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谬误
辉格
2010年3月5日

最新一期的《中国改革》以“超级泡沫的终结”为题，刊登了中信出版社即将推出的索罗斯新书《超越金融》的长篇摘要；如同以往一样，索罗斯宣称全球金融体系已全面崩溃，需要通过大幅度强化监管加以彻底重建。

尽管像索罗斯这样的极端反市场主张，在学界和业界都不占主流，但其主张所基于的认知和理念，却广泛流行于公众之中；好在，不同以往，这次索罗斯清晰的表述了其理念背后的哲学和经济学基础，给了我们一窥究竟和条分理析的机会。

索罗斯开宗明义，首推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表达的思想为其哲学基础；波普的这本书，是对新旧柏拉图主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批判；在柏拉图主义看来，宇宙万物是完美而纯粹的观念在尘世的不完美投影，这份拷贝须时时维护否则便趋于陈旧、腐朽和溃散，而这一维护责任，当然的属于那些比凡夫能更好把握纯粹观念的智者；该哲学运用于社会，便是由哲人王所统治的理想国。

而在波普看来，恰好相反，观念是第一世界在个体意识中的投影，而这种投影是不完美的，因而对于同一事物人们会有千差万别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对于宏大而复杂的事物，比如人类社会，个体难以形成整体性的观念；若社会是依某个理想模型而建造的，其边界和可能性便被既有模型所限定，波普称之为封闭世界，而现实世界是开放的，任何个体意识中，都不可能存在足以与之对应的模型。

索罗斯得到的启发是，人类认知是不完美的，因而所谓完全竞争、一般均衡和有效市场，是不存在的，既然市场不能有效自我调节，就需要政府来监管和干预；这一理解是蹩脚的，由此而生的对市场的质疑，更是倒退回了哈耶克前的水平；正是在波普思想的基础上，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社会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有秩序结构，尽管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未认识到这一结构，但每个人基于其有限认知和不完备信息作出的反应，却自动维持着该结构的运行。

市场正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如哈耶克所指出，市场的有效性并不以个人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备为前提，相反，市场的妙处恰恰是将分散在个体之间的局部、片面、不完备的信息，汇聚为价格信号，对极其复杂的分工、迂回生产和资源配置作出协调，从而使现代流动性大社会成为可能，而它的运行机制，可以在任何参与者都没有认识和理解的情况下自动持续。

以个人的认知不完备来质疑市场，乃稻草人攻击，市场不是在看不见的手被斯密找出、瓦尔拉斯均衡被描述之后才出现的；在市场默默存在的数千年里，没有统计局、没有年报、甚至没有簿记，度量衡杂乱不堪，交易者之间经常语言不通，多数人对百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这些，都没有挡住世界范围的分工、交易和资源流动。

以市场的不完美和均衡的不稳定来质疑市场，则是一种“圣人攻击”，即先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对方，然后以其达不到标准而加以攻击；索罗斯正确描述了金融市场的反射性和正反馈机制，所谓反射性是指金融行情不仅反映经济基本面，也会反过来改变基本面，而正反馈是指各种景气因素之间会相互强化而非相互牵制，这两点导致了经济系统的内在不稳定，表现为伴随着泡沫和恐慌的周期性震荡。

对经济系统的这些特征和机制，自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那一代经济学家以来，早已有了无数的描述和研究，索罗斯并未提出新的创见；和均衡理论一样，周期理论也只是以事后之明，管窥了市场的一个侧面；喜欢均衡和稳定的人或许厌恶市场无法预料的波动和伴随而来的混乱，然而这并不能构成在制度上反对市场的理由，因为市场并不以稳定自证其价值。

对市场制度真正有效的质疑，并且这种质疑能支持索罗斯所主张的政府强力监管，只有三个选择：要么，提出一种排除了市场的可行制度，能在与当今相称的繁荣程度上维持数十亿人口，但如我们所见，历史上一次次寻找和建立乌托邦的努力，只带来了奴役、暴政和灾难，波普阐释开放社会的动机，正是呼吁人们放弃此类念头。

或者，在保留市场的前提下，须说明政府拥有何种可信的理论来预见经济震荡，并拥有可行的工具来平抑它而同时不扼杀市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与索罗斯主张的出发点却恰好相反：因为人类认知能力不足而要求监管，但监管的有效性却依赖于一种高不可攀的认知能力。

或者须说明，政府一旦获得监管能力，即便它不清楚经济运行机制、不能预见周期、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因其特殊的禀赋和行为方式，便自动为系统引入了某种稳定机制；理论上，这同样是可能的，正如打字员并不了解自己的比较优势，却同样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从未有任何理论和经验曾说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实际上曾发挥起过这样的作用。

Last, you are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stead of trading.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 encouraging people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china.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竞争激烈的原因不是出生性别比，而是性选择策略所致，我说，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自然供不应求，但这还只涉及到初婚市场，如果把其他需求也考虑进来，供大于需的程度就更严重，实际上，全部成年男性都是妙龄女性的需求者，其中许多购买力还很强：养小蜜、包二奶、嫖客、杨振宁、花心已婚中年男、老外……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而言，重要的是：122或125这个出生性别比数字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20-24岁的性别比，而后者在普查数据中是102.8，在抽样数据中是93.1；而我相信：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和未来二三十年中大概都不超过100。下面的表格或许会让你得出与我类似的印象：

年龄    2000    2005
0-4岁   120.17  122.66
5-9岁   115.42  119.30
10-14岁 108.81  114.20
15-19岁 105.43  107.88
20-24岁 102.79  93.13

值得指出的是，普查数据与抽样数据中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死亡率，按抽样数据，男孩与女孩的死亡率差距大幅扩大了，部分因为女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部分因为9岁以上男孩死亡率有所上升，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统计偏差还是因为医疗和成长环境的变化。

 死亡率 2000   2005
年龄 男   女   男   女
 5岁 0.77 0.63 0.54 0.54
 6岁 0.67 0.50 0.60 0.24
 7岁 0.64 0.42 0.48 0.18
 8岁 0.63 0.38 0.46 0.23
 9岁 0.55 0.33 0.59 0.26
10岁 0.55 0.34 0.56 0.23
11岁 0.50 0.31 0.51 0.31
12岁 0.48 0.33 0.54 0.28
13岁 0.48 0.33 0.40 0.24
14岁 0.52 0.35 0.46 0.31
15岁 0.59 0.40 0.61 0.32
16岁 0.64 0.41 0.78 0.40
17岁 0.75 0.45 0.77 0.46
18岁 0.89 0.55 1.16 0.50
19岁 1.00 0.57 1.20 0.59

如果我们不采信93.1这个数字，而用上述死亡率在普查数据上计算，结果大约是103，就算采信103，这个性别比压根就不能用来解释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状况，美国2000年这个数字是104。看一下下面的20岁后男女未婚人口变动表吧，它造成的同龄未婚人口性别差率都是两位数乃至三位数：

年龄  男    未婚  %    女     未婚  %    性别比
20岁  97506 94216 96.6  99456 83715 84.2 112.5
21岁  91680 84905 92.6 100143 71225 71.1 119.2
22岁  95182 78405 82.4 103803 60022 57.8 130.6
23岁 112784 77909 69.1 123051 55770 45.3 139.7
24岁 102776 58735 57.1 110344 37170 33.7 158.0
25岁 100577 46609 46.3 110304 26563 24.1 175.5
26岁 108750 38908 35.8 114897 18777 16.3 207.2
27岁 108001 30712 28.4 114031 12896 11.3 238.2
28岁 104788 22962 21.9 109343  8079 7.4 284.2
29岁 117121 20188 17.2 122480  6288 5.1 321.1
30岁 124107 17424 14.0 127815  4678 3.7 372.5
31岁 135601 15410 11.4 142205  3788 2.7 406.8
32岁 143566 13597  9.5 148579  2966 2.0 458.4
33岁 150260 11890  7.9 154701  2307 1.5 515.4
34岁 157487 10734  6.8 161587  1883 1.2 570.0

（按：这场争斗主要是内斗，不是外斗）

价格双轨制残余有待扫除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铁矿石的僵局仍未打破，目前的体制显然已难以为继，企业不可能年复一年的忍受谈判僵局所造成的供给和价格不确定性；然而出路在哪里，业内各方和政府各部门的看法似乎难以调和，据近日传出的消息，主管部门可能要将大幅收缩铁矿石进口权，将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从目前的100多家减少到10家左右；通过强化进口垄断权来提高价格谈判地位，这一努力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将妨碍国内钢铁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化结构与资源配置和调整产能的过程，结果将是保护了效率低下的落后企业，而抑制和伤害相对高效的优秀企业。

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已开始引入，而计划体制还未全面退出之际，价格双轨制一度普遍施行；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双轨制不仅带来大规模腐败，造就大批倒爷，更严重扭曲了产业内的激励机制；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越来越多的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而忽视了技术和管理等企业素质的提升，许多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的企业，仅仅凭借价格特权便可活得十分滋润，而高管们通过批条子也获得了丰厚的个人收入，有些国企甚至退化成了专事倒卖的空壳；90年代后期以来，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但一些行业仍然存在着双轨制的残余，特别是石油、化肥、矿石等大宗物资进口领域，以进口专营权为其新形式的价格特权，让个别企业坐收巨额垄断利润，也日益为业界和大众所诟病。

如果拥有进口资质的都是纯贸易公司，那么，尽管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被无端剥走了一块垄断租金，但还不至于造成行业激励扭曲，因为生产者面对的是同样的价格；然而在目前所施行的进口专营制度下，拥有进口权的往往同时也是生产商，正是这一点是最为有害的，它保护了低效率企业和落后产能，妨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特权企业和它们的支持者或许会说：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我们拥有更高端的技术、更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多的大学生、博士和专家、更整齐漂亮的现代化厂房、更豪华的办公楼，当然是我们代表了先进产能；然而所有这些都证明不了企业的先进和效率，市场经济中，唯有价格和利润是最终的裁判者。

许多大型国企，凭借进口特权获得低价原料，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却屡屡亏损，相比之下，民营中小企业既要承受二三手市场高价原材料，又缺乏政策和信贷支持，却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不仅能生存下来，还能盈利和增长，谁才是先进产能和优秀企业，应该不难分辨；市场竞争如同生物进化，只有经受了环境考验，在激烈而开放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个体，才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先进和优秀的，而任何器官和能力的发达并不能说明问题，任何用特权和与世隔绝的优裕条件供养起来的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走向退化和落后，把家猪和奶牛放出去跟野猪野牛比一下，你就明白什么是先进与落后了。

每一次经济衰退，也都是淘汰过时低效企业的过程，这是市场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利用这一时机开放大宗物资进口市场，消除价格双轨制的残余，为国内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按：俄罗斯政府和军队是中国愤青最好的教师。）

纳布科的纷争与得失
辉格
2009年7月15日

日前，土耳其与保罗匈奥四国在安卡拉就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了政府间协议，纳布科线的三个南方潜在供气国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代表也出席了签字仪式，阿塞拜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潜在东方供气国虽然没有参加，但在早先已作出了供气承诺；经历了多年生死难卜的转折延宕之后，纳布科项目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定于2011年的开工日期看来有了保障；这一结果，基本上终结了其竞争线路南溪线的前途，最大的赢家是土耳其中转商，其次是欧洲消费者，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供应商，其次是乌克兰中转商。

纳布科线的战略意义在于，它通过连接多条已有或计划中的管线——贯穿里海的外高加索线、穿越外高加索的南高加索线、土耳其-希腊线、通往意大利的外阿德里安线——将贯通从中亚到中东到东欧和南欧这一漫长的天然气供给线；未来，它不仅可以将中亚天然气引向欧洲，还可通过南方支线引入中东的庞大气源，甚至从维也纳穿越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口，将很容易将供应延伸向德国。纳布科线的前景一旦明朗，不仅确立了土耳其的枢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将为长期处于犹疑观望摇摆状态的计划中各支线项目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加速这些支线的谈判、决策和投资进程。

按基于南溪线的规划，中亚天然气将向北穿越南俄罗斯大平原，连同俄罗斯天然气，横穿黑海到达保加利亚，然后分两支，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向南进入希腊和意大利，它在东方绕过了里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在西方绕过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从地理条件看，南俄大平原比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的高原山地显然优越的多，然而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对Gazprom垄断地位的担忧，使得欧洲国家和企业更偏向于纳布科，后者可汇集更加多元化的潜在气源，而枢纽地土耳其又是亲西方的北约盟国，并且一直在努力申请加入欧盟，与长期紧张的俄乌关系相比，土耳其与同样拥有突厥文化背景且没有领土争议的中亚国家，或许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

为阻止纳布科线的推进，俄罗斯用尽了所有手段；首先他借助传统政治影响力并抬高价格，试图说服中亚各国将天然气卖给俄国；其次是拉拢德国，作为欧洲天然气最大消费国，如果来自纳布科的气最终不进入德国，其价值将大打折扣，然而在德国人看来，纳布科太过遥远，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在局面明朗之前加以支持，可能既得罪俄乌，又得不到及时替代，两头落空；正是摸透了这一点，俄国适时推出了北溪线计划，该线旨在绕开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接向波兰和德国供气；最后，当纳布科看来已难以阻挡时，俄国甚至许诺将黑海管道中途折向土耳其，以此说服后者转向南溪线，但这显然毫无作用，作为最大受益国，土耳其应该是纳布科的最坚定支持者，表面上的敷衍只不过是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增加一点筹码而已。

对于德国，与现状相比，北溪线显然是一种改进，可以让他摆脱俄乌之争，因而北溪线在德国获得不小的支持，甚至前总理施罗德还出任项目公司董事长，也不难理解；然而德国作为欧盟主心骨也不得不为欧洲利益着想，更要命的是，普京政府近年来在内政外交上一系列颟顸蛮横的表现——从俄乌断气、入侵格鲁吉亚、驱逐格鲁吉亚侨民，到强夺TNK-BP英方资产、击沉中国货轮、抄没华商货物——令世人胆寒，也充分表现出在这个国家，权力广泛介入商业事务，而掌权者又缺乏最起码的谈判妥协意愿，这一状况的揭示，终于让欧洲人下定了舍近取远的决心。

一旦政治前景明朗，纳布科的前途便十分可观，其两期工程的总输气量300亿立方中，阿塞拜疆已签约80亿，土库曼承诺了100亿，埃及承诺了20亿，伊拉克也提出要供150亿；尽管这些数字还远小于乌克兰每年1000多亿的输气量，但合作模式一旦被证明是有效的，各路支线便会迅速启动，届时干线会随之扩容，而消费市场也将随供给充足而得到培育，整个地区的能源供需格局将全面改变。

三控成本未必能降低房价
辉格
2009年3月5日

近日，政协委员、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先生提出，针对目前高房价抑制购房需求的局面，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应共同行动，从控制地价、税费和利润三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当前高企的房价，以便提振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然而，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呢？

首先，企业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尽最大可能的获取利润便是创造股东价值的唯一途径，所以，要求企业主动控制利润，就是要求放弃它们的核心目标，背弃股东，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大概都不会响应。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被改动较大，其中一个改动几乎将我的观点倒了过来，呜呼，我再次呼吁我的朋友们忽略我在报纸上的文字，我对用我真名发表的东西概不负责——这听起来很搞笑，呵呵）

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辉格
2009年2月18日

日前，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去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石油减产，但不是因为欧佩克
辉格
2008年12月24日

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七、八十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老牌低成本产油国，主要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关于石油库存，再推荐一篇Fortune的《石油投机再度兴起》。

这里有个误解，供方收入效应的作用，我说是“降低了供方的供给意愿”，准确的说是把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了，这意味着：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没有收入效应（比如该项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微不足道，或者与此同时他意外损失了其他收入），它的供给会增加的更多。所以，收入效应并不等于“石油价格越高供给越少，价格越低供给越多”，这要看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的幅度，我认为，移到价越高供越少的程度比较罕见。

饭醉通讯社说“供给方永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没错，准确的说，供方追求的是“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最大化”，而不是本期收入最大化。从这一条，并不能推出：油价上涨时，本期供给一定会增加，具体我在原文中做了解释。

收入效应只是影响供给的多个因素之一，指出它并不是否定其他因素。

比如，影响供方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另一个因素，我称之为“门槛效应”，持续的高油价会让其他潜在供给来源（比如海底石油、太阳能等）有机会跨越其早期的成本门槛，这是低成本产油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会设法阻止，这时候，寡头垄断地位和OPEC可以起关键作用。我会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一效应。

……美元今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反弹，但促使其走强的原因是投资者进入到一个“强迫清算”的阶段，……“作为美国人，虽然我讨厌这样说，但我还得承认我准备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抛掉所有美元，”罗杰斯表示，“我将趁着美元这波涨势退出，美元今后的走势将重复英镑当初进入长期衰退的局面。”“美元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许都将前景暗淡，”罗杰斯预测，美元或许在未来几年中将贬值90%。……

……既然不看好美元，罗杰斯对于美国股票的看法也比较负面。他举例说，“花旗、通用的基本面都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相比股票，罗杰斯一如既往地表示看好商品，因为“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得以维护。”他指出农产品是最值得投资的领域，而黄金多头走势仍会持续数年。

我的看法很朴素，两个因素：需求下降，伊朗战争风险暂时消退。

当时冲到140多，其中30多可归因于伊朗风险，我认为；投机因素纯属胡扯，理由是，当时没人囤积石油，只要没发生囤积，投机交易并不会抬高油价，对赌合约只有金钱输赢，不影响现货价格，而当时存货并未增加，现在反而有不少人开始用油轮屯石油。

石油的平均成本不高，但成本曲线很陡，边际成本随产量提高而上升的很快，前几年的高需求把边际供给逼到了西伯利亚无人区和几千米的深海，不难理解，需求的小幅变动会对应油价大幅上下。

另一个因素，我说的，石油供给的收入效应，使得，油价高企时，供给意愿提高不多，下降时，供给意愿反而提高，这对油价的影响是正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