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写此文时，灾难已经发生，但我还懵然无知，今天看起来，这文章的存在显得有点荒诞）

海洋“私有化”？
辉格
2008年5月12日

据报道，法国政府近日将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UNCLOS]]）提出涉及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申请，而就在上个月，UNCLOS通过了对澳大利亚类似申请的裁定，涉及多达250万平方公里海域。自从1997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UNCLOS以来，俄罗斯于2001年提出首个划界案，此后各沿海国家陆续提交了各自的划界案，或预告了提案时间。预计，在UNCLOS所规定的明年5月截至日之前，会有更多国家提出划界案。

在短短十几年中通过和平方式如此大规模的界定地球资源权利，是史无前例的，这分明是一场海洋“私有化”运动。随着航行、勘探、获取和运输等远洋资源开发所需的一系列技术日益成熟，海洋将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人有份、比谁手快的公海制度将难以避免的陷入公地悲剧，正如在陆地上曾经经历的那样，只有明确界定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所幸的是，经过大陆上数千年的暴力争夺之后，人类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和平的界定权利。

无论是对资源保护这一目标本身，还是可持续的利用资源来满足人的需要，将权利明确到个体都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迄今为止能对这种权利提供保护的，唯有主权国家及其所支持的法律体系，所以，虽然海洋法公约只是把权利界定到主权国家而非个体，并非名副其实的“私有化”，它却是将权利进一步界定到个体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某公司要买下或承租一片海域进行开发，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唯有主权国家才是可信的最初卖家或出租人，也是有关契约的唯一法律保障。

长久以来，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以为商业性开发必然会破坏资源，这一误解使得民众对染指自然资源的“贪婪的商人”抱有警惕甚至敌意。实际上，正是缺乏权利界定才使开发成为掠夺和破坏——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地悲剧；相反，对一片资源拥有长期且可靠权利的人，无论他多么自私和贪婪，理所当然地最关心该资源的长久维持。

同时，只有当权利被明确界定时，那些希望出力保护资源的人，才能知道该去帮助谁。比如，如果亚马逊雨林属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么全世界的雨林保护者都可以在雨林得到维持的前提下付钱给他，像购买其它商品一样付钱购买继续雨林存在的好处，而现在，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没有所有权的农民把“属于全人类”的雨林一片片烧掉而束手无策。

随着海洋主权化的推进，可以期待，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的开发权招标和承租，那将是真正的海洋私有化，将掀起一波海洋资源开发的热潮，这或许会在本世纪某个时候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面对此一前景，政府应利用其在联合国的重要地位，在UNCLOS划界工作中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并在划界所需的技术性工作上投入足够资源。

以我国现有的实力和国际地位，UNCLOS所提供的国际法框架，尽管不尽完美，却已是我国所能利用的最佳条件和机会了，积极主动的努力既可争得良好的结果，又可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倘若如愿，在谋得一份可观的国民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在这一未来重要产业中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免于被排斥在外而错过又一轮发展机会的命运。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

（一年前的老文章，昨天喝酒时一位朋友提到它，我才想起好像还没在牛博发过。今天贴出来，作为对布什的一个纪念吧，或许早了点，呵呵） 傍美定律：战后新兴国家的成功秘诀 辉格 2008年1月31日 1. 什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二战以后，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传统社会、部落地区都经历了显著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打着各式旗号的党派、组织、政客、将军轮番登场，虽然各有所谋各怀鬼胎，但其中有一个共同指向却是清晰的：建立富裕而稳定的现代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努力在一些国家成功了（就上述指向而言），但在多数国家却失败了。在成功的地方，诞生了像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这样的新兴富裕国家，而在失败的地方，留下了贫困、战乱、饥荒和暴政。 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现代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它的成败，有各种不同看法，下面一些因素是经常被提及的： 民主制度：是否（或多大程度上，下同）建立基于普遍选举和党派轮替的民主制度。 法律制度：是否建立保障人身和财产自由的法律制度。 政府效率：是否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文官系统。 权力结构：是否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元权力结构。 政治传统：是否存在有效表达各方利益的政治组织，以及它们达成妥协与合作的能力和习惯。 殖民地历史：是否具有英美的长期殖民或托管统治历史。 宗教传统：是否存在拥有大量信众的、与权力相分离的、成熟而温和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文化传统：是否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 贸易条件：是否执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 被提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但除上列各条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只是其它因素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加以罗列。 我承认，所有上面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并且的确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作用。但是，一套理论如果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每个变量在方程中的地位和分量又模糊不清，就难免在解释和分析中失去效力。那么，能否找出一个或一组决定性的因素，具备了它，现代化就成功，缺了它，就失败？ 听上去这有点幼稚，有人会说，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由单一变量决定其走向。而且很容易举出例子说明，上面所列的各变量中，的确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 可令我自己也惊讶不已的是，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仔细回顾了战后各后发国家的条件和历史之后，我得出如下结论： 傍美定律  {*quote(傍美定律)从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后发国家现代化成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该国当政者面临重大外部威胁，并选择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保障/quote*}。 下面我用各主要后发国家的战后发展情况来一一对照检验这条定律，顺便也看看上面清单所列各变量的作用。 2. 回顾：新兴国家，何以兴旺？ 韩国和台湾是说明傍美定律的最佳正面例子。这两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关键的经济起飞阶段，一没有英美统治经历，二没有高比例的基督徒，三没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四没有民主，五没有宪政。它们身处冷战前线，一个在朝鲜战争中险遭灭顶之灾，另一个刚被赶到孤岛上苟延残喘，随时面临被大陆政府收复的危险，都严重依赖美国保护。仅仅因为这一点，它们成功了。 而最佳的反面例子则是印度和菲律宾，分别具有英国和美国的长期殖民或托管历史，接受了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高比例的英语人口，尤其是菲律宾，文化几乎全盘西化，基督徒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在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显然是失败者（至少在本世纪开始以前是如此）。 印度的主要外部威胁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中国，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印度是占优势的，而来自中国的威胁还很遥远（62年的失败让印度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但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弱点——他们不好惹，但也呆不久），因此印度对外援的需求并不急迫，并且，因为美国选择了巴基斯坦来抵御北方的扩张，印度就选择了苏联做朋友。 再看菲律宾，通常被提到的那些有利条件，菲律宾几乎全部拥有——除了民主，而民主在东亚各国的成功历史上从来不是重要条件——但菲律宾却彻底失败了，而且至今没有起色。 菲律宾的确是美国的盟友，但它并不依赖美国，它所求于美国的东西不多，在冷战的东南亚战区，菲律宾身处后方，而且该岛国与周边国家相距甚远，容易自我保护；相反，在联盟关系中，美国更加主动，一是因为历史渊源，美国对这个小兄弟有种责任感，二是美国在冷战中组织东盟抵抗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时，以及后来在亲自上场的越战中，都非常需要菲律宾这样的战略基地（当时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两个基地都在菲律宾）。 菲律宾的例子说明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本身不能保证现代化成功，重要的是联盟关系中谁是热脸，谁是冷屁股，后发国家越是不得不充当热脸，现代化就越可能成功。为理解这一点，可以再看看美国的其他几个盟友。 埃及是美国除以色列之外的最大受援国，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显然是热脸，当初萨达特的投奔瓦解了苏联支持的阿联，把以色列从阿联的反复围攻中解脱出来，把中东从美苏对抗的战场变成了美国主导下的阿以缓和僵持。对于这一戏剧性转变，美国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自然是热脸，而埃及只是掀起了它的冷屁股，应允美国的热脸贴上来而已。结果是，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外援，三十年的稳定政局，经济却毫无起色。 巴基斯坦的情况类似但稍有不同，面对印度威胁，它找了两个靠山：美国和中国。相比之下，美国更需要巴基斯坦，首先，阿富汗陷落之后，巴是西方在中亚的唯一支点，其次，美国如果不够主动，巴可能全面倒向中国。 土耳其是更复杂的例子，一方面，从战略位置上，土耳其对美国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土耳其求之于美国的也不少。在伊斯兰世界，土耳其是唯一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也都与伊斯兰主流较疏远，作为周边诸多民族（阿拉伯、波斯、库尔德、亚美尼亚、希腊等）的前外来征服者，夹在苏联、伊朗、阿联三者中间，国内还有宗教化运动和库尔德麻烦，处境十分尴尬，加上土耳其历来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追求，其对美国的热情比埃及和巴基斯坦要多，所以，按我的定律，它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功也要多些。 以色列从建国伊始就陷入周围阿拉伯各国的联合围攻，生存堪忧，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和保护，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无需多言。 四小龙的另外两个，英帝国的前殖民城邦，香港和新加坡，它们的成功曾被认为得益于英国人所留下的法治传统和高效率的文官系统，以及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转口贸易。但是它们同样符合我的定律。 自从战后英帝国瓦解以后，香港始终面临被大陆政府收复的危险，二战后期，昏聩无知且铁了心要解散大英帝国的罗斯福差点把香港当作糖果扔给蒋介石，果若成真，香港将连同大陆一起跌入铁幕之后，幸亏丘吉尔坚持派海军受降接管香港，罗斯福早死，杜鲁门及时醒悟。战后英国工党上台衰弱不堪，弃亚非领地于不顾，幸亏冷战开始，美国接管了前英帝国东亚领地的保护责任，没有这一保护，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是无法维持的。 新加坡地处东盟后方，看似安全，实际上也面临两大威胁。首先，脱离马来联邦时间不长，独立地位需要外部力量来维护；其次，作为一个华人城邦，身处东南亚反华人圈子的夹缝中。 近古以降，来自闽南和潮汕的华人通过贸易、海盗和移民在东南亚大规模扩张，一度势力非常强盛，直到被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压制下去，英国势力进入之后，原住民地位得到改善，战后英国人和荷兰人撤退，原住民扬眉吐气，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多次掀起反华人浪潮，华人在这些国家至今没有完整公民权。放在这一背景下，就容易理解新加坡所面临的压力。所以，新加坡一直是东盟的积极成员，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十分配合，在近年的反恐战争中也表现十分起劲。 3. 那些死气沉沉的地方，何以如此？ 成功的国家都在亚洲，相比之下，非洲和拉美则死气沉沉，为什么？分析评论五花八门，我的答案则很简单：那里离冷战前线太远，本地也没有冒出一个足够强大的恶棍。 推论：一个本地大恶棍的存在将加速其弱小邻国的现代化进程。 最近，朝鲜的核试验又一次把右翼亲美派送上了韩国总统宝座。 当年红色越南先是在中国后是在苏联支持下，在印度支那兴风作浪之时，正是东盟背靠美国团结一致抵御共同敌人之际，四小龙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崛起。现在越南熄火，东盟也开始变质和松散化，连缅甸都会接纳，菲律宾关闭了苏比克和克拉克。不过据说中国又快崛起了，不久的将来东盟有望重回旧轨。 在中东，先是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兴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要把阿拉伯从各君主国的分裂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后是伊朗什叶派宗教革命，为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创造了亲美的前提。海湾六国现在富得冒油，而且国家越弱小越是富，大家都说是因为石油多，这没错，问题是，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少吗？ 现在美国把萨达姆（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元老之一）打掉了，按我的推论，美国应该留着伊朗别打，最好放任它开发核武器（当然是明收实放），要是把中东的恶棍全消灭了，海湾联盟就很可能瓦解，这对那里的百姓可不是好消息。 在拉美，苏联扶植了一个古巴，但古巴实在太小，而且是岛国，离美国又太近，被美国轻易锁死。古巴输出革命的努力在拉美也少有成就，还不如在非洲干得有声色。 现在出了个委内瑞拉，比古巴大得多，富产石油，油价暴涨后，NB得不行。瞧，这边查韦斯闹得凶，邻国哥伦比亚立刻右转亲美，定律再次通过验证。希望查韦斯再折腾大点，届时长期深陷民粹主义泥沼的拉美人民就有福了。不过这种希望十分渺茫。 4. 展望：下一颗新星在哪里？ 按定律，下一个新兴国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面临重大外部威胁；选择美国做靠山。除此之外，还不能有资源丰富的资源，尤其不能有大量石油，否则会有很多热脸贴上来，对美国的需求就不急切。 想来想去，最符合条件的就是蒙古。提起蒙古，大概很多人会不屑一顾，但基于我的定律，我有充分信心，二三十年以后，蒙古至少会超过马来西亚，达到目前韩国的水平。 蒙古夹在中俄之间，两个自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民族主义在这两个大国中正开始泛滥。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至今不能接受蒙古独立的事实，即使不考虑吞并的风险，蒙古这等小国的政局很容易被邻居大国的情报机构所操纵。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需要一个远方的强国做朋友。 蒙古没有石油——此蒙古人民之大幸——倒是有不少煤，好在美国人对煤兴趣不大，反倒他的南方邻居急需煤炭，这加强了蒙古的有利条件。 结果是，蒙古全盘按照美国方案实施改革，是休克疗法最彻底也最成功的案例，可惜被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外交上，蒙古迅速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没有迟疑。 我试图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国里找出一个候选者，遗憾的是，那里石油太多，看看纳扎尔巴耶夫就清楚了：他得意地把冷屁股撅来撅去，等着俄罗斯、中国和西方的热脸凑上来。 比较有希望的是格鲁吉亚，那里没有石油，面对俄罗斯的穷凶极恶又胆战心惊，成功希望很大，有两个隐患：吓破了胆重新倒向俄罗斯，可能性不大；或者俄罗斯想明白了改行亲善政策，而格鲁吉亚又加以迎合，这种可能性稍大一些。 非洲还找不出候选者，勉强算得上的是乌干达。这个灾难深重的大陆上小恶棍一大把，足够强大的却没有。苏丹凭借石油财富和中国支持最近有些发狠，但很难相信会强大到哪里去，果真强大了，加上伊斯兰主义，比委内瑞拉在拉美的作用会大很多，这样，美国正在经营的东非联盟、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就有希望了，对吉布提来说，美国求他的更多，而乌干达则相反，所以最近表现积极，响应号召四处派兵。 5. 为什么？ 为什么？当政者对美国的态度，一个看似与现代化毫无关系的因素，会如此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化的成败？六十年代的台湾，没有民主，法治也算不上，一个混合了列宁式政党和军事强人的专制政府，居然也能成功？这大概会出乎所有关注现代化的宪政学者、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料。 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台湾政府保障了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维护了国内和对外的自由贸易，建立了自由市场得以运行的制度基础，这没有错，但为什么台湾做到了，而其它众多右翼威权政府（比如拉美的）没有做到？ 我的答案是，右翼威权政府本身不能保证市场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宪法基础来制约它的权力，这个宪法基础要么来自内生的宪政结构（一种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要么来自外部强加的宪法性约束。然而，产生内生宪政结构的条件极为苛刻，概率极低，所以，可以指望的就只有外部约束了。而美国恰恰提供了这种外部宪法性约束。 为了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以便获取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来抵御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当政者被迫接受美国的政治和制度标准，其中包括人身和财产保护，自由贸易，政治宽容，以及起码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无意中，美国扮演了宪法制订者和最终裁判者的角色。 听上去这好像就是帝国主义？千真万确，这就是所有第三世界统治者都深恶痛绝的帝国主义，即便是献上热脸的蒋介石，暗地里也是天天骂娘。 战后，美国曾铸成大错，一手解散了大英帝国，任由非洲堕入无底深渊，东南亚险些步非洲后尘，幸好，出于冷战之战略考虑，美国迅速重建帝国，至少在东亚，他做到了。冷战胜利后，帝国日益松散，但911来了，布什着手加强和扩大帝国，不遗余力，可以理解，当今全世界左派和“那些国家”的当政者们为何对布什深恶痛绝。 是的，还有许多国家的人民需要美国。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恰恰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工资，原因是：垄断企业在获得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卖方垄断地位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也获得了某些相关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买方垄断地位，而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买方垄断地位来压低工资。 比如，电表修理是门技术活儿，如果电力行业是充分竞争的，那么电表修理工的雇佣市场也将是充分竞争的，一个修理工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相反，如果电力行业由一家企业垄断，那么电表修理工的潜在雇主也就只剩下一个，而修理工却有很多，这大大降低了修理工在雇佣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此处不留爷，便无留爷处了——，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前几年，何氏家族刚刚结束了其在澳门的赌博业垄断权，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可以料想，随着澳门竞争引入赌博业，赌场发牌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可惜我找不到有关数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试试。 分析看上去没错，但供电局和火葬场的高工资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回事？ 莫非我们身边的这些垄断企业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 是的，答案就在这里，垄断利润仅仅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性，而提高工资的动力则来自别的某种东西。奥妙在于，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垄断企业都是国企，严格的说，国企不是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 那么，为什么垄断的国企会牺牲部分垄断利润来提高工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仔细看看国企到底是什么？ 从物的角度看，国企是被一群人占据的一堆东西，这些人能从他们占据的这些东西里取得收益，收益的大小依各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不同，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没人知道，这样的占据和获益还能持续多久。 从人的角度看，国企是按等级结构组织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要利用上面那堆东西去完成上级结构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利用那堆东西自行维持开支和获取报酬。 这样的描述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的军队，在现代军事体系和后勤系统发展之前，军队便是如此行事。一支军队同样会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同样受更高的等级结构控制，同样会被赋予一个任务，同样被要求自行利用上级划定的战区资源解决其后勤供应和官兵报酬。注意：战区并非永久性封地，同样，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呆多久。 有了结构上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必为这两种组织（国企和古代军队）拥有相似的激励机制而惊讶了。古代军人沿着内部等级结构而升迁，国企员工也是；古代军官依靠下级的个人忠诚而执行任务，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用战利品犒赏下级来维持这种忠诚，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借助下级拥戴而晋升，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获得战利品就地瓜分，慷慨豪爽，国企经理也是。 改革开放以前，国企们龟缩一隅，死气沉沉，如同在京城闭门操练的御林军，鲜有战利品可分；九十年代改制之际，大批国企奄奄一息，如同在戈壁苟延残喘的驻屯军，粮草堪忧，谈何饷银；如今市面繁荣，垄断国企已将战区瓜分底定，正是论功犒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时光。 Understand?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可是当我仔细读完全文，我却失望了——不仅是失望，还有惊讶——所有比较性的数据全部是结论的反面证据（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和服务改善），而所有用于支持结论的正面证据全部没有比较的参照物，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比较，都没有，完全没有！ 这样我就很困惑，《报告》所作出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这一比较性的判断，到底是从何说起？ 《报告》承认了如下事实：医改后，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品种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单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是，《报告》仍然认为，“医疗负担反而加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报告》说，虽然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总的医疗消费额却增加了，证据是各大医院的收入都增加了。报告把这一现象称为“数字悖论”。 可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就会上升，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下降了，许多原先有病不看的人可能现在也有能力上医院了，医疗服务项目增加了，服务质量改善了，许多原先必须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的病如今或许在本地医院就可以看了，这样一来，医疗消费额自然会增加。——这很容易理解，是常识，为什么在报告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悖论”呢？难道老百姓有病都不去看，医疗负担就减轻了？ 2. 调查，还是道听途说？ 当然，正如《报告》所说，单项（服务或药品）价格和真正的医疗价格是两个概念，对消费者而言，第二个价格更有意义。比如，一次剖腹产分娩过程，甲医院做了5项检查，开了8剂药，收费2000，乙医院做了3项检查，开了6剂药，收费1800，虽然甲医院的单项价格全部低于乙医院，但它的医疗价格却高于乙，对消费者而言（暂不论服务质量和风险上的差异），在乙医院生孩子比在甲更便宜。 所以，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看病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就应该调查和比较医疗价格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单项价格水平。在缺乏全面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调查几种诸如剖腹产分娩、阑尾炎切除、人工流产、胆囊摘除、血液透析等等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常见和标准化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在《报告》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描述，甚至连最粗略的尝试都没有。相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报告》所罗列的全部是纯粹的孤立事实。比如，说到医生误导患者过度消费问题时，《报告》称“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90%的确是个骇人的数字，但“一些”是几个？在该地区全部400多家医院占多少比例？宿迁地区2005年总的剖腹产率是多少？6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些数字，报告人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不难查到，但他却弃之不用，宁愿将诸如“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这样一些即兴言辞收入这份本应有一定严肃性的“调研”报告，把对学术工作的要求降低到了娱乐版记者的水平。 3. 装备竞赛，市场化之祸？ 《报告》列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装备竞赛”，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报告人之所以认为装备竞赛是个“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医院的成本，因而最终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不完全由成本决定。例如，我要花十天工夫才能缝一双袜子，而纺织女工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缝一双同样的袜子，但这两双袜子的售价会因此而不同吗？不会。袜子的价格仅仅取决于供求竞争，即有多少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以多少价格出售同样的袜子。 同样，消费者在选择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时，会考虑医院的投资有多大，成本有多高吗？不会，这些和他没关系，他所考虑的是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能不能治好他的病。那么，为什么医院之间会出现如《报告》所认为的那种“过度”的装备竞赛呢？依我看，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现有的医院等级资质评估制度。由于市场发育时间太短，竞争不充分，独立中立的医院质量信誉评估机构缺乏，消费者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可资利用的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多，由政府机关评定的等级资质成了少数可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等级的评估依据是 卫生部1994年颁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http://www.moh.gov.cn/public/open.aspx?n_id=7684&seq=按类索引），这份标准所采用的，是完全的事先评估法，即它只考虑医院拥有哪些资源（人员、设备、床位等），尤其对医疗设备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不考虑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比如，能提供哪些服务、治愈率、价格高低、事故率等等）。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下，可以预料，医院为了争取到一个较高的等级，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会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投资于人员和设备，超出满足其客户需求所需的程度。 必须指出，医疗装备竞赛的问题，不是宿迁所特有的，也不是医改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对市场化，不是让政府来主导医疗市场，恰恰相反，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鼓励出现更多的独立评估机构，改变目前评估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状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4. 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挡路牌？ 近年来，“信息不对称”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诸如“XX行业很特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此类论调我们听得太多。这也是李玲调研报告的立论基础。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功效、质量、风险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消费者懂得比制造商少；电脑的配置和性能，我们懂得比经销商少；珠宝的品级和纯度，我们懂得比鉴定专家少；仔细想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信息对称的市场，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市场失灵了吗？恰恰相反，正是自由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可能。 就在十几年前，电信公司还告诉我们，建设电话网络和添置通信设备需要大量投资，所以5000元的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我们何言以对？消费者知道电话网络和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吗？信息完全不对称。今天，电信公司的营销员整天上门求我装他们的电话还要送话费，是因为我终于搞懂了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吗？道理很简单，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对手是消费者，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剥夺消费者剩余，而在竞争条件下，厂商从不以消费者为对手，他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同行，而除了自由市场，还有什么能为充分竞争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家医院或许会利用我的无知诱骗我做不必要的CT检查，但只要在他旁边有别的医院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抢走我这个客户，他就必须有所收敛，更何况除了其他医院，还有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会乘机插手进来：医疗服务的评估机构会告诉我哪些医院喜欢坑人，而哪些医院比较平实，我的社区保健医生会告诉我治我的病需要做些什么检查，保险公司会检查我的账单，看看哪些检查项目是不必要的，哪些药是不对症的。——他们做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既然在医疗市场信息如此宝贵，提供信息的服务一定有钱可赚。 当然，上面所说那种竞争情景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即使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宿迁，竞争很可能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但是要知道，那里的改革2003年才大致完成，短短三年，供给增加、品种增加、服务改善、大处方减少的好处已经显现，尽管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这些问题上宿迁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差，比以前表现得更差，为什么就不给市场一个充分发育的机会，而迫不及待地贸然否定呢？ 5. 公共卫生，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报告》列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造成的结果，理由是：“卖医院只能卖一次，是‘存量’，而公共卫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补充‘流量’是不可持续的。” 在有关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责的讨论中，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公共产品（服务）与市场制度对立起来，仿佛这两者是天然不相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立，依我看，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扮演供应者甚至制造者的角色：为了向灾民提供救济，政府就要储备粮食、开办救济所；为了保障交通通畅，政府就要修建开河修路；同样，为了向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政府就要开办医院。正是这种逻辑，曾经把我们的经济体系逐步地推向了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事实已经证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无法有效率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为了达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目标，政府根本不需要成为供应者，它不是粮食储运专家，不是交通运输专家，不是医生，它只需要做一个买家，替民众的消费付帐即可。只要它愿意出价，这些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它自己生产更低，因为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而政府只有一个。 明确了政府的买方角色之后，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买家，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再区分公共职能和商业功能，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盈利，而政府只是众多购买者之一。以公民最低医疗保障为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甚至不需要和医院发生关系，他只需要设计一组保险条款，规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哪些基本医疗保障，然后向保险公司公开竞标采购即可。 因此，说市场化导致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找错了对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政府缺位，不愿意掏钱买，这是政府失灵，不是市场失灵。依靠医院的收入来维持公共卫生的开支是荒谬的，公共产品的买方既然是政府，这钱自然应该由财政掏。 6. 总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玲教授的这份《报告》缺乏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所罗列的事实构不成其结论的正面证据，其中一部分还构成了结论的反面证据，在使用事实进行论证时也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在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上更表现出缺乏常识和基本理论素养。因而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份严肃的、值得信赖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即使按新闻报道（而不是学术报告）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众所周知，李玲教授历来主张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反对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对一个制度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在对“宿迁医改”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如果发现调查所得的事实并不支持调查者原先的观点，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片面孤立言辞塞进调查报告，并用混乱模糊的逻辑把它们和事先早已得出的结论硬扯到一起，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一个案例的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倒并不一定表明这观点就是错误的，调查者完全可以进一步弄清是否存在没有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或者检查一下逻辑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否有缺陷？或者是否对原有的理论做一点修正，加上一些更严格的约束条件？这些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