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准则的存废之争
辉格
2009年3月18日

最近，围绕会计制度中的公允价值准则的争论再度白热化，这一话题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初即被提出；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新的救市方案渐次展开，以及公众对新一轮企业资产减记和亏损报告的担忧，该问题又成了争论焦点；从会计界、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到监管部门和国会的政策制订者，观点和建议五花八门，相持不下。

所谓公允价值准则，大致上就是用近期的市场成交价，作为高流动性资产的当期会计记账价格，会计界采用这一准则，是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客观准确的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该准则的支持者认为，在诸多试图找出资产真实价值的方法中，这是能最大程度避免主观偏见、随意性和恶意操纵，也最能令投资者信服的方法。确实，说某个东西值多少钱，最可信的办法就是指出：的确有人在不久前出这么多钱买了它。

然而，该准则的反对者认为，正是它的存在，把原本并不严重的次贷危机，放大成了如今的金融大危机；在他们看来，本次危机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次贷损失造成的恐慌性抛售把相关债券的价格压低到荒谬的程度，大量持有这些债券的银行虽然并不认可这样的低价，但在公允价值准则要求下被迫大规模减记，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这意味着其股东的资产市价下跌）、评级降低导致交易对手要求更多保证金、资产负债表恶化和保证金压力迫使银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这一连锁反应之所以能连续循环，就是因为每个环节的参与方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公允价值准则指导下的同一套报表；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没有被迫采用该准则，那么上述连锁反应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危机也就没这么严重。

双方的理由都能成立，在我看来，他们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参与市场的各种角色，拥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当股东、债权人、评级机构、证券监管者和金融监管者这些关注重点迥然不同的参与方，都不得不依赖同一套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时，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会计报表是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文件，会计师个人对其负有无限民事责任，这就决定了会计工作对客观性和证据可追溯性的严格要求，他们在每个原始数字上都会要求第三方独立证据，而尽可能避免主观判断；这一点在资产估值上表现为保守原则，即在认定一项资产的价值时，只能认定其中有据可查且没有异议的部分，做到这一点，要么寻求全体股东同意（对于上市公司，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要么只能依循市价。

价值本身是主观的，对于同一件商品，不同人的估值可以相差很大；一件商品能在市场上成交（因而形成市价），并不表明买卖双方对其有相同的估值，而是表明了买方的估值高于卖方；同样，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继续持有一项资产，就意味着持有人对它的估值高于市价。股票和债券等高流动性资产的交易费用极低，因而对于它们的持有人，市价实际上是他们对其估值的最小可能值。当市场剧烈波动时，资产市价与持有人自我估值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很大。

人们对一项资产进行估值的基础是对其未来收入流的预期，估值是否准确，便在于这一预期收入流与该资产实际产生的收入流是否吻合；泡沫和恐慌的存在表明了，市场价格常常未能准确反映资产实际价值（即未来实际收入流的折现值）；由于估值发生在收入流之前，而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任何方法找出实际价值，即使市场也做不到；尽管如此，充分的专业知识、有效的理论和模型、良好的判断力仍然是重要的，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接近实际价值。

对于会计师，寻求缩小资产估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他的追求，相反，他追求客观性、可查证和避免分歧，他的工作性质是被动和事后的；然而对于评级机构，尽可能准确的评估资产实际价值，理应是他们的核心工作目标，会计师所竭力避免的主观判断，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为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的核心产品，当这些参与者对自己的判断力信心不足时，他们提供了一种中立的替代品。评级机构应当是中立的，但不必是客观的，他们的价值便是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洞察力作出主观判断，否则便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充其量只能为会计报表增加一个栏目。

然而，现有的评级机构并未表现出其应有的判断力和前瞻性，他们过度依赖于会计报表，从而被市场波动牵着鼻子走；因此，需要改变的并非会计制度，而是评级机构，对于高流动性资产，特别是债券，他们应建立独立的估值体系，而不单纯依赖于市价和会计报表；在独立估值的基础上，他们可以为评级对象编制另一套资产负债表，作为他们的判断结果提供给需要这些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方。

债权人和监管当局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风险，而风险是关于未来的，对风险的评估需要的是判断力，在这一点上，会计师不是恰当的顾问，所以当你从他那里得不到好答案时，也就没理由责怪他，甚至动手去纠正他的工作准则了。

对我〈尚未成熟的药业巨头〉一文，dcr、麦田守望者和^_^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评论，而且显然，他们都比我内行，而我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的，我的评论文章经常会涉及许多陌生领域，在这么做的时候，我的态度是：站在与读者同一侧角度（也就是外行角度），利用同样的可获得信息，只是多一点思考。这样我也就没什么负担了。 答dcr:

博主能继续谈谈为什么“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么？为什么合并对其生存有利？

因为专利和游说机器是很庞大很昂贵的，用这么大而昂贵的机器来支撑小业务是不合算的，所以当业务量缩减时，只能合并。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经济学家指出，当代大企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干预和工会兴起有关系，这两个因素迫使企业必须维持一部政治机器，一方面在国会和政府中谋求于己有利的立法和政策，另一方面与工会抗衡。小企业是维持不了这种政治机器的。当然，这方面的事情，有些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来做，但小企业组成的协会经常面临搭便车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

为什么专利还是一波一波的不是持续性的，上一波专利浪潮指的是什么时候发展的哪些药品为代表的？

有人认为这种周期性是技术发展的内在特征导致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因素，但立法因素的解释至少也能自圆其说：贝赫-多尔法案带来的冲击的确很大，足以构成一个波浪，二十多年的时间长度还来不及抹平这个波浪，因为专利周期（加上额外垄断期）也是二十多年。

你觉得药业巨头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我认为方向不会有大变化，因为我所描述的策略是他们在那种制度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只要制度条件（巨额财政资助和FDA管制）不变，策略大概也不会变。

中国没有欧洲的老牌大药厂，没有强大的科研机构，没有自己的科研实力，那么中国的药厂除了等待专利过期和“盗版”专利，还有什么发展策略？印度的制药业发展很快，是什么策略？中国药业发展是否要步其后尘？

据我所知，印度的仿制药（大概是通用名药的同义词吧）产业挺发达，从资源禀赋上看，中国药业做这个大概也有前途；另外，我知道，在中国，所谓合同研究颇有成就，简单说就是帮大药商做临床试验，中国公司做这个有很大优势，据说在美国要招募到一个试验对象，药商要给医生近万美元红包，这块成本在中国可以省很多，不过这里有道德风险，如何做到既不伤天害理，又有钱挣，有点难度。 答麦田守望者：

我之前看过一个观点，说的是现在在新药研发中所普遍采用的combinatorial chemistry方法已是穷途末路，不知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是否与楼上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的原因有关，即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甚至已经停滞？

这个问题很专业，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了。随便说说，我总的观感是，药业的技术储备深度不足，这限制了其创新能力，无法保证创新连续涌现——而这对于维持一个以专利机器为核心资源的大企业，是致命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药商不会花心思去研究：为了治好某种病，需要什么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完全等待基础研究部门，他们的起点是：已知需要什么样的分子，如何制造出来，而组合化学的威力，正是体现在这一环节上，它不仅可以让药商在知道需要什么分子之后，很快把它合成出来，甚至可以让他们预先储备大量的分子种类，建立数据库，在需要时去搜索出来，立刻注册专利。据说某些并购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分子数据库。这一状况，与信息业比较一下，就很清楚，差别不是一点点，看看IBM的研究深度和技术储备深度。 NIH的巨额投入当然是有效果的，生物科技的进步也很神速，但这些与大药商的发展战略是否一致？政府投入所产生的结果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常常是与市场脱节的，与企业战略更难以一致，大药商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投身于此，而仅仅是守候在边上，等着里面蹦出东西来，太浅了。

有些候鸟在迁徙时，是借助星象来导航的；然而星象导航面临一个问题：地球的自转轴不是恒定的，而是按固定周期摇摆，这意味着，北极星（或其他确定南北极的星象）并不总是与正北方向成固定角度，而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自转轴摇摆导致的变化在天文学上叫作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其周期长度约27000年。

当然，27000年中的微小摆幅，对于设计导航系统的人类工程师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27000年对于进化史来说，却很短，因而，对于候鸟导航系统的设计者——它们的基因组——，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它们的解决方案很漂亮：

用于确定正北（或正南）方向的星象，没有被作为常量，预先编码在候鸟的神经系统中，而是作为变量处理，这个变量什么时候被赋值呢？是在小鸟被孵化后不久，当它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星空时，它会连续数小时凝视星空，通过观察天穹转动，来找出北极所指方向附近的星象，并印刻（impress）到它的神经系统中。

太棒了！

以下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3章Revenge of the Nerds：

Many migratory birds fly thousands of miles at night, maintaining their compass direction by looking at the constellations. As a Cub Scout I was taught how to find the North Star: locate the tip of the handle of the Little Dipper, or extrapolate from the front lip of the Big Dipper a distance seven times its depth. Birds are not born with this knowledge, not because it is unthinkable that it could be innate, but because if it were innate it would soon be obsolete. The earth's axis of rotation, and hence the celestial pole (the point in the sky corresponding to north), wobbles in a 27,000-year cycle called the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 The cycle is rapid in an evolutionary timetable, and the birds have responded by evolving a special algorithm for learning where the celestial pole is in the night sky. It all happens while they are still in the nest and cannot fly. The nestlings gaze up at the night sky for hours, watching the slow rota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s. They find the point around which the stars appear to move, and record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several nearby constellations, acquiring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to me by the Cub Scout manual. Months later they can use any of these constellations to maintain a constant heading—say, keeping north behind them while flying south, or flying into the celestial pole the next spring to return north.

（按：最新消息，罗氏与GenenTech以达成合并协议。不过罗氏对GenenTech的投资与其他几宗有所不同，GenenTech相对来说是个新创公司，比较侧重研发）

尚未成熟的药业巨头
辉格
2009年3月11日

周一，大型制药商默沙东宣布以411亿美元并购先灵葆雅，这是药业巨头之间系列并购案的最新一桩；辉瑞在年初已宣布并购惠氏，而在先灵葆雅案公布次日，罗氏立即提高了对GenenTech剩余股权的报价；罗氏早在1990年便收购了GenenTech的56%股权，并于去年7月发出对剩余股权的收购要约，新报价很可能促成交易。多位分析师猜测，药业并购还将持续，百时美施贵宝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并购市场几近冻结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并购案显得尤为惹眼，也给困境中的各大投行带来了宝贵的佣金。

制药业的并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基本上是同质化行业巨头之间的平行合并，而甚少资源互补和供应链垂直整合的成分；这种简单鲁莽、缺乏想象力的并购，凸显了大制药商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增长和收益，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而过分依赖于80年代立法变革后那一波技术浪潮中所获得的大批专利权，而一旦这批专利和相关垄断权到期，他们未能表现出一个成熟企业应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于是，此前为维护和运用这些垄断权而建造的那部庞大的营销、游说和诉讼机器，便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系列并购实际上是在缩减这些机器，并把剩下的米集中到少数几部机器中来。

美国或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大型制药商，构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产业，它的核心资源并不是药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而是建立、维护和尽可能延长垄断权的专利机器；它们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那里，寻找有前途的产品，去注册专利或签下专利使用权、组织临床试验、谋求FDA批准，然后凭借强大的营销机器将其转化为收入流，并在此后用尽一切可能的政治游说和诉讼手段来延长专利和垄断权；一旦垄断权到期，通用名药进入，药价通常下降80%，而这一价格完全不能支撑他们的庞大运营机器。

三个因素造就了制药业的这种生态特征。首先是政府科研资助：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每年近3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两倍于所有制药商的研发经费总和，加上民间慈善资助和大学自有经费，几乎完全挤出了制药商对医药基础研究的潜在投资需求；显然，对于他们，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去开发，结果是，即使那些总部在欧洲的制药商，也都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以便就近利用这些成果。其次是立法变革：1980年以前，承接政府合同的大学和企业，不得将合同项目中获得的成果注册为专利，贝赫-多尔法案为大学和小企业解除了该限制，82年里根总统的行政命令为大企业也松了绑。这一变革激发了科研系统的产业化浪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二十年信息和医疗产业的繁荣；大学也纷纷走出象牙塔，谋求与产业界的合作，从大学涌出了大批创业公司。

然而在此过程中，与信息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药业的大量新创公司中鲜有像信息业的英特尔和思科那样壮大为行业巨头，相反，利用这一浪潮大获其利的，都是老牌制药商。理解这一反差，就要引入第三个因素：FDA管制。在信息业，巨额政府资助和贝赫-多尔法案所释放出的产业化动力，其结果流向消费市场的路径是畅通的，而在医药业，这条路径却被FDA牢牢束缚着；这样，企业获益的关键，既不在于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NIH替你做了），也不在于能否将技术产业化（这条路放开了），而在于能否通过FDA关口从而获得垄断权，并在过关之后能否将垄断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FDA每年只批准几十种药品，其中只有10%左右是新分子药，其余都是改头换面的旧药；为了通过这一窄的可怜的关口，制药商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组织临床试验和等待审批，然而在开始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先注册专利，否则就会被人抢注，这样等通过审批，专利期限已过去大半；为补偿这种损失，国会将药品专利从17年延长到了20年，同时FDA会通过阻止通用名药进入而额外给予垄断权；此外，为同一药品的不同用途、剂型、工艺、甚至包装，注册时间上错开的多个专利，并结合一系列精心计划的诉讼，制药商可以把垄断权再延长三五年。

这其中涉及的政治和法律手腕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明显的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所需要的资源，与药品研究和开发能力毫无关系，也不是那些科研出身、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们所能胜任，这些是老江湖的特长，说白了，就是捣浆糊的能力。然而正是这一能力，却成了决定制药商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在管制制度的激励下，企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游说、公关和诉讼机器中，不仅每个大药商雇佣着庞大的律师团，制药商协会在华盛顿还供养了全美最大的游说团。

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和严格的准入管制，造就了今天美国制药业严重的扭曲状态，它丧失了自我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深度，成为寄生在科研体系边上的专利机器；这样，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

茫茫人海已不再茫茫
辉格
2009年3月9日

日前，据南京市蒋宏坤市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南京江宁区原房管局长周久耕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这是人肉搜索的最新牺牲品；这一案件，连同此前一系列成为搜索对象的躲猫猫、林嘉祥、周春梅、谭静、王菲（男）、和若干公费旅游账单，使得人肉搜索在短短几年之内突然成为一股引人注目、影响广泛的潮流；对此，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担忧个人隐私陷入危境，有人甚至呼吁立法禁止；无论对此抱何态度，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信息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

所谓人肉搜索，是在网上组织大量的人力，借助以搜索引擎为主的工具，搜集和跟踪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力图再现出事情的原貌。以前，类似的工作只能由记者、侦探、警察等专业调查和研究机构来做，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使它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事件会在网上留下痕迹；五六年前，我曾尝试搜索自己和一些亲友的名字，但得到的有价值信息很少，但今天已大不相同，我甚至能用Google来研究家谱。

手机、数码相机、DV让人们可以随时采集信息，目前这些产品都在强化与网络相册和流媒体的连接，用它们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几分钟后就可出现在博客和YouTube上了，即时通信、博客和社会化网络等Web2.0应用的繁荣，也鼓励了的人们在网上创作和分享信息；网民不再仅仅是使用者和阅读者，涌现了大量山寨记者和评论家。信息来源的泛化使网络的触角遍及每个角落，而搜索引擎又将这些信息组织到一起，借助它，有心人可以对任何曾在公共视野中留下痕迹的事件进行跟踪；谷歌甚至已经为网络相册开发了人脸识别功能，如果把它融入通用引擎，人肉搜索将更为可观。

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部落、乡村和城镇生活的重要区别是，在乡村和部落，生活中见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是熟识的，偶尔才遇到陌生人，你走出家门后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熟人的关注、评价和议论，其结果将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你的看法和今后交往中所采取的态度；每个人都知道村里其他人的历史：他做过些什么？别人怎么评价他？他是个好顾主吗？我会不会吃他亏？要不要让着点他？或者最好躲开他？传统社会的道德、习惯法和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相互熟知和舆论评价的约束来维持的。

在大城市，即使你交际很广，熟识的人也很少超过200个，而城市通常有几十数百万人；所以，一旦走入茫茫人海，你可以很有把握的假定：除非你与他直接发生关系，周围的人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事后更不会记得。有人把这叫做人情冷漠，但如果你经历过小镇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或许会欣然称之为“城市的自由空气”：它清晰的划分了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并在私生活中让你摆脱了传统的目光和舆论约束。在地铁上，或许50米内有几百双眼睛，但你却可以比在小镇的冷清街道上更旁若无人的接吻、打私密电话、或者傻笑。这也正是城市所以吸引年轻人的魅力所在，青年时代普遍的叛逆性让他们难以忍受传统生活中的那些约束，尤其是存在其他选择的时候。

现在，这一切即将改变，有趣的是，技术发展或许会部分的将我们带回乡村时代；8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现端倪时，曾有人惊呼，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电信网络和贸易开放，正在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但那主要还是生产方面的改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才将真正从生活上建立起地球村，并唤回某些传统元素，至少在一些方面，它有望把我们拉回传统之中。今后，在大街上，在饭店、电影院、地铁站，“冷漠城市”这一假定不再可靠，或许你需要时刻留意，你此时的举动是否会被你家人、朋友或同事看见，如果这样，他们会怎么评价？或许会发现你和他们的印象大不相符？甚至当你卷入某些纠纷时，这些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会真正回到乡村，有一点差别是重要的：在乡村，目光和人言是“实时”的，舆论评价和约束和你的行为是同步的；而在未来信息环境下，行为发生时，旁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漠不关心，人肉搜索和网络舆论是事后的，只会在某些条件触发下成为热点事件之后才会发生；但这一点也正是它的阴险之处：索性整天有熟人盯着倒也不会留下这么多丑态傻样，可怕的是，平时不觉得有啥，一出事就千年老账都被翻出来。

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它或许将改变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由于基本假定被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心理预期、行为方式、交往和信任关系，都将随之而调整，其结果很难预料，对此，及时的分析和评估是必要的，但要作出判断甚至采取立法行动，则为时尚早。

李敖之在对我〈格林斯潘继续捍卫市场原则〉一文的评论中说：

如果政府啥都不管是最好的，那美国的纳税人帮政府养了那么多经济学家不是很浪费么？或者宠物狗一样的政府不包括美联储？

建立和保留美联储，并为此而养上一大批经济学家，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呵呵。

宠物狗政府，或曰守夜人，自然不应有美联储。我总是在那个前提下说话，那不过是因为我实在看不到有改变这一前提的可能，只好默认这是给定的前提。然而在我的理想状况下——当然仅仅是个白日梦——，政府只须由一个最高法院、一支军队和一个定期审议预算案的议会，就可以了，其他所有的部、委员会、FBI、FDA、FCC、警察局、监狱、甚至巡回法院，都可以私有化。

秩序和正义从来不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的，相反，它主要是由社会自发维持的，政府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最终的仲裁和执行手段，如果没有这个自发秩序系统，警察的人数增加十倍都不够。好的政府不是试图去替代这个本已存在的自发秩序，而是理解、顺应和保护它，而在这么做的时候，它应该尽可能少动手，原因无他——政府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它是唯一合法的抢钱和杀人机器。

70年代，当进化生物学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分别开创了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时，遭遇了该领域学者的激烈抵抗，道金斯而威尔逊被视为人民公敌，从指责、辱骂、发展到身体攻击、开会起哄、高音喇叭干扰课堂，最后，一批学者在国际和平年来临之际，在西班牙集会签下了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其内容、形式和口吻，都像极了公元325年基督教尼西亚会议上的十二信条，更惊人的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采用了这些戒律。

当然，UNESCO可没把这当作丑闻，它至今还把它当作一项荣耀，以正式声明发布在其官方网站上（在这里），甚至还放在其所属的联合国大学（UNU）的首页上。

在今天的科学界，那些反对人碳暖球说法的科学家，他们的处境和遭遇，和当初的威尔逊，大概也差不多。

以下文字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一章PSYCHOLOGICAL CORRECTNESS一节：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this book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dominant view of the human mind in our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hich Tooby and Cosmides have dubbed 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 The SSSM proposes a fundamental division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 Biology endows humans with the five senses, a few drives like hunger and fear, and a general capacity to learn. But biological ev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SSSM, has been superseded by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e is an autonomous entity that carries out a desire to perpetuate itself by setting up expectations and assigning roles, which can vary arbitrarily from society to society. Even the reformers of the SSSM have accepted its framing of the issues. Biolog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culture, say the reformers; biology imposes "constraints" on behavior, and all behavior is a mixture of the two.

The SSSM not only has become an intellectual orthodoxy but has acquired a moral authority. When sociobiologists first began to challenge it, they met with a ferocity that is unusual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academic invective. The biologist E. O. Wilson was doused with a pitcher of ice water at a scientific convention, and students yelled for his dismissal over bullhorns and put up posters urging people to bring noisemakers to his lectures. Angry manifestos and book-length denunciations were published by organizations with names like Scienc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Racism, IQ, and the Class Society. In Not in Our Genes, Richard Lewontin, Steven Rose, and Leon Kamin dropped innuendos about Donald Symons' sex life and doctored a defensible passage of Richard Dawkins' into an insane one. (Dawkins said of the genes, "They created us, body and mind"; the authors have quoted it repeatedly as "They control us, body and mind.") When Scientific American ran an article on behavior genetics (studies of twins, families, and adoptees), they entitled it "Eugenics Revisited," an allusion to the discredited movement to improve the human genetic stock. When the magazine cover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y called the article "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 an allusion 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movement that justified social inequality as part of the wisdom of nature. Even one of sociobiology's distinguished practitioners, the primatologist Sarah Blaffer Hrdy, said, "I question whether sociobiology should be taught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or even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 . . The whole message of sociobiology is oriented toward the success of the individual. It's Machiavellian, and unless a student has a moral framework already in place, we could be producing social monsters by teaching this. It really fits in very nicely with the yuppie 'me first' ethos."

Entire scholarly societies joined in the fun, passing votes on empirical issues that one might have thought would be hashed out in the lab and the field. Margaret Mead's portrayal of an idyllic, egalitarian Samoa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documents of the SSSM, and when the anthropologist Derek Freeman showed that she got the facts spectacularly wrong,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ted at its business meeting to denounce his finding as unscientific. In 1986, twenty social scientists at a "Brain and Aggression" meeting drafted 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subsequently adopted by UNESCO and endorsed by sever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The statement claimed to "challenge a number of alleged biological findings that have been used, even by some in our disciplines, to justify violence and war":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e have inherited a tendency to make war from our animal ancestors.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ar or any other violent behavior is genetically programmed into our human nature.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there has been a selection for aggressive behavior more than for other kinds of behavior.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humans have a "violent brain."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ar is caused by "instinct" or any single motivation...
...We conclude that biology does not condemn humanity to war, and that humanity can be freed from the bondage of biological pessimism and empowered with confidence to undertake the transformative tasks nee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What moral certainty could have incited these scholars to doctor quotations, censor ideas, attack the ideas' proponents ad hominem, smear them with unwarranted associations to repugnant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mobilize powerful institutions to legislate what is correct and incorrect?

参考：Wikipedia: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词条

感谢牛牛大宝推荐的松鼠会文章，我用的“三万年”这个数字，来源于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一书，而且综合其他来源的数字，这大致是个下限，所以，新的研究如果发现这个数字大上几万年，我也不会吃惊，而且对于我的观点，是更好的支持。好在IBM赞助的那个项目很快就会出结果了，等着看吧。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我推荐一些更详细的材料：

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网上有中文电子版。其中“迟到的亚当”一节我在两年前曾转贴过：“迟到的亚当”。

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有中文版。

关于东亚的情况，来自复旦的金力和李辉有许多专门的研究，我几年前就介绍过，下面几个帖子里汇集了其中一部分：李辉：《走向远东的两个现代人种》，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一些分子历史学研究结果》。

三控成本未必能降低房价
辉格
2009年3月5日

近日，政协委员、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先生提出，针对目前高房价抑制购房需求的局面，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应共同行动，从控制地价、税费和利润三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当前高企的房价，以便提振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然而，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呢？

首先，企业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尽最大可能的获取利润便是创造股东价值的唯一途径，所以，要求企业主动控制利润，就是要求放弃它们的核心目标，背弃股东，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大概都不会响应。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按：按我最初的打算，文章结尾处还有一句恶毒无比的话——“以某些人的心态，要说伤害感情，我们每个人只要照一下镜子，就足够伤害自己的感情了，实际上，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你的若干女性祖先曾被强奸的证据。”说战争带来屠杀和强奸是不准确的，屠杀和强奸是战争的主要内容，它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线，不把握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何线粒体夏娃比Y染色体亚当足足早了三万多年，也无法理解为何中国南方人从母系继承了许多南岛基因，而从父系得到的却几乎全部是蒙古基因。既然有人如此喜欢揭伤疤，我就给他们来个最狠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把它删掉了，报纸读者的神经可没牛博朋友的坚强，算了。

伤害感情不犯法
辉格
2009年3月3日

厦门前收藏家蔡铭超先生刚刚完成了一件举世无双的惊人之举，在一次拍卖会上竞拍成功后，公开宣布拒绝付款。通过这一行动，蔡先生已经将自己开出除了国际收藏界，或许也开除出了国内收藏界，如果诚信在国内这个新兴行业已经取得其应有地位的话。在收藏业，诚信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于藏品真伪的鉴定，历来十分困难且代价高昂，即便顶级专家有时也难免走眼，交易得以进行，端赖于交易各方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经长期交往和反复交易而建立起的个人信誉。现在，蔡先生靠十几年经营和几桩知名大买卖而建立起的信誉，已付之一炬；而据传闻，正是凭借这一信誉，他才被佳士得接纳为VIP客户，从而免除了竞拍保证金。

当然这是蔡先生的个人选择，他如何挥霍自己的资产，旁人无所置喙；我感兴趣的是，他付出这么高代价，买到了什么？从他的声明看，他希望换得的结果是阻止兽首拍卖，而这也正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APACE）在法国提起诉讼、在国内唤起公众关注和抗议的目的所在。他们之所以要追求这一结果，据称是因为这一拍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伤害感情并不等于违法，很多合法行为都可能伤害他人的感情，比如你的邻居整天在你眼前炫耀你极度渴望却又买不起的商品。

蔡先生、APACE及其拥护者的诉求，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一件物品，虽然历史上曾被劫掠，但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和平持有，而且是私人持有，其物权已经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民法体系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被突破，那么，现存的几乎全部年代久远的物品和不动产的所有权都将被重新判定，不仅绝大多数博物馆都要关门，而且全部土地都要在整理家谱以后重新分配，大概不会有法官愿意为这样的前景打开门户。

APACE大概也清楚他们不大可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想要的结果，他们宣称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并通过行动和宣传来唤起公众的关注，进而对政府施加影响，希望政府反过来又向拍卖行或潜在的捐助者施压，最终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一策略很可能获得成功，然而正是这一策略，实际上真正达到了伤害许多中国人感情的效果。显然，人不可能被他不知道的事情所伤害感情，如果没有APACE的大力宣传，兽首拍卖原本不会引起公众关注，这从上一次拍卖只卖出1500美元就可以看出；而这一次，从众多网民的群情激昂和蔡先生的奋不顾身看来，他们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

历史上的侵略和征服所留下的痛苦记忆，并不是通过补偿和清算来消除的，而是靠时间流逝和世代更替而逐渐淡忘的，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找到合作互利的方式，在交往合作中各自得到收益，切身体会到和平与合作的价值，慢慢学会相互尊重和体谅，逐渐遗忘了过去的仇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中原和南方农耕社会的历史，其间不乏暴行和惨剧，更少不了土地和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这些入侵的财产后果从未被清算。今天，任何稍有理智者，断不会去细翻这些老账，更不会用这些老账来动手清算。

假设今天有位爱新觉罗后人拿出一个传家宝去拍卖，或许会有一些人会感到受伤，但他若果真到媒体上去向今天的扬州人大力宣传：那是扬州十日期间多尔衮佩刀上的镶玉，那么，究竟是谁在伤害这些扬州人的感情？当然，他有言论自由，正如我所说，伤害感情未必犯法，但他要是同时还宣称他是在反对伤害人民的感情，那就很荒谬了。

收藏界对于文物价值自有一套评价体系，遵从职业道德的从业者，不应将此掺杂于民族情绪，更不应利用文物中潜在的文化符号到公众舆论中来揭民族伤疤，这样做是会伤害公众感情的。

黄宗智有篇文章《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是他前年一系列讲座的整理稿，TrustNo1推荐给我看了之后，我早想写一篇回应，但一直没空。赞成土地私有化的朋友，与其跟李前乡长辩论，不如回应一下黄宗智，显得更有档次，呵呵，不过黄宗智虽然退休后来了大陆，但在内地舆论中没什么影响，所以也看不到有人回应。

以中文写作而能吸引我持续关注其思想的学者，不超过五位（死了的不算），黄宗智便是其一，他也是唯一一位以所谓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而这一方法我十分喜欢，所以他在国内出版的书我看见就买，都不用翻。

他最初引起我注意是他在2002年针对〈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与彭慕兰展开的那场辩论，这场辩论在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倒是在经济史学界有一些反应，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尔萨斯十分隔膜，而马尔萨斯在经济史学界则颇有地位，但如果不充分了解马尔萨斯理论，便无法把握这场辩论的理论背景。

当然，对于黄宗智在上面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所表达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我是完全反对的，但他在前半部分对舒尔茨理论的批评，很有道理，也表现了他通过他那独特的研究所积累的深厚功力。现今赞成土地私有化的朋友，所用的理论和逻辑多半与舒尔茨无异，所以黄宗智是他们需要过的一关，怎么过，我先不说。

提示几点：

1）人口因素必须考虑，马尔萨斯是经济学家绕不过的。

2）劳动生产率未必随分工而提高，内卷化不仅理论上可能，事实上也存在，历史上更很普遍，区分马尔萨斯型增长和斯密型增长是有意义的。

3）私人产权和市场未必能消除贫困。自由市场能带来繁荣，但不一定能消除贫困，这是马尔萨斯和斯密的关键差别；或许是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有利地位，现代经济学家普遍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样一来就为他们的理论埋下了硬伤。

4）贫困未必需要消除。所谓富裕，不过是那些担忧堕入贫困的人通过每日的谨慎、自律和勤奋而争得的状态，没有贫困，也就没有富裕和繁荣了，这就是马尔萨斯主要结论；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一点是明显的：失去选择压力，复杂性便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直接启发了达尔文的，是马尔萨斯，而不是别人。

（按：这是篇命题作文，我并不太愿意写这种题目，所以质量也就能不保证了）

财产申报是低成本的廉政制度
辉格
2009年3月2日

近日，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网民提问时，肯定了官员财产申报作为一种反腐败制度的价值，并确认了政府正在为建立这一制度而积极准备。此前，在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在当地纪委的推动下，已先后开始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初步尝试。财产申报制度，18世纪起源于瑞典，1883年被英国议会采用后，便逐渐风行于各发达国家，东亚各国在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后，也多予仿效。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选择政体、法律体系、选举和代议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和差异，但在财产申报制度上，却少有异议，心存忌惮的既得利益者尽管在行动上会设法拖延和抵拒，但还不至于公开反对；确实，在这一点上，很难找出拿得上台面的理由，不像其他问题上，可以在堂皇的主义、民族和公益等旗号掩盖下夹杂私利。

财产申报制度之所以能在各国无异议的成为通行制度，除了因为反对者提不出体面的反对理由，更因为它的确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机制；与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它有效的借助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知情者与公众的舆论约束，可以大大节省政府为廉政而建立庞大的监督、调查和执行机构所带来的高额行政费用。

腐败的存在基础是权力的寻租，当某些有利可图的事情受到管制而形成准入门槛时，把守这些门槛的权力行使者便有了私自出售门票而牟利的机会。财产申报制本身并不能消除腐败的这一基础，但它会大幅提高寻租行为各个环节的难度和成本。首先，租金只能以十分隐秘方式的支付，通俗地说，必须经过十分有效的洗钱工具来洗白；但洗钱是有成本的，高级洗钱工具成本相当高，当这一成本超出寻租所得时，这些寻租活动就不可能继续了。其次，即使被洗白的钱，当事官员也无法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这一点是中国干部体系的封闭性所造就的特殊之处，中国官员的履历大多很单纯，很少在商界和政界来回流动，其根正苗红的出身也很难为巨额财产提供解释，不像美国，一朝天子一朝臣，议员和部长中都不乏理直气壮的亿万富翁。

因为寻租所得即使洗白也无法公开持有和花费，结果是，这些收入不可能被用于其本人在任期结束之前的日常消费，如此形成的被迫储蓄，降低了这些收入对当事官员的价值，它不能即时满足其消费和炫耀的欲望；这些储蓄，因为必须通过代理人进行，不仅风险很高，而且利率很可能是负的——你必须补偿代理人的风险和费用。最后，当他们或他们的子女终于能享用到这些收入时，还必须转移到一个安全无忧的环境中：移居、出国、甚至外逃，但这些并非低端贪官所能负担。

上述各点加起来，对于那些中低级别官员中的腐败行为，其打击将是毁灭性的。试想，假如我是某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位具备腐败潜质的中低级官员，本地没有企业可以为我的奢侈消费买单，或者即使有也轮不到我，仅有的机会是在每年几次的行业检查和整顿中收几笔贿赂；这些几万几万的钱我不能买车买房买名表——这些曾是我做个小官所获得满足感的主要内容，也远不足以雇人在国内外注册几家公司做关联交易，现在只能存在侄子的账上，少不了被他讹一笔，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到儿子长大或自己退休后终于可以在陌生的地方悄悄把它花出去。冒着大风险等待十几二十年后享用一笔大为缩水了的收入，是否还值得？

财产申报制所带来的透明度，一方面把腐败行为赶入黑暗而高成本的地下状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纪检机关纵容包庇的难度，因为事先公开的信息让纵容包庇的责任更清晰了，以前可以装作没看见的现在无法假装了。这一制度，虽然不会消除腐败存在的基础，但因为提高了寻租各环节的成本，会大幅压低寻租市场的供需水平，从而减少腐败行为。无疑，这是值得期待的好制度。

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辉格
2009年2月26日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伸展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laoyao把我关于文化宽容与同性恋关系的观点做了个重新表述：

从ESS的角度，你上次的文章也可以反过来说：

人类的反同性恋文化的出现，应该远在同性恋基因的出现之后。按照DNA贴的link的文章的说法，果蝇已经有这个基因，那应该是在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这个基因。因此，在人类的反同性恋文化出现时，同性恋基因在人群中应该已经达到了ESS的平衡。

但反同性恋文化的出现，改变了外在环境，使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比以前更可能与异性生育后代，也就打破了平衡，使同性恋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反常地走高（但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性状不见得会更高）。

这其实是个双输的结果。对反同性恋的人来说，他们所痛恨的种子反而更广地传开。对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来说，他们承受着先天与后天矛盾的痛苦，但这个痛苦本来也许只有1%（随便瞎举的数字）承受，现在却可能有3%的人承受。

所以，不是说现在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会导致同性恋的灭绝或减少，而只是让同性恋回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而我也想如同辉格上篇文章那样跳跃一下，得个启示说：宽容之后的比例，才是正常的本来该有的比例，任何外力恐怕都只能导致双输。

如果谁有心，可以调查一下各个不同文化下同性恋的比例。比如有的文化对同性恋完全不闻不问，有的甚至鼓励（部分古希腊），有的不反对、但强调男性生育（古代中国），有的强烈反对、处以极刑（中世纪，现代的某些伊斯兰国家），有的不犯法，但社会仍然有禁忌（现代中国、美国的某些地区）。有些文化风气的历史还太短，可能不能作为进化意义上的论据，还有些很难采集到数据，而且对古代社会，只能知道人们的表现，不能肯定是先天还是后天。不过假如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出或推出同性恋基因的比例，并和毫无同性恋文化的原始部落想比较，那结果会很有价值。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最后提出的调查，尽管很困难，但如果真花功夫去做，我相信中等程度的相关性大概能够找到。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许多实验和统计方法，其想象力和设计之精妙，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细节有点异议，关于果蝇的研究，对讨论人类同性恋问题，只有启发意义，而没有证据价值；这两个物种的亲缘关系太远，依我看，它们的性别系统是两个物种在进化树上分化之后，各自发展出来的，它们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是无性的；实际上，跟眼睛一样，性别系统在进化史上被重新发明了多次，各自的基因基础和荷尔蒙机制都不是同源的。

社保很好，但公务员不参加
辉格
2009年2月19日

最近，《社会保险法》草案结束了向社会征集意见的过程，有专家发现，草案将公务员排除出了统一的社保体系，而要求国务院为他们另行规定一套养老保险办法。这一安排所蕴涵的意义值得探究，一种质疑是：公务员是否应该在统一社保体系之外享有特殊待遇；但我更关心的问题是：统一社保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同时为公务员提供养老保障的需要？——否则就不必另起炉灶了；其次，由政府倡导、设计、推行和管理的社保体系，公务员自己却不参加，这样是否还能说服被强制要求加入这一体系的民众和企业对该体系的前途保持信心？

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储蓄机制，与银行存款、商业保险一样，都是一种现金流置换，即用近期的现金流来换取未来的现金流；这两个现金流的折现值不一定相等，其中关键的两个变量是寿命和通货膨胀率。两个现金流之间的时间差积累形成了社保基金，社保管理者的职责便是确保这一基金保值增值，以便在未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履行其对社保参加者的承诺，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基金的安全和增值，也取决于他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有时间差、有预测、有人为管理，就不可避免的有风险，上述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面临这样几个风险：首先，基金里的钱可能丢失，包括管理者为安排其它用途而侵占，非法挪用甚至贪污等等，鉴于已经发生的多桩此类案件，这一风险并非没有；其次，为了实现保值增值，管理者必须将其投资于各类资产，而即便是最安全的资产也存在风险；困难在于，何种资产更安全，在不同的金融条件下，答案是不同的，管理者出于谨慎而在经济平稳期选择的资产组合，一旦面临金融危机时，或许比其它组合更不安全；更困难的是，像社保基金这样庞大无比的单一基金，本身就是一个波动制造者，无论它买入或卖出何种资产，都往往造成该类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并且在这种波动中，它无法像其他分散投资者那样迅速转移、逃离是非之地。

撇开流失和投资安全问题，社保制度在当代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的风险，那就是人口萎缩和老化；社保基金中的钱，除了个人账户上的余额是明确到个人的，其余部分都是统筹的，社保所承诺的养老金支付水平，乃是基于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一旦这一判断与现实出现较大偏差，现金流的平衡和养老金的按期足额支付就可能被打断。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加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远低于替代水平的1.6以下，而人均寿命则大幅延长，结果是人口结构的急剧老龄化，其速度和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这一前景，或许是社保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然而对于这一风险，决策当局似乎并未注意到，至少没有引起重视，这一点，从近期对计划生育政策决不动摇的反复重申和强调中，可以看出来；这样，对于社保基金能否在未来可能的人口下降和老化局面中维持现金流平衡，难免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如果未来某个时刻现金流无法维续，将面临几种可能：或者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或者虽然维持养老金的名义水平，但与通胀率脱钩，从而降低其实际水平，或者用来自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填补缺额，最后一种方法未必奏效，因为当税率大幅提高时，经济总量会因失去激励而萎缩，从而税收总额或许反而下降。

为公务员设立独立的养老基金，可以将它与统一社保基金的风险相隔离，这样，只要公务员的数量不减少（实际上公务员队伍始终在不断壮大），其养老基金的现金流平衡便可免受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冲击；其次，这个单独的基金因为规模较小，即使有缺口，也比较容易填补。当然，这些只是可能性，我们的公仆量必不会将这些可能性，作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然而作为一种可能引发公众疑虑的可能性，还是值得引起决策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