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恶法又一例，见新浪报道：

　　新华网天津1月8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通过《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禁止用人单位以实习名义廉价使用在校学生。该条例将于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规定除学校按照教学要求组织的实习外，单位以实习名义招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根据《条例》，以下七种行为也属于不法用工，包括：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扣押员工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证件；向劳动者收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财物；雇佣童工；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招用无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特殊工种的；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穷人与他们何怨何仇，要如此断人生路？

 

经过前两篇（2）的梳理，问题的焦点逐渐明朗，牛友的质疑推动了我寻求更好的表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交流，也合了我的“科学是一种对话方式”这一信条，所以感谢大家，特别是MiniTrue和laoyao。 首先修正一个术语，我想还是用等级多妻（hierarchical polygyny）代替等级多偶（hierarchical polygamy），以便容纳两个我原本就暗示了的含义：1）它是关于人类的；2）它是男性单方面多偶的。 经过梳理，我的假说的核心推论是：多妻制、等级分化和父系继承的起源时间，早于智人走出非洲之前。 对于这一推论，现有的考古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没有提供正面证据，但也没有提供反面证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确认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对智人成种到走出非洲之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所知太少，而并不是已经有足够证据来划出一个时间上限。 这里先给出一些多妻制的材料（提示：我已说明，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多妻制必然是等级化的，所以，多妻的证据，就是等级化的证据），关于父系继承，稍后再考察。 多妻制广泛流行于各种文化，下面是wiki的Polygamy词条中援引一份民族志普查结果（更多介绍可参见wiki的Polygany词条）：

According to the Ethnographic Atlas Codebook, of the 1231 societies noted, 186 were monogamous. 453 had occasional polygyny, 588 had more frequent polygyny, and 4 had polyandry.[4] At the same time, even within societies which allow polygyny, the actual practice of polygyny occurs relatively rarely. There are exceptions: in Senegal, for example, nearly 47 percent of marriages are multiple.[5] To take on more than one wife often requires considerable resources: this may put polygamy beyond the mean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within those societies.

非洲的多数部落在智人成种后从未离开非洲大陆，其中许多部落很少受外部文化影响，那里的情况是：

Polygamy existed all over Africa as an aspect of culture or/and religion (mainly Islam). Plural marriages have been more common than not in the history of Africa. Many African societies saw children as a form of wealth thus the more children a family had the more powerful it was. Thus polygamy was part of empire building. It was only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at plural marriage was perceived as taboo. Esther Stanford, an African-focused lawyer, states that this decline was encouraged because the issues of property ownership conflicted with European colonial interest.[6] It is very common in West Africa (Muslim and traditionalist).

另一段关于非洲多妻制的文字，来自一个非洲历史网站：

Polygamy has always been a feature of the world. In Africa pologamy expressed itself in the Jewish, Islamic and other native traditions. In all systems there were strict laws which protected the womens position in this traditional African system. Polygamy became taboo with Colonialism due to the conflict with inheritance in large families, the social-economic threat caused by increased African populations and the Eurocentric Christian values. However today polygamy is still a reality and is becoming an option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response to a social dilemma. Polyga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w and balance is a viable aspect of African family systems which is exited from Kemet to Sokoto.

澳洲土著的情况很关键，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后裔，而且从到达澳洲大陆之后就一直近乎与世隔绝。更重要的是，澳洲土著没有农业和牧业，只有渔猎和采集，这表明多妻制和等级分化可以早于农牧业而产生。以下摘自大英百科的Australian Aborigine词条：

Although most men had only one wife at a time, polygyny was considered both legitimate and good. The average number of wives in polygynous unions was 2 or 3. The maximum in the Great Sandy Desert was 5 or 6; among the Tiwi, 29; among the Yolngu, 20 to 25, with many men having 10 to 12. In such circumstances, women had a scarcity value. Having more than one wife was usually a matter of personal inclination, but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were important; so were prestige and political advantage. Some women pressed their husbands to take an additional wife (or wives), since this meant more food coming into the family circle and more help with child care.

另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原始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1929）中描述的Trobriand Islands上的美拉尼西亚土著，其部落酋长拥有十几位妻子和大量财产，这些土著与欧亚大陆的隔绝程度也很高，只有非常简单的园艺农业，没有黎凡特地区发展出的那种农业。 稍后继续……

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

 

与法国郊区失业青年骚乱、德国光头党到处闹事一样，这次希腊骚乱也非一日之寒，长期高达1/4的青年失业率下，不骚乱才怪。青年高失业率的原因很简单，严格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让企业不敢雇佣新员工，即使雇佣也以临时工和实习生为主，已经雇佣的老员工受法律所限解雇不掉，结果青年只好吞吃苦果。

最低工资标准，说白了就是禁止劳动产出率低于该标准的人工作，这跟欧洲禁止2欧元以下的温州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完全是一码事，糊涂人不明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以下摘自WSJ的报道：

从罗马到柏林，再到马德里，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间比北欧、美国或英国的同龄人晚很多，毕业后要找到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的长期工作也是困难重重。

在德国，包括众多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很多年轻人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寻找支付全额工资的工作。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以无薪或低薪实习的方式工作。德国媒体将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年轻人称为“实习的一代”(Generation Intern)。

西班牙这代年轻人的工作福利和保障也少得可怜，他们经常在临时性工作之间换来换去，这样其雇主就可以避开国内劳动法规定的繁杂义务。媒体将这些人称为“mileuristas”，简单来说，就是指那些靠每月1000欧元微薄收入生存的人。在希腊，类似的人群则被称为“600欧元一代”，因为希腊的最低工资标准是600欧元。

 

福利制度，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大规模采购贫穷、痛苦和懒惰。

以下摘自BBC的报道：

从未工作过的凯伦·马休斯，一直靠政府救济过活。她迄今已与五名男性生下七名子女。据悉，当她今年初在电视上看到人们为某失踪儿童寻人基金捐款的报道时，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设局绑架自己的女儿，以骗取公众善款。……

作案后，凯伦向警察谎报女儿鲜农（Shannon Matthews）失踪，导致警方耗资300多万英镑，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索长达24天。……

据英国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约6,000万人口中，500万属于长期依靠领取政府救济生活的永不工作人群。也就是说，英国有将近10%的社会底层人口是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而这些人口往往也是出现家庭破裂、青少年犯罪率高等诸多问题的重灾区。……

贝提森署长还表示，长此以往，英国一些贫困社区将与外界社会彻底断绝关系，使得这些地方的人一代又一代只靠政府救济生活，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和道德。……

在压力之下，沃尔玛禁止了供应商使用来自乌兹别克的棉花制品，此举会改善乌兹别克孩子的命运吗？如Fortune的报道，“每年有两个半月，这个中亚国家全国的教室都是空的”，而今后，我猜，这个中亚国家全国30%的教室，一年到头都是空的。

在农村，孩子帮家长干点农活，贴补家用，天经地义。那些要求贫穷国家禁止童工的城里人们，最好先掏钱把童工们原来拿的工资付了，他们这样到处与穷人作对，断绝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改变命运的机会，还把这说成是慈善工作，其实仅仅是为了自己高尚的五官不被臭汗污染。

    去年春天，一批自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养老金、劳工和投资基金的股东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童工。……“每年有两个半月，这个中亚国家全国的教室都是空的，学生们不上课而是去地里采摘棉花。”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种植国，棉花是该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欧洲和美国的零售商如果给乌兹别克斯坦施压，有可能会起到作用。……

    ……理查德•古耶尔（Richard Coyle）是沃尔玛负责国际企业事务的高级总监，他对《财富》说：“我们是这样想的，这件事太恶劣了，我们不可能坐视不顾。”

    股东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As You Sow也对沃尔玛起到的领导作用进行了赞扬，跨信仰企业责任中心（Interfair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也对沃尔玛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这个中心是以信仰为基础的投资者联盟，其代表的资本高达1000亿美元。

    沃尔玛要求其供应商拒绝使用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这是沃尔玛第一次要求供应商追溯其制作服饰及家居用品所用棉花的原产地。……

（按：本文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时标题被改为<土地确权坚实前行>，我可没那么乐观，呵呵） 土地确权蹒跚前行 辉格 2008年11月26日 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是对1995年旧规定的修订，从那时以来，规定所依据的法律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去年颁布的物权法，98年和04年两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和98年修订的土地法实施条例。新《规定》的出台，一方面要适应这些新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配合已经全面展开的林权改革和正在启动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同时新《规定》也澄清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措施，通过推进土地登记和发证工作，将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众人所期待的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创造条件。 新《规定》虽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仍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删除了旧《规定》第三条，即“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这一点不必作过分解读，按我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和政策意图上的任何变化，而仅仅是技术性修订，目的是为了把这一总括性表述剔除出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中，以便消除相关的歧义和纠纷。这一剔除，意味着行政当局已将此条款认定为对既有事实的总括描述，而非对潜在争议和未来变动的指导性规则。也就是说，这一表述所涵盖的具体规则已经体现在各具体的可操作条款中，因而在未来的纠纷处理中，争议各方和仲裁者都不得直接援引该表述，而应遵循具体的操作性条款。这样的澄清虽不算突破，但对于那些早先通过合规途径并入城市的城中村们，是一颗定心丸：可以不必担心其所依据的操作性条款因与上位法冲突而失效。 新《规定》强化或明确了村集体在土地权益上的自主地位，在诸如闲置宅基地的回收、村际土地互换、村建设用地入股和租赁等问题上，明确了由村集体自主决定。这些调整虽然幅度不大，但也很有意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今后类似闲置宅基地的问题会益发突出。新《规定》看来也澄清了国有和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被入股、租赁和抵押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承认了当相关企业被收购或清算时，土地权益转向受让人或债权人之后，将继续得到保护，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为今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新《规定》最值得赞赏的是，它在明确各种权利的时候，遵循了尊重历史和既成事实这一总的原则，这对于稳定权利主体和潜在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十分有益。 清晰的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所谓清晰，是指权利的内容是事先可知的，并且与拥有者的属性无关，这意味着这些权利无须凭借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声望和人际关系来确保，也无须拥有者凭借自身力量在现场加以捍卫，这样，拥有者和潜在交易方只凭一纸契约或一份证书即可知道这些权利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权利在经过任意多次交换之后仍可保持原样。只有这样，权利才能突破地理、文化、地方习俗和人际关系网的界限和所有这些隔阂所带来的高额交易费用，实现顺畅的交易和流通，最终发展出产权流通市场。 清晰的权利也意味着标准化。关于土地的权利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从权利层次上，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分，从所有人主体上，有国有和集体之分，从用途上，有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防洪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区分，使得每一项土地权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都千差万别。权利的差异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标准化，要实现充分的市场流通，有关土地的各种权益和责任应在清晰化的基础上分类打包，形成数量有限的标准化类别。这样，交易者看到某个类别便可知道其中包含哪些权利和责任，避免踩上地雷：比如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有一项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1亿元，某债权人在清算时分到了这项权益，但直到他去办理过户时才发现这项权利不许转让给民营企业。只有通过标准化消除此类地雷之后，大规模市场流通才能展开，基于土地权益的金融产品才可能出现，用德·索托的话说：资产才能变成资本。 土地权利历来是诸多财产权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一项，改革的难度也最大，就我国的30年改革历程而言，土地也是最滞后的一项，但它终将难以绕过。新《规定》连同近期围绕土地权利的各项改革，既顺应了市场化日益深入的趋势，也将为这一进程建立更好的制度保障。土地确权将促进市场交易并推动权利资本化和金融化，而权利也将随交易和资本化的展开而变得更加清晰，这是一个市场和制度相互推动的演进过程。

林权改革应落实到户 辉格 2008年11月27日 日前，《南方农村报》报道了粤北始兴县井下村因林改“分股不分山”而导致大规模盗伐的事件。因为分山到户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村民开始自发上山砍树，而这种行为一旦开始，便会引发连锁反应，不难想象，在“末日心态”的驱动下，其他村民和承包者唯恐自己的利益落空，定会迅速跟进。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如果我们的林权改革不偏离权利落实到户的原则，农民本会是最爱惜山林的人，而不会是盗伐者，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本。这场悲剧给我们的教训是：有和没有权利时，人们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会何等悬殊。 那些拒绝将林权落实到户，而主张“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意见，所依据的理由看来并不能成立。首先，井下村有2万多亩林地，若分到334户家庭，每户60亩，而不是村委会主任所称“分到每个人手里还不到十亩，有什么用啊？”，农户不必把分到的地在家庭成员之间分割经营；其次，如果担心过细分割不利于林地经营，村民之间自然会通过合营、租赁或股份合作等方式来寻找最优规模，事实上，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如今山区农村的很大比例壮劳力都在外打工或经营，即使留在家里的也有很多有其他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会有兴趣和能力亲自经营山林；再次，即使村委会希望通过股份合作来实现集约化经营，也完全可以先把林权落实到户，然后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股份合作社，如果合作社被证明是更有效率的组织和经营方式，村民自然会乐意参加，不必强求。 所谓“分股不分山”的做法，在法理上也是缺乏基础的。既然叫“分股”，便意味着存在一个股份制实体，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公司，作为一个民法实体，必须由一组财产集合而成，因此，村民必须先有一份财产权，才能将之作价入股而取得股份，如果缺了先把土地权益落实到户这一前提，村民最初拿什么来入股呢？其次，股份合作的基础是自愿加入和股东全权，如果村民没有决定是否参加的选择权，也没有按股份行使决策和管理权力，那就不是合作社，而是人民公社了。30年前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如今面向承包制长期稳定化和土地流转的改革，宗旨便在于告别公社大锅饭，将权利落实到个体，让家庭和个人自我决策、自主经营、自负其责，林权改革不应与这一大方向背道而驰，在不真实的股份合作的帷幕下，退回集体化的老路。 出现井下村这样的尴尬局面甚至酿成悲剧，其实源于改革实施者对政策的误解。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广东省政府关于林权改革的《意见》，“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采取均股、均利等形式落实到农户。可继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以及农民比较满意的集体林场、联办林场……维持其经营主体不变。”很明显，从“可”和“满意”这些用词可以看出，统一经营只是一个非强制性的建议，而非硬性规定，实际上各村完全可以在听取村民意见后，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合作方式。 无论从提高山林经营效率，还是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将林权落实到个体都是最佳的选择。农民或许不善言辞，或缺乏适当的方式和途径表达他们的诉求，但他们清楚的知道利益所在和权利的意义，他们已经用行动表达了对权利的渴望，以及当失去权利时，他们会如何捍卫它。

燃油税的利与弊 辉格 2008年11月21日 据报道，下月将开征燃油税，按传闻中的方案，燃油税只是养路费和运管费等行政收费的费改税替代，并未取代路桥通行费，更未取代商业化营运的封闭公路之收费。该方案与各国的燃油税征收方案相比，是一个涵盖内容很少的最小化方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税率却并不低，据说至少在20%到30%，相当于每升油约1.2～1.8元。看来消费者和企业并不能如期望的那样，通过费改税减轻负担。 虽然都叫燃油税，但各国征收它的法理依据和政策指向却大不相同，相应的，税率也极为悬殊。大致上，燃油税的征收动机及其对应的政府服务内容有三个方面：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建立财政来源；替代商业化收费公路；对汽柴油燃烧产生的排放征收污染税，鼓励节能减排。以各国的现状，当方案只涵盖第一个目标时，税率通常不超过30%，当涵盖多个目标时，税率可高达300%。 道路，因其收益难以内化，自古以来多由政府兴建或采购，以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作为公共产品需方成本内化的方式，燃油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制度安排，它既为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将成本合理分摊到了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头上，不失为有效而清晰的激励。相比之下，养路费模式既要细致区分各种车型和用途，又要将收入在地区间进行分摊，算法复杂却又不精确，结果常扭曲了激励。但是燃油税并没有解决供方收益内化的问题，因为税是统一征收的，而道路是地方政府各自修建和维护的，地方政府便缺乏激励来改进其道路。 随着机动车的普及和车流量的提高，以及汽车对路况的高要求，收费公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但是收费公路所需要的封闭性，以及收费站的高昂运营成本和它对通行流畅性的影响，也使它有了不少局限。因此，虽然收费高速公路在欧洲和日本很普遍，但德美两个汽车大国却还是选择了用公共产品来替代。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而德国也仅从2005年起对12吨以上卡车收费。 燃油税替代收费公路，虽然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但也有缺点：它把全部公路规划任务交给了政府，失去了由价格信号调节供需的机会。政府的反应总是不如市场机制灵活和及时，由此产生了很多代价高昂却流量很低的低效公路，而同时却有很多地方拥挤不堪。近年来，随着基于感应卡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和基于GPS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出现，收费公路的缺陷已开始消除，美国新的收费公路也已开始出现，相信今后基于新技术的高效收费公路将成为发展趋势。 这样看来，本次燃油税方案未取代收费公路，是正确的选择，但正因为如此，税率就应该低得多。美国以每升0.124美元（合人民币0.85元）的燃油税（包括联邦税和州税）支撑了至少90%的高速公路，美国高速公路的兴建高潮，始于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迄今50多年，即使我们打算只用30年完成同样的任务，也只需要每升1.6元的燃油税。在这一税率下，我国的36万公里高等级公路中，只应保留5.36万公里高速公路的2/3即3.6万公里继续收费，其余收费站应该悉数拆除，但现实却是：中国拥有10万公里收费公路，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0%；相反，如果保留现有公路收费，税率应该在每升0.5元以下。 燃油税的第三个性质是污染税，这构成了欧洲高额燃油税的绝大部分。所谓“污染”有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硫铅等健康有害化合物污染，二是指碳排放。在全球暖化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之前，污染税并不高，所以高达200～300%税率中，大半是针对碳排放的。但是，对气候暖化的全球性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种对不确定未来的无来由恐慌反倒已经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伤害，包括生物燃料热潮对环境的伤害，经济实力尚属薄弱的中国不应跟随欧洲采行绿党政策，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更不应用高昂的燃油税加重消费者和企业负担，那样做是自缚手脚。费改税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税率还须细加斟酌，要与其所支持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相匹配。

国企不应是漏斗
辉格
2008年11月18日

日前，有消息称国资委将动用财政部管理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向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注入资金，以缓解其因燃料价格高涨和需求低迷所造成的困境，并帮助其应对未来更加困难的局面。传闻涉及的注资金额高达160到300亿元，同时，还有消息称同样因燃料价格问题而遭受巨额亏损的发电企业也在寻求政府注资。上述传闻已得到至少一家航空公司的确认，如果实现，将成为国有航空部分上市以来的首次政府注资，这是否预示着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行的国企改革政策有所转向，值得关注。

国企改革，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漫长历程之后，其焦点已经从最初的摆脱财政和人事包袱、消除产能过剩和要素隐性失业，逐渐转向了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和治理结构和培养竞争性市场格局等更高级的目标。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和“有进有退”政策也已开始实施，按照该政策，在已经形成足够竞争性的领域（比如制造和零售业），国企将逐步退出，在仍由国企垄断的领域（比如电信业），将通过分拆、重组和对外开放等措施尽可能创造竞争格局。上述改革方向，虽然还有争议，也时有波折和停顿，但大致上是在向前走。

成立国资委是上述改革进程的重要一环，国资委的职责是代表政府对国企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但这一安排并不彻底。当政府为国企出资或追加投资时，用的是财政预算内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国企所得利润或分红却不列入相应的预算，实际上国企很少向国资委分红或上缴利润，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帐户能够反映出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效果，因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财务约束机制。结果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很可能成为一个单向通道，只流出不流入，像一个漏斗。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当国际市场原料价格低廉而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时，石油、能源和航空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却很少上缴利润，加上国企所特有的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见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所得利润都被投入到常常不够谨慎的新建项目上；一旦景气下降，亏损和现金短缺来临时，他们却又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要追加投资。这样的先例一开，今后便更难控制国企的投资冲动，更难形成有效预算约束，和航空公司同样身处困境的国企不在少数，会不会排着队来要求注资呢？

政府注资未必不好，但必须与深化改革的措施相配套，这方面，国有银行改革是成功的典范，经过不良资产剥离、政府注资充实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和整体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如今国有银行已不再是预算漏斗，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和经营效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对比其他行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国企股份化改造时，要么整体上市，要么主辅业分离或资产剥离之后各公司彻底脱离，而不能用集团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这种结构，后者既不利改善公司治理，也不利强化财务约束，更无法保护小股东。集团公司通常是传统国企，与政府部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盈利时，难免受其侵占，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又会赖着它向政府要钱，这样财务漏斗就堵不住。正是认识到这种双层结构的弊端，国资委今年已明确了推动央企整体上市的改革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能运用到眼下迫切需要调整的航空和石油企业，那将是不错的选择。三大航空的集团公司还有大量非主业资产，如果将其出售后注入上市公司，既可缓解其财务困境，又能改善治理结构，而集团公司的出资人职能完全可以移交给国资委。

回顾以往，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三十年来，每次成功的改革都是从突破困境开始，最终都造就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和繁荣发展，但愿这一次航空业也是如此。

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授予国会“征税、开支、和调节国际与各州贸易的权力”，并授权国会“为执行上述列举权力，制订所有必要与合适的法律”，联邦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皆源于此。 按我的理解，第一条第八款的初衷是授权联邦政府阻止各州对州际贸易设置壁垒（比如设关卡、收过境税等），但后来，对于“州际贸易”的解释越来越宽泛，从而赋予国会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尤以1887年《州际贸易法》，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35年《华格纳劳工关系法》影响最为深广，它们都是以第一条第八款的名义通过的，其间，也经历了多件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式案例。 这方面历史，可以参考张千帆<美国联邦政府对州际贸易的调控>一文。

邮递业开放乃大势所趋
辉格
2008年10月31日

近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邮政法》修订草案的初审。与业界的期望相比，草案的关键内容在开放性上未能取得进展，仍表现了强烈的垄断和管制倾向。草案保留了邮政专营制度；回避了在专营范围的重量条件上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为行政管制保留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它分割了快递和包裹业务，并禁止外资进入快递业务；它对跨地区快递业务设立了高额资本门槛。草案的这些特点，引起了快递和物流行业内外资企业的担忧，与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也背道而驰。

邮政专营制度的支持者为其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实现邮政服务的普遍覆盖，因为私人邮递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不愿在贫困或人口稀少的地区设立网点和发展业务。专营制度的宗旨是用垄断租金来补贴专营企业为实现普遍服务所承担的额外成本，以达到政府希望人人享有基本邮递服务的目标。但是，普遍服务并不必然要求专营制度，政府可以直接向签约承诺普遍服务的邮政企业补贴现金。实际上，各国邮政之所以奉行专营制度，并非源自于普遍服务的考虑，而是因为17世纪现代邮政业建立之初，恰好是重商主义鼎盛之际，当时，形形色色特许专营权充斥于各行各业，国王通过出售特许专营权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持其海外扩张，特许垄断企业则需要国王为其殖民和贸易事业提供庇护，双方结成了同盟。

后来，随着自由企业和开放贸易制度的确立，特许权逐渐消失，只残留在少数几个因其规模经济特性而易于形成天然垄断的行业，邮政便是其一。如今，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冲击下，邮政这一专营堡垒已开始坍塌。1997年欧盟通过《邮政指令》，规定到2009年前每个成员国中应存在一家以上的邮政运营商。2006年，英国政府向DHL和TNT等13家物流企业发放长期邮政牌照，拥有350历史的现代邮政鼻祖皇家邮政从此失去垄断权。同时，政府每年向皇家邮政提供数亿英镑以补贴其普遍服务成本。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认为有必要用专营权补贴普遍服务，也不必将专营权赋予国企，尤其是单一的垄断国企，而可以通过招标由私人企业竞争多张特许牌照，这样，既可以通过牌照租金来补贴普遍服务，又保留了竞争和私人企业的效率。印度的电信普遍服务招标是这一做法的典范，政府将各邦的电信牌照与普遍服务义务捆绑招标，并在投标条件中包括了补贴，但竞标的结果各邦的投标补贴额都是负的。显然，在电信企业看来，与牌照价值相比，普遍服务成本并不算高。

近几十年来，现代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模糊了信件、包裹和货物运输之间的界线，物流公司为企业提供从商业信函、单据、文件到产品发送的整套物流服务，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供代理通关、商检、票据结算，甚至按需分包装和贴标、终端客服和维修，等等，覆盖了产品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所有服务需求。一体化服务大大简化了企业的物流和商务工作，让他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这就为那些缺乏国际长途贸易所需的资金、人力和经验的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以前只有大企业才敢涉足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供应链。

企业的每一笔业务，会同时涉及到货物、单据和信函的传递，它们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如果邮政专营迫使他们将之委托给多家企业处理，那将使管理复杂化，企业将不得不重新为物流和信息的同步而操心，这将个很大的负担。正如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是全球供应链的神经系统，现代物流是它的循环系统。得益于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这离不开现代物流。今后，内需和国内贸易将在经济发展中起更大的作用，这同样需要现代物流的帮助。因此，政府应抛弃邮政专营这一特许权的古老遗产，拆除邮件、快递与货运之间，国际和国内之间过时的藩篱，鼓励内外资企业发展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业，为确立和加强中国的制造大国地位打好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前途茫茫 辉格 2008年10月13日 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开始向全球蔓延，正在变成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同时，它也开始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将很可能变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危机中最可怕的，不是银行倒闭和投资损失，而是银行和投资者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大幅提高流动性偏好，大量囤积现金以应付可能的挤兑风险，从而缩减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虽然各国央行通过减息和直接注资向银行系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它们都被囤积在银行而未能到达终端，表现为货币市场的高额利差。流动性偏好的上升减小了货币乘数，实际上大幅缩减了货币供给总量。于是，交易、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对流动性的需求便得不到满足，结果将是市场萎缩和经济衰退。近期能源与初级品价格回落和科技股暴跌显示实体经济已经开始受损。 美国国内一次中等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即使在事后看来，也令多数经济学家惊讶不已。虽然事后他们给出了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没有一种理论和模型能在事先预见到这一结果。震惊之余，人们开始质疑：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有先天缺陷？或者已不适合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我看来，美元体系的确有各种缺陷，问题是用什么来替代它？ 一种建议是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将其提升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超级监管者，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为世界央行和世界货币，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状。这是个馊主意，它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避免或解决一两次小规模危机，但在长期却可能导致更无法收拾的全球危机。首先，货币体系的单一化只会加剧金融风险，会把局部频繁的小震荡积累扩散为全局性大动荡，这次危机之所以从局部扩散乃至席卷全球，不是因为美元地位太弱而是因为它太强。虽然基于金本位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元作为国际清偿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至今无法代替。 危机之下，人们即使想逃离美元，也无处可逃，美元不可替代性最显著的表现是：随着危机日益扩大和深化，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在升值，而多年来一直在走强的欧元却直线下滑，而被某些人认为具有避险功能的大宗商品价格更是大幅下跌。当整个货币系统的信心全部建立于受单一机构管制的某一种货币时，其稳定性便是可疑的，一个跨国超级监管机构并不能改变这一点，相反，没有证据可以让人们相信，此类国际机构的政治独立性、政策稳定性和工作效率会高于美联储。 其次，强化监管并不能消除金融风险，相反，正如格林斯潘所言，监管常常通过扭曲市场行为制造风险。这次危机便是明证，研究显示，次贷危机之所以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就是因为投资银行为了绕过监管规定，满足其对信用评级的要求，把高风险债券切割打包进优质资产，制造出如今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构化产品。繁琐的监管规定催生了复杂的金融产品，后者又引来更繁琐的规定，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最终使金融产品复杂到无法直观评估其风险，一旦危机来临，便引发恐慌性抛售。 另一种建议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泰国前总理他信日前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提议东亚各国建立共同储备，发行亚洲债券，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这一设想如同天方夜谭，目前，亚洲各大国在政治传统、经济制度和利益格局上，分歧与冲突多于共识与合作，欧洲式的一体化更是难觅踪影，建立共同货币系统的前提根本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是中东产油国基于石油储备建立单一货币，但经验表明，过度依赖初级产品的货币通常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用作储备和清算工具时风险过大，因而难以发展为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最大希望在于欧元，然而欧元区国家的高度管制经济和不充分的市场开放度使得欧洲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始终难以提升，以至于欧洲最大金融中心仍然在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这让人怀疑在可见的将来欧元在欧洲以外地区能否获得更大的发展。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建立盯住一篮子商品价格的货币，而自由至上主义和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者更主张恢复金本位。商品本位的困难首先在于商品的选择，如果盯住初级品，其巨大的波动性便难以避免，即使像金银这种没有多少工业用途的金属，历史上波动性也很大；如果选择消费品，其价格指数很难设计和度量，而且消费品不像初级品，不存在标准化合约和集中式现货与期货市场，很难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其次，盯住消费品价格的货币虽然可以确保购买力，却无法同时盯住终端利率来调节流动性，因而无法被各国央行所接受，除非他们完全抛弃现有货币政策所基于的理论。 在我看来，一切试图通过整体设计来建立良好的货币体系的努力，或许都是徒劳的，货币系统过于复杂，人类理性恐怕难以在整体上加以把握。对于如此复杂而又利益攸关的系统，与其把命运托付给人为设计的单一系统，不如相信市场自发演化的力量，放松监管，不强求银行加入国家储备体系，允许商业银行自行设计货币产品和储备机制并自担风险，让市场来选择和淘汰。这样，或许会有很多银行自生自灭，但分散和多样化可以限制局部危机不至于无限扩散，而整个金融体系也会在市场演化中慢慢成熟和稳定。

地权改革有望激活农村经济 辉格 2008年10月8日 据报道，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围绕土地制度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从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甚至永久化，并赋予其出租、抵押、转让和继承的权利。这样一来，土地承包权将更加趋近于成为一项清晰完整的现代产权。此前几年，林权改革已经从试点到全面铺开，获得了良好效果，并得到决策当局的认可，本轮改革实际上是将林权改革延伸到了利益关系更为重大和复杂的耕地。这是自三十年前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将为农民利用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建立坚实的权利基础和财务条件，将为农村和城镇经济带来新一轮繁荣，实为可喜。 在诸多财产权利中，土地和建于土地之上的住宅，历来是最根本的一项，它为个人和家庭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信心和保障，所谓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项现代产权，区别于古代基于等级结构的身份属性，表现为出租、抵押和转让的可流通性是其关键特征，西欧从中世纪封建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正是以土地摆脱封建关系而获得流动性为发端，土地流动随后带动了劳动力流动，最终瓦解了封建结构和人身依附，造就了近代市民社会，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建立了基础。 家庭承包制将土地权利落实到个人和家庭，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一项重大进步，但它把土地权利跟村民身份和户籍关系捆绑在一起，排除了流动性，因而离现代产权还很远。在这一局限下，承包制在起初给农村带来近十年繁荣后，便失去了动力，此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常常在进城寻找机会和荒弃甚至失去土地之间陷入两难：发展的机会在城市，而安身立命之本在农村。结果我们看到：每年春节几亿农民奔波于千山万水之间，大学生宁可自费上学也不愿放弃农村户籍，大批打工者留在农村的孩子只能由祖辈照料，许多农民在老家盖起了三层楼却常年挤在城市多户合住的出租房里。 本轮地权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获得流动性后的土地将通过市场的要素配置功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经济地位也将大为改观。比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土地产权将成为农民最重要的家庭金融资产，为农民从事各种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坚实的金融基础，这一基础，加上近年来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业的开放，将使这些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有机会被发现和利用，这一发展前景，不亚于城市住房产权改革所带来的房地产和住房信贷大繁荣，是激活农村经济的一大契机。 在城市我们看到，一旦住房产权明确并获得流动性，便会催生住房交易市场，从而使住房形成易于观察的市价，而稳定且可观察的市价是银行对资产进行价值和风险评估的基础，银行据此向资产所有者或潜在购买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价值发现的过程是经济摆脱传统社会那种艰难而缓慢的自我积累而借助现代金融体系获得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各国经济起飞的关键转折所在。住房改革以来，巨额财富似乎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建筑、材料、机械、能源等各行业在房地产业带动下延续了近十年的普遍繁荣，奥妙便在其中。 可以期望，地权改革将在农村引发类似的价值发现过程，通过流通，土地的价值将得到有效评估，银行据此可为农民在城市安家就业、子女教育、规模化种植、现代养殖等等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他们及早跨过艰难的积累过程，实现高速发展。同时，刚刚起步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业，也将伴随这一过程而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传闻中的改革方案也有不足之处，土地的流通权仍然被限制在农业和农村以内，变更用途时仍需经过征地环节。很明显，这是为了保证地方财政利益，经过前些年的税制和财政分配制度改革，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对土地收益形成严重的财政依赖。这是事实，但并非不可克服，政府的耕地保护政策、城乡规划和土地收益，可以通过对地权转让的实行差异税率来实现，用被动审核和征税来替代主动规划和征地，这样可以让土地流动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并且更大程度的让农民分享到价值发现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今年以来，经济遭遇诸多不利，许多行业陷入停滞甚至衰退，整体增长速度也在放缓，不少学者提出了经济刺激方案。比起短期货币、财政和市场介入的刺激方案来，推进制度改革无疑是最好的刺激，通过明确权利来释放个体活力，它没有副作用，不会扭曲市场，也不会加大金融风险。我们期待它在继承包制、出口加工、城市房地产之后，为经济带来新一轮发展浪潮。

（按：假期结束，神侃暂停，挣饭钱要紧，呵呵） 林权改革的关键在于可流通性 辉格 2008年7月29日 日前，随着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林权改革的《意见》，经过多年试点的林权改革即将全面铺开。这是一次重大改革，其制度变革的深入程度大于耕地的承包制，有望给多林地区和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发展前景，也将为相关下游产业创造更有利的空间。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根本性变革之一，也将是当前暗淡的国民经济中不可多得的增长亮点。 作为改革起点并沿用至今的耕地承包制，是一项不彻底的产权改革，它仅仅将受到严格限制的耕作使用权和耕作收益权落实到农户，而没有赋予后者出租、抵押、转让等权利，即便使用权也时常受到地方政府作物规划的干预。由于农民无权变更土地用途和转让土地，因而无法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无法以土地为资本从事经营和投资。长期研究贫困国家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家德·索托曾指出，正是产权的这种残缺和暧昧状态，使得土地和其他不动产难以变成市场上可流通的资产，因而财产无法转化为资本，穷人因此也就没有手段来改变其命运。 可喜的是，这次林权改革除了把产权期限延长到70年，更明确了林地产权可以“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这一点非常关键，使得林权与耕地承包权有了本质的差别。有了可流通性，产权便会流向能用它创造最大收益、因而愿意出最高价格的使用者那里，这样，资源既得到了最有效配置，其最初所有者也将获得最大收益。 那么，为什么耕地承包者长期无法获得的可流通性，这次林权改革却轻易解决了呢？保护农民、粮食安全等冠冕堂皇的说法很多，实际上关键还是利益纠葛。地方政府不愿放弃土地增值收益，尤其是在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财权之后，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已形成严重的财政依赖。相比之下，远离城市且多半为山地丘陵的林地，则较少有便捷的机会实现增值，因此，这次我们几乎听不到以保护林农和环境安全为由反对林地流通的声音。 当利益纠葛成为改革的障碍时，某些地区因为可供争夺的资源贫乏而远离冲突，反而因此获得发展的先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浙江因为矿产资源贫乏、多山且地处前线，在计划经济时代被长期忽视，改革开放之后，在各项改革措施上都走在前面，民营企业也赢得了最有利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昔日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则一度陷入困境。 地区如此，行业也是如此。回顾改革历史，不难发现一个通例：只要一个行业仍然是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支柱”，这个行业的改革开放便遥遥无期，一旦该行业陷入困境，成为政府的财政和人事包袱，改革便可顺利启动，行业转机便随之而来。林业，尤其是山地林业，历来没什么油水，而随着近年来森林保护力度的加大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施行，林业实际上已经成为财政负担。 中国是个多山国家，历史上，战乱和人口压力曾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日益推向越来越贫瘠、不适合耕种和居住的山地，在缺乏稳定可靠的土地所有权保障的情况下，人口压力无可避免的导致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退化。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已从这些地区退出，这一局面也为林权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降低了产权明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强度，而历史上，正是高密度人口下过高的冲突压力一次次压垮了原本脆弱的产权制度。 正在建立的林地产权制度，将为仍然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们带来转机，他们历来是最赤贫、最无权利的一群人，这并非因为他们禀赋低下，或命该如此，他们也不需要怜悯和施舍，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一个免受任意摆布的机会。这让我想起如今财大气粗的温州人，当年走街串巷拾鸡粪、修皮鞋、补锅底，仅仅因为他们可以指望保有自己辛勤打拼的微薄成果，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他们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