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写此文时，灾难已经发生，但我还懵然无知，今天看起来，这文章的存在显得有点荒诞）

海洋“私有化”？
辉格
2008年5月12日

据报道，法国政府近日将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UNCLOS]]）提出涉及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申请，而就在上个月，UNCLOS通过了对澳大利亚类似申请的裁定，涉及多达250万平方公里海域。自从1997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UNCLOS以来，俄罗斯于2001年提出首个划界案，此后各沿海国家陆续提交了各自的划界案，或预告了提案时间。预计，在UNCLOS所规定的明年5月截至日之前，会有更多国家提出划界案。

在短短十几年中通过和平方式如此大规模的界定地球资源权利，是史无前例的，这分明是一场海洋“私有化”运动。随着航行、勘探、获取和运输等远洋资源开发所需的一系列技术日益成熟，海洋将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人有份、比谁手快的公海制度将难以避免的陷入公地悲剧，正如在陆地上曾经经历的那样，只有明确界定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所幸的是，经过大陆上数千年的暴力争夺之后，人类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和平的界定权利。

无论是对资源保护这一目标本身，还是可持续的利用资源来满足人的需要，将权利明确到个体都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迄今为止能对这种权利提供保护的，唯有主权国家及其所支持的法律体系，所以，虽然海洋法公约只是把权利界定到主权国家而非个体，并非名副其实的“私有化”，它却是将权利进一步界定到个体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某公司要买下或承租一片海域进行开发，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唯有主权国家才是可信的最初卖家或出租人，也是有关契约的唯一法律保障。

长久以来，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以为商业性开发必然会破坏资源，这一误解使得民众对染指自然资源的“贪婪的商人”抱有警惕甚至敌意。实际上，正是缺乏权利界定才使开发成为掠夺和破坏——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地悲剧；相反，对一片资源拥有长期且可靠权利的人，无论他多么自私和贪婪，理所当然地最关心该资源的长久维持。

同时，只有当权利被明确界定时，那些希望出力保护资源的人，才能知道该去帮助谁。比如，如果亚马逊雨林属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么全世界的雨林保护者都可以在雨林得到维持的前提下付钱给他，像购买其它商品一样付钱购买继续雨林存在的好处，而现在，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没有所有权的农民把“属于全人类”的雨林一片片烧掉而束手无策。

随着海洋主权化的推进，可以期待，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的开发权招标和承租，那将是真正的海洋私有化，将掀起一波海洋资源开发的热潮，这或许会在本世纪某个时候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面对此一前景，政府应利用其在联合国的重要地位，在UNCLOS划界工作中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并在划界所需的技术性工作上投入足够资源。

以我国现有的实力和国际地位，UNCLOS所提供的国际法框架，尽管不尽完美，却已是我国所能利用的最佳条件和机会了，积极主动的努力既可争得良好的结果，又可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倘若如愿，在谋得一份可观的国民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在这一未来重要产业中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免于被排斥在外而错过又一轮发展机会的命运。

弃购雅虎是微软的明智选择
辉格
2008年5月6日

微软刚刚放弃了对雅虎的并购努力，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并购雅虎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很可能把微软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而放弃雅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反倒很可能迫使微软选择另一条更有希望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400亿美元足以让他大展身手，突破眼下的困境，在信息产业的未来格局中争得新的强势地位。

自从网络兴起以来，对于网络化计算的基础结构，始终存在背道而驰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集中化，即强大的主机／服务器组成的数据中心对应瘦客户端（可以瘦到只有浏览器），所有的数据存储、服务程序和应用逻辑都由服务端负责，客户端只负责用户交互，其极端形式便是谷歌正在倡导的云计算；第二种是分散化，每个节点可以既是服务器也是客户端，其应用组成由用户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以及所拥有的资源自行配置，节点之间通过各种协议来通信、交互和共享资源，其极端形式是P2P。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些折中方案。

第一种方案的好处是简化和普及，简单而统一的客户端让用户不必为各种应用背后的复杂性而操心，而最简化终端的成本也可以降到很低；第二种方案的优点是自由和灵活，可以让用户直接掌控自己的应用组合和信息内容，并按需采用最新技术，不必受限于服务商的功能限定。但自由是有代价的，直接掌控意味着用户必须应付由此带来的技术复杂性，这就限制了应用的普及。

两条道路之争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信息技术发展史，主机时代是绝对集中化，而个人电脑出现最初就是为了打破集中控制，让用户获得自由发挥的空间。在PC时代，分散化成为主导，重心从主机经过小型机和工作站，最后转移到桌面，而这一过程也造就了微软的辉煌。很明显，微软的根本利益在于让分散化成为未来格局的主导，至少是重心之一，将尽可能多的功能保留在桌面上，这样才有理由说服用户继续购买他那日益庞大的桌面操作系统和应用套件；相反，如果桌面瘦到只剩下浏览器，就没人会在意操作系统，就像手机用户甚至很少注意到操作系统的存在。

在设计OS/2时，IBM曾为未来的网络世界规划了一个多层结构，后来OS/2败给了Win95，IBM也索性退出了PC领域，重回集中化道路。如今网络时代全面降临，IBM联手谷歌扯起云计算大旗卷土重来，微软该怎么办？如果跟着他们走集中化道路，微软优势何在？并购雅虎的举动暗示着微软决意要在这条路上和云战略正面对决，依我看这么做无异于东施效颦，胜算无多。

微软的最佳机会在于大力推动P2P。提起P2P，人们的印象多半是盗版文件共享，实际上通过P2P可以实现互联网上已有的各种应用，甚至可以更灵活更丰富，P2P之所以沦落为盗版的代名词，是因为缺乏盈利模式，因而缺乏资本支持，而微软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长期受冷落，P2P领域的收购成本很低，用雅虎市值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该领域进行大量收购，足以掀起一轮开发热潮。

通过P2P和IPv6，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电脑上建立个人网站，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容空间和共享目录，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相互提供服务、共享内容。在这样的架构中，个人电脑将是一个强大的网络节点而不仅仅是个终端，这才是庞大的Windows和桌面套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拥有和掌控自己的空间和应用组合，但日益扩展的网络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独立性、自由发挥的空间和创造的机会，而这条分散化的道路正是微软的机会所在，或许不会再有一统天下的霸权，但至少可以占据有分量的一壁江山。

初级产品涨价：短缺抑或恐慌？
辉格
2008年5月4日

商品价格，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中的一大景观。对此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涨的消费需求，由此大幅拉高了商品需求，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降低了下游产品成本，结果，相对缺乏短期供给弹性的初级产品价格便迅速上涨。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联储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比如长期双赤字和低利率）导致美元过度疲软，令资产持有者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同时又没有能代替美元的储备货币，于是，用索罗斯的话说，“索性逃离一切货币”，把实物资产尤其是大宗初级产品当作避风港，导致后者价格猛涨。

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都可以成立，所以对错只能由事实来检验，而在涉及商品价格的庞杂纷乱的事实中，我认为黄金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几千年来，人类对黄金的价值已建立了极为牢固的信念，黄金也最普遍的被用作价值的尺度和货币的本位物，历史上，每当人们对货币系统的信心发生动摇时，首先想到的避风港总是黄金。相对于其他资产，黄金在货币崩溃条件下具有最佳的流动性。所以，如果初级产品价格猛涨是因为对货币丧失信心，那么，价格涨幅最大的就应该是黄金。因此，我把“黄金价格涨幅是否大于其他初级产品”认定为检验上述两个观点的判决性证据。

于是，我检查了大致从1999年开始的这一轮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晚了几年）的有关数据，粗略地说，这段时间中，按美元计价，黄金上涨了不到2倍，原油涨了5倍，铁矿石4倍多，铜4倍，粮食3倍多。显著的差异和一边倒的结果足以令我判别，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价格上涨不是因为货币恐慌，而是因为短缺，是需求拉动了价格。

对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声讨由来已久，对美国霸权心怀不满的媒体也乐意传播此类观点。依我看，美元体系尽管不算完美，但依然稳健，远没到穷途末路。索罗斯在他上月出版的新书中，声称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元体系制造了战后“60年大泡沫”，而现在这一泡沫正在破裂。

像索罗斯这样以市场扭曲为牟利机会的大投机家，时而从他口中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对此我们不必太诧异。危言耸听有时能引起一阵恐慌性举动，造成短暂的市场扭曲，而这正是投机者的机会所在。如果能更上一层楼，让国会议员也跟着恐慌，脚忙手乱之下出台一些除了扭曲市场没有任何效果的干预和管制措施，那就会制造出更多投机的机会。

实际上，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或许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用同样的原材料，现在比过去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最终消费品了。自从与黄金脱钩，美元变成fiat money之后，美联储根据若干经济指数来调节货币供给，其直接目标只有两个：让经济有足够流动性，物价平稳。后一目标要求货币政策盯住物价指数，而该指数的设计所针对的是最终消费价格，所以，当生产成本降低时，货币政策保持了最终消费品价格平稳，结果自然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事实正是如此，过去十几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和供应链革命取得成果，美国的消费品成本一直在持续快速降低，而因为美元盯住的是消费品价格，所以相对地，初级产品的美元价格便快速上涨。如果这一观察更接近事实，那我们就不必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过于担忧，只要适当的货币政策能保证消费价格平稳，更不必为担心美元崩溃而惊慌失措，去排队把金条扛回家。

传染病监控不应自缚手脚 辉格 2008年4月29日 上个月开始暴发、目前仍在迅速蔓延的阜阳肠道感染疫情，正在又一次考验着我国的传染病监控和应急系统。这一系统在五年前已经历过一次考验，那次考验曾给民众、媒体、医疗系统和有关政府部门都带来了巨大震动，并直接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疫情监控系统和相关制度的变革，包括次年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那么，这一次，该系统的表现是否令人满意？ 在非典暴发的初期，卫生部门先是迟疑、暧昧甚至有所隐瞒，直到民众发觉不妙，开始作出剧烈反应，媒体开始哗然，个别敢于直言的专家也开始说话时，政府突然来了个180度转身，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和透明的方式，全面调动资源，与民众共同对抗疫情。再看这一次，阜阳卫生部门最初也是迟疑和暧昧，甚至还有“以谎辟谣”的嫌疑，直到确诊病例已过千，病死近二十，恐慌已露苗头，媒体又将哗然之际，卫生机构才正式公布疫情，整个系统才开始转入应急状态。 这样的表现看来还不能让民众满意，媒体也纷纷质问：为什么要等一个半月？阜阳方面的回答是：EV71感染并非法定37种传染病监控对象之一。这一回答无可辩驳。但很明显，这里有问题。仔细阅读《传染病防治法》和2004年的修订方案后，我恍然大悟，那次修订的一大内容，是把非典和禽流感加入监控目录。是不是本次疫情过后，会再次修订防治法，把EV71感染也加入目录？ 很明显，这种追在疾病屁股后面跑的办法，不是疾病监控的好办法。封闭式的监控目录，对于指导缺少相关专家的地方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采用针对已知传染病由专家精心设计且经过实践验证的标准化预防和应急机制，有其重要意义。但问题是，这个目录却成了束缚监控系统手脚的障碍。为什么会这样？ 政府建立疾病监控和疫情发布体系，其目的除了协调医疗机构的应对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民众获得准确的信息，以便据此对个人的日常行为作出有效而适度的调整。如果缺乏这一体系，民众只能根据传言来调整行为，由于传言和行为调整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反馈加强，其结果很可能是恐慌，盲目和过度激烈的交往排斥与隔离，乃至于社会瘫痪。 正是因为传染病的这一可怕的社会特征，它才被当作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由政府来处理。因此，传染病监控机制的设计基础，应该是疾病的社会统计学特征，而不是病理学特征。当一种疾病开始蔓延时，其统计学特征便立刻表现了出来——常常是短时间内从某个区域开始出现大量相似病例，数量呈几何级数上升，等等；而等到医学专家弄清楚发病原因和病理机制时，已经太晚了，尤其是对新出现的病种。一个好的监控系统，应该由基于传染病传播的普遍特征所设计的统计模型自动触发，而不是等待冗长复杂的专家研究和行政运作流程。 传染病是高等动物的免疫系统与病原微生物之间一场历时数亿年的漫长战争，由于人类繁殖周期比微生物长了6到7个数量级，所以尽管免疫系统的灵活性已高度发展，但还是远远追不上微生物的变异速率，面对迅速变异的微生物，仍然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防守地位。这一局面因抗生素滥用和人群流动性剧增而更趋复杂化，这注定了我们将不断面临新疾病和旧疾病的新变种的不断入侵。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疾病监控和疫情发布系统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现有系统显然欠缺这种灵活性，本次阜阳疫情发展过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保留监控目录是必要的，但目录应该是防治指导，而非监控指导，否则就是自缚手脚。让病例统计自动触发监控和疫情发布系统，是解决之道。在现有的行政结构和技术条件下，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当我们面临下一次疫情时，就不再只是追在疾病屁股后面跑了。

发钱不如减税 辉格 2008年4月24日 日前，作为一项“还富于民”的措施，澳门政府决定向每位居民发放五千元现金（澳门元，下同）。的确，澳门政府现在是太富了，2001年何氏家族的赌业垄断权到期之后，澳门政府新发多张赌业牌照，由此引发的赌业大繁荣让政府财政收入暴增。去年，特区政府总收入达407亿，仅博彩税一项就达293亿，而财政支出仅188亿。 无独有偶，今年2月，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政府，相继宣布了退税和分红计划，或是为了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或是为了将财政盈余退还给纳税人。这种取之有度，用之审慎，多则退还的财政原则，比起想方设法把钱花光的做法来，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而纳税人意外获得的收入，也的确能起到短期内促进消费的作用，但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我认为，无论是为了退还财政盈余还是刺激经济，持久化的减税要比临时性退税或一次性发钱更合理，效果也更好。首先，征税是为了让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实施那些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目标，如果出现巨额或持续盈余，则说明当初的税率定的太高了，应该把税率降下来。 相反，如果用一次性发钱来弥补，则难免起到转移支付的效果，即政府实际上从一部分公民那里收了钱发给另一部分公民。且不论转移支付是否合理，至少当初征税时纳税人并未同意进行此项转移支付，这便与“征税须经纳税人同意”这一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了。其次，按人头派发现金的数额分散，工作量很大，增加了不必要的施政成本。 第三，在消除税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方面，临时退税和一次性发钱的效果比减税差得多。税收的负面作用，不仅是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更最重要的是减弱了个人或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个体作出决定的基础是其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预期，税收降低了预期收益，从而降低了人们工作和经营生意的意愿。这种影响发生在做决定之前，所以，如果想要减弱税收的负面影响，应该调整的是与个体决定直接相关的期望值和激励信号。 试想，当澳门居民突然收到五千元红利时，他只会将之视为意外幸运之财，而不会视之为对自己先前辛勤工作或苦心经营的奖励。同样，如果美国和香港的退税和减税措施没有转变成持久化的税率降低，就不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决策，因为受相关税率影响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过去，事后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是有效的激励信号。相反，如果把减税措施持久化，将会改变未来个体做决定时的预期，从而真正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上述分析，应该对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有所启示。过去几年，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一方面，新的税种不断开辟和落实，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加上地方政府大笔土地收益，政府支配的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势必会影响个体积极性和经济的整体活力。 今年以来，经济又面临通胀和增长减速的压力，消费者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将缩减开支，而企业在银根紧缩和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也会更加谨小慎微。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考虑一些税收激励措施。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按人头发钱的建议，但我认为，持久化降低税率才是更有效的办法。

英超腾飞的启示 辉格 2008年4月23日 07/08赛季的欧洲冠军杯进入了半决赛，冠军将在利物浦、切尔西、曼联和巴塞罗那之间决出，这是连续第二年，有三支英超球队进入欧冠前四，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下去欧冠快变成英超季后赛了。确实，英超的飞速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世纪初，英超在欧洲五大联赛中还表现平平，远逊于意甲、西甲和德甲。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起飞开始于2003年。在欧冠从93年采用现行赛制到02年的10年中，英超只有4队次进入半决赛，1次进入决赛，而03年以来的5年中，有9队次进入半决赛，至少4队次进入决赛，平均分别上升了3.5倍和7倍。那么，2003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7月，赛季开始前，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买下了切尔西俱乐部，这一交易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犹如一块巨石，在英超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了一阵市场化变革的大浪。在此之前的10年中，切尔西在英超只获得过一次季军，而03年当年便获得亚军，此后连续两次夺冠，即将结束的本赛季又排名第二。 切尔西的成功刺激了其他俱乐部，引发了一连串俱乐部收购、重组、注资、赞助商替换、门票提价和其他商业化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深化了英超的市场化水平，增强了俱乐部的财政实力，激活了足球市场的资源流动。如今，十几家英超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其中9家以数千万至1亿多英镑的年利润跻身欧洲足球俱乐部最具商业价值20强，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英镑的英超产业。这些变化，无疑对英超的迅速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超的这一轮变革得以产生，是有其历史基础的。英国足球的市场化程度历来世界第一，它在五大联赛中最早最彻底的取消了外援限制，由此导致的球员高流动性也造就了足球经纪业的繁荣，英国拥有全欧60%的足球经纪人。英格兰各俱乐部的商业意识也强于欧陆各国，实际上在03年以前，英格兰足球已经经历了两轮市场化运动。 第一轮市场化以83年托特纳姆热刺上市为发端，以91年曼联上市为顶峰，各大俱乐部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并谋求上市。这一过程引来了资本家、媒体和赞助商对足球产业的高度热情，大量资金随之涌入，并直接引发了第二轮变革。就在曼联成功上市的第二年，在新闻集团与其旗下天空电视台的推动和球员工会的支持下，各俱乐部终于摆脱了英足总控制下的国家联赛系统，以全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了英超联赛。正如后来的切尔西，曼联无疑是那一轮变革的最大赢家，此后称雄英超十几年。 英国足球业经过这几轮市场化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理应给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产业带来启示，在足协的强力控制下，中国足球产业商业化前景不明，成绩乏善可陈，黑幕重重，广为诟病。充分市场化已被证明是成功之道，足协应向服务机构转变，让俱乐部成为联赛的主人，即使国家队依然不争气，至少可以让球迷们享受到精彩的球赛。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国家在体育事业上作出了极大投入，然而，奥运盛宴过后，体育界更应该考虑如何深入推进市场化，政府体育部门和各大协会应该从金牌导向的巨大负担中走出来，由训练和赛事组织者转向服务和协调者，放松对运动员、俱乐部、经纪人和赞助商的各种条规限制，取消各种阻碍体育资源流动的障碍，这样才能激活市场，吸引资本和企业家的进入，才能保证体育这一新兴产业的长期繁荣。

增加土地供给是解决之道
辉格
2008年4月19日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让政策制订者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和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制造业不景气和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的风险日益显现。为了对付通胀，可用的货币政策几乎已经用尽，剩下的加息措施则会加剧后一方面的风险。对付流动性过剩的QDII等放闸措施由于美元疲软和港股低迷而不见效果，而另一个选项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本来是个好办法，可惜时机已经错过，现在一步到位会严重打击已经不景气的制造业和出口。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手段来应付这一局面，让经济同时避免通胀和衰退两方面的风险？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向房地产市场增加土地供给。大量增加供给可以立刻把房价降下来，使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子，而繁荣的房产销售既可以锁住大量流动性，又保证了银行稳定的低风险利润源，同时又可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可谓一举四得。而且，这是一个可以立即见效的办法，政策宣布当日房价就会开始下降，需求就会启动。

前几年，在民众对房价飞涨的高声抱怨之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现在，这些措施的确把房价压住了，个别城市甚至开始下跌。但是，这个结果值得欣慰吗？打压房价的初衷是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而不是逼得大家都不买房了然后价格跌下来，现在的情况却恰恰是后一种，紧缩房贷、提高首付、限制二手交易，这些都是打击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给。

有人争辩说，这是为了打击投机炒作，投机并不反映真实需求，却抬高了房价。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投机者或许的确没有代表他自己的真实需求，却代表了其他人未来的需求，如果他代表错了，那倒霉赔钱的是他自己。而且，如果你想打击投机，那么增加供给是最佳手段，在供给将大量增加的局势下，没有傻瓜会把手里的闲置土地和闲置房产继续囤积下去。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大量增加房地产用地会破坏既定的耕地保护政策，从而危及粮食安全。这种说法也是错的。房产开发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建立住宅区，而城市住宅区的居住密度和土地利用率比农村宅基地高得多，所以，在满足相同人口居住需求的前提下，发展城市住宅只会节约而不是浪费耕地，这一逻辑链条中的唯一缺口就是开发和销售环节可能存在土地和房产囤积，但正如前面所说，大量增加土地供给会立刻打击囤积。

那么，实施这一政策有没有障碍？有的。首先反对的可能是已经囤积了大量土地的地产商，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表；其次是耕地保护政策的结构，现行的18亿亩指标是按行政区划逐级分解落实的，这种结构与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的地理分布极不相配，大城市和工业密集区的用地受到程度不相称的严重限制，这也是前几年这些地方房价暴涨的根源所在。增加供给政策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打破耕地指标的逐级分解结构。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按土地需求分布重新分配指标，将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失衡。经过前期的税制改革，目前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收益，如果再压缩不发达地区的用地指标，将让这些财政本已十分困难的地方政府陷入绝境。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方案是允许地区间用地指标有偿调剂，让急需用地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补贴其他地方政府财政，以换取用地指标。考虑到土地肥沃度差异等复杂因素，为了确保调剂过程中耕地切实得到保护，中央甚至可以规定一个指标折换率，比如原先分配的100亩土地调剂后换成70亩。

增加供给是对付通胀而又不压制经济增长动力的解决之道，其他东西一时难以增加，而土地是现成的。房改以来，房地产业曾在十年高速增长中身当大任，这一次，但愿它能临危救险，再造繁荣。

央行为何不选择加息
辉格
2008年4月18日

面临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局面，日前，央行宣布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这是我们今年第3次，也是过去16个月中第13次听到提高准备金率的消息。这与同样面临宏观经济问题的美国形成了有意思的对照，从大洋的那边，时常传来的是关于加息和减息的消息。于是有人问，为什么在宏观政策的三大工具中，央行偏偏青睐于美联储很少去碰的准备金率？为什么不考虑用加息来对付通胀？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此加息非彼加息。美联储的所谓加息或减息，是针对联邦基金利率，以此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而中国央行的加减息则是针对“存贷款基准利率”，即分别规定一组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前者说是“基准”，其实就是各商业银行实际执行的利率，没有浮动空间，而后者则有很大的浮动空间。实际上，基准利率很少能影响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所以央行才不得不采用贷款限额、定向央票等直接干预手段来限制贷款发放。

两种利率工具在政策效果上截然不同，美联储利率政策影响的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而中国央行利率政策影响的是银行吸纳存款的能力，而且后一种影响是立即和直接的。所以，央行利率政策将直接影响个人在配置其资产组合时的决策，在存款、证券和房产这个人资产三大选项中，加息政策将把资金从后两项吸引到银行存款中。在证券和房产繁荣期，这是容易被接受的，往往也是宏观政策的目的所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央行在去年股市楼市双双牛气冲天时，连续六次加息，而在股市楼市双双陷入低迷之后，则没有再加息。

这样看来，利率倒是调控股市和楼市的有效工具——如果央行认为这种调控属于他的职责的话——，特别是对于楼市，由于基准利率直接影响按揭贷款利率，这种效果更加显著，相比之下，利率政策对于商业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则没有直接和显著的调控效果。

利率工具被弃用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幅加息很可能会让前几年刚刚摆脱困境各大国有银行重新陷入大面积亏损，从而加重本已不轻的金融风险。与准备金和央票不同，前者将流动性封存到央行，其成本也由央行支付，而加息将把流动性收存到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对应的贷款增加，银行将白白承担这些存款的利息。自从去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曾一度占贷款量1/3的房地产贷款被大幅压缩，而今年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后，商业贷款也被严厉限制，以至于近期传闻民间借贷市场再度活跃。

前些年，通过不良资产剥离、现金注入、成本压缩和上市融资，各大银行刚刚摆脱了长期困境，但这一局面实际上还很脆弱。去年银行业的丰厚利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股市和楼市的繁荣，尤其是房地产，被各银行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奶牛，现在这个利润源大幅萎缩，商业贷款受限，如果再加上加息政策将带来的存款利息负担，银行业很可能重新陷入大面积亏损和资产恶化的困境。这样的结果，银行不愿承受，货币当局同样不想看到。

实行加息政策的第三个障碍是央行对境外热钱流入的担忧，人民币渐进升值政策原本已经吸引了大量热钱，股市见底的预期又增添了新的诱惑，如果此时加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正在从乌云笼罩的美国金融市场仓皇逃窜的国际资本无疑会将之视为雪中之炭，而套吃短期利差的资金是最容易突然出逃的，这样的隐患央行将竭力避免。

综上三个原因，我认为央行在今年内不会执行类似去年那种大幅加息政策。

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辉格
2008年4月14日

从去年底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制造业，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大批工厂减产、亏损、撤离、甚至破产。我注意到，在这股寒流中，虽然大企业也受到影响，但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的，主要是中小企业。据《中国经营报》13日报道，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面临停工或倒闭，其中打火机企业已经倒闭了八成，用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会长的话来说，“船太小经不起风浪”。相比之下，大企业则没有出现类似局面，制造业龙头老大富士康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产能。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价格波动，小企业就显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小企业现金流不足？但他们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样较小。缺少银行信用支持？但在当前紧缩政策下，大企业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或许是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小企业，特别是国内的小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议价机制和对冲工具，这使得他们在价格波动大浪中地位非常脆弱。

大型制造企业为了确保稳定供应和降低风险，通常会就其关键原材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约，这么做也有助于供求双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十几年来的供应链革命进一步密切了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大企业的供应部门还常常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头寸交易，以求最大程度降低价格风险。

但小企业很少能这么做，一是因为小企业的产品销量更难预期，产量也就无法事先计划，第二也更重的原因是小企业数量太多，供应商不可能和他们逐个议价。签订长期供货合约无门，小企业就只能到期货市场上去对冲风险，但在这方面，他们同样面临困难。首先是国内期货市场尚不成熟，商品种类和合约类型都不够丰富；其次，进行期货交易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习惯都有待培养；最后，早些年的动荡、丑闻和政策干预给期货市场留下了坏名声，让多数诚实守本中小经营者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当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时，上述差异便立刻表现出来。由于价格波浪在沿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存在时间延迟和弹性阻力，即制造商无法通过制成品的提价将材料成本增量立即和完全地转嫁给下游，这样，长期供货合约就为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这种合约通常可以保护在他们几个月到一年内免受价格冲击，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压住产成品价格来逼死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缺乏价格避险手段，只能忍受现货市场上已经暴涨了的材料价格，当成本压力超过极限时，便只能停产或者倒闭。

一轮冲击波过后，将有大批小企业被击垮，而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可能是价格波动被证明是短期的，大企业也利用缓冲期熬了过来，另一种可能是价格上涨长期化，而此时已被大量击垮的小企业留下的供给缺口让大企业可以从容调整产成品价格来弥补前期亏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去年危机开始以来，富士康高管几次接受采访时所表露的自信，或许还有几分得意。

中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造力、经营灵活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他们在这一轮价格波动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对此，政府能做点什么吗？基于上述认识，答案是明显的。首先，应该允许小企业更自由的参与和组织行业协会，小企业无力单独和供应商长期议价，但协会可以提供某种服务于小企业的集体议价机制；其次，要进一步放松对期货市场的管制，允许更多商品种类进入，允许合约创新；最后，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只有充分市场化的银行才能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让后者获得更多其原本有能力获得的流动资金和信用支持。

生物燃料：一个昂贵的玩笑？
辉格
2008年4月8日

眼下，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回顾这一轮物价上涨，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去年春天开始的猪肉涨价和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上涨。当时有人将之归因为猪蓝耳病和其他供给障碍造成的短期波动，现在，随着以食用油、小麦和大米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朗——这不是一次短期波动，而是农产品价格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近年来因全球环保运动、各国环保政策和石油价格上涨所共同推动的生物燃料产业的繁荣，后者将大量农产品从食物供给中吸走了。

大致上，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的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今天，在高价诱惑下，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但持续的高粮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逆转这一良好趋势。

对于生物燃料带来的粮食危机和环境后果，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在政治家中，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报告前两周，英国下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报告。但是，真相的揭露和认识的改变能否导致政策的纠正？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投入，围绕生物能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那些已经投入巨资并享受优厚待遇的生物燃料企业，那些尝到了农产品价格暴涨甜头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农场主，那些靠宣扬生物燃料的环保优势赢得选票的政客们，将团结一致保卫支撑着该产业的能源政策。

不出所料，EAC的报告刚一发布便遭到激烈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可笑的是一份泄密的欧盟报告表达了与EAC相似的判断），接着便是英国农场主组织、欧洲生物乙醇燃料协会和欧洲生物柴油理事会。

当然，即使没有政策推动，高油价也会催生生物能源，但规模不会如此巨大，速度不会如此迅猛，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在事关全球环境这样的事情上，政府也并不天然地比市场更加有效，貌似能够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府过去曾经犯下将来还会犯下非常短视而愚蠢的错误，而当错误暴露时，政府机构所固有的迟钝和僵化，将阻碍它像市场参与者那样在价格和利润信号指引下做出及时的调整。所幸的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生物燃料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尚小，还没有成为政府决策的大包袱，在未来难以回避的转向中损失会较小。

飞行员跳槽为何如此困难
辉格
2008年4月3日

愚人节和愚人节的前一天，东航云南公司的飞行员们开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中大玩笑，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他们驾驶的17个航班在目的地上空盘旋后拒绝降落，原路折返。据称，这是他们“维权”行动的一部分。以挟持大量旅客生命来强化自己在与航空公司劳资纠纷中地位，这种做法，有人认为与劫机无异，这可能言重了，但构成刑事犯罪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飞行员们之所以走出如此极端的一步，是因为他们与航空公司之间那种独特的劳资合约关系，这种合约是过去几十年民航业形成的惯例，而在今天，却把双方的关系推入到了极其紧张和尴尬的境地。国内飞行员劳动合约的特点是期限极长，其中大部分是无限期终身合约，这样飞行员就无法通过跳槽来获得更好的条件，当与雇主发生纠纷时，手里几乎无牌可出，唯一可用来对抗的方法就是病假和消极怠工，当这些都无效时，就走出了上面那恐怖的一步。

问题是，飞行员们为何会接受如此不利的合约？有人说，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培训费用很高，而这些费用都是由初次雇佣他们的公司所承担，后者为了避免跳槽带来的风险，只能选择这种合约。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那些候选者来说，成为合格飞行员之前和之后，其境况差异极大，如此大的差异带来的诱惑使得他们在与雇主谈判时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采用类似长期合约的其他行业。足球运动员常常在少年期就与俱乐部签下长期合约，足球训练也有费用，但没有高到大部分家长负担不起的程度，而鲁尼的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埃弗顿的长期合约，也是因为成为英超球星和一个普通贪玩少年之间的巨大差异容不得他仔细斟酌条款。同样，那些在非洲部落里物色冠军苗子的星探们，面对的谈判对手也不会挑三拣四。类似的，多数歌手和演员在入行时，也会与经纪人或娱乐公司签订长期合约，原因也无外乎明星和跑龙套之间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类似飞行员、球员、歌星和模特与其雇主之间的合约，并非简单的劳动合约，其中暗含了一个租金合约，因为进入明星舞台的通道是一项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谁想通过它，就必须向掌握这条通道的人支付租金。在不同行业，通道的控制权有不同的分布状态，而不同的分布状态将导致不同的合约安排。第一种合约安排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劳动合约，其实质是用未来的低价劳动来支付通道租金；第二种是的收入分成合约，用未来收入的约定比例支付租金。

总的来说，越是需要团队合作的行业，控制权越是集中在最终雇主那里，而后者倾向于采用第一种合约安排；相反，越是单打独斗的行业，控制权就更多落到经纪人手里，而经纪人常采用收入分成合约。在国内民航业，由于缺少美国那样庞大的退役空军飞行员储备和成熟的航空培训市场，这条通道很窄，并且目前掌握在航空公司手里。这和职业足球市场类似，各大俱乐部都有足球学校和覆盖各年龄段的完整梯队。这两者都是采用第一类合约。而最典型的单打独斗项目——拳击，经纪人说了算，用分成合约。

在娱乐业，通道控制权的分布比较复杂，有时大牌经纪人很强势，有时制作商占主导，而有些时候雇主的其他雇员——比如导演，取得关键地位。这种复杂的分布状态导致了合约安排的多样化，同时也诱导制作商、演出商和经纪人向混业经营发展，以便最大程度的获取通道租金。比较特别的是，当通道控制者难以设计出可执行的远期租金支付条款时——比如导演很难确保演员履行未来支付承诺，这时，他们会要求一次性即时结清，而未出名的演员当然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就只好用她们“最宝贵的东西”来偿付了。

扯远了，但是对照那些拥挤在电影学院门口做着明星梦的女孩们的急迫心情，你就能理解飞行员们当初面对严酷合约时的软弱地位。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旧合约造成的飞行员流动障碍已俨然成为行业瓶颈。按上面的分析，应对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拓宽通道，开放航空培训市场。近期传来的一些消息表明，培训行业已经开始行动，对引入外籍飞行员的限制也已消除，相信下一个愚人节不会再有这样的玩笑。

摩托罗拉分拆：迟到的转型 辉格 2008年3月31日 3月26日，摩托罗拉终于宣布了它传闻已久的分拆计划，有评论认为，这是摩托扭转其手机部门困境的最后一搏，而我则宁愿将之视为是对近年来手机产业格局变迁的顺应，可惜这一顺应来的太晚了，不知是否还来得及挽救摩托的命运。 面对这场产业变迁，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爱立信和索尼，他们在2001年将各自的手机部门合并为索爱，然后是2006年，诺基亚和西门子分拆出各自的通信系统部门合并成为诺西，而西门子进一步分拆手机部门卖给明基，这一连串重组的要点是，将手机业务和通信设备与系统业务分割开来，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特点。那么，市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现在事后来看，主要的几个方面是清楚的。 首先，随着价格下降和普及率提高，手机日益从一种特定用途的通信工具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甚至是生活必需品。而消费品在产品设计、营销和企业文化各方面对企业的要求与通信设备完全不同，后者面向运营商，以技术和功能驱动，而前者面向消费者，以品牌和设计驱动，将两者放在一个企业里造成了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巨大矛盾。几年前IBM明智地从PC业全身而退，便是基于对消费品和工业品经营差异的清醒认识。 其次，早期电信运营商利用其寡头地位控制了手机的销售渠道，因而通信设备厂商作为运营商的长期供货者便在手机市场占据了先天优势。随着电信市场的开放，运营商控制地位削弱，消费者个人选择占据主导，这一点在苹果与运营商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得到了充分证明。加之技术日益成熟，进入门槛降低，唯有最佳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第三，今天的手机不仅是消费品，而且像衣服、首饰、古人的佩剑、绅士的手杖、牛仔的猎枪和硅谷新贵的跑车一样，成了身体的某种延伸物，被人们用作展现自己个性、情趣和社会定位的标志。一种消费品一旦获得这种身份符号的地位，其消费模式便与其他商品大不相同，消费者会非常慎重地选择品牌，而一旦选定则会保持长久忠诚，并不惜为此大把掏钱。而成功的制造这种身份符号需要企业在品牌和形象经营上具备独特的优势。iPod和iPhone这两个技术上并无特别过人之处的产品的突然而巨大的成功，非常好的演示了苹果式品牌魔力和乔布斯式略带邪教气质的感召力在创造符号产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第四，今天的手机不再是简单的语音通信工具，而越来越向通用信息终端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手机将集电话、随身听、电子书、导航仪、手表、钱包、钥匙甚至血压计于一身，这一发展趋势需要手机厂商制订一个有远见的技术战略规划，选择优秀而有前途的技术平台，才能确保在市场时机出现时迅速而从容的推出新产品。在这一点上，摩托罗拉显然是做的最差的，以操作系统为例，他始终未能确立一个清晰的战略：先是参加了Symbian联盟（直到去年还在销售采用Symbian的M系列），后来在Q系列上倒向Windows Mobile，而几乎同时，其明星产品Razr却又用了Linux。在这一点上，三星也有同样的毛病，所以我不看好三星在高端机市场的前景。对比之下，诺基亚坚持Symbian，苹果将久经考验的Max OS延伸到手机，谷歌更是还没进场就围绕Android平台建立了一个Linux大联盟。 摩托罗拉的拆分，无论是成是败，将成为一个标志，象征手机业的大调整终告一段落，新的格局下，新一轮竞争已经展开，诺基亚俨然稳踞半壁江山，苹果一路高歌猛进，而谷歌正挟网络之大势排兵布阵，击鼓踏步而来。好戏还在后面，等着瞧吧。

谷歌战略浮出水面 辉格 2008年3月26日 在谷歌的发展过程中，关注他的人经常会问：“下一步他要做什么？”而谷歌也不断给人们带来一个个惊喜，从Gmail,GTalk,Google Earth…,到呼之欲出的GPhone，那么下一个又会是什么？谷歌的战略意图究竟如何？随着谷歌近期的一系列动作，现在或许是时候来猜一猜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去年十月，谷歌和IBM联合宣布了云计算计划，而在上周，两家公司又分别在北京宣布了他们在中国的云计算计划。所谓云计算，简单的说就是把信息传输、存储和处理所需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化，把信息系统改造成像电网一样的无处不在、随用随取的基础设施，以至于用户几乎可以忘记它的存在。 今天，在我们能够开始利用电脑和网络处理信息之前，先要考虑买台什么样的电脑，要多少内存，配什么显卡，装什么操作系统，选择联网设备，路由器，然后动手安装一大堆要用到的软件，对于非专业人士，其间还免不了请人帮忙。电视则简单的多，在商场里挑好品牌和尺寸，搬回家插上电源和信号线，两分钟后，你已经在用遥控器翻节目了，很快你就会忘了电视机和信号发射台，而沉浸于肥皂剧或足球赛了。至于其他家用电器，则更简单：插上电，拧开开关。 然而在爱迪生刚刚发明电灯的年代，要利用电力来为你服务可没这么简单，那时候没有遍布各地的电网，每个用电的社区和工厂必须单独配置发电机，安装配电系统，铺设电线，然后把它们和用电设备连接起来，和今天使用电脑一样麻烦和昂贵，因而只有人口密集区和用电大户才负担得起。而现在，谷歌和IBM正打算把信息系统也改造成像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 这将是对产业模式的一次巨大革新，谷歌和IBM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他们在新的产业模式中将拥有巨大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奠定搜索市场的霸主地位之后，谷歌已经掌握了信息汇集和投送渠道，这将帮助他取得未来信息“电网”的主导地位，而IBM将扮演通用电气的角色，帮助建造和运营“发电站”，并提供关键设备和服务，这些向来就是他的特长。 和其他产业模式改造一样，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无疑将遭遇阻力，而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旧模式的受益者，显然，那就是微软及其主导下的整个传统PC产业，该产业现有运行逻辑是：越来越多的功能和应用程序被堆积到桌面电脑上，每隔三到五年，微软会推出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操作系统，所有的应用软件也跟着升级，于是对硬件提出新的要求，这样每一轮升级浪潮会让软硬件市场的繁荣维持几年，接着就是下一轮升级。 云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打破这一运行逻辑，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鉴于之前在桌面市场上对微软的正面进攻全部以失败告终，谷歌选择手机市场发起攻击；其次，随着Android平台的宣布，谷歌遮掩已久的Linux战略也已公开化；第三，与Office等桌面应用针锋相对的Google Apps全面加速推进。这三个方面意图概括起来就是：用手机绕开桌面，用Linux替换桌面，用Google Apps简化桌面。 在联盟的另一边，IBM也在全速推进：首先，凭借其在高性能计算上的绝对优势，推行网格计算和刀片服务器，力图改进数据中心的能力和效率；其次，强力扶持Linux，用Eclipse成功吸引了大批开发者，这是确保一个平台成功的关键；第三，推行Workplace统一通信平台，力图主导用户与数据中心的通信门户；第四，成功阻止了微软OOXML文档标准，力推ODF标准，甚至复活了Lotus Symphony办公套件，免费发放，直接挑战Office。 看上去，云战略联盟俨然已对微软形成合围之势，而微软无疑也在力求突围，收购雅虎的计划正是其中之一。号角已经吹响，决战即将开始，胜负如何，将直接决定信息产业的未来走向。历史上曾有两次打破旧格局的尝试，第一次是已沦为笑柄的NC，第二次是Linux的桌面应用，都没有成功。历史会重复吗？

次贷危机和搭积木游戏 辉格 2008年3月19日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这场危机时，贝尔斯登的暴毙将成为一个象征，标志着一轮金融创新浪潮和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增长以一次金融危机告终（或许会进一步扩大为经济危机？）。危机已经发生，十几个月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和担心的情况已经变成事实，现在，该是对这一事件作出回顾的时候了，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故事开始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直接的损失并不大，所以当时多数人都认为对正在持续增长的经济不会带来大的伤害，金融系统也足以应付这些数字上不足道的损失。确实，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并非新鲜事，那里的房地产泡沫经常以非常夸张的程度吹起又破灭，美国辽阔腹地上散布着难以计数的废弃城镇，见证着一次次的泡沫，可以说，美国曾被称之为边疆运动的一轮轮发展浪潮正是伴随着泡沫而前进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发展到这步田地？ 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所有评论家都把手指向结构性投资工具（SIV），它就是罪魁祸首。然而就在几年之前，SIV还被认为是一项出色的金融创新产品而受到投资者追捧。从结构上看，SIV的特点是分散了风险，它把高风险的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的债权切割后与其他金融产品和风险安排组合打包成新的债券，而后者可能又被组合进其他更复杂的产品中。经过重组和打包之后的产品在现有主流的风险评级模型下能获得很高的评级，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景气的时候，回报可观。 虽然事后有很多人指责SIV的设计者刻意掩盖了真实的风险，但难以否认的是，SIV在微观上的确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然而讽刺的是，微观上的安全在宏观上的效果却恰恰是让风险积累到可怕的程度。因为SIV把高风险的次级债切割并层层打包后，使得下游产品的投资者难以直观的评估隐藏在其中的真实风险，很容易追随着短期高收益带来的乐观气氛盲目投资；而当房产泡沫破裂时，由于受损的次级债被直接或间接组合进了很多产品，投资者难以评估自己所持有的产品到底会有多大损失，从而造成盲目的恐慌，最后引发金融系统所固有的信心崩溃后的正反馈式连锁反应，表现为类似对商业银行的挤兑。 这就像是搭积木游戏，把每块上层积木搭在多块下层积木之上，无疑比搭在一块上更安全，这样，下层积木的微小偏差可以不影响上层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和SIV一样，微观上的安全性却恰恰导致了系统宏观上的脆弱性，直线堆叠的积木叠不高也容易倒，交叉堆叠可以叠的很高也更稳固，但一柱直线积木的倒塌不会危及其他积木，而交叉堆中任何一块积木倒了，将引发连锁反应，危机会被传播到全局。在次级债所在的那个积木堆上，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都或深或浅地牵涉其中，第一块积木倒下后，受牵连的银行为了自保，便争先恐后地把身边看上去和那块倒霉积木有牵连的积木踢出去，以免殃及自身，一阵乱踢之后，有些倒霉蛋突然发现自己脚下已空无一物，贝尔斯登便是如此。 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危机并不一定是坏事，每一波创新浪潮后面总跟随着一段调整甚至萧条期，或者是因为成功的创新企业驱逐了旧企业而带来倒闭风潮（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或者是一批貌似创新的东西最后发现只不过是一堆泡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危机将洗去泡沫，留下金子——如果有的话。而金融企业在这一轮创新努力中，显然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至少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留下的东西，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成功，设计出既能分散风险、带给投资者灵活选择，又能保持风险信号的清晰度和透明度，防止风险蔓延失控的新型金融产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宏观调控真的宏观吗？ 辉格 2008年3月15日 从去年开始，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胀压力，政府已经明确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据中国证券网14日报道，央行在春节后五周内，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达一万多亿元。看上去，这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不过欣慰之余，审视一下这些措施的性质和可能的风险，或许是有益的。 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逐步从对经济的微观介入中退出，转而用宏观手段来管理经济的过程，之所以要用宏观调控来代替微观干预，是因为宏观调控——也即总量控制——相对更多地保留了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自主选择能力，从而保护了市场的活力，避免各种干预、管制和微观介入导致的信号扭曲和僵化。 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的市场化潮流中，随着调控措施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各国管理经济的职能，也从财政部、经济部或工业部，逐渐转移到了中央银行。经过这些年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各国央行已经掌握了一套实施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工具，包括准备金率，指导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从形式上看，中国政府和央行的调控手段也大致无外乎这些，但如果仔细检查，就会发现一些看似细微但却是实质性的差异。 严格地说，准备金率其实并非真正的宏观工具，和税收一样，充其量只能算“一刀切式”的微观工具，当然比起个案甄别式的微观干预具有好得多的可预期性，但因为准备金率是直接落实到每个银行，也就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能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美联储很少动用该工具，但因为见效快，中国央行则在过去一年中10次提高准备金率。而且，中国央行实行的是差别准备金率，而差别所依据的六项指标中至少有三项属于软指标，这就给甄别式微观干预留下了后门。 与美联储通过联邦基金利率来对利率市场进行杠杆式调节不同，中国央行对利率实行上下限管制，即规定基准利率和浮动范围，这样，各银行并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而利率作为一种价格信号也就无法准确反映出信贷市场的供需状况。加上银行绝大多数是国有控股企业，其市场行为受各级政府政策直接影响，这两个原因决定了信贷市场离充分的市场化还很遥远，这反过来也使得利率作为宏观工具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就像一个管道系统如果缺乏足够的流通性，那么通过一两个阀门就无法有效调节流量和流速。另外，银行也有各种办法规避利率管制，比如把一笔贷款的一部分利息以顾问费的名义写入贷款合约。总之，利率是几大工具中调控效果最弱的一种。 因为其灵活性和见效快的特点，通过国债和短期债务票据（在中国俗称央票）的买卖向市场即时注入或吸出流动性，这样的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各国央行使用最频繁的政策工具，这也是各大工具中最纯粹的宏观工具，央行只是作为交易者之一参与市场，而不限制银行的选择能力。但是这一工具在中国的运用也点走样，因为很多央票都是定向央票，由被指定的银行购买，实质上是一种惩罚性的短期（一到三年）准备金。去年央行发行的4万亿央票中，有六次总额约八千亿属于定向央票，这就给央票这一政策工具染上了浓厚的微观干预色彩。 当运用所有上述工具仍无法达到预期调控目的时，出于习惯或者无奈，央行还是动用了传统的直接干预手段。给每个银行分别设定贷款限额，这是毫无疑问的微观干预，讽刺的是，在央行的诸多调控手段中，这仍然是最有效的一种。贷款限额大大束缚了银行的市场行为，使银行间的竞争无法展开，保护了低效率的大型国有银行。更严重的是，各银行的地区分行为了争抢配额，都尽量提前把贷款放出去，导致各行的配额在年初几个月便告罄，使后半年的经济面临全面失血状态，这种局面下，历来缺少信贷支持甚至受歧视的民营企业更是求贷无门。 综上所述，尽管政府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了（至少在形式上）现代化的宏观调控体系，但不得不承认，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仍难以摆脱微观干预的倾向和习惯，甚至引进纯粹的微观手段和管制措施，这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还远不够彻底。当前，经济正面临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而货币当局也正为此而加紧备战，但愿这会成为一个契机，将金融市场化再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