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发表的文章（90）
辉格
@ 2020-11-13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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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more...)
标签：产业 | 城市 | 政治 | 经济学 |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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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 milk bar，
2）每个人的熟人圈中的一大半都同处于这个消费圈中，
3）该消费圈中，满足每一特定类别消费需求的商家，大多只有几家或十几家，这是由商圈内人口规模所限定的，比如餐馆，虽然有好几十家，可是如果给定大致消费倾向，比如想吃日餐或意餐，那就只有小几家了，
以上几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
4）当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到某个消费话题时，交谈过程很可能导向对有限几个商家的评价，并很快达成某种主流意见，
5）当某个类别出现一个新商家时，很可能成为谈论话题，特别是像餐馆，咖啡馆，球馆，健身房，肉铺，烘培店……之类消费者乐意尝新的那些类别，
6）当某人对某商家产生不满时，他的抱怨会在熟人圈内迅速传播，因为这些熟人和他同处一个消费圈，因而乐意倾听他的遭遇，
7）以上三点可能意味着，这些商家的生存和表现，经受着消费者第一手口碑的严格约束，这种强度的约束在大都市恐怕是不存在的，大都市的商家或许经受着其他形式的约束，但不是这种，因为，
8）在大都市，你的熟人圈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消费类别上，都和你处于不同的消费圈中，因为多数类别的商家的服务半径远不足以覆盖全城，和你住在不同地铁线路上的同事们，不会有兴趣听你谈论你家附近某个餐馆或某家面包房如何糟糕或如何出色，而这家餐馆或面包房的覆盖半径中，没有几个你的熟人，
对于大都市，这一点可能还存在阶层和职业差异，都市白领的熟人同处一个消费圈的几率，恐怕远低于居委会大妈。
这一原理适用的消费类别中甚至包括政治，在我极为有限的社交经历中，已经听到过对好几位本市 councilor 的风议了，这表明，小城市 councilor 将被迫更多关注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墨尔本的几个 city council，已被一群 Greener 和 Wokeist 占领。
由此想到，可以设计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种消费行为的本地化程度（L），这里对消费的定义可以非常宽泛，只要是自行负担成本以寻求某种满足的行为，都算，该行为的发生地对他居住地的空间依赖性越强，L值越高，个人的所有消费行为随 L值从大到小排成一个序列（C）。
第二个指标是个人与其熟识者（或曰邓巴集合）之间在消费行为上的空间重合度（R），R = SUM( Ci * Oi )，其中 Ci 为第 i 种消费占他总消费额的比例，Oi 是他邓巴集合中在该项消费上与他空间重合的人的比例，同时，他的所有消费行为中 Oi 值高于某个阈值（比如0.05）的那些，构成一个子集（S）。
由前帖可见，对于具体的个人，他的 R 值越低，则 S 的元素越少，而且各项消费是沿着序列 C 的顺序依次被排除出 S 的，即，随着 R 值升高，L值最高的那些消费首先被剔除，接着是 L值次高的那些……
也就是说，随着 R 值的提高，熟人间谈论话题中，涉及切身利益且由个人自行负担成本的那些事情所占份额将越来越低，而那些遥远的，抽象的，空泛的，表现性的（而非以交流信息或商讨实务为目的的）……的主题，所占份额将越来越高。
依我看，1）至少对于当今美国，R值是预测一个人政治立场的良好指标，2）R值差异或许能解释政治立场差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
中小城市相比大都市还有个显著特点，你经常会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熟人，或听到你熟知底细甚至参与其中的事情，所以给人的感觉和大都市或全国性的媒体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所住城市的地方报纸，覆盖区域包括周边7镇1郡，约12万人，我在本地认识的人数应该算是最低水平了，但也经常在报上看到熟人，比如某牌友为自家生意登的广告，一位州议员拜访某牌友作坊的新闻，一对老夫妻决定退休并关掉他们家已营业40年的老店的新闻（占了一个整版）……，甚至我自己的名字也常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因为该报为我们俱乐部专门留了个栏目，至少每隔两三周会报一下动态，谁谁谁最近表现好之类，通常我只要没缺席名字都会出现，每逢重大赛事，还会有通栏报道，配大照片，我至少露过三次脸了，不难想象，一位久居于此的老市民，感觉肯定会比我更亲切。
辉格
@ 2020-11-09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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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9】
总结一下我对计票争议的看法，
1）我对此事关注强度很一般，仅限于每天起床后花几分钟刷一下最新进展，还有在TW时间线上随机看到的东西，所以对其中争议我一直没有很强的判断，
2）但作为一个贝叶斯主义者，每条新到达的信息都可能让我建立或调整信念（哪怕是很弱的信念），之前我已解释了，某些信息是如何让我调整信念的，以及这背后的数学原理，
3）甲指出某个疑点，乙对此给出某种貌似说得通的解释，这不叫造谣-辟谣，任何把此类过程叫做造谣-辟谣的人，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假如乙把自己的解释称为辟谣，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
4）(more...)
标签：川普 | 政治 | 概率 | 贝叶斯 | 选举 | 逻辑
8342
【2020-11-09】
总结一下我对计票争议的看法，
1）我对此事关注强度很一般，仅限于每天起床后花几分钟刷一下最新进展，还有在TW时间线上随机看到的东西，所以对其中争议我一直没有很强的判断，
2）但作为一个贝叶斯主义者，每条新到达的信息都可能让我建立或调整信念（哪怕是很弱的信念），之前我已解释了，某些信息是如何让我调整信念的，以及这背后的数学原理，
3）甲指出某个疑点，乙对此给出某种貌似说得通的解释，这不叫造谣-辟谣，任何把此类过程叫做造谣-辟谣的人，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假如乙把自己的解释称为辟谣，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
4）川浦目前还没认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毛病，因为多桩诉讼正在进行中，时间还足够充裕，只要案件未决，且可能改变结果，那么在12月14日electors表决之前，不认输都不是问题，说不上对宪政的危害，当然，同样是不认输，吃相可以更好看一点，但金毛的吃相大家早就知道了，没什么可说，
5）如果12月14日electors得出了一个多数选择，而川浦从那时到1月6日之间仍不认输，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意味着他在谋求至少两个州的elector票被新国会整体作废，这会触发一场很危险的宪政危机，他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么做，但需要非常非常强的理由，任何GOP大佬若想支持他这么做，也需要非常非常强的理由，
6）如果1月6日新国会得出了一个明确决定，而川浦仍不认输，那就可以说是宪政公敌了，
7）我看到比较流行的一类质疑，是基于统计模式的，我不打算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因为要判断这些统计疑点究竟有多可疑，需要太多特定知识，比如每个州的票究竟是怎么清点的，邮件如何拆封，以何种方式送入点票机，点票机的工作逻辑是什么样的（为此可能需要阅读这些机器的说明书，甚至需要阅读其中一些关键源代码），各县的数字如何被汇集起来，对清点和汇集的顺序有什么讲究，点票员的轮班和工作时间节奏是什么样的，对外公布数字如何刷新，故障和异常是如何处理的，整个流程中哪些环节由机器处理，哪些环节有人工介入……因为所有这些细节都可能破坏质疑者所假定的那种随机性，
不仅涉及的细节太多，而且各州甚至各县都有差异，我不想花精力去弄清楚这些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没能力做到，其次，这些精力花下去，得到的回报多半是一次性的，这辈子可能再也用不上了，所以除非我立志成为这方面专家，根本不值得，
8）由于个体经验空间的极度有限性，个人作为一部贝叶斯推断机，必须从他获取自文化环境的一组先验概率开始工作，而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文化环境不同，他们持有的先验概率可能大相径庭，因而许多纷争注定是无法通过说理来解决的，
9）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先验概率的重要性，假设疟疾是某地区的流行病，任一个体在任一年份得疟疾的几率是5%，而斑疹伤寒在当地是罕见病，任一个体在任一年份得斑疹伤寒的几率是0.005%，现在，某人生病了，其症状与斑疹伤寒的吻合度为0.8，与疟疾的吻合度为0.6，那么，这一病例是应该优先按斑疹伤寒处理？还是优先按疟疾处理？合理的做法是优先按疟疾处理，因为疟疾的先验概率大太多了，尽管症状吻合度较低，此人得的是疟疾的概率仍远远高出斑疹伤寒，
通俗的说，某类事情发生的先验概率越低，那么，当此类事情的疑似案例出现时，我们就越可能接受一种低概率的牵强解释来试图排除它，因为尽管这一解释就个例而言看起来很牵强，那也不如『认为此事真的会发生』牵强，
10）此次点票的统计疑点若真的十分可疑，它也只能触发调查，而不能成为诉讼案由，要让法官受理案件，你必须具体说明谁做了什么错事，而考虑到调查可能需要的时间长度，以及通往诉讼过程的不确定性，基于此类疑点而预期结果会被及时翻转，要记得打好几轮折扣，
11）有两件事情特别需要分清楚：所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或未来会发生的调查和诉讼，可归为两类：旨在影响选举结果的案子，和针对特定舞弊行为的刑事案，前一类受选举日程安排的限制，若无望在截止期前了结，或不可能影响结果，可能会不了了之，但后一类不会，所以，对于真正关心美国选举制度健康性而不仅仅是单次结果的人，根本不需要着急，选举舞弊是重罪，果若有过硬证据，必定会得到充分调查和审理，有的是讲理渠道，若常规司法途径得出的结果难以服众，国会和州议会都可以发起调查，可能自己调查，也可能指派特别检察官，只要鱼腥味不散，调查记者，智库学者，大学教授，公缢诉讼组织，都会介入其中，与其现在着急上火，不如等着看说法，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辉格
@ 2020-11-07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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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7】
对于白灯在多个州的尾翘翻盘，有两个解释：1）作弊，2）晚到邮寄票的高度偏向性（即：Dem更怕死因而更倾向于邮寄，并且邮寄票清点更慢因而更晚进入公布结果）。
随着出现尾翘翻盘的州一个个增加，你会提高对哪种解释的置信度呢？这取决于你相信导致尾翘的哪个假定因素（作弊或邮寄偏向）在各州之间更可能具有联动性。
依我看，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在各州之间协调联动作弊的可能性很小，并且这一可能性随涉入州的数量递增而指数(more...)
8339
【2020-11-07】
对于白灯在多个州的尾翘翻盘，有两个解释：1）作弊，2）晚到邮寄票的高度偏向性（即：Dem更怕死因而更倾向于邮寄，并且邮寄票清点更慢因而更晚进入公布结果）。
随着出现尾翘翻盘的州一个个增加，你会提高对哪种解释的置信度呢？这取决于你相信导致尾翘的哪个假定因素（作弊或邮寄偏向）在各州之间更可能具有联动性。
依我看，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在各州之间协调联动作弊的可能性很小，并且这一可能性随涉入州的数量递增而指数式下降，而邮寄偏向则因其源自内禀特性而具有自然的联动性，即，只要导致邮寄偏向的机制确实存在，那它自然就是联动的，无须人为干预。
佐治亚的逆转让更强化了这一判断，考虑到GOP控制着该州的全部政府分支，你很难相信佐治亚的选举机构会被拉进一个由 Dem 组织的协调联动作弊的行动计划中。
依我看，认识到这一点会让许多 GOP 重量级人物如释重负，他们现在有了充分理由及时跳下很可能把他们拖下悬崖的川浦战车。
辉格
@ 2020-11-06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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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6】
1）对方的错误不能证明你的正确，
这点容易理解，除非你实在不愿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
2）对方的错误甚至可能降低（在旁观者眼中）你正确的几率，假如我看到两个人在吵架，并听到其中一个人的说法错的离谱，我会降低对这对争吵者的理智水平的评估，而一对低水平争吵者更可能都是错的，
话说回来，
3）对方的错误确实可能提高你赢得争议的机会，如果举证责任和论证责任在对方的话，因为如此一来，你是否(more...)
8337
【2020-11-06】
1）对方的错误不能证明你的正确，
这点容易理解，除非你实在不愿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
2）对方的错误甚至可能降低（在旁观者眼中）你正确的几率，假如我看到两个人在吵架，并听到其中一个人的说法错的离谱，我会降低对这对争吵者的理智水平的评估，而一对低水平争吵者更可能都是错的，
话说回来，
3）对方的错误确实可能提高你赢得争议的机会，如果举证责任和论证责任在对方的话，因为如此一来，你是否赢得争议，和你是否正确无关，而只和对方是否正确有关，
辉格
@ 2020-11-05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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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5】
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果是，GOP 52:48 保住参院，一个不太牢靠的多数，同时在众院拿回几个或最多十几个席位，但仍居少数，白灯以 270:268 险胜。
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或决定性的结果，价值对抗（或曰文化战争）仍将继续。
好消息是，GOP 终于可以丢掉川浦这个包袱了。
保守派里常有些耸人听闻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了，别信这些蠢话，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激烈的价值对抗，宪政结构都保存了下来，这次更没有理由担忧(more...)
8335
【2020-11-05】
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果是，GOP 52:48 保住参院，一个不太牢靠的多数，同时在众院拿回几个或最多十几个席位，但仍居少数，白灯以 270:268 险胜。
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或决定性的结果，价值对抗（或曰文化战争）仍将继续。
好消息是，GOP 终于可以丢掉川浦这个包袱了。
保守派里常有些耸人听闻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了，别信这些蠢话，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激烈的价值对抗，宪政结构都保存了下来，这次更没有理由担忧，维护宪政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很牢靠。
从价值分布和道德状况看，目前也远没有降低到某种危险的临界水平，依我看，和70年代相比，目前的情况要好得多，里根以来的几十年经历了长足改进，这笔遗产并不会那么快就耗尽。
和56年前那场大溃败相比，这只是一次小输，要知道，那次大溃败发生时，最高法院里坐着的是一批史上最激进的能动主义大法官。
【2020-11-03】
对于我们旁观者，这次大选最凸显的一点是，它提醒我们，社会终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将一组道德原则作为他们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曾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这一点（见第II-6，II-8，III-5章）。
从历史演变进程看，社会越富裕，个体自由度越高，共同体就越趋向于以道德原则为其构建基础，而传统上界定共同体边界的那些因素——血缘，族裔，随生态/资源/技术限制而划定的地缘政治边界——则逐渐弱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迄今朝此方向走的最远的一个。
在古代，构成(more...)
标签：伦理 | 共同体 | 宗教 | 宪法 | 政治 | 社会契约 | 道德
8333
【2020-11-03】
对于我们旁观者，这次大选最凸显的一点是，它提醒我们，社会终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将一组道德原则作为他们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曾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这一点（见第II-6，II-8，III-5章）。
从历史演变进程看，社会越富裕，个体自由度越高，共同体就越趋向于以道德原则为其构建基础，而传统上界定共同体边界的那些因素——血缘，族裔，随生态/资源/技术限制而划定的地缘政治边界——则逐渐弱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迄今朝此方向走的最远的一个。
在古代，构成共同体道德基础的诸原则，通常被封装成某种形式的宗教，而在美国，它们逐渐（虽然并非全部）被移入宪法之中，并由一套制度基础设施加以维护，由此，共同体的立约过程和契约内容，都变得更为正式和显明。
传统上基于宗教的共同体往往是强共同体，其成员在生活/行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其严格约束，而基于宪法而构建的，则可以是弱共同体，所谓弱，是指构成社会契约的道德原则是一个极小的集合，只约束个人生活/行动的少数几个方面，个人在其余所有事情上都保有自由。
一个道德共同体若要继续存在，其成员必须就一组最低限度的共同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合意，可是，个体价值观分布始终在随文化演变的漂移，并没有任何法则能保障这种合意总是会达成，所以，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时刻，争执不下的各方不得不摊牌、决斗，以分出胜负。
依我看，本次大选就是这样一次价值决战，双方在基本道德原则上的分歧已到了水火不容，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也就是说，美国人需要一次类似于56年前那样的一边倒大选结果，以便明确分出胜负，让惨败一方要么服气，要么滚蛋，要么被无情压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并不赞同许多老派人士对当前政治两极化的担忧，因为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分歧是必须解决的，摊牌决战是迟早会发生的，晚不如早，四年前川浦上台的刺激效果或许加速了这一过程，但那不是坏事。
历史上，美国至少经历过三次这样的摊牌：内战，新政，伟大社会。
我相信这次美国人会做出正确选择，我也相信，无论哪方胜出，都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热战的方式发生，两个理由：大法官的民望和权威仍非常牢固，迄今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将军们的忠诚和荣誉感。
【2020-10-24】
@whigzhou: 拉美就是个《宪法》印刷厂，多米尼加共和国有过32部《宪法》，另外三个国家各有过20多部，全拉美加起来估计怎么也有几百部吧，智利在其中倒不算多，9部，不过最后这部在其40年历史中已被修改了19次，可能智利人嫌自家印刷量太落后，所以最近又吵着要推倒重印，真是舍得纸张，感觉就像没脑子的人整天吃猪脑说是要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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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whigzhou: 拉美就是个《宪法》印刷厂，多米尼加共和国有过32部《宪法》，另外三个国家各有过20多部，全拉美加起来估计怎么也有几百部吧，智利在其中倒不算多，9部，不过最后这部在其40年历史中已被修改了19次，可能智利人嫌自家印刷量太落后，所以最近又吵着要推倒重印，真是舍得纸张，感觉就像没脑子的人整天吃猪脑说是要补脑。
辉格
@ 2020-10-24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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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高等教育和雇佣需求脱钩的结果是，创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且应得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凭其能力与资源所能挣得的地位，这无疑是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标签：地位 | 大学 | 教育 | 社会 |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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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高等教育和雇佣需求脱钩的结果是，创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且应得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凭其能力与资源所能挣得的地位，这无疑是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辉格
@ 2020-10-18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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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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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 不奇怪，西非到加勒比/南美的航线比里斯本-果阿要短且顺的多
@whigzhou: 葡萄牙航海探索的第一项重大发现就是：非洲西海岸的南半段不能贴着海岸走，必须先向西南，到靠近西风带时再折向东，所以西非-南美航线差不多相当于里斯本-果阿的第2个1/4
@winxpymaoo:谁给的勇气？金钱？
@whigzhou: 信仰，物质利益肯定是不可期的，他们留着欧洲的生活要好得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开始迫骇，众多教士被杀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后，报名去日本者激增，许多耶稣会士都希望抓住难得的殉教机会
@tgyhr: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普通船员/乘客也应该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居多吧
@whigzhou: 有不少大男孩和青年，而对于多数流行病，三四十岁的壮年人免疫力是最强的
辉格
@ 2020-10-18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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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比如，作为保守派重要票基的郊区中产，投票率远高于内城贫民，后者是自由派票基。
@_bear_:还有一个是抽样的比例。调查机构会根据历史数据预估选民的投票热情，然后定一个取样比例，比如40%左派，35右派和25%中间派，但最近选民的热情显然不同以往
@whigzhou(more...)
标签：政治 | 民调 | 统计 | 选举 |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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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比如，作为保守派重要票基的郊区中产，投票率远高于内城贫民，后者是自由派票基。
@_bear_:还有一个是抽样的比例。调查机构会根据历史数据预估选民的投票热情，然后定一个取样比例，比如40%左派，35右派和25%中间派，但最近选民的热情显然不同以往
@whigzhou: 对，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对偏差2进行矫正，可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每次大选的动员场景都不同
【2020-10-08】
@whigzhou: 还有个因素是，是否接受调查，与教育程度很有关系，读过大学的接受度高得多，比如在
密歇根的一次调查中，受访者69%上过大学，而该州选民中上过大学的比例仅为38%，这个偏差若不校正的话，影响就太大了
【2020-10-17】
假如部分误差是因为隐瞒真实想法而造成的，那么，我觉得，这部分误差在女性身上会表现的更大，因为女性更 agreeable，而为附和众意而隐瞒真实想法，是 agreeable 的表现之一。
辉格
@ 2020-10-17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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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
@waayne 蓝州人搬到红州，会继续投票给税收福利主义的民主党，这有点奇怪，为什么？
主动搬迁的应该是公司，人只是在跟着工作机会搬迁，并没有明确蓝红的劣优，而公司是有判断的。
@whigzhou: 1）多数人并不会把所有意见/立场打包捆成R/D两捆，虽然有些人有此倾向，2）多数选民并不会在市镇/州/联邦轩菊上一律做同色选择，虽然有些人会，3）蓝红移民的党派持久度随时间推移而递减，而随着世代更替，他们后代的(more...)
8325
【2020-10-17】
@waayne 蓝州人搬到红州，会继续投票给税收福利主义的民主党，这有点奇怪，为什么？
主动搬迁的应该是公司，人只是在跟着工作机会搬迁，并没有明确蓝红的劣优，而公司是有判断的。
@whigzhou: 1）多数人并不会把所有意见/立场打包捆成R/D两捆，虽然有些人有此倾向，2）多数选民并不会在市镇/州/联邦轩菊上一律做同色选择，虽然有些人会，3）蓝红移民的党派持久度随时间推移而递减，而随着世代更替，他们后代的倾向分布将趋近于所在州的一般分布。
@whigzhou: 相比之下，企业/机构搬迁的影响更持久，因为他们移动的是工作岗位，而职业选择和政治倾向之间关系很强
【2020-10-12】
@whigzhou: @Drunkplane-zny 问了我两个问题：
1）你老早就许诺说要好好写一写伦理学话题，怎么到现在还没兑现？
2）当我需要判断某个行为、某件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合乎正义的，是否应该支持时，除了道德直觉，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要依靠理性思辨，那么出发点应该在哪里？
一直没写是因为感觉可能没多少人爱看，所以出版商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也就是说没钱挣，所以只能等到哪天不那么缺钱了再说。
你出的题目很大，我先简单说几句：
1）道德判断首先和最终依靠的，是个人的道德直觉，
2）但这并不是说，理性在其中不能起作用，理由如下，
3）即便在同一件事情上，直觉也常常会相互冲突，因为一件事情有多个面相，分别触发不同直觉，而它们得出的判断可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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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伦理 | 哲学 | 理性 | 直觉 |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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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2】
@whigzhou: @Drunkplane-zny 问了我两个问题：
1）你老早就许诺说要好好写一写伦理学话题，怎么到现在还没兑现？
2）当我需要判断某个行为、某件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合乎正义的，是否应该支持时，除了道德直觉，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要依靠理性思辨，那么出发点应该在哪里？
一直没写是因为感觉可能没多少人爱看，所以出版商大概也不会感兴趣，也就是说没钱挣，所以只能等到哪天不那么缺钱了再说。
你出的题目很大，我先简单说几句：
1）道德判断首先和最终依靠的，是个人的道德直觉，
2）但这并不是说，理性在其中不能起作用，理由如下，
3）即便在同一件事情上，直觉也常常会相互冲突，因为一件事情有多个面相，分别触发不同直觉，而它们得出的判断可能不一致，
4）当两个直觉相互冲突时，便会引发一个斟酌，反思，权衡的过程，此时理性便开始工作了，这一点与人类意识的一般工作原理一样：意识往往是在大脑的不同功能模块得出相互冲突的解读或指示时，才被激活，否则我们的认知-行动过程便可能处于无意识的自动状态，同理，当道德直觉流畅无障碍的对某一事件做出反应时，理性将不被唤起，此时的反应是迅速、直接而朴素的，
5）斟酌反思的结果，可能是否定压制了一种直觉，而释放了另一种，也可能是陷入僵局因而放弃或延迟判断，在前一种情况下，被释放出的判断也可能因斟酌而弱化，比如从『简直不是人』弱化为『即便XXX，但这么做终究是不对的』，
6）理性也会因另一种需要而被唤起，当一件事情最初冲击到我们的道德直觉时，带来的信息常十分有限，缺乏细节，没有上下文，不知来龙去脉，此时，你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反应，或放弃判断，但也可能，你会希望在了解更多之后再下判断，此时理性便开始工作了，
7）当上述质疑-斟酌-反思的过程反复发生，我们的直觉也会随之而改变，因为所谓直觉，只是一种被自动化了的快捷通路而已，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不能添加删除，比如两种直觉所触发的斟酌过程若总是得出相同的判断，那么，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新的直觉，遇到类似情况便不再需要斟酌，
8）也就是说，运用理性的过程，也是在磨炼和重塑我们的直觉，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sophisticated，
9）再回到我的第一点，我说『首先和最终』，意思是，道德判断起于直觉，且终于直觉，即，判断过程最初由直觉所启动，而判断结果的最终输出也由某个直觉所完成，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如上所述）是，权衡不同直觉，为直觉提供信息条件，调整直觉，但不是代替直觉输出判断，至少对我个人是这样，
10）在我看来，背离上一条的做法属于理性滥用，一种常见的滥用是无限类推，设想：假如某人的女朋友每次和他上床之前都要求他先付一笔钱，他可能会觉得她像个娼妓，并因此而得出一个与此相称的道德评判，可是，有些人会将此判断抽象为：以性合意换取物质利益等同于卖淫，进而类推：结婚要求彩礼或婚房的都是婊子，这个例子演示了，当我们放弃『终于直觉』的原则时，会发生什么，
先讲这么多。
@Drunkplane-zny: 这个话题显然很多可以讲的，比如“最开始的直觉来自哪里？”
@whigzhou: 至少有一种道德直觉根植于人类的污秽反应，童年期的社会化过程会在某些事情与污秽反应之间建立通路，我在
这篇文章里曾有所涉及
@whigzhou: 或许有些通路无须教化而先天存在，比如对乱伦的本能嫌恶，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十分罕见
辉格
@ 2020-10-11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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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1】
@whigzhou: 正中动脉（median artery）是人类胚胎期给前臂供血的主要动脉，对于多数人，这条动脉会在成年后消失，其功能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接替，可是生理学家最近发现，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多成年人保留了这条动脉，其比例从1880年代的10%上升到了30%（另一说35%），这种情况部分源自基因改变，部分由孕妇生理状况所致。
而且在类似时间尺度上的晚近生理改变还不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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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1】
@whigzhou: 正中动脉（median artery）是人类胚胎期给前臂供血的主要动脉，对于多数人，这条动脉会在成年后消失，其功能由桡动脉和尺动脉接替，可是生理学家最近发现，过去一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多成年人保留了这条动脉，其比例从1880年代的10%上升到了30%（另一说35%），这种情况部分源自基因改变，部分由孕妇生理状况所致。
而且在
类似时间尺度上的晚近生理改变还不少，比如智齿缺失的比例在上升，位于膝盖窝的豆骨（fabella）的出现频率也在提高，而甲状腺最下动脉（thyroidea ima artery）到20世纪末已近乎完全消失。
辉格
@ 2020-10-09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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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9】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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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9】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再啰嗦几句。
倒不是我不喜欢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我还经常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我也同意，大量谬误都是因偏离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导致的（所以你要想找一些攻击对象是很容易的），可是在我看来，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一个随时提醒自己需要警惕的忠告，而不是这样一条禁律：禁止将人类个体以外的实体当作行动主体（agent）来谈论。
依我看，一个实体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或在何种情境下）被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关键要看其行为是否表现的好像是在追求某些持久的目标，换句话说，假设它在追求某些持久目标，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描述和理解其行为。
设想一个池塘，水面上漂着一些落叶，将它们视为行动主体，对我们理解这些树叶的漂浮走向有任何帮助吗？好像没有。
再设想池塘里有一艘自动小艇，它被设计成一部落叶清扫机，会自动驶向离它最近的一片落叶，并将其拾进船舱，然后寻找下一片，那么，作为不知情观察者，将它视为行动主体，对理解其行为有帮助吗？当然有，否则你怎么解释它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而且运动方向和风向/水流（或任何其他外部可见条件）都没有可辨认的关系？
公司呢？当然也是，不把它们当行动主体，你几乎无法谈论与之有关的任何市场现象。
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对行动主体的错误认定，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把种族，民族，国家，城市，社区，身份群体……当作行动主体来谈论，并且得出许多荒谬的说法，可那是因为，他们通常既没有论证这些实体在追求哪些持久的目标，也没有说明它们是通过何种机制而获得集体行动能力的，在特定情形下，选择与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不弄清这些事情，胡说八道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回到国会这个例子，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确实很难说一个国会在持久的追求某些目标，众多短暂目标很快会因换届而抛弃或遗忘，可是在国际事务中，却常常能够辨认出一些持久目标，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比如二战中的几大交战国，难道你能说它们没有可辨认的目标？或者说，假定它们在追求某些目标，难道对你理解它们的战争行动没有帮助？
当然，有着如此众多被称为国家的实体，其中每个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行动主体，是大不相同的，把索马里/阿富汗/利比亚当行动主体，就没多大意义，好在我不是本质主义者，从最合格的行动主体，到完全谈不上的行动主体，可以有大量中间形态。
对于公司/国会/军队这种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实体，有人可能会以其中每个个体有着不同利益和目标，并且在行动时经常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冲突，而否认其主体资格，这种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以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否认人类个体的主体资格，人类头脑中其实也存在着大量分立模块，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理由，意识的关注点，决定的形成，意志的表达，都是这些模块竞争的结果（所谓斟酌便是此类竞争的过程），和国会或公司董事会里争吵不休最终形成决议的方式颇为相似，但是，只要它们拥有某种决策机制，能够在具体事情上做出决定，并且这些决定大致指向着某些持久稳定的目标，那么，假定它们具有主体性，就是有意义的。
辉格
@ 2020-10-05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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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5】
@迢书 假如非要用一个指标衡量出版自由，不能用出版了多少书，而要用禁止出版了多少书。其他自由同理。
@whigzhou: 不对吧，北高丽这个指标好像是零。
@一步逃离危墙: [允悲]例外，例外
@whigzhou: 是基础假设不对，不是例外，和用『报纸天窗率』评估新闻自由度犯了同样错误
@whigzhou: 实在要设计一个单一量化指标，我看还是用『加权平均的书号成本/定价比』比较好，书号成本包括所有enab(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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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5】
@迢书 假如非要用一个指标衡量出版自由，不能用出版了多少书，而要用禁止出版了多少书。其他自由同理。
@whigzhou: 不对吧，北高丽这个指标好像是零。
@一步逃离危墙: [允悲]例外，例外
@whigzhou: 是基础假设不对，不是例外，和用『报纸天窗率』评估新闻自由度犯了同样错误
@whigzhou: 实在要设计一个单一量化指标，我看还是用『加权平均的书号成本/定价比』比较好，书号成本包括所有enabling costs，加权系数是同类渍油市场的各类别销售份额，若不可能出版，则enabling cost视为与定价相等
@whigzhou: 不少libertarian在评价管制的问题上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比如以管制法规的篇幅来衡量管制严厉程度，他们难道就没想过，『一律禁止』的篇幅只有四个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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