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写完第二天，我看到一篇报道，总算有谷歌的人（Erik Hartmann，谷歌图书搜索战略合作部亚太区首席代表）出来为中国作家做出解释了，本文最后一节未覆盖到这一点。）

谷歌图书是作家的上佳机遇
辉格
2009年10月23日

近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一份公告，在国内作家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骚动；事情起因是，谷歌于去年十月跟美国作家公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就谷歌图书数字化项目所涉及的侵权纠纷，在一桩集体诉讼中达成了和解协议；文著协的公告部分转告了协议对国内作家的影响，同时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和反对，并呼吁作家组织维权行动；公告和随后的媒体报道，引发了许多作家的愤怒反应，张抗抗、陈村、王小峰等作家纷纷激烈指责谷歌的做法，向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大恶棍。

但在读过和解协议之后我发现，作家们的愤怒，是基于严重的误解，谷歌图书项目，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相反还是他们扩大作品销售（无论是数字版还是纸版）的上佳机会；最严重的误解，是以为每本60美元的赔偿金，是谷歌为获得作品数字版的发行许可而支付的对价，而实际上，这仅仅是谷歌为其擅自将图书扫描和数字化这一行为所支付的赔偿，而这一行为恰是这次集体诉讼的焦点，尽管谷歌并不认为该行为构成侵权，但为了避免对抗，自愿认赔；至于这个数字版如何展示、使用和销售，如何定价，收益如何分配，与这60美元毫无关系。

按谷歌目前的做法，用户可以全文阅读和下载的，只是那些版权已经过期的图书，而可以部分预览（少于20%）和付钱下载的，是那些通过合作伙伴计划获得出版商授权的图书，对于其他图书，向用户展示的信息，仅限于搜索片段、目录和出版信息、以及哪里可以借到和买到的信息，后两项简直就是免费广告，而每个搜索片段是包含关键词的两三行文字，每次搜索只有三条结果，每个用户的搜索次数也有限制；很明显，这些做法说不上侵权，反而对传播作品、扩大影响和销售很有帮助。

确实，上述和解协议如果被法官批准，将扩大谷歌对数字版的使用权限，有两方面：对于在版图书，经版权人主动激活之后，已经数字化的图书可以像伙伴计划那样预览和付费下载，这等于是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绕过出版商和经纪人而直接与谷歌合作销售的渠道；而和解协议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针对版权未过期但已绝版的图书，协议生效之后，谷歌可以将这些书默认的置于可预览和付费下载的状态，并以默认的定价销售，当然，版权人也可以主动修改状态和定价，甚至要求谷歌不得以任何方式展示图书内容。

对于绝版书的处理方式的确有可争议之处，尽管版权人随时可以修改条件和价格，但未经显式协商和同意的默认设置，还是会给那些不满意默认条件的作者带来一些麻烦，尤其是从经纪人和出版商那里得不到周到服务的国内作者，这些麻烦事往往还得亲手处理，不排除有些作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作品在不合意的条件下被销售了好几年，甚至为执行和解协议而专门成立的版权登记处未必能联系到某些书的版权人，后者因此就拿不到应得的收益。

所以在欧洲，和解协议引起的争议主要就集中在这个瑕疵上，美国司法部的质疑也与此有关，他们认为这种默认设置会赋予谷歌过强的定价能力，从而对图书市场的竞争性构成潜在威胁；然而，这种麻烦和损害的可能只是理论上和推断性的，而事实上，绝版图书能给版权人带来的收益极少，协议安排实际上从空白处为作者们开辟了一个获益途径，它使得那些久已退出零售市场的图书重新得到关注和销售，而不再受限于纸版书再版的印数门槛，是图书收益获得长尾效应的绝佳方式，特别是当它与谷歌搜索引擎这一最大的信息发现机制相结合时，其带来的机会是作者们值得认真把握的，在未来传播环境中，把自己排除在这一平台之外，无异于自我屏蔽。

对协议内容的误解，使得在中国的争议完全不同于欧美，偏离了问题的要点，作家们显然没有从有关协会、出版商和经纪人那里得到正确的解释和指导，而媒体在报道时也缺乏对基本事实的查证，同时，这也是谷歌中国在公关上的又一次失败，他们在国内的协议解释上似乎毫无作为，任由误解和愤怒蔓延；而更奇怪的是，文著协的公告发表于9月27日，而决定是否参加和解的截止日期是9月4日，这意味着，就版权人的美国权益而言，他们已经受到协议约束了，他们对此提出的诉讼在美国不会被受理，要维权只能在国内打官司了。

新能源发展要求革新电力体制
辉格
2009年9月25日

尽管新能源产业在眼下陷于补贴断奶和产能过剩的困境之中，但从长期看，并非没有机会，毕竟，研发和投资热潮已经让该产业跨越了许多技术和工艺门槛，上游的过剩或许会为下游创造一些廉价机会；正如当初第一轮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烂尾ISP们所留下的近乎免费的带宽和存储资源，为后来的电子商务和Web2.0服务商创造了优越条件；对于投资者，重要的是既不要做冤大头，也不要无视泡沫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能源不易覆盖的领域，新能源已经可以站稳脚跟，因此从现在起，便须为未来更扎实的发展早做准备。

在各种形式的新能源得以实现大规模应用之前，有一个关键的障碍必须首先排除，它就是以单一垄断电网和电力统购统销为核心的现行电力体制；这一体制下，新能源的发展将极度依赖于电网的接入能力、接受意愿和入网价格标准，能源供给者无法与需求者直接交易，对新能源的研发、投资和生产，也无法借助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引导，结果要么不足，要么过剩；比如某些风力资源丰富的偏僻地区，原本一个风电场可以带来收益，但由于所产电能不能直接卖给用户，必须输入大电网，而电网公司又不愿为此而改造输配系统，结果潜在的发展便无法实现。

单一电网和统购统销，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流行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是因为电力的两个特征很容易导致自然垄断、或诱使国家实施垄断：其一，电力生产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差异极大，其二，电力很难存储；一个规模较优的电站产能通常在几十或几百万千瓦，必须分配给大批用户，又因为难以存储，这批用户必须是事先已知的、并且签有长期交易合约，不能等到产出之后再去寻找买家；更困难的是，电力消费是随机的，且波动很大，而发电则在技术和成本上都要求连续平稳，因此，只有把海量用户集合在一起时，才能将负载波动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然而，在新能源充分发展、电力来源不断多样化的未来，支撑上述模式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正在改变：首先，风能、太阳能和燃料电池的规模十分灵活，从几瓦到几兆瓦都有现实方案，其次，电力存储技术已有长足发展，对于千瓦级以下的小功率应用，电池已足以弥合电能产出流与消费流之间的不匹配，在更远的未来，一旦燃料电池和制氢技术突破成本门槛，氢燃料便可成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产出-消费匹配的可行手段；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暗示着，电力系统的去中心化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大电网将不再是不容动摇的唯一选择，相应的，电网的国家垄断经营和电力统购统销体制也就需要作出改变。

立即可行的变革，是允许消费者和企业自行发电、自主选择供电方，这方面的限制原本就毫无必要，而新能源发展则尤其要求开放；各种发电和储能技术的相对优势，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人口分布条件下差别很大，采用何种技术更经济，这一判断和决策应由分散的个体和企业各自作出；其次，是允许社区、乡镇和城市自行选择本地的公共电力配置，允许中小发电户将剩余电力在社区网络内调剂和交易；当各种能源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之后，围绕新能源是否有前途的争议，便可交给用户和市场来回答，政府只需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

实际上，过去的许多小水电便是社区自给自足的，而风能和太阳能结合新型储能技术，将为分散式应用和局部调配创造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条件适宜的地方已经具备发展条件，而随着规模优化和技术改进，适用面将逐步扩大；同时，自下而上的分散发展，反过来也将迫使电网公司进行智能化改造以适应新能源；开放和用户自主选择条件下的新能源发展，才是基于真实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而能源多样化和分散化，也将削弱甚至瓦解大电网的垄断地位，创造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格局。

宜家地产战略的人气经济学
辉格
2009年9月8日

从本月1日新财年一开始，宜家中国便以一系列积极行动引起了业界关注：20%至30%的大幅降价，面向二三线城市的加速扩张计划，以及从单一家居零售向多品牌综合商城的战略转变；其向综合化模式的转变尤其值得考察，据说该模式宜家已在俄罗斯等地经过尝试，取得不错的成绩，接下去将在北京大兴店和无锡店做试点，宜家为这两个项目购置了超出其单店标准面积五至十倍的地产，另外，其今年开业的大连店和筹建中的上海浦东店，面积也都超出标准配置60%左右，大概也为综合化留出了一定空间；综合化将使宜家部分的成为商业地产商，从而在商业地产的产业生态中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

宜家新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作为知名零售巨头，宜家的店铺可以把一个地段的人气带旺，从而使周边地产增值，如果能通过恰当的商业模式将这一增值部分内部化，便可成为零售商的一大收入来源；进而，凭借这一收入源，宜家可以压低商品售价，取得对品牌号召力较弱的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扩大销售并进一步带旺人气；为此宜家在店内服务上颇下了番功夫，用免费咖啡和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小吃和快餐，来吸引城市白领周末有事没事都去逛逛。

显然，实施该战略的前提，首先是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它给了零售商自主选择店址的能力：二流商家必须挤进最热闹的地方，而一流商家则可以制造热闹，并且在与土地供应方谈判时拥有足够的筹码；其次是恰当的选址，对于该战略，好的店址是那些交通方便、处于闹市区边缘、因而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地段，而其中尤以城市环线附近为佳，宜家已有七家店的选址看来都符合这一条件，除了广州店，而广州店恰好是唯一一家租赁而非自购地产的宜家店。

人气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路径依赖，即越旺的人气会对人流产生越大的吸引力，这种自我强化会一直进行直到接近过度拥挤的临界点，而一旦你成为旺地，后来者就很难与你竞争。建立在人气资源上的商业模式由来已久，19世纪的美国铁路公司会预先买下规划线路上的大批地产，城镇开发商通过赞助学校、教堂和图书馆来汇集人气，迪斯尼在兴建游乐园之前也会先买下一些周边地产，国内开发商也已学会在商铺招租发售初期，用极为低廉的租金吸引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商家先行入驻；香港地铁票价非常便宜，但盈利却居世界第一，奥妙便在于其收入的四成来自地产收益。

理论上，如果所制造的人气资源带来足够高的租金，商家甚至可以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在与人气经济类似的眼球经济中，便是如此；报纸价格高于零只是为了防止被直接送去废品站，如果报社确信你会认真阅读，他会很乐意免费赠阅，所以，当赠阅成本极低且网页无法被送去废品站时，雅虎和谷歌便可为我们提供大量优质的免费服务了；正如将人流引导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人气租金，将视线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眼球租金，这种商业模式与钓鱼技巧中的撒窝子颇为神似，商界比钓场更高明的是：撒好的窝子可以直接卖给或租给别人，收租的形式，或者是后来者的店铺租金，或者是广告位出租，于是某些商家便演化为撒窝子专业户。

然而，宜家的撒窝子战略在中国将面临独特的困难，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初级土地供给，并且城市发展和区域功能定位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规划，而留给市场自发聚集和开发商引导的空间极少，自发人气聚集往往得不到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反而常常面临规划变动的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撒窝子的成功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密切互动，而对于跨国巨头们，这恰恰是他们的水土不服之处，所以我们迄今还未看到在这一模式上大获成功的跨国公司，迪斯尼上海项目在延宕多年之后仍未见动工，倒是像金浩集团所采用的由国内开发商与国际零售巨头合作撒窝子模式，看起来颇有些成功的苗头。

（按：淘宝是伟大的企业，正在开创伟大的事业，中国的小商人不幸身在一条臭水沟，每日面对压制、敲诈甚至洗劫，好在他们还有淘宝，那里是该国唯一可以自由经营的地方，向马云致敬！但愿他不会落得今日谷歌的下场。）

淘宝从集市向市场演进
辉格
2009年6月24日

日前，在历时近一年的小范围测试之后，淘宝网终于将淘宝开放平台（TOP）正式对外开放公测；通过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插件、应用程序和数据访问接口，TOP为淘宝商家提供了建立个性化网店、扩展业务功能、甚至定制商业模式的可能性；这是淘宝近年来最大的动作，这一平台连同其所属的“大淘宝战略”若能顺利推进，将推动淘宝网从目前由一群同质化店铺组成的有形集市，升级为由多样化且各自独立进化的商家所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后者更接近现实中的无形市场；这无疑是巨大的创新，尽管目前还很难评价它有多大的成功把握。

同质化是目前C2C电子商务的普遍特征，和专业批发市场和小商品商城类似，每个电子商务网上的店铺和商家都很相似，从商品和交易数据结构、商品展示界面、竞价与交易方式，到商品交付流程、支付手段、信用评估体系，都由运营商统一设计，个性化和功能定制的空间十分有限。尽管同质化可以带来简化开店和交易流程、降低用户学习门槛和降低运营复杂度等诸多好处，但同时也限制了其市场范围和创新潜力；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新型和高端商家，只能等待运营商的功能升级或特殊版本，而后者对特定领域和细分市场的感知和洞察能力，显然不如身在其中的具体商家；尤其对于淘宝这样已经拥有巨大用户量的运营商，其技术和业务策略必然趋于保守，不可能为少数需求而频频改版升级。

过去五六年中，随着物流和支付瓶颈被突破，电子商务经历了爆发性增长；但如果不能突破商业模式单一性造成的市场范围局限，这种增长恐怕在几年内便会见顶；一旦各自所适合的市场趋于饱和，C2C将与B2C发生正面冲突；而在多样化和灵活性方面，与专注于单一业务且运营与销售合一的B2C模式相比，C2C将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看来，此时推出大淘宝战略和TOP计划，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定。

如同生物系统一样，市场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自我演进的系统，参与者不断找出新的商业模式来取得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如同物种进化过程中涌现的新的细胞类型、器官和行为模式，市场演进过程中也会涌现出新的交易安排、合约类型、定价机制、组织结构、信用评估手段等商业元素；如今的无形市场，已经发展成功能高度分化的多层次复杂结构，许多参与者并不直接从事商品买卖，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传播、中介、配送、结算、评估、仲裁等中间服务；这些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基础信息结构来做支撑，目前的C2C系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了TOP，未来淘宝商家可以采用适合自己商品的展示界面（比如去年有人开发的试衣间插件），请专业界面设计师来“装修”自己的店铺，可以将商品展示延伸到博客、论坛、SNS等各种网络媒介，也将有机会采用高级的定价策略，实行会员制和积分制，定制套餐和优惠券，向第三方外包客户服务，采用有针对性的统计分析模型，甚至运用此前只有规模企业才负担得起的库存管理和质量控制手段等等；一旦TOP能吸引来优秀的独立开发者，上述种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可能性便会展现在我们眼前，各种新型商业模式也将随之而涌现。

自从突破配送和支付瓶颈之后，C2C的主要障碍便是信誉机制，当初淘宝能迅速打败易趣而取得现在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在延迟支付、无条件退货和信用评级等方面做得更好；然而也正是在这方面，淘宝模式已开始显示出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网店数量暴增，涉及质量和信誉的不满和纠纷也在增加。不同类型的商品、不同定位的商家，采用的质量和信誉策略是不同的，单一体系不可能同时满足各种要求；可定制化和第三方模块将使高端商家有机会引入更复杂的质量和品牌策略，比如第三方质量评测和信用评级，同类商品的对比和排行榜，基于共同质量标准的连锁品牌，甚至第三方质量仲裁机制等等。

从有形集市向无形市场的升级，需要运营商大幅度转变自身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从具体规则和交易模式的设计者，转向更抽象的基础规则和进化环境的创造者；对于淘宝，从知识储备、战略规划，到技术架构、实施路线，这一转变都将是巨大的挑战，成，将造就一代王者，败，则现有地盘难保。

高校上市是有益的尝试
辉格
2009年6月11日

近日，据新华文轩发布的公告，该公司与弘明置业分别以现金和资产入股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后者是由四川德瑞与四川外语学院于2004年合作创办的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机构；德瑞公司是成都当地著名民营教育企业，专注于外语教育，除川外成都学院外，还拥有两所外国语学校；新华文轩与弘明置业此次注资的目的非常明确：谋求在五年内将该学院上市。教育培训类学校的商业化运营，近年来已有长足发展，三年前新东方在纽交所的上市也开创了学校上市的先例；不过，全日制高等学历学校的完全公司化运营乃至上市，在国内还是史无前例的。

二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数量的暴增，传统研究型大学和新兴教育型大学的分化日趋明显；美国的大学入学率从50年代的20%多快速上升到90年代的80%多，当入学率超过30%时，人们对大学教育职能的需求便开始明显压过对研究职能的需求，因为众多求学者中，最终成为研究者的毕竟是极少数；但是许多传统大学仍坚持维护其学术传统和研究型的本色，所以很自然的，在大学之间开始出现类型分化，于是一批轻研究而重教育、甚至完全放弃科研的新型学院便出现了；这其中较为激进的一些，完全放弃了传统大学法人社团性质的组织和运营模式，而采用了更具商业色彩的公司化运营，进而上市融资。

90年代以来，美国涌现了大批以职业培训和远程教育为主的大学和大学运营公司；94年，拥有凤凰城大学的阿波罗集团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该公司此后又创办和并购了多所大学；此后，麦凯恩、波士顿、西北大学等纷纷仿效，开展远程职业教育，其中拥有麦凯恩大学等九所学校的麦凯恩公司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两年前，甚至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印度孟买大学也曾有过上市融资的计划。商业化运营的教育型大学，由于能对企业对雇员知识结构的要求作出更灵活迅速的反应，在学生就业率和薪资水平方面的表现常常超出传统大学，他们的优势对于三四流传统大学尤其明显，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正在改变着高等教育产业的组织模式。

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当你决定组织一群人和一组资源来从事一项事业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组织模式；市场和制度的演化历史，创造出了许多组织形态供你选择，不同的组织形态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目标：对于单纯而容易界定的价值观，信托基金是不错的选择，与遗嘱相结合，它可以把你的价值取向延伸到身后许多年；当这项事业高度依赖于合作参与者的个人禀赋与责任心，而这些又很难用钱在市场上买到时，无限合伙制便是首选；当所有核心资源都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时，钱就成了关键资源，此时有限责任公司乃至上市公司便是首选；你也可以不采用任何固定组织，而用一系列短期合约来组织你的业务链，如果合约谈判和执行的成本足够低的话。

大学是项独特的事业，它最初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一批智者生活、修行、讨论和苦思冥想的场所，而学生则是慕名前来倾听、参与和传承的下一批智者，共同的学术渊源、持久的问题关注、亲密的生活和讨论环境、绵延不绝的师徒传承，构成了一个个学派，而大学只是聚集和容纳这些学派的学术中心，因而大学的核心目标便是传承、发展和传播这些学派的学术传统；大学外的人们，常常能获益于这些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但对于大学和学术团体本身，这些只是副产品，并非其核心目标。思想和学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核心是同行评价，而实现和维护这一机制的最佳组织模式，便是由教授组成的自治法人社团，这也是各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组织模式。

尽管近年来教育职能的份量越来越重，多数传统名校仍坚持以学术中心为核心目标，这样做是明智的；但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需求只能由其他学校来满足，对于那些无望跻身名校之列的三四流学校和教育家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很好的机会；那些排名50以外的大学，明智的选择是放弃发展成研究型大学的奢望，面向雇佣市场的真实需求，专注于教育和培训，是他们的前途所在，条件成熟者不妨采用商业化组织和运营模式；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雇员的求知热情和雇主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都在不断高涨，而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却在不断贬值，职业教育供给不足的局面十分明显；有志于商业化教育产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可谓生逢其时。

报业困境的症结
辉格
2009年5月21日

随着一连串亏损、破产、停止纸介质发行、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美国报业的危机似乎远未见底；上月，连老谋深算的默多克也终于沉不住气，带头向谷歌发难，激烈指责谷歌窃取媒体的版权内容，《华尔街日报》总编汤姆森和美联社主席辛格顿随即应声附和，将谷歌称为窃贼和寄生虫；可是，谷歌的做法并不违法，如果报业领袖们皮包里还没装着可以用来和谷歌谈判的可行方案，那么这些指责，除了可以为他们发泄怨气之外，对改善报业的处境并无帮助。远从这场报业危机初露端倪时起，业内从老板到记者编辑，有心者们早已开始为报业的出路而思索，然而迄今没人能拿出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方案；本月初Amazon发布大幅面电子阅读器Kindle DX，竟被许多报业人士视为救星，业内气氛之迷茫与惶恐，可见一斑。

在为报纸和其他纸媒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寻找出路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一篇文章，为何在过去能为作者和出版者赚到钱，而现在却不行了？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文章的特性说起；每篇文章，无论是新闻报道或是评论随笔，都是一件思想作品，其中包含着作者的若干观念；无论是作者写作、编辑选择文章、出版人出版发行报纸，除了由此而获得报酬之外，很重要的——常常是首要的动机，是为了把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信息和观念尽可能多的复制和传播出去，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这些观念；有人或许会说，并非每个人都热衷于传播自己的观念，是的，但这样的人不会进入报业，成为记者、编辑、作家和出版人，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你大概很难找到一位作家，从不在乎别人是否看他文章，看了怎么想，而仅仅为稿费而写作。

在读者方面，他花时间甚至花钱阅读一篇文章，大致出于三个动机：获得信息和知识，了解他人尤其是专家对某些问题的见解，阅读过程本身所带来的乐趣；有意思的是，这三方面需求的满足，全都依赖于文章所含观念的传播广度：一篇报道，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阅读，我是很难判断其真实和客观性的；相反，如果我知道同时有一百万人在看这篇报道，那我就可以预期，其中总有不少人了解内情、或熟悉相关背景、或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对于其中的失实、偏颇和认知偏差，他们很可能提出异议，这样，如果我没听到这样的异议，就会感觉比较踏实；同时，因为我相信记者编辑们会比我更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也就相信他们会持有起码的谨慎和谦逊。

因此，观念的传播广度，是读者评估文章价值重要指标，一篇在封闭小圈子里传递因而很少有机会被挑刺的文章，其价值便很难得到认可，不仅新闻报道如此，分析评论文章也是如此，在这里，每位读者实际上都充当了其他读者的质量检验员。即便是那些非公开的专业分析报告，其质量保障也必须建立在作者过去凭借大量公开文章所树立的专业声誉，并且多数情况下，非公开报告的读者本身就是领域内的专家。观念传播的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科学研究中，匿名评审、同行评价、论文引用率，已成为评价学术质量的核心手段，也是科学得以发展的组织基础。

阅读本身所带来的乐趣，同样依赖于传播广度；尽管许多人声称他们的品味如何独特，他们的审美判断如何独立自主，实际上，很少有人不需要审美共鸣和价值认同，我们的阅读品味和审美情趣无时不受他人影响，许多时候，人们会仅仅因为身边的人都在谈论某篇文章而兴致盎然的找来阅读，并从共鸣中获得快感。

既然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无论哪一类文章，创作和阅读的动机都严重依赖于传播广度，那么，显而易见的判断便是：任何寻求突破报业困境的努力，都不可以限制观念的复制和传播为手段，这样做将是自杀性的。问题是，如果不限制复制传播，媒体如何获得收入？在纸媒时代，这不是个问题，那是因为，纸媒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会自动给出版者带来收入，而那又是因为，纸媒的复制源和复制品是分离的：你看到一份报纸，想要另一份的话，只能从出版商那里买一份复制品，如果你想用你看到的那份来复制，其成本高远高于买一份，即便在复印机发明之后，仍然如此；这就好比你看到一头品种优良的小猪，也想养一头的话，只能找种猪场买，用你看到的那头来复制，不是不可能，成本高到不可想象，若非如此，种猪场的商业模式便顷刻瓦解。

纸媒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即便复印成本足够低，复制过程仍可自动为出版商带来收入，因为除了整版广告，其内容和广告常常是不可分的，而广告收入占出版收入大头，因而出版商或许还乐意有人替他复制发行。然而现有数字出版技术瓦解了上述基础：所有复制品都成了成本可行的复制源，而内容可以任何切割拼凑，复制者不会好心帮你把广告带上。有了上述分析，我们似乎隐约可以窥见报业的出路所在：不要试图限制传播，收费阅读是不可取的，但要设法让传播过程自动产生收入；为此，报业应设法开发出新的数字出版技术，结合当前迅速发展中的内容聚合技术，既便于内容的复制和传播，又能保持内容再现的某种不可分割性——这意味着任何局部或完整的再现都可与广告位相绑定；同时，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还应配之以法律上的不可分割性和新的授权模式。

大学排行须在竞争中进步
辉格
2009年5月8日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中国大学排行榜”制作人武书连两次接受成都理工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并收取咨询费的事件；此前，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负责人也声称，曾多次遭遇大学评级机构上门索取赞助；这些新闻引发了公众对各种民间大学排行可信度的讨论，有人甚至将其比作“又一个牙防组”；此事也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该部发言人近日明确表态：不支持、不赞成搞大学排行榜。

大学排行榜是一种信息商品，如同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酒店业星级评定机构一样，作为第三方质量鉴定者，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交易方提供信息，是市场发育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合并、升级、更名，学生和家长在面对如此众多名号个个响亮宏大、底细却个个陌生难辨的院校时，确实会茫然无措，除了少数几个顶级名校和本地学校之外，他们在选择大学和科系时，缺乏可用的信息。正是这种对信息的饥渴，成就了武书连这个起初少有人看好、评价方法也乏善可陈的排行榜，它声名鹊起的时间，恰好与扩招相吻合。

排行榜这种信息商品，其主要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次要消费者是雇主和大学赞助者，大学不是它的消费者；所以，直觉上，排行榜的制作者应该向学生和家长而不是大学收费；然而，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问题，直觉上最顺当的模式商业上未必可行；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常常能发展出一些超乎个人想象力的商业模式，来实现潜在的交易机会，其中之一便是由卖方付费、买方消费、而同时又能维持足够公信力的质量评级机制；典型案例是酒店业的星级评定，它是一些酒店自发成立的质量自律组织，会员缴纳的年费支撑了评级成本，而产出的信息产品——星级，满足了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这一模式尽管也有不少诟病，但大致上运行良好。

那么大学排行适用哪一种商业模式呢？这取决于该市场交易费用的结构和分布，从发达市场的经验看，可行的模式有两种：把评级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在媒体上搭售，和/或利用评级所积累的数据库向学生家长提供收费咨询服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NWR）的大学评级服务，同时运用了两种盈利手段，而《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则依靠第一种手段。从公开的信息看，武氏排行榜是通过向媒体供稿（包括搜狐教育频道）和面向学生销售大学选报指南来获得收益，看来他走的是类似USNWR的路子，这样的话，向大学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明智的，容易混淆消费者对他的形象认知。

武氏排行榜的水准是令人失望的，尽管武书连清楚的知道他的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但这一认知却完全没有贯彻到其评级指标体系的设计当中，他的评价依据主要来自几大论文索引，和教育部门对专业、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内部评比。然而我们知道，家长花钱和学生苦读的目的，是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和报酬；从这一需求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毕业生受雇主欢迎的程度、薪酬和收入水平、在各行业占据高级职位或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数，等等，然而在武氏评级体系中，我们连这些东西的影子也看不到。

不过，大学评价的低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独立评级机构的出现还只有十几年，连续发布排行榜的时间更不足十年，其质量提升有待更多新机构的参与，和更内行的专业人士的加入；鉴于武氏排行榜也能获得如此影响力，证明了消费者信息需求之旺盛，表明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武氏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2003年，中国校友会网也开始进入大学评级市场，相信今后会出现更多更专业的评级机构，而充分的竞争将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机会，也将推动评级产品的质量提升。

多点执业将改善医生激励机制
辉格
2009年5月6日

上月初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到了“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发言人作出了解释和确认：“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注册两个及以上的执业地点，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而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意见则更加具体：“鼓励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办社区私人诊所”。1999年起施行的《执业医师法》对医生执业地点的限制，有望得以解除。

对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的开放和鼓励，将有助于释放出被束缚在现有卫生行政体系和人事制度中的医生资源，通过市场流动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它将改善医生的激励机制，让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医疗事业；同时，理顺激励机制也有助于消除制度性的医患矛盾，走出长期困扰医生和病人的道德窘境；在宏观上，它也将引导医疗资源向全科化和社区化的基层医疗机构流动，改变目前过度倾向专科化和大医院的资源配置结构。

激励一位医生从事医疗的因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首先，他需要建立消费者（病患和潜在病患）对其医术和服务质量的信任，然后，他需要借助某个平台，让消费者找到他，把信任转变为实际的医疗服务，并获取收益。一位医生建立自己的职业声誉、从而获得消费者信任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知名医学院的学位证书；优秀的学术成果；良好的同行评价；在大医院的任职和职称级别；长期临床经验；治愈疾病的记录；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的报道；同类病人中的口碑；所服务社区内的口碑等等。这些，也正是病患得以评估医生可靠性的直接或间接途径。

对于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来说，建立职业声誉的侧重点和途径十分不同：由于专科医生专注于某一类疾病或治疗环节，他们更容易获得学术成果，有更多机会获得同行好评，更可能凭借这些成果和好评而提升职称，也更可能因治愈疑难病例而获得媒体报道和好口碑；相比之下，全科医生则更依赖长期执业经验、日常的细微周到服务和社区内熟人之间的口碑。

上述差别是重要的，从中不难看出，一位每天在大医院里面对大量陌生病人的医生，是很难有机会建立起全科医生所需要的那种职业声誉的；全科医生的个人声誉，只能在社区小医院或独立诊所中，在针对小范围人群的长期连续服务中，才有条件建立；所以，当私人诊所和独立开业受到限制时，医生们只能转向另一个方向谋求发展：要么在某个专科方向上混出点名堂，要么在某个知名大医院占个好位置。而对于病人，如果不能从长期接触和熟人口碑中判断医生水准，便只能借助医院规模、知名度和职称高低等表面信息来做判断了。正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医疗资源被不断引导着向少数知名大医院集中，向高端技术、贵重设备和专科化方向倾斜。

由于缺乏大量的社区诊所和可信赖的全科医生，病人在选择医疗服务时，更看重医院而非医生个人的信誉，加上医生缺乏流动性，于是，同一家医院里不同医生之间的医术和服务质量差异，无法充分体现为报酬差异，这就弱化了对医生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激励。这一状况，因医疗服务的价格限制而更为严重：挂号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收取红包又被禁止，医生为差异化服务而获取额外报酬的唯一途径是大处方。然而这一途径对医患双方都是代价高昂的：医生由此获取的每一块收入，都要让病人付出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而医生们则为此而广受诟病，背负道德包袱。

这一道德困境根源，并非中国医生生来贪婪无良，它是不合理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医生有权为他们的专业服务谋取报酬，而病人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医生将有更多获取报酬的机会，而病人也将有更多选择，他们都将有动机抛弃大处方。医疗事业的核心资源，无疑是医生，因而，让医生获得更多主动性，让报酬更直接顺利的流向医生，将是充分实现该核心资源之价值的不二法门，而现有医生的价值能够充分实现，也将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于医疗事业；只有当医生得到合理报酬，得到尊重，不再身陷道德泥潭，病人才能得到好的服务。

（按：尽管我使足了劲夸这项改革，但我很怀疑它是否真能实现，折扣将会很大，能折掉七八分、剩下两三分，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网络电子读物在中国的繁荣和巨大影响力，要归功于宣宣对纸质出版物的管制，他们仍在将读者和作者继续推向他们难以控制的空间，其愚蠢是不可救药的。）

出版业有望迎来转机
辉格
2009年4月21日

本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日前，该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具体阐述了此项改革的宗旨和内容，除了推进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出版市场的开放和主体多元化，他还表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解决民营机构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让他们不再依靠买卖书号生存”；据他透露，中央各部门所属的148家出版社将在两年内完成企业化改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出版业即将迎来一轮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市场化改革，它有望为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出版业带来转机。

过去二十年中，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许多行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出版业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曾经释放了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文化和精神饥渴，一度带来出版业爆发式增长，但自那以后，出版业长期徘徊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所退步；从图书印刷量看，在1986年达到66.7亿册的高峰后，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出版业的这种长期停滞，与同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都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性障碍。

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爱读书，是因为商品社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物欲横流、对精神产品失去兴趣的结果；看看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拥有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也常常被贬责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但美国人在买书上的花销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不仅书价很高，阅读率和人均购书量也名列前茅。也有人说，影视业的繁荣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吸引人们从书刊转向了影音产品、网络媒体和电子读物；这种说法同样缺乏证据，首先，中国的影视业并不发达，影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皆与英美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网络和新媒体对报纸杂志等时效较强而篇幅较短的出版物，的确造成很大冲击，但对图书出版则没有负面影响。

相反，网络和新媒体很可能还从正面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博客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激励和锻炼了许多原本不会成为职业作家的写手，而网上免费的电子文本常常会吸引读者去购买纸版书；同时，亚马逊、当当等电子商务网站大大方便了读者选购图书，也为出版商扩大销量和降低营销成本提供了极大帮助。国际大出版商的业绩也证明了网络对图书销售并没有损害，从05年到08年，企鹅集团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盈利增长，而且这还是在纸价高速上涨的条件下做到的。

因此，将图书出版业的停滞归咎于如今的中国人不爱读书或不爱读纸书，是错误的判断，停滞的原因还要从出版业本身去寻找。在我看来，出版业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特别是高质量图书供给太少，这样就很难吸引读者掏钱买书。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产业链发育不成熟，二是管制过紧。图书出版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从作者、经纪人、出版商，到发行商、图书市场、零售书店，每个环节都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商业模式，而这些对于长期处于计划模式下中国出版界从业者们，都是陌生的；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这些职业和商业模式的发育成熟，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在其他行业，得益于开放、吸引外资和全球化，产业链的改造和成熟过程被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商业模式被迅速移植过来；而在出版业，对外开放来的很晚，而开放度又很低，国际大出版商很少进入，即使进入也抱着试探心理；以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企鹅集团为例，它仅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隶属于其澳洲公司，至今没有获得在内地的出版资质。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了出版业的开放，而最近的《指导意见》和柳斌杰署长的阐述也确认了未来的开放政策；因此可以期待，未来国际大出版商的进入，将为整个出版界改造商业模式、提升职业素养和改善产业生态，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然而，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更加根本的障碍，是过度严格的书号管制和低效率的审查机制，正是它们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供给瓶颈。书号买卖是典型的过度管制造就的寻租市场，其结果是出版业的极度激励扭曲和资源错配，在缺乏其他激励的情况下，拥有出版资质的所谓正规出版社，依靠出售书号生存，失去了寻找好书的动力；而大量没有出版资质的民营书商，在高价书号和多层审查环节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短期获利的畅销书上；同时，由于管制租金造成了合法出版渠道的高成本，对盗版商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导致盗版书泛滥成灾，进一步挤压了合法书商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这一状况，使国内出版市场失去了对国际出版商的吸引力。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放松对出版资质的管制，让出版商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获得资质，其次要放松书号管制，应将书号审批改为书号登记，将图书出版的事先审查改为效率更高的事后审查，更多的借助出版商的自律而不是直接干预，这是以开放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的应有之义。借助开放和消除供给瓶颈，出版商将有机会为读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图书，图书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才可能真正繁荣。

硅谷双娇香消玉殒
辉格
2009年4月2日

就在Sun即将被IBM收购的消息传出不久，前天，另一个Unix系统厂商、图形工作站先驱SGI，第二次宣布破产重组，并接受一家默默无名的群集计算厂商路克博2500万美元的收购，这或许标志着，专有Unix系统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已不复存在。Sun和SGI这一对同于1982年创立的硅谷双胞胎，斯坦福的一代双娇，同时以Unix工作站起家，同样曾在该领域创造辉煌成就，同样的工程师背景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同为视微软为恶魔的开放旗手，同样的人才济济、创新叠出、却始终找不到好的生财之道，如今，她们又双双相继陨落。

SGI从90年代的辉煌迅速走向衰弱的故事，可以被商学院用作经典的反面教材，演示一群技术天才如何糟蹋他们手上的珍贵资源，如何一次次错过对于其压倒性优势而言唾手可得的发展良机，如何犯下众多幼稚可笑的自杀性错误，又如何在挫折面前手脚慌乱、举措失当。

SGI的看家本领是图形计算，即需要图形化展示和处理数据的应用，其潜在应用领域极广，一方面，许多应用本身与图形直接有关，比如工程与建筑设计、医学影像、动画、游戏等，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知特性偏爱图形化的直观表达，而难以应付大量抽象枯燥的数字，因而图形化在科学研究、商业分析、数据展示等各种领域都有强烈需求。早期的图形工作站非常昂贵，动辄几十万美元，只有那些石油、航空航天、工程设计、科学研究等财力雄厚或高度依赖图形化的企业愿意负担，因而SGI的目标客户自然就锁定在这些企业上，在这方面很长时间内她都是毋庸置疑的老大。

随着工作站价格下降和性能迅速提升，图形应用的领域也随之大大扩展，按理说SGI凭借其优势至少可以水涨船高，但事实上她错过了太多机会；最初的高端用户锁定不幸成为惯性，让他们忽视了新兴领域的机会；首先错失的机会是动画制作，这原本可以被SGI圈为自留地的领域，他最初也的确凭《侏罗纪公园》和《指环王》大出风头，最后却没赚到多少钱；梦工厂用的是惠普工作站和服务器，而特效大片的油水被IBM拿走大半，甚至小屁孩戴尔也从《黑客帝国》制作中分走一杯羹；95年SGI收购了Alias和Wavefront，原本这可以让她确保在动画界的领导地位，但她在推进该战略上显然心不在焉，后来甚至以5700万的低价把Alias/Wavefront卖给了KKR，后者很快以三倍多价格转手卖给Autodesk。

90年代后期信息产业的两大趋势，一是发展瓶颈向软件转移，二是硬件的规模向下优化，所有企业都对此作出反应——除了SGI，她仍把重点放在把机器做大做强，为此她收购了巨型机厂商Cray（和她的所有收购一样，最终还是转手卖掉），来发展她的非对称并行运算；同时，她却听任CAD领域的迅猛发展，眼看着Autodesk们大口吞噬着原本就在她嘴边的肥肉。PC性能的提升和随之而来的规模向下优化，让图形应用进入了桌面，对此，SGI既没有向软件转型，也没有将产品延伸到Wintel平台，更没有为PC制造他们拿手的图形芯片和板卡，而对PC的忽视也让SGI丢失了整个游戏业；这方面的迟钝和守旧的结果是，大批从SGI出走的工程师造就了ATI和nVidia在PC图形产业的巨大成功，后者如今已俨然成为GPU的领袖。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愚蠢的错误，尽管SGI专注高端应用，坚守Unix平台，忽视PC，却居然经不住Wintel双头之一Intel的勾引，十分鲁莽的宣布放弃MIPS平台和RISC阵营，转向当时还在初始开发阶段的Itanium，后者是Intel和惠普用来在服务器领域对抗RISC的芯片架构；然而谁都知道Intel和惠普是Wintel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的Itanium战略是三心两意的，一旦与Wintel有所冲突就得让路，这一点从惠普自己将PA-RISC一直保留到2008年就不难看出；事实证明果然如此，Itanium一拖再拖，SGI被迫在她早已宣布放弃的MIPS平台上一直挣扎到2006年，她被狠狠地耍了一把，这一愚蠢决定直接导致了她的灭亡。

工程师经常能创造优秀的技术、产品和企业，但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好的商业眼光、市场战略和管理能力，然而工程师背景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经常会排斥商人和管理专家，而看不到提升机会的商界高手不愿进入这些企业，这常常是技术企业在短暂辉煌后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

博主能继续谈谈为什么“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么？为什么合并对其生存有利？

为什么专利还是一波一波的不是持续性的，上一波专利浪潮指的是什么时候发展的哪些药品为代表的？

你觉得药业巨头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中国没有欧洲的老牌大药厂，没有强大的科研机构，没有自己的科研实力，那么中国的药厂除了等待专利过期和“盗版”专利，还有什么发展策略？印度的制药业发展很快，是什么策略？中国药业发展是否要步其后尘？

我之前看过一个观点，说的是现在在新药研发中所普遍采用的combinatorial chemistry方法已是穷途末路，不知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是否与楼上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的原因有关，即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甚至已经停滞？

（按：最新消息，罗氏与GenenTech以达成合并协议。不过罗氏对GenenTech的投资与其他几宗有所不同，GenenTech相对来说是个新创公司，比较侧重研发）

尚未成熟的药业巨头
辉格
2009年3月11日

周一，大型制药商默沙东宣布以411亿美元并购先灵葆雅，这是药业巨头之间系列并购案的最新一桩；辉瑞在年初已宣布并购惠氏，而在先灵葆雅案公布次日，罗氏立即提高了对GenenTech剩余股权的报价；罗氏早在1990年便收购了GenenTech的56%股权，并于去年7月发出对剩余股权的收购要约，新报价很可能促成交易。多位分析师猜测，药业并购还将持续，百时美施贵宝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并购市场几近冻结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并购案显得尤为惹眼，也给困境中的各大投行带来了宝贵的佣金。

制药业的并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基本上是同质化行业巨头之间的平行合并，而甚少资源互补和供应链垂直整合的成分；这种简单鲁莽、缺乏想象力的并购，凸显了大制药商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增长和收益，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而过分依赖于80年代立法变革后那一波技术浪潮中所获得的大批专利权，而一旦这批专利和相关垄断权到期，他们未能表现出一个成熟企业应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于是，此前为维护和运用这些垄断权而建造的那部庞大的营销、游说和诉讼机器，便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系列并购实际上是在缩减这些机器，并把剩下的米集中到少数几部机器中来。

美国或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大型制药商，构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产业，它的核心资源并不是药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而是建立、维护和尽可能延长垄断权的专利机器；它们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那里，寻找有前途的产品，去注册专利或签下专利使用权、组织临床试验、谋求FDA批准，然后凭借强大的营销机器将其转化为收入流，并在此后用尽一切可能的政治游说和诉讼手段来延长专利和垄断权；一旦垄断权到期，通用名药进入，药价通常下降80%，而这一价格完全不能支撑他们的庞大运营机器。

三个因素造就了制药业的这种生态特征。首先是政府科研资助：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每年近3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两倍于所有制药商的研发经费总和，加上民间慈善资助和大学自有经费，几乎完全挤出了制药商对医药基础研究的潜在投资需求；显然，对于他们，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去开发，结果是，即使那些总部在欧洲的制药商，也都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以便就近利用这些成果。其次是立法变革：1980年以前，承接政府合同的大学和企业，不得将合同项目中获得的成果注册为专利，贝赫-多尔法案为大学和小企业解除了该限制，82年里根总统的行政命令为大企业也松了绑。这一变革激发了科研系统的产业化浪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二十年信息和医疗产业的繁荣；大学也纷纷走出象牙塔，谋求与产业界的合作，从大学涌出了大批创业公司。

然而在此过程中，与信息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药业的大量新创公司中鲜有像信息业的英特尔和思科那样壮大为行业巨头，相反，利用这一浪潮大获其利的，都是老牌制药商。理解这一反差，就要引入第三个因素：FDA管制。在信息业，巨额政府资助和贝赫-多尔法案所释放出的产业化动力，其结果流向消费市场的路径是畅通的，而在医药业，这条路径却被FDA牢牢束缚着；这样，企业获益的关键，既不在于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NIH替你做了），也不在于能否将技术产业化（这条路放开了），而在于能否通过FDA关口从而获得垄断权，并在过关之后能否将垄断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FDA每年只批准几十种药品，其中只有10%左右是新分子药，其余都是改头换面的旧药；为了通过这一窄的可怜的关口，制药商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组织临床试验和等待审批，然而在开始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先注册专利，否则就会被人抢注，这样等通过审批，专利期限已过去大半；为补偿这种损失，国会将药品专利从17年延长到了20年，同时FDA会通过阻止通用名药进入而额外给予垄断权；此外，为同一药品的不同用途、剂型、工艺、甚至包装，注册时间上错开的多个专利，并结合一系列精心计划的诉讼，制药商可以把垄断权再延长三五年。

这其中涉及的政治和法律手腕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明显的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所需要的资源，与药品研究和开发能力毫无关系，也不是那些科研出身、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们所能胜任，这些是老江湖的特长，说白了，就是捣浆糊的能力。然而正是这一能力，却成了决定制药商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在管制制度的激励下，企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游说、公关和诉讼机器中，不仅每个大药商雇佣着庞大的律师团，制药商协会在华盛顿还供养了全美最大的游说团。

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和严格的准入管制，造就了今天美国制药业严重的扭曲状态，它丧失了自我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深度，成为寄生在科研体系边上的专利机器；这样，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