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和吉列刀片的故事 辉格 2008年3月9日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的应用只是小试牛刀和跨越量产门槛的垫脚石，对高密度存在巨大需求的科研和商业应用才是Cell施展身手和赢取丰厚利润的地方，而坎纳的故事恰好展示了Cell在这方面的强大能力。 然而，对于PS3的制造商索尼来说，除了在媒体上赢得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实际上，索尼为这笔买卖至少赔上了五千美元，或者说，这位科学家钻了索尼和IBM定价策略的空子。据业内人士仔细估算，不计研发和营销费用，每台PS3仅制造成本约800美元，而零售价是399美元，其中的蓝光驱动器如果拆下来单卖至少可以卖到200多美元。同时，为了鼓励达到Cell量产的目的，IBM从Cell 给PS3的供货中也赚不到一分钱，很可能还会倒贴，因为每片Cell的成本大约150到230美元。 索尼之所以愿意如此贴本销售PS3，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并指望着从此后的游戏软件销售中大笔赚钱。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机产业的通则，任天堂和微软也都这么玩。这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耐用品，然后通过大量销售必须与之搭配使用的消耗品来盈利的定价模式，并非游戏产业所首创，也不是惠普的发明（他在打印机上也用此手法），为管理学家所关注的最早案例是吉列刀片，吉列以55美分的价格销售成本2.5美元的刀架，而把成本1美分的刀片卖到5美分，这一商业创新曾创造了一个奇迹，帮助吉列几乎垄断剃须刀市场数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吉列式组合定价策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一组合中的耐用品和消耗品必须符合“只能搭配使用”的条件，这引出了两个含义：首先，该耐用品的价格不应低到足以诱使买家将其大量用于其它用途；其次，对该消耗品的仿制得到有效限制。 对于第二个条件，商家经常通过设计独特的接口并借助专利权加以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在那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遭遇困境。在国内，你可以买到与吉列刀架“兼容”的刀片，价格比吉列的1/3左右，我不知道这是否侵犯了吉列的专利权。更加明显的情况是在打印机市场，兼容硒鼓、墨盒的销售很大，这大概限制了惠普佳能等品牌打印机在中国市场无法把打印机价格降得很低。而吉列定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受阻的最显著例子就数游戏机了，因为游戏软件盗版横行，各大游戏机厂商索性都彻底放弃了这个巨大市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为每年走私进入大陆的上百万台游戏机而损失巨额补贴。 吉列模式因上述第一个条件而受到打击的情况并不多见，可以说PS3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当然，科学家的数量比游戏玩家少得多，这一点补贴大概还不足以引起索尼的担忧，而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足以补偿区区几千美元，但假设一批发烧友买来PS3，拆下蓝光驱动器卖掉（此时他的成本已降到100多美元），然后用VMWare的虚拟软件虚拟成x86 PC，这样他只花了约1000元人民币就获得了一台拥有顶级CPU和显卡的高性能PC，对于这样的家伙，或许索尼会留点心，谁知道呢。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辉格 2008年3月6日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个办法是组建卡特尔，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比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方法三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的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其次，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比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恰恰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工资，原因是：垄断企业在获得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卖方垄断地位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也获得了某些相关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买方垄断地位，而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买方垄断地位来压低工资。 比如，电表修理是门技术活儿，如果电力行业是充分竞争的，那么电表修理工的雇佣市场也将是充分竞争的，一个修理工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相反，如果电力行业由一家企业垄断，那么电表修理工的潜在雇主也就只剩下一个，而修理工却有很多，这大大降低了修理工在雇佣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此处不留爷，便无留爷处了——，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前几年，何氏家族刚刚结束了其在澳门的赌博业垄断权，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可以料想，随着澳门竞争引入赌博业，赌场发牌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可惜我找不到有关数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试试。 分析看上去没错，但供电局和火葬场的高工资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回事？ 莫非我们身边的这些垄断企业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 是的，答案就在这里，垄断利润仅仅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性，而提高工资的动力则来自别的某种东西。奥妙在于，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垄断企业都是国企，严格的说，国企不是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 那么，为什么垄断的国企会牺牲部分垄断利润来提高工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仔细看看国企到底是什么？ 从物的角度看，国企是被一群人占据的一堆东西，这些人能从他们占据的这些东西里取得收益，收益的大小依各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不同，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没人知道，这样的占据和获益还能持续多久。 从人的角度看，国企是按等级结构组织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要利用上面那堆东西去完成上级结构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利用那堆东西自行维持开支和获取报酬。 这样的描述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的军队，在现代军事体系和后勤系统发展之前，军队便是如此行事。一支军队同样会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同样受更高的等级结构控制，同样会被赋予一个任务，同样被要求自行利用上级划定的战区资源解决其后勤供应和官兵报酬。注意：战区并非永久性封地，同样，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呆多久。 有了结构上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必为这两种组织（国企和古代军队）拥有相似的激励机制而惊讶了。古代军人沿着内部等级结构而升迁，国企员工也是；古代军官依靠下级的个人忠诚而执行任务，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用战利品犒赏下级来维持这种忠诚，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借助下级拥戴而晋升，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获得战利品就地瓜分，慷慨豪爽，国企经理也是。 改革开放以前，国企们龟缩一隅，死气沉沉，如同在京城闭门操练的御林军，鲜有战利品可分；九十年代改制之际，大批国企奄奄一息，如同在戈壁苟延残喘的驻屯军，粮草堪忧，谈何饷银；如今市面繁荣，垄断国企已将战区瓜分底定，正是论功犒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时光。 Understand?

一一二：杜瓦杰的胜利？ 辉格 2008年1月14日 本次台湾立委选举，无疑是国民黨的一次巨大胜利，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这是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的一次胜利。 按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的理论，单一选区的多数决选举制（[[SMDP]]）将导致两黨格局；而这次选举采用了2/3单一选区多数决＋1/3比例代表制，便干净利落的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亲民、台联和新黨，一举造就国民和民进两黨格局，可以说为杜瓦杰法则增添了一个漂亮的案例。 对于这一法则之所以成立的微观机制，杜瓦杰和其他政治学家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对于选民，最优结果是他所中意的候选人当选，当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就会把票投给他，但如果该候选人的支持率太低，看来无望当选，选民就会转而追求次优结果：在支持率最高的两个候选人中阻止他最不中意的那个当选，如此博弈的结果是选票向排名靠前的两个候选人集中。需要指出，这一解释仅仅说明了一个选区中如何形成两黨格局（更准确地叫双寡头格局），而没有解释为何会出现全国性政黨，以及在全国范围如何形成两黨格局。 其次，如果之前存在三个或更多政黨，各黨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席位，会采用结盟策略，比如，有甲乙丙三黨，在A选区支持率排名是甲乙丙，在B选区是甲丙乙，若各自为战，乙和丙在两个选区可能都败给甲，但如果达成这样的协议或默契：在A选区丙礼让乙，在B选区乙礼让丙，那么乙和丙的联盟可能在两个选区同时战胜甲而各自获得一个席位。理论上，在不同选区，政黨之间可能达成不同结盟关系，比如，在ABC三个选区乙和丙结盟对付甲，在DEF则甲和丙结盟对付乙，但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关系很难跟选民解释，所以各选区一致的结盟关系发展的结果是产生全国性大黨，并且最终只剩下两个，因为小黨倾向于联合起来对付大黨。 最后，我认为，产生全国性大黨更重要的原因是议会内部的运作机制。选民之所以中意某个候选人，是希望他当选后在议会中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提案和投票，而一位议员要在推动或阻止提案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拥有与其他议员联合行动的能力，而政黨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一个政黨标签让候选人可以告诉他的选民：如果你们把我送进国会，我将不是一个人在行动，有很多同黨会支持我向你们承诺的纲领（推动或阻止某些提案）。 杜瓦杰法则的一个妙处是，一旦两黨格局产生，就很难再退回多黨格局，原因是：一个黨若要修改游戏规则（宪法或/和选举法），必须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通常是2/3以上的多数（比如这次的国民黨），而能够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黨必定受益于该游戏规则，因而不会有动机去改变它，甚至在最近选举中失败的黨也可能是该游戏规则的受益者——比如民进黨，它至少保住了第二大黨的地位，而免于亲民和台联那样被清理出政治舞台的命运。结果是：一旦两黨格局形成，这两个黨就会合谋维护导致该格局的那套选举制度。 如此看来，两黨格局将是台湾政治今后的长期形态，对于长期看好英美政治传统的我，这是值得庆幸的。尽管单一选区多数决也有很多毛病，但相对于比例代表制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所造成的几近灾难性的后果——主义横飞、阶级对抗、小黨林立、政府脆弱而短命，等等——要好得多了。 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也将台湾从新制度所取代的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所造成的不良倾向中扭转了过来，SNTV曾在日本造就了山头林立的派阀政治，其恶果在《犬与鬼》一书中多有描述，这里不再赘言。 当然，对于法治社会而言，任何票决民主都需要刹车皮来阻止它走向暴民政治，英国有上院和枢密院，美国有最高法院和总统，最重要的，所有法治社会还有一块最有效的刹车皮——新闻和言论自由。

悖论还是常识？ ——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辉格 2006年6月28日 http://www.vankeweekly.com/bbs/?p=611801 李玲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对“宿迁医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那么，李教授和他的课题组通过调查，究竟获得了哪些事实和数据？他们针对这些事实作出了怎样的分析和推理？又如何证明了这些事实支持了他们的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1. “负担加重”从何说起？ 《报告》直截了当地把是否解决“看病贵”问题，或者医疗负担的轻重，作为判断医改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很明显，看病贵还是便宜，医疗负担轻还是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可以是局部和全部的比较：医疗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在同等收入水平中是高还是低？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在宿迁看病徐州看病贵还是便宜？还可以是纵向的比较：同样的病，在2005年看比在1999年贵还是便宜？（当然要扣除物价因素）。 我原本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许多有关的数据，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可是当我仔细读完全文，我却失望了——不仅是失望，还有惊讶——所有比较性的数据全部是结论的反面证据（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和服务改善），而所有用于支持结论的正面证据全部没有比较的参照物，无论是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比较，都没有，完全没有！ 这样我就很困惑，《报告》所作出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这一比较性的判断，到底是从何说起？ 《报告》承认了如下事实：医改后，医疗资源的供给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品种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单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以下简称“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是，《报告》仍然认为，“医疗负担反而加重了”。这是为什么呢？《报告》说，虽然单项价格下降了，但总的医疗消费额却增加了，证据是各大医院的收入都增加了。报告把这一现象称为“数字悖论”。 可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就会上升，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下降了，许多原先有病不看的人可能现在也有能力上医院了，医疗服务项目增加了，服务质量改善了，许多原先必须去大城市大医院看的病如今或许在本地医院就可以看了，这样一来，医疗消费额自然会增加。——这很容易理解，是常识，为什么在报告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悖论”呢？难道老百姓有病都不去看，医疗负担就减轻了？ 2. 调查，还是道听途说？ 当然，正如《报告》所说，单项（服务或药品）价格和真正的医疗价格是两个概念，对消费者而言，第二个价格更有意义。比如，一次剖腹产分娩过程，甲医院做了5项检查，开了8剂药，收费2000，乙医院做了3项检查，开了6剂药，收费1800，虽然甲医院的单项价格全部低于乙医院，但它的医疗价格却高于乙，对消费者而言（暂不论服务质量和风险上的差异），在乙医院生孩子比在甲更便宜。 所以，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看病贵”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就应该调查和比较医疗价格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单项价格水平。在缺乏全面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调查几种诸如剖腹产分娩、阑尾炎切除、人工流产、胆囊摘除、血液透析等等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常见和标准化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遗憾的是，在《报告》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描述，甚至连最粗略的尝试都没有。相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报告》所罗列的全部是纯粹的孤立事实。比如，说到医生误导患者过度消费问题时，《报告》称“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90%的确是个骇人的数字，但“一些”是几个？在该地区全部400多家医院占多少比例？宿迁地区2005年总的剖腹产率是多少？6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些数字，报告人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不难查到，但他却弃之不用，宁愿将诸如“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这样一些即兴言辞收入这份本应有一定严肃性的“调研”报告，把对学术工作的要求降低到了娱乐版记者的水平。 3. 装备竞赛，市场化之祸？ 《报告》列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装备竞赛”，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报告人之所以认为装备竞赛是个“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医院的成本，因而最终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不完全由成本决定。例如，我要花十天工夫才能缝一双袜子，而纺织女工只要花一天时间就能缝一双同样的袜子，但这两双袜子的售价会因此而不同吗？不会。袜子的价格仅仅取决于供求竞争，即有多少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以及有多少人愿意以多少价格出售同样的袜子。 同样，消费者在选择他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时，会考虑医院的投资有多大，成本有多高吗？不会，这些和他没关系，他所考虑的是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能不能治好他的病。那么，为什么医院之间会出现如《报告》所认为的那种“过度”的装备竞赛呢？依我看，最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现有的医院等级资质评估制度。由于市场发育时间太短，竞争不充分，独立中立的医院质量信誉评估机构缺乏，消费者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可资利用的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多，由政府机关评定的等级资质成了少数可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种，该等级的评估依据是 卫生部1994年颁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http://www.moh.gov.cn/public/open.aspx?n_id=7684&seq=按类索引），这份标准所采用的，是完全的事先评估法，即它只考虑医院拥有哪些资源（人员、设备、床位等），尤其对医疗设备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不考虑它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比如，能提供哪些服务、治愈率、价格高低、事故率等等）。在这样的评估制度下，可以预料，医院为了争取到一个较高的等级，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会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投资于人员和设备，超出满足其客户需求所需的程度。 必须指出，医疗装备竞赛的问题，不是宿迁所特有的，也不是医改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反对市场化，不是让政府来主导医疗市场，恰恰相反，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鼓励出现更多的独立评估机构，改变目前评估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状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4. 信息不对称，市场的挡路牌？ 近年来，“信息不对称”成了一个时髦词汇，诸如“XX行业很特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在这里失灵了”此类论调我们听得太多。这也是李玲调研报告的立论基础。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功效、质量、风险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消费者懂得比制造商少；电脑的配置和性能，我们懂得比经销商少；珠宝的品级和纯度，我们懂得比鉴定专家少；仔细想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信息对称的市场，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市场失灵了吗？恰恰相反，正是自由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使得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可能。 就在十几年前，电信公司还告诉我们，建设电话网络和添置通信设备需要大量投资，所以5000元的电话初装费是合理的！我们何言以对？消费者知道电话网络和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吗？信息完全不对称。今天，电信公司的营销员整天上门求我装他们的电话还要送话费，是因为我终于搞懂了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吗？道理很简单，在垄断条件下，厂商的对手是消费者，他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剥夺消费者剩余，而在竞争条件下，厂商从不以消费者为对手，他们的竞争对手永远是同行，而除了自由市场，还有什么能为充分竞争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家医院或许会利用我的无知诱骗我做不必要的CT检查，但只要在他旁边有别的医院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抢走我这个客户，他就必须有所收敛，更何况除了其他医院，还有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会乘机插手进来：医疗服务的评估机构会告诉我哪些医院喜欢坑人，而哪些医院比较平实，我的社区保健医生会告诉我治我的病需要做些什么检查，保险公司会检查我的账单，看看哪些检查项目是不必要的，哪些药是不对症的。——他们做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既然在医疗市场信息如此宝贵，提供信息的服务一定有钱可赚。 当然，上面所说那种竞争情景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即使在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宿迁，竞争很可能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但是要知道，那里的改革2003年才大致完成，短短三年，供给增加、品种增加、服务改善、大处方减少的好处已经显现，尽管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这些问题上宿迁比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差，比以前表现得更差，为什么就不给市场一个充分发育的机会，而迫不及待地贸然否定呢？ 5. 公共卫生，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报告》列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并认为这也是市场化造成的结果，理由是：“卖医院只能卖一次，是‘存量’，而公共卫生投入常年都需要，是‘流量’。用‘存量’补充‘流量’是不可持续的。” 在有关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责的讨论中，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公共产品（服务）与市场制度对立起来，仿佛这两者是天然不相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立，依我看，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扮演供应者甚至制造者的角色：为了向灾民提供救济，政府就要储备粮食、开办救济所；为了保障交通通畅，政府就要修建开河修路；同样，为了向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政府就要开办医院。正是这种逻辑，曾经把我们的经济体系逐步地推向了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事实已经证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无法有效率的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实际上，为了达到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目标，政府根本不需要成为供应者，它不是粮食储运专家，不是交通运输专家，不是医生，它只需要做一个买家，替民众的消费付帐即可。只要它愿意出价，这些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它自己生产更低，因为市场上的众多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而政府只有一个。 明确了政府的买方角色之后，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买家，而医疗机构也不需要再区分公共职能和商业功能，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盈利，而政府只是众多购买者之一。以公民最低医疗保障为例，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甚至不需要和医院发生关系，他只需要设计一组保险条款，规定为每个公民提供哪些基本医疗保障，然后向保险公司公开竞标采购即可。 因此，说市场化导致了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是找错了对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政府缺位，不愿意掏钱买，这是政府失灵，不是市场失灵。依靠医院的收入来维持公共卫生的开支是荒谬的，公共产品的买方既然是政府，这钱自然应该由财政掏。 6. 总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玲教授的这份《报告》缺乏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所罗列的事实构不成其结论的正面证据，其中一部分还构成了结论的反面证据，在使用事实进行论证时也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在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上更表现出缺乏常识和基本理论素养。因而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份严肃的、值得信赖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即使按新闻报道（而不是学术报告）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众所周知，李玲教授历来主张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反对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对一个制度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在对“宿迁医改”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时，如果发现调查所得的事实并不支持调查者原先的观点，那就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片面孤立言辞塞进调查报告，并用混乱模糊的逻辑把它们和事先早已得出的结论硬扯到一起，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一个案例的调查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倒并不一定表明这观点就是错误的，调查者完全可以进一步弄清是否存在没有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或者检查一下逻辑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否有缺陷？或者是否对原有的理论做一点修正，加上一些更严格的约束条件？这些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