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隐私权不必急于立法
辉格
2010年5月31日

近年来，有关人肉搜索是否该立法限制的问题，时不时就会被热烈讨论一番，每次有人因人肉搜索而遭殃时，常会有潜在的同病相怜者出来担忧一下，而每当某地推出新的信息安全条例时，网民和记者就会带着警惕的目光怀疑其是否针对人肉搜索而来；最近刚通过省人大一审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尽管立法机构在事后都否认这些条例是专为限制人肉搜索而起草，但其中关于私人信息发布的规定确实涉及了人肉搜索行为的合法性；不过，通常说的人肉搜索，主要是指把已经公开存在于网络上、但原本鲜为人知的资料，挖掘整理出来，从而揭示出一个公众人物较为隐秘的一面，这么做需要借助搜索引擎，但搜索引擎并不能一次性简单完成，需要发动大量人力去搜寻各种平时很少有人关注的角落，其中还需要对人物关系和事件脉络进行人工分析，所以才叫人肉。

所以，原始信息的数字化和上传行为并不是人肉搜索的主要环节，尽管这常常是它得以进行的前提，因此，有关私人信息发布的立法，涉及的主要是网络隐私权问题，即：将私人信息放上网络，或者将其从网络私有空间复制到公共空间，这样的行为在何种条件下是非法的？这一行为边界，确实还有待澄清；由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大幅改变了我们的信息环境，对于一些行为是否侵权的认识已变得模糊，而对网络文化接纳程度上的差异，也必将导致对权利边界的争议。

以浙江省上述条例为例，它规定“不得擅自发布信息权利人的信息资料”，但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回答边界问题，谁是信息权利人？我拍了张街景照片，权利人是我？还是照片上那个提着酱油瓶飘过的小伙子？或者，如果取景框里有一对正在接吻恋人呢？如果是邻居院子草坪上正在晒太阳的半裸美女呢？

我想，随着场合、情景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人们对于一项形式上相似的行为是否侵权的看法，会大为不同，所以，通过类似上述条例中那些苍白规定来界定权利边界的希望，是注定会落空的；正如一些法律学者所指出的，对于网络隐私可能出现的纠纷，法院其实已经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来处理，对于侵权我们有民法通则，对于服务过程的隐私保护，我们有合同法，对于信息安全，也有全国性条例，所以，各地方纷纷为网络隐私而制订条例，实属多余。

长期以来，舆论中都有个不好的倾向，每当出现一种新的侵权形式，就会有许多声音呼吁政府出面“规范”，呼吁人大制订法规；然而，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良好秩序，法治是否健全，并不是看它有多少法规，事无巨细的覆盖到生活的每个细节，相反，法治的优劣，要看是否存在一个可信赖的程序性机制，去执行已有的规则，同时也要看，阐释和运用这些规则的机制，是否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延伸到不断出现的新型纠纷。

法律的本性决定了，它应该是简单而易于理解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熟读每部法律后，才能进入社会、与人交往、经营生意；好的法律是那些能够被善良、诚实、审慎和善于为他人着想的人所能够预知的规则，至少在他所熟悉的行为空间内，善意和审慎便可让他避免触犯法律。

正因为此，立法机构人工拟制的成文法规，对于推动法治健全并无好处，如果它符合基于善意和审慎的合理预期，就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与合理预期相抵牾，那只会制造的混乱和冲突，也束缚了法官基于个案特定情境而运用一般原则的能力。

这一点，对比普通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的法治状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绝大部分涉及行为和权利纷争都会去法院、循着司法路径解决，而在欧洲大陆，公众和媒体一番争论之后，通常就有一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关起门拟定法规，最后送到议会表决。

当然，成文法传统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但成文法也有好坏之分，好的成文法跟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涌现的规则后面，以谦逊的姿态理解、阐释和整理这些规则——在普通法传统中这些就是法官的工作，比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就是对长期司法实践中所形成规则的汇编整理；坏的成文法则试图强行改变既有规则，或凭空人为建构出规则，老子箴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适合的就是这一类。

所以，对于网络隐私这一新事物所带来的新型纠纷，不必急于立法，不妨等待网民和服务商在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规范，论坛版主、博主、网络媒体、内容运营商、空间提供商，都可以发展自己的规范，国际上也有许多正在浮现的规则可以援引，等这些规则已广为当事各方所接受时，再引入成文法规不迟。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

关于第10条，能否举例详解？哪些案件中（或说什么情况下），你会禁止；哪些案件中，你仅仅是提醒他们注意有效性？凭空很难想象。

何帆老师的文章很好，也很难得，我篇篇都看，而且现在牛博作者中我还在读的，只剩他一个了。

今天这篇《假如你的律师欺骗了你》就很有意思，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案例，而且少见的是，在这个案子上，多数方和少数方的判决意见我都不太赞同，我觉得他们都没击中要害（我没去看完整的判词，只根据何帆的介绍），不过，对于最高法院来说，没击中要害未必算是缺点，相反，他们经常会故意避开要害，这是慎用重器原则的体现。

多数方把重点放在了驱逐出境这一后果的严重性上，并依其严重性而拒绝认可其为间接后果，而少数方则只是在重申一般原则，拒绝承认此案有足够特殊性，以至于需要建立新的次级原则。

而我认为，此案的重点应放在律师群体的知识状态上，即：作为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否能够预知驱逐的后果？如果是，那么，上述人就有理由期待获得这一信息帮助，换句话说，任何当事人都有理由期待他的律师能对以其应具有的知识状态所能预见到的严重后果，向他做出提醒。

我认为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如果它被打破了，应得到矫正或补救，在本案中即应发回重审。

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能预见到”，与该律师当时是否果真预见到，没有关系，与该律师是否实际拥有做此预见的知识，也没有关系，而只与整个刑事辩护律师群体在此问题上的知识状态和预见能力有关，也就是说，若这一预见是可期待的，那么，该律师特别无知或特别迟钝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得上述期待变得不合理。

去年，在一篇关于机场拾金案的文章里，我表述了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根本上讲，法律的功能，在于为生活于社会的人们提供一个可预期的人际环境；在此环境下，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未来所抱有的合理期待，不会被他人的行为所打破；同时，他们也可以相信：如果他们的行为打破了别人的合理期待，其后果会得到矫正，而自己还可能受到惩罚。因而，判定一项行为为非法的标准便 是：行为人是否可以在事先合理的预期到，该行为将会打破他人的合理期待。

人的预期，和对此预期是否合理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况且，这样的判断发生在千变万化的现实情境中，这就很难用明确的条文来细致的规定各种情境下的各种预期是否合理；对此困难，普通法的做法是借助普通人的常识理性，由随机选取的当地居民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双方的预期是否合理；特别是当案件涉及一种全新的情境时，陪审团的作用便更加必要，它可以避免法官的个人偏见；而随着常识理性的不断重复运用，一些情境下的判断便逐渐被积累和总结下来，一般化为实体法规则；此时，法官的专业判断力和已有的实体法规则，作用便优于陪审团，在这里，法官实际上是在代表历次陪审团判定中所蕴涵的精神。

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保护合理预期原则”，但是，该原则有一个困难，即：当双方的预期看上去都很合理，而一方的行为却给另一方造成了伤害，那该怎么办？逻辑上，这显然是可能的。

我最初思考这个问题是在阅读霍姆斯的《普通法》时，当时假想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某个人迹罕至的荒弃小镇上，有个废旧谷仓，某日，其旧主人回到谷仓，要从屋顶取些木料用，在他取木料的过程中，随手将一些木头扔到谷仓旁边的小路上，不幸，砸中一位过路牧人的脑袋，造成重伤。

这里，对于谷仓主，他可以合理的预期，荒废已久的小路上不会有人经过，而对于牧人，他同样可以合理的预期，荒废已久的谷仓顶上不会扔下木头。

当时我没想出答案，唯一能说的是，这对双方都近乎于天灾，要么就平分损失吧？

昨天读到一本霍姆斯文集（《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里一篇非常精要的文章“法律的道路”（特此推荐），其中霍姆斯谈到了上面的困难，他用的是另一个案例，虽然这个案例并不能解决我的假想案例中的困难，但对于“两个合理预期相互冲突”这种情况，却给出了部分解决方案，案例如下：

某甲诉某乙非法侵入其土地，而乙举证证明他过去20年来一直公开使用这条路，并据此声称他拥有通行权，而甲则争辩说他将一份许可证授予了一个他有理由认为是被告代理人的人，因而乙过去的通行是在他授权之下的，而不是一项基于事实而获得的权利。

按霍姆斯的观点，应判乙胜诉，理由是（我的解读，未必与其本意完全相符），当两种合理预期相冲突时，优先保护实际实施占有的那一方的预期，或者更进一步：当权利状态不明确，且依其他原则无法明确时，按不转移实际控制的原则加以明确；采用这一原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动荡和冲突。

霍姆斯是在谈论诉讼时效性是引出这个话题的，但在他看来，时效性这个词在此具有误导性，掩盖了此类案件处理方式背后的真正法理，如上可见，这里的原则其实跟时间没有多大关系。

这段论述，如同该篇文章其他部分一样，非常精彩，再次提升了我对霍姆斯的敬仰之情。

此文另一个亮点是，我发现，波斯纳法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其实在这里已经看得出苗头。

转基因粮食应清晰标注
辉格
2010年2月23日

近来，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于去年十月获得农业部安全审批的事情，在经过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学者的渲染和高调抨击之后，迅速成为公众争议话题；争议的要点，从食用安全性、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冲击，到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对粮食战略的隐患；最终，在一场夹杂着科学判断、公共政策评价和国家产业战略的混战中，再次落入了我们所熟悉的国际阴谋论和声讨贪婪跨国公司的老套。

从技术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确实在粮食的抗害、增长和营养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有望带来许多此前难以想象的改进，也将是未来数十年技术创新和产业增长的重要领域；目前已经量产的大豆、棉花、油菜等许多转基因作物所取得的市场效果，充分展示了这一前景。

反对者所提出的质疑和担忧，大多是原则性的，比如，担心人工植入的基因会造出极不寻常的新物种，从而给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却少有人具体的指出，某种特定的转基因作物，会通过何种生化机制，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换句话说，反对一方不仅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了对方，而且要求其证明那些“不可预料的后果”是无害的，当对方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要求对这些技术施以事先的禁止，而不仅是伤害实际发生之后的赔偿和惩罚。

显然，对创新者施加如此严格的安全验证责任，是不现实的，若推广到所有创新领域，将完全扼杀创新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严格责任也从未施加于任何产业，这样，反对者就需要论证，为何将其施加于生物工程，就是合理而必须的呢？

生产者制造出全新的产品卖给客户，若双方信息完全对等且不涉及第三者利益，那么无论该产品有多危险，这都是双方的自愿行为，政府和司法没有插手的余地；但通常，生产者会对潜在危险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好的机会探测和避免这些危险，所以法律会要求他履行合理审慎和充分告知责任。

但这些审慎和告知责任不是无限的，它只适用于凭该行业通常具备的专业知识所能预见的、并且以该行业的技术水平能够成本可行的加以避免的那些危险；比如，小饭馆厨师在尝试一道新菜配方时，或许“我自己尝过了，没事”、“没听说这些料有啥禁忌”这样的审慎便已足够，但是对于面向数亿食客的麦当劳，一道新菜的安全性，法律或许会要求更严谨而全面的验证。

对于转入Bt抗虫蛋白基因的水稻，在商业化规模种植之前，要求开发者对这种蛋白的食用安全性做严格验证，无疑是合理的；如果环保组织基于生物学知识和作物驯化经验，担心该品种野化后或与各种野稻杂交后，是否会疯长为难以清除的杂草，因而要求开发者审慎验证，也不乏其合理性。

但是，诸如“这种蛋白的害处会不会在三十年后表现出来”、“野化和杂交许多代后会不会变成无法控制的怪物”之类的担忧，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注定无从验证，以此担忧为基础来反对转基因作物，便失去了法理依据，法律若采纳此类反对所依循的原则，我们社会的创新机会将被完全扼杀。

事实上，转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等非粮食作物早已大范围种植，并未像转基因水稻这样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可见，人们所担忧的主要是长期食用的危险性，而不是其生态后果。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种担忧并没有科学依据，它与其说是对生理伤害的担心，不如说是对怪异事物的恐惧和反感；对生命物的神圣感、对人为干预生命形态的反感，更强化了这种心理抵触，这是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所无法消除的。

然而，在大众看来，为何我们必须相信专家？为何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直觉、喜好、习俗和信仰，来决定相信哪些食物的安全性，或者宁愿冒什么样的风险？而要听凭一小撮专家的所谓科学判断的摆布呢？难道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都是在专家的科学意见指导下进行的？

是的，对转基因作物担忧的非理性，并不能免除开发与生产者的充分告知责任；当事涉个人利益和权利时，人们有权表达和主张他们的担忧，即便这担忧毫无科学道理；比如，你把蛆蛹清洁消毒磨碎后掺进糕点里卖给我，你就有责任事先告诉我，因为你完全有理由预见到蛆蛹会让许多人感觉恶心，即便你找到一百位科学家作证说这蛆蛹多么卫生无害富有营养，也不能免除这一责任。

同样的，人们有权对转基因食物保持毫无来由的反感和恐惧，从公众反应看，这样的反感和恐惧是真实而普遍存在的；这样，充分告知责任便要求开发和生产者对转基因粮食作出明确的区分和清晰的标注，在包装、运输和分销等各个环节上采取合理措施来避免其与传统粮食相混淆；如果技术和成本上可行，法律甚至可以要求转基因作物必须同时转入特定颜色基因，以确保混淆不可能发生。

索马里海盗困局出路何在？
辉格
2010年1月4日

新年伊始，一度在各大国展开护航行动后有所收敛的索马里海盗再度出击，元旦当天连劫两船，49名船员遭绑架，其中包括5名中国籍船员；过去两年中，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索马里海盗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坚韧性、灵活性和战术调整能力，虽几度收缩，但每次受挫之后都能找出新的位置和方式，出奇制胜，08、09两年都实现袭击次数翻番。

据专业经营海盗险和绑架险的HISCOX公司统计，过去十年绑架案增长三倍以上，平均赎金从每船100万美元提高到200万，该公司海盗险保费收入增长十倍以上，其中大部分归因于索马里海盗；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海外被绑架者的国籍排名中，中国人赫然居首；惊讶之余，不禁让人怀疑，现行国际秩序究竟能否为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提供可靠的安全环境？

自从1991年巴雷政权垮台之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按流行说法，索马里之成为海盗窝，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混乱、武装团伙横行是主要原因；然而，这种观察是肤浅的，海盗孳生确实与无政府状态有关，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索马里社会毫无秩序、法律与规则荡然无存，处于无法无天的丛林状态。

索马里的独特状况，近年来吸引了一批人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兴趣，他们的深入研究表明，实际上，尽管缺乏政府体系，索马里基层社会有着良好的习惯法系统和社会秩序，这一法律和秩序维持了索马里经济生活的运行，在许多领域甚至有了不错的发展，总体发展情况要好于巴雷政权22年统治下的状况，也好于许多非洲国家。

拿海盗行当来说，劫船勒赎在索马里已发展为一门结构复杂、秩序井然、且颇具规模的产业，绝非小股乌合流寇杂乱无章的各自为战，从事者不仅分工精细，还吸纳外部投资和散户入股，数十家海盗公司的股份还在集市上交易；获利者不仅将资金投入合法产业，甚至资助当地医疗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他们在东非区域经济中表现活跃，广泛投资于肯尼亚和吉布提实业和地产，据说过去5年已将内罗毕房价推高了3倍。

索马里过去十年的经历，实际上是其向传统部落社会结构回归的过程；如同其它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现代政府是由一小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和军事强人强加在传统部落结构之上的一个缺乏根基的表层装置，其维系极大的依赖外部支持，先是冷战双方的竞争性援助，后是针对资源供给的保护性援助。

冷战结束后，此类政府大都垮台了，那些成功重建现代政府的国家，要么因其富产资源而得到了新的保护性支持，要么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上多少获得了些成功；然而索马里既没有重要资源，部落结构也完整保存，因而这个社会十年来始终顽固的抗拒着现代主权政府的重建。

或许正是因为良好保存的习惯法足以提供日常生活和经济运行所需的秩序，人们对主权政府没有需求，而早先政府的不佳表现更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因此，海盗问题所揭示的，并非混乱状态与国际秩序的冲突，而是习惯法下的传统部落秩序与主权政府下的现代秩序之间的冲突。

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一切规则皆以主权政府之存在为前提，在索马里，部落、氏族和家族等传统社会单位事实上主导着部落地区的结构，却无法成为合格的国际法主体，而被接受为主体的所谓临时政府实际影响极为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因而同样难容于国际秩序。

和日耳曼习惯法一样，在索马里的Xeer习惯法中，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不是天赋的，而是个人因生活于该习惯法下，因认同、遵守和共同执行其规则而获得的，是他与社会其它成员的契约；因而，那些生活于共同习惯法之外、其行为不为Xeer法所约束、从而与部落社会不存在契约关系的“外人”，或者那些因拒绝遵守规则而被逐出法外的族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在索马里人看来，公海上船只的船员和货主便是法外之人，所以，他们的海盗行为既不会受习惯法所约束，也不会给他们带来负罪感；如果我们回顾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那时封建法之下欧洲人对待海盗行为的态度，与今日索马里人十分相似，许多诸侯乃至君主都资助和入股海盗冒险家，甚至以此为主业，毫不以此为耻。

两种法律体系的根本冲突，使得部落社会无法与主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国际秩序，从而在两种世界的夹缝空隙之间，留下了匪盗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西方国家的应对策略，迄今仍多半局限于在部落区扶植现代主权政府，配以现代化建设援助和武力打击，而忽视了如何与原有部落结构和法律系统对接。

这一策略是失败的；彼得雷乌斯在2007年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成功扭转乱局，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认清了上述秩序冲突，并采用了恰当策略，他征召了大批人类学家去摸清伊拉克的部族结构，据此而制订了此后大获成功的“安巴尔觉醒”行动，该行动绕过主权政府而直接与部落、家族和教派达成交易与合作，激励并资助后者驱逐恐怖组织。

海盗困局的出路，需要类似的努力，若要索马里部落放弃海盗行动，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限制海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要求国际各方在尊重当地习惯法的前提下，直接与在部落秩序结构中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单元——部落、氏族、市镇等——达成交易、作出契约性安排，而不是去赞助和强化一个渺无希望的主权政府，后者只能抑制和破坏传统秩序向良性方向扩展。

http://zh.wikipedia.org/wiki/多中心法律系统

多中心法律（Polycentric law）是一种独特的法律系统，其中多个法律提供者相互竞争或彼此司法管辖范围相互重叠，相对于垄断性的制定法系统，后者每个司法辖区有一个单一的法律提供者。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前电信与技术研究主管、现任加州查普曼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汤姆·贝尔（Tom W. Bell）^[1] [2]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多中心法律”的论文，后由人道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发表，他在论文中指出，其他人（例如兰迪·巴内特（Randy E. Barnett））使用“私造法”、“纯私法”和“非独断法”等名词表述这些多中心的另类法律。^[3] 他概述了国家建立之前的传统习惯法，包括由哈耶克、布鲁斯·本森（Bruce L. Benson）和大卫·弗里德曼（David D. Friedman）所阐述的那些，他列举了盎格鲁-萨克逊习惯法、教会法、行会法和商人法等作为多中心法律的例子，他指出，习惯法和制定法并行于历史，当罗马法随罗马帝国的扩张而披泽于罗马人之际，非罗马人仍被允许保留其本土法律。^[3] 在一篇于蒙特·沛勒林学会所举办的1998年哈耶克奖学金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题为“新千年的多中心法律”的论文中，贝尔预言了三个可能发展出多中心法律的领域：另类争端解决、私人社区和互联网。

从1992年至95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资助了一个“多中心法律”研究项目，由拉尔斯·埃里克森（Lars D. Eriksson）领导，其目标在于“通过描绘现代法律和现代法学理论的不明确性，展示现有法律范式的不足，并致力于为现代法学理论探索另外的法律和道德可能性”，并“通过摧毁法律统一性观念和重建法律与道德差异性，从而多中心法律理论肇基。”该项目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在1998年由阿瑞·希沃宁（Ari Hirvonen）编辑的《多中心性：法律的多幕剧》一书汇集了该项目参与学者所著论文。^[4]

作为最早论述“非独断法”的作者，兰迪·巴内特后来也采用了“多中心法律秩序”这一术语，他在《自由的结构：法律的公正与规则》一书中，解释了此类系统的优点。^[5]

布鲁斯·本森也采用了该术语，他在卡托研究所2007年的一份出版物中写道：“多中心习惯法系统看来远更能为各种不同社区产生大小适宜的有效司法管辖范围——这些社区或许比多数国家小许多，并与许多围绕于它当代政治性司法辖区共存（例如，今日的国际商法便是如此）。”^[6]

约翰·帕尔查克（John K. Palchak）和斯坦利·梁（Stanley T. Leung）在题为“无需国家？多中心秩序论批评”的论文中，批评了多中心法律这个概念。^[7]

我不太喜欢“多中心”（Polycentric）这个词，“多”和“中心”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的，所以我还是用“无中心”这个词，或许用“无主权”更好。

索马里这样的无中心习惯法系统并不新鲜，令人称奇的只是它在当代索马里还能运行的这么好，实际上，给我的印象是，它与日耳曼习惯法非常相似，这可能提示了此类系统在人类某个时期曾普遍流行。

有两点相似性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1）民法为纲：基本原则是对损害之补偿，而非惩罚，整个法律基本等同于民法，刑法是后来随主权而产生，由于主权将整个社会的安宁视为自己的利益，用普通法的话说就是“国王的安宁”（peace of the King），犯罪不仅侵犯当事人利益，也侵犯了国王利益，于是才引入刑法。

在此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乃至各种日耳曼习惯法）都已补偿原则处理杀人和人身伤害，每个人按身份有不同价格的偿命金，我记得撒克逊国王的偿命金好像是400磅，普通人大概一千多马克。

2）法律救济是一种商品：法律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主权者恩赐的，而是由特定的供应商为特定的顾客提供的边界明确的服务商品，因而也不是无限的，既然这是一种交易，那么只有当各方都认可交易规则、接受交易条件、并决定参与交易时，它才对他们有效。

从这一原则出发，你就不必对“逐出法外”感到惊奇了，对于无中心习惯法，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像你没有购买某种保险，或者未按时续交保费，保险公司便拒绝继续为你承保，是很自然的事。

逐出法外甚至在早期普通法里仍有保留，叫outlaw，在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我相信其他日耳曼习惯法类似）里俗称狼头（Wolf's Head），意思是人人得而猎之：

In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a "Writ of Outlawry" declared the subject to be "Caput gerat lupinum" (that is, "Let his be a wolf's head"), and it followed not only that, since the subject was no longer human, he had no legal rights, but also that he could be killed on sight as if a wolf or wild animal. Outlawry was thus one of the harshest penalties in the legal system, since the outlaw could not use the law to protect himself if needed, such as from mob justice, and could be robbed or even murdered with impunity.

无中心习惯法是考察人类自发秩序的极佳对象，关于该主题我几年前曾推荐过两本书，一本是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是对巴基斯坦邻近阿富汗的斯瓦特山谷（即目前塔利班主要基地所在区域）部落区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研究，和许多人类学名著一样，这也是一个博士课题的成果。

另一本是法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按其内容，更恰当的书名是无需政府的法律），研究了加州牧区居民之间如何遵循习惯法处理纠纷。

在维基中文添加了Xeer词条，译自同名Wikipedia词条。

顺便说一句，那些有志于为中国学生重写教科书的朋友，其实完全可以从维基开始，这是适合于该任务的最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