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着挣饭钱，把这个话题中断了两个星期，今天总算可以继续了。 有朋友看了前几篇后，要我推荐一些延伸阅读的资料，实在是很惭愧，其实宗教方面我并没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我的印象主要来自对西方历史的阅读，都是一鳞半爪，所以一边写一边还得从维基上查证细节。 8）组织奇迹 我一开始就说了，天主教会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这是特指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经历，当然，在此之前，教会在传播上也很成功，但算不上奇迹，佛教在传播上同样成功，或许更成功。 天主教会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那样用刀剑），并且没有一个中央权力可依靠，却在大规模传播观念、符号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而组织统一反过来又维护了教条、仪式和符号的统一，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成就居然维持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中居然没有第二个相似物出现，这就更加神奇了。 对这一奇迹我还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不过想法已经有一些了，我觉得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的： a) 修道院+主教区这种巧妙的双重结构； b) 教会对文字工具的掌握和日耳曼人的普遍文盲状态。 在分析教会组织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对照案例。 9）奥古斯丁和伯拉纠 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了大圣人，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杰出能干的人物，我拿他举例，是因为他与格利高里一世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而后者在我看来恰是上述组织奇迹的代表人物。 奥古斯丁就像马克思，能说又能写，一写还一堆一堆的，但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罗马虽已衰日薄西山，毕竟人文风气尚在，不像后来的黑暗时代，会写字就很牛逼了。 若不是后来罗马教会的发达，奥古斯丁早就淹没在一大堆“哲人”之中，就像19世纪的无数主义家们一样，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成为“普世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有个来自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是个苦行僧，叫伯拉纠（Pelagius），同样能说会写，而且喜欢辩论，口才还很好；这家伙云游到罗马，在那儿听说了奥古斯丁的许多神学说辞（大致是些关于原罪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东东，具体是些啥与我们这里的主题无关，实际上我也很少关心），他认为是胡扯，就发表了不少相反的观点，也博得了不少赞同。 后来，罗马城被阿拉里克攻破时，伯拉纠逃到了迦太基，在那儿继续跟奥古斯丁作对，两人还面对面交过手，似乎伯拉纠占了上风，一时间追随者颇多；可问题是，伯拉纠是个没有任何组织地位的云游僧，而人家奥古斯丁可是主教，况且北非还是他的地盘，岂能容你捣乱？ 于是，奥古斯丁就召集了一次迦太基会议，让大伙儿站队表态，结果可想而知，伯拉纠被宣布为异端；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奥古斯丁只是几大主教之一，就算是其中最牛的一个，也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伯拉纠在罗马的追随者就很不服，更别说他在东方的追随者了。 当时的教会还没获得后来那种组织和控制能力，开会一决议，下面就只有通报传达组织学习深入领会统一思想积极落实的份了，那时的统一是借助帝国权力来实现的，奥古斯丁也不例外，他去找皇帝告了状，皇帝下了谕旨，罗马主教只好跟着表态，于是奥古斯丁就成伟大导师了。 10）修道院和禁欲主义 教会最重要的组织基础无疑是修道院，它既是知识和人才储备，又是前线战斗基地，也是主要财政基础，它既是党支部，又是党校，还是井冈山和南泥湾；修道院很像佛教寺院，他们的共同点或许可以解释两大宗教的组织和传播力，但修道院如果仅仅像佛寺，他们很快就会松散和分化，就像佛教那样。 但教会的诸多修道院上面还笼罩着一个科层结构——主教区，主教不仅控制着辖区内各修道院，还掌管着为当地教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教堂和神职机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既借助了修道院的强大资源和战斗力，也保持了组织统一性，如果只有修道院，会很快分裂，就像佛教，如果只有教区科层结构，会缺乏独立资源而依附于权力，就像东正教。 和佛教僧侣团体一样，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来自独身、禁欲和生活上自给自足，从进化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苦行、独身和禁欲之类的观念和行为会流行，而实际上，它们自古以来就很盛行，古代许多教派中都提倡独身和禁欲等反本能的戒律。 我也长期为此而困惑（四年前我在《观念的进化》一文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读了道金斯的《延伸的表现型》之后，才感觉有了眉目；所谓延伸表现型，（其第二种含义）是指，生物的身体或行为特性，并不全是它自己的基因组的设计结果，有时候也可能是其它基因组操纵的结果。 比如，有些蚂蚁在感染了一种病毒后，会坚持不懈的往草尖上爬，而这会大幅提高它们被食草动物吃进肚子的可能性，这正是那种病毒所希望的，因为食草动物消化道是它们繁殖传播的重要环节；还有一种昆虫，在被寄生虫感染后，肚子会鼓胀发红，变得跟附近一种浆果很像，于是吸引鸟来误食，而鸟肚子正是那寄生虫想去的地方。 所以，类似禁欲主义这种行为，即便对个体的价值是负的，也完全可能发生，只要它有助于传播导致这种行为的那些观念即可，这里，禁欲苦修行为就是包含了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这个meme组在人类身上的延伸表现型，这样，我们不必追问禁欲对个体有何好处，而只须假定，人类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这一meme组是“易感的”，就像有些狗对狂犬病毒是易感的，会通过去咬其它狗而帮助病毒传播，显然，不会有人要求解释：咬其他狗对这只狗本身有啥好处？ 当然，当寄生物的传播利益与寄主利益严重背离时，在寄生物利用易感群体传播自身的同时，它们其实也是在不断从寄主群体中清除易感者，最终可能再也找不到易感者了；这种事情meme组可能也经历过，比如，爱国主义把热血青年不断推到征兵站去，而战争的激烈热情仇恨光荣英雄友谊伟大又激起更多的爱国主义，最后，爱国热情易感基因的携带者们，都埋在坟墓里了，欧洲貌似就是如此。 但并不总是如此，假设某个基因的变异型，有75%的可能给个体带来20%的遗传增益，另外25%的可能（比如恰好与其他基因构成一个特定组合）是让他对禁欲主义易感，这个变异型就不会被排除出种群的基因库，这样，种群就能为禁欲主义源源不断的提供易感者了——这种解释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假说。 暂且如此假设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变成：禁欲行为对传播基督教（包括了禁欲主义本身）有啥好处？前面提到的那篇《观念的进化》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再整理一下： a) 如zhangiii同学所说，性嫉妒和性竞争会破坏组织的团结； b) 独身、禁欲、不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切断与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僧侣团本身是个仿家庭，若保留原有家庭家族关系，会造成利益冲突； c) 独身禁欲可以安抚其传教对象（教众）和传教合作者（国王和贵族），让他们放心：我们既不会勾搭你们的女儿和老婆，也不会盯上你们的钱包，因为这些我们都用不着。 d) 这条来自尼采，用他的话说，“我们在这方面很特别，所以你们也可以相信，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很特别”，就是说，禁欲苦行甚至瑜伽式自残，是为了证明自己超越普通人而具有某些神性或超自然能力，从而提高其传教的说服力。 11）格利高里 正如保罗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格利高里是罗马教会的真正缔造者，从他开始，教会不再依靠皇帝，实际上，帝国在西方已不复存在，我说的奇迹，正是从他亲手开始的，如果说耶稣是马克思，保罗是罗莎·卢森堡，那格利高里就是列宁。 格利高里成就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英格兰的宗教征服，这一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行动，证明了教廷对遥远教区的控制能力，为此后900年的教廷统治树立了模板。 对于格利高里的惊人成功，我能想出的最好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播和组织控制工具——文字，在罗马帝国，这本不算什么，但现在帝国亡了，社会上层被换成了一群文盲，文职机构也不复存在——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 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修道院开始接纳非终身的修士之后，许多贵族都把孩子送去上学，实际上，早期的大学原本就是修道院，doctor这个词早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格利高里是个非常老练的外交家，善于在各大权力之间周旋，而他的主要手段是写信，在任教皇的13年里，仅保留下来有据可查的，就有850封信，平均每5.5天一封。 派往英格兰的格利高里使团的经历，很好的展示了文字通信工具在组织控制中的关键作用，使团出发之前，格利高里就给沿路各法兰克君主和主教写了信，请求他们支持配合，他试图让他们相信，将主教区延伸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有助于加强法兰克人对其日耳曼兄弟的宗主地位。 但第一批使团刚走到半路就停住了，因为沿路获得的有关政治局势的信息，使情况看上去不像之前预料的，于是使团领导奥古斯丁（不是希波那个）赶回罗马，汇报最新情况并请求指示，还要求更显眼的头衔和介绍信，在此后的几年内，使团和教皇之间继续密集通信，而且不断派人返回要求新指示，或者派出新使团。 很明显，这个使团不是一个放出去的脱线气球，而更像一个可以从罗马遥控的拉线木偶，而用的线就是信件，大量与其他君主和主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掌握在格利高里自己手里，而这些关系是使团工作顺利推进的后勤保障，所以，前线使团一离开他的指示就会抓瞎，组织控制就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