调抨击之后，迅速成为公众争议话题；争议的要点，从食用安全性、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冲击，到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对粮食战略的隐患；最终，在一场夹杂着科学判断、公共政策评价和国家产业战略的混战中，再次落入了我们所熟悉的国际阴谋论和声讨贪婪跨国公司的老套。

从技术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确实在粮食的抗害、增长和营养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有望带来许多此前难以想象的改进，也将是未来数十年技术创新和产业增长的重要领域；目前已经量产的大豆、棉花、油菜等许多转基因作物所取得的市场效果，充分展示了这一前景。

反对者所提出的质疑和担忧，大多是原则性的，比如，担心人工植入的基因会造出极不寻常的新物种，从而给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却少有人具体的指出，某种特定的转基因作物，会通过何种生化机制，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换句话说，反对一方不仅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了对方，而且要求其证明那些“不可预料的后果”是无害的，当对方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要求对这些技术施以事先的禁止，而不仅是伤害实际发生之后的赔偿和惩罚。

显然，对创新者施加如此严格的安全验证责任，是不现实的，若推广到所有创新领域，将完全扼杀创新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严格责任也从未施加于任何产业，这样，反对者就需要论证，为何将其施加于生物工程，就是合理而必须的呢？

生产者制造出全新的产品卖给客户，若双方信息完全对等且不涉及第三者利益，那么无论该产品有多危险，这都是双方的自愿行为，政府和司法没有插手的余地；但通常，生产者会对潜在危险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好的机会探测和避免这些危险，所以法律会要求他履行合理审慎和充分告知责任。

但这些审慎和告知责任不是无限的，它只适用于凭该行业通常具备的专业知识所能预见的、并且以该行业的技术水平能够成本可行的加以避免的那些危险；比如，小饭馆厨师在尝试一道新菜配方时，或许“我自己尝过了，没事”、“没听说这些料有啥禁忌”这样的审慎便已足够，但是对于面向数亿食客的麦当劳，一道新菜的安全性，法律或许会要求更严谨而全面的验证。

对于转入Bt抗虫蛋白基因的水稻，在商业化规模种植之前，要求开发者对这种蛋白的食用安全性做严格验证，无疑是合理的；如果环保组织基于生物学知识和作物驯化经验，担心该品种野化后或与各种野稻杂交后，是否会疯长为难以清除的杂草，因而要求开发者审慎验证，也不乏其合理性。

但是，诸如“这种蛋白的害处会不会在三十年后表现出来”、“野化和杂交许多代后会不会变成无法控制的怪物”之类的担忧，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注定无从验证，以此担忧为基础来反对转基因作物，便失去了法理依据，法律若采纳此类反对所依循的原则，我们社会的创新机会将被完全扼杀。

事实上，转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等非粮食作物早已大范围种植，并未像转基因水稻这样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可见，人们所担忧的主要是长期食用的危险性，而不是其生态后果。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种担忧并没有科学依据，它与其说是对生理伤害的担心，不如说是对怪异事物的恐惧和反感；对生命物的神圣感、对人为干预生命形态的反感，更强化了这种心理抵触，这是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所无法消除的。

然而，在大众看来，为何我们必须相信专家？为何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直觉、喜好、习俗和信仰，来决定相信哪些食物的安全性，或者宁愿冒什么样的风险？而要听凭一小撮专家的所谓科学判断的摆布呢？难道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都是在专家的科学意见指导下进行的？

是的，对转基因作物担忧的非理性，并不能免除开发与生产者的充分告知责任；当事涉个人利益和权利时，人们有权表达和主张他们的担忧，即便这担忧毫无科学道理；比如，你把蛆蛹清洁消毒磨碎后掺进糕点里卖给我，你就有责任事先告诉我，因为你完全有理由预见到蛆蛹会让许多人感觉恶心，即便你找到一百位科学家作证说这蛆蛹多么卫生无害富有营养，也不能免除这一责任。

同样的，人们有权对转基因食物保持毫无来由的反感和恐惧，从公众反应看，这样的反感和恐惧是真实而普遍存在的；这样，充分告知责任便要求开发和生产者对转基因粮食作出明确的区分和清晰的标注，在包装、运输和分销等各个环节上采取合理措施来避免其与传统粮食相混淆；如果技术和成本上可行，法律甚至可以要求转基因作物必须同时转入特定颜色基因，以确保混淆不可能发生。

希腊债务危机考验欧元体系
辉格
2010年2月21日

围绕希腊债务危机的国际互动已进行了多轮，走出危机的路径却仍未浮现；向中国发行250亿欧元债券的方案看来仅仅是传闻，IMF说相信欧盟自己能解决问题，它能提供的将只是“技术支持”，G7财金峰会也明确援助希腊的责任在欧元区，但在此后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对援助希腊仅宣示了政治意愿，并未拿出具体方案。

恰在此时，又传出坏消息，希腊政府涉嫌在2001年其加入欧元区之初，通过一桩外汇掉期交易掩盖了其赤字规模；无论该交易的主旨是掩盖赤字还是规避汇率风险，欧洲央行和债权人事实上很可能真的低估了希腊的长期债务负担，这一插曲为欧盟的救助行动又增添了一个争议点。

危机的起因并不复杂，奉行社会主义的希腊政府长期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埋下的隐患，一度被经济景气期的税收增长和信贷宽松所掩盖，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萧条削弱了税基，恶化了信贷条件，于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对症疗法首先应包括强化财政自律，但从迄今为止希腊政府的应对手法看来，它并不打算认真承担其控制赤字的责任，不愿忍受由财政紧缩所带来的痛苦和政治代价；相反，它正在努力将这一财政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即，利用法德等欧元大国捍卫欧元地位、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和树立欧盟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之信誉的急切心理，以获取欧盟大国廉价而条件宽松的援助。

显然，诸如用希腊国民银行控股权换取中国援助的方案，将给所谓的欧洲团结和向心力揭短，是法德极不情愿看到的，不排除这是希腊政府耍的小伎俩；原本，请求IMF援助是更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有成熟的经验和手法可供援照，但IMF援助素以严苛的财政自律为前提，而这正是希腊政府竭力避免的。

法德于是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危机蔓延，影响刚刚开始的复苏和本已疲软的欧元，同时又担心无条件的援助会树立不良先例，激励欧盟小国今后更加放松财政约束，对大国援助形成依赖，而这最终将破坏欧元体系的财政基础。

无奈之下，法德只能在宣示援助意愿的同时，督促希腊政府拿出财政紧缩方案，但后者的响应却并不积极，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大概他自信已摸透了法德心理——他们会比自己更着急；似乎连投资者都猜到了法德必将出手，所以，今年首批200亿欧元5年期希腊国债很快顺利卖出，利率也只比同期德国国债高3个百分点。

财政自律问题是长期困扰西方民主社会的痼疾，在社会福利传统深厚的欧洲，问题尤其严重；把钱花在有具体受益人的开发和福利项目上，是吸引选票的有效手法，但同时，加税总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受拉斐尔原理所限，提高税率并不能无限提高税收收入，结果就是各国政府都不自觉的日益滑向赤字政策。

在纸币时代早期，赤字积累经常导致恶性通胀，而在现代独立央行体系建立之后，恶性通胀在发达国家已经绝迹，赤字的后果更多的以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由于美元取得了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而美国政府能承受比他国高得多的赤字和债务，但希腊以美国作比声称自己债务规模并不可怕，则是自不量力了。

在欧元区各国的政治生态中，希腊历来处于最左端，目前执政的被称为中左派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奉行马克思主义，90年代中期之前甚至主张退出北约和欧共体，而在该党左侧，还站着拥有有数十议席的希腊共产党和激进左翼联盟；所以，毫不奇怪，希腊有着欧洲最高的国有化、官僚化和福利化的经济体系，以及最低的经济自由度。

对于那些深陷于高度国有化、福利化、高税收、重管制、高失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等相互关联的组合困境中的国家，债务危机常常是洗心革面、突破困境的契机，平时，改革所带来的痛苦往往会吓退选民和政治家，而危机和破产倒可以让他们别无选择、破釜沉舟。

新西兰是此类转型的成功典范，此前，新西兰也是个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1973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而竖立起贸易壁垒之后，新西兰陷入了灾难性危机，被迫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最终走出困境并获得了二十多年持续增长；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IMF援助并在其督促下实施了大量深刻改革，此后迅速恢复增长，其产业和宏观经济在近年来表现亮眼，在本次危机中也表现稳健。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看，IMF在处理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办法；欧盟解决希腊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在欧元区内部建立某种类似IMF的机制，这样，既可维护欧元地位和欧盟向心力，也不至于因无原则的援助而助长其成员国的财政不自律行为；但是，仓促之间能否及时建立这样的机制，将是对欧盟各国协调和实施能力的艰巨考验。

什么让剽窃者如鱼得水？
辉格
2010年2月4日

近日，书法家兼艺术评论家黄以明诉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侵犯其著作权一案，获北京东城区法院立案，这是近年来接二连三的剽窃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如今，剽窃、冒用他人作品参赛、捏造实验数据、伪造学历履历，这些下作行为已充斥着国内知识界的各个领域，本应令人震惊乍舌的事情，现在只能让人冷笑齿寒了。

知识界之丑陋、道德标准之低下，最淋漓的表现在涉案者及其拥趸们在丑闻爆发时的反应之中；按常理，面对剽窃这等极其严重的指控，涉事者要么尽快针对指控证据做出有力的辩驳，要么认错道歉淡化影响，要么只好夹起尾巴逃之夭夭；他的同事、合作者、赞助者和雇主，也会要求澄清、撇清干系，即便同情者也只能等待真相或说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在我们这里，常见的反应却是，指责控方刻意炒作、打击报复、学派对立、发泄私怨、心存嫉妒、敲竹杠，或宣称以自己水平地位之高如何不屑于剽窃无名之辈；显然，这些说辞完全无助于换回清白，只要证据过硬，动机不纯的指控同样有效，而质疑控方动机通常是心虚和技穷的表现。

奇妙的是，涉嫌剽窃者在运用这套反击技法时，是如此得心应手、理直气壮、声音洪亮；我曾经以为只有受过文革训练的人才会谙熟这套技法，现在看来，即便80后也毫不逊色；同时，那些热情助阵的拥趸，也丝毫不担心因此而被怀疑道德标准低下，或许在他们看来，标准低下原本就是不言自明的，高标准才是稀奇事。

范迪安一案中，范确实提出了能自圆其说的辩解：是网站擅自胡乱署名；然而，侵权文字的大批出现与萧长正雕塑展的推广宣传在时间上的吻合、未经发表底稿的全文照登、一位默默无名的山野评论家的旧文字突然遍布数十个网站，这些事实都令“被署名”辩解显得难以置信，看上去更像是雕塑展策划者的擅自篡改，范大馆长本人倒确实可能不知情。

按理说，若范迪安果真“被署名”，最着急的应该是他，与失窃相比，被误认为小偷显然是严重得多的损害，况且以他的名望和地位，这种损害的经济后果是巨大的；因此，我们本应见到他比黄以明更积极的发动调查、搜集证据和提起诉讼，而以他的财力和地位，也更有能力做这些事，但实际上，范虽口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却仅仅“鼓励”黄去起诉网站，自己则袖手旁观，这就显得很奇怪了；莫非，他并不觉得被误为小偷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错，在中国，剽窃之名并不会给你带来严重后果，无论是在司法上，还是同业地位上，或是读者追捧度上；这恰恰是悲剧所在，道德标准的低下，并非体现于剽窃行为的大量存在，而是体现于剽窃者的理直气壮和如鱼得水，体现于他们的拥趸和粉丝的不以为意和所谓的宽容上；是的，正是这潭臭水，养活了一群脏鱼。

从王铭铭、郭敬明、到桑玉柱，那些已被定案的剽窃者，不仅没有身败名裂，继续享受着雇主的厚待、同行的尊崇和读者的追捧，有些甚至过得更好了；八年前王铭铭的手被抓住时，有人说他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了；就在王已认罪之后，大批同行或呼吁爱护青年学者，或呼吁不要一棍子打死，或指责曹树基别有用心，王所任教的本科班学生，甚至齐声誓言“永远支持他”。

在被北大撤职之后，王先后被至少六所大学聘为兼职、客座和特聘教授，继续或新近担任多个学会的理事、主任和会长，担任了北大校长基金和多个国家基金赞助课题的主持人；有意思的是，其个人主页的著作栏目里，仍赫然列着那本臭名昭著的《想象的异邦》；这些年里，王依然被国内人类学界的许多人奉为学术领袖，大批人类学著作和译作仍请他作序。

人们经常抱怨广告的恶俗和胡吹，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恶俗所体现的，完全不是广告商的创意和制作水平，而是那些肯掏钱的受众的品味，可口可乐有许多优秀广告，但我们在国内电视上却从来看不到，在这里，脑白金式恶俗和丰胸增高式的胡吹更管用。

类似的，剽窃者的若无其事和理直气壮，虽暴露了其人品之低下和作恶之无底线，但更暴露了这个社会中，人们要求于自己和旁人的道德标准之低下；在可见的漫长未来，这都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洁身自好者，将不得不继续在这个臭水池塘的隔绝角落里，独自品尝着清寂与冷寞。

奥巴马拿银行开刀是在玩火
辉格
2010年1月28日

上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针对银行业的最新监管措施，旨在限制接受联邦存款担保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涉足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业务，同时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不至于“大得不能死”；这些措施大致上体现了前美联储主席、现总统经济修复顾问团主席保罗·沃尔克的监管理念，这一点，从奥巴马发表这些建议时沃克尔就站在他身边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

对此举动，市场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股市应声下跌，银行股首当其冲；金融界和投资者的担忧不仅在于这些措施本身，更在于这显示出，沃尔克这位一贯的强硬管制派，在奥巴马经济政策团队中的地位很可能已压过萨默斯和盖特纳，而后两位的经济理念较偏中间，所提议的监管措施也相对温和。

在此之前，沃尔克的地位一直很边缘，其言论和主张无论在学界还是国会都少有呼应，而金融界更视之为洪水猛兽；他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都得不到支持，本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不负责任的房贷经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放大和扩散，混业经营与此并无多少关系，除非禁止商业银行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否则风险扩散放大的途径并不会因分业经营而被截断；至于规模限制，迄今更未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方法。

现在，奥巴马把这只一年来始终躲在冷僻角落里的猛兽放出来了；这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看来并不是出于他的经济和监管理念的突然变化，而是他在国会中期选举日益逼近之际，对民主党不妙处境所做出的反应。

上台一年来，奥巴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拿不出什么可以夸耀的成果；他当初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危机所激起的选民对共和党的惩罚冲动，现在危机过去了，经济算是得到了稳定，甚至显出了复苏迹象，然而，多数评论都将主要功劳归诸伯南克和鲍尔森在关键时刻的果断举措，而奥巴马的功劳仅在于平稳延续了前任的政策。

在国际方面，所谓与伊朗坦诚开放的直接接触并未发生，而伊朗在西方联盟的虚弱面前越发嚣张，巴以和谈更已被彻底遗忘，关塔纳摩监狱的关闭也已无限期推迟，曾被左派寄予厚望的减排谈判更是一败涂地，种种曾被承诺的优先事项几无进展；而同时，在这一年里，先是近乎于恐怖袭击的胡德堡枪击案，紧接着又发生了圣诞炸机案这一911后最接近于成功的恐怖攻击，动摇了民众对奥巴马反恐政策的信心。

金融虽已稳定，资本市场也已回暖，但影响更大选民基础的就业却仍在恶化；旨在促进就业的7800亿经济刺激方案，在留下巨额赤字之后，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唯一的成果是在轮胎和钢铁制品上的贸易保护，这确实能讨好工会，但也在业界舆论和国际关系中留下了恶名，更不幸的是，由于贸易保护早已成了过街老鼠，此等成果压根拿不上台面来夸耀。

奥巴马迄今最大的战果，是医改法案在国会的推进，但却是以极高的政治代价换来的，或许不会低于小布什为伊拉克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不仅共和党人一致抵制，党内蓝狗因背离财政保守原则而冒政治牺牲风险，更背负了60%以上的民意反对率；由于医改关乎选民切身利益，是他们投票时的绝对优先考虑事项，高反对率很可能导致民主党中期选举的大败。

正是上述困境，迫使奥巴马寻找出路，而挑起争端、开辟新战场、转移视线焦点、让本方阵营在对抗中团结起来，恰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客摆脱困境的常用手法；对于这样一场挑战，金融家确是个合适的目标，这些高傲贪婪、浑身铜臭、秃顶腆腹、腰包鼓鼓的家伙，既不招中下层民众喜欢，更为自视甚高而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文艺老中青所嫉恨，在好莱坞影视剧中的形象更是早就一塌糊涂。

金融家不仅被指认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更因其接受政府的担保和救助，而在薪酬和风险问题上遭受道德攻击；奇妙的是，在这两个攻击点上，民主党的左派基本面和处于最右边的奥派与自由至上主义者达成了共鸣和呼应：左派说，政府必须担保和救助，右派说，政府不应担保和救助，然后他们一起说，你拿了担保和救助，就不能拿高薪和冒高风险。

可笑的是，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风险准备、存款担保、隐性流动性担保、以及联邦救助，都不是金融家向政府请求得来的，而是政府通过立法强加给他们的；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前提自由选择，对于被强加的东西，无论是帮助还是负担，都无须背负道德责任，更无须因此而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

奥巴马或许选中了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攻击点，但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攻击点，他是在玩火，如若玩过头，很可能丧失来之不易的经济回稳和脆弱的复苏前景；金融系统作为整个经济体的血脉，其反应之敏捷、影响之深广，皆为其它部分所不及，并且其反应大半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一旦人们确信这是动真格而不仅仅是宣传战，经济局面可以在一夜之间逆转。

不幸的是，许多人对金融的认识，还停留在“不创造实际价值，以兴风作浪为务的寄生食利者”这种蒙昧状态；若奥巴马成功煽起一场针对金融业的民粹主义运动，将是美国经济之大不幸，也是整个世界经济之不幸。

司法介入救不了中国足球
辉格
2010年1月21日

日前，国内足球联赛的假球丑闻有了突破性发展，警方专案组的侦讯对象，从裁判、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扩大到了足协高层官员，包括两位足协副主席和前裁判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此前一直在喊着抓贼的那些人。

对此，许多长久以来为足坛之肮脏黑暗而痛心、失望和疾呼的人士，都拍手称快甚至举杯相庆，在他们看来，期盼已久的司法介入终于有了实质性动作，而这样的介入对于打击黑幕、清理足坛，是必须的，而每一只黑手或脏手被抓住，当然都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依我看，这杯庆功酒不仅喝的太早，而且喝错了；在导致腐化的激励机制改变之前，在保障透明诚信的行业自律机制建立之前，外部司法介入丝毫无助于净化足坛；曾几何时，人们也为大贪官的落网而欢呼过，现在还有人会为此而兴奋吗？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对行政腐败的介入不可谓不深，力度不可谓不大，行政腐败因此而减少了吗？

足球联赛如同其他市场组织一样，是各方在某些规则之下参与构建的合作体系，这一体系无论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必须为参与者提供遵守规则的激励，和各方都愿意服从的约束和仲裁机制；这样的组织才是可以自我维系的，而非时时处处靠外力强行支撑和推动的。

外力充其量只能对某些偶发的、局部的障碍做些调节、干预和修补；这就像一个人能活着，他的几大生理系统必须有起码的维持自我运转的能力，否则，再高明的医生也没办法把一堆火腿肉捏成个大活人；遗憾的是，国内联赛正是这样一堆火腿肉。

源自西方的俱乐部和联赛体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俱乐部是联赛的真正主人，他们有着平等的机会参与规则制订、重大决策和利益分配，而联赛组织运营方充其量只是俱乐部合作组织所雇佣的经理团队而已，其人选、绩效和收支都受组织成员的控制和监督。

在公司里，若想让一位核心员工克制短期行为，最大程度的将个人目标与企业利益相一致，主动遵守组织规则，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成为股东，拥有对决策有影响力的股份；这不仅是分红激励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动性激励问题。

一个人对于他能够影响的组织，和他只能被动接受其规则、条件和结果的组织，其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后者，他只会考虑“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对前者，他还会考虑“我能把它做成什么？”，要知道，许多人为了把某个东西做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是甘愿倒贴钱的。

相反，若组织成员没有机会影响规则和决策，他便会倾向于短期利益和机会主义；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公司以外的组织，也正是该原理，使得大规模组织难以建立，拥有海量员工的大公司，要么其大部分岗位只需要短期激励和简易控制机制，要么采用多层次松散组织，每个分支拥有独立的规则体系和发展目标。

俱乐部联合会这种基于共同价值偏好的合作组织，对于为成员提供能动性激励，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因而也普遍采用均分股份的方式，并将规模限制得很小，以确保成员的主人感。

然而，国内联赛体制仅仅模仿了形式和符号，作为组织运营者的足协，不是各俱乐部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而是一个外部官方机构，是一把无法被其成员所撼动的铁交椅，并对整个组织的规则、决策和运营拥有不受任何内部制约和审查的权力。

而同时，甚至许多俱乐部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或受控于当地体委的附庸机构，许多投资者只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而投资足球，并没有长期投身足球事业的理想和意愿；如吉利等真正具有足球热情的企业早就不堪肮脏而退出了。

这一点，从足球黑幕的发展过程也很容易看出，我们只听到足协官员在一次次严肃宣示、厉声责问、高喊抓贼，却从来没听说过那些本应是主人的俱乐部追问足协官员的责任，更看不到这些官员被传唤到各俱乐部所召集的听证会上回答质疑，相反，这些俱乐部只有点头哈腰噤若寒蝉的份。

现在，对他们的质问和审查终于来了，可惜，那只是来自比他们更大的官而已，这完全于事无补，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问责监督会有什么结果，人们都已经见过了。

虚拟货币法律处境微妙
辉格
2010年1月20日

近日，韩国最高法院就文化部诉两位网游用户非法出售游戏币的案件做出了判决，撤销了此前的非法交易裁定和罚款处置；这是文化部近来限制虚拟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努力的一次失败，尽管该部官员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诉讼失败只是因为游戏币来源的不正当性证据不足，而该部针对虚拟货币的法令并未被判决推翻。

一些媒体将此判决解读为，虚拟货币从此在韩国取得了与传统货币相当的法律地位，而对于虚拟世界和虚拟经济，这提示了两个前景：喜的是，虚拟货币乃至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明确之后，虚拟经济获得了与实体经济对接的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忧的是，既然虚拟财产将被同等对待，它也将难以避免的成为司法管辖、行政管制和征税的对象。

后一前景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虚拟世界迄今所享有的自由太值得珍惜了；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轻易且无须流血的创造出许多个相互竞争的平行世界，而人们又可以如此低成本的在不同世界之间作出比较、挑选和切换，由此带来的制度竞争和创新动力，有望引发进化史上的又一次大爆炸；有记载的历史上，或许只有春秋列国的士子们，曾在较低的程度上享受过这样的机会。

理论上，凡存在利益冲突的地方，就有法律救济的余地，然而现实中的法律并非都由国家司法部门提供，更多的是由基于契约和习俗的私人秩序提供；比如你在俱乐部打桥牌，对方作弊，你通常不会去法院起诉，而后者大概也不会受理，虚拟世界中的利益得失多半也是这种情况。

私人秩序的好处在于竞争性，即便在同一群人中，不同秩序可以交错并行不悖，交易者甚至可以为每项契约关系选择接受不同的规则约束；业主协会、俱乐部、足球联赛、证券交易所、网游和电子商务平台，都是私人秩序的典范。

运营商为了吸引用户，必须制订良好的规则和有效的仲裁与执行机制，而虚拟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么做的成本比传统世界低的多，而用户的退出成本也很低，这就使得大规模的制度实验和汰选成为可能；如我们所见，短短十几年，虚拟经济已为我们奉上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新世界。

相反，国家司法系统在辖区内拥有垄断性，尽管其强制力可以保障规则的执行，但垄断性和强制力使其很容易退化为侵夺个人权利和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因此，市场友善的司法系统，会懂得自我克制，不会将国家之手轻易伸入原本由私人秩序有效维持着的领域，即便在介入时，也以尊重和依靠私人秩序为宗旨。

在实践上，这体现为将契约自由原则置于极高的地位，同时在实体性裁决上奉行消极策略，将司法的作用限制于契约真实条款的识别、业内习俗惯例的识别与认定，并最终赋予这些规则以强制力；相反，若动不动就越俎代庖的裁定何种行为算是踢假球，何种交易算是内幕交易或关联交易，何种质量的产品算是次品或废品，这样的司法对市场是不友善的。

像虚拟经济这样新生而正迅猛发展的领域，纠纷、抱怨、混乱、种种现实与期望的差距，必定是大量存在的；然而，行政和司法者不应将改进的希望独揽于自己的规制能力之下，改进只能由运营商的创新经由市场淘汰和自我组织过程而达致。

对于运营商来说，在追逐经营目标的同时，应努力改善自己所运营的规则系统，并与同行合作构建行业秩序；在条件成熟之前，应避免与实体经济发生不必要的联系，以免在私人秩序尚未成为有效成熟的规范之前，便召来国家之手。

实际上，韩国文化部限制虚拟货币外部交易的良苦用心，或许恰在于保护虚拟经济，否则，不仅民法管辖会延伸过来，税务官会上门，赌博管制和现存的种种行业管制都将破门而入，那时候，所有运营商和用户都将叫苦不迭，却为时已晚。

当然，在利维坦已变得如此强大的今天，永远躲避国家之手是不可能的，虚拟经济的受益者们所能做的，是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之前，让虚拟世界变得更强大、更有秩序、更会自我管理。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中坚
辉格
2010年1月15日

不久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薄弱：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中产阶级规模却只有22%，少于通常水平的一半。

当然，所谓“滞后”的判断，暗设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切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姑且不论该假定能否成立，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社会稳定和制度进步的作用，已是广为接受的历史经验；所以，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壮大？它蕴含着何种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值得探究的。

所谓中产，是拥有一些资产的人，这份资产须大到他足以依靠、弥足珍惜、悉心守护的程度，而又没有大到他能借此调动一大批人来专门为他服务，或为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而工作的程度；这两条线一划，两头剩下的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了。

中产有产，也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既不像无产者“只能失去锁链”，也不像资产阶级可以失去很多而保衣食无虞，因而他们在行动上会倾向较为保守和稳健的策略；当人口中很大多数都采用如此策略时，整个社会的博弈环境会更有利于善意与合作。

和无产者一样，中产者的核心资产是人力，不同的是，他的人力资产市场价值更高，高的足以让他购置房产、负担子女的优质教育、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自己的不断再教育——这是对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了他安全感和自信心，也改善了其面对雇主的谈判地位；对短期失业的承受能力、自我雇佣和小本经营的可能性，更强化了这一地位。

价格高也意味着难以被大批收买和操纵，也难以被全面买断而形成人身依附，而这些都是建立破坏性组织的基本条件；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

中产者通常拥有房产，但又没有富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居所，因而对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既关乎日常生活、又影响房产价值的社区事务，有着特殊强烈的兴趣，而作为业主，他们也有能力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而同时，他们也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因而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

在恰当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公民自治和稳定社会的良好途径；相反，若缺乏这样的途径，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而来的政治兴趣和参与冲动将被直接引向国家层面，其结果将是民粹主义，或是民粹与威权相互轮番推倒的拉美式动荡。

中国中产阶级的薄弱，直接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增长，而这一滞后又可归因于人力资产买方——也就是资方——的竞争不充分；广泛的准入管制和国企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同时，民企所面临的恶劣信贷与融资条件、大量的歧视性政策，使得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因此，在剔除财政供养人口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比社科院报告所体现的更加薄弱，距离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所需的水平还很遥远。

谷歌战略失当终结苦果
辉格
2010年1月14日

近日，谷歌宣布将不再对其中国境内服务器实施内容过滤，即便为此须付出关闭境内服务器和乃至整个大陆业务的代价，这意味着，为恪守他为自己所设定的行为准则，谷歌已决定放弃中国市场；多年来谷歌在中国市场的艰难开拓，他与网络监管机构之间日益复杂的拉锯战，以如此方式告终，这对于他的大批忠实用户、他历经磨难的中国团队、他的热忱而出色员工，都将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这是一颗文化和价值冲突所结下的苦果，然而，价值冲突无处不在，所有跨国公司必须面对，而其中像谷歌这样悻然退出的却很少；谷歌中国过去几年来的变故，是其应对价值冲突的全球战略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续，看来，这一战略并不成功；在欧美以外地区，当存在一个本土化竞争对手时，谷歌的表现都不好，而在文化和制度迥异的地区，他与监管机构的关系也很糟糕。

谷歌价值战略存在两个根本问题，首先，他错误的把最大程度拓宽言论自由度设定为企业目标，从而在许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将自己置于毫无希望的冲突之中；实际上，在监控难以避免的条件下，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监控规则更加明确和透明。

对于以信息采集和投送为业的搜索引擎来说，规则的暧昧和随意性才是最大的问题，它不仅让那些善于幕后交易和钻营取巧的竞争对手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更因为规则的不可言说，而将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所带来的道德包袱乃至法律责任，从监管机构转移到了实际执行者头上。

这一点对于跨国公司尤为不利，由于他们还受总部所在地法律的约束，其不透明操作的空间更小；所以，谷歌应对监管的战略重点应是促使监管规则的透明化，以便获得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也免于为具体的过滤措施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跨国公司的多重司法管辖实际上可以帮助他贯彻该策略：如果在当地无法做到透明化，他可以积极借助本国的司法、听证和立法过程来推动透明化；由于他的几个重要竞争者也是跨国公司，必要时将被迫出庭作证，或出席国会听证，而监管措施的实际边界将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被勾勒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在坚守价值理念的时候，谷歌错误的单方面拔高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推动整个行业的价值标准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提升；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虽保住了其“不作恶”的美名，在特定条件下却无助于现实世界按他的意愿改善，而同时却在商业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可以相信，对于谷歌雅虎这些崇尚信息自由的新兴网络公司，绝大多数监控措施都会给他们带来道德负担，并在本土遭受舆论压力；当年雅虎便因邮件泄露案被搞的狼狈不堪，杨致远还亲自出面道歉；然而正是这一案件暴露了问题的要害所在：雅虎万分委屈的表示，既然公众和立法机构都十分介意监控措施，那为何不立法为此类措施设定一个适用于整个产业的可接受标准？却单单把雅虎挑出来讨伐一番？

对于以最高标准自奉的谷歌，最需要的正是此类立法，然而，他当初却没有响应雅虎的呼吁，从而错失了一次为整个行业设定价值标准的良机；他本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公众和国会：若要进入那些市场，必须采取那些监控措施，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措施不可接受，那就立法禁止吧，那样我们定会遵守法律从而退出这些市场，当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会；相反，如果你们经过取证评估后，认为立法禁止的经济后果不可接受，那就无须再指责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

NexusOne只是个脚手架
辉格
2010年1月7日

作为信息技术现阶段发展的领头羊，谷歌的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早在2007年谷歌发起成立开放手机联盟之前，就有了关于GPhone的传闻，08年G1的推出一度平息了猜测，最近数月传闻再起，现在答案终于揭晓，谷歌果真推出了他自己的手机：NexusOne。

对谷歌这一行动，业界有许多质疑，他到底想干嘛？搭建平台、开发操作系统、推动手机网络应用，这些难道还不够？好不容易拉上了Moto和HTC这些Android重量级支持者，就不怕把他们吓跑？况且后面还有几十家终端制造商排着队推Android手机，他们会怎么想？这样急不可耐的越界抢地盘不是跟当初微软蚕食桌面应用一副德性？

这些质疑确有其道理，不过我还是相信，谷歌推NexusOne的意图，不是要抢终端商的饭碗，他不会把手机销售当作一项重要业务，更不会是一个利润中心；产品发布前后的种种迹象都支持了这一点：他没有采用低价促销手段、没有尝试进入零售渠道、甚至很可能刻意限制销售对象和范围，也没有一个深厚长远的产品系列规划，总之，他没指望卖掉太多NexusOne。

NexusOne的意图，在于为手机配置树立一个新标杆；毫无疑问，和Chrome一样，Android已在谷歌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他现在最迫切的，是让Android用户尽快享用到目前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最新可能性：地理敏感应用、语音界面、图像识别、多媒体搜索，等等。

可以相信，谷歌出色的创新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丰富而强大的武器库，其中不乏潜在的杀手级应用，而众多的Android第三方开发者也都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必须让这些应用尽快找到能跑起来的终端，才能赶在iPhone一统天下之前，迅速提升Android的号召力，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号召力，更是对应用开发者的号召力。

然而这一战略推进却遇到了现有合作模式的掣肘，终端制造商在市场细分、产品定位、成本控制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规划，资源储备和技术路线也各有不同，不可能满足谷歌的全部手机配置期望，更糟糕的是，有时制造商为了迎合运营商的要求，甚至会故意压低乃至排除某些配置。

像手机应用这种面向百万甚至千万级海量用户的软件，相比于针对特定客户的定制应用，开发者的考虑重点是十分不同的，他们必须对手机的软硬件配置有一个清晰的假定，每项功能乃至每条语句都要以此假定为前提：地理敏感应用必须假定有随时处于激活状态的GPS，语音界面必须假定有背景麦克风，按图像搜索必须假定有自动对焦摄像头，等等；保守的做法是以行业标准配置为假定，但这样一来许多高端应用便没法做了。

NexusOne的出现表明，谷歌已经等不及了，尽管Moto的Droid配置已经很高，但显然仍不能让谷歌开发者满意；NexusOne将手机配置标准抬高了一大截，许多指标大致相当于两三年前笔记本的配置，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光/磁/重力传感器、语音降噪所需的背景麦克风、支持高速WiFi的802.11n；其中802.11n尤其值得关注，这是该标准首次在手机上得到支持，也是运营商十分忌讳的东西（甚至HTC都没把它列入特性表），将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空间。

虽然谷歌不会指望卖出太多NexusOne，但他一定希望它能到达每个Android开发者和深度应用者的手里；一旦有若干重量级新应用找到合适的终端跑起来，大批粉丝就会深度挖掘这些应用的潜力，并把他们的体验和汹涌而来的可能性传播出去，这将反过来逼迫终端开发商为这些应用提供支持，也就是满足谷歌的配置要求；只要做到这一点，谷歌的目的便达到了，到那时，NexusOne这个脚手架也就可以拆除了，就像当初的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