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be i should say: i'm out. hehe...

刚学会翻墙，谢谢黄斌老大。

头一次用无界，效果还不错，可惜Chrome似乎对他有点意见，貌似把某些代理服务器的动作当成了恶意行为，只好用回IE了，为了牛博。

离开牛博一个多月，颇有些失落，常常在某个时间段无所措手足，这种失落感又一次加深了我此前的一个信念（或许并非我自己的，或许抄袭自罗素？记不得了）：

生活的意义并非给定，你可以创造它，换句话说，即使游戏规则是你自己定的，也照样可以玩的很开心，再换句话说，没有上帝，或者忘了上帝，你一样可以很balance很happy，不是吗？呵呵

错过了春节，错过了元宵，甚至错过了情人节，只好说一声雨水快乐了，嗯，雨水，对于久旱的大地，和久旱的博客，或许是个不错的口彩。

albero认为我在<普通法原则的绝佳注脚>犯了若干知识性错误，他的评论很专业，抄录如下：

1、在近代资本主义前不存在大宗商品交易和土地买卖。古罗马即有移转土地的专门方法，包括特别的程式和占有制度。罗马帝国败亡后，威尼斯做为后起商业帝国也进行着类似今天的跨国的国际贸易。
2、作为罗马法集大成者的优士丁尼法，并不是不尊重地方法的法，也并没有推行于当时的罗马世界。优士丁尼法作为欧洲共同法的历史在西罗马帝国之后，而不是同时。罗马法本身对其他民族的法是持尊重态度的，一方面体现在罗马法本身就承认了万民法，另一方面，从现存的文献看，希腊法、埃及法、在罗马时代都得到了承认。
3、楼主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是对梅因命题的重复，但梅因的描述本身包括了罗马时代其法的从身份到契约，楼主以封建时代到现代为基点进行的论述，实际上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时期，这种概括完全无视之前时代商业的发达和人的自由。
4、楼主对法的认识，恰恰与当今一种颇为主流的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法律恰恰来自中世纪，而不是因应时代的需求而进行的新的锻造。

我原文的相关内容，其主旨是阐述普通法替代封建法时所带来的土地权利的转变，没有考虑罗马法下的情况及其后来的发展，并且，出于兴趣，我对后者的关注的确不多，只有一些笼统的印象，上述情况或许导致了某些误解。下面的回答与评论的条目一一对应：

1）我赞同古代和中世纪都有大量商品交易，我说的流动性差专指不动产，主要是土地。这里我要修正一点，原文没有提及城市，中世纪城市在封建体系中的法律地位比较独特，所以我的说法不能简单适用。对于罗马衰亡之前，是否存在较大规模土地交易，我没做判断（因为我评论普通法时的比较对象是封建法），不过的确，按我的想法来推论的话，要么没有，要么有大规模交易但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权利侵犯，历史是否如此，留待专家回答。

2）我用了“查士丁尼或韩非子的信徒们”这个词组，并非直接指称罗马法，否则我就直接说罗马法了，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法律理念：法律是一套先验的规则体系，由立法者阐述为文本，并依此建立秩序。我意识到罗马法的精神并不能等同于这一理念，但我又不知如何称呼后者，所以只好用了这么个奇怪的词组。甚而，罗马法在欧陆的推行和实践过程中，更不是先验规则的简单推行，相反接纳了许多习惯法，这一点albero指出的很好，我同意。但我仍认为，上述理念对大陆法系的确构成了重大影响。

3）我的确没有提及古代的情况，但我认为，在英格兰宪政建立之前，没有稳定的法律和政治结构能长期保障自由。

4）这要看你如何界定中世纪和“锻造”？我描述的转变发生在亨利二世朝前后，1500年前已完成，按较宽的定义（从西罗马亡到哥伦布），还是中世纪；其次，普通法的锻造是主要在程序法上，实体法的渊源可以追溯得更早，这我同意。

 

轮胎认为，分子机器的发现对进化论构成了严重挑战，他说：

先有“分子机器”而后有眼睛。就是说进化论必须面对最基础的生命体－细胞里为何存在着无法通过逐渐进化来制造的“分子机器”这个疑问，并且能够做出可信描述方能最终完成这个学说。

首先，细胞并非“最基础的生命体”，其次，“无法通过逐渐进化来制造的“分子机器””，这一断言没有依据，为什么无法？或许你想说的是（抱歉，我的确没搞懂你的意思，只好猜着来），生物学家还未说明分子机器如何进化而来，但这没什么，每个学科都面临大量待解决的难题，把这叫做挑战也无妨，挑战无时不有，会贯穿整个学科发展史。

或许你的意思是：被一门学科用作基础概念的那些东西，如果比它们更低层次的微观基础还未说明，那么该学科就是缺乏存在基础的？如果这么说，那么粒子物理学向下探索或许永远没个尽头，让其它学科都等着？在我看来，分子机器的发现展示了进化生物学更广阔的前景，它或许可以为探索复杂分子结构、晶体结构、甚至原子结构的起源提供某些启示。实际上，你的惊讶似乎不必基于分子机器，原子结构和晶体结构就很复杂也很有型，蛋白链、DNA链、更是复杂无比。

或许你是另一种意思：下层结构比上层结构更复杂，这很奇怪？——一点也不奇怪，看看开幕式上的团体操，这种比人高一级的上层结构，比其下级结构（人体），简单多了。

说起分子机器和生命体微观结构的复杂性，我去年还贴过一篇文章：

……高中政治课本制造的那个“只有人能创造工具”的谣言，已经非常老土了，经常听到的一个同样老土的反例是：黑猩猩会把嫩枝撸成细条来钓白蚁吃。——这在生物界无比发达的工具制造业中，只能算最最小儿科的了。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1）鸟会筑巢。
2）河狸会用树枝和石块修水坝抓鱼。
3）蜘蛛是制造业高手，会用蛛丝制造：捕虫网（生产工具）、吊梯（交通工具）、吊床、住房、育婴室（生活工具），等等。
4）蜜蜂的蜂巢怎么看也不比酿酒车间差。
5）蚂蚁不仅能修筑大规模城市系统（包括住房、仓库、交通道、通风道、下水道、产房、育婴室），还从事种植业（种植真菌）和畜牧业（圈养蚜虫）。
当然，最伟大的制造业巨匠还是基因（或者病毒），他们制造了一整套功能齐全的纳米机器：
6）真核细胞的鞭毛与细胞壁的连接部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轴承结构。
7）真核细胞把很多种原核细胞捕捉进来并改造加工成了特殊用途的制造车间，最著名的就是线粒体，被改造成的储电/发电厂。
8）核糖体被改造成蛋白质生产车间。
9）叶绿体被改造成发电厂兼化工车间。
10）在基因工厂里，有各种蛋白质分子马达，用作通用动力设备，中学生物课介绍的有丝分裂里就大量使用了分子马达来驱动染色体的运动。

至于你说“把它搁到社会学里，历史经验证明非常悬，比如纳粹主义就是它的一个结果”，我想重申休谟的那句话：“是什么”和“应该怎样”是水火不容的两类命题，永远不能从一种推出另一种。糊涂人总是把科学家的事实命题偷换为价值命题，那是他们自己糊涂，与科学无关。

后记：为了给文章配图，我在谷歌图片里搜"molecular motor"，结果巨多有趣东东，惊喜！

考古学家Philip G. Chase的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a Uniquely Human Way of Life一书旨在通过分析最新的考古发现，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时间问题，为此，他首先花了一整章40页的篇幅来厘清gene、meme、行为和文化诸概念的关系，并给出了他自己对文化的定义。

Chase仿造生物学的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概念对，提出了编码（coding）和行为（behavior）概念对，然后把影响行为的编码归为四类：
1）由基因决定的大脑编码。（比如由基因控制在发育期特化了的突触连接）
2）从个人经验中习得的编码。
3）从社会中习得的起源于（2）的编码。
4）通过人际互动，从社会中且只能从社会中创生（或曰涌现（emerge））的编码。

Chase把文化定义为包含了第4类编码的行为和观念系统，由此定义，文化包含了meme，但仅有meme不一定构成文化，第2、3类编码就是meme，但不是文化。

在Chase看来，文化是基于个体，但在层次上超越于个体的一种结构，类似于水波和水分子的关系，单个水分子的运动和个别水分子之间的碰撞，无法用于描述水波，水波是大量水分子运动的宏观统计表现。

Chase指出，meme并非人类独有，鸟类和灵长类中都有发现，而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语言（很可能也是最早的文化系统），因而Chase把文化起源，替换成了语言起源，该书的后几张罗列和分析关于语言起源的一系列考古证据，主要涉及头盖骨内侧沟槽形态显示的语言脑区发展，舌下神经通道大小，喉软骨位置，等等。下面是他界定文化概念的两段文字：

Recall that I use the term “culture” to refer to the totality of three related phenomena:
1.  Codes that we create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inform and govern our behavior. These codes are emergent in character because they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is interaction. The codes do not replace other, private, forms of coding, but are added to them.
2.  Such socially created codes not only inform and govern our behavior but also frequently motivate it. Because this potentially leaves individuals open to exploitation by the social group that creates the coding, our willingness to be motivated by socially created coding can be seen as a susceptibility to cultural manipulation.
3.  Cultural codes form all-encompassing webs of meanings, values, and dicta that incorporate into themselves almost everything that humans perceive, think, or do. Thus culture forms an inescapable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human life and human action.

他对四种编码的区分：

We can think of coding in terms of four categories or levels:
1.  Coding that is essentially determined genetically. Note that, like all coding, this is something in the brain, not the behavior it produces.
2.  Learned coding. Because of the plasticity of their brains, mammals are able to create new codes in response to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environments.
3.  Socially learned codes. These codes are initially created by one individual through individual learning, but others then learn them from conspecifics, either by observation or through teaching. 4.  Codes created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今天吃饭时，一位朋友给我讲了纪伯伦的《鲸鱼与蝴蝶》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思想是如何的不可能，故事是这样的：

　　一天黄昏，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不期而遇地同坐一辆驿站马车旅行。他们以前见过面。
　　那男子是个诗人，他坐在那妇女的身边，设法讲故事给她消遣，有的故事是他自己创作的，有的可不是。
　　然而，就在他讲着故事的时候，那位夫人竟睡着了。接着，马车突然晃荡，那位夫人醒了，她说："我真欣赏你所描摹的约拿和鲸鱼的故事。"
　　诗人接口道："然而，夫人，我刚才在讲给你听的故事是我自己创作的，说的是一只蝴蝶和一朵白玫瑰花，以及它们怎样的彼此以礼相待。"

纪伯伦（Khalil Gibran）生于黎巴嫩，这个混杂了犹太、早期基督教、希腊、拜占庭、阿拉伯、十字军、奥斯曼、亚美尼亚、近代英法殖民、泛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等等的神奇之地，不难想像，其对思想隔阂的体会何等深切，他说：“除非我们把语言减少到七个字，我们将永不会互相了解。”

这个故事，如果让波普（Karl Popper）来讲，我想他大概会这样说：“观念无法在两个第二世界（World Two）之间复制。”

波普用第一世界（World One，注意，大写）来指称我们的观念对之而形成的、但不依赖我们的观念而存在的、所谓自在的世界；休谟指出，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个第一世界的存在（当然，休谟没有活到300岁来使用第一世界这个词）；波普说，争论第一世界是否存在是无聊的（果然，波普之后，哲学家们不再争论这个无聊话题了）；然后，波普用第二世界来指称每个人对果真存在或他以为存在的第一世界所形成的观念，当然，有几个人就有几个第二世界。

波普认为（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大概会允许我做适度发挥），第二世界们之间固然千差万别，试图把它们变成一样，是徒劳的，当然，也是极其无聊的；重要的是，第二世界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一个第三世界（World Three）；这个世界的奇特在于，在微观上，它依赖于个体观念而存在，但在宏观上，它与个体观念的存在无关；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水波的存在微观上依赖于每个水分子的运动，但其宏观性质却与水分子个体运动无关。

比如，两位科学家各自提出一个命题，他们内心对这两个命题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他们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但这无关紧要，只要这两个命题能共存于一个自洽的形式系统内，并且，按该形式系统的内在逻辑，能从它们演绎出其它东西，那么，虽然他们各怀鬼胎，却在为构造同一个第三世界而做出贡献。第三世界并不会因某个人的死去而消失，对于个体们来说，它是“自在的”，波普把它所包含的内容叫做“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

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其他观念系统相比），它为第二世界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套规范，使得这些互动可能产生一个稳定且不断增长的第三世界，我称之为“可积累的知识系统”。

体会总结：不必介意观念间的差异，不必介意误读和曲解，你或许能“干扰”对方的认知过程，但别指望把自己的观念投影到他的头脑里；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争辩（在宇宙毁灭之前），重要的是，不要让争辩永远停留在原地（看看国内的所谓社会科学吧）。

土摩托在<基因VS进化论>一文中呼吁松鼠会向大众介绍进化论和基因科学，对此我十分赞赏，但文章里面有两段话我感觉可能会对读者形成误导，说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段是：

……进化论非常简单，只用几句话就可以说完。……进化论出现之后，生命科学的基石就算打好了。生物学的所有新发现都是在不断地证明进化论的正确性，尤其是基因的发现和DNA结构的发现，都可以说是被进化论预言过的。

这段给人的感觉是，达尔文以后的进化生物学是在达尔文纲领指导下的一个连续发展过程，我不这么认为。进化生物学在达尔文之后至少经历了两次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用拉卡托斯的说法，就是用改变了硬核内容的新纲领取代了旧纲领）。

第一次是孟德尔革命，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把基因概念和孟德尔定律加入了硬核，在孟德尔被重新发现后，并经过20世纪初几十年的发展，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等人最终在四十年代将进化生物学的新纲领表述为现代进化综合论（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

1. All evolutionary phenomena can be explained in a way consistent with known genetic mechanisms and the observational evidence of naturalists.
2. Evolution is gradual: small genetic changes, recombination ordered by natural selection. Discontinuities amongst species (or other taxa) are explained as originating gradually through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extinction (not saltation).
3. Selection is overwhelmingly the main mechanism of change; even slight advantages are important when continued. The object of selection is the phenotype in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genetic drift is equivocal; though strongly supported initially by Dobzhansky, it was downgraded later as results from ecological genetics were obtained.
4. The primacy of population thinking: the genetic diversity carried in natural populations is a key factor in evolution. The strength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 wild was greater than expected;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niche occup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barriers to gene flow are all important.
5. In palaeontology, the ability to explain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by extrapolation from micro to macro-evolution is propose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means explan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may exist. Gradualism does not mean constant rate of change.

第二次革命似乎未被学界命名，我称之为汉密尔顿-史密斯革命，威廉·唐纳德·汉密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为进化理论引入了汉密尔顿法则（Hamilton's rule），该法则通俗的说就是，选择的单位是基因而非个体，即，计算遗传收益的单位是基因传播率，而非个体繁殖率；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也独立获得了这一思想（虽然最初并未显明表达），并且用博弈论重建了进化理论的数学基础，其核心便是“进化策略均衡”（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其地位相当于瓦尔拉斯均衡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而汉-史革命的地位类似于边际革命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地位）。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里用通俗语言介绍了汉密尔顿-史密斯革命的成果，此后学术界内外引用汉-史纲领时，经常直接借助道金斯的术语（selfish gene）转引，科普普到这份上，算是极致了。

追随汉密尔顿-史密斯纲领的学者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者（neo-Darwinists），他们以此纲领为基础把革命广泛扩展到动物行为学、人类行为学、社会生物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这场革命带来的冲击波远未平息，它注定要影响这些学科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第二段是：

正是那些没有理解进化论的真谛，而又心怀鬼胎的人（比如希特勒），才会错误地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提出了很多荒谬的论点，它们其实和进化论毫无关系。

“错误地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这句话有两种语义：1）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这种做法是错的；2）可以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领域，但他用得不对。

进化论当然可以并且已经广泛用在社会学领域，我预期，进化论未来几十年的进展将大部分从这方面取得。至于希特勒，他既不懂进化论，也不懂社会学，他也从未对这两个学科表现出兴趣，他无非是个失意的三流画家、沮丧的一战退伍兵和十足的流氓恶棍。

理想青年问道：体味的人种差异特别明显，白人、黑人、棕色人种体味重，黄色人种的体味极轻，何解？ 据我所知，和指纹、面容类似，体味也是一种个体识别信号，但特别的是，体味还是人类用来辨别与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差异度的重要信号，借助该信号，人们在选择性伙伴时，得以避开那些构成免疫系统核心基础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相似度过高的异性，双亲的MHC相似度过高，将导致子代的MHC将与双亲的MHC过于相似，这意味着那些已经适应了亲代免疫系统的寄生物，将很容易入侵子代的免疫系统，这是需要尽力避免的结果。 人类发展出了三种手段对付这种情况：1）实行族外婚，避免近亲婚配；2）避免同社区婚配；3）体味辨别。现在，经多次实验证实，人类确实通过对体味的好恶，来避免MHC近似。比如有些实验中，实验者收集了100位男性的穿过几天衬衫，找100位女性来闻，每人闻5件，然后要求她们按难闻程度排序。统计结果发现，闻者与衬衫主人的MHC相似度越高，难闻得分越高。 这样，体味具有遗传价值，这没有疑问。所以，东亚北方人（含日本、朝鲜和中国北方等，粗略的，可以用蒙古人种一词来指称）缺乏体味，一定有其他收益来补偿。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为了适应冰川期东亚北方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这一解释的理由是，蒙古人种同时具有的小鼻孔和内眦赘皮（epicanthic fold），看似都与抵御寒风有关。对这一解释的一种反对意见是（注）：内眦赘皮并非蒙古人特有，比如南非土著桑人（San，又称布须曼人，Bushmen）也有内眦赘皮，而桑人被认为是现代智人留在非洲的最古老分支。对此争议，我无从判断，存疑。 有趣的是，体味与耳垢关系密切，上面提到的日本学者研究发现（见《纽约时报》报道）蒙古人种缺乏体味的同时，也缺乏湿耳垢，他们的耳垢都是干的，而体味重的人种，耳垢是湿的，基因数据显示，这两个特征的基因基础相同，且只涉及染色体上单字节变异：一个A代替了G。 注：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变异可能只是一种遗传漂变，并无遗传学价值，但我认为这一反对不成立，因为蒙古人种中，该变异所在基因的变异率极低，这通常意味着这一基因非常重要，因而其实质性改变不大会只是中性的遗传漂变。

正如生磕土匪所言，喉结（laryngeal prominence, 俗称Adam's Apple）是男性第二性征，除此之外，男性还有许多第二性征，比如： 1）胡须。胸毛和三角形阴毛可能也是。 2）Morris认为，阴茎的额外长度也是第二性征，从功能上讲，人类阴茎不需要这么长，新几内亚土著用阴茎鞘（koteka）来修饰和夸大这一性征，似乎佐证了这一说法；不过罗宾·贝克的“泵出前男精液假说”似乎要求一个较长大的阴茎，如果这能成立，那么阴茎的额外长度就不是第二性征而是第一性征了。 3）有学者认为，男性头颅的额外大小可能也是第二性征，意思是：人类先通过性选择扩大了头颅，然后才以此为基础提高了大脑能力，他们提出了两个证据，一是进化史上头颅扩大速度领先于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提高速度，二是直立人的某些分支（比如尼安德特人）的头颅比智人还大。这一点我存疑。 4）秃顶或许也是第二性征，我认为，它很可能是一种旨在夸大前额突出程度的欺骗性特征，前额突出是大脑皮层面积大而过分拥挤的信号。 我的假说所提供的，是一种双向性选择的进化驱动，如原文所说，“它既可以让性选择双向进行，又能利用多偶制的成倍加速机制”，它保留了女性对男性的性选择，之所以我把说明重点放在逆向性选择和女性第二性征上，是因为雄性第二性征在动物界十分普遍，也不难解释。 在我的模型中，女性对男性的性选择与一般性选择的差别在于，我引入了等级地位（财富和权力）这一非生物特征，我将其称为男性的第三性征，并且认为在女性对男性的性选择中，第三性征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第二性征，但我并未否定第二性征仍然有效且重要。 实际上，在等级多妻制下，女性的最佳策略是“富贵丈夫加英俊情人”，即，一个具有优秀第三性征的丈夫和一个或多个具有优秀第二性征的情人，当然，该策略成功的条件是她能成功欺骗丈夫她怀的都是他的种。这是我的假说的一个明显推论。

经过前两篇（2）的梳理，问题的焦点逐渐明朗，牛友的质疑推动了我寻求更好的表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交流，也合了我的“科学是一种对话方式”这一信条，所以感谢大家，特别是MiniTrue和laoyao。 首先修正一个术语，我想还是用等级多妻（hierarchical polygyny）代替等级多偶（hierarchical polygamy），以便容纳两个我原本就暗示了的含义：1）它是关于人类的；2）它是男性单方面多偶的。 经过梳理，我的假说的核心推论是：多妻制、等级分化和父系继承的起源时间，早于智人走出非洲之前。 对于这一推论，现有的考古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没有提供正面证据，但也没有提供反面证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确认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对智人成种到走出非洲之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所知太少，而并不是已经有足够证据来划出一个时间上限。 这里先给出一些多妻制的材料（提示：我已说明，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多妻制必然是等级化的，所以，多妻的证据，就是等级化的证据），关于父系继承，稍后再考察。 多妻制广泛流行于各种文化，下面是wiki的Polygamy词条中援引一份民族志普查结果（更多介绍可参见wiki的Polygany词条）：

According to the Ethnographic Atlas Codebook, of the 1231 societies noted, 186 were monogamous. 453 had occasional polygyny, 588 had more frequent polygyny, and 4 had polyandry.[4] At the same time, even within societies which allow polygyny, the actual practice of polygyny occurs relatively rarely. There are exceptions: in Senegal, for example, nearly 47 percent of marriages are multiple.[5] To take on more than one wife often requires considerable resources: this may put polygamy beyond the mean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within those societies.

非洲的多数部落在智人成种后从未离开非洲大陆，其中许多部落很少受外部文化影响，那里的情况是：

Polygamy existed all over Africa as an aspect of culture or/and religion (mainly Islam). Plural marriages have been more common than not in the history of Africa. Many African societies saw children as a form of wealth thus the more children a family had the more powerful it was. Thus polygamy was part of empire building. It was only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at plural marriage was perceived as taboo. Esther Stanford, an African-focused lawyer, states that this decline was encouraged because the issues of property ownership conflicted with European colonial interest.[6] It is very common in West Africa (Muslim and traditionalist).

另一段关于非洲多妻制的文字，来自一个非洲历史网站：

Polygamy has always been a feature of the world. In Africa pologamy expressed itself in the Jewish, Islamic and other native traditions. In all systems there were strict laws which protected the womens position in this traditional African system. Polygamy became taboo with Colonialism due to the conflict with inheritance in large families, the social-economic threat caused by increased African populations and the Eurocentric Christian values. However today polygamy is still a reality and is becoming an option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response to a social dilemma. Polyga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w and balance is a viable aspect of African family systems which is exited from Kemet to Sokoto.

澳洲土著的情况很关键，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后裔，而且从到达澳洲大陆之后就一直近乎与世隔绝。更重要的是，澳洲土著没有农业和牧业，只有渔猎和采集，这表明多妻制和等级分化可以早于农牧业而产生。以下摘自大英百科的Australian Aborigine词条：

Although most men had only one wife at a time, polygyny was considered both legitimate and good. The average number of wives in polygynous unions was 2 or 3. The maximum in the Great Sandy Desert was 5 or 6; among the Tiwi, 29; among the Yolngu, 20 to 25, with many men having 10 to 12. In such circumstances, women had a scarcity value. Having more than one wife was usually a matter of personal inclination, but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were important; so were prestige and political advantage. Some women pressed their husbands to take an additional wife (or wives), since this meant more food coming into the family circle and more help with child care.

另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原始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1929）中描述的Trobriand Islands上的美拉尼西亚土著，其部落酋长拥有十几位妻子和大量财产，这些土著与欧亚大陆的隔绝程度也很高，只有非常简单的园艺农业，没有黎凡特地区发展出的那种农业。 稍后继续……

对于我的“乳房的等级多偶制起源假说”，MiniTrue提出了简单得多的替代解释：

雄性是不愿意承担抚养后代的义务，大部分物种雄性甚至无法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后代。那些雌性单独能抚养后代的物种，进化的命运通常是母亲单独抚养子女。那些雌性无法单独抚养后代的物种，包括幼体最无助的homo sapien种，雌性必须把雄性吸引在身边。这个时候雌性就有必要进化出美丽的外表。

MiniTrue也承认乳房是第二性征，是性选择的结果，区别在于，性选择背后的动力，我认为是等级多偶制，而MiniTrue所给出的，和Morris的一样，显然是一种基于单偶制的解释，即，雌性发展第二性征的目的，是吸引雄性来保护和抚养幼儿（包括胎儿）。这一解释与多数谈论过此问题的学者的看法相符，而且我也承认单偶制里存在双向性选择，但我认为其程度不足以解释乳房问题。理由如下： 1）单偶制下的性选择速度极慢，与多偶制下的加速倍率无法相提并论，这一差别，用简单的性选择模型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2）90%左右的鸟类采用单偶制，但它们当中，雄性的第二性征，仍显著强于雌性第二性征（看看鸳鸯吧）； 3）灵长类中，长臂猿行单偶制，但其雌雄两性的第二性征，皆不突出，我认为原因在（1）； 4）人类女性的第二性征，远比雄性更显著，这极其罕见，比单偶制罕见的多。 5）在直接的抚养过程中，父亲的贡献主要在安全防卫，但我们知道，人类男性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团伙组织能力，而非单打独斗，一旦这样的团队建立起来，只用于保护一个妻子，成本不合理。 总之，我认为，从单独一代的遗传收益考虑，父亲抚养的好处是有，但其程度不足以解释（3）所指出的极其罕见的现象，男性必须给出更多更强的理由才能让女性如此取悦于他，依我看，这个理由就是：我能比别的男人带给你多得多的孙子孙女。 我的假说，在考虑性选择的动力基础时，在一边排除了单偶制（速度不够），在另一边排除了独占多偶制（它只能强化雄性第二性征），而选择了处于两者之间的等级多偶制，它既可以让性选择双向进行，又能利用多偶制的成倍加速机制。 至于那个误解，源自MiniTrue的这句话：“雄性子代得不到母亲的基因帮助”，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如果你不反对下列说法，那我们其实没分歧：“嫁给贵族的美女所生儿子，有机会把他得自母亲的美貌（泛指第二性征）传给他的女儿。”只要这一点成立，我的假设所依赖的性选择机制就仍然有效。

对于我所提出的“乳房的等级多偶制起源假说”（为引用方便起见，我刚给它取了个名字），不少朋友提出的质疑是：“按你的说法，乳房的起源晚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分化，这实在难以置信。”

这一质疑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确实，我当初提出这一想法时，也感觉到这是该假说最大风险所在，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很可能也是该假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它能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探索，并发现许多先前未被察觉的事实，或把许多此前被忽视的凌乱事实组织到一个简单的框架中，那它就有望成为拉卡托斯所说的“进步的纲领”，相反，如果推演开去发现处处碰壁，就该被抛弃。

那么，从我的假说，能推演出些什么呢？下面是我已经想到的几条：
1）等级多偶制的出现远远早于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我认为它的出现时间不会比智人的成种时间晚很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我猜想，它大致出现于人类获得成熟的语言能力之后几万年内。对此猜测，许多人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它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先留给我们的印象迥然不同，但是，这些印象所依据的，并未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毋宁说是这些学者基于其理论所做的猜测（和我一样）。
2）影响乳房和其他女性第二性征（比如腰臀比和容貌）的基因，不仅可沿母系遗传，也可沿父系遗传。
3）当我们沿着人口的家谱树向上回溯时，沿父系家谱树回溯的收敛速度，比沿母系家谱树回溯的收敛速度，要快得多，即，分子人类学的Y染色体亚当的年代比线粒体夏娃的年代，要晚得多。这一点已被基因测序的结果所证实（亚当比夏娃晚几万年），稍后我会介绍有关研究。
4）重男轻女的偏好，起源于贵族阶层。

下面着重说明等级多偶制。我说的等级制度，并不需要像日耳曼封建系统那般严格精确，其作为逆向性选择之动力来源，只须满足下列条件：
1）它是等级多偶的，而不是独占多偶的（详见下）；
2）等级地位（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是可继承的，至少多数情况下可望继承一代以上，否则正反馈机制所依赖的隔代优势就不能成立。
3）配偶数量与社会等级地位和财富数量强相关。

我对等级多偶的定义是：一个群体（部落）内，具有稳定的配偶关系，每个男（雄）性按其等级拥有显著不同的配偶数量，这一等级与其在群体内的社会地位或财富数量强相关。与等级多偶相对的另一种多偶制是独占多偶（和等级多偶一样，是我取的名字），即，每个群体内只有一个成年雄性个体的配偶模式，此模式见于海豹、非洲狮、大猩猩和家鸡，等。

人类的多偶制都是且只能是等级化的，因为人类男性需要合作共存于一个群体内，所以不可能是独占多偶，因此对于人类，凡存在多妻制的地方，必有等级多偶，这样，对等级多偶起源时间的考察，就转变成对继承制和多妻制起源时间的考察。

稍后继续……

对于我在关于乳房的帖子里提出的“富贵男性对女性美貌构成选择压力”这一观点，MiniTrue质疑道：

皇帝，拥有享之不尽的雌性资源，预计的后代数量也远高于人均水平。但对于皇帝的女人们来说，即使是宠妃，恐怕这点也没优势。雌性的性选择压力小，五万年的时间绝对不够造成在人类这里看到的重大差别。

宠妃相比于农妇，的确未必会有更多子女（准确的说，第一代优势并不明显），但一旦她有了个儿子，却能为她带来比农妇多得多孙子女（理由你已经知道了），即，第二代优势十分巨大。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如此渴望（统计学意义上）嫁入富贵之家。这一隔代起效的遗传优势，正是性选择的妙处所在，它构成了“性状-偏爱”的正反馈。

逆向性选择的隔代优势，同时也解释了重男轻女偏好的起源，如果我的解释成立，重男轻女的价值观起源于贵族阶层，理由是：男孩优势，只有对有能力获得大量交配机会并能把足够多孩子养大的贵族，才能发挥其作用，对于穷人，生女孩更保险，女孩好歹能嫁出去，即使嫁个穷光蛋，而穷人家的男孩则很可能沦为光棍。

注：我用了“伯爵”、“贵族”等词汇来表达等级结构中的上层男性，不必拘泥于这些词的狭窄含义。

我原本以为这（非洲单一起源说）已经成为常识，所以未加说明，看来我还是疏忽了。

首先，我说的走出非洲的人类特指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有时候简称现代人）这一物种，智人的祖先直立人（Homo erectus）的某些分支曾与一百多万年前（很可能不止一次）走出非洲，但它们都没在非洲以外留下后代。的确还有一些学者（中国学者居多）仍在坚持现代人多起源说，但他们貌似年纪都不小了（还记得库恩吗？）。

据分子人类学研究，智人在十几万或二十万年前成种之后，大概分两次走出非洲，第一次是约8万年前从埃塞俄比亚跨越红海入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沿印度洋北岸——也门-阿曼-伊朗-印度-马来半岛-印尼，最终到达澳洲，这些就是通常所称“棕色人种”，大部分已经灭绝，其较纯粹的后代是澳洲土著和安达曼人；第二次是约5万年前，从东非出发，经苏丹-埃及进入黎凡特地区（即以今以色列为中心的地中海东岸新月形地区），然后在那里出发扩散到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东方的一支在一万多年前穿过白令海峡（冰川期中是地峡）进入美洲。

感谢xing_zh提供的资料，如果想完整了解这一题目，可阅读斯宾塞·韦尔斯的著作《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网上有中文电子版。另外，李辉的《走向远东的两个现代人种》一文也值得一读，其中一段概述摘录于下：（他估算的第一次出非洲是十万年，我更倾向8万年这个数字）

现在我们可以勾画棕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在远东地区的迁徙历史了。
A. 棕色人种大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至少在五万年之前已经来到东南亚；黄色人种则是大约五万年前的时候开始向东迁徙；
B. 大约四万年前，棕色人种已散布于东北亚到澳洲的广大地区，而黄色人种则进入了东南亚；
C. 大约三万年前，黄色人种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次大陆和中国南方进一步扩张，而棕色人种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来到美洲；
D. 大约两万年前，黄色人种几乎征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使该地区的棕色人种锐减；
E. 大约一万年前，黄种人进入美洲，并成为美洲的主宰；
F. 在数千年内，黄种人向中亚、北欧、印度洋和太平洋诸岛扩张，东亚最偏远地区的棕色人种也渐渐与黄种人融合。

我关于活塞运动的表述，说的并非我自己的观点，而只是对罗宾·贝克在《精子战争》中所表达观点的理解。我认为贝克的思想值得推荐，但《精子战争》一书的重点在用理论描绘一个设想世界，而不是对如何得到这个理论的介绍，因而也（至少我看到的中译本）没有列出所依据的参考文献，考虑到这一点，我在去年将其列入我的《动物行为学推荐书目》时，特别强调了“姑且读之，不要太信”。

虽然《精子战争》是通俗作品，但作为曼彻斯特大学的行为学家，罗宾·贝克却是该领域货真价实的专家，我找到了一份他的著作清单：

Sperm Wars: The Science of Sex
Sex in the Future : The Reproductive Revolution and How it Will Change Us
Baby Wars: The Dynamics of Family Conflict
Fragile Science: The Reality Behind the Headlines
Designing the future : the computer transformation of reality
Human navigation and the sixth sense
The Mystery of migration
Fantastic Journeys: The Marvels of Animal Migration
The evolutionary ecology of animal migration
Bird Navigation:The Solution of a Mystery?
Mystery of Migration (A Studio book)

Amazon上有几篇关于书评：Editorial Reviews on Sperm Wars: The Science of Sex

马来西亚行为学家Otto Steinmayer的较长篇书评：The best book on the subject

关于精子竞争的wiki条目：Sperm competition

我在上一篇里介绍了我对人类女性丰满乳房起源的看法，wuxianghong大师不以为然：“社会等级制度至多有几万年历史，其进化学的选择意义有多大呢？” 五万年大约相当于2000代，这在物种分化树上的确很短，但对于种内进化，并不算太短，特别是对于由性选择驱动的单一体表特征，可以说很长了。 性选择是一种基于正反馈机制进化加速器，道金斯在《盲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一书第8章（EXPLOSIONS AND SPIRALS）中详细阐述了性选择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机制：当一个性状成为性选择的对象时，不仅这一性状成为雄性的优势，对这一性状的偏爱也成为雌性的优势，并且，这一对“性状-偏爱”相互加速，即，拥有这一性状的雄性获得更多交配机会，而拥有对这一性状之偏爱的雌性更可能得到拥有这一性状的儿子，因而她的儿子们将有更多机会给她带来孙子女，这样，一旦某一性状在择偶中获得微弱的偏爱，便会迅速得到传播。 道金斯指出，性选择常常可以在数十个世代中显著改变一个性状。另外，他还指出，“军备竞赛”（[[arms races]]）——即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进化竞赛——是另一个具有类似效果的正反馈加速器：更好的进攻武器选择出更好的防御装置，反之亦然。 回到乳房问题。富贵男性对美貌女性的性选择，其进化效果类似于人类对家养动物的选育，家养动物因人工饲养条件而部分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相比自然条件下能容纳高得多的变异率，从而加速选育过程。一般认为，家犬与狼的分化也只有几万年，看看京八和德国牧羊犬，你就知道选育可以有多快（好玩的是，基因测序显示，京八与狼的亲缘关系，比德牧更近）；同样，贵族为妻子（们）提供的优渥条件也可部分放松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而进一步加速性选择的速度。 人类走出非洲不超过8万年，而北欧人与东亚人的分化，也只有大约3万年，但现在欧亚澳美人与非洲人、北欧人和东亚人，其体征差异，已经十分可观，其中，女性乳房的形态，也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