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20】 @Feng华君: @游侠若兰 @tertio @whigzhou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闾丘露薇:http://t.cn/zOm1rAR走读大中华，都市中的＂白领民工＂ @whigzhou: 看了个开头，对这种填空式的报道没啥兴趣，后面会填些什么内容，从女主持那种菩萨式急切点头状就能猜到了，呵呵 @tertio: 丧心病狂的左派煽动 @Azzssss: 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他们要是不当所谓的＂白领民工＂，你要他们去干嘛呢？ @whigzhou: 何不食肉糜？ @Feng华君: 雇员愿意接受低成本甚至威胁自己的健康的工作都没什么，不过作为雇主，雇主一方当然动机是压低成本，但是他要想低到威胁雇员的健康呢，比如矿主，他想低成本开矿，低到完全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呢？ @whigzhou: 那要看人家是否愿意出售健康和安全嘛，假如愿意，说明工人用这些换到了他更珍视的东西 @Feng华君 ……多年前是国营煤矿矿长，他们每年省公司开会，要领一个名额，是矿难死亡名额，在这个名额内矿长就没事，我那时候就清楚知道，只要安全措施足够，并多矿工做好必要的安全培训，很多灾难可以避免，但这一切都是成本 @whigzhou: 国营把个人自由选择变成了政策，凭空负上了道德责任，那就活该挨骂了 @whigzhou: 健康与安全在个人价值序列里排在哪个位置，旁人无从指手画脚，许多人都愿意部分（可能是概率意义上的部分）的牺牲健康和安全，去换取他更需要更珍视的东西，攀岩、赛车、拳击、足球、冲浪、跳水，伤害性和危险性都名列前茅，然后呢？ @Feng华君: 如果一个雇主，因为他能大胆到不顾雇员的生命，然后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你怎么看？ @whigzhou: 这要看他是否预先将自己了解而雇员很可能不了解的风险告知了雇员，若充分告知了，双方得利，挺好，比如赛车队老板 @Feng华君: 象这类节目，如果曝光老板不顾员工死活，然后让大家不要去光顾这家酒店，让他在竞争中失利是不是更好？ @whigzhou: 他们有权这么做，虽然这么做损害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但他们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 @whigzhou: 当然，以我的价值观看，这么做是非常恶劣无耻的，为满足自己审美小需求而破坏大量合作互惠机会 @Feng华君: 还有一个得益方你们忽略了，就是老实遵守劳动法的酒店……他们不应该在竞争中胜出吗？我是一个创业者，每分钟我都觉得在输给没有底线的人，你们怎么看？ @whigzhou: 你说的底线是什么？从自愿交易双方获利突破了什么底线？依我看呼唤劳动法这样的恶法，借政府之手来打败对手才突破了底线 @Feng华君: 健康生命的底线，如矿难 @whigzhou: 每次开车上路都让我丧命的风险，但若有人禁止我受雇为卡车司机，我认为他才突破了我的底线，健康和生命若不能由自己自由支配，还要个屁 @whigzhou: 香烟每天都损害着我的健康，哪天谁要是禁止我抽，我他妈操他祖宗十八代 @Feng华君: 好吧，我不说遵守劳动法的酒店，就是那些能兼顾好员工健康酒店，他们不应该在竞争中胜出吗？ @whigzhou: 自愿前提下，这么做无非就是拒绝与相对轻视自己健康的人做交易，这会让自己的企业显得比较干净，远离血汗，雇主如此追求无可厚非，但没什么可夸奖的，远离血汗的意思就是拒绝帮助血汗阶层 @Feng华君: 回复@whigzhou: 人当然有权选择自杀，我支持，我的意思是在雇主这边，他们真的有无限的欲望要压低成本，这种欲望是不是完全不应该受到节制？ @whigzhou: 任何成本都不会被单方面压低，任何价格是交易两侧议价的结果 @whigzhou: 某煤矿通过在安全措施上投资，将死亡率降低一半，因为风险降低，雇主现在能以更低工资吸引工人，这么做的效果，只是用更偏好安全宁可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人，替换了那些宁可多冒风险也想挣更多钱的工人，看不出这一替换在道德上有何优越之处，而且，如果工资降幅足以抵偿安全投资，雇主无须强制也会这么做 @whigzhou: 假如雇主宁愿自己负担安全投资而不降工资，那么竞聘的人就多了，如此他可以挑出更优秀的工人，结果还是一样：那些缺乏其他优势而以其愿冒风险为比较优势的工人，只能另寻出路了，换句话说，他们少了一位愿意购买其血汗的买家，需要另寻买家来出售血汗，血汗贬值了 @杰克华君: @tertio @whigzhou 我认为理性和感性，如果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一定是我们考虑少了某些地方。比如刚才我们讨论的酒店问题，感性上我觉得五星级酒店不应该这样，逻辑上解释：假设没有劳动法，酒店也不应该无休止的延长雇员的劳动时间，雇员心情精神如果受影响，服务质量也会下降，客户会流失。 @whigzhou: “感性上我觉得五星级酒店不应该这样”——作为经营策略，这个直觉可能是对的，血汗味和五星级形象不融洽，高端服务业避免沾染血汗可能是恰当策略，还有奢侈品制造业也是，但拒绝（通过雇佣交易）帮助血汗阶层，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弹道德高调的理由 @Feng华君: 嗯，对，客户如果对住酒店价格敏感对服务质量不敏感会选择三星四星的酒店，酒店的内讧和客户也没什么关系。这件事恰恰是非常高端的酒店客户，一个银行家引起的，他敏感到关心服务他的人的上班时间，呵呵 @whigzhou: 对啊，这跟大户人家雇奶妈也要量三围考六艺不是一个道理嘛 @whigzhou: 其次，价格机制和市场规律本来就是反直觉的，感性/理性不符很正常，人类心理并非为理解市场而准备 @whigzhou: 比如，向断腿乞丐施舍其实是在购买和激励自残/残害行为，这一原理同样也是反直觉的，但也是正确的 @whigzhou: 许多道德诉求名义上是同情和帮助他人，其实是为了避免难堪现象污染自己的眼球，血汗工厂之外，最典型的例子是肉刑，如果法律允许死刑犯在死刑与砍腿之间选择，许多死刑犯显然会选择后者，但公众宁可把他们一律吊死；历史上，死刑比例曾随肉刑废除而上升到很高，此类诉求不过满足了诉求者的审美需要 @whigzhou: 吊死了眼前清静，缺了腿在我眼前晃让我心里发毛。 @丫力山大的献头君: 但是“死刑比例曾随肉刑废除而上升到很高”这一现象，是否是站在公众的角度所能察觉到或预期到的？ @whigzhou: 这一原理无须由“他们是否预见到死刑因肉刑废除而增加”来判断，只要问问他们“是否赞成允许死刑犯选择肉刑抵死”即可 @嘛吐: 血汗是不值钱的，只购买血汗的公司，长期来说也一定是在人力管理上会出问题的公司，相反，能做出新型管理的公司，很多更能激发员工潜能，降低管理成本，增进公司效益，甚至扩大公司规模，扩充员工队伍，增加更多就业 @whigzhou: “血汗是不值钱的”——这句话你去跟出事矿工的家属说，记得多带几个保镖 @黄少卿: 矿主的选择是涉及道德的，尽管生命通过赔偿可以表现为货币价格，但投资安全而不是等人死了再赔显然更具有道德。所以安全问题光有事后的司法不够，需要事前的安全监管。中国往往由于能够人死了弄成失踪免赔、低价赔、拖着不赔，因此矿主很容易变成风险偏好者。中国需要完善司法赔偿，更要加强 @whigzhou: 那可未必，要看哪个合算了，而合算点就是双方议价的结果，全部改成无人工厂最安全了，同时工资当然也降到了零，离开自由选择，你怎么知道合理点在哪里？ @whigzhou: 在风险降到0之前，安全投资可以无限进行，把货车武装成坦克，粉尘降到实验室水平，到哪里才算合理？离开工人对风险与工资的权衡、雇主对边际成本与产出的权衡，这个点怎么找？ @做人低调都有人抢: 表示不赞同,从人的需求层次论,那些卖血汗的大部分是为了生理需要,不是生活所逼会去?当你发现自己收入不能跟上生活的基本支出的话或许会更加明白 @whigzhou: 正因为此，剥夺他们出售血汗这一他们仅有的优势资源，才显得更加罪恶和凶残 @黄少卿: 首先要确定什么可以议价，生命权可以议价吗？法律在这个领域是空白的吗？我们讨论现实问题不能用黑板经济学，不能脱离法律，也不能脱离社会规范。这些东西是你所谓议价或自由选择的前提，你的分析 @whigzhou: 不是正在谈论法律和规范的合理性吗，如果因为恶法既已存在就是合理的，那我倒是没话好说了 @黄少卿: 没有人说必须把安全风险降低到零。但是任何文明社会对于煤矿行业都有安全标准的要求。这个标准之上，才存在你说的权衡。 @whigzhou: 说到底你还是要让别人来替劳动者决定何等风险才是他们值得去冒的，他们自己的意志算个屁 @黄少卿: 那你说说中国目前关于煤矿安全的规定哪些条是“恶法”？ @whigzhou: 其中全部限制双方契约自由的强制性条款，和限制经营者进入准入门槛 @黄少卿: 法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怎么是替别人决策？如果你不喜欢中国的安全立法，那英国、美国、日本，等，他们不是社会博弈出来的吗？ @whigzhou: 跟哪个国家的没关系，只要它在不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限制了的双方契约自由，我都反对，“社会博弈出来的”未必是好东西，有不是“社会博弈出来的”东西吗？ @沉喧-Leo 這種全知全能的原教旨不能看看真實世界麼？礦工如何區分安全的礦和不安全的礦？礦主會如實的準確的告訴礦工安全程度麼？就礦工的龐大數量，採礦的安全是否真能反映到工資價格上？就算能反映，工人到底是在“賣命”還是在出賣“勞動”？兩者是否可以混為一談？ @whigzhou: 你刚好说反了 @whigzhou: 我恰恰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矿工是人，而你忘记了矿工是个大活人这一事实，因为矿工是人，我相信他最关切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最有动机去了解有关信息，最有资格为自己做权衡和判断，所以我只需要知道他的选择是自愿的、没有受欺骗即可，而你们这些主张干预和管制的人，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者。 @沉喧-Leo 說你是黑板經濟學還不信。最有動機去了解，所以就能夠了解？這是典型的認為信息獲得不需要成本。我請問，充分了解採掘業的安全問題，需要多大成本？礦工就算最有動機，是否有能力 @whigzhou: 你这种就是泥鳅式辩论者，一点上垮掉马上偷偷转到另一点，能不能男人一点，转移论题之前先把前面的错认了？ @徐轶青: 辉格，我的观点在你们之间。如果矿工的outside option受到限制，他的认别能力是有可能影响他的判断的。即使完全知晓，受法治环境所限，也有可能无力改变。外部监管者的信息是否更全面，则另当别论 @whigzhou: 信息不对称当然可能是个问题，但市场和既有契约法律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信息问题 @whigzhou: 假如有证据证明雇主比矿工了解更多安全风险，法律可向雇主施加告知责任，假如双方了解都不够充分，那么了解更充分的人可以去向他们告知，或者在网上公布，矿工难道那么不关心关乎自己生命的信息？如果存在第三方风险统计和评估机构，法律甚至可以要求雇主事先获得并公布评估结果，作为订立契约的前提 @whigzhou: 实际上，监管者从来不朝这个方向走，因为监管目标压根就不是为矿工着想，而是为了满足旁观者心理需求 @徐轶青 侵权法实际上就是在模拟无数讨价还价过程。在大陆法系里，侵权法（1）通常不怎么有时效性（2）执行难。这时管制就有可能是合理的 @whigzhou: 这是大陆法自身的问题，无法灵活适应私序演进的形势，这要改进其法律体系来解决，转向管制只能让事情更糟，因为管制更脱离实际、更一刀切、更缺乏自我纠错机制 @whigzhou: 司法程序提供了：具体而直接的利益关切与诉求者、对立的证据呈现、对等的抗辩与质证、中立的倾听者、独立于政治派系的裁决者、基于众多分散案例的试错和反馈、渐进的惯例形成、修正和废弃，而在产生管制条例的政治过程中，这些元素要么不存在、要么缺乏程序规范 【2012-05-21】 @whigzhou: 那些主张向雇主们施加契约之外责任的人，我猜其实内心仍将雇佣视为一种依附关系，就像古代的主仆、领主-附庸、公子-门客、寨主-喽罗、国企-职工关系，这些依附关系中，交易的是一揽子生存套餐，所以领主对其附庸的整个生存状况负责，自家仆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主人确实脸上无光 @whigzhou: 否则的话，在形形色色交易中，雇佣关系为何如此特别？雇主只是雇员的诸多交易对象之一，为何偏偏他被挑出来承担额外责任？被迫为雇员支付养老/医疗保险的，为何不是他的论文导师、开户银行、村长、物业公司、隔壁超市、教区牧师、离他最近的那家火葬场老板？ @whigzhou: 为何不是关注他的粉丝们？  

第一章  受价与觅价 观察价格机制简单而容易的起点，是那些基于标准化产品和中央撮合机制的大型集中式市场，比如大宗商品和股票交易所，在那里，每个交易者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尽管每笔交易都在影响价格，但这种影响既细微，又难以被预见和掌控。 也正因此，交易者所面临的信息和所需做的决策也极为清晰明了，同一只股票的每一手都是毫无差别的，你既没有机会“制定”价格，也找不到人来讨价还价，你只能等待满意的价格出现。 然而绝大部分交易并非如此，买家和卖家都或多或少能找出些机会来谋求更有利的价格，而带来这种机会的，通常是商品之间的差异和信息条件的复杂性或不对等。 有些商品原本就很独特，比如茅台，或者，卖家会把它们变得很独特，或看上去很独特，比如iPhone，再或者，卖家会用种种伎俩让买家相信它们很独特，比如某某十年陈酿，所有这些，都可以增强卖家的议价地位。 而同时，买家也有许多手段让卖家相信给他们是明智的：我是善于鉴别品质的内行，我有许多其它选择，我并不急于购买，我是能带来长期生意的大主顾，我会影响别的买家，等等。 当然，在每笔交易中都占尽便宜未必是上佳策略，作为长期经营的企业，价格策略是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因而，随着资源禀赋、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的不同，定价和议价机制也千差万别，精彩纷呈，本章所选的几个案例，或可助你窥其一斑。

【2012-05-20】 @冯志伟2011：分享了一篇文章：《关于“张三死了父亲”的语言学解释》 http://t.cn/zOulTFN @whigzhou: 我觉得关键是这里的“父亲”和“身子/肚子”一样，已经从一种关系对象上升到了主体“自我”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共享一个动词了，若关系未密切到这程度，此类转换便不适用 @whigzhou: 类似的，因为女儿关系密切到足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因而“嫁女儿”和“女儿嫁人”可以共享一个动词 @whigzhou: 又例：张三跑了老婆，张三大跌眼镜，张三砸了饭碗——老婆/眼镜/饭碗，于主体关系都足够密切，足以成为自我之一部分 @tertio：跟不幸事件毫无关系。而且这里后面两个词可以换位：'张三老婆跑了'，而中国队打败了日本队就没法换位。 @whigzhou: 嗯，此类例子中绝大部分确实是不幸事件，这大概是因为这些自我延伸部分在获得之际并不是自我的一部分，在丧失之际才是 @tertio：语言现象用既定的逻辑规则是没法解释的。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价格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发挥三个作用：首先，它们传递信息，其次，它们激励生产者为采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第三，它们决定谁从生产过程中获得多少。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1990

我们须将价格视为这样一种信息交换机制……，其最奇妙之处在于它处理信息的经济性：它让个体参与者可以知道的如此之少，却能够做出恰当的行动。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

是什么在指导着我们每日的行动？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这取决于你的视角。 心理学家或许会说：是多巴胺[1]——每当你做对一件事情，比如在寒冷开始损害你的健康之前，适时穿上那件温暖的外套，身体就会分泌些多巴胺或其他神经递质，它让你感觉兴奋和愉悦，作为对你明智举动的奖赏，假如长期得不到多巴胺奖励，你会感觉痛苦和郁闷，正是这样的机制在推动你寻求恰当的行动，以便在这复杂而危险的世界生存下去。 从进化生物学家那里，你会得到另一个回答：是基因——你的行为，如同你的身体一样，都是基因们合作设计的复制机器的组成部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无论其效果何等复杂而迂回，指导你行动的终极原则，就是最大程度的散播这些基因的副本。 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生物学家指出了行为的终极目标，为判别“做对”和“做错”提供了标准，而心理学家则阐明了神经学的实现机制。 现在轮到经济学家了，他们的回答将同样干脆：是价格——正如哈耶克在前面的引言中所指出的，因为有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协调，如今这个高度依赖于精细分工和长距离贸易的大社会才成为可能。 价格理论历来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弄清价格机制如何运作，对我们理解市场、理解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都至关重要。 一方面，作为价格接受者，市价极大简化了个人和企业的消费和生产决策，另一方面，作为价格创造者，在可能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去影响市价，以获得最有利的交易条件。 本部分收录的若干文章，将进入多个领域观察企业在各种特定条件下选择如何其价格策略，考察一些常见的觅价手段，看看信息条件和规模经济如何影响价格波动，竞争和垄断格局又如何影响价格谈判，等等。 --------------------------- [1]见维基百科：多巴胺，或wikipedia: dopamine。

【2012-05-18】 @徐轶青 规范到个体的价值观之间比较难过渡，现在基本上用博弈论的信念和多重均衡来处理。把规范设想成状态变量也比较容易操作，不过问题是谁在选那个状态 @whigzhou: 这种方案我完全同意，我在“从博弈论角度理解法律”  中也表达过，不过形式上的过渡还没想清楚，比如如何避免成为万能膏药 @whigzhou: 从聚点/策略向价值观的过渡中，存在一个策略和规范内化为个人价值的过程，它类似于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当在某种博弈格局中采用某种策略总是具有优势，那么个体预先便持有倾向该策略的偏好、或预先持有导出该策略的信念，便是有优势的，由此内化便发生了。 @whigzhou: 比如：若博弈环境足够稳定，因而遵循某条规则总是有利的，那么鲍德温效应便倾向于让个体本能的偏爱这条规则，就像遵守它本身就能带来价值一样 @whigzhou: 教育或文化驯化中存在更强的鲍德温效应：父母或社会向孩子灌输规范时，不会用博弈论计算结果来说服它，而是直接将规范塑造成他的价值观 @whigzhou: 因为人类头脑里没有博弈论运算器，其价值函数只能以本能和文化价值的形式在特定的文化结构（或曰范式）中表达 @whigzhou: 表达的结果是将遗传收益这一终极性价值分解成了一组工具性价值，把单目标决策变成了多目标决策，这尽管导致了价值冲突的问题，却让算法可以在大脑上实现了，大脑的大规模并行特征和达尔文机制让它善于同时实现N多个小而简单算法，而不善于实现单个大而复杂的算法

古董市场需要跟踪的是真品 辉格 2012年5月17日 两个多月前，雅昌艺术网发表了一份《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并附了一张“中国文物造假地图”，对古董仿制产业的兴旺发达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绘，在收藏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媒体跟进报道，其间，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仿制品的泛滥搅乱了市场、欺骗了收藏者、玷污了文化，因而提出要对此加以整治。 至于整治的方法，有人提出应该向韩国学习，给每件仿制品打上标记、标明制作者、跟踪其转手过程，以免其与真品相混淆；我不知道韩国是否真有这样的制度，不过直觉告诉我，既然仿制品远远多于真品，而真品那么稀有，那么何必花大力气去跟踪每件仿制品呢？跟踪好每件真品、其余一律假定为赝品，不是更简单省力吗？ 仿制古董和艺术品并不违法，只要仿制者在出售时不向买家虚假宣称其年代和来源，事实上，许多买家要的就是仿品，优秀的仿品能让他们以很低的价格获得与真品同样的观赏和摆设效果，也可能让他们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炫耀一番，这些满足虽有一点点虚幻成分，却是完全无害的，没有理由加以阻止。 当然，即便仿制者没有欺骗买家，也不能排除有人买了仿品去蒙骗别人，但这里违法的是欺骗者而不是仿制者，就像有人买了刀去杀人，不能把责任归诸刀具制售者，除非我们能证明此种刀具只能用于谋杀而没有任何合法用途，而仿品是有着广泛且需求旺盛的合法用途的。 收藏品市场是个十分特别的市场，其独特处在于信息条件，在多数消费品市场，由于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缘故，通常都是卖家比买家精，即在质量和真伪鉴别上拥有更多经验和专业知识，而收藏品市场却往往相反，藏品不像批量生产的商品，其质量和真伪需要逐件鉴别，每项鉴定都可能涉及大量精深的专业知识，所以规模化反而降低了其专业能力和信息优势，因为你不可能在维持经营规模的同时拥有高鉴别力，相反，藏家却因为常专注于某一类藏品，甚至几十年持续跟踪研究几件艺术品，对它们拥有浓厚兴趣，并且单位时间内过手藏品远少于商家，因而有充裕的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和细细鉴别。 这一独特的信息格局，让收藏市场分化成了两个层次，一个是大众化的低端初级市场，那里的地摊主和古董店老板对待藏品就像大白菜，不在鉴别能力上投入资源，这么做不可行也不值得，他们定价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顾客的行为表现，比如察看某件藏品时的眼神和表情等，著名藏家一次时间稍长的凝视可能会让一件藏品身价大涨，当然，经验老道的买家会刻意掩饰这些信息，但难免总会流露出一些。 所以，在初级市场上淘宝的藏家，有理由意识到，卖家对藏品的标示和陈述背后并没有专业鉴别力支撑，真伪要靠买家自己鉴别，这也已经成为行规，买家也清楚他们是在大海捞针而已，买到赝品没有理由抱怨，况且，初级市场的价格很低，轻易买到真品的期望原本就是不现实的，更没理由寻求法律保障。 一旦某件藏品获得著名藏家青睐，或被著名鉴赏家认定为真品，便身价百倍，并转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而在高端收藏品拍卖市场，市场已经发育出了相当成熟的机制来阻止赝品进入，每件藏品的类型、年代、来源都会被精确陈述，卖家和拍卖行对这些陈述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藏家也会请知名鉴定专家或机构为他们的藏品出具鉴定证书，鉴定者的声誉也就押在了上面；同时，公开拍卖也让每件藏品的转手记录都有案可查。 这一机制当然并非完美无瑕，鉴定专家可能会看走眼，甚至出卖自己的声誉，持有鉴定证书的真品藏家或许会冒用鉴定证书卖掉高仿赝品而保留真品，隔些年经私下转手后再冒出来，但这些潜在漏洞用法规和管制同样难以堵住，现有市场机制至少在激励方向上是正确的，它所创造的巨大市场规模和不断抬升的藏品价格，便证明了它在建立信任关系上，是做的非常成功的。

【2012-05-17】 @北望经济学园 @何钢HG: 1974年，Easterlin发表了关于#幸福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提出知名的Eaterlin悖论：在任意国家的某个时刻，富人比穷人要幸福；但在许多国家和社会，人们的平均幸福并未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多。后来他引用美国作为案例，1960-2010美国人均GNP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感却基本未变 @whigzhou: 若不是这样才怪了，说明人类神经机制出毛病了。每代新人成长起来时，其幸福感基准线当然要按当时的条件重新设定。 @tertio: 粗略地说，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候幸福感才应该会增加 @whigzhou: 最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不想想1960年和2010年报告幸福感的是两批人？若考虑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悖论了 @自由_星空: 幸福感是主观、相对的吧。 @whigzhou: 任何概念，一旦有了一个度量方法，对于接受该度量方法的人，它就是客观的了，至于是绝对还是相对，要看该度量方法的类型，序数度量就是相对的，基数度量就绝对了 @whigzhou: “什么幸福解释模型更好”这个问题先搁置，仅用“免遭已知典型困苦和享受已知典型便利的能力”（这是“变得富裕”的结果）这一条，足以解释下列三种情况，毫无悖论：1）同一社会中富人幸福感高于穷人；2）贫穷社会幸福指数低于富裕社会；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不影响幸福指数。 @赵昱鲲 @猪头非 @whigzhou: 解释：1）同一社会富人穷人所参照的已知典型困苦集（P）与已知典型便利集（C）相同，而能力不同，故幸福感不同；2）贫穷社会人民了解一些富裕社会的典型便利，却不能享有，富裕社会人民了解一些贫穷社会的典型困苦，能轻易避免，故前者幸福指数低于后者； @whigzhou: 3）经济匀速同构增长时，P与C和避免/获取它们的能力同步变化，因而幸福指数不变 @猪头非: 这样的话,P与C中所累积的久远以前的困苦和便利在不断进步的能力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免和更加容易实现.但为何这个部分没有在时间维度的幸福指数上反映出来? @whigzhou: 因为人是朝前看的，不惯于忆苦思甜嘛，只会以当代状况为参照和基准，这是好事啊，否则人类的适应性就完蛋了 @猪头非: 第(2)点需假设穷国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足够通畅.对于穷国的上层人很合理,对于穷国下层人则值得商榷:穷国的下层人在和本国上层人比完之后,其他富国的情形到底知道多少;即使知道,又能追加多大 @whigzhou: 这种当代资讯条件下应该没问题，电视电影里能看到，而上层对发达社会的模仿证实了他们看到的是真的 @赵昱鲲: 对，关键是经济匀速同构增长中的“同构”。所以欧美国家经济匀速增长时，幸福感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一直是高速，但伴随着结构变化，于是幸福感也有变化。 @whigzhou: 还有个文化/价值变迁的因素，自我要求不同了，生活方式变了，收入翻几倍却大喊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了 （续） @whigzhou: 关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想到一点：父母对子女所负责任多的话，会提前感知到新生活方式的负担、焦虑和压力 @whigzhou: 许多新型享受，原本老一代人负担不起也不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们需求偏好已被之前的条件塑造成型了，但为儿子考虑就不同了，更具前瞻性，也就更焦虑，这个我在讨论中美储蓄率差异时提到过 http://t.cn/zOmRwX5 @丫力山大的献头君 辉总认为通过改变文化（比如增强幸福的感受能力）是否比经济增长更有助于社会幸福群体比例的增加，学生在西藏农村时看到村民的幸福感并不比城市中汲汲于生的人差 @whigzhou: 说实话，我认为把幸福感作为宏观指标来观察和研究，实在没什么意思，将它与任何政策或制度联系起来更是不可接受 @whigzhou: 我参与幸福经济学讨论的唯一旨趣，就是想说明这一点，即：将总体幸福感水平视为值得追求的宏观指标，是荒谬的，也是不可容忍的（至少按个人主义价值观）。 @whigzhou: 比如，若研究证明：其它不变，用药物降低所有男性睾酮水平，或提高唐氏综合征患者比例，即可提高幸福感水平，然后呢？ @Azzssss: 所有的宏观指标都有这一问题 @whigzhou: 但程度很不一样，比如1000%或-20%的通胀率，失业率在两年内上升一倍，贸易量一年萎缩20%，这些肯定是值得避免的，可幸福感……就不好说了，比如焦虑感集体加强，可能只是出现了某种值得追求的新事物，有啥不好？ @慕容飞宇gg 到现在科学界还有不少人支持优生学吧，只不过不敢公开出来说罢了 @whigzhou: 优生学没什么不对，优生政策和优生法才是罪恶  

【2012-05-16】 @李子暘: 共和制并不神秘，就是各派政治势力谁也压不倒谁，没有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大家只好坐下来商量如何非暴力地划分政治权力。划分以后，必然形成互相制衡和共同认可的规则。这种规则比纸面上的法律有效得多——中国现在不正是这样吗？大宪章以来的英国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tertio: 短暂的平衡对峙不等于共和 @whigzhou: 水星此言大谬，孛兮來或忞夹煲能公开阐明自己的不同立场吗？能公开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吗？能公开与对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吗？能援引筅樟原则为自己辩护吗？能在某次竞争失利后维持其存在和势力吗？ @李子暘: 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要慢慢出现并稳定。现在就是进行中 @whigzhou: 慢慢出现没错，可是方向反了 @李子暘: 难道情况比以前恶化了？ @whigzhou: 就它的抗珙阖能力而言，是的 @高利明: 请辉总展开下。 @whigzhou: 就是我的几个问号得到肯定回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吗，体制在关门解决内部冲突、一致对外、防止珙阖苗头上做的越来越成功了嘛 @whigzhou: 多元权力共存与竞争的局面很常见，公开化和制度化是关键，如此才能激励各方向下寻求支持，拓展自下而上组织的空间，才能将最初只保护少数peers的规则扩张到保护所有人，最终让每个人都成为peer @whigzhou: 竞争的制度化意味着，单次竞争的失败者不会被清洗，这是均衡得以稳定存续的前提，否则一旦均势稍有偏离，中小派系便迅速倒向老大，老二老三不可能支撑太久，中国王朝更替中这一点很明显 @whigzhou: 每次旧朝崩溃之初，局面很胶着，各派都有机会，可一旦某派稍显优势（比如取得某个战略要地），很快触发一个正反馈，后面的过程变得极其迅猛，这是因为参与者对成王败寇下场有着牢固的预期 @springbottle 中国史上王朝更迭的次数很多，但对个体而言，往往是单次博弈，这种情况下演化出的行为规则应该不同于多次博弈下演化出的行为规则。一个基本的差别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胜利者往往不会基于自己也可能在下次竞争中失利的设想而对失败者留有底线 @whigzhou: 是啊，若是几大家族间的竞争就不同了 @springbottle 一个猜想：在王朝更迭较快的时期（个体经历多次王朝更迭），政治竞争则会不同于王朝更迭缓慢的时期（个体只经历一次王朝更迭）。不知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竞争是否不同于其他时期 @whigzhou: 没错啊，所以赵家杀心较轻嘛，整个两宋都杀人不多 @喂羊的月亮熊: 是不是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思。要赶尽杀绝，因为总以为自己会万岁 @whigzhou: 嗯，这是个预期与行动相互强化的过程，成王败寇的先例给了后人成王败寇的预期，于是加强了其赶尽杀绝的决心，也加强了稍弱者要么死磕到底，要么尽早投靠老大的信念，如此反复，难有均势出现 @trustno1v2: 粮食产地太集中,且没有外来替代来源,这是成王败寇的主要原因. @whigzhou: 嗯，最初的原因可能是外部的（比如地理的），但行为与信念的轮番相互强化的过程一旦开始，即便那些外部原因不复存在，格局仍可自我维持 @学经济家: 不甚同意。不过没空仔细想，我的不同意，是基于愿望的还是基于分析的 @whigzhou: 我知道这方面你一直比我乐观，但如果我所提那几个问题上看不到松动迹象的话，未来的变迁必定会由一个爆炸性过程来完成，我说的撞墙是指这个，不是什么增长停滞之类 @whigzhou: 依我看，皿煮集忠制是史上最完备的反珙阖体制，它精心设计、刻意堵塞了珙阖苗头出现的所有可能性 @李子暘: 理性僭越了。那玩意儿也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不是精心设计的。现在，演化的力量已经不利于他们了。 @whigzhou: 不是一次设计完成的，最晚从7世纪的罗马教会就开始设计了，逐步改良至今 @whigzhou: 或许“设计”一词不妥当，这是个不断吸取教训、逐渐修补的过程，有理性参与，但参与者未必全面理解其机制  

（接下去我会陆续贴出《自私的皮球》中一些未曾在博客上发表的文字，包括各部分各章导言和部分后记） 在我看来，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通常有三个目的：1）通过挖掘细节、整理来龙去脉，帮助读者看清和理解事件本身，2）对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可能包括价值判断），并阐明作出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推导的逻辑，3）从事件中看到了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认为值得提出来加以说明，既可向读者介绍这一道理，也为他们观察该事件提供一个特殊视角。 三个目标都很有价值，但本书的评论大部分侧重于第三个目标，这不仅是因为我更喜欢第三种评论方式，更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第一种要求评论者必须是有关领域的内行，并对事件的背景和细节有全面的了解，这通常需要有亲身的从业经验和长期的知识积累，一个人只能在少数行业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正如你从目录中看到的，我的评论范围很广，但其中只有一两个行业我有较深入的了解。 第二种则是任务本身令人生畏，无论是谁，要对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做判断都要冒极高的风险，假如听者足够宽宏大量，不以结果论英雄，而看重你得出判断的过程是否有道理，那算你运气好，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一旦你开始预测，就要准备好被当作风水师看待；而假如做的是价值或伦理判断，那任务倒是简单许多，但后果却更危险，价值观五花八门，伦理判断的标准和逻辑也大相径庭，这种场合环境噪音的分贝极高，除非你是意见领袖或鸡汤大师，你的声音是很难有机会被认真倾听的。 对于第三种，常见的误解是，它要求评论者非常渊博，常有读者在浏览我的博客目录后惊呼：哇，你怎么啥都懂啊？这让我颇有点哭笑不得，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三脚猫，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第一和第三种评论都需要专业知识，只不过划分专业的方式不一样，前者是按行业垂直划分，后者是按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水平划分。 打个比方，一位是私人保健医生，另一位是牙医，保健医生需要全面了解客户的体质特征、健康和营养状况、病史、对哪些药物过敏，等等，就像行业专家对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史都了如指掌，而牙医则不同，虽然他接待病人无数，每个情况都不一样，但他的任务却挺简单：只要找出那颗坏牙，拔掉它或怎么处理一下就行了，显然，我们不会问牙医：哇，你怎么什么人都会治啊？ 每位牙医都有个工具箱，而我扛着它到处拔牙的那个工具箱，就是经济学，正如每个人都会长牙齿，每家企业、每个行业、每条政策、每项制度，都找得到经济学下手的地方；经济学这个箱子里装的工具并不多，而我经常用到的更是屈指可数。 一种是激励分析，或者叫成本收益分析，所谓激励，就是一个人决定做某件事之前，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做预期时所考虑的因素，后果分两方面：收益和代价，评估和权衡的结果决定他做还是不做，或者怎么做，激励分析就是要弄清楚，当这些因素发生改变时，对行为输出有何影响。 其次是资源识别，简单说，资源识别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凭什么赚到钱的？按经济学观点，只有未预期到的收入才算利润，所有预期中的收入都是资源从其所投入的生产中分得的租金：工资是劳动力的租金，利息是现金的租金，版税是著作权的租金，等等，这样，假如某项可预期收入还未被找出对应的资源，便说明我们对有关生产模式尚未获得透彻的理解，由这一视角所产生的好奇心将引导我们考察各种商业模式。 然后是均衡分析，作为运用经济学观察世界的评论者，均衡理论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去考察那些看似不均衡的现象，比如某个行当看似钱很好赚却没有大批新进者把价格和利润拉低，或者相反，长期亏损却不大批关门，或者一种商品在两地价格悬殊而流通成本又不足以解释，或一些看似有价值的资源被长期闲置，或某种看似很强烈的需求却没有人来满足它，等等；均衡方程就像一个格式塔[1]，看似不均衡的现象就像一个未完成的几何图案，让我们产生焦虑和好奇心，驱动我们去找出其中原因，把它描绘完整。 还有信息与风险分析，信息障碍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信息获取有成本，它是构成交易成本的重要部分，信息成本的分布是影响均衡位置的重要因素，因而在上述均衡分析中常扮演关键的角色，其二，有些信息参与者根本无法获得，比如农民种下这一季西瓜时，该季西瓜的未来总产量，无法获得的信息便构成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控制风险，有些交易机会被放弃了，而没有放弃的那些，参与者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处理风险，这方面的种种尝试构成了商业故事中的大量精彩情节。 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我用到的主要就是这些工具，当然，我不会刻意将自己局限在它们上面，遇到恰当的主题时，我有时也会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讨论，特别是在第三部分，较大幅度的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另外，第五部分讨论的是宏观话题，会用到另一些概念和工具。 我所采用的评论写作方式，最接近的类比大概是商学院学生的案例练习了，通常我会花一两个或最多三四个小时去了解事件的脉络原委，但注意力多半集中在我所关注的那个问题点上，在这么做时我依靠的是公开的报道和传闻，并且只检查其常识合理性，而不会花太多功夫去侧面核实，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案例练习，即便事件并非如报道的那样，也没关系，那就当是虚构案例好了，只要虚构的合理，分析仍然有价值。 所以，假如你阅读时感觉我没了解事件内幕和真相，或没抓住问题重点和要害，或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因素，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普通新闻读者多很多，我也无意抓住重点和要害，而只想抓住我感兴趣的那一点，我更不追求面面俱到；体现在文章结构上，我通常只用开头一两节描述事件背景，有时在结尾会用一节来展望事态前景并作些评价和建议，而大部分篇幅会留给所选择的焦点：那颗牙齿。[2] 在两种情况下，我会稍稍偏离上述写作原则，一种是话题恰好处于我比较熟知且持续关注的领域，这时我会对背景和脉络多说一些，另一种是文章主题本身就是政策或制度评论，这就难免会在现实后果的展望和正当性评价上多花点笔墨，也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价值观，这种情况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会多一些。 另外，第六部分和本书其它部分很不一样，那是为那些在读过前几部分后有兴趣深入思考或展开讨论的读者准备的，讨论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用最后两章交待了我的哲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思想背景，假如这些能让你预感到我们会有一个良好的对话基础，我随时在博客上欢迎你的到来，博客地址是：headsalon.org；实际上，出版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它能从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为我找到有共同兴趣、能相互带来思考和讨论乐趣的朋友。 本书的评论写作时间跨度从2008年3月到2011年5月，包括了我在此期间所写评论的约三分之一，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我为每篇文章加了一段“后记”，其中或者对当时没说清楚的地方做了补充，或者有些想法已有所改变，或把观点做了点引申，或添加一点相关材料；每五篇主题近似的文章组成一章，然后，我为每章和每部分分别写了一篇导言，说明我在该主题上的基本思想和知识背景。 本书虽运用了一些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但远不是学术性的，因而在观点和思想引用上并未按学术规范来标注，在标注了来源的地方，也未必准确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而更多体现了我自己的理解和表述方式，在选择对哪些来源进行标注时，我的原则是看是否对我的思想基础和知识背景构成重要影响，所以，凡是我做了标注的地方，通常也是我经常引用且经常向人推荐的学者和著作。 最后，是关于本书体例的一些说明：（略）

新闻操守只能靠媒体自律 辉格 2012年5月15日 按上月发出的通知，从本月15日起，新闻出版总署等三个政府机构将展开一场为期三个月的整治行动，旨在清除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等新闻界的腐败现象；新闻腐败已泛滥多年，广为诟病，记者曾是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职业，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如今却早已鱼龙混杂、面目暧昧，甚至有点声名狼藉了。 人们都期待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不过由政府机构发动的治理整顿是否管用，却着实让人怀疑，类似的治理行动已有过多次，比如2000年和2003年，在中宣部号召下，也曾大张旗鼓整顿了一番，可是新闻腐败因这些行动而减少的迹象，却很难找到；毕竟，多数新闻腐败行为尽管违背了新闻业界的职业伦理，却并不违法，其边界也难以界定。 每家媒体的采编团队和版面空间都是有限的，相对于近乎无限的潜在新闻题材，这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因而，在决定赋予哪些课题以优先地位，最终让哪些报道上版面时，都将面临取舍；按职业伦理，取舍的唯一标准是新闻价值，可是，如果一家报纸的主编将涉及其广告大客户的负面报道优先级拉低，正面报道优先级拉高，这么做实际上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不可能被任何法律规则所约束。 有人说这么做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这当然是荒谬的，没人有义务为公众提供他所掌握的信息，所谓知情权须以契约义务为前提，比如你雇佣的私人侦探或情报顾问，就有义务将他所获知且在契约条款涵盖范围之内的信息告诉你，或者你的医生和律师，也有义务告知你与病情或案件有关的信息，而媒体与读者之间显然没有这样的契约关系。 显然，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契约雇佣的私人情报顾问来为他常年提供新闻服务，公众只能依靠广播式的大众媒体来获得资讯，而这些媒体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广告基础之上的，这样，当采访报道题材与广告客户发生关系时，利益与伦理的冲突就难以避免。 这时就只能依靠媒体的自律了，想象不出任何可行的抽象规则来界定和制约媒体在新闻选题上对其广告客户的照顾，难道规定每家媒体必须每年报道两次其前三大广告客户的负面新闻？或者其正面新闻不得超过三次？ 假如此类行为不能以简单抽象的规则来界定和约束，“治理整顿”就只能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了，必须赋予政府官员直接介入媒体的新闻选题过程，可如此一来，新闻自由、舆论开放性、公众可获得信息的多样性，将遭受严重损害，直接违背了治理此类现象的初衷，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断难容忍的。 媒体自律能达到何种水平，将取决于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对新闻伦理的恪守，能给从业者带来多少成就和荣誉，足以补偿他们为此而放弃的金钱利益，而这又需要一个开放的新闻业环境为创造这样的成就和荣誉提供机会。 不过，对此我们也不必期望太高，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对金钱诱惑的抵制，未必意味着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全面；那些对专业价值有着执着追求、对金钱诱惑有着强大抵抗力的从业者，往往拥有某种坚定而独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加上新闻价值往往与传播学规律而非客观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即便在独立性和廉洁度上毫无瑕疵的记者，同样可以因其意识形态立场而对事实进行剪裁、曲解和夸大，而他们这么做时不容置疑的底气、干劲和高调姿态，远胜于那些拿了好处的腐败记者。 公众对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的需求，最终将由新闻来源的开放和多样性来满足，或许任何一位记者、任何一家媒体在某些时候都是靠不住的，但好在我们有无数家媒体，并且日益兴旺的互联网和自媒体正在提供越来越开阔的信息渠道，再也没有什么火能被纸包住了，对此，我们大可乐观。

群租问题应由社区自己处理 辉格 2012年5月14日 上周，北京市住建委公布了一份有关出租房管理的条令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条令规定房屋出租须以“间”为最小租赁单位，每间最多居住两人，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室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客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五平米；显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近年来屡有争议的群租现象，新规定全面封堵了群租的所有可能方式。 确实存在大量对群租的抱怨，一个原本宁静的小区，在涌入大量群租者之后，难免变得越来越拥挤嘈杂，卫生和安全状况也大不如前，社区的品位也被拉低了，老住户们因此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损害，甚至房产价值也被贬低了，这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群租得以实行，离不开房东的许可，假如房东不愿意，完全可以在契约中加以禁止，而许多房东愿意接受群租，甚至将房间分隔和装修的适合群租，显然是因为群租能带来更高的租金，而按照欧文·费雪的理论，资产价值就是未来租金流的折现，这样，群租不是会让房产增值吗？ 假如群租确实提高了租金，那么老住户的抱怨或许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要享受以往的宁静、宽敞、或社区品位，现在比过去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只能搬到更偏僻的地方了，而这让人感觉不爽；如果这位老住户也是租客，那么这一抱怨便与权利无涉，一件他原本享用着的商品变得昂贵了，这种事情再平常不过了。 如果抱怨的老住户是自住的房主，那么群租带来的结果便是：他的房产虽然增值了，却不再是他自己想住的那种，那么，为何他不把房子卖掉或者和其他房东一样群租出去，然后换个地方住呢？这样不是既可获得资产增益，又可满足居住偏好吗？这就涉及到费雪理论所没有考虑的交易费用和资产特化（[[asset specificity]]）这两个因素了。 交易有成本，而在现行制度下，房产交易的成本更是比普通商品的高出很多，很可能超出上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老住户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围绕房产而形成的特化资产，特化的意思是：这些资产只对他是有价值的，因而一旦转让就丧失了，或者，即便存在同样认可这些价值的人，也无法以合理的成本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来，并达成交易。 在一个特定社区居住多年的住户，可能在社区内经营着生意，或者在附近找了工作，孩子可能已在附近入学，家人已熟悉、习惯或喜欢上了附近的商店、餐馆或娱乐场所，也在社区内结实了许多友善而易于相处的邻居、牌友、球友、票友，而住宅内的装修和家具也都是按自己的需要和风格来配置的，所有这些都是无法转让、却又很有价值的特化资产。 所以，考虑到交易费用和资产特化，群租尽管能提高租金，却仍可能对一部分老住户造成切实的损害；问题是，损害未必是侵权，我每天都去的那家餐馆关门也会对我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住户是否能合理的预期此类损害不会发生，换句话说：保有所居住社区原有的安宁和宽敞是不是他的权利？他的邻居们是否有义务确保维持这一状态？ 假如业主们在最初建立社区时，便已通过订立契约相互施加了约束，或者该社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制止群租行为的固有习俗，那么群租便是对业主既有权利的侵犯；或者，业主契约中虽未明文规定不许群租，但已授予了业主委员会制止群租所必需的干预权，那么群租仍可得到制止；显然，这些条件是否成立，每个社区是不同的，其中大部分恐怕难以成立，所以，对群租行为的约束，应交由每个社区的业主自治机构按其习俗和契约来处理，而不应由政府强行统一规定。

【2012-05-14】 @高利明: ［明前茶缘何昂贵？］“明前”，首先是将产能缩小的一种安排，较小的供应，容易维持较高的租值；其次，是降低波动性的安排，是避险的安排，将市场的总价值分解成明前明后两个子市场，并力图维持明前市场的高附加值。这意思是说，“明前”的质量更多是道具的含义。@whigzhou @学经济家 @whigzhou: 效果上看是这样，不过起源是不是 @高利明: 当然，供需双方共同起作用。将价值集中在明前，这个以缩小供应来维护价值的做法，除了吸引更多的仿冒，使得中国名茶难以变成立 @whigzhou: 对，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中国没有出现立顿，喝中低档茶的人毕竟不在少数，也没解释为何名茶未能成为低销量奢侈品牌 @Who不笑: 茶叶成不了奢侈品，因为外表难以区分，必须喝才能知道质量。奢侈品的要求是一看就知道，一般需要符号或者独特设计。 @whigzhou: 葡萄酒的外表怎么区分？不喝的人知道质量吗？ @高利明: 缺乏足够的现饮终端的支持，恐怕是名茶做不成奢侈品的要害。 @高利明: 与茶相比，酒有广泛的现饮终端。现饮终端，是身份和待遇市场的主渠道。 @whigzhou: 嗯，这个视角很有意思，现饮终端确实具备构建品牌所需全部要素，不过，旧时的茶馆似乎并不比酒肆少？并且也有阶层分化吧？ @whigzhou: 或许，正因为缺乏对商标的珐律保护，古代的品牌都难与店铺商号相脱离而成为销售品牌，茶酒等土产都是如此？ @高利明: 质量的执行恐怕主要不靠法庭，得靠长期关系的 @whigzhou: 嗯，其实我的意思一样，表述不同，我强调的是具体店铺声誉与符号化的现代品牌价值之间的区别，类似于德索托描述的两种产权的差异，符号化带来流动性，可以批量生产和授权，但需要现代产权保障，否则只能依靠店铺与客户的直接交往中产生的信任 @高利明: 辉总提示了一个商业机会，就是做一部《名茶排行榜》。对名茶进行等级排序，这个第三方评级是名茶奢侈品游戏的一个关键 @whigzhou: 这个...其实拼的是哪里的文人舌簧更多吧？呵呵。我最讨厌乌龙，说出来怕被雅士们砸死，第二讨厌茉莉，小清新听见又不乐意了～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

【2012-05-11】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如果说二元论就是“实在之物”vs“心中之物”的话，还是倾向于二元论。因为比如爱情，政治，或者金融系统这种东西就是完全的个人/集体“心中之物”。或者说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所批判的那些东西。当然，程序也是，大脑中的model，but every model are mistake @whigzhou: 我说的是身心二元论，不过你的实在-概念二元论的谬误和它差不多，如果说金融系统是虚拟的，那么黄河和莎士比亚也是，后两者并不比前者更“实在”，一条区分实在与虚拟的界线，其实是划不出的，不信你试试，举个真正“实在”的例子 @fox727: 黄河和莎士比亚的名字是“虚拟”，但这条河和这个人是存在 @whigzhou: 构成黄河的水分子和泥沙，构成莎士比亚的原子，不知更换了多少遍，它们被认定为特定实体，不过因为是模式的持续性，金融系统也是，所以否认金融系统为实在的认定规则，必定也否定黄河与莎士比亚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如果说这种一元论，也就是主管能够认识客观，我也认可。邓尼特的论述让人信服。但是问题在于每个人以为的good part,或者说道在不是“实在之物”上，很有可能不一致，比如他以为爱他就是给他钱，但是... @whigzhou: 当然，不同实体的“实在”程度是可以不同的，但不同在于对特定模式（或结构）得到普遍认同的程度，比如黄河作为实体获得认可的普遍性，就高于民族、撒旦和美人鱼 @博伊德_拜Sapolsky教：方法论的统一并不能掩盖认识结果的分歧。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在争吵了，但凡是复杂系统，一定会有类似的问题。譬如程序好不好，正确性是最好的指标，问题是程序需要输入，有的你以为的输入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真正想要的也不一定是客户想要的 @whigzhou: 当然，“真实”程度是不同的，这反映了概念的有效性和认可度，比如牛顿就比莎士比亚更“真实”，但根本上说，实体都是拟构的 @tertio：所谓的“物质”有特殊的性质让其比很多概念更为“实在”。 @喂羊的月亮熊: 根本上说，实体都是拟构的。是不是其实没有什么很实的实体？ @whigzhou: 不能这么说，凡具有一定程度认识论有效性和认可度的概念，就是实体，一方面，不能因为它是拟构的就否认其实在性，那是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得承认不同拟构的有效性和认可度是不同的，否则又陷入了后现代的相对主义 @whigzhou: 后现代主义正确认识到了实体的拟构性（其实前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却误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却错误的以为实体是可以“随意”拟构和解构、并且全是等效的，那就没谱了  

【2012-05-11】 @whigzhou: 年轻一代越来越谨慎 美国人回归“婚前守贞” http://t.cn/zOytl4O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2011年3月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5300名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的受调查年轻人中，从未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数比率在过去10年从22%攀升至28% @whigzhou: 这趋势已持续多年，有人说是教育的结果，我看是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的结果 @小野猪君: 难道因为避孕和堕胎更容易更安全，年轻人就不急着在婚前胡搞了。反正一辈子都能胡搞了？ @whigzhou: 呵呵，不是，因为方便的避孕堕胎减弱了泡妞机会与生殖机会的关系，从而削弱了花心策略的相对遗传优势，结果前几代中的花心男女留下较少后代，而性策略具有遗传性 @whigzhou: 若能成立，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浮于表面的文化潮流常不能预示未来 @whigzhou: 亲子鉴定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顾家策略相对花心策略的优势 @whigzhou: 原本女性最佳策略是嫁顾家丈夫，偷花心情人，亲子鉴定让此策略失效，现在要么独立抚养，要么专注顾家丈夫 @libido-Shimer：这么小的样本，这么弱的提升，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仓促 @whigzhou: 回复@libido-Shimer:这只是一份调查，过去十几年类似调查已有过多次报道，有人视其为保守主义回归潮流的一部分，还有人称它后艾滋时代，当然，我也是看看报道而已，没做过系统研究，随便一说，微博嘛 @libido-Shimer：摁，我在美国体会到还是很开放，几个室友天天打炮，所以看到这数据本能性的怀疑 @Boez: 不是样本和提升的问题。你这个假说没法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区别阿。美国在这方面越来越保守，欧洲却越来越开放 @whigzhou: 任何社会现象都涉及无数因素，每次只能谈论其中一两个，他问的是样本问题，我就针对样本问题答，你的“不是”是指他问错了还是我答错了？至于欧美差异，我认为是福利制度造成的 @Boez: 也就是目前的主要差距是福利制度造成的？ @whigzhou: 嗯，我认为是，福利制度从两方面瓦解婚姻/家庭关系：1）国家接管双亲抚养责任，由于母亲的生理性负担无法接管，因而对男性影响更大，2）降低社会竞争强度；这两点都改变了性选择的方向，男方抚养能力/意愿在择偶考虑中的优先级大幅下降甚至消失 @Boez: 但我觉得避孕技术的另一个影响你好像没考虑到。在没有避孕技术前，人们更倾向守贞的，出轨的风险（意外怀孕，以及被发现后的婚姻破裂）很高，但有了避孕技术后，出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可以接受性爱的愉悦而不承担其成本。所以避孕技术在正反两方面都有影响。 @whigzhou: 考虑了，这是短期影响，不能在代际积累，因而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