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上院改革的背景与走向
辉格
2009年7月31日

近日，英国上院司法委员会在完成最后一批案件审理之后，结束了其延续几百年的使命，按议会本月初通过的《最高法院规则》，12位大法官将从威斯敏斯特宫搬入装饰一新的最高法院大楼，从10月1日起，最高法院将以一个独立的政府分支重新开始运作；此项司法改革，作为布莱尔新工党政府大规模宪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2005年宪政改革法的自然延续，将给英国源远流长且影响深广的司法体制、议会制度乃至宪政结构带来什么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思考。

这项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是，上院被剥离了其最后一项实质性职能，在历经500多年的权力衰减之后，上院由此近乎成为一个虚设机构；作为封建时代限制王权的贵族会议，上院起源于13世纪初迫使约翰王接受大宪章的25男爵；在14世纪中叶爱德华三世朝，上院连同整个常设两院制国会的职能、法律地位和组织运行规则逐渐得以确立，此时上院在国会中的地位远超下院；上院地位的首次削弱起于15世纪后半叶的玫瑰战争，当时大批贵族死于战场，而同时，随着黑死病过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市镇、商人和下层新贵的地位不断增长，下院在国会的作用随之而稳步提高。

这一力量消长在18世纪晚期乔治三世朝达到转折点，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全球化贸易、自由放任政策，这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权力分布和政治格局，其间长期执政的辉格党人鼓动国王册封了大批新贵族，不仅稀释了上院中代表土地权利的旧势力，更削弱了少数大贵族的个人影响力；上述转变最终导致1832年改革法案，该法案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确立了英国基于平等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也确立了下院的压倒性权力，上院从此日渐衰弱；贵族的最后一次抵抗发生在1909年，当时刚上台的自由党推出了以“人民预算”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大规模增税和激进福利政策，在英国建立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为了击溃贵族的抵抗，下院再次要求国王册封大批新贵来淹没上院，并于1911年通过国会法案剥夺了上院的大部分权力。

此后，上院被禁止对税收和预算法案置喙，对其他法案也只能拖延不得否决，并且拖延适用范围和拖延期被一再缩减，其硕果仅存的实质性权力，便是作为最高上诉机构的司法职能，即便是此项权力也是与枢密院分享的；80年代撒切尔执政期，通过在中断20多年之后重新册封三位世袭贵族并引入多位贵族阁僚，她曾帮助上院作最后一次垂死挣扎；然而好景不长，工党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此次司法改革之后，上院将沦为纯仪式性机构，其存在价值将受到进一步质疑，而这种质疑将为工党的进一步改革铺平道路，其目标是废除上院并代之以一个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从目前的舆论倾向和国会内的态度看来，这一目标很可能会达成；果若如此，倒是用另一种形式在实质上恢复了两院制，对于重建权力分割与制衡结构，不失为一项小小进步。

对于大法官们，与陈腐虚弱的上院脱离关系，以崭新的独立形象履行最高司法职能，将是一个有利的转变，将使他们得以摆脱公众尤其是工党势力对上院的长期偏见和敌意，从而避免未来的国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冲击；最高法院的分立有助于明确其宪法地位，强化司法独立，甚至在未来有可能拓展其久已失落的违宪审查职能；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种前景并不能抱过高期望，有人说改革重新确立了英国宪政的三权分立结构，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评价，实际上自从光荣革命之后议会至上主义确立以来，英国早已不存在三权分立：国王已成虚君，掌握行政权的责任内阁与控制立法权的议会多数派，是二位一体的，上院虽然拥有最高司法权，但这只适用于刑法和民法领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它可以在现有法律下审理上诉案，却不能以违宪裁定令国会立法失效。

这种结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权半，真正继承三权分立传统的是美国，英国的宪政制衡更多的依赖于党派制约与妥协能力，和政治家对传统的尊重；然而这种制衡是靠不住的，容易在民意、舆论和政治风向的短期波动下出现剧烈摇摆，这也说明了英国为何在上世纪初和50年代迅速滑向高税收、国有制和福利主义，没有任何制衡力量能对这一浪潮施加阻力；相比之下，美国宪政结构下的制度和政策演变则稳定和保守的多，其中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对行政和立法的制约起了关键作用。

罗斯福新政推出之初便遇到了大法官的强力阻挠，直到1939年罗斯福提名的四位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并得到斯通大法官的支持之后，新政才得以全面实施，到1943年，最高法院有七名大法官由罗斯福提名，加上斯通，新政派几乎填满了最高法院，于是新政各项改革才得以牢固确立，也给此后30年的制度演变定下了基调；80年代当里根开始自由化改革之际，新政派已从最高法院消失，有六位大法官分别由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福特提名，这是里根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而在英国，我们完全看不到司法机构在政治生活中的类似地位，本次改革，或许会为英国大法官拓展其宪法制衡作用提供一丝机会，但考虑到议会至上主义在英国的根深蒂固，人们并不能抱太高期待。

（按：这场争斗主要是内斗，不是外斗）

价格双轨制残余有待扫除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铁矿石的僵局仍未打破，目前的体制显然已难以为继，企业不可能年复一年的忍受谈判僵局所造成的供给和价格不确定性；然而出路在哪里，业内各方和政府各部门的看法似乎难以调和，据近日传出的消息，主管部门可能要将大幅收缩铁矿石进口权，将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从目前的100多家减少到10家左右；通过强化进口垄断权来提高价格谈判地位，这一努力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将妨碍国内钢铁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化结构与资源配置和调整产能的过程，结果将是保护了效率低下的落后企业，而抑制和伤害相对高效的优秀企业。

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已开始引入，而计划体制还未全面退出之际，价格双轨制一度普遍施行；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双轨制不仅带来大规模腐败，造就大批倒爷，更严重扭曲了产业内的激励机制；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越来越多的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而忽视了技术和管理等企业素质的提升，许多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的企业，仅仅凭借价格特权便可活得十分滋润，而高管们通过批条子也获得了丰厚的个人收入，有些国企甚至退化成了专事倒卖的空壳；90年代后期以来，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但一些行业仍然存在着双轨制的残余，特别是石油、化肥、矿石等大宗物资进口领域，以进口专营权为其新形式的价格特权，让个别企业坐收巨额垄断利润，也日益为业界和大众所诟病。

如果拥有进口资质的都是纯贸易公司，那么，尽管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被无端剥走了一块垄断租金，但还不至于造成行业激励扭曲，因为生产者面对的是同样的价格；然而在目前所施行的进口专营制度下，拥有进口权的往往同时也是生产商，正是这一点是最为有害的，它保护了低效率企业和落后产能，妨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特权企业和它们的支持者或许会说：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我们拥有更高端的技术、更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多的大学生、博士和专家、更整齐漂亮的现代化厂房、更豪华的办公楼，当然是我们代表了先进产能；然而所有这些都证明不了企业的先进和效率，市场经济中，唯有价格和利润是最终的裁判者。

许多大型国企，凭借进口特权获得低价原料，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却屡屡亏损，相比之下，民营中小企业既要承受二三手市场高价原材料，又缺乏政策和信贷支持，却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不仅能生存下来，还能盈利和增长，谁才是先进产能和优秀企业，应该不难分辨；市场竞争如同生物进化，只有经受了环境考验，在激烈而开放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个体，才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先进和优秀的，而任何器官和能力的发达并不能说明问题，任何用特权和与世隔绝的优裕条件供养起来的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走向退化和落后，把家猪和奶牛放出去跟野猪野牛比一下，你就明白什么是先进与落后了。

每一次经济衰退，也都是淘汰过时低效企业的过程，这是市场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利用这一时机开放大宗物资进口市场，消除价格双轨制的残余，为国内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多点执业将改善医生激励机制
辉格
2009年5月6日

上月初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到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发言人作出了解释和确认：“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注册两个及以上的执业地点，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而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意见则更加具体：“鼓励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办社区私人诊所”。1999年起施行的《执业医师法》对医生执业地点的限制，有望得以解除。

对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的开放和鼓励，将有助于释放出被束缚在现有卫生行政体系和人事制度中的医生资源，通过市场流动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它将改善医生的激励机制，让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医疗事业；同时，理顺激励机制也有助于消除制度性的医患矛盾，走出长期困扰医生和病人的道德窘境；在宏观上，它也将引导医疗资源向全科化和社区化的基层医疗机构流动，改变目前过度倾向专科化和大医院的资源配置结构。

激励一位医生从事医疗的因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首先，他需要建立消费者（病患和潜在病患）对其医术和服务质量的信任，然后，他需要借助某个平台，让消费者找到他，把信任转变为实际的医疗服务，并获取收益。一位医生建立自己的职业声誉、从而获得消费者信任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知名医学院的学位证书；优秀的学术成果；良好的同行评价；在大医院的任职和职称级别；长期临床经验；治愈疾病的记录；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的报道；同类病人中的口碑；所服务社区内的口碑等等。这些，也正是病患得以评估医生可靠性的直接或间接途径。

对于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来说，建立职业声誉的侧重点和途径十分不同：由于专科医生专注于某一类疾病或治疗环节，他们更容易获得学术成果，有更多机会获得同行好评，更可能凭借这些成果和好评而提升职称，也更可能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媒体报道和好口碑；相比之下，全科医生则更依赖长期执业经验、日常的细微周到服务和社区内熟人之间的口碑。

上述差别是重要的，从中不难看出，一位每天在大医院里面对大量陌生病人的医生，是很难有机会建立起全科医生所需要的那种职业声誉的；全科医生的个人声誉，只能在社区小医院或独立诊所中，在针对小范围人群的长期连续服务中，才有条件建立；所以，当私人诊所和独立开业受到限制时，医生们只能转向另一个方向谋求发展：要么在某个专科方向上混出点名堂，要么在某个知名大医院占个好位置。而对于病人，如果不能从长期接触和熟人口碑中判断医生水准，便只能借助医院规模、知名度和职称高低等表面信息来做判断了。正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医疗资源被不断引导着向少数知名大医院集中，向高端技术、贵重设备和专科化方向倾斜。

由于缺乏大量的社区诊所和可信赖的全科医生，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时，更看重医院而非医生个人的信誉，加上医生缺乏流动性，于是，同一家医院里不同医生之间的医术和服务质量差异，无法充分体现为报酬差异，这就弱化了对医生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激励。这一状况，因医疗服务的价格限制而更为严重：挂号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收取红包又被禁止，医生为差异化服务而获取额外报酬的唯一途径是大处方。然而这一途径对医患双方都是代价高昂的：医生由此获取的每一块收入，都要让病人付出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而医生们则为此而广受诟病，背负道德包袱。

这一道德困境根源，并非中国医生生来贪婪无良，它是不合理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医生有权为他们的专业服务谋取报酬，而病人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医生将有更多获取报酬的机会，而病人也将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将有动机抛弃大处方。医疗事业的核心资源，无疑是医生，因而，让医生获得更多主动性，让报酬更直接顺利的流向医生，将是充分实现该核心资源之价值的不二法门，而现有医生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也将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于医疗事业；只有当医生得到合理报酬，得到尊重，不再身陷道德泥潭，病人才能得到好的服务。

（按：尽管我使足了劲夸这项改革，但我很怀疑它是否真能实现，折扣将会很大，能折掉七八分、剩下两三分，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网络电子读物在中国的繁荣和巨大影响力，要归功于宣宣对纸质出版物的管制，他们仍在将读者和作者继续推向他们难以控制的空间，其愚蠢是不可救药的。）

出版业有望迎来转机
辉格
2009年4月21日

本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日前，该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具体阐述了此项改革的宗旨和内容，除了推进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出版市场的开放和主体多元化，他还表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解决民营机构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让他们不再依靠买卖书号生存”；据他透露，中央各部门所属的148家出版社将在两年内完成企业化改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出版业即将迎来一轮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市场化改革，它有望为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出版业带来转机。

过去二十年中，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许多行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出版业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曾经释放了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文化和精神饥渴，一度带来出版业爆发式增长，但自那以后，出版业长期徘徊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所退步；从图书印刷量看，在1986年达到66.7亿册的高峰后，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出版业的这种长期停滞，与同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都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性障碍。

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爱读书，是因为商品社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物欲横流、对精神产品失去兴趣的结果；看看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拥有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也常常被贬责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但美国人在买书上的花销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不仅书价很高，阅读率和人均购书量也名列前茅。也有人说，影视业的繁荣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吸引人们从书刊转向了影音产品、网络媒体和电子读物；这种说法同样缺乏证据，首先，中国的影视业并不发达，影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皆与英美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网络和新媒体对报纸杂志等时效较强而篇幅较短的出版物，的确造成很大冲击，但对图书出版则没有负面影响。

相反，网络和新媒体很可能还从正面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博客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激励和锻炼了许多原本不会成为职业作家的写手，而网上免费的电子文本常常会吸引读者去购买纸版书；同时，亚马逊、当当等电子商务网站大大方便了读者选购图书，也为出版商扩大销量和降低营销成本提供了极大帮助。国际大出版商的业绩也证明了网络对图书销售并没有损害，从05年到08年，企鹅集团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盈利增长，而且这还是在纸价高速上涨的条件下做到的。

因此，将图书出版业的停滞归咎于如今的中国人不爱读书或不爱读纸书，是错误的判断，停滞的原因还要从出版业本身去寻找。在我看来，出版业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特别是高质量图书供给太少，这样就很难吸引读者掏钱买书。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产业链发育不成熟，二是管制过紧。图书出版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从作者、经纪人、出版商，到发行商、图书市场、零售书店，每个环节都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商业模式，而这些对于长期处于计划模式下中国出版界从业者们，都是陌生的；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这些职业和商业模式的发育成熟，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在其他行业，得益于开放、吸引外资和全球化，产业链的改造和成熟过程被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商业模式被迅速移植过来；而在出版业，对外开放来的很晚，而开放度又很低，国际大出版商很少进入，即使进入也抱着试探心理；以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企鹅集团为例，它仅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隶属于其澳洲公司，至今没有获得在内地的出版资质。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了出版业的开放，而最近的《指导意见》和柳斌杰署长的阐述也确认了未来的开放政策；因此可以期待，未来国际大出版商的进入，将为整个出版界改造商业模式、提升职业素养和改善产业生态，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然而，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更加根本的障碍，是过度严格的书号管制和低效率的审查机制，正是它们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供给瓶颈。书号买卖是典型的过度管制造就的寻租市场，其结果是出版业的极度激励扭曲和资源错配，在缺乏其他激励的情况下，拥有出版资质的所谓正规出版社，依靠出售书号生存，失去了寻找好书的动力；而大量没有出版资质的民营书商，在高价书号和多层审查环节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短期获利的畅销书上；同时，由于管制租金造成了合法出版渠道的高成本，对盗版商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导致盗版书泛滥成灾，进一步挤压了合法书商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这一状况，使国内出版市场失去了对国际出版商的吸引力。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放松对出版资质的管制，让出版商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获得资质，其次要放松书号管制，应将书号审批改为书号登记，将图书出版的事先审查改为效率更高的事后审查，更多的借助出版商的自律而不是直接干预，这是以开放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的应有之义。借助开放和消除供给瓶颈，出版商将有机会为读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图书，图书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才可能真正繁荣。

韩国，危机变革的典范
辉格
2009年2月9日

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上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等。

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一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韩国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对韧性和活力，令人刮目相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所经历的深刻改革。那次危机给了韩国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从97年8.9%暴跌到98年的-6.9%，货币体系几乎崩溃，不得不接受IMF苛刻条件下的援助。但正是IMF所规定的严格条件，加上危机中上台的恰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金大中政府，为韩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通过对30家大财阀中的16家进行清理和重组，韩国打破了财阀体系；和日本一样，这一体系曾利用政治关系、钱权交易和政府所谓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长期从金融体系吸血来支撑自身的无限扩张，加上与工会势力的结盟，即便效率低下、巨额亏损、坏账膨胀，国有或背靠政府的银行为避免出现崩溃和社会动荡，被迫不断向其注入资金，最终将整个金融和产业体系拖入僵化停滞的死胡同，这一局面，我们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十几年停滞期中已经见过；幸好，韩国没有步日本后尘，他们斩断了向财阀输血的金融管道，关闭了11家银行和600多家“第二金融圈”公司，把不良贷款率从12.9%降到2.4%。

同时，用金融监督委员会统一和简化了金融监管体系，新的外汇交易法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全面开放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引入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评级和私人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法向外资放开了97%的投资领域。在短短几年中，韩国社会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外资大量涌入，终身雇佣制被打破，风险、竞争和创业的气味充满空气，活力焕发的CEO们引人注目，文化产业迅速繁荣并向向外输出韩流。

改革不仅让韩国克服了危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在四小龙中，韩国遭受危机打击最大，但复苏也最快，1999、2000年实现了10.9%和8.8%的增长率，并且当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是四小龙中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地区，仍保持了3%的增长，同样，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它又以2.5%的年度增长率在四小龙中排名第一，尽管此前四年其它三小龙的增长都快于它。相信，只要李明博的改革能坚持下去，危机过后，韩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获得巨大提升，他们从上一次的危机改革中已经尝到了甜头，这次大概也不会错过。

如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对策，然而多半着眼于企业拯救和短期刺激，而忽略了改进经济长期健康和活力的制度改革，刺激或能取宠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将来，而危机恰好让平时蒙混于普遍景气之中的弊端暴露无遗，果断割除，虽有一时之痛，却可换得长期繁荣。

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

 

（按：我不赞成政府对粮食做任何事，这里说的，是假设人们都同意，政府粮食政策所宣称的目标是可取的，那么在市场化条件下，达成这些目标的合理方式是什么）

粮改的政策目标分析
辉格
2008年12月15日

近日，关于产粮大省吉林加速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制的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粮食体制改革的关注。正如吉林有关政府人员所承认的，加速改制，是国有粮企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下，无奈的选择。实际上，2004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基层国有粮企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盈利模式和生存基础，改制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延续。同样的变化已经或即将在其他省份发生，只是各省所面临的困境和政策推进速度与深度有所不同。通过深化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来化解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正确的做法，值得赞赏。

粮食体制改革，始于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经过1988年取消粮票，1993年取消购粮本，实现了零售环节的市场化，然后在1998年启动了以国企主导和高度管制（所谓“四不一保”）为特征的半市场化改革，最终在2004年启动了全面市场化改革。应该说，目前尚处于2004年改革的推进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轮改革涉及到大量地方国企的改制、功能转变和人员安置，遭遇困难和阻力是难免的。

与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同时推动的，也是作为该项改革的重要目标的，是政府的粮食安全政策。过去，政府通过国有化和统购统销来控制粮食，现在既然全面市场化的方向已定，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确定和实施粮食安全政策。所谓粮食安全，是指即使在灾难、贸易封锁和战争等极端条件下，仍可确保国内市场粮食供给基本充足。从历来的政策宣示中不难看出，政府已将这一大目标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任何时候，境内都有足够多（比如半年）粮食存量；在短期，种植者不会受过低粮食价格之伤害，消费者不会因过高粮食价格而造成生活困难；在长期，种植者有足够激励维持现有种植总面积，以便维持现有的粮食自给率。

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当前使用了三个政策工具：供方补贴，国家储备和土地用途管制，具体是，以补贴价限量收购种植者的粮食产出，建立以政策性国企为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由国土局管制耕地转为其他用途。这一政策组合中，政府主要扮演了业主、经营者和管制者的角色，相比计划体制下，政府直接扮演生产者和销售商的角色，有了很大进步；但这仍然不是一个真正面向市场化的政策组合。经验表明，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同时，若要保持市场按其自身的逻辑运行，发挥其供需调剂和资源配置功能，最佳的选择是，政府以市场平等参与者的身份从事买卖，而不是用干预和管制去制造扭曲和价格信号传导障碍。

分析上述经过分解的目标可以发现，关键的变量是价格和存量，政策目标实际上是让这个变量始终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内。在充分发育的市场里，要做到这一点，有比现在更简便清晰、更市场化的工具。要维持粮食价格区间，政府可以在公开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上进行买卖，大宗市场上的标准合约交易，在效果验证、信息透明度和实施费用上，都比直接补贴种植者好得多，大宗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即期和远期价格信号，可以为种植者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和指导；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鼓励和培育基于标准合约的大宗市场。

要维持粮食存量区间，政府可以建立储备体系，但不必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和库存粮。一方面，政府可以保有一个覆盖未来若干年并滚动更新的期货合约序列，来确保其未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境内粮食库存监测系统，并结合合约交易来确保境内库存量维持在目标区间内；政府可以按库存量向粮食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换取其接受库存监测和定期抽查，这样做比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效率更高；这样的储备体系是自动滚动更新的，避免了国有储备粮的损耗。作为头号粮食生产国的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联邦粮食储备体系，但联邦政府并不拥有任何粮库。实际上，只要境内有足够的粮食存量，谁拥有它并不重要，因为政府并未放弃在紧急情况下征用粮食用于救灾和战争的权力。

（按：本文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时标题被改为<土地确权坚实前行>，我可没那么乐观，呵呵） 土地确权蹒跚前行 辉格 2008年11月26日 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是对1995年旧规定的修订，从那时以来，规定所依据的法律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去年颁布的物权法，98年和04年两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和98年修订的土地法实施条例。新《规定》的出台，一方面要适应这些新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配合已经全面展开的林权改革和正在启动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同时新《规定》也澄清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措施，通过推进土地登记和发证工作，将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众人所期待的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创造条件。 新《规定》虽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仍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删除了旧《规定》第三条，即“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这一点不必作过分解读，按我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和政策意图上的任何变化，而仅仅是技术性修订，目的是为了把这一总括性表述剔除出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中，以便消除相关的歧义和纠纷。这一剔除，意味着行政当局已将此条款认定为对既有事实的总括描述，而非对潜在争议和未来变动的指导性规则。也就是说，这一表述所涵盖的具体规则已经体现在各具体的可操作条款中，因而在未来的纠纷处理中，争议各方和仲裁者都不得直接援引该表述，而应遵循具体的操作性条款。这样的澄清虽不算突破，但对于那些早先通过合规途径并入城市的城中村们，是一颗定心丸：可以不必担心其所依据的操作性条款因与上位法冲突而失效。 新《规定》强化或明确了村集体在土地权益上的自主地位，在诸如闲置宅基地的回收、村际土地互换、村建设用地入股和租赁等问题上，明确了由村集体自主决定。这些调整虽然幅度不大，但也很有意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今后类似闲置宅基地的问题会益发突出。新《规定》看来也澄清了国有和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被入股、租赁和抵押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承认了当相关企业被收购或清算时，土地权益转向受让人或债权人之后，将继续得到保护，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为今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新《规定》最值得赞赏的是，它在明确各种权利的时候，遵循了尊重历史和既成事实这一总的原则，这对于稳定权利主体和潜在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十分有益。 清晰的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所谓清晰，是指权利的内容是事先可知的，并且与拥有者的属性无关，这意味着这些权利无须凭借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声望和人际关系来确保，也无须拥有者凭借自身力量在现场加以捍卫，这样，拥有者和潜在交易方只凭一纸契约或一份证书即可知道这些权利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权利在经过任意多次交换之后仍可保持原样。只有这样，权利才能突破地理、文化、地方习俗和人际关系网的界限和所有这些隔阂所带来的高额交易费用，实现顺畅的交易和流通，最终发展出产权流通市场。 清晰的权利也意味着标准化。关于土地的权利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从权利层次上，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分，从所有人主体上，有国有和集体之分，从用途上，有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防洪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区分，使得每一项土地权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都千差万别。权利的差异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标准化，要实现充分的市场流通，有关土地的各种权益和责任应在清晰化的基础上分类打包，形成数量有限的标准化类别。这样，交易者看到某个类别便可知道其中包含哪些权利和责任，避免踩上地雷：比如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有一项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1亿元，某债权人在清算时分到了这项权益，但直到他去办理过户时才发现这项权利不许转让给民营企业。只有通过标准化消除此类地雷之后，大规模市场流通才能展开，基于土地权益的金融产品才可能出现，用德·索托的话说：资产才能变成资本。 土地权利历来是诸多财产权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一项，改革的难度也最大，就我国的30年改革历程而言，土地也是最滞后的一项，但它终将难以绕过。新《规定》连同近期围绕土地权利的各项改革，既顺应了市场化日益深入的趋势，也将为这一进程建立更好的制度保障。土地确权将促进市场交易并推动权利资本化和金融化，而权利也将随交易和资本化的展开而变得更加清晰，这是一个市场和制度相互推动的演进过程。

林权改革应落实到户 辉格 2008年11月27日 日前，《南方农村报》报道了粤北始兴县井下村因林改“分股不分山”而导致大规模盗伐的事件。因为分山到户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村民开始自发上山砍树，而这种行为一旦开始，便会引发连锁反应，不难想象，在“末日心态”的驱动下，其他村民和承包者唯恐自己的利益落空，定会迅速跟进。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如果我们的林权改革不偏离权利落实到户的原则，农民本会是最爱惜山林的人，而不会是盗伐者，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本。这场悲剧给我们的教训是：有和没有权利时，人们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会何等悬殊。 那些拒绝将林权落实到户，而主张“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意见，所依据的理由看来并不能成立。首先，井下村有2万多亩林地，若分到334户家庭，每户60亩，而不是村委会主任所称“分到每个人手里还不到十亩，有什么用啊？”，农户不必把分到的地在家庭成员之间分割经营；其次，如果担心过细分割不利于林地经营，村民之间自然会通过合营、租赁或股份合作等方式来寻找最优规模，事实上，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如今山区农村的很大比例壮劳力都在外打工或经营，即使留在家里的也有很多有其他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会有兴趣和能力亲自经营山林；再次，即使村委会希望通过股份合作来实现集约化经营，也完全可以先把林权落实到户，然后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股份合作社，如果合作社被证明是更有效率的组织和经营方式，村民自然会乐意参加，不必强求。 所谓“分股不分山”的做法，在法理上也是缺乏基础的。既然叫“分股”，便意味着存在一个股份制实体，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公司，作为一个民法实体，必须由一组财产集合而成，因此，村民必须先有一份财产权，才能将之作价入股而取得股份，如果缺了先把土地权益落实到户这一前提，村民最初拿什么来入股呢？其次，股份合作的基础是自愿加入和股东全权，如果村民没有决定是否参加的选择权，也没有按股份行使决策和管理权力，那就不是合作社，而是人民公社了。30年前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如今面向承包制长期稳定化和土地流转的改革，宗旨便在于告别公社大锅饭，将权利落实到个体，让家庭和个人自我决策、自主经营、自负其责，林权改革不应与这一大方向背道而驰，在不真实的股份合作的帷幕下，退回集体化的老路。 出现井下村这样的尴尬局面甚至酿成悲剧，其实源于改革实施者对政策的误解。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广东省政府关于林权改革的《意见》，“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采取均股、均利等形式落实到农户。可继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以及农民比较满意的集体林场、联办林场……维持其经营主体不变。”很明显，从“可”和“满意”这些用词可以看出，统一经营只是一个非强制性的建议，而非硬性规定，实际上各村完全可以在听取村民意见后，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合作方式。 无论从提高山林经营效率，还是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将林权落实到个体都是最佳的选择。农民或许不善言辞，或缺乏适当的方式和途径表达他们的诉求，但他们清楚的知道利益所在和权利的意义，他们已经用行动表达了对权利的渴望，以及当失去权利时，他们会如何捍卫它。

（按：斧头帮现在不光不让人批评，连马屁都不让拍了，靠，这个月还没挣到过饭钱） 电力改革初现曙光 辉格 2008年11月25日 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了面向多边交易机制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几天后，内蒙古电力公司与包头铝业签订了首份电力多边交易协议，很快，又有乌海市三家用电企业签订了类似协议。根据改革方案，自治区将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革，逐步实现在电力市场的批发和零售领域都引入多边参与的竞争性议价和交易机制。方案还提到了第三阶段将实现电力市场金融化，我的理解是届时可能引入期货交易和相关的金融衍生品。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有望突破电力这个广受诟病的垄断堡垒。 经过前些年的改革，实现了电网公司和发电企业的分离和电力竞价上网，电力一级市场的供方已经实现充分竞争。结果是，电网公司作为一级市场的需方和二级市场的供方，处于完全垄断地位。这一地位使他一方面能够充分挤压发电企业的收益，同时却对用电企业和消费者保持强大的议价能力。人们发现，当邮政、电信、银行这些昔日垄断老虎一只只被市场所驯服时，电老虎却益发凶猛了。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所期望的结果，要实现电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突破电网垄断是必须的。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电网垄断经营在经济上并不具有传说中的合理性。在诸多为电网垄断经营辩护的理由中，最常见的是，电网是一种由其规模经济所决定的自然垄断，意思是，为了实现电网的连通性和普遍覆盖，垄断经营是唯一成本合理的模式，竞争将造成重复建设和连通障碍。这是个神话，既缺乏理论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同样的神话曾在关于邮政业、电信业和银行卡结算网络的讨论中流传，但它们都被事实所一一击破。 这些神话得以流传，首先是因为混淆了物理上的可分割性和产权上的可分割性，我们需要一张统一的电网，并不意味着必须由一家企业来单独拥有这张电网。今天，我们的三大电信公司运营着至少六张全国性电信网络，所有电话都能互通。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交错而互通的多张全国性电网，分属于多家电网公司。2002年的改革虽然分拆出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公司，却没有开放它们进入对方区域发展业务，因此它们在各自区域内仍然是绝对的垄断者。 实际上，电力系统对于网络化和互通性的要求远远低于电信服务和银行卡结算：一个企业可以自己发电自己用，一个城市也可以有孤立的发配电系统，离开大电网，虽然效率和灵活性上可能差一点，至少还能用，但一部电话如果只能打给自己，便毫无用处。用电企业是否应该自备电厂，城市和社区如何采购和输配电力，这些问题本应由市场来回答，而行政性垄断剥夺了市场寻找资源最优配置与合理价格的机会，因而也无法证明其经济合理性。垄断者总是竭力剥夺消费者剩余，集中输配即使有其规模效应，用电者也享受不到，对自备电厂的限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集中输配是成本最优的，又何必禁止自备电厂？ 集中输配的成本优势，源自电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在规模和地理分布上的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并非永恒，而会随发电技术的演变而变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微型核电站等新型发电技术层出不穷，未来电力格局将更趋于小型化、分散化和本地化，目前这种僵化的集中输配和垄断经营模式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和消费形态，市场化改革将难以绕过。 为电力垄断经营辩护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所以要由政府来垄断经营。这一理由更为荒谬。单一垄断企业集中运营和管理的网络，比起多家公司独立运营而又交错互通的网络，哪个更安全，更抗击打？美国国防部为了保证其计算机网络中遭受打击时维持最大限度的可用性和互通性，设计了分散自治式的ARPAnet，它演变成了今天的互联网。历史证明，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具有最好的鲁棒性，是最安全的。 市场化最简单易行的一步是取消对自备电厂的限制，其次是允许发电企业向用电者直接销售电力和铺设线路，然后，逐步扩大企业、城市和社区选择电力来源的自主权，最终，电网公司应继续分拆并允许进入各自区域。内蒙的改革能够迅速推出，是因为电力需求突然下降给电力企业带来的困境，这又一次印证了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良机，但愿这一轮经济周期能促成新一轮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如此，经济将在更开放和成熟的制度基础上迎来更健康而可持续的繁荣。

地权改革有望激活农村经济 辉格 2008年10月8日 据报道，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围绕土地制度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从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甚至永久化，并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这样一来，土地承包权将更加趋近于成为一项清晰完整的现代产权。此前几年，林权改革已经从试点到全面铺开，获得了良好效果，并得到决策当局的认可，本轮改革实际上是将林权改革延伸到了利益关系更为重大和复杂的耕地。这是自三十年前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将为农民利用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建立坚实的权利基础和财务条件，将为农村和城镇经济带来新一轮繁荣，实为可喜。 在诸多财产权利中，土地和建于土地之上的住宅，历来是最根本的一项，它为个人和家庭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信心和保障，所谓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项现代产权，区别于古代基于等级结构的身份属性，表现为出租、抵押和转让的可流通性是其关键特征，西欧从中世纪封建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正是以土地摆脱封建关系而获得流动性为发端，土地流动随后带动了劳动力流动，最终瓦解了封建结构和人身依附，造就了近代市民社会，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建立了基础。 家庭承包制将土地权利落实到个人和家庭，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一项重大进步，但它把土地权利跟村民身份和户籍关系捆绑在一起，排除了流动性，因而离现代产权还很远。在这一局限下，承包制在起初给农村带来近十年繁荣后，便失去了动力，此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常常在进城寻找机会和荒弃甚至失去土地之间陷入两难：发展的机会在城市，而安身立命之本在农村。结果我们看到：每年春节几亿农民奔波于千山万水之间，大学生宁可自费上学也不愿放弃农村户籍，大批打工者留在农村的孩子只能由祖辈照料，许多农民在老家盖起了三层楼却常年挤在城市多户合住的出租房里。 本轮地权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获得流动性后的土地将通过市场的要素配置功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经济地位也将大为改观。比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土地产权将成为农民最重要的家庭金融资产，为农民从事各种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坚实的金融基础，这一基础，加上近年来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业的开放，将使这些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有机会被发现和利用，这一发展前景，不亚于城市住房产权改革所带来的房地产和住房信贷大繁荣，是激活农村经济的一大契机。 在城市我们看到，一旦住房产权明确并获得流动性，便会催生住房交易市场，从而使住房形成易于观察的市价，而稳定且可观察的市价是银行对资产进行价值和风险评估的基础，银行据此向资产所有者或潜在购买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价值发现的过程是经济摆脱传统社会那种艰难而缓慢的自我积累而借助现代金融体系获得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各国经济起飞的关键转折所在。住房改革以来，巨额财富似乎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建筑、材料、机械、能源等各行业在房地产业带动下延续了近十年的普遍繁荣，奥妙便在其中。 可以期望，地权改革将在农村引发类似的价值发现过程，通过流通，土地的价值将得到有效评估，银行据此可为农民在城市安家就业、子女教育、规模化种植、现代养殖等等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他们及早跨过艰难的积累过程，实现高速发展。同时，刚刚起步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业，也将伴随这一过程而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传闻中的改革方案也有不足之处，土地的流通权仍然被限制在农业和农村以内，变更用途时仍需经过征地环节。很明显，这是为了保证地方财政利益，经过前些年的税制和财政分配制度改革，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对土地收益形成严重的财政依赖。这是事实，但并非不可克服，政府的耕地保护政策、城乡规划和土地收益，可以通过对地权转让的实行差异税率来实现，用被动审核和征税来替代主动规划和征地，这样可以让土地流动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并且更大程度的让农民分享到价值发现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今年以来，经济遭遇诸多不利，许多行业陷入停滞甚至衰退，整体增长速度也在放缓，不少学者提出了经济刺激方案。比起短期货币、财政和市场介入的刺激方案来，推进制度改革无疑是最好的刺激，通过明确权利来释放个体活力，它没有副作用，不会扭曲市场，也不会加大金融风险。我们期待它在继承包制、出口加工、城市房地产之后，为经济带来新一轮发展浪潮。

（按：本文的核心部分是第三节，阐述了小股东评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四条原则，其余是用来卖钱的垃圾） 整体上市有望改善国企治理结构 辉格 2008年8月7日 日前，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周放生副局长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条件已经成熟，国企改制应该推进整体改制、整体上市”，此后不久的三峡总公司2008年年中工作会议上，刘东生局长又作了《关于中央企业整体上市》的辅导报告，详细阐述了对于国企整体上市的实施意见。实际上，国企整体上市的进程几年前便已开始，不少国企已将绝大部分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而这次国资委的表态将加速这一进程，值得引起相关投资者的关注。 改革之初，为了避开那些暗藏在人事安排、财务制度、部门利益和条块关系中的礁石，尽快符合证券市场对产权清晰度、资产质量、收益率和管理制度的要求，采用了将优质资产抽离出来单独上市的改革策略，这一策略加快了国企改革的速度，但也留下了治理结构上的隐患，带来了大量广受诟病的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所谓整体上市，是指这样一些措施：每家国企在主营业务上只保留一家上市公司，然后，控股国企逐步将主营业务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同时辅业资产，最终成为一家非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按某些观察者的理解，控股职能和股东身份最终也将移交给国资委。 这一变化，对于已经或将要成为国有上市公司小股东的投资者——现有的国企改革政策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小股东——意味着什么？或者可以这么问：对于缺乏影响能力的小股东们，什么样的控股股东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整体上市是接近还是远离了该目标？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对小股东而言）控股股东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特征：他的确有足够的控制力，这样企业才不会被经理层绑架；他的股份不要高的比其他所有大股东加起来还多，这样他就无法被反对了，而无视反对的能力是很可怕的；在上市公司的股权应该是他的核心利益，最好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重大利益，假如比尔·盖茨控股一家只有数千万资产的公司，他就不是理想的控股股东，因为这点利益对他来说重要性太低了，再如克林顿也不是理想的控股股东，因为他可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声誉置于股东利益之上；他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方式是可预测的，而不是变幻莫测飘忽不定的，所以，他最好是自然人，如果是法人，那最好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和成熟文化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时常被掰来捏去，缺乏持久性和凝聚力，被人当作发展跳板的组织。 对于国企，第一点不是问题，第二点在短期内会不利，因为随着资产注入，国有股份额会提高，但全流通之后，国有股减持将是大势所趋，而且国资委最近认可了股权多元化的“吉林模式”，长期内应该会像利好方向发展；第三点是主要的利好，以前的集团模式让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出于同业或上下游关系，构成了前者侵占后者利益的很大诱惑，而控股公司剥离主业资产并只保留一家主业上市公司，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集团向控股公司的转变也将简化组织，优化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第四点则较为复杂，短期内，从生产经营者向投资和控股公司转变对于企业文化的改造是巨大的挑战，其间企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将经历一个动荡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在长期，一个单纯的投资和控股者比起一个承担诸多社会、政治责任和部门利益的庞杂国企集团来，其行为的可预测性要好得多，他将更倾向于从投资和财务的角度考虑问题，因而也将更符合股东利益。 综上分析，总体上，国企集团的整体上市将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配合已经实现的全流通和正在进行的国有股减持，将改善资本市场的总体质量，对投资者是个好消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按：假期结束，神侃暂停，挣饭钱要紧，呵呵） 林权改革的关键在于可流通性 辉格 2008年7月29日 日前，随着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林权改革的《意见》，经过多年试点的林权改革即将全面铺开。这是一次重大改革，其制度变革的深入程度大于耕地的承包制，有望给多林地区和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发展前景，也将为相关下游产业创造更有利的空间。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根本性变革之一，也将是当前暗淡的国民经济中不可多得的增长亮点。 作为改革起点并沿用至今的耕地承包制，是一项不彻底的产权改革，它仅仅将受到严格限制的耕作使用权和耕作收益权落实到农户，而没有赋予后者出租、抵押、转让等权利，即便使用权也时常受到地方政府作物规划的干预。由于农民无权变更土地用途和转让土地，因而无法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无法以土地为资本从事经营和投资。长期研究贫困国家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家德·索托曾指出，正是产权的这种残缺和暧昧状态，使得土地和其他不动产难以变成市场上可流通的资产，因而财产无法转化为资本，穷人因此也就没有手段来改变其命运。 可喜的是，这次林权改革除了把产权期限延长到70年，更明确了林地产权可以“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这一点非常关键，使得林权与耕地承包权有了本质的差别。有了可流通性，产权便会流向能用它创造最大收益、因而愿意出最高价格的使用者那里，这样，资源既得到了最有效配置，其最初所有者也将获得最大收益。 那么，为什么耕地承包者长期无法获得的可流通性，这次林权改革却轻易解决了呢？保护农民、粮食安全等冠冕堂皇的说法很多，实际上关键还是利益纠葛。地方政府不愿放弃土地增值收益，尤其是在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财权之后，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已形成严重的财政依赖。相比之下，远离城市且多半为山地丘陵的林地，则较少有便捷的机会实现增值，因此，这次我们几乎听不到以保护林农和环境安全为由反对林地流通的声音。 当利益纠葛成为改革的障碍时，某些地区因为可供争夺的资源贫乏而远离冲突，反而因此获得发展的先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浙江因为矿产资源贫乏、多山且地处前线，在计划经济时代被长期忽视，改革开放之后，在各项改革措施上都走在前面，民营企业也赢得了最有利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昔日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则一度陷入困境。 地区如此，行业也是如此。回顾改革历史，不难发现一个通例：只要一个行业仍然是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支柱”，这个行业的改革开放便遥遥无期，一旦该行业陷入困境，成为政府的财政和人事包袱，改革便可顺利启动，行业转机便随之而来。林业，尤其是山地林业，历来没什么油水，而随着近年来森林保护力度的加大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施行，林业实际上已经成为财政负担。 中国是个多山国家，历史上，战乱和人口压力曾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日益推向越来越贫瘠、不适合耕种和居住的山地，在缺乏稳定可靠的土地所有权保障的情况下，人口压力无可避免的导致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退化。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已从这些地区退出，这一局面也为林权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降低了产权明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强度，而历史上，正是高密度人口下过高的冲突压力一次次压垮了原本脆弱的产权制度。 正在建立的林地产权制度，将为仍然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们带来转机，他们历来是最赤贫、最无权利的一群人，这并非因为他们禀赋低下，或命该如此，他们也不需要怜悯和施舍，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一个免受任意摆布的机会。这让我想起如今财大气粗的温州人，当年走街串巷拾鸡粪、修皮鞋、补锅底，仅仅因为他们可以指望保有自己辛勤打拼的微薄成果，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他们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中小银行前途可期 辉格 2008年7月28日 26日，福建建瓯石狮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该省另一家村镇银行永安村镇银行也于近日通过审批，不久将成立。而本月中旬起，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审批注册工作也已全面展开，预计在第一批试点中，浙江将产生上百家小额贷款公司。更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政府明确表示，省金融办将每年会同工商、银监和人行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分类评价，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向银监部门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 2006年底开始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曾被赋予了浓厚的扶贫色彩，因而未被业内人士十分看好。最初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印象：首批6个试点省份都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最初几家村镇银行也都在贫困县。第一个转折点是去年十月，银监会将农村银行业准入试点范围从6个省份扩大到31个省份，这便大大淡化了该政策的扶贫色彩。而本月浙江省的行动将成为第二个转折点，它将把基层金融业开放带出农村和农业的局限。 浙江所拥有的发达的民营经济，充裕的私人资金，深厚的民间信用资源和借贷传统，众多的中小企业，都预示着，即将成立的上百家贷款公司和它们将汇集的巨额资金，将不可能局限于农村和农业，他们必将在二三产业中有活跃表现，其中优秀者将脱颖而出，有望借助村镇银行的跳板，或者利用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升级的机会，发展出未来的民营银行。 随着近五年来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国内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但银行业的格局却基本没有变化，从2003年到今年二季度，按资产总额算，五大国有银行的份额从58.3%下降到52.2%，股份制银行从10.5%增至14%，城市商业银行从5.3%增至6.2%，这一变化趋势，基本上与银行业改革所遵循的先大后小的原则相吻合。这一策略保障了金融系统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小银行的发展。 如今，以03年建行开始改制上市为发端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近尾声，与此同时，12家股份制银行也有7家陆续上市。07年开始，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和上市，目前已有114家城商行组建完成，11家引入战略投资，3家成功上市。那么，现在起，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将作为“第四梯队”成为下一轮银行业改革的焦点？从南充、福建和浙江传来的信息看，这是值得期待的。 基层金融机构虽然规模很小，但其总量不可小视，按03年的数字，农村信用社和农商行的资产总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0%，而基层金融业开放将吸引更多民间游资进入银行业，同时之前存在于私人钱庄和民间借贷中的大量资产也将浮出水面。如果上述改革和发展趋势得以继续，未来有望形成五大行、股份行、城商行、村镇行和外资行五足鼎立、且每个类型都拥有两位数份额的理想竞争格局。 在贴近市场和客户方面，在从细微处感知机会和风险方面，在经营的灵活性方面，中小银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之故，所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拥有大量金融机构。美国在80年代初有1万4千多家商业银行，此后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淘汰浪潮，目前仍有7千多家，其中40%资产不足1亿美元，53%资产介于1到10亿美元。可见，小银行即使在竞争和兼并十分激烈的发达市场仍大有可为，而在国内金融业还不发达，大银行还顾不上为小企业服务的情况下，小银行将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今年以来，外部条件的恶化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使国内企业面临很多困境，可以说，这一轮金融改革和开放来的正是时候，一方面可帮助中小企业缓解信贷紧缩带来的经营困难，另一方面也可在中小银行业本身创造出新的增长点。繁荣的基层金融业将给经济带来巨大活力，也将让民间财产在转变为金融资本的过程获得价值倍增，从而造富于民。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可是当我仔细读完全文，我却失望了——不仅是失望，还有惊讶——所有比较性的数据全部是结论的反面证据（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和服务改善），而所有用于支持结论的正面证据全部没有比较的参照物，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比较，都没有，完全没有！ 这样我就很困惑，《报告》所作出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这一比较性的判断，到底是从何说起？ 《报告》承认了如下事实：医改后，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品种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单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是，《报告》仍然认为，“医疗负担反而加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报告》说，虽然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总的医疗消费额却增加了，证据是各大医院的收入都增加了。报告把这一现象称为“数字悖论”。 可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就会上升，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下降了，许多原先有病不看的人可能现在也有能力上医院了，医疗服务项目增加了，服务质量改善了，许多原先必须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的病如今或许在本地医院就可以看了，这样一来，医疗消费额自然会增加。——这很容易理解，是常识，为什么在报告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悖论”呢？难道老百姓有病都不去看，医疗负担就减轻了？ 2. 调查，还是道听途说？ 当然，正如《报告》所说，单项（服务或药品）价格和真正的医疗价格是两个概念，对消费者而言，第二个价格更有意义。比如，一次剖腹产分娩过程，甲医院做了5项检查，开了8剂药，收费2000，乙医院做了3项检查，开了6剂药，收费1800，虽然甲医院的单项价格全部低于乙医院，但它的医疗价格却高于乙，对消费者而言（暂不论服务质量和风险上的差异），在乙医院生孩子比在甲更便宜。 所以，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看病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就应该调查和比较医疗价格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单项价格水平。在缺乏全面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调查几种诸如剖腹产分娩、阑尾炎切除、人工流产、胆囊摘除、血液透析等等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常见和标准化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在《报告》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描述，甚至连最粗略的尝试都没有。相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报告》所罗列的全部是纯粹的孤立事实。比如，说到医生误导患者过度消费问题时，《报告》称“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90%的确是个骇人的数字，但“一些”是几个？在该地区全部400多家医院占多少比例？宿迁地区2005年总的剖腹产率是多少？6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些数字，报告人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不难查到，但他却弃之不用，宁愿将诸如“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这样一些即兴言辞收入这份本应有一定严肃性的“调研”报告，把对学术工作的要求降低到了娱乐版记者的水平。 3. 装备竞赛，市场化之祸？ 《报告》列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装备竞赛”，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报告人之所以认为装备竞赛是个“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医院的成本，因而最终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不完全由成本决定。例如，我要花十天工夫才能缝一双袜子，而纺织女工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缝一双同样的袜子，但这两双袜子的售价会因此而不同吗？不会。袜子的价格仅仅取决于供求竞争，即有多少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以多少价格出售同样的袜子。 同样，消费者在选择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时，会考虑医院的投资有多大，成本有多高吗？不会，这些和他没关系，他所考虑的是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能不能治好他的病。那么，为什么医院之间会出现如《报告》所认为的那种“过度”的装备竞赛呢？依我看，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现有的医院等级资质评估制度。由于市场发育时间太短，竞争不充分，独立中立的医院质量信誉评估机构缺乏，消费者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可资利用的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多，由政府机关评定的等级资质成了少数可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等级的评估依据是 卫生部1994年颁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http://www.moh.gov.cn/public/open.aspx?n_id=7684&seq=按类索引），这份标准所采用的，是完全的事先评估法，即它只考虑医院拥有哪些资源（人员、设备、床位等），尤其对医疗设备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不考虑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比如，能提供哪些服务、治愈率、价格高低、事故率等等）。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下，可以预料，医院为了争取到一个较高的等级，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会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投资于人员和设备，超出满足其客户需求所需的程度。 必须指出，医疗装备竞赛的问题，不是宿迁所特有的，也不是医改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对市场化，不是让政府来主导医疗市场，恰恰相反，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鼓励出现更多的独立评估机构，改变目前评估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状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4. 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挡路牌？ 近年来，“信息不对称”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诸如“XX行业很特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此类论调我们听得太多。这也是李玲调研报告的立论基础。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功效、质量、风险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消费者懂得比制造商少；电脑的配置和性能，我们懂得比经销商少；珠宝的品级和纯度，我们懂得比鉴定专家少；仔细想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信息对称的市场，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市场失灵了吗？恰恰相反，正是自由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可能。 就在十几年前，电信公司还告诉我们，建设电话网络和添置通信设备需要大量投资，所以5000元的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我们何言以对？消费者知道电话网络和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吗？信息完全不对称。今天，电信公司的营销员整天上门求我装他们的电话还要送话费，是因为我终于搞懂了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吗？道理很简单，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对手是消费者，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剥夺消费者剩余，而在竞争条件下，厂商从不以消费者为对手，他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同行，而除了自由市场，还有什么能为充分竞争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家医院或许会利用我的无知诱骗我做不必要的CT检查，但只要在他旁边有别的医院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抢走我这个客户，他就必须有所收敛，更何况除了其他医院，还有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会乘机插手进来：医疗服务的评估机构会告诉我哪些医院喜欢坑人，而哪些医院比较平实，我的社区保健医生会告诉我治我的病需要做些什么检查，保险公司会检查我的账单，看看哪些检查项目是不必要的，哪些药是不对症的。——他们做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既然在医疗市场信息如此宝贵，提供信息的服务一定有钱可赚。 当然，上面所说那种竞争情景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即使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宿迁，竞争很可能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但是要知道，那里的改革2003年才大致完成，短短三年，供给增加、品种增加、服务改善、大处方减少的好处已经显现，尽管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这些问题上宿迁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差，比以前表现得更差，为什么就不给市场一个充分发育的机会，而迫不及待地贸然否定呢？ 5. 公共卫生，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报告》列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造成的结果，理由是：“卖医院只能卖一次，是‘存量’，而公共卫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补充‘流量’是不可持续的。” 在有关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责的讨论中，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公共产品（服务）与市场制度对立起来，仿佛这两者是天然不相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立，依我看，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扮演供应者甚至制造者的角色：为了向灾民提供救济，政府就要储备粮食、开办救济所；为了保障交通通畅，政府就要修建开河修路；同样，为了向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政府就要开办医院。正是这种逻辑，曾经把我们的经济体系逐步地推向了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事实已经证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无法有效率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为了达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目标，政府根本不需要成为供应者，它不是粮食储运专家，不是交通运输专家，不是医生，它只需要做一个买家，替民众的消费付帐即可。只要它愿意出价，这些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它自己生产更低，因为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而政府只有一个。 明确了政府的买方角色之后，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买家，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再区分公共职能和商业功能，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盈利，而政府只是众多购买者之一。以公民最低医疗保障为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甚至不需要和医院发生关系，他只需要设计一组保险条款，规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哪些基本医疗保障，然后向保险公司公开竞标采购即可。 因此，说市场化导致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找错了对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政府缺位，不愿意掏钱买，这是政府失灵，不是市场失灵。依靠医院的收入来维持公共卫生的开支是荒谬的，公共产品的买方既然是政府，这钱自然应该由财政掏。 6. 总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玲教授的这份《报告》缺乏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所罗列的事实构不成其结论的正面证据，其中一部分还构成了结论的反面证据，在使用事实进行论证时也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在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上更表现出缺乏常识和基本理论素养。因而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份严肃的、值得信赖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即使按新闻报道（而不是学术报告）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众所周知，李玲教授历来主张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反对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对一个制度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在对“宿迁医改”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如果发现调查所得的事实并不支持调查者原先的观点，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片面孤立言辞塞进调查报告，并用混乱模糊的逻辑把它们和事先早已得出的结论硬扯到一起，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一个案例的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倒并不一定表明这观点就是错误的，调查者完全可以进一步弄清是否存在没有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或者检查一下逻辑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否有缺陷？或者是否对原有的理论做一点修正，加上一些更严格的约束条件？这些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