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我突然有个想法：

ATM为啥不提供点别的服务？复印打印洗照片刻光盘发邮件等等。刚才在小区找复印店时想到这个问题，ATM里加点设备很容易提供这些服务，而且费用直接从卡里扣，很方便。 文件复印，打印，洗数码照片，弄个USB口或蓝牙…… 或许有些地方已经有了？

实际上，这种服务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更合适，刚刚看到日本OKI公司推出了KIOSK通用自助服务信息终端“SUKIT”，有点这意思：

……除了内置通用平台及基本构件之外，还可以配备2维条形码读卡器、文件阅读器等各种选项单元……冲电气的KIOSK终端“SUKIT”可以与互联网、手机、IC卡等组合使用……

② 功能性：标准打印机采用了A4尺寸的热敏打印机。可以打印迄今为止票据打印机无法表现的大信息量的印刷物。而且，通过采用300dpi高解像度的打印机，可以打印包高品位的印刷物。

③扩展性：可以自由选择2维条形码、IC卡、指纹识别、呼叫按钮、耳机、摄像机等丰富的选项单元。

燃油税的利与弊 辉格 2008年11月21日 据报道，下月将开征燃油税，按传闻中的方案，燃油税只是养路费和运管费等行政收费的费改税替代，并未取代路桥通行费，更未取代商业化营运的封闭公路之收费。该方案与各国的燃油税征收方案相比，是一个涵盖内容很少的最小化方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税率却并不低，据说至少在20%到30%，相当于每升油约1.2～1.8元。看来消费者和企业并不能如期望的那样，通过费改税减轻负担。 虽然都叫燃油税，但各国征收它的法理依据和政策指向却大不相同，相应的，税率也极为悬殊。大致上，燃油税的征收动机及其对应的政府服务内容有三个方面：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建立财政来源；替代商业化收费公路；对汽柴油燃烧产生的排放征收污染税，鼓励节能减排。以各国的现状，当方案只涵盖第一个目标时，税率通常不超过30%，当涵盖多个目标时，税率可高达300%。 道路，因其收益难以内化，自古以来多由政府兴建或采购，以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作为公共产品需方成本内化的方式，燃油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制度安排，它既为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将成本合理分摊到了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头上，不失为有效而清晰的激励。相比之下，养路费模式既要细致区分各种车型和用途，又要将收入在地区间进行分摊，算法复杂却又不精确，结果常扭曲了激励。但是燃油税并没有解决供方收益内化的问题，因为税是统一征收的，而道路是地方政府各自修建和维护的，地方政府便缺乏激励来改进其道路。 随着机动车的普及和车流量的提高，以及汽车对路况的高要求，收费公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但是收费公路所需要的封闭性，以及收费站的高昂运营成本和它对通行流畅性的影响，也使它有了不少局限。因此，虽然收费高速公路在欧洲和日本很普遍，但德美两个汽车大国却还是选择了用公共产品来替代。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而德国也仅从2005年起对12吨以上卡车收费。 燃油税替代收费公路，虽然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但也有缺点：它把全部公路规划任务交给了政府，失去了由价格信号调节供需的机会。政府的反应总是不如市场机制灵活和及时，由此产生了很多代价高昂却流量很低的低效公路，而同时却有很多地方拥挤不堪。近年来，随着基于感应卡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和基于GPS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出现，收费公路的缺陷已开始消除，美国新的收费公路也已开始出现，相信今后基于新技术的高效收费公路将成为发展趋势。 这样看来，本次燃油税方案未取代收费公路，是正确的选择，但正因为如此，税率就应该低得多。美国以每升0.124美元（合人民币0.85元）的燃油税（包括联邦税和州税）支撑了至少90%的高速公路，美国高速公路的兴建高潮，始于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迄今50多年，即使我们打算只用30年完成同样的任务，也只需要每升1.6元的燃油税。在这一税率下，我国的36万公里高等级公路中，只应保留5.36万公里高速公路的2/3即3.6万公里继续收费，其余收费站应该悉数拆除，但现实却是：中国拥有10万公里收费公路，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0%；相反，如果保留现有公路收费，税率应该在每升0.5元以下。 燃油税的第三个性质是污染税，这构成了欧洲高额燃油税的绝大部分。所谓“污染”有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硫铅等健康有害化合物污染，二是指碳排放。在全球暖化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之前，污染税并不高，所以高达200～300%税率中，大半是针对碳排放的。但是，对气候暖化的全球性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种对不确定未来的无来由恐慌反倒已经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伤害，包括生物燃料热潮对环境的伤害，经济实力尚属薄弱的中国不应跟随欧洲采行绿党政策，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更不应用高昂的燃油税加重消费者和企业负担，那样做是自缚手脚。费改税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税率还须细加斟酌，要与其所支持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相匹配。

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马勒最近在《未来总统的物理学》一书中为新总统准备了四节物理课，这是其中<第三课原子能>：

传统思维： 只有我们能够想出办法来处理掉可怕的核废物，核能才能真正为人类所利用。 科学原理： 美国政府对核泄漏的允许范围做了严格的限定，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比如，政府对内华达州丝兰山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做了以下要求：保证住在下游的居民以及把下游河水作为生活用水的所有人每年因核泄漏而接触的辐射量不能超过15毫雷姆。而一个人平均每年从自然界以及在医院接受治疗过程中所接触的辐射量约有350毫雷姆。 有人说，核废物在300年后的辐射性比作为原料的铀还要强100倍。这是事实，但听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如果核废料被存储在地下，并且其中1/10有泄漏的可能，其危险指数与我们一开始便没有将铀开采出来而面临的潜在辐射危险是一样的。

我两年多前在<中南山归来说环境>一文中曾说：

那些拚了命反对建核电站的环保分子，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即使把一个核电站所产生的废料不加处理倾倒在一座荒山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比一座同等功率的火力发电站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和用木材做燃料相比了。

通用汽车的死结 辉格 2008年11月19日 本月8日，通用汽车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财报，结果恰如预期般凄惨：销量下降11%，营收减少13%，亏损25亿，现金减少69亿。近几年来，人们季复一季听到通用的坏消息，已经麻木了，现在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它何时会破产。实际上，通用早已符合破产条件，目前它的净资产是负580亿，每股净负98美元。股价没跌到零，债权人没有申请破产保护，大概都是在期望政府出手援救。按目前的趋势，通用现有162亿现金只够维持几个月，届时，一旦短期债务无法偿还，进入破产程序将无可避免。 通用走到今天这一步，原因既不是产品失败，也不是管理不善，而仅仅是因为僵硬而昂贵的雇佣协议，迫使它以有限的资产对在职和退休员工及其家属背负了近乎无限的责任包袱：它的十几万本土工人享受着高达70美元的时薪，近50万退休员工及其家属享受着终身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它的[[Jobs Bank]]项目供养着8000多名全薪下岗工人，他们每天在监工注视下坐在被称作“橡皮屋”的空仓库里看报聊天，一边和其他工人一样拿着15万美元的年薪；它欠下了500多亿医保费用，虽然经[[VEBA]]信托安排这一数字已削减到300多亿，但仍将以每年数十亿的速度递增；这样的企业不破产简直天理难容。 为了走出困境，通用管理层已用尽了在现有合约框架下一切可能的手段。它曾想把一些工厂搬到墨西哥和东亚以削减劳动成本，但[[UAW]]马上用一场大罢工迫它就范；它曾试图削掉不盈利的品牌以控制运营成本，但各州的特许经营法要求它在撤销品牌时必须赎回特许经销商的存货，而这笔开支是它无力负担的；它也曾剥离低效的生产部门，却发现UAW包袱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剥离出的德尔福破产重组后，其大部分退休金和医保包袱连同冗员还是回流到了通用；现在，当破产前景逼近时，它连剥离和出售资产的机会都没了，那样做将惹来欺诈性财产转让法的诉讼；它已经走投无路了。 在国会和通用所在地方，救助的呼声很高，但救助方案若不包含根本性的重组安排，让通用摆脱导致其长期亏损的雇佣和品牌包袱，将纯粹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添无底洞，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政治上也很难过关。但同时，因为被雇佣契约、特许经营法和欺诈性财产转让法三条锁链捆着，除非走破产程序，任何重组安排在法律上都行不通。所以，现在多数观察者都已相信，通用或它的债权人将很快走进破产法院，分歧仅在于，它会按[[Chapter 11|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还是按[[Chapter 7, Title 11, United States Code|第7章]]直接申请破产清算。 直接清算意味着立刻停止营运，其后果非常严重，十几万人当即失业，其连锁反应取决于清算过程如何进行，很难预料，最坏的情况下将导致其所在产业链上数千家供应商和经销商倒闭以及上百万人失业。当然，这些失业者多半会在一年半载后当被清算资产找到买主后重新找到工作，但即便是短期动荡代价也将很高，尤其是目前金融市场信贷几近冻结的状态下，潜在买主很难为资产交易寻求到急需的信贷支持，况且，通用破产带来的恐慌将进一步加剧信贷冻结。 更可能的选择是按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问题在于，一旦进入破产保护状态，要获得维持运营所必需的流动资金，只能借助于特殊的[[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DIP]]融资，但在金融市场目前的状况下，获得这样的融资几无可能，除非有联邦政府担保，因此许多学者倾向于政府支持下的破产保护这一方案。但也有学者认为，以通用目前的负债率、盈利前景和缺乏资产意向收购者的事实，其破产保护申请很可能得不到法官批准，即使被批准而进入破产保护程序，重组也很可能失败，到头来还是被迫清算。 但即使面临重组失败的风险，拖延已毫无意义，破产保护看来是唯一的选择。考虑到坚持奉行自由市场理念的布什和鲍尔森在通用救助问题上都表现的很不情愿，通用管理层和债权人很可能设法拖到奥巴马上台后能出手援助，而可行的救援方式只有破产保护，那样的话，短期内会经历一段动荡和痛苦，但在长期，或许会给美国汽车工业带来一次甩掉包袱、涅槃重生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今天有篇文章<危机之下，情人掉价>，介绍了Prince & Assoc.公司的最新调查报告：

调查的191位富翁都至少拥有2,000万美元净资产，和情人至少交往一年（由此排除了一夜情等情况）；受访者男女比例约为2:1，他们均为已婚人士，亲自处理个人的财务情况……

在调查结论中令人最感意外的部分与性别及交往时间有关。足足82%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已计划降低情妇的生活费，超过75%的人说计划减少送礼、降低礼物标准以及减少挥霍行为，例如乘坐私人飞机、度假以及顶级餐厅享受美食。

而相比之下，同样置身经济危机中的“富婆们”则对自己的情人慷慨得多。有意减少上述支出的人只有不到20%，更有过半的人表示要提高情夫的生活标准。

有意思，呵呵。

我们可以按需求的价格弹性区分出必需品（[[necessity goods]]）和奢侈品（[[luxury goods]]），也可以按需求的收入弹性区分出贫穷品（[[inferior goods]]）和富贵品（[[superior goods]]），那么，是否可以按需求的景气弹性区分出乐观品和悲观品呢？它们的销量对市场景气度（比如用投资者信心指数度量）敏感。 胡乱猜一下：高档汽车音响改装件可能是乐观品，白酒可能是悲观品，避孕套比较特殊，大概属于乐悲品，景气居中时销量低，大繁荣和大萧条时销量上升，呵呵。 注：许多教科书上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分用的也是收入弹性，我觉得不好，混淆了贫穷-富贵品之分。

4万亿大派果最新动向：神农架机场要修机场：

湖北神农架林区机场将建于神农架林区西北木鱼镇16公里处的大草坪(海拔2585米)上，机场按4C标准设计，将是我国除西藏机场外海拔最高的支线机场。据参与设计的相关专家介绍，湖北神农架机场3年后建成，初始设计旅客年吞吐量为21万人次，货运年吞吐量为1500吨，飞机年起降2917架次。

算算：年收入=( (起降费)2917*1500 + (旅客服务费) 210000*50 ) / 80% = 1860万

假设毛利率50%（比最NB的深圳机场高6个点），年930万，不吃不喝，不计利息，108年收回老本。

实际上，国内机场大部分亏损，

2003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中国机场进行调查。结果是：在12个重点机场中，9个亏损，其中6个严重亏损；在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亏损。同年，联合证券的研究也显示，中国机场80%以上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是持续亏损。

我在<关于个体差异和贫富的关系>里用了身高变异率对比数据作为支持证据，经 滚滚素最胖滴、牛牛大宝、特别是thinkinger的指点，发现这个例子毫无价值，尤其是没有考虑到种族多样性因素，错的很愚蠢，现予收回——如果可以收回的话，呵呵。 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个判断，但愿以后能找到有用的数据来检验，可惜体质人类学的调查报告很少看得到。

 我在<选择压力与多样性的关系>一文中说：

这解释了为什么……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

fender质疑到：

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真的很小吗？也许就能够观察到的个体差异来说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行为约束集之间的差异较小，可以做的选择少。

我得承认，这个判断仅仅是我的猜测，或者说是我所相信的理论的推论，除了个人直觉之外，也没有证据，我愿意将此作为一个判决性证据，来检验我说过的话。

不过现在我至少有了一个支持证据，那就是身高，下面是我昨天在两份体质人类学教材上看到的数据：

(表)中美成年男子身高变异度对比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CV）
中国   1672    56      3.35   
美国   1755    72      4.10   

注：C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标准差/平均值

关于<自私的皮球>一文，胺氰聚三郎质疑到：

人是个多囊皮球比喻不恰当逻辑上有问题既然最终还是保持平衡何必还要分那么多囊只需一个球代表就足够了

问题是经济分析最终要落实到每种产品，当我们外谈论需求、供给、价格和成本时，总是在针对特定的产品，如果不把皮球描述成多囊的，模型便没有实际用途；当考虑人与部压力的关系时，的确不必关心是否多囊，我们可以说：我只需要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但当我们考虑人有了钱（也即他抵抗外部压力的工具）之后如何行动，此时必须考虑多囊，囊与囊之间的相对压力决定了他如何将钱分配到具体的商品上，在经济学中，这是用所谓“等优曲线”来描述的。 另外，chingye质疑到：

即使没有避孕套的发明,女性也有一套完整的天然避孕的措施……从表面上看,出生的婴儿越多.母亲的基因能的到更大的传播,但是自然选择让女性拥有如此多的避孕措施,反而能够促进基因的复制.这是因为只有能够成为成熟个体,并能留下后代的有效后代,才能真正的高效策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避孕套,难道产生的后代数量就一定会比没有避孕套的数量多么?……

我同意你的观点，即：1）古代女性也有避孕手段（尽管可能不如你认为的那么完整有效），2）并非生的越多遗传收益越大。 但我关于避孕套的说法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说：人类独特之处在于，当他们竭力避免生育的同时，却仍然要想方设法享受性快感，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性快感原本是基因们设计来诱使动物个体追求交配机会的，但现在显然已经被挪作他用了，即它本身成了目的，从这意义上，我说这是人性的铁证，呵呵。

国企不应是漏斗
辉格
2008年11月18日

日前，有消息称国资委将动用财政部管理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向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注入资金，以缓解其因燃料价格高涨和需求低迷所造成的困境，并帮助其应对未来更加困难的局面。传闻涉及的注资金额高达160到300亿元，同时，还有消息称同样因燃料价格问题而遭受巨额亏损的发电企业也在寻求政府注资。上述传闻已得到至少一家航空公司的确认，如果实现，将成为国有航空部分上市以来的首次政府注资，这是否预示着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行的国企改革政策有所转向，值得关注。

国企改革，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漫长历程之后，其焦点已经从最初的摆脱财政和人事包袱、消除产能过剩和要素隐性失业，逐渐转向了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和治理结构和培养竞争性市场格局等更高级的目标。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和“有进有退”政策也已开始实施，按照该政策，在已经形成足够竞争性的领域（比如制造和零售业），国企将逐步退出，在仍由国企垄断的领域（比如电信业），将通过分拆、重组和对外开放等措施尽可能创造竞争格局。上述改革方向，虽然还有争议，也时有波折和停顿，但大致上是在向前走。

成立国资委是上述改革进程的重要一环，国资委的职责是代表政府对国企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但这一安排并不彻底。当政府为国企出资或追加投资时，用的是财政预算内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国企所得利润或分红却不列入相应的预算，实际上国企很少向国资委分红或上缴利润，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帐户能够反映出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效果，因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财务约束机制。结果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很可能成为一个单向通道，只流出不流入，像一个漏斗。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当国际市场原料价格低廉而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时，石油、能源和航空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却很少上缴利润，加上国企所特有的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见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所得利润都被投入到常常不够谨慎的新建项目上；一旦景气下降，亏损和现金短缺来临时，他们却又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要追加投资。这样的先例一开，今后便更难控制国企的投资冲动，更难形成有效预算约束，和航空公司同样身处困境的国企不在少数，会不会排着队来要求注资呢？

政府注资未必不好，但必须与深化改革的措施相配套，这方面，国有银行改革是成功的典范，经过不良资产剥离、政府注资充实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和整体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如今国有银行已不再是预算漏斗，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和经营效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对比其他行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国企股份化改造时，要么整体上市，要么主辅业分离或资产剥离之后各公司彻底脱离，而不能用集团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这种结构，后者既不利改善公司治理，也不利强化财务约束，更无法保护小股东。集团公司通常是传统国企，与政府部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盈利时，难免受其侵占，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又会赖着它向政府要钱，这样财务漏斗就堵不住。正是认识到这种双层结构的弊端，国资委今年已明确了推动央企整体上市的改革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能运用到眼下迫切需要调整的航空和石油企业，那将是不错的选择。三大航空的集团公司还有大量非主业资产，如果将其出售后注入上市公司，既可缓解其财务困境，又能改善治理结构，而集团公司的出资人职能完全可以移交给国资委。

回顾以往，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三十年来，每次成功的改革都是从突破困境开始，最终都造就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和繁荣发展，但愿这一次航空业也是如此。

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授予国会“征税、开支、和调节国际与各州贸易的权力”，并授权国会“为执行上述列举权力，制订所有必要与合适的法律”，联邦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皆源于此。 按我的理解，第一条第八款的初衷是授权联邦政府阻止各州对州际贸易设置壁垒（比如设关卡、收过境税等），但后来，对于“州际贸易”的解释越来越宽泛，从而赋予国会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尤以1887年《州际贸易法》，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35年《华格纳劳工关系法》影响最为深广，它们都是以第一条第八款的名义通过的，其间，也经历了多件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式案例。 这方面历史，可以参考张千帆<美国联邦政府对州际贸易的调控>一文。

关于GM救助案的话题，学经济家说：

另一条道路就是诉到最高法院，判决工会集体谈判权违宪，依靠集体谈判权获得的高于市场行情三四倍的收入以及收入协定，违法，需返还受害人（公司及股东）并赔偿损失，呵呵。这是最理想的，直接把工会搞破产。……

如果能打赢官司当然再好不过，但万一输了官司，会留下一个极为恶劣却又权威的判例，所以，没有十分把握，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案子提到最高法院，这种谨慎是有道理的。

1）穷人买的每一件商品，从原料到成品，最终售价中至少包含了17%的税，如果其中经过了若干小规模纳税人之手，则比例更高。注意：增值税占税收总额约45%。 2）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即所谓“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劳动成本，这些企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劳动者把他们的劳动附加到产品上出售，顺便赚点差价。因此，对它们所征的增值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劳动者出售劳动征税。——这与穷人无关？ 3）至于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家的个人所得税，直接的作用是压抑了生产和投资，但对生产和投资的压抑马上会导致雇佣的减少。——这又与穷人无关？ 4）对于小本经营的小业主和车库创业者，因为是小规模纳税人，他们不得不承受至少6-8%的营业税外加个人所得税，平均不少于他们毛利的1/4，这还没算各种税外之费和敲诈勒索。——你认为他们活的很轻松？ 不错，的确有一个部门与减税无关，那就是国企，尤其是国企的经理们，对于他们来说，“上缴利税多少”是他们作为公务员的重要业绩考核指标，而减税对他个人却没有任何好处。

选择（包括自然选择、性选择、“军备竞赛”等）为进化提供了动力，这大家都知道，但人们常常忽视的是，选择压力的暂时或局部的松弛会带来物种多样性和种内个体多样性，从而为后续的进化准备更多的素材，这是进化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科学松鼠会最近有文章介绍了Terry Deacon的类似观点（尽管该文作者似乎并未理解的很贴切）：

……接着，农业让食物变得更可口，这降低了自然选择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提出的要求。随着消化变得更容易，更多的能量可以被用于别的目的，特别是建立和运作一个更大的大脑。我们的祖先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增强了的认知能力发明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又进一步帮助他们抵御了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放松的选择是包括自然选择在内的更广义的进化动力的一部分。放松的选择允许物种发展出丰富的特征，而随后的自然选择进一步雕琢了这些或其他在新的进化舞台上变得举足轻重的特征。例如，Deacon相信在工具上的每一次创新都放松了对某些特征的要求，又加强了对其他无法预料的特征的选择。……

2005年，我在<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正是这弹性，或者说内部扩张压力受到外部压力抑制时的紧绷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决定了作为人群行为总和效果的经济系统的特征。紧绷状态使皮球有了确定和可预期的运动特性，一旦你把皮球戳破，泄了气的皮球便会在一个圆球面的各种拓扑变形之间作随机振荡（假设皮球表面材料足够柔软，且无重力作用），确定性大为降低。

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人就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要让这皮球泄气，一个办法是把他戳破——用刀子捅他的肚皮，结果是死亡，另一个办法是佛教修炼，据说能炼到无欲无求，这叫涅槃。

驯兽师会让要出场表演的动物保持半饥饿状态，这表明他懂得紧绷状态与行为可预期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和人相比，动物的基本生理需要被绷得更紧，因而它们的身体和行为特征具有更大的确定性，这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物种内的个体差异小于人类，而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

2006年，在<人性：策略的遗骸？>一文中，我进一步阐明了人类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选择压力松弛之间的关系：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2007年，在<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一文中，我最终用一个扩展了的马尔萨斯模型，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形式化：

首先，对于一个种群而言，其数量常常既被其捕食对象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限制，也被其捕食者的数量和捕食能力所限制，当然，它自身的捕食和防御能力也是决定性的。

其次，物种的生理构造，发育模式，婚配和生殖模式，甚至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成为种群数量的限制因素。从进化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些内在的限制必定被它们在其他方面带来的更多的增殖优势所补偿，否则物种将难逃灭绝的厄运。但是人类以千年计的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对于进化而言只是一瞬间，所以这些“短期”有效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简言之，种群数量，在长期，由其与食物（捕食对象或寄生宿主）和天敌（捕食者或寄生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共同决定。但是，捕食能力所决定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决定的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除非巧合，两者并不相等，因此，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受限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力量对比。当其中一个限制因素起作用时，另一个因素进入松弛状态，比如，当数量受限于天敌时，即使在边际上，食物也是充裕的，反之亦然。

在短期分析中，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假设限制一个种群数量的所有可能因素为集合R，其中有n个元素，每个限制因素r对应一个极限数量q，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Q等于全部q的最小值，此时，q值等于Q的那些因素，叫做紧张因素，而其它则叫松弛因素。在进化史长期，集合R只有两个元素：捕食能力和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对马尔萨斯模型所做的修正和扩展，姑且成为扩展马尔萨斯模型。

我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

生存压力在某些方面的松弛对于行为和文化重大意义，我在另一篇文章（《人性：策略的遗骸》）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某方面的选择压力减弱时，原先设计用来对付这些压力的那些策略性行为模式，便可能脱离其原先所服务的生存和繁衍总目标，自我膨胀，游离为一些独立的行为模式，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偏好。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间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表现的纷繁多样，五彩斑斓。

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结构或阶层差异，那些处于上层结构的富人或权贵，在获取和保持其地位上面临巨大压力，但在生活资料上，则十分丰裕，这种松弛使行为和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在扩展马尔萨斯模型（如果它是对的）下，如果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瓶颈，那么，在其余松弛部分，我们就有望看到类似的松弛所带来的多样性——一个多彩的瓶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