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分拆：迟到的转型 辉格 2008年3月31日 3月26日，摩托罗拉终于宣布了它传闻已久的分拆计划，有评论认为，这是摩托扭转其手机部门困境的最后一搏，而我则宁愿将之视为是对近年来手机产业格局变迁的顺应，可惜这一顺应来的太晚了，不知是否还来得及挽救摩托的命运。 面对这场产业变迁，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爱立信和索尼，他们在2001年将各自的手机部门合并为索爱，然后是2006年，诺基亚和西门子分拆出各自的通信系统部门合并成为诺西，而西门子进一步分拆手机部门卖给明基，这一连串重组的要点是，将手机业务和通信设备与系统业务分割开来，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特点。那么，市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现在事后来看，主要的几个方面是清楚的。 首先，随着价格下降和普及率提高，手机日益从一种特定用途的通信工具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甚至是生活必需品。而消费品在产品设计、营销和企业文化各方面对企业的要求与通信设备完全不同，后者面向运营商，以技术和功能驱动，而前者面向消费者，以品牌和设计驱动，将两者放在一个企业里造成了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巨大矛盾。几年前IBM明智地从PC业全身而退，便是基于对消费品和工业品经营差异的清醒认识。 其次，早期电信运营商利用其寡头地位控制了手机的销售渠道，因而通信设备厂商作为运营商的长期供货者便在手机市场占据了先天优势。随着电信市场的开放，运营商控制地位削弱，消费者个人选择占据主导，这一点在苹果与运营商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得到了充分证明。加之技术日益成熟，进入门槛降低，唯有最佳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第三，今天的手机不仅是消费品，而且像衣服、首饰、古人的佩剑、绅士的手杖、牛仔的猎枪和硅谷新贵的跑车一样，成了身体的某种延伸物，被人们用作展现自己个性、情趣和社会定位的标志。一种消费品一旦获得这种身份符号的地位，其消费模式便与其他商品大不相同，消费者会非常慎重地选择品牌，而一旦选定则会保持长久忠诚，并不惜为此大把掏钱。而成功的制造这种身份符号需要企业在品牌和形象经营上具备独特的优势。iPod和iPhone这两个技术上并无特别过人之处的产品的突然而巨大的成功，非常好的演示了苹果式品牌魔力和乔布斯式略带邪教气质的感召力在创造符号产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第四，今天的手机不再是简单的语音通信工具，而越来越向通用信息终端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手机将集电话、随身听、电子书、导航仪、手表、钱包、钥匙甚至血压计于一身，这一发展趋势需要手机厂商制订一个有远见的技术战略规划，选择优秀而有前途的技术平台，才能确保在市场时机出现时迅速而从容的推出新产品。在这一点上，摩托罗拉显然是做的最差的，以操作系统为例，他始终未能确立一个清晰的战略：先是参加了Symbian联盟（直到去年还在销售采用Symbian的M系列），后来在Q系列上倒向Windows Mobile，而几乎同时，其明星产品Razr却又用了Linux。在这一点上，三星也有同样的毛病，所以我不看好三星在高端机市场的前景。对比之下，诺基亚坚持Symbian，苹果将久经考验的Max OS延伸到手机，谷歌更是还没进场就围绕Android平台建立了一个Linux大联盟。 摩托罗拉的拆分，无论是成是败，将成为一个标志，象征手机业的大调整终告一段落，新的格局下，新一轮竞争已经展开，诺基亚俨然稳踞半壁江山，苹果一路高歌猛进，而谷歌正挟网络之大势排兵布阵，击鼓踏步而来。好戏还在后面，等着瞧吧。

谷歌战略浮出水面 辉格 2008年3月26日 在谷歌的发展过程中，关注他的人经常会问：“下一步他要做什么？”而谷歌也不断给人们带来一个个惊喜，从Gmail,GTalk,Google Earth…,到呼之欲出的GPhone，那么下一个又会是什么？谷歌的战略意图究竟如何？随着谷歌近期的一系列动作，现在或许是时候来猜一猜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去年十月，谷歌和IBM联合宣布了云计算计划，而在上周，两家公司又分别在北京宣布了他们在中国的云计算计划。所谓云计算，简单的说就是把信息传输、存储和处理所需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化，把信息系统改造成像电网一样的无处不在、随用随取的基础设施，以至于用户几乎可以忘记它的存在。 今天，在我们能够开始利用电脑和网络处理信息之前，先要考虑买台什么样的电脑，要多少内存，配什么显卡，装什么操作系统，选择联网设备，路由器，然后动手安装一大堆要用到的软件，对于非专业人士，其间还免不了请人帮忙。电视则简单的多，在商场里挑好品牌和尺寸，搬回家插上电源和信号线，两分钟后，你已经在用遥控器翻节目了，很快你就会忘了电视机和信号发射台，而沉浸于肥皂剧或足球赛了。至于其他家用电器，则更简单：插上电，拧开开关。 然而在爱迪生刚刚发明电灯的年代，要利用电力来为你服务可没这么简单，那时候没有遍布各地的电网，每个用电的社区和工厂必须单独配置发电机，安装配电系统，铺设电线，然后把它们和用电设备连接起来，和今天使用电脑一样麻烦和昂贵，因而只有人口密集区和用电大户才负担得起。而现在，谷歌和IBM正打算把信息系统也改造成像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 这将是对产业模式的一次巨大革新，谷歌和IBM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他们在新的产业模式中将拥有巨大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奠定搜索市场的霸主地位之后，谷歌已经掌握了信息汇集和投送渠道，这将帮助他取得未来信息“电网”的主导地位，而IBM将扮演通用电气的角色，帮助建造和运营“发电站”，并提供关键设备和服务，这些向来就是他的特长。 和其他产业模式改造一样，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无疑将遭遇阻力，而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旧模式的受益者，显然，那就是微软及其主导下的整个传统PC产业，该产业现有运行逻辑是：越来越多的功能和应用程序被堆积到桌面电脑上，每隔三到五年，微软会推出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操作系统，所有的应用软件也跟着升级，于是对硬件提出新的要求，这样每一轮升级浪潮会让软硬件市场的繁荣维持几年，接着就是下一轮升级。 云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打破这一运行逻辑，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鉴于之前在桌面市场上对微软的正面进攻全部以失败告终，谷歌选择手机市场发起攻击；其次，随着Android平台的宣布，谷歌遮掩已久的Linux战略也已公开化；第三，与Office等桌面应用针锋相对的Google Apps全面加速推进。这三个方面意图概括起来就是：用手机绕开桌面，用Linux替换桌面，用Google Apps简化桌面。 在联盟的另一边，IBM也在全速推进：首先，凭借其在高性能计算上的绝对优势，推行网格计算和刀片服务器，力图改进数据中心的能力和效率；其次，强力扶持Linux，用Eclipse成功吸引了大批开发者，这是确保一个平台成功的关键；第三，推行Workplace统一通信平台，力图主导用户与数据中心的通信门户；第四，成功阻止了微软OOXML文档标准，力推ODF标准，甚至复活了Lotus Symphony办公套件，免费发放，直接挑战Office。 看上去，云战略联盟俨然已对微软形成合围之势，而微软无疑也在力求突围，收购雅虎的计划正是其中之一。号角已经吹响，决战即将开始，胜负如何，将直接决定信息产业的未来走向。历史上曾有两次打破旧格局的尝试，第一次是已沦为笑柄的NC，第二次是Linux的桌面应用，都没有成功。历史会重复吗？

次贷危机和搭积木游戏 辉格 2008年3月19日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这场危机时，贝尔斯登的暴毙将成为一个象征，标志着一轮金融创新浪潮和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增长以一次金融危机告终（或许会进一步扩大为经济危机？）。危机已经发生，十几个月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和担心的情况已经变成事实，现在，该是对这一事件作出回顾的时候了，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故事开始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直接的损失并不大，所以当时多数人都认为对正在持续增长的经济不会带来大的伤害，金融系统也足以应付这些数字上不足道的损失。确实，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并非新鲜事，那里的房地产泡沫经常以非常夸张的程度吹起又破灭，美国辽阔腹地上散布着难以计数的废弃城镇，见证着一次次的泡沫，可以说，美国曾被称之为边疆运动的一轮轮发展浪潮正是伴随着泡沫而前进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发展到这步田地？ 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所有评论家都把手指向结构性投资工具（SIV），它就是罪魁祸首。然而就在几年之前，SIV还被认为是一项出色的金融创新产品而受到投资者追捧。从结构上看，SIV的特点是分散了风险，它把高风险的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的债权切割后与其他金融产品和风险安排组合打包成新的债券，而后者可能又被组合进其他更复杂的产品中。经过重组和打包之后的产品在现有主流的风险评级模型下能获得很高的评级，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景气的时候，回报可观。 虽然事后有很多人指责SIV的设计者刻意掩盖了真实的风险，但难以否认的是，SIV在微观上的确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然而讽刺的是，微观上的安全在宏观上的效果却恰恰是让风险积累到可怕的程度。因为SIV把高风险的次级债切割并层层打包后，使得下游产品的投资者难以直观的评估隐藏在其中的真实风险，很容易追随着短期高收益带来的乐观气氛盲目投资；而当房产泡沫破裂时，由于受损的次级债被直接或间接组合进了很多产品，投资者难以评估自己所持有的产品到底会有多大损失，从而造成盲目的恐慌，最后引发金融系统所固有的信心崩溃后的正反馈式连锁反应，表现为类似对商业银行的挤兑。 这就像是搭积木游戏，把每块上层积木搭在多块下层积木之上，无疑比搭在一块上更安全，这样，下层积木的微小偏差可以不影响上层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和SIV一样，微观上的安全性却恰恰导致了系统宏观上的脆弱性，直线堆叠的积木叠不高也容易倒，交叉堆叠可以叠的很高也更稳固，但一柱直线积木的倒塌不会危及其他积木，而交叉堆中任何一块积木倒了，将引发连锁反应，危机会被传播到全局。在次级债所在的那个积木堆上，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都或深或浅地牵涉其中，第一块积木倒下后，受牵连的银行为了自保，便争先恐后地把身边看上去和那块倒霉积木有牵连的积木踢出去，以免殃及自身，一阵乱踢之后，有些倒霉蛋突然发现自己脚下已空无一物，贝尔斯登便是如此。 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危机并不一定是坏事，每一波创新浪潮后面总跟随着一段调整甚至萧条期，或者是因为成功的创新企业驱逐了旧企业而带来倒闭风潮（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或者是一批貌似创新的东西最后发现只不过是一堆泡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危机将洗去泡沫，留下金子——如果有的话。而金融企业在这一轮创新努力中，显然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至少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留下的东西，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成功，设计出既能分散风险、带给投资者灵活选择，又能保持风险信号的清晰度和透明度，防止风险蔓延失控的新型金融产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按：我的所谓读书笔记，就是读某本书期间脑子里涌出的某些东西，记了下来，未必与那本书有任何关系，正如啃鸡腿时涌出的某个念头，未必与鸡腿有任何关系。） 奥菲克《第二天性》读书笔记之一 辉格 2008年3月18日 拥挤的早点摊，人头攒动，你来我往，交易可谓频繁，老板娘却很少漏收钱，我曾经对此十分佩服，现在想想，这种情况其实是普遍的，有时候因为有事情干扰吃完饭忘了给钱，但事后总能想起了，对于复杂的人情往来账，我们也总是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欠下一笔人情债会让我们十分“挂心”，这种歉疚是发自内心的。 显然有某种本能在背后起作用。这应该是某种格式塔机制，一次单方面的给付会建立一个紧张（格式塔压力），紧张将持续直到它被清偿，从而完成一个格式塔回路，在清偿之前，焦虑会我们时不时想起这件事，而清偿之时会得到一个神经奖励（比如多巴胺），这解释了为何我们在每次结清一笔债务后总会有一种轻松的快感。 很可能，皮层的某个区域，比如数百几千个神经元，已经被特化成了“应收应付账本”，每笔债务都会在那里点亮一盏红灯，直到清偿后熄灭。 如果真有这样的皮层账本，那将是人类所特有的，按照奥菲克（Haim Ofek）在《第二天性》中提出的理论，商业交易（不同于亲属间交易和特定共生交易）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正是这种交易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选择压力之间的相互正反馈加强，大大加速了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后半期的进化，并导致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爆炸。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某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创造了人，现在又有了新的说法——市场交易创造了人，呵呵。

宏观调控真的宏观吗？ 辉格 2008年3月15日 从去年开始，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胀压力，政府已经明确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据中国证券网14日报道，央行在春节后五周内，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达一万多亿元。看上去，这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不过欣慰之余，审视一下这些措施的性质和可能的风险，或许是有益的。 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逐步从对经济的微观介入中退出，转而用宏观手段来管理经济的过程，之所以要用宏观调控来代替微观干预，是因为宏观调控——也即总量控制——相对更多地保留了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自主选择能力，从而保护了市场的活力，避免各种干预、管制和微观介入导致的信号扭曲和僵化。 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的市场化潮流中，随着调控措施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各国管理经济的职能，也从财政部、经济部或工业部，逐渐转移到了中央银行。经过这些年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各国央行已经掌握了一套实施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工具，包括准备金率，指导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从形式上看，中国政府和央行的调控手段也大致无外乎这些，但如果仔细检查，就会发现一些看似细微但却是实质性的差异。 严格地说，准备金率其实并非真正的宏观工具，和税收一样，充其量只能算“一刀切式”的微观工具，当然比起个案甄别式的微观干预具有好得多的可预期性，但因为准备金率是直接落实到每个银行，也就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能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美联储很少动用该工具，但因为见效快，中国央行则在过去一年中10次提高准备金率。而且，中国央行实行的是差别准备金率，而差别所依据的六项指标中至少有三项属于软指标，这就给甄别式微观干预留下了后门。 与美联储通过联邦基金利率来对利率市场进行杠杆式调节不同，中国央行对利率实行上下限管制，即规定基准利率和浮动范围，这样，各银行并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而利率作为一种价格信号也就无法准确反映出信贷市场的供需状况。加上银行绝大多数是国有控股企业，其市场行为受各级政府政策直接影响，这两个原因决定了信贷市场离充分的市场化还很遥远，这反过来也使得利率作为宏观工具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就像一个管道系统如果缺乏足够的流通性，那么通过一两个阀门就无法有效调节流量和流速。另外，银行也有各种办法规避利率管制，比如把一笔贷款的一部分利息以顾问费的名义写入贷款合约。总之，利率是几大工具中调控效果最弱的一种。 因为其灵活性和见效快的特点，通过国债和短期债务票据（在中国俗称央票）的买卖向市场即时注入或吸出流动性，这样的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各国央行使用最频繁的政策工具，这也是各大工具中最纯粹的宏观工具，央行只是作为交易者之一参与市场，而不限制银行的选择能力。但是这一工具在中国的运用也点走样，因为很多央票都是定向央票，由被指定的银行购买，实质上是一种惩罚性的短期（一到三年）准备金。去年央行发行的4万亿央票中，有六次总额约八千亿属于定向央票，这就给央票这一政策工具染上了浓厚的微观干预色彩。 当运用所有上述工具仍无法达到预期调控目的时，出于习惯或者无奈，央行还是动用了传统的直接干预手段。给每个银行分别设定贷款限额，这是毫无疑问的微观干预，讽刺的是，在央行的诸多调控手段中，这仍然是最有效的一种。贷款限额大大束缚了银行的市场行为，使银行间的竞争无法展开，保护了低效率的大型国有银行。更严重的是，各银行的地区分行为了争抢配额，都尽量提前把贷款放出去，导致各行的配额在年初几个月便告罄，使后半年的经济面临全面失血状态，这种局面下，历来缺少信贷支持甚至受歧视的民营企业更是求贷无门。 综上所述，尽管政府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了（至少在形式上）现代化的宏观调控体系，但不得不承认，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仍难以摆脱微观干预的倾向和习惯，甚至引进纯粹的微观手段和管制措施，这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还远不够彻底。当前，经济正面临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而货币当局也正为此而加紧备战，但愿这会成为一个契机，将金融市场化再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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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和吉列刀片的故事 辉格 2008年3月9日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的应用只是小试牛刀和跨越量产门槛的垫脚石，对高密度存在巨大需求的科研和商业应用才是Cell施展身手和赢取丰厚利润的地方，而坎纳的故事恰好展示了Cell在这方面的强大能力。 然而，对于PS3的制造商索尼来说，除了在媒体上赢得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实际上，索尼为这笔买卖至少赔上了五千美元，或者说，这位科学家钻了索尼和IBM定价策略的空子。据业内人士仔细估算，不计研发和营销费用，每台PS3仅制造成本约800美元，而零售价是399美元，其中的蓝光驱动器如果拆下来单卖至少可以卖到200多美元。同时，为了鼓励达到Cell量产的目的，IBM从Cell 给PS3的供货中也赚不到一分钱，很可能还会倒贴，因为每片Cell的成本大约150到230美元。 索尼之所以愿意如此贴本销售PS3，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并指望着从此后的游戏软件销售中大笔赚钱。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机产业的通则，任天堂和微软也都这么玩。这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耐用品，然后通过大量销售必须与之搭配使用的消耗品来盈利的定价模式，并非游戏产业所首创，也不是惠普的发明（他在打印机上也用此手法），为管理学家所关注的最早案例是吉列刀片，吉列以55美分的价格销售成本2.5美元的刀架，而把成本1美分的刀片卖到5美分，这一商业创新曾创造了一个奇迹，帮助吉列几乎垄断剃须刀市场数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吉列式组合定价策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一组合中的耐用品和消耗品必须符合“只能搭配使用”的条件，这引出了两个含义：首先，该耐用品的价格不应低到足以诱使买家将其大量用于其它用途；其次，对该消耗品的仿制得到有效限制。 对于第二个条件，商家经常通过设计独特的接口并借助专利权加以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在那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遭遇困境。在国内，你可以买到与吉列刀架“兼容”的刀片，价格比吉列的1/3左右，我不知道这是否侵犯了吉列的专利权。更加明显的情况是在打印机市场，兼容硒鼓、墨盒的销售很大，这大概限制了惠普佳能等品牌打印机在中国市场无法把打印机价格降得很低。而吉列定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受阻的最显著例子就数游戏机了，因为游戏软件盗版横行，各大游戏机厂商索性都彻底放弃了这个巨大市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为每年走私进入大陆的上百万台游戏机而损失巨额补贴。 吉列模式因上述第一个条件而受到打击的情况并不多见，可以说PS3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当然，科学家的数量比游戏玩家少得多，这一点补贴大概还不足以引起索尼的担忧，而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足以补偿区区几千美元，但假设一批发烧友买来PS3，拆下蓝光驱动器卖掉（此时他的成本已降到100多美元），然后用VMWare的虚拟软件虚拟成x86 PC，这样他只花了约1000元人民币就获得了一台拥有顶级CPU和显卡的高性能PC，对于这样的家伙，或许索尼会留点心，谁知道呢。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辉格 2008年3月6日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个办法是组建卡特尔，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比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方法三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的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其次，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比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

（一年前的老文章，昨天喝酒时一位朋友提到它，我才想起好像还没在牛博发过。今天贴出来，作为对布什的一个纪念吧，或许早了点，呵呵） 傍美定律：战后新兴国家的成功秘诀 辉格 2008年1月31日 1. 什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二战以后，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传统社会、部落地区都经历了显著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打着各式旗号的党派、组织、政客、将军轮番登场，虽然各有所谋各怀鬼胎，但其中有一个共同指向却是清晰的：建立富裕而稳定的现代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努力在一些国家成功了（就上述指向而言），但在多数国家却失败了。在成功的地方，诞生了像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这样的新兴富裕国家，而在失败的地方，留下了贫困、战乱、饥荒和暴政。 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现代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它的成败，有各种不同看法，下面一些因素是经常被提及的： 民主制度：是否（或多大程度上，下同）建立基于普遍选举和党派轮替的民主制度。 法律制度：是否建立保障人身和财产自由的法律制度。 政府效率：是否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文官系统。 权力结构：是否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元权力结构。 政治传统：是否存在有效表达各方利益的政治组织，以及它们达成妥协与合作的能力和习惯。 殖民地历史：是否具有英美的长期殖民或托管统治历史。 宗教传统：是否存在拥有大量信众的、与权力相分离的、成熟而温和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文化传统：是否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 贸易条件：是否执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 被提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但除上列各条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只是其它因素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加以罗列。 我承认，所有上面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并且的确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作用。但是，一套理论如果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每个变量在方程中的地位和分量又模糊不清，就难免在解释和分析中失去效力。那么，能否找出一个或一组决定性的因素，具备了它，现代化就成功，缺了它，就失败？ 听上去这有点幼稚，有人会说，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由单一变量决定其走向。而且很容易举出例子说明，上面所列的各变量中，的确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 可令我自己也惊讶不已的是，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仔细回顾了战后各后发国家的条件和历史之后，我得出如下结论： 傍美定律  {*quote(傍美定律)从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后发国家现代化成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该国当政者面临重大外部威胁，并选择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保障/quote*}。 下面我用各主要后发国家的战后发展情况来一一对照检验这条定律，顺便也看看上面清单所列各变量的作用。 2. 回顾：新兴国家，何以兴旺？ 韩国和台湾是说明傍美定律的最佳正面例子。这两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关键的经济起飞阶段，一没有英美统治经历，二没有高比例的基督徒，三没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四没有民主，五没有宪政。它们身处冷战前线，一个在朝鲜战争中险遭灭顶之灾，另一个刚被赶到孤岛上苟延残喘，随时面临被大陆政府收复的危险，都严重依赖美国保护。仅仅因为这一点，它们成功了。 而最佳的反面例子则是印度和菲律宾，分别具有英国和美国的长期殖民或托管历史，接受了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高比例的英语人口，尤其是菲律宾，文化几乎全盘西化，基督徒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在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显然是失败者（至少在本世纪开始以前是如此）。 印度的主要外部威胁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中国，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印度是占优势的，而来自中国的威胁还很遥远（62年的失败让印度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但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弱点——他们不好惹，但也呆不久），因此印度对外援的需求并不急迫，并且，因为美国选择了巴基斯坦来抵御北方的扩张，印度就选择了苏联做朋友。 再看菲律宾，通常被提到的那些有利条件，菲律宾几乎全部拥有——除了民主，而民主在东亚各国的成功历史上从来不是重要条件——但菲律宾却彻底失败了，而且至今没有起色。 菲律宾的确是美国的盟友，但它并不依赖美国，它所求于美国的东西不多，在冷战的东南亚战区，菲律宾身处后方，而且该岛国与周边国家相距甚远，容易自我保护；相反，在联盟关系中，美国更加主动，一是因为历史渊源，美国对这个小兄弟有种责任感，二是美国在冷战中组织东盟抵抗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时，以及后来在亲自上场的越战中，都非常需要菲律宾这样的战略基地（当时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两个基地都在菲律宾）。 菲律宾的例子说明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本身不能保证现代化成功，重要的是联盟关系中谁是热脸，谁是冷屁股，后发国家越是不得不充当热脸，现代化就越可能成功。为理解这一点，可以再看看美国的其他几个盟友。 埃及是美国除以色列之外的最大受援国，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显然是热脸，当初萨达特的投奔瓦解了苏联支持的阿联，把以色列从阿联的反复围攻中解脱出来，把中东从美苏对抗的战场变成了美国主导下的阿以缓和僵持。对于这一戏剧性转变，美国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自然是热脸，而埃及只是掀起了它的冷屁股，应允美国的热脸贴上来而已。结果是，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外援，三十年的稳定政局，经济却毫无起色。 巴基斯坦的情况类似但稍有不同，面对印度威胁，它找了两个靠山：美国和中国。相比之下，美国更需要巴基斯坦，首先，阿富汗陷落之后，巴是西方在中亚的唯一支点，其次，美国如果不够主动，巴可能全面倒向中国。 土耳其是更复杂的例子，一方面，从战略位置上，土耳其对美国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土耳其求之于美国的也不少。在伊斯兰世界，土耳其是唯一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也都与伊斯兰主流较疏远，作为周边诸多民族（阿拉伯、波斯、库尔德、亚美尼亚、希腊等）的前外来征服者，夹在苏联、伊朗、阿联三者中间，国内还有宗教化运动和库尔德麻烦，处境十分尴尬，加上土耳其历来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追求，其对美国的热情比埃及和巴基斯坦要多，所以，按我的定律，它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功也要多些。 以色列从建国伊始就陷入周围阿拉伯各国的联合围攻，生存堪忧，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和保护，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无需多言。 四小龙的另外两个，英帝国的前殖民城邦，香港和新加坡，它们的成功曾被认为得益于英国人所留下的法治传统和高效率的文官系统，以及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转口贸易。但是它们同样符合我的定律。 自从战后英帝国瓦解以后，香港始终面临被大陆政府收复的危险，二战后期，昏聩无知且铁了心要解散大英帝国的罗斯福差点把香港当作糖果扔给蒋介石，果若成真，香港将连同大陆一起跌入铁幕之后，幸亏丘吉尔坚持派海军受降接管香港，罗斯福早死，杜鲁门及时醒悟。战后英国工党上台衰弱不堪，弃亚非领地于不顾，幸亏冷战开始，美国接管了前英帝国东亚领地的保护责任，没有这一保护，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是无法维持的。 新加坡地处东盟后方，看似安全，实际上也面临两大威胁。首先，脱离马来联邦时间不长，独立地位需要外部力量来维护；其次，作为一个华人城邦，身处东南亚反华人圈子的夹缝中。 近古以降，来自闽南和潮汕的华人通过贸易、海盗和移民在东南亚大规模扩张，一度势力非常强盛，直到被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压制下去，英国势力进入之后，原住民地位得到改善，战后英国人和荷兰人撤退，原住民扬眉吐气，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多次掀起反华人浪潮，华人在这些国家至今没有完整公民权。放在这一背景下，就容易理解新加坡所面临的压力。所以，新加坡一直是东盟的积极成员，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十分配合，在近年的反恐战争中也表现十分起劲。 3. 那些死气沉沉的地方，何以如此？ 成功的国家都在亚洲，相比之下，非洲和拉美则死气沉沉，为什么？分析评论五花八门，我的答案则很简单：那里离冷战前线太远，本地也没有冒出一个足够强大的恶棍。 推论：一个本地大恶棍的存在将加速其弱小邻国的现代化进程。 最近，朝鲜的核试验又一次把右翼亲美派送上了韩国总统宝座。 当年红色越南先是在中国后是在苏联支持下，在印度支那兴风作浪之时，正是东盟背靠美国团结一致抵御共同敌人之际，四小龙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崛起。现在越南熄火，东盟也开始变质和松散化，连缅甸都会接纳，菲律宾关闭了苏比克和克拉克。不过据说中国又快崛起了，不久的将来东盟有望重回旧轨。 在中东，先是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兴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要把阿拉伯从各君主国的分裂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后是伊朗什叶派宗教革命，为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创造了亲美的前提。海湾六国现在富得冒油，而且国家越弱小越是富，大家都说是因为石油多，这没错，问题是，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少吗？ 现在美国把萨达姆（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元老之一）打掉了，按我的推论，美国应该留着伊朗别打，最好放任它开发核武器（当然是明收实放），要是把中东的恶棍全消灭了，海湾联盟就很可能瓦解，这对那里的百姓可不是好消息。 在拉美，苏联扶植了一个古巴，但古巴实在太小，而且是岛国，离美国又太近，被美国轻易锁死。古巴输出革命的努力在拉美也少有成就，还不如在非洲干得有声色。 现在出了个委内瑞拉，比古巴大得多，富产石油，油价暴涨后，NB得不行。瞧，这边查韦斯闹得凶，邻国哥伦比亚立刻右转亲美，定律再次通过验证。希望查韦斯再折腾大点，届时长期深陷民粹主义泥沼的拉美人民就有福了。不过这种希望十分渺茫。 4. 展望：下一颗新星在哪里？ 按定律，下一个新兴国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面临重大外部威胁；选择美国做靠山。除此之外，还不能有资源丰富的资源，尤其不能有大量石油，否则会有很多热脸贴上来，对美国的需求就不急切。 想来想去，最符合条件的就是蒙古。提起蒙古，大概很多人会不屑一顾，但基于我的定律，我有充分信心，二三十年以后，蒙古至少会超过马来西亚，达到目前韩国的水平。 蒙古夹在中俄之间，两个自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民族主义在这两个大国中正开始泛滥。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至今不能接受蒙古独立的事实，即使不考虑吞并的风险，蒙古这等小国的政局很容易被邻居大国的情报机构所操纵。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需要一个远方的强国做朋友。 蒙古没有石油——此蒙古人民之大幸——倒是有不少煤，好在美国人对煤兴趣不大，反倒他的南方邻居急需煤炭，这加强了蒙古的有利条件。 结果是，蒙古全盘按照美国方案实施改革，是休克疗法最彻底也最成功的案例，可惜被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外交上，蒙古迅速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没有迟疑。 我试图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国里找出一个候选者，遗憾的是，那里石油太多，看看纳扎尔巴耶夫就清楚了：他得意地把冷屁股撅来撅去，等着俄罗斯、中国和西方的热脸凑上来。 比较有希望的是格鲁吉亚，那里没有石油，面对俄罗斯的穷凶极恶又胆战心惊，成功希望很大，有两个隐患：吓破了胆重新倒向俄罗斯，可能性不大；或者俄罗斯想明白了改行亲善政策，而格鲁吉亚又加以迎合，这种可能性稍大一些。 非洲还找不出候选者，勉强算得上的是乌干达。这个灾难深重的大陆上小恶棍一大把，足够强大的却没有。苏丹凭借石油财富和中国支持最近有些发狠，但很难相信会强大到哪里去，果真强大了，加上伊斯兰主义，比委内瑞拉在拉美的作用会大很多，这样，美国正在经营的东非联盟、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就有希望了，对吉布提来说，美国求他的更多，而乌干达则相反，所以最近表现积极，响应号召四处派兵。 5. 为什么？ 为什么？当政者对美国的态度，一个看似与现代化毫无关系的因素，会如此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化的成败？六十年代的台湾，没有民主，法治也算不上，一个混合了列宁式政党和军事强人的专制政府，居然也能成功？这大概会出乎所有关注现代化的宪政学者、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料。 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台湾政府保障了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维护了国内和对外的自由贸易，建立了自由市场得以运行的制度基础，这没有错，但为什么台湾做到了，而其它众多右翼威权政府（比如拉美的）没有做到？ 我的答案是，右翼威权政府本身不能保证市场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宪法基础来制约它的权力，这个宪法基础要么来自内生的宪政结构（一种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要么来自外部强加的宪法性约束。然而，产生内生宪政结构的条件极为苛刻，概率极低，所以，可以指望的就只有外部约束了。而美国恰恰提供了这种外部宪法性约束。 为了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以便获取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来抵御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当政者被迫接受美国的政治和制度标准，其中包括人身和财产保护，自由贸易，政治宽容，以及起码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无意中，美国扮演了宪法制订者和最终裁判者的角色。 听上去这好像就是帝国主义？千真万确，这就是所有第三世界统治者都深恶痛绝的帝国主义，即便是献上热脸的蒋介石，暗地里也是天天骂娘。 战后，美国曾铸成大错，一手解散了大英帝国，任由非洲堕入无底深渊，东南亚险些步非洲后尘，幸好，出于冷战之战略考虑，美国迅速重建帝国，至少在东亚，他做到了。冷战胜利后，帝国日益松散，但911来了，布什着手加强和扩大帝国，不遗余力，可以理解，当今全世界左派和“那些国家”的当政者们为何对布什深恶痛绝。 是的，还有许多国家的人民需要美国。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恰恰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工资，原因是：垄断企业在获得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卖方垄断地位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也获得了某些相关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买方垄断地位，而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买方垄断地位来压低工资。 比如，电表修理是门技术活儿，如果电力行业是充分竞争的，那么电表修理工的雇佣市场也将是充分竞争的，一个修理工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相反，如果电力行业由一家企业垄断，那么电表修理工的潜在雇主也就只剩下一个，而修理工却有很多，这大大降低了修理工在雇佣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此处不留爷，便无留爷处了——，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前几年，何氏家族刚刚结束了其在澳门的赌博业垄断权，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可以料想，随着澳门竞争引入赌博业，赌场发牌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可惜我找不到有关数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试试。 分析看上去没错，但供电局和火葬场的高工资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回事？ 莫非我们身边的这些垄断企业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 是的，答案就在这里，垄断利润仅仅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性，而提高工资的动力则来自别的某种东西。奥妙在于，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垄断企业都是国企，严格的说，国企不是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 那么，为什么垄断的国企会牺牲部分垄断利润来提高工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仔细看看国企到底是什么？ 从物的角度看，国企是被一群人占据的一堆东西，这些人能从他们占据的这些东西里取得收益，收益的大小依各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不同，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没人知道，这样的占据和获益还能持续多久。 从人的角度看，国企是按等级结构组织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要利用上面那堆东西去完成上级结构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利用那堆东西自行维持开支和获取报酬。 这样的描述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的军队，在现代军事体系和后勤系统发展之前，军队便是如此行事。一支军队同样会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同样受更高的等级结构控制，同样会被赋予一个任务，同样被要求自行利用上级划定的战区资源解决其后勤供应和官兵报酬。注意：战区并非永久性封地，同样，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呆多久。 有了结构上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必为这两种组织（国企和古代军队）拥有相似的激励机制而惊讶了。古代军人沿着内部等级结构而升迁，国企员工也是；古代军官依靠下级的个人忠诚而执行任务，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用战利品犒赏下级来维持这种忠诚，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借助下级拥戴而晋升，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获得战利品就地瓜分，慷慨豪爽，国企经理也是。 改革开放以前，国企们龟缩一隅，死气沉沉，如同在京城闭门操练的御林军，鲜有战利品可分；九十年代改制之际，大批国企奄奄一息，如同在戈壁苟延残喘的驻屯军，粮草堪忧，谈何饷银；如今市面繁荣，垄断国企已将战区瓜分底定，正是论功犒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时光。 Understand?

一一二：杜瓦杰的胜利？ 辉格 2008年1月14日 本次台湾立委选举，无疑是国民黨的一次巨大胜利，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这是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的一次胜利。 按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的理论，单一选区的多数决选举制（[[SMDP]]）将导致两黨格局；而这次选举采用了2/3单一选区多数决＋1/3比例代表制，便干净利落的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亲民、台联和新黨，一举造就国民和民进两黨格局，可以说为杜瓦杰法则增添了一个漂亮的案例。 对于这一法则之所以成立的微观机制，杜瓦杰和其他政治学家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对于选民，最优结果是他所中意的候选人当选，当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就会把票投给他，但如果该候选人的支持率太低，看来无望当选，选民就会转而追求次优结果：在支持率最高的两个候选人中阻止他最不中意的那个当选，如此博弈的结果是选票向排名靠前的两个候选人集中。需要指出，这一解释仅仅说明了一个选区中如何形成两黨格局（更准确地叫双寡头格局），而没有解释为何会出现全国性政黨，以及在全国范围如何形成两黨格局。 其次，如果之前存在三个或更多政黨，各黨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席位，会采用结盟策略，比如，有甲乙丙三黨，在A选区支持率排名是甲乙丙，在B选区是甲丙乙，若各自为战，乙和丙在两个选区可能都败给甲，但如果达成这样的协议或默契：在A选区丙礼让乙，在B选区乙礼让丙，那么乙和丙的联盟可能在两个选区同时战胜甲而各自获得一个席位。理论上，在不同选区，政黨之间可能达成不同结盟关系，比如，在ABC三个选区乙和丙结盟对付甲，在DEF则甲和丙结盟对付乙，但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关系很难跟选民解释，所以各选区一致的结盟关系发展的结果是产生全国性大黨，并且最终只剩下两个，因为小黨倾向于联合起来对付大黨。 最后，我认为，产生全国性大黨更重要的原因是议会内部的运作机制。选民之所以中意某个候选人，是希望他当选后在议会中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提案和投票，而一位议员要在推动或阻止提案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拥有与其他议员联合行动的能力，而政黨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一个政黨标签让候选人可以告诉他的选民：如果你们把我送进国会，我将不是一个人在行动，有很多同黨会支持我向你们承诺的纲领（推动或阻止某些提案）。 杜瓦杰法则的一个妙处是，一旦两黨格局产生，就很难再退回多黨格局，原因是：一个黨若要修改游戏规则（宪法或/和选举法），必须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通常是2/3以上的多数（比如这次的国民黨），而能够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黨必定受益于该游戏规则，因而不会有动机去改变它，甚至在最近选举中失败的黨也可能是该游戏规则的受益者——比如民进黨，它至少保住了第二大黨的地位，而免于亲民和台联那样被清理出政治舞台的命运。结果是：一旦两黨格局形成，这两个黨就会合谋维护导致该格局的那套选举制度。 如此看来，两黨格局将是台湾政治今后的长期形态，对于长期看好英美政治传统的我，这是值得庆幸的。尽管单一选区多数决也有很多毛病，但相对于比例代表制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所造成的几近灾难性的后果——主义横飞、阶级对抗、小黨林立、政府脆弱而短命，等等——要好得多了。 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也将台湾从新制度所取代的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所造成的不良倾向中扭转了过来，SNTV曾在日本造就了山头林立的派阀政治，其恶果在《犬与鬼》一书中多有描述，这里不再赘言。 当然，对于法治社会而言，任何票决民主都需要刹车皮来阻止它走向暴民政治，英国有上院和枢密院，美国有最高法院和总统，最重要的，所有法治社会还有一块最有效的刹车皮——新闻和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